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考试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考试（共4篇）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考试 篇1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专题》模拟试卷

一、选择（每题1分，共10分）

1、唐传奇《李娃传》的作者是（）。

A.蒋防

B.元稹

C.白行简

D.白居易

2、下列作品不属于白话小说的是（）。

A.《碾玉观音》

B.《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C.《虬髯客传》

D.《新编五代史平话》

3、下列作品中在题材类型上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是（）。

A.《封神演义》

B.《杨家府演义》

C.《新列国志》

D.《荡寇志》

4、十三妹是小说（）的主要人物。

A.《三侠五义》

B.《儿女英雄传》

C.《好逑传》

D.《醒世姻缘传》

5、中国戏曲上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是戏剧家（）的作品。

A.马致远

B.康进之

C.尚忠贤

D.纪君祥

6、下列作品中属于关汉卿的是（）。

A.《救风尘》

B.《东堂老》

C.《陈州粜米》

D.《王粲登楼》

7、蔡伯喈是戏曲（）塑造的一个文人形象。

A.《拜月亭》

B.《琵琶记》

C.《五伦全备记》

D.《荆钗记》

8、明代戏曲流派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

A.梁辰鱼

B.汤显祖

C.沈璟

D.阮大铖

9、《狂鼓史渔阳三弄》是明代戏曲作家（）的代表作。

A.徐渭

B.王衡

C.康海

D.杨显之

10、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出自古代小说集（）。

A.《西京杂记》

B.《后搜神记》

C.《传奇》

D.《世说新语》

二、填空（每空1分，共10分）

11.古代文言小说集《搜神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分别是 和。

12、唐代沈既济的小说《 》描写了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的爱情，开《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先河。

13、明代拟话本《 》借年轻商贾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的离合遭遇，表达了一种新的贞操观念和爱情观念。

14、清代李宝嘉的小说《 》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

15、所谓南戏四大声腔指的是、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

16、《风筝误》是著名戏曲家 的代表作，作品综合运用各种巧合误会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喜剧美学追求。

17、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著名唱段《夜奔》出自传奇《 》，作品写林冲与高俅的忠奸斗争，以及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18、《倩女离魂》是著名曲家 的代表作，作品借张倩女的形象表现了女性对自由美好爱情追求。

19、清代李汝诊的炫才小说《 》描写了唐敖游历海外诸国的奇闻异事，并借女子科举寄托了希望解放女性的理想。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0、为什么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形象具有市民女性的性格特色？

21、《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史的艺术贡献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22、以猪八戒形象为例，简要介绍《西游记》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3、以范进故事为例，分析《儒林外史》是如何揭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和社会风气的毒害的？

24、《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模拟试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每题1分，共10分）

1、唐传奇《李娃传》的作者是（C）。

A.蒋防

B.元稹

C.白行简

D.白居易

2、下列作品不属于白话小说的是（C）。

A.《碾玉观音》

B.《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C.《虬髯客传》

D.《新编五代史平话》

3、下列作品中在题材类型上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是（C）。

A.《封神演义》

B.《杨家府演义》

C.《新列国志》

D.《荡寇志》

4、十三妹是小说（B）的主要人物。

A.《三侠五义》

B.《儿女英雄传》

C.《好逑传》

D.《醒世姻缘传》

5、中国戏曲上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是戏剧家（D）的作品。

A.马致远

B.康进之

C.尚忠贤

D.纪君祥

6、下列作品中属于关汉卿的是（A）。

A.《救风尘》

B.《东堂老》

C.《陈州粜米》

D.《王粲登楼》

7、蔡伯喈是戏曲（B）塑造的一个文人形象。

A.《拜月亭》

B.《琵琶记》

C.《五伦全备记》

D.《荆钗记》

8、明代戏曲流派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_（C）。

A.梁辰鱼

B.汤显祖

C.沈璟

D.阮大铖

9、《狂鼓史渔阳三弄》是明代戏曲作家（A）的代表作。

A.徐渭

B.王衡

C.康海

D.杨显之

10、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出自古代小说集（D）。

A.《西京杂记》

B.《后搜神记》

C.《传奇》

D.《世说新语》

二、填空（每空1分，共10分）

11.古代文言小说集《搜神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分别是干宝和纪晓岚。

12、唐代沈既济的小说《任氏传》描写了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的爱情，开《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先河。

13、明代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借年轻商贾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的离合遭遇，表达了一种新的贞操观念和爱情观念。

14、清代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

15、所谓南戏四大声腔指的是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

16、《风筝误》是著名戏曲家李渔的代表作，作品综合运用各种巧合误会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喜剧美学追求。

17、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著名唱段《夜奔》出自传奇《宝剑记》，作品写林冲与高俅的忠奸斗争，以及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18、《倩女离魂》是著名曲家郑光祖的代表作，作品借张倩女的形象表现了女性对自由美好爱情追求。

19、清代李汝诊的炫才小说《镜花缘》描写了唐敖游历海外诸国的奇闻异事，并借女子科举寄托了希望解放女性的理想。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0、为什么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形象具有市民女性的性格特色？

答案要点：（1）渴望爱情，不顾一切地争取婚姻自主。（2）有强烈的斗争精神，毫不妥协地与封建势力抗争。（3）性格大胆泼辣，坦率直白，没有大家闺秀的含蓄矜持。

21、《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史的艺术贡献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答案要点：（1）开辟了一条长篇白话小说描写日常生活的创作道路，为世情小说奠定了基础。（2）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3）创立了一种以反面角色揭露、反映社会黑暗面的全新方式。

22、以猪八戒形象为例，简要介绍《西游记》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答案要点：（1）注意人物性格与动物属性的巧妙结合，两者和谐统一。（2）善于通过复杂尖锐的矛盾与连锁曲折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3、以范进故事为例，分析《儒林外史》是如何揭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和社会风气的毒害的？

答案要点：（1）范进中举之前的落魄和中举后的发疯，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2）范进中举前后，周围人对他的前倨后恭揭示了科举制度的功名利禄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24、《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答案要点：（1）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梦幻和鬼魂的形式，表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2）以写诗的手法写戏，善于用抒情诗描写人物内心情感。（3）人物性格鲜明突出。（4）曲词优美，婉转精丽而又泼辣动荡。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考试 篇2

《易经·系辞》中载:“河出图, 洛出书”。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也说:“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 凡书必有图。”可见, 中国插图文化始于书籍初始阶段。从现有文献看, 中国的雕板印刷术至晚出现于唐代初期, 而唐代以前的插图以手绘为主。由唐至明, 木刻插图逐渐发展, 风行一时。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过:“中国木刻插图, 从唐到明, 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1实际上, 自唐代木刻插图兴起, 至宋元明, 延至清, 随着小说戏曲文本的发展, 木刻插图的发展组成中国古代插图史。

一、古代艺术插图的发展

从我国插图史的发展顺序可知, 我国最早的版画出现于五代及唐所刻印的佛像。最早的艺术插图, 发源于唐代“变文”, 如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所绘形象生动的图画。变相插图与变文的内容相配合, 其实就是古代小说戏曲插图刻本的滥觞。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 唐代只见佛经插图。宋元以来, 书籍类型呈现出多样化, 且刻印质量极佳, 如大众日常所需图书, 包括医药图书、保健图书、工程技图书等, 其中小说戏曲文本开始流行, 艺术插图随着市民文学的兴起逐渐兴盛, 经典之作层出不穷, 如元本《全相平话五种》, 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附有插图的讲史类话本, 是小说文本的渊源之作, 也是宋元时期插图精品的代表之作。宋元时期的插图风格多以粗犷质朴为主, 但绘刻技艺水平极高。

明代是古代木刻插图的黄金时期, 鲁迅《北平笺谱》序有云:“降至明代, 为用愈宏, 小说传奇, 每作出期, 或拙如画沙, 或细千擘, 亦有画谱, 累次套印, 文采绚烂, 夺人目睛, 是为木刻之盛世。”2首先, 明代插图种类繁多, 甚至同一种文本, 也有不同书坊刊刻的不同版本, 插图风格也大相径庭, 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插图:弘治十一年刻本, 上图下文, 图约占五分之二;万历金陵乔山堂刻本, 画意较少, 而刻意较多, 上有横额, 左右有对联, 风格与年画相近;天启闵氏刻本, 绘画精致, 刻工细腻, 是王《西厢》插图中的精品;还有崇祯刻本《秘本西厢》, 即陈洪绶作图本, 以人物为主体, 画风古雅, 精雕细琢。其次, 明代插图的艺术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崇祯本《金瓶梅》插图二百幅, “风格一致, 如出一手, 它充分发扬了明代小说插图成熟期的特点, 人物比例小, 场景开阔, 能让读者在相对完整的环境中观看人物的活动, 它以高度圆熟的线描手法和永不重复的构图本领, 创作出一幅接一幅洋溢着生活情趣和时代色彩的图画, 千变万化, 美不胜收。这些插图的特点, 概括而言之, 即善于画人, 善于画景, 善于画场面, 善于画情节。”3《金瓶梅》插图是明代插图的代表, 是形似与神似的结合, 艺术水平极高。明代是小说戏曲等艺术插图的发展巅峰时期, 小说戏曲插图版式纷繁, 有传统的上图下文, 还有单页大图, 双页连式, 月光版等;小说戏曲插图风格多样, 有建阳版的质朴, 有徽州版的精致, 杭州版的婉秀, 金陵派的兼容。此外, 画工和刻工出现了分流, “术业有专攻”, 绘、刻技艺不断提高。从宋到明, 以图配文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

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 小说戏曲插图平稳发展。嘉庆以后, 古代小说戏曲插图逐渐衰落, 光绪年间, 三大木刻插图画集问世, 即《红楼梦图咏》、《水浒全图》、《三国画像》, 小说戏曲插图短暂复兴, 此后则彻底衰亡。

纵观艺术插图的演变, 从五代、唐开始发展至宋元时期, 再到明代, 形成了“无书不图”的局面, 艺术插图经历了完整的发展过程。

二、艺术插图的游离性

插图与文本共同出现, 其图文关系不可分割, 因此, 插图必然具备二重性, 即文学性和艺术性。

中国古代插图依附于文本, 因此具有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传统文化意义, 并具备独一无二的文化针对性, 即文学性, 它以情节插图和肖像插图为表现形式。

首先是情节插图。古代小说戏曲插图, 其文化针对性, 充分体现了“叙与画合”的特性, 以图配文的目的就是讲故事。“文学插图, 特别是小说和戏曲, 都有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 之所以吸引人, 是因为其矛盾、冲突等给人心理造成紧张的效果。人们在观看插图时从中体验到一种近于观看戏曲的感受, 插图就有如戏曲中的‘亮相’, 在最为精彩处停下来, 凝固住, 让欣赏者叫好, 凝神聚会地细细品着其中的绝妙。这一刻停的要恰到好处, 强烈的吸引住欣赏的人, 并引发出多样的联想。”4情节插图抓住某一经典时刻, 蕴含了画面发展之前的片段, 也延伸画面发展之后的故事, 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情节插图正是古代小说戏曲以图配文的主要形式。

其次, 情节的刻画与人物形象的刻画紧密结合, 以表现情节之间、人物之间的关联和故事发展的顺序。人物形象是情节的核心, 包括外貌、神态、动作。看现存古代插图, 人物形象是故事情节的重点, 也是表现画面意境的关键, 体现了故事情节意义, 展示了文学作品的内涵, 所以肖像插图也是文学插图艺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插图作为一种造型艺术, 自有其深刻的审美针对性, 即艺术性。中国古代木刻插图兴起于市民阶层, 最初表现了世俗的审美趣味, 其审美意义具有普遍的平民性, 是真正的民众艺术;后期则发展为文人之画, 体现了唯美风气。早期古代小说戏曲插图以粗犷古朴为特征, 中期则以兼收并蓄为主, 再转向后期的精致婉约, 这种变化展现了古代艺术插图由俗到雅的转换。

景物插图大多是环境描写, 是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场所, 因此是表现艺术插图艺术性的主要形式。为了表现故事情节和故事背景, 古代小说戏曲插图中的景物插图大多不取特写镜头或近景, 一般都取中景, 人物比例偏小, 以表现较多人物的活动, 将情节插图、肖像插图巧妙地融合在景物插图中, 以渲染读者情绪, 以《董解元西厢记》明天启刻本为例, 为了表现情节和环境, 《董解元西厢记》肖像既不求大, 也不求细, 以景托情, 营造氛围, 衬托故事情节, 并将人物在特定情节中的感情表露无遗, 如“啼乌怨鹤飞上七条弦”, 画的是张生鼓琴以传心事:“此个阁儿虽小, 其间趣不让林泉, 初移轸, 啼乌怨鹤, 飞上七条弦”。此幅插图表现的不是“虽小”的“阁儿”, 而是“不让林泉”的开阁之景:小桥流水, 云树山石, 张生则鼓琴于平台之上。插图笔法精妙, 蕴含悠远韵味, 与作品旨趣相辅相成。

插图是依附于文本而表现造型艺术特征的绘画作品, 始终与文本相互结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以图配文, 又不拘泥于人物和故事本身, 以景托情, 深动地展示人物形象, 巧妙地表述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神态, 疏朗可数的环境景物, 精彩生动的故事情节, 中国古代艺术插图以此巧妙结合, 以图配文, 展示了插图所蕴含的艺术性与文学性。但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插图性质始终游离于文学和艺术之间, 形成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连接, 奠定了图文关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鲁迅:木刻纪程[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2].鲁迅、郑振铎:北平笺谱[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3].陈炳熙:论插图[J], 潍坊学院学报, 2001年10月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考试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戏曲与小说 书生负心 心理探究

每一个人都渴望美满幸福的婚姻，实现美满婚姻的第一步就是对于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追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得来总是充满着坎坷和艰辛，“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古代的戏曲和小说中往往是那么容易发生，书生负心的现象成为了中国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赢得了无数观众为之抒发道德的怨愤和同情的叹息。

现代的学者对负心婚变的社会原因的探析已经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但是，书生负心原因的探析还有值得探讨之处。笔者在重新阅读了现代学者的专著和相关的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深入地探究了“书生负心”的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科举制度下男女恋爱的精神满足心理违背了政治联姻的标准。

古代戏曲小说中，科举制度下文人命运的变迁，书生希望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恋爱对象，他所追求的爱情大多是兴趣相投，郎才女貌，追求彼此心灵上的沟通和感情融洽。只要能在精神上得到愉快和满足，书生在坠入爱河时，并没有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门第高低等方面，这种建立在精神上的爱情当然是很高尚的，但违背了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标准，几乎不可能得到社会和书生家长的认可。这些书生在社会压力和家长的指责之下，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负心的行为。

《霍小玉传》中李益出生门第清高华贵，本人才华出众，当世无双，前辈尊长，全都推祟佩服。他也常凭借其风流才情，希望得到佳偶。霍小玉本是霍王之小女，在其父死后，因其母亲出自贱庶而被赶出王府，沦入娼门。霍小玉虽是烟花妓女，但姿质艳美，情趣高雅，音乐诗书，无不精通，这正是李益梦寐以求的终生伴侣，所以李益按照个人的标准选中了霍小玉，并欲与之偕老。霍小玉所具有的高贵的气质和她卑贱的境地促使她尽快跳出火坑的愿望非常强烈，她不追求财物，只爱慕风流人物，李益的名字，她仰慕已久，还经常喜欢吟咏李益的诗。霍小玉虽然知道自己是娼妓人家，与李益无法匹配。只是因为姿色和才艺而受到李益的爱恋，也深知以李益的才学和名声，足以令许多名门闺秀仰慕，愿意和李益结婚的世家大族非常多。还考虑到李益堂上有严厉的双觐，一定会迫使李益与名门贵族的小姐缔结美满的姻缘，自己被李益抛弃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她不死心，她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哪怕李益能给她八年的欢爱时间，她已经心理很满足了。但是这种追求精神满足的选择恋爱对象的心理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标准，也违背了唐代的法律。唐代婚律明文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1]李益和霍小玉共同生活了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向他的母亲提及自己已经有了霍小玉这样的妻子，所以他的母亲太夫人依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替他和名门望族表妹卢氏议亲，婚约都已定好。李益基于太夫人一向严厉固执，踌躇不敢推托。而中国传统社会很看重家族的利益，不容许官员与妓女之间有真挚恋情。基于此种原因，李益不可能做到为了爱情而断绝亲情和整个家族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注定要抛弃霍小玉。

二.女性及其家长攀比和从众的心理导致书生负心。

某些女性及其家长天生存在虚荣和攀比心理。在选择婚姻时，出身卑贱的女性家长仰仗着自己的钱财，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有前途的书生，而书生品质、经济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如果书生比较贫穷或者正在落难，女性家长可以给予无条件的资助，他们资助这些穷书生的目的只是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穷书生，让贫穷书生发愤苦读，以参加科举改变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从而实现“夫荣妻贵”、光宗耀祖的理想。他们只看到了贫穷书生的升值空间，看到了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贫穷书生发迹后是否会负心。而穷书生有时因为家庭贫困或者遇到了麻烦，得到了女性或者家长的资助，他们当时虽也考虑了门户问题，但迫于生计，违心的答应了婚事。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金玉奴虽然富贵，但出身不好，是乞丐头的女儿。金老大一心要将女儿嫁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金玉奴对父亲一心给自己找读书人的心情非常理解，也非常赞成。所以她不惜拖大年龄也要嫁个读书人。不管是金老大还是金玉奴在择偶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从众心理，希望找书生以改变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邻家的一个老头对金老大提及莫稽这个穷秀才时，金老大非常高兴。而莫稽也由于自己家贫，无力婚娶，才被迫答应的这门婚事。结婚后，金玉奴为了丈夫的前程，也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劝丈夫刻苦读书，她不惜财力物力，到处为丈夫购买书籍，供他学习，以尽快帮助他进入上层社会。可见无论是金老大还是金玉奴都有一心要加入社会上层的攀比和从众心理，这种心理促使他们不惜以全部家当去倒贴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他们一不图人，二不图财，图的是社会地位。这种急功近利，不考虑对方品行的择偶心态也最终使金玉奴险些命丧黄泉。

《张协状元》中的贫女不也是看中了张协的书生身份，才在李大公夫妻的撮合下嫁给了张协吗？其实贫女在和张协的相处中，对于张协的人品她是有所了解，她嫁给张协的目的不也是想以后能进入上层社会成为上等人的攀比心理在起作用吗？嫁给张协后的贫女的命运其实比金玉奴更加悲惨，张协只是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利用贫女想嫁给一个好夫君而摆脱贫困的心里，以引诱贫女嫁给他，让贫女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来帮助他得以继续上京应试，且在与贫女成亲时，便已经作好了抛弃贫女的打算，他自称：“张协本意无心娶你，在穷途身自不由己，况天寒举目又无亲，乱与伊家相娶。”[2]可见他对贫女没有任何的感情，婚后的贫女不但遭受了来自张协的家庭暴力，而且还要更加辛苦的挣钱来支撑这个家，为了张协能上京赶考，她剪发卖发以助其成名，但成名后的张协不但负心将贫女抛弃，而且后来还剑劈贫女。

女性如此攀比、从众的择偶心态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若不是因为他们碰上好的官员，收为义女，他们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最终又和负心人破镜重圆呢？而破镜重圆后的感情又将怎样呢？所以女性在择偶方面应该怎样取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过于注重良好形象的面子心理导致悲剧发生

中国人是非常注重面子的，面子与人的身份、地位相联系，不同等级即不同身份，各有自己的面子。一般说来地位越高的人越要面子，爱面子，最怕在人前丢掉“面子”，他们最怕听到耻辱等字眼，最注意在他人面前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有些书生一旦发迹就想方设法负心，原因是自己地位提高了，要以自己的脸面维护家族的荣誉并为之争光，万万不能给先人、给家族“丢脸”，而前妻的地位低贱使自己觉得颜面无存，在其他官员面前失去了尊严，不能给家族带来丝毫的荣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书生莫稽由于家贫，娶了杭城团头之女金玉奴为妻。但玉奴的门第始终成为莫稽心中的阴影，因为莫稽是知识分子，地位高贵，而金玉奴是乞丐，地位卑俗。莫稽初婚时，其朋友，晓得他贫苦，都能体谅他，也没有人去取笑他。满月时，莫稽请同学们饮酒，金家族人金癞子的一通大闹，着实使莫稽在同学面前丧失了脸面。中了进士后的莫稽，乌帽官袍，到丈人家里，街坊上一群小儿的童言使莫稽感觉不是滋味，想到将来的儿女要被人笑话，就有些后悔当初娶亲之事。在任途中，莫稽想起团头之事，越想越感觉是奇耻大辱，为了以后不再受终身之耻，遂心生恶念，将玉奴推入江中，成了忘恩负义的负心郎、薄幸贼。莫稽之负心主要是因为金老大家卑贱的地位使莫稽丢尽了颜面。

《琵琶记》中的牛丞相在给女儿择婿时，声称女儿非状元不嫁。蔡伯喈中了状元后，当朝的天子也夸他是好人物，好才学，劝牛相招赘，并愿意为媒。以圣上为媒、“汉朝中惟我独贵”的身份，奉旨招婿，自以为手到擒来，却偏偏被穷秀才给拒绝了，使牛臣相的面子大大折损，“怕被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状元”。为了得到状元，保全自己的面子，不顾女儿的反对，硬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有妇之夫。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书生负心现象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心理方面的问题，高尔基曾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合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3]论及书生的负心，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62.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5.

[3]高尔基论作家的劳动本领[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22.

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 篇4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4]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各。斋罢，伶伦赠钱数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9] 杨绛．杨绛作品集(卷三)[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周宁．叙述与对话：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胡忌．宋金杂剧考[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文 章来源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