解决定金纠纷的注意事项

解决定金纠纷的注意事项（通用6篇）

解决定金纠纷的注意事项 篇1

1、在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上，以当事人是否已经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

2、双方已经登记结婚的，只有在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或者婚前已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且在双方必须离婚的前提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

3、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是指绝对生活困难，即该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指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该种情形也需以双方离婚为前提。

彩礼符合了返还的条件，并不意味着必须百分之百地返还，人民法院在确定返还的数额时一般要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彩礼数额的大小、哪方提出解除婚约等情况，酌情确定返还的比例。

离婚彩礼返还纠纷的审理期限是怎么规定的

1、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2、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3、我国法律制度中只规定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对婚前彩礼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而且，很多时候婚前的彩礼并不是直接支付给女方的，有些地方是支付给了女方的父母，像这种情况，彩礼其实属于女方父母的财产，跟夫妻双方是没有关系的。

女方家装饰婚前财产

女方嫁妆一般不是是婚前财产，一般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婚前的陪嫁嫁妆，应当认定为女方父母的赠与，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如果双方有财产约定，约定了嫁妆婚后归夫妻双方所有的，那么按照协议约定，嫁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解决定金纠纷的注意事项 篇2

关键词：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合法原则,法律构

目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 人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交互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例如这些年“上访热”、“集体散步”、“集体静坐”等社会事件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如今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救济渠道单一, 反映在行政纠纷解决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主要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二者为主线, 在一些领域适当适用行政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传统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解决现如今人们权利意识不断高涨、诉求亟需满足、“官、民”矛盾突发、规模性群体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为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角下建立、完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行政救济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也是其内在要求。构建一套方式多元、运行有序、相互衔接、保障有力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更好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 化解公民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所在。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之界定

对某一制度进行构建或者设定之前必须先对这一制度的概念作出明确合理科学的界定, 这是研究某项制度的前提。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 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 如诉讼, 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 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选择权) 。[1]纠纷解决方式是指争议当事人用以化解和处理纠纷的手段和方法, 从维权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称为权利救济方式。法学界一般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即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 私力救济包括无需第三人参与, 仅凭借当事人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的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包括调解、仲裁和部分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即不包括仲裁等准司法解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 其特点在于有中立的第三方出面调停, 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是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 虽然公力救济也需要第三方介入纠纷, 但它与社会救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权力作为救济力量具有超越纠纷两造的国家强制性和权威性。[2]所谓多元纠纷解决是指“在一个社会中, 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互相协调地共同存在, 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体系”。[3]换句话说即是, “在纠纷发生以后, 当事人可以选择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 例如可以进行诉讼, 也可以选择调解或仲裁等诉讼外争议解决的方式, 赋予当事人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 以期达到妥善解决纠纷、充分尊重公民权利、节约社会资源、多层次多途径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4]笔者本文所称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指, 在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体系的指导下, 对已经发生的行政纠纷, 赋予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以化解行政纠纷为目的的选择式的纠纷解决方式, 并且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具有体系性的, 是一套方式多元、运行有序、相互衔接、保障有力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有学者认为, “纠纷解决机制, 包括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请愿、调解、和解等法院内、法院外、国家体制内、国家体制外、有第三者介入、没有第三者介入等各种模式、各种类型的人类纠纷解决的机构、组织、制度及运作方式、程序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还有学者将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私人解决机制、共同体解决机制、社会解决机制、裁判解决机制。”[6]笔者认为, 行政纠纷的解决, 涉及到对行政主体的权力运行规范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障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问题。为保障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运用、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个行政纠纷问题的解决要获得法律的认可取得法律层面的效力, 应当从现行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寻找依据。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必须首先回归法律的本体规定, 以法律规定解决方式为原则。另外, 在保障行政主体权力不滥用的前提下, 为促进社会和谐, 化解行政纠纷应当允许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选择解决。因此, 本文将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划分为:协议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三个大类。其中, 协议解决方式包括:“大调解”、协商和解、第三方仲裁、公证、专家委员会论证、民主投票等;行政解决方式包括: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司法解决方式主要是行政诉讼。对于协议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三种解决方式之间如何协调运行及效力保障的问题, 本文下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部分将做具体论述。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之价值分析

今天, 无论东方或西方, 法律与诉讼已不再被视为寻求正义的唯一路径, 和谐已不再被视为法制的对立物, 开始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一种价值取向。[7]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司法解决和行政解决方式, 至今仍然发挥着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的重要的作用, 但这种传统的纠纷司法解决或行政解决方式存在其自身的不足。如司法解决纠纷要求法院严格依照现行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诉讼程序和作出判决, 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滞后、法律规范之间相互矛盾、法官个体专业素质及价值观的影响以及诉讼成本较高及诉讼固有程序造成纠纷处理的效率较低等等, 造成法院的判决会与当事人的期待或愿望相差甚远, 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 在新的层面和范围上酿成新的或潜在的纠纷, 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在行政执法与解决行政纠纷的社会实践中, 政府强势推进经济发展导致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 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 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 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 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重复处理行政纠纷, 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得不到解决, 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 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8]正是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这些不足, 导致其作用的发挥及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效果大打折扣。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司法解决和行政解决不应是解决纠纷方式仅有方式。在一个社会当中, 为真正达到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 实现社会实质的正义, 应当赋予当事人多元化的纠纷的解决方式, 并且应当赋予当事人有根据自身情况及切身利益考虑的相对选择权的纠纷解决方式。当前,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 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奇迹背后, 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 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 尖锐对立的程度加剧, 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的范围扩大, 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在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时期, 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9]就行政纠纷解决来说, 由于社会结构变化, 利益冲突加剧, 权利意识高涨, 我国行政案件呈现激增的形势, “民告官”的案件越来越多。但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人力物力方面还存在不足;加之我国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尚处于实践初期, 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方式难免存在不成熟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因此, 为分流处理行政纠纷, 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 充分发挥司法资源的效用;弥补政府解决行政纠纷方式的不足, 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化解“官民”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最佳选择。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

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 从机制上来说, 应当包括宏观指导原则与具体操作规则两个方面来入手, 笔者下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论述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

(一)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基本原则

1. 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 是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是贯穿于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领域的一个基本原则;合理原则是源于行政活动的实际需要, 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而产生和存在的, 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并存的一项基本原则, 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特别是在行政机关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活动过程中要做到合情合理、适度恰当。笔者认为, 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也应当遵循合法合理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方针是依法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推进依法治国、构建社会和谐过程当中的一环, 同样必须遵守合法原则进行。

2. 民主协商原则

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 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角度来说, 由于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是国家的公权力, 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 并且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为平衡双方力量, 在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时, 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谈判的筹码”。从实质的公平正义出发, 行政权、司法权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当中应作适当的让步, 以此获得“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民主协商, 从制度归属来说, 属于政治制度建设的范畴, 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 特定主体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性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类型。基于该制度的优越性, 各主体在该制度下能够自由而平等的参与, 笔者认为, 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 为其设定宏观指导理念, 可以借鉴民主协商的制度, 让参与纠纷解决的各方主体在法律框架之内, 自由平等的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或诉讼或仲裁或调解等。当然, 为保障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作用的发挥及纠纷解决效力的确定性, 对纠纷解决方式民主协商选择应当作出适当的限制, 笔者认为, 首先必须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前提, 不得违反现行法的强制性规定;其次, 既然是协商选择, 参与纠纷解决各方可以签订“纠纷解决承诺书”, 内容包括纠纷的解决方式、处理结果、法律效力认知等, 也即对纠纷解决的意思表示进行法律确定、公示, 可做证据使用, 除有证据证明这种承诺违反纠纷解决参与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得反悔。

(二)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运行规则设定

按照本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的思路, 为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规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基本原则的宏观指导下, 协商解决、行政解决、司法解决三者并行, 行政纠纷主体可以自由协商进行选择。

1. 协议解决

本文所述的协商解决方式主要是指一种结合各种纠纷解决渠道、集合多方力量 (如行政、司法、社会团体或个人) 的民主、公开的综合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的优势在于:第一, 是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之内的综合, 具有合法性。第二, 以化解行政纠纷为目的, 公权力作出适当让步, 积极参与行政纠纷解决过程, 具有纠纷解决可能性。第三, 在多方力量参与、公开透明的程序下, 协商解决行政纠纷, 具有的公权力运行的公信力和行政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第四, 为促进纠纷解决、构建和谐, 在不违反现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 对现有纠纷解决方式作适当的扩展, 具体一定的开放性。

如上文所述, 行政纠纷协商解决方式包括:“大调解”、协商和解、第三方仲裁、专家委员会论证、民主投票等。所谓“大调解”, 是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等多种调解的资源优势, 形成以行政调解为中心、多方协调互动的矛盾纠纷处理体系。其中行政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为中心, 由司法、工商、公安、信访、劳动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合行使调处矛盾纠纷职权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办事机构。在这种机制下, 行政权力深度介入调解, 通过充分整合行政资源, 达到平衡矛盾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作用。[10]协商和解是指在行政纠纷解决处理过程中, 整合行政和解、诉讼和解、当事人之间和解资源, 形成以诉讼和解为中心,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自愿选择为宗旨的行政纠纷和解解决方式, 通过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纠纷解决和解协议, 化解行政纠纷。这种方式下, 一方面, 在司法权的介入下, 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又是在双方自愿选择的情形下进行和解的, 能够取得较好的化解纠纷的效果。第三方仲裁是在行政诉讼当中, 引入民事仲裁模式, 将行政纠纷提交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 选择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仲裁员进行仲裁, 以确定纠纷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下, 行政纠纷双方都独立与纠纷解决机构, 仅负责相应的举证责任, 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由第三方仲裁机构经过对证据进行考量,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从合法与合理两个方面对纠纷进行裁量, 以此获得公证的纠纷处理结果。行政纠纷专家委员会论证解决方式是指对一些疑难复杂的行政纠纷案件, 如无法协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或涉及对引起纠纷的行为性质认定的“类似行政纠纷案件”, 或无法达成纠纷处理结果, 或权力 (权利) 义务主体众多、关系交叉等纠纷的解决时, 经过涉案纠纷各方的协商同意进行专家委员会论证, 以确定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下, 纠纷各方将“疑难杂症”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权威论证, 由专家根据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法学理论等制作专家论证意见书。涉纠纷各方可以依据专家意见书对行政纠纷进行解决。当然, 为了确定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法律效力、防止论证专家违法出具论证意见, 未来应当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规定专家论证这种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后果。民主投票, 本文所称的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指的是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 如涉及公共事项、公益事业的, 或者是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的, 或是按照现有行政法或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等类似情形, 引起的“官民冲突”, 造成社会矛盾与纠纷的, 可以经某一地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他可能享有权力 (权利) 或负担义务的群体进行纠纷解决集体投票。至于民主投票的组织管理机构、纠纷解决后果的认定发布机构, 笔者认为可以整合现有的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机构、信访机构以及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纪监督机关的资源, 成立重大事项临时特别调查组, 专门处理这类纠纷。由重大事项临时特别调查组的联合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权力 (权利) 义务主体的投票结果,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作出纠纷解决处理结果。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但是尊重民意的体现, 也有效的体现了国家权力部门的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的意旨。

2. 行政解决

本文所称的行政纠纷行政解决方式, 是在我国行政法所规定的传统的行政救济当中若干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突破。按照本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构建思路, 此处特指: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但笔者认为, 此处所称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以行政权的运行为中心的, 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为主导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行政解决方式的是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传统行政救济方式的适用范围作了一定扩展的, 打破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的限制, 采取统一化的适用范围涵涉于所有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 并且赋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两类主体协商、选择权。在传统行政救济方式当中, 行政救济途径单一, 某些行政救济方式的适用受到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制, 这一方面不利于纠纷的快速、彻底解决, 另一方面还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或浪费, 如现行行政法规定的复议前置司法裁判终局程序, 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先行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笔者认为这种行政复议前置不利于快速解决现今权利意识高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形成的数量激增的“官民”矛盾。只有打破行政救济方式范围限制, 扩展救济渠道, 让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协商、选择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等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矛盾, 真正实现有效利用资源、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的效果。对于某些专业性较强或其他需要评估、认定的行政纠纷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评估机构、第三方仲裁机构等独立于纠纷双方的权威部门进行专业评估、鉴定 (如涉及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业评估) ,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依据这种专业机构的评估、鉴定报告进行协商、选择解决纠纷。

3. 司法解决

司法代表着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属于公力救济范畴, 相对于私力救济、社会救济等纠纷解决方式而言, 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司法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11]司法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机关、团体、社会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剥夺或妨碍公民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权利。笔者认为, 结合现今司法改革的大背景,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指导下构建行政纠纷司法解决方式时, 要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力的同时, 还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实现。因此, 在完善我国行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时, 应当扩展诉讼管辖范围, 宽化立案标准, 规范诉讼程序, 丰富诉讼结案方式, 强化判决权威, 完善判决执行保障机制。让行政纠纷主体在寻求司法解决途径时获得尽可能多的机会, 得到公正严明且具有保障执行力的裁判。

四、结语

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有冲突产生的可能, 冲突落实到人的身上即表现为主体之间的纠纷。行政权力作为公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 同时人民又通过制定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 权力的运行与人民的监督之间必然也会产生纠纷。因此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保障权力正常运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本文是在司法改革、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大背景下, 探究行政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方式, 其旨在寻求行政纠纷解决过程中有效利用资源, 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权力与权利之间和谐的效果。

参考文献

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解决的途径 篇3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 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 (镇) 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规定,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处理种子纠纷应注意的问题 篇4

1 弄清纠纷原因, 查验纠纷证据

受理案件机关在接到农户投诉后要认真分析案情, 明确办案思路。要对投诉人提供的人证、物证和案件发生同期的不良气候、栽培方法措施等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分析, 查找引发纠纷的原因。要认真做好询问笔录, 包括投诉人的基本情况, 投诉的品种名称、来源、数量、购种价格, 售种人基本情况, 提供购种时的发票和包装物品。

2 现场调查取证, 确定纠纷责任

依据投诉人提供发生种子纠纷的现场, 会同经销商和农户、管理机关调查人员赴田间进行实地勘察, 进一步核实发生纠纷的原因、受害面积、产量损失。经勘察, 确属种子质量问题的要明晰责任, 经销者要对其应承担的责任予以认可;非种子质量问题的纠纷, 经销者无过错责任的要现场向农户讲明, 其责任由农户自负。管理机关调查纠纷案件结束后, 要制作田间调查报告书。因种子纠纷案件案情复杂, 一时难以认定的, 要注意保护好现场, 必要时可进行拍照或索取旁证材料。调查核实的责任、面积、产量损失情况, 调查人员应记录在案。调查的相关材料须到场人共同签字认可。

3 妥善解决纠纷, 合理确定理赔额度

按照田间现场调查结果, 在核定责任和损失额度后, 积极促成经销商与农户达成协商理赔协议, 即时兑付农户损失的赔偿, 避免纠纷矛盾激化。依照《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32条规定, 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 可得利益损失和有关费用。农作物种子的可得利益损失, 按照其所在乡 (镇) 前三年同种作物的单位面积平均产值乘以实际面积减去其实际收入计算, 无统计资料的, 可参照当地同年同种作物的单位面积平均产值乘以实际种植面积减去其实际收入计算;无参照农作物的按照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计算。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和其他合理支出费用, 确定理赔额度。双方未达成协议或赔偿意见分歧较大时, 任何一方都可向受理案件部门申请组织专家鉴定, 依照农业部《农作物作物纠纷田间鉴定办法》的规定, 申请方应向受理组织鉴定的机关缴纳鉴定费用, 专家鉴定结束后由专家组写出书面《专家鉴定意见书》, 《专家鉴定意见书》是受理案件机关和人民法院裁定法律经济责任的唯一法定依据。经依法裁定的赔偿金额, 责任方不得无故不履行法律经济责任;拒不执行的, 受理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 及时理赔, 确保不误农时

按照达成的协议或裁定的赔偿额度, 责任方要及时给受害农户补偿损失, 以使农户尽力弥补损失额度, 确保不误农时安排好下季作物。受害农户在得到补偿理赔后要信守承诺, 不得再纠缠索赔。

5 吸取教训, 追索上家

浅谈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篇5

一、计量检定纠纷的界定

1987年发布的《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第三条将计量纠纷定义为:“因计量器具准确度所引起的纠纷, 处理计量纠纷, 以国家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检定、测试的数据为准。”在计量检定过程中, 计量纠纷产生的原因如下:计量器具准确度、对同一“标的物”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标的物”运输途中所产生的损耗、故意“短斤少两”或偷盗等人为因素、测量人员不同其固有的测量习惯、测量环境的差异、数据处理不当或不同或错误等等原因均可使当事人产生矛盾。

二、计量检定纠纷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检定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所属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 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 并列入本办法所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的计量器具实行定点定期检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 采取以下形式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 在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这些条文是对计量检定中强制检定的规定。

非强制检定是法制检定中相对于强制检定的另一种形式, 是由使用单位自己对除了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依法进行的定期检定。如果本单位不能检定, 依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第6号公告, 对企业使用的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和检定方式由企业依法自行管理: (1) 检定周期, 由企业根据计量器具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着科学、经济和量值的准确的原则自行确定; (2) 检定或由企业自行决定, 任何单位不得干涉; (3) 企业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保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标准器具, 属强制检定器具。

由于计量检定分为上述的强制检定和非强制检定, 计量检定纠纷也因此不同。

1、由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行政纠纷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 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 有利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 制定本法”, 这是计量立法的宗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法定职责属于计量技术监督范畴, 不具备执法资格, 就无法承担法定职责, 更无法保障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因此, 实质上承担着全部计量技术性监督工作的是各级政府依法设置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法设置的计量检定机构, 为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其职责是:负责研究建立计量基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进行量值传递, 执行强制检定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起草技术规范, 为实施计量监督提供技术保证, 并承办有关计量监督工作。”此条明确法定了计量检定机构具有接受委托行使计量监督的资格。因此, 由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行政纠纷性质。

2、由非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民事纠纷性质。非强制检定是由使用单位自己对除了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依法进行的定期检定。在实践中, 非强制检定也往往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来完成。而计量检定的企业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 二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因此具有民事纠纷性质。

综上所述, 由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行政纠纷性质, 由非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民事纠纷性质。

三、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1、由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目前有两种途径: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并可根据司法机关、合同管理机关、涉外仲裁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委托, 指定有关计量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第四条规定:“仲裁检定是指用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所进行的以裁决为目的的计量检定、测试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第四条同时规定:“计量调解是指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下, 就当事人双方对计量纠纷居间进行的调解。”

2、由非强制检定引起的计量检定纠纷具有民事纠纷性质, 因此, 其解决途径即是民事纠纷解决途径。

(1) 协商。计量检定的企业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友好的基础上, 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 这是最佳的方式。

(2) 调解。计量检定的企业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如果不能协商一致, 可以要求有关机构调解。调解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而不能进行行政干预。计量检定的企业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还可以要求相关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法庭等进行调解。

(3) 仲裁。计量检定的企业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协商不成, 不愿调解的, 可根据合同中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双方在纠纷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4) 诉讼。如果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 事后也没有达成仲裁协议, 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 寻求司法解决。

参考文献

[1]、辛立敏.计量执法与计量检测的模式探讨[J].中国计量, 2009 (8) .

对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的探讨 篇6

一、如何界定计量检定纠纷

根据《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界定计量检定纠纷时, 首先应该判断引起纠纷的原因是否与计量器具的精确度有关, 纠纷判断的依据是国家的计量准则、测试数据以及计量标准。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队计量检定过程中产生纠纷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概括,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计量检定过程中所用器具的精确度;相同的计量对象采用不同的计量手段;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不恰当计量对象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以及人为故意的偷窃;不同的计量检定环境;计量检定人员不良的计量习惯等等都是产生计量检定纠纷的主要原因。

二、强制检定以及非强制检定

(一) 强制检定以及非强制检定的区别

根据计量检定的不同性质可以将计量检定划分为强制检定以及非强制检定。下面笔者对两种不同性质的计量检定进行分别介绍。首先, 从计量主体进行区分, 强制检定一般是由专业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是县级以上的政府计量检定部门牵头进行的。而非强制检定的主体一般是企业自发的, 一般要求企业通过和专业的鉴定部门签订委托合同来实现。其次, 从计量检定的对象进行区分, 强制计量检定的对象主要有环境监测领域、医疗、安全、卫生等, 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与此同时, 强制检定要求的严格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范进行定期的计量检定。强制检定以外的需要计量检定的领域都是非强制计量的对象, 同样需要按照相关标准定期进行计量。非强制检定是企业自发的行为, 因此计量检定的周期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不会受到其他机构的影响。但是, 计量检定所使用的标准和器具均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 强制检定纠纷以及非强制检定纠纷的区别

通过上面对强制检定以及非强制检定的不同性质的区分, 我们了解到不同的检定性质引发的纠纷也不尽相同, 下面笔者分别进行介绍。通常情况下, 强制检定所引发的纠纷都带有政治色彩。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计量检定不具备执法的权利, 只是执行技术监督的职责。所以, 进行计量检定工作属于技术监督, 计量鉴定机构一般是由各级政府设立的。不同于强制性检定, 非强制性检定引起的多数是民事纠纷, 这是由非强制性检定的性质所决定的。

三、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强制性检定纠纷以及非强制性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分别进行探讨。

(一) 强制性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目前, 在解决强制性检定纠纷时通常采用仲裁检定以及计量调解两种解决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专业的计量监督员的设置可以由县级以上的政府部门在计量行政部门设立。设立计量监督员是为了让其进行计量监督工作并且协调各种计量检定纠纷事件。除此之外, 仲裁检定婴案中案以下两个标准进行, 其一是计量基准, 其二则是被社会认可的计量标准, 仲裁检定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上述两个标准进行计量检定以及测试工作。不同于仲裁检定, 计量调节在处理计量纠纷事件时应该在相关部门的主持下进行, 并且计量调节的目的应为有效的解决纠纷双方的矛盾。在处理纠纷事件过程中, 专业计量监督员有权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正确的解决建议, 但是并不具备处罚的权利, 相应的处罚应该由当地人民政府的计量行政部门来执行。计量监督员在解决计量纠纷事件时应该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监督、仲裁、检定以及计量纠纷的协调工作。

(二) 非强制性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根据非强制性检定的性质我们知道由非强制性检定引起的计量纠纷事件具备民事纠纷性质。根据该性质笔者对其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进行分析探讨。

第一, 应该做好协商工作。当出现计量纠纷事件时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有效的协商, 这就要求计量检定企业以及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在出现计量检定纠纷事件时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 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非强制性检定纠纷。

第二, 在出现非强制性检定纠纷时, 如果计量检定企业以及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通过协商不能解决时, 应及时有效的调解是计量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举措。调解工作应该有相关结构来进行。但是, 在进行调解工作时首先应该充分了解发生计量纠纷的原因, 然后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进行调解, 拒绝进行行政干预。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法庭、相关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来调解非非强制性检定纠纷。

第三, 当调解也无法解决非强制性计量纠纷事件时, 可以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向相关的结构提出仲裁申请。

第四, 当双方签订的合同当中并不包括相关的仲裁条款, 也无法达成仲裁协议时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讼。

四、结语

计量检定工作的顺利开展直接影响了计量工作的有效进行, 计量检定工作的顺利完成是计量工作高效进行的基石。在日常的计量检定工作中经常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计量检定纠纷事件。文章中笔者集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如何界定计量检定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并对强制性检定以及非强制性检定的区别进行了概述, 并对两种检定所引起的纠纷事件进行了探讨。根据分析探讨, 我们得出为了有效的解决计量纠纷事件应该建立健全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 按章办事才能保证计量检定工作的顺利展开。

参考文献

[1]喻文宾, 刘晓丹.浅谈计量检定纠纷的解决机制[J].现代商业, 2011.

[2]刘方舟.对计量检定和校准的理解与探讨[J].核标准计量与质量, 2009.

[3]高伟, 姜松燕.质检机构计量认证对计量检定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J].水利技术监督,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