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共12篇）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1

海峡两岸西域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总结

西域暨丝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西域文化有着漫长的过去，传统学术亦底蕴深厚，但近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只有短暂的历史。乾隆中叶以来，东西文明相互激荡，西域传统学术也开始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并在20世纪逐渐走向繁荣，成长为一门系统的理性的学科。为了进一步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西域研究的经验与不足，近几年塔里木大学陆续召开了多次疆内、全国，乃至国际等各个层面的西域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塔里木大学主办，兵团台联会、农一师台办、台湾法鼓佛教学院、淡江大学、清云科技大学欧亚研究中心协办。

本次大会有来自台港澳与大陆的一百多位专家撰文参会，台港澳方面有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山大学、淡江大学、清云科技大学、岭东科技大学、法鼓佛教学院在内、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多所大学和佛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应邀参加，大陆方面有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敦煌研究院、西北民院、伊犁师范学院、塔里木大学等几十所院校的大陆专家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事务办公室、民政局等各个层面领导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海峡两岸共襄盛举，近百名海内外与会学者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围绕着“西域文化”这个主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丝绸之路风云变迁与西域文化系统阐述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宏观的综合性研究突出了会议宗旨，丝绸之路与文明对话、中华文明史上的西域、西域屯垦戍边两千年、环塔里木文化多样性、古今中外西域探查史、西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六个方面的专题则揭示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方向，而且大会在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中，展现出三大特色。首先，是对于西域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较好地开辟未来，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涉及到边疆史地与西域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资料之翔实、论证之精细，都达到了学术总结的新高度。其次，是对于西域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入反思。

近现代意义的西域学术研究，无论是综合性研究，还是专题探索;无论是文献考证，还是田野调查，乃至数字建模，研究方法大都来自东西方学术体系。再

次，两岸学者同心协力的集体性突破。西域文化研究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蓬勃兴盛以来，在欧美日本显现了一种群体研究的优势，而华人学者则呈现各自为战的局面，海峡两岸学者在该领域联手必将对西域研究的深入拓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各个学者在学术理念方面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开展学术交流、相互观摩讨论也是提高学者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参加海峡两岸西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在坦诚开放气氛中展开了“和而不同”讨论，对前辈的思想成果做出历史的总结和深刻的评判，对新时期西域研究的方向方法进行睿智的展望，必将对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拓展产生积极影响。海峡两岸西域文化学术交流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这次会议由两岸共同举办、共同参与，学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学术交流中沟通了情感，体现了炎黄子孙合作交流的精神。

多位学者在塞防与海防并重、陆地与海上丝路对接、及西域史地研究方法论、华夏文明在亚欧大陆的广泛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既展示了学科繁杂精深的西域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力，也显示了两岸学者在国际视野中承继学术使命的雄心壮志。西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已经持续热了百余年，而且还将继续热下去，并能真正打破国际学术壁垒，有效沟通两岸学者情感。

千年西域，百年新疆，最后真诚地期望，主管部门持续接力，将西域边疆史地之学，继沿海客家文化之后，作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事业的新亮点，文人学者则在继承和发扬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推动西域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2

商务部、财政部有关司局, 各省、市商务厅 (委、局) 、外经贸会计学会, 中央和地方外经贸企业, 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负责人近130人与会, 其中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代表团29人。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 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刘玉廷, 陕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戴士芳, 商务部台港澳司副巡视员、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副会长高莉, 台北市会计师公会理事长罗淑蕾,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会长李凤亭、副会长叶继奖。

会议由李凤亭会长主持。

刘山在副部长发表了嘉宾致词。他简要回顾了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后, 进一步与香港、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趋同、等效工作的进展情况。关于两岸经贸合作, 他认为:加强和深化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仍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点。两岸要合力突破经贸合作的“瓶颈”, 尽早实现两岸经济往来的正常化, 进而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经济关系机制化的进程。他指出:随着两岸经贸与投资的发展, 与之密切相关的两岸会计准则的趋同与等效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

戴士芳副厅长、罗淑蕾理事长也分别发表了嘉宾致词。

刘玉廷司长对这次研讨会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次研讨会在两岸会计工作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活动, 对两岸会计准则的交流、等效工作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以《大陆会计准则建设与实施》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详细介绍了大陆会计准则制订、实施情况, 会计准则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以及与欧盟、美国等国实现趋同与等效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认为, 就两岸会计准则的建设与实施、趋同与等效进行交流, 建立相关机制, 首先从技术层面进行磋商, 逐步深入, 是推动两岸经贸发展的当务之急。

来自台北的罗淑蕾理事长以《推动台湾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为题, 做了主题演讲, 她首先介绍了国际会计准则基本情况和世界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的做法, 进而介绍了台湾会计准则制订机构, 推动台湾与国际准则接轨所面临的问题, 及台湾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的进度。

高莉副会长以《加强两岸经济交流, 促进两岸经贸发展》为题, 介绍了两岸经贸发展的新情况。她建议:两岸共同开拓大陆内需市场;优势互补, 促进两岸双向投资, 拓展两岸合作新领域;加快建设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来自台北的陈兆伸所长以《大陆企业去台投资市场展望及相关政策》为题, 介绍了发展两岸双向投资的背景, 大陆企业去台投资的政策调整、工作流程、开放清单等, 并向有意去台湾投资的大陆企业提出了几点建议。

商务部财务司处长袁晓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黄锦辉、上海兰生集团总会计师戴继雄、杭州德诚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汪俊、上海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总会计师孙信义分别从“当前外经贸形势”、“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准则趋同中的机遇与挑战”、“大陆会计准则解读”、“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大陆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的影响”等方面发表演讲。

最后, 李凤亭会长做了总结, 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启动了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实施情况的交流, 两岸民间社团组织第一次就会计准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 是一次务实的、富有成果的研讨会, 双方就“建立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定期协商机制, 逐步探讨解决两岸准则差异”达成了初步意见。

会议期间, 刘山在副部长会见了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代表团主要成员, 双方进行了亲切交谈。财政部刘玉廷司长与台北会计师公会罗淑蕾理事长就会计准则及相关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本次研讨会达成了两项共识:一是两岸会计准则需要与国际接轨, 更需要结合两岸实际, 先从技术层面共同研究探讨双方之间的相同点及差异;二是通过积极协商, 共同推动两岸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逐步向国际会计惯例靠近, 以利于两岸加强双向贸易、双向投资及经济技术合作, 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影响, 促进经贸合作健康发展和经济共同繁荣。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3

2011年4月6－11日，海峡两岸化学名词交流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受台湾教育研究院、李国鼎基金会邀请，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大陆化学名词审定专家赴台，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林容圣主持。

台湾教育研究院吴清山院长首先对大陆化学名词代表团的到来表示了欢迎，然后介绍了台湾教育研究院(原台湾编译馆)的改制及机构组成情况。全国科技名词委才磊编审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主要工作、大陆的科技名词审定情况，以及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的情况。台湾李国鼎基金会万其超秘书长表示将对两岸术语对照工作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台湾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指出，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名词对照工作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北京大学刘虎威教授代表大陆学者对台湾有关部门和学者的接待以及对此项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名词审定工作的情况及进展。台湾大学杨美惠教授介绍了台湾化学名词的编译工作。

会议根据2010年北京研讨会制定的《海峡两岸化学名词》编订出版的原则与方法，与会专家主要针对此次会议新提交的2000余条物理化学名词中两岸不一致的术语，以及高分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领域的名词对照遗留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海峡两岸名词表述不同，大致有类属名差异、释义差异、遣词习惯差异、加注及后缀差异等几种情况。本着“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的原则，双方对术语的翻译以及表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其中不一致的术语进行了修订。专家们一致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出书质量，并使之有较高的权威性。座谈会上气氛融洽热烈。

会后大陆代表团还参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台湾大学化学系的研发工作和产业化的最新成果。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4

第九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1-23日在台湾举行，会议的目的是延续海峡两岸测验学术交流、共同发展华人社会测验学术，本届会议的主题是资讯时代的测验发展，会议由中国测验学会和教育研究院筹备处主办，台湾师范大学进修推广学院和心理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协办。

21日早上，来自大陆的将近40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学着齐集一堂，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测验学会台湾理事长陈学志老师和大陆理事长车宏生老师致词。紧接着，分别由台湾方面和大陆方面的学者做主题报告，台湾方面由考选部曾慧敏次长和台中教育大学教育测验统计研究所所长郭伯臣做《公职人员考试与当代测验技术发展》的主题报告，曾次长向大家介绍了台湾公职人员的选拔、培训制度，呼吁更多测量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入他们的队伍，提供专业的指导，郭所长给我们展示了计算机自适应测验在儿童认知能力测试中的发展，呼吁建立便捷、快速、专业的测验系统。大陆方面的学者由心理与教育统计学会理事长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统计中心教授张敏强老师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余嘉元老师做关于《大陆地区心理与教育统计测验的应用与研究演变》，分析了近10年来国内核心期刊上的统计测验现状，呼吁对测验的使用进行更为规范的管理和自制，此外，还提倡在教育领域更多地使用科学地统计方法。

随后的会议分为了各主题场次的报告和海报张贴，主要有（1）测验理论与技术发展：参数估计的方法（2）统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统计方法的改善（3）职业人事测验（4）进阶试题反应模式（5）两岸入学考试与制度（6）结构方程模式应用（7）电脑化适应测验等主题。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可以互相了解当前最新的一些测验理论和应用的进展，同时，在同领域的工作者还更加深入讨论和挖掘该领域的深邃。两岸三地的学者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1）对大型测验进行科学统计分析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台湾地区，非常多的学着、专家致力于对大型的测试做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分析目前的测试系统存在的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如TASA2009国小四、六年级国语文学习成就标准设定结果之探究、大型测验抽样设计之合理性探究等。（2）对项目反应理论的推广和重视，讨论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IRT近年来成为专家注意的一个焦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问题，以及对更为复杂多变的测验需要发展更为灵活的理论，大陆和台湾等地的专家对此进行了讨论，如阶层潜在特质之多层次试题反应模式、等级登记反应模式的规则空间方法等。

（3）倡导发展计算机自适应测验，本次会议有众多专家学者报告了自己在该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面对当前测验人数众多、以及测验公平、公开、标准化的要求，建议将更多地考试建立计算机自适应测验，更为科学地评估以及更为快速得获得信息。

在闭幕式上，各承办方总结了本次大会的内容，本次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下一届会议的承办方江西师范大学的副院长董圣鸿致欢迎辞，热烈期盼大家的到来。

大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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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进行中

分会场报告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5

2012年9月21日-23日，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年会暨两岸小幼英才教育首届学术研讨会在金色摇篮集团北京白羊水湾人文山庄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金色摇篮教育集团承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小学英才教育分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幼儿园英才教育分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等单位承办。

在9月22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主办方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及承办方北京金色摇篮教育集团对与会嘉宾齐聚一堂，共同为繁荣中国超常人才教育与研究事业而做出努力表达由衷的感谢。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禇宏启会长、小学英才教育分会翟京华理事长、中学英才教育分会王俊成理事长、幼儿园英才教育分会冯惠燕理事长等领导为大会致辞，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10余个省市、地区的高校、教育科研单位，以及北京金色摇篮教育集团、北京育民小学、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深圳育才第四小学、天津市河东区实验小学、南京市鼓楼幼儿园等30余所学校、幼儿园，北京金色摇篮教育集团总裁程跃博士，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系呂金燮教授，香港资优学院汤敏思院长、邓景康总监，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余古少贤教授、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陈昭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程黎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霍力岩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英才教育与领导力中心桂勤主任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期间，北京金色摇篮教育集团总裁程跃博士，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系呂金燮教授，香港资优学院汤敏思院长、邓景康总监等专家学者就“早期超常教育与群体分布的动态分化理论”、“21世纪华人社会超常教育发展方向”、“香港英才教育情况介绍”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演讲。其中，程跃博士提出的潜能发展心理学体系以其突破传统的教育观点，及群体普通儿童超常发展的实践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对早期教育领域的教育改革起到了领航作用。

在大会的分论坛，与会代表还就“美国小学阶段的英才教育”、“学前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新走向”、“培养小学英才生的领导力：美国的模式与启示”、“开展早期阅读教育，促进幼儿和谐发展”等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医疗纠纷法律制度研讨会会议专报 篇6

2007年10月26日下午，由上海市律师协会民事法律研究委员会与上海市黄浦区医学会共同举办的“医疗纠纷法律制度研讨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五周年回顾”在市律协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除研究会主任鲍培伦、副主任沈伟民和该研究会医疗卫生法律研究组的律师外，还有来自市区两级卫生局和医学会的领导、部分医疗事故处理办公室负责人、保险公司医责险负责人、政法学院专家以及部分医院代表，此外还有五十余位律师参加此次研讨。会议由市律协民事法律研究会副主任、医疗卫生法律研究组组长黄宜辰律师主持。大会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及医疗事故侵权赔偿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现将大会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教授、康昕律师事务所张滨律师就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谈了个人看法。第一、认为医疗行业的高风险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的责任程度的认定上面，而不应当体现在人的生命的不同价值上面；第二、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应当体现在政府的投入以及相应税收的减免的优惠上面，而不应体现在由于医疗行为的过错造成生命损害的时候的两种标准；第三、保护医疗事业发展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应当保护正确而不应当保护错误。他建议：第一、医疗事故要建立一个死亡赔偿金制度是大势所趋；第二、要相应地完善医学会鉴定制度的因果关系和责任程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对保护医疗行业的高风险，保护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和医疗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方从医院角度谈了医疗事故纠纷处理的体会。他介绍说，五年来，全国以及上海的医疗事故纠纷呈上升的趋势，上海大概以30％的速度在上升，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他认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降低医疗纠纷的根本途径，如果有一个保障制度，可以说70％到80％的纠纷都可以不通过司法也不需要通过调解就可以解决。他谈到，在上海，分管医疗纠纷的院长是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泄愤的工具，希望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进行讨论。他还谈到，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占了医院医疗纠纷的绝对多数，以二院为例，33起医疗纠纷，其中法院判决的1起，鉴定的1起，法院调解的1起，其他30起都是和医院私了的。另外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2006年杨浦区124起医疗纠纷，通过司法解决的是14起，占8.9％，所以真正能够得到司法界关注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医疗纠纷能够通过正规渠道特别是司法渠道解决，希望通过文明的手段解决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当对患者家属或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确认，现在没有相关的身份确认制度，导致很多无关人员甚至是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到医疗纠纷的协商处理之中，导致医疗纠纷成为谋财的工具，“医闹”成了医务界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

上海市海达律师事务所卢意光律师发言的主题是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助于解决医疗纠纷。他认为，现在医患双方在相互的“妖魔化”，实际上，大部分的患者还是讲道理的。纠纷的症结在我们的救济途径。他认为，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助于解决医疗纠纷。第一、目前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缺乏沟通的平台，由于患方医疗专业知识的不足，导致医方存在的过错患方很难得知，所以患方常常被认为是无理指责，而患方当然不能接受“无理指责”的说法，这样，矛盾就容易激化；第二、如果有专家辅助人设身处地的为患方分析医疗过程是否存在差错，则更容易取得患方的信任，不仅可以为患方充分维权，同时，如果医疗过程不存在什么问题，患者的损害后果完全是疾病的自然转归或完全无法避免的并发症，专家辅助人也可以说服患方放弃毫无理由的指控；第三、专家辅助人可以为当事人及法官解读医疗鉴定，如果鉴定的确存在错误，专家辅助人的说服力自然比当事人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鉴定作为证据的地位，纠正法官过分依赖鉴定的情形。他认为，可以由医学会将专家库中的专家推荐给当事人或代理律师。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周礼明的发言主题是医院对医疗纠纷处理的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他建议：第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当上升为法律，提高《条例》的权威性；第二、建立更加权威的医疗事故处理机构，实际上现在处理的机构已经很多了，但这些机构在病人眼里都是代表医方的，都不够权威，借鉴外地的经验，建立中立机构，主动承担医疗纠纷的协调处理，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样可能对医疗纠纷处理更容易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栾晓丽律师的发言主题是关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一点思考。第一、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鉴定前双方提交陈述意见和答辩意见，双方交齐后安排随机抽签，举行鉴定会，由医患双方陈述意见，最终专家评议得出结论。表面看来，程序上似乎顺理成章，但实质上，该鉴定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缺乏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第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应当有鉴定人的签名，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上，上海无论区或者市的鉴定书都没有鉴定人的签名或盖章，只盖有鉴定机构的公章，该鉴定书显然从形式上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三、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很平常，但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出庭却很鲜见。其实，公平、公正的鉴定是经得起考验，专家出庭无论对医方还是患方都是公平的；第四、在鉴定的实践中会遇到一些不按照规定鉴定的事例，如对于医院中让没有执业资质的实习医师独立从事临床诊疗活动及没有相应专业执业资质的人员从事该专业的执业行为是一种违反《执业医师法》的非法行医行为说成是不是该鉴定的范畴；如对于诊断错误将女性患者的双侧卵巢切除造成伤残，仅因为此患者52岁就认为没有违反诊疗常规等做法，这些不能不让人怀疑鉴定的水平。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医院管理处处长丁国伟的发言主题是有关医疗鉴定和赔偿中的热点问题。第一、在医改以前，对医院存在很多过失，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医改以后，把医疗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老百姓“我花了钱，你医院就一定给我治好”的观念存在；第二、对于法院来说，审理医疗案件也是一个难点，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二元化的现象，又由于法官医学知识的有限，往往依赖于鉴定，鉴定机构到底是选司法鉴定还是医学会鉴定，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赔偿的问题，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导致司法适用方面出现问题。虽然梁彗星教授撰文认为处理医疗事故应当适用《条例》，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应当提高《条例》的地位。第三、现在处理医疗机制紊乱，认为应当废除现在的多个处理机制，建立统一的处理机制，如台湾地区，建立一个医疗事故监察处理制度，不要有什么调解，这样也体现鉴定的权威性，不像现在还是老子鉴定儿子的鉴定制度；建立财产赔偿限额制度。第四、建立一个规范的职业保险制度，现在的保险制度不是很完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不仅医疗机构，患者也应当承担风险，对于医疗过错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来分担风险。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沈涛律师的发言主题为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他谈到，实践中关于审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观点各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应当优先适用《条例》，但在适用《条例》引起明显的不公正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优先适用《民法

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只有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某一赔偿问题未作规定而《条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条例》的规定。他认为应当选择后一种意见，选择该意见将缓解现行法律适用原则所引起的种种严重问题；有利于充分保障医疗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我国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的水准；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制裁、教育和预防作用，促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加强责任感、努力钻研医疗技术、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有助于促使卫生行政部门强化对医疗行业的监督，努力提高医疗投资的效益，进一步增加对医疗事业的投入；有助于使广大患者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有助于催促机能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医疗责任风险得到合理分散，缓解可能出现的高额赔偿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形成的过度压力，而且使受害患者的权益救济获得比较切实的保障；有利于真正缓解因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以及赔偿的不公正所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促使医患关系和政府与患者群众的关系的改善，促进社会的稳定。

上海市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处理中心第一分中心主任戈戎的发言主题是医疗责任保险处理若干问题探讨。从02年开始，在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有98％的医疗机构参与了医疗机构保险，目前中心共受理6150起保险案例，结案5466起，结案率达到88.88％，医疗执业责任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医务人员的风险大大增加，由以前的补偿变为现在的赔偿，数额也大大增加，所以推出医疗责任保险势在必行。按照市卫生局制定的相关文件，完全责任百分之百，主要责任百分之七十，次要责任百分之三十，轻微责任百分之十的标准进行赔偿。但是，对于法院判决的案例，有时候法院判决次要责任承担40％－50％，这与我们的规定有些冲突，这是司法界朋友值得探讨的问题，怎么把双元的问题变成一元的问题？由于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有90％是非医疗事故，只有不到10％为医疗事故，所以有必要将非医疗事故纳入保险范围。非医疗事故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过失无损害后果，第二种是有过失无损害后果，第三种是有过失有损害后果，对于第三种情况，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不用赔偿，而根据民法通则则需要赔偿，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保险公司推出了非医疗事故的责任保险，这给医院的非医疗事故纠纷减轻了很多压力。

上海市康正律师事务所主任童剑云认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赔偿的依据，到底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还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际上这个问题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文按照《医疗事故按照条例》来赔偿，医疗事故以外的赔偿适用《民法通则》，非医疗事故主要是故意行为，比如医院里面故意使用没有资质的人员行医造成人身损害，或者使用一些不合格的医疗器械和药物；第二，鉴定的问题，当时在《条例》出台之前，上海就开始讨论由哪些机构来鉴定，现在仍然有人提出司法鉴定和医学会鉴定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所谓司法鉴定，凡是法院委托的鉴定都是司法鉴定。而且，医疗鉴定也只能由医学会来进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法医已经参加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也就是说，医学会的鉴定已经包含了法医类鉴定，在医学会鉴定之外再谈法医类鉴定是多余的。浦东新区医疗事故处理办公室主任娄继权的发言从民事调解谈起。他介绍说，从2006年8月份开始，到目前一年的时间，在市政法委，司法局卫生局的推动下，全市先后有六个区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成立一年来，来信来访总共接待210起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矛盾71起，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46份，浦东新区调解委员会属于第三方调解，这一制度有

几个优势，第一，服务是免费的；第二，公信力很高，设在市民中心具有中立性，又有专业性，19位工作人员中包括法律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另外，具有保密性，我们调解充分保护双方的隐私，背对背的调解，效果很好。希望将人民调解制度和保险制度相结合，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医疗纠纷解决模式。

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心主任谭鸣认为医疗鉴定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只有医学专家才可以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有别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有别于一般的社会逻辑推理。为了提高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中心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2004年7月，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共同起草了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了异地鉴定制度，还增加了人民陪审员和法官来旁听鉴定。现在上海市二十个鉴定中心都实行了医患双方同时进场的鉴定程序，这样事实认定将更清楚。但是，现在鉴定专家出庭作证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鉴定是合议制，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中心现在要求鉴定报告的书写尽可能通俗、科普，尽可能回答医患双方的争议要点，另外，如果委托单位对于鉴定单位还有疑问，中心会要求鉴定专家重新讨论并书面答复委托单位。

上海市医疗事故处理办公室杨兰馥介绍说，根据统计，医疗纠纷的数量在不断的上升，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他们做了很多尝试，和复旦大学共同搞了一个医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在预警、统计、分析等方面为医院提供服务，另外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先在普陀和浦东两个区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具备专业性，而且可以降低诉讼的成本，及时将医疗纠纷引出医疗机构，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当然，它是个新生事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经费的问题，比如化解标准的问题，这些意见已经被送往上海市卫生局以及相关领导，以其得到政策的支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傅鼎生的发言主题是医疗伤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他的观察，目前我国医疗纠纷案件主要以侵权为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我国的制度有关系，比如说提起违约之诉，没有精神损害的赔偿，而提起侵权之诉有精神损害赔偿，那当事人可不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之后再提起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这在理解上碰到一些障碍，傅教授详细分析了竞合和聚合。他认为，患者提起医疗事故违约之诉，当他得到财产性赔偿之后还可以再提起侵权之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权利是要得到救济的，不能因为竞合就排除当事人在提起违约之诉之后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作为法律工作者，特别是律师，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当一种规则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请求，就应当考虑适用另外的规则，他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认识的误区，把竞合当作了聚合。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7

一、校长领导力:挑战与愿景

暨南国际大学张钿富教授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 世界社会经济充满变动、充满机会, 同时也充满竞争。中国人的发展机会在于创新产业的发展, 而创新不仅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也意味着更好的设计。设计的精髓是以人为本, 科技与人文有机结合。在此背景之下, 两岸基础教育的应对方式应该是积极寻求主动的“改变”。由此, 校长的领导也面临着来自学校内外的变革需要与压力。

两岸学者都感到, 大陆与台湾的中、小学校都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多元需求和对教育变革的期待, 如不断提升公民素质, 以增进在全球的竞争力;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 家长比以往更关心学校教育, 教师自主意识提高、学生学习负担沉重等问题又为学校领导提出了挑战。

面对挑战, 校长领导力的愿景应该如何?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教授指出, 校长的领导力, 体现在为了变革而决定做正确的事。面对改革, 校长要实现价值领导———判断改革的方向;目标领导——做正确的事;工作领导———找准切入口。

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指出, 在不断变革与发展的社会之中, 校长办学的愿景不是做“最好”的学校, 而是做“更好”的学校。因为“最好”是一时的标志, “更好”才是教育工作者的永恒追求。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 任何一个自以为是, 满足于眼前“第一”的学校, 落伍是有必然性的。校长应通过需求分析、问题诊断、对策建议与改进行为促进学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一天比一天好”。“让学校做得更好”的校长领导愿景, 其内涵包括五个要素:让学校更有朝气;让师生更添智慧;让学校更具美感;让教育更富创造;让员工更加和谐。

二、领导力与教学效能:非线性的多维关系

当前, 学术界普遍认为校长领导与教学效能之间存在着正向且间接的关系, 主要是校长通过对学校内部过程的影响, 如学校组织与结构、个别成员与团体的价值观、学校权力运作、学校组织文化等。本次研讨会中, 与会者感到, 校长领导力与教学效能之间的关系, 并非线性的单向影响, 而是多维、非线性、交叉影响关系。校长的领导既通过促进组织文化培育, 进而影响教师教学效能的实现, 同时, 校长领导也可能通过影响学生, 进而提高教学效能。

上海师范大学谢利民教授从教学效能的提升条件着手思考校长领导的着力点, 认为有效课堂教学的达成需要多种力量和汇合与诸多条件的支撑, 其中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智慧的生成尤为重要。而教学观念的转变与教学智慧的生成, 都依托于教师的幸福感。学校领导应转变领导方式与目标, 着力打造充满关怀的命运共同体, 培育教师的幸福感, 提升教师自我塑造的能力。

同时, 台湾中正大学林明地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校长的领导对学生学习态度存在明显的相关。通过线性结构关系模式的分析, 该研究发现, 校长的道德领导程度越高 (包括五个方面:领导者的德性、批判伦理、正义伦理、关怀伦理、专业伦理) , 学生学习表现知觉 (学习行为与学习态度) 也越高。

三、促进教学效能提升:实现途经

与会者认为, 校长领导力, 是提升教学效能的重要抓手。校长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自身的领导力呢?本次会议聚焦到如下实现途径:

(一) 组织公民行为

教学效能提升、学校教育变革, 需要调动学校组织成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台湾政治大学吴政达教授指出, 要调动教师变革与改进的主动性, 除了通过利用目标激励、绩效考核为核心的组织交换行为之外, 还需要激发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不以正式的角色义务为基础, 不受契约交换限制的, 对组织有益的组织成员行为。影响学校组织公民行为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了领导与部属之间“圈内”、“圈外”关系, 组织公平、组织自尊、工作满意度等。实证研究表明, 校长如欲提升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关键在于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改善与提升上下关系;公平的施政, 特别是在互动上的平等与信息上的公开;重视教师的权利与地位;提升其对学校的归属感。

(二) 教学领导

与会代表共同认为, 提高教学效能, 校长的领导不能停留于行政领导, 而应该肩负起教学领导之责。校长的教学领导, 并非是校长亲自任教示范之意, 应需依据不同教育文化与领导情境之下采取适切的领导策略。

大陆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教学研究活动。校长的教学领导, 应该关注以教研组为核心的中层组织活动效能提升与形态更新。上海第一师范附小鲁慧茹校长认为, 校长应该通过亲身参与、量化教研内容、细化教研常规、聚集专业引领资源、层级化专业发展目标激励等途径, 优化教研活动形态, 培育与发展教研文化。

长期以来, 台湾中小学没有教研组制度和团队教研传统, 教师自主意识较强。当前教育行政部门也在极力推动学校开展行动研究、教学视导。在此背景之下, 校长的教学领导, 体现在如何让教师自发地参与到教学改进行动之中。高雄市前镇国民小学刘镇宁校长就提出, 校长在启动学校教学视导时, 应建立与教师的对话沟通机制、合作双赢机制, 注意变革契机的选择与成效的及时反馈。

(三) 价值与道德领导

上海市建平中学程红兵校长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过程, 教育一旦失去文化, 所剩的只是知识的位移、技能的训练和应试的准备。而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思想。提升学校教学效能, 不仅要关注事实层面 (教什么) 和技术层面 (如何教) , 更需要从价值层面 (为什么) 做出追问。只注重形式的变革, 而没有真正在价值思想上发生变革, 课改很可能是低效的, 甚至无效的。价值的追问, 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课程教学实践方向性的指引, 同时也是凝聚学校组织成员挑战自我、实现变革与超越的精神力量。

台湾中正大学林明地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校长以合作、激励、关怀的角度妥善运用权力、以道德权威为基础的领导, 可以增进学校组织内安全、支持、融洽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组织文化, 为学校教学效能提升,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四) 校园环境规划

华东师范大学冯大鸣研究员认为, 虽然从整体来讲, 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已获得长足发展。但是“硬件已不是问题”的判断远不能成立。现有的学校建筑空间组合与布局, 远不能适应以变革学生学习方式为愿景的新课改的需要。西方新型学校建筑中学习空间相互贯通与群组整合思路值得重视与借鉴。同时, 校长也应该从学生学习方式变革以及提高教学效能出发, 增进教育空间规划能力, 并获得提前介入到学校建筑设计之中的权力。

台湾政治大学吴政达教授认为, 校长参与学校建筑规划, 物化教育理念固然是一条好的思路。但对于大部分学校而言, 校长及其团队如何规划与统整已有空间, 让其发挥最佳效益, 也应受到重视。台湾政治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环境规划中采取教室功能化与课堂教学组织走班化策略, 是一条可以探索的出路。

同时, 暨南国际大学叶连祺教授指出, 校园家具 (campus furniture) 的设计与规划也应值得关注。校园家具, 除了提供休憩、保护、隔离、联系等满足生理和社会需求的功能, 尚能发挥情境教育、辅助教学、美感体验, 甚至是打造学校品牌的功能。因此, 校长应该从教学效能提升的角度重新审视已有校园设施, 并依据学校办学理念与发展愿景, 规划具有教育意义、文化气息的校园设施。

(五) 对话的领导力

上海师范大学俞可博士认为, 研究校长领导力, 应该回到对两个对象的基本理解, 一是校长, 二是学校。东方文化赋予校长更多的行政角色, 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教育文化中, 校长更多是“首席教师”的角色, 与教师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同伴关系、业务领导。而校长领导的学校本质上是一个学习型组织, 教育领导力与学习力遍布于学校组织的每个成员身上。作为“首席教师”, 校长应通过对话, 激发学校共同体所有成员学习力, 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和实现教育领导力。

四、校长领导力与校长流动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8

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双方轮流异地承办，之前已召开了八届研讨会，第九届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4月16—20日在台湾宜兰召开，会议由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周仲岛教授担任召集人，并负责筹办。大陆方面由召集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人禾领队，委员秦大河、江志红、陈文、沈学顺、俞卫平、温敏及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编辑刘金婷等人参会；台湾方面由周仲岛教授领队，委员陈泰然、刘广英、纪水上、蒲金标、王作台、郑明典、郭鸿基及学会秘书张仪峰等人参加。

会前两岸分别由专家收集审阅词条，之后双方交换会议资料，补充本方词条名称，并召开预备会议讨论，取得内部意见一致。会议需要讨论的内容分三部分：第八届研讨会待澄清及移至本届研讨会讨论的词条、大陆方提供的新词、台湾方提供的新词。对于两岸有分歧的词条，通过查证原文释义，本着科学性、准确性、简明性和约定俗成等原则进行探讨。本次会议共讨论514条词，其中取得一致推荐名的有360条词，两岸并列推荐名的有103条词，删除51条词。本届会议在两岸名词专家认真务实的讨论下，琢磨并谋求一致定名，有效讨论词条中的两岸共同推荐名有近78%获得一致，可谓成果丰硕。剩余的522条新词，将在第十届会上继续讨论。endprint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9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穹

（2009年10月 纽约）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早上好！很高兴和美国法律界、工商界的新老朋友相聚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可以说，纽约早已经开始从金融资本的角度为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今天，我们又怀着中美法律交流的愿望来到纽约，相信国际化的纽约将给我们的研讨带来更多灵感，促使我们的交流活动结出丰硕的“大苹果”。在本届交流活动中，美方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来自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等多家部门、机构，中方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参加本届交流活动的还有，来自中美司法、工商等领域，关心中美经贸发展、热心中美法律交流的各界专业人士。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方代表团的全体同仁，向尊敬的克里总顾问、美国代表团所有成员以及在座的其他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我相信，凭借各位专家广泛专业背景、丰富的从业经验，以及多年积累的对相关领域的经验和思考，尤其是凭借各位对中美法律交流的热诚支持，我们的交流活动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越来越“平”，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面前，各国经济活动的交集越来越大、面对的问题越来越趋同、一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努力。就中美两国而言，经过多年的协作，中国和美国已经发展成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成为彼此的大市场和供应商。

经贸关系的长足、稳定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引导、规制和保障。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及其规律的结晶，一国法律与其国情紧密连接，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使得各国法律制度各具特色。法律制度间的差异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成为阻碍经贸关系发展、增加经贸成本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法律制度的差异性。与此同时，各国在探索完美法律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又积累了相当多有益的经验，可以为人类社会所共同借鉴、参考。这是法律制度的互补性。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决定了法律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自198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协议和1994年中美商事法律合作

声明建立中美部级双边法律交流机制以来，我们的中美法律交流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多年来，中美法律界通过法律交流研讨会这一机制，了解彼此法律体系、社会背景，吸收、借鉴彼此在法治探索之路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仅就近两年的实践来看，前两届法律交流活动关于反垄断、外商投资等一系列经济贸易中的核心法律问题的探讨极大地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互信，提高了双方在相关领域的立法水平，为中美双方增进了解、互信协作，从而消除误会、化解摩擦、促进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基于沟通、了解、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两个大国的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愈加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两国关系全方位、高水平发展，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事实雄辩地证明，中美法律交流活动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绩坚定信念，我们相信，未来中美法律交流将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涵盖更为广泛的领域，成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最强劲的助力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07年10月，我率领中方代表团在中国古都西安、上海等地参加了2007年度的中美法律交流活动，中美双方就外商投资和商业秘密法律制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中美法律界、工商界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双方法律制度的相互借鉴，交流活动达到了预期成果，非常成功。今年的法律交流选择专利和电信法律制度作为主题，这两个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是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探讨的价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利制度是最古老而又最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障，很难想象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够达到今天的高度。中美两国都是鼓励创新、尊重创新的国家。在多年来保护专利、促进创新的努力中，美国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专利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优秀的制度催生、孵化了大批的发明创造。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一制度的建立完善。中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制定于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水平的巨大变化，为了履行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承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于1992年、2000年和2008年三次修订专利法，不断强化对专利权的保护。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修改的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专利法的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加强专利保护的同时，中美双方也共同面临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协调平衡的问题。在本世纪初，美国学术界已经有观点认为，专利制度的过度保护带来的诉讼和不确定性正在使专利制度这一创新激励器逐渐转变为限制创新的因素。中国在完善专利制度的同时，也要注意专利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力求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最大程度地发挥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

作用。我相信，通过对专利法律制度进行交流和探讨，必将促进中美双方对彼此制度的了解，加深对专利制度的理解，为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专利法律制度奠定基础。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其他各个行业的基础，信息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随着电信行业的逐步发展壮大，电信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已经被列入很多国家的立法日程。信息革命的浪潮发端于美国。几十年来，美国的电信法律制度逐渐覆盖监管体制、运营商行为规范、用户利益保护和网络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对电信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电信业也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截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3.2亿，移动电话用户已经突破6.8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之

一。为了规范和促进电信业的发展，中国颁布了《电信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电信法律法规。目前，统一的电信法正在制定完善过程中，不久即可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国人大审议。相信此次交流将深化双方对电信法律制度的认识，在差异化的法律制度之间建立起理解和应用的桥梁。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济济一堂，对专利和电信这两个意义深远的法律问题展开坦诚而深入的研讨。希望大家坦诚相待、深入交流，掀

起又一场“头脑风暴”，催生法律领域的发明创造。最后，我衷心希望尊敬的克里总顾问、美方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以及在座的其他朋友，在研讨会结束时都能满载而归。预祝此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10

“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举办

11月16日下午，“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研讨会及吕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庆典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议题包括法学理论的研讨、法律实践经验与体会的交流以及吕世伦教授学术思想探讨。此次会议征得近70篇论文，已编辑成《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11

会议指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不仅直接带动了台湾地区经济的转型与产业升级,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刊讯 由中国金融学会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为期4天的第十二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9月11在四川成都举行。研讨会以两岸金融业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就“两岸证券、期货市场各自对外开放的情况”,“两岸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两岸在引进国际金融理财师(CFP)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以及“两岸保险领域的业务发展和资产运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以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易纲为团长,大陆金融业务主管部门以及40多家银行、证券、保险机构180多位代表组成的大陆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台湾方面组成了以安泰银行董事长邱正雄为团长,台金融业务主管部门及岛内主要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90余人参加的代表团与会。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李炳才出席了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易纲在会上致辞。

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 篇12

会议由轮值主席、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院长徐国平致欢迎词,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长王德学、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赖辉、中华安全卫生协会理事长蓝福良、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副主席陈海寿、香港职业安全卫生协会会长梁伟光、澳门劳工事务局局长黄志雄分别代表合办机构致辞, 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旭辉代表支持单位致辞。

开幕式期间,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金磊夫宣读了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在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设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批复, 并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司长马锐、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院长徐国平、副院长王先华共同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

会上, 王德学理事长充分肯定了历届研讨会对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安健工作的促进作用, 公布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主办的“第25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健康学术研讨会”将于2017年9月20—2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 会议主题为“促进健康, 全员参与”。

本次研讨会为期2天, 分主旨发言和专题发言两部分。12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分享在安全健康领域的新理论、新思路、新举措、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新经验;46位专家学者分别在两个分会场就安全管理、职业健康、安全文化、安全技术等方面发表了内容丰富的学术论文。本刊摘录精彩观点, 以飨读者。

马骏

煤矿粉尘危害防治面临4大问题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骏介绍, 在我国职业病报告中, 尘肺病占新发职业病病例的90%, 其中有一半以上分布在煤炭行业。当前, 尘肺病发病处于高发阶段, 2005—2009年每年新增尘肺病1万多例, 2010—2015年每年新增尘肺病超过2.5万例, 接近3万例, 形势异常严峻, 必须高度重视。

基于2006—2008年和2012—2014年的两次大规模调研, 煤矿粉尘危害防治主要存在4大问题:

一是, 煤矿企业思想上不重视, 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尘肺病具有迟发性、隐匿性, 不像“红伤”事故, 可以直接看到, 因此从思想上就不予重视。近年来, 企业职业卫生工作在管理上有了很大改进, 特别是在中、小型煤矿,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如有些煤矿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束之高阁, 不予落实;有些只做表面文章, 落实上大打折扣。

二是, 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 粉尘危害严重。被检测的样品中60%以上都超标, 有些煤矿井下正常工作时的粉尘浓度能达到上千毫克每立方米, 可见粉尘危害的严重程度。

三是, 尘肺病发病形式严峻。根据卫计委职业病报告, 近5年全国职业病发病以每年近3万的速度发病, 其中粉尘引起的尘肺病占新发职业病的90%, 且有一半在煤炭行业。

四是, 现有防降尘措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煤矿推行“革、水、密、封、管、教、护、检”综合防尘8字方针, 从工程防护、技术革新、个体防护和管理等方面齐抓并管,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看, 粉尘的危害并没有得到控制, 主要原因还是管理不到位, 防尘设施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此外, 2016年2月25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签署第87号总局令, 颁布了新修订的《煤矿安全规程》, 已于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针对新《煤矿安全规程》, 马骏解读道, 该规程在“职业危害专篇”增加了“防尘章节”, 有7大亮点:一是将职业病危害防治的管理要求与安全生产一道纳入总则;二是统一粉尘、噪声标准;三是新增了粉尘、噪声检测采样点布置;四是增加了消防防尘储水池要求, 明确了水质指标要求;五是提高了煤矿防尘措施要求, 强调了综合防尘措施;六是新增露天煤矿防尘供水系统及综合防尘要求;七是修订了职业健康监护的内容, 体现了“以人为本”。

赖辉

弘扬安全文化抓好5方面工作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赖辉表示, 弘扬中国安全文化是职业安全健康领域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责任。近年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 把安全文化建设作为实施安全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作为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实现本质安全的重要途径, 作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重要任务来抓。

2011年11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在《安全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 (安监总政法〔2011〕172号) 中明确提出: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示范工程, 到2015年建成国家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300家, 国家级安全社区600家, 建成一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广大企业把安全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作为企业存续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 把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活动作为企业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组织实施。紧密结合本企业实际, 积极探索创建活动的实现途径, 找准切入点, 抓住结合点, 在创新上用心, 在建设上发力。着重开展了加强安全理念文化建设、加强安全制度文化建设、加强安全环境文化建设、加强安全行为文化建设等4个方面工作。截至2015年, 全国已建成安全文化示范企业396家, 超过了“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

赖辉说, 推进安全文化发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在巩固扩大示范创建活动已有成效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提升, 创新发展。在继续推进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工作上, 他建议抓好5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创建工作宣传力度,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二是积极探索创建活动的实现途径, 把功夫真正下在“建设”二字上;三是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 保持创建工作常态化发展;四是认真开展安全文化理论研究, 为创建工作提供思想动力;五是尽快建立安全文化专家库, 聚积创建工作智力支持。

徐顺德

解决“三大迷失”构建有效安全管理系统

中华安全卫生协会理事徐顺德认为, 企业构建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常有“三大迷失”:认为管得越多, 越“安全”;认为要求越严, 越“安全”;认为缺点越少, 越“安全”。

造成这“三大迷失”的原因主要是:以为管得越多越安全, 是因为企业未真正了解危害辨识、风险评估的真义;而大家都来比“严” (越严代表越安全) , 会造成现场很多工作, 因“过严”无法执行, 因为工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方法, 基层主管也会疲于应付无谓的稽核或检查;至于企业想让缺点变少, 常用方法是让稽核人员看不到、不来看, 这常变为比赛做公关, 但有些缺点稽核人员不容易看得到, 而且看不到的部分之外也存有不确定因素。

如何解决“三大迷失”, 构建企业行之有效的职业安全管理系统, 徐顺德给出的答案如下:

解决“管得越多越安全”的迷失必须明白企业的管理资源是有限的, 要合理分配管理资源,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高风险的地方分配较多的资源去管理。而针对不确定事件, 则要先建构风险管理制度, 实施危害辨识及风险评估, 再依风险评估结果, 实施分级管理。

解决“要求越严越安全”的迷失需要使标准制订符合最低合理化可行原则 (ALARP,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 不妨制订时与执行人员先沟通讨论最佳可行的工作程序或工作方法。作业标准除法令已有规定外, 制定时有共识的就是好方法。

解决“缺点越少绩效越好”的迷失要知道安全管理有两只手, 一只手管理符合事项的叫“监督”, 另一只管理不符合事项的叫“稽核”。监督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符合的事项有多少, 目的是建立主动式的绩效评比, 鼓励工作人员表现, 有助于企业安全文化建立, 属于主动式管理。稽核则是被动式管理, 主要管理不符合事项, 而剩下其他未发现的部分, 仍还有不确定性, 因此稽核发现不符合事项数量多寡, 不可作为安全卫生绩效唯一的绩效指标。对这两种管理方法, 管理者不能混淆, 并且要明白:现场看不到缺点, 并不代表安全绩效就越好;现场看到努力的部分越多或符合度越高, 才能代表安全绩效越好。

游雯

小设计大帮忙

据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总干事游雯介绍, 香港的中小企业是指聘用少于100名员工的制造业机构和聘用少于50名员工的非制造业机构。截至2015年12月, 香港约有32万家中小企业, 占全港的商业机构总数98%以上, 并提供约120万个工作职位。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支柱, 更是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就业的重要动力。然而, 中小企业的资源有限, 往往较难投放足够的资源改善职安健工作。为此, 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自2000年起便推出“中小型企业职安健资助计划”, 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资助和专业指导, 协助他们建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该项计划先以饮食业作试点, 2001年伸延至汽车维修业及印刷业两个较高风险的行业, 2002年全面推广至所有行业。

至今, 香港职安局已推出多个针对不同安全问题的资助计划, 并达到既定目标。现时正进行的有7个, 分别是:“中小型企业密闭空间安全工作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装修维修及建造业高空工作防坠装置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易燃物品储存柜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印刷业电动堆高机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安全梯台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零售业鞋垫资助计划”“中小型企业手提水气掣资助计划 (降低从业人员操作手提电动工具时漏电引发的意外) ”。

当前, 香港职安局的“中小型企业职安健资助计划”, 已由最初只提供顾问服务及改善项目资助, 转变为针对较高风险的工序引入符合安全标准的相关安全设备, 并资助中小企业购买这些安全设备。近年来, 又因应本地情况及法规要求, 对现有安全设备融入了新设计, 从而能更有效进行危害控制。

游雯说, 香港职安局会因应不同行业的意外数据, 并收集业内人士的意见, 积极与供货商合作, 开发合适的职安健设备。这其中的很多产品会由一个小小的安全设计概念开始, 发展成安全效益理想的职安健设备, 像手提水气掣便是一个好例子, 该设备会经过产品安全测试, 并且符合相关的国际标准。

黄志雄

“四元素法”提升建筑业职安健水平

据澳门近5年的工伤统计分析报告, 自2011—2015年, 建筑业的就业人口一直上升, 由2万8 200人倍增至5万4 800人, 增幅近1倍, 占总体就业人口的13.8%, 建筑业的工伤意外亦随之增加, 从2011年起, 工伤意外千人率由15.2增至2015年的25.5, 2016年上半年则为11.4。除严重工作意外, 大部分是涉及高空工作及起重机械等重蹈覆辙的“老问题”, 说明业界未能充分吸取过往血的教训。

针对以上问题, 澳门劳工事务局局长黄志雄说:个中原因复杂, 但可概括为4点:一是, 澳门建筑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资源所限、传统多重分包的作业模式, 使其在安全管理上较为松散, 难以直接有效地对分包商作出规管;二是, 就某些工程而言, 由于施工期紧迫, 承建商看重工程进度而忽略工作安全, 加上工程复杂多变及工作人数众多, 在赶工的情况下增加了意外发生的机会;三是, 部分承造商在委任须具资格人士时审视不够严谨, 尤其涉及起重机械的检验及操作等方面出现技术水平参差的情况;四是, 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 仍然存在贪方便的心态及冒险工作等不安全行为。

为此, 澳门劳工事务局把巡查、执法、教育、宣传、修法等工作, 从过往较零散的运作归纳为监管、支援、提升及完善4个元素, 并以法规为轴心, 将4个元素导入一个循环改善的运作模式, 把各职安健工作系统化地连接起来, 互相补足。具体工作如下:

监管在2015年澳门劳工事务局对澳门各建筑工地进行共5 488次巡查, 当中包括与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的联合巡查, 对296项职安健违规行为向工程承造商作出起诉, 违规情况主要涉及预防人体及物体下坠的集体保护措施 (57%) 、承造商的预防措施和教育 (8%) 、起重机械及装置的安全 (7%) 和电力安全 (6%) 。另外, 因工地内的不安全情况可能实时对工作人员或第三者的健康、生命或身体完整构成重大危险而发出停工令的个案共21个。

支援为支持建筑业界改善职安健工作, 澳门劳工事务局致力于职安健的教育、培训及宣传推广工作, 并配合以各项安全用品的资助计划扶持建筑业中小企业改善职安健工作, 主要从课程培训、讲座活动、资助计划等三方面展开。

提升澳门劳工事务局推动企业建立自我规管的职安健管理制度、普及推广安全文化、培训职安健专业人员、举办鼓励承造商及工作人员参与“建筑业安全施工奖励计划”, 开发反映承造商职安健表现的评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