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精选7篇）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1

镇政府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被处罚

案情经过：

2008年9月，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要求收割玉米的农户先办理“砍伐证”、“准运证”，每亩玉米缴费500元后，才能收割，否则将“给予严重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绝大多数农户未办“两证”，致使数万亩成熟玉米无法收割，村民们心急如焚。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质疑。

裴政[2008]37号文《裴城镇关于加强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严禁焚烧秸秆，实施秸秆还田。秋作物秸秆禁烧率必须达到100%”、“谁砍罚谁，谁烧罚谁”、“农户承包地砍伐或焚烧秸秆1亩以下的对该农户罚款300元，超过1亩的每亩罚款500元。”文件的颁布日期是2008年9月3日。文件说，对确因养殖、青贮等需要，农户要求砍伐的应先报镇“三秋”秸秆禁烧指挥部同意，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经批准方可砍伐，“否则按违反秸秆禁烧规定，依法进行严肃处理。”文件说，对确因养殖、青贮等需要，农户要求砍伐的应先报镇“三秋”秸秆禁烧指挥部同意，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经批准方可砍伐，“否则按违反秸秆禁烧规定，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芮士欣，裴城镇西芮村四组村民，今年53岁。家有玉米8.6亩，另外承包别人6亩，共14.6亩，现已部分成熟。为不误农时，9月15日，中秋刚过，他就去地里砍玉米了。结果，他被镇政府宣传秸秆禁烧的工作人员带到镇上“学习政策”，理由是没有交押金，没有“砍伐证”。

“我砍玉米秸秆是回去搭猪棚的，又没焚烧，为什么要办证？”芮士欣一路向工作人员解释，却是徒劳。

“到了镇里，镇上的人告诉我，今年出台了新政策，全镇推行立秆掰穗，秸秆还田，要砍倒玉米秆就必须交押金办证。”芮士欣说，当天下午儿子在村里缴纳300元押金，办完“玉米秸秆砍伐证”之后，他才被允许回家。

处理结果：

《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以下的行政机关或者其内部机构不能通过发文件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显然，裴城镇根本没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无权发文规定砍伐秸秆要办手续并收取押金，更无权规定焚烧秸秆要受处罚。9月18日上午，郾城区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因违规发放“玉米秸秆砍伐证”，裴城镇党委书记楚建杰和镇长赛笋已按相关程序免职。

争议问题：

镇政府采取这种强制性手段迫使农民秸秆还田，行为是否合法？

思考与互动：

1、《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主体有哪些？

2、本案中，镇政府违法之处在于何处？ 教师评析：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为了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制定了禁烧办法和秸秆还田措施，其中就有收取秸秆禁烧保证金、办理“砍伐证”、“准运证”等约定，农户砍伐秸秆后如果拉到指定地点或秸秆还田，保证金将很快退回。镇政府特别强调，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敛财现象，若发现将严肃处理(据9月l8日《大河报》)。

不要小看了这个保证金。据报道，裴城镇约有6万亩玉米，每亩的保证金500元。一共可以收获3000万元。这3000万元对于一个乡镇来说，还是可以办些事情的。比如，以月息1分贷出去，3000万元一个月就可以收获30万元的利息。如果再做点生意，那收益就不是30万元了。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这3000万元绝对不会安安静静躺在账户上等着退还到农民手中。

权力就是这样，在一个乡村小镇，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在秋收季节轻松弄到3000万元的闲钱玩玩。当然，能玩得动的也就是少数握有实权者而已。不敢想象，如果裴城镇的书记镇长升至郾城区的书记区长，再稍微动动脑筋，会有怎样一笔闲钱供来把玩? 也许这样是想歪了，这区区3000万元或许就没被书记镇长放在眼里。他们也不会为这点小钱去担风险，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他们真的是为“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之大计，才用这每亩500元的押金之杠杆，营造本责任区一片湛蓝的天空。

可惜的是，好心还是办成了坏事。一来，现如今的农民没那么糊涂了，坚信收割自家玉米应该自己说了算，不容别人指手画脚;二来大凡要掏腰包的事情，农民很清楚党中央、国务院的基本政策，面对一些念歪经的歪嘴和尚，已经知道保护自己了。这不是吗?媒体一报道，桌面上一摆，真相一大白，镇里立马表态:“已经采取措施组织人员退还押金，确保近日内全部退还农民所缴的保证金。”

问题是，这则“办证才能采伐玉米”的新闻已经传遍大江南北，点击率很高。为何?往深处说，这恰恰反映了权力在一些公仆手里已经走了样。农民不是可能焚烧秸秆吗?好，要所有农民都交保证金。为免事后抓不着人，先惩罚所有人，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按照常理，政府应该想方设法加快秋收的机械化作业，以解农民收割秸秆之累，用服务感化农民，让他们自动放弃私自焚烧秸秆的打算。

事实上，仿佛是在一些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权力这根魔杖依然在我们身边横行无忌。在提倡依法行政的今天，希望各级政府能严格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办事，给自己手中的权力戴上“紧箍咒”，记住公权行使的一个原则：“法无授权即禁止”。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2

(一) 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概况

《行政许可法》在总结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经验基础上, 在正确处理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等关系的基础上分别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列举和概括了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和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明确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 是指依据设定行政许可所应遵循的价值取向, 确定在立法上哪一些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哪一些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

(二)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当前出现的问题

1.《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过于原则, 比较宽松, 操作性相对差一些, 而且从具体的领域来看, 有些领域虽符合第十二条的规定, 但也未必要设定行政许可。依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 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 目前条件下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 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权宜规范。但“我国政府行政从根本层面观察, 仍属于传统的以管制为本质特征的全能统制型的政府行政模式。”对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规范化, 不利于活化僵硬的操作实施, 对设定范围的规范化也显得没有充分的灵活性。

2.可以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主要是考虑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出的规定, 但随着经济发展, 尤其是我国经济体制处在转轨的特殊时期。为此而在《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补充规定了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但行政管理的很多领域会不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许可对象的广泛而复杂, 其设定范围本身的不确定性, 为行政许可的全面完善带来挑战。

二、对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思考

行政许可内容和形式的繁复多样, 其设定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实践中行政许可的设定混乱和不规范表现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主体和设定权限不明, 有些行政机关为自己设定行政许可, 然后再自己实施行政许可, 重复许可, 以及行政许可设定权成了达到行政性垄断的手段和途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不清是行政许可法的弊端, 因此, 必须做到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规范化。

三、行政许可范围的合理界定的意义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在行政许可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行政许可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弊端正是由于设定范围不明确, 因此, 行政许可制度要实现规范化必须要明确行政许可设定范围。

(一) 确定行政许可设定范围有助于防止行政许可权的随意膨胀

行政许可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控制手段, 关系着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和行政管理方的权利义务。因此,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如何协调分配社会资源, 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 而且关系到公民、法人的权利自由, 如何得到有效保障。现实情况中, 存在行政机关在一些完全应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的领域或是可由社会中介机构介入的领域设定行政许可的事例。这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 必须对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进行明确, 防止许可权随意膨胀。

(二) 确定行政许可设定范围有助于完备许可程序

就目前而言, 行政管理工作的许多领域都在采用许可证制度。这样做, 虽然有一定成效, 但由于缺乏一套统一规范的行政许可程序, 使得许多行政机关在实施许可行为时随意性很大。例如, 在许可事项的公告上, 许可证的终止、变更、换发上, 就没有统一的程序性规定。而确定了行政许可的的设定范围之后, 行政机关必然要制定一套统一规范的行政许可程序, 在设定行政许可事项上, 用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来引导许可的实施。

四、完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的路径设想

(一) 行政许可设定的原则不可忽视

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是行政许可立法过程中最难, 也是较关键的问题之一。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说具体法律规范在执行时可以根据情况加以改变的话, 那么, 法的精神、法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改变的, 都必须加以遵守和执行。”行政许可的原则对于设定行政许可的具体事项范围来说, 就相当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二)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要注重政府职能

设定行政许可事项范围的大小, 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干预强度过大会阻碍经济发展。无论是公权不宜干预私权, 还是市场优先, 自治优先, 事后监督优先, 其间反映的一个共同政策导向是, 政府干预从缓的原则。

(三) 行政许可评价机制的落实与完善

行政许可评价机制在大多数的地方性许可立法中尚无统一规定, 或在法规、规章中寥寥无几, 具有公众参与色彩的公民评价机制被虚置。许可评价机制未能在许可设定中的必要性上把好关, 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因此, 盘活许可评价机制势在必得, 应尽早出台统一的许可评价制度立法。《重庆市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于2004年出台, 取得较好成绩, 为各地区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在许可评价中, 应严格规定评价机制的启动时限, 扩大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行政许可直接牵涉公民的自由权, 应当允许献计献策。公民的参与深度广度越高, 许可的正当性越值得肯定, 执行的阻力就越小。

五、结语

关于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的问题, 牵涉到各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因素, 是比较棘手的难题。行政许可目前还处于初创时期, 各方面的实践还有待趋向成熟。就目前出现的许多问题而言, 也是情理之中, 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体现。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对行政立法的意义无可厚非, 如何保障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 有待于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因此, 我们应在遵循《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的同时, 还期望于对行政许可的研究和探索。虽无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但相信对许可法界定问题的不确定是催促对其思考的动因。

参考文献

[1]张武扬.行政许可法释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3.

[2]徐邦友.中国政府传统行政的逻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01.01.

[3][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张福森.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讲话[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5]马怀德.行政许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62.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3

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监管；行政许可设定；分析；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海关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中，很多涉及到加工贸易的监管，包括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放弃核准。这些行为表现属不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呢？这些与行政许可的定义和特征密不可分。加工贸易监管中的行为判定十分重要，判断失误会直接影响加工贸易的监管，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值得重视。

一、简述行政许可的定义和特征

《行政许可法》，指的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许可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1）行政许可中所指的行为是已经得以申请的行为；

（2）行政许可所提到的行为指的是已经得到依法审查的行为；

（3）行政许可中的行政行为准予申请人在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某种行为或活动，这种活动是特定的，有授意性的。

二、加工贸易监管中行为判定失误的影响

加工贸易监管中的行政许可设定分析，主要是分析加工贸易监管中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行政行为，特别是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放弃核准等这些行为的属性判定是加工贸易监管中行为判定的重中之重，这些行为的属性如果把握不清楚会影响加工贸易监管的效率和水准，也会对行政管理造成巨大的阻碍。以下就简要叙述加工贸易监管中行为判定失误的影响。

1.增加了行政成本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流程和手续

一般而言，海关对加工贸易的监管重点主要集中在保税货物的实际监管，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单证的处理往往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监管资源，这直接影响到海关工作能否全面铺展开来，能否全面落实到位。此外，核销等也被列入到行政许可项目中，这样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手续及相关的流程，这样的行为不仅对海关监管无利，甚至是有害的，不仅增加了海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大大浪费了不必要的监管资源，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2.会导致很多企业产生较强烈的不认同感

行政许可，是为了方便民众，高效快捷，但是这些非行政行为列入行政管理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核销期限大大缩短，将近十天左右，其他的项目，海关办理时间是非常小的，甚至远远小于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时间节点，这样就会使大多数的企业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所带来的高效便捷，相反的是，增加了很多的文本文檔，出现了很多书面化的内容，这会让企业产生反感，甚至怀疑海关的态度，影响加工贸易的监管力度和效果。

3.整体上与加工贸易监管改革的方向大相径庭

加工贸易的监管，越来越趋向于简化手续、简化流程、强化监督的发展态势，旨在促进保税监管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误将非行政行为判定为行政行为，就强化了手续流程，使室内作业程度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繁冗，这显然与监管改革的整体方向背道而驰。

4.非行政许可项目列入行政许可项目会使海关的司法审查面临较大的风险和压力

在加工贸易管理中，经常会出现人们对海关行政管理不服的不认可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有权利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但是非行政许可项目列入行政许可项目，极大地加大了海关应对司法审查时候的风险。加工贸易备案并不属于行政许可，也就是说海关审批并不是针对加工贸易这一过程，确切地说，行政许可法中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强行施加于加工贸易是存在极大问题的，是不妥的。

三、加工贸易监管中行政许可项目的设定和优化

1.尊重加工贸易 备案和核准的本质标准

要想提高加工贸易监管的力度和水平，就必须尊重加工贸易备案和核准的标准，如果不能有效地还原备案和核准的原貌，就会导致后续的加工贸易监管力度跟不上；风险管理整体的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相关的担保制度没有保障；实质性审查能力差；因此，尊重加工贸易备案和核准的原貌，是加工贸易监管中的重中之重，不容忽视。

2.对大多数的企业给予充分的信任

对大多数企业给予充分的信任，是加工贸易监管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相信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守法的，都是遵守法律法规的，因此，有必要适当减少繁琐的手续和复杂的流程，这样的手续和流程不仅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还会消耗企业的精力，增加企业相应的运营成本和支付预算，同时，也不能打击不乏企业，预防和打击的作用都显现不出来，因此，对企业给予信任，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是加工贸易监管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3.有效梳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简化加工贸易监管中的手续和流程，并不是说不再关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将其有效地融入加工贸易监管中，才能增强风险预警，提高风险处理的能力，提高对业务整体运营的把控和分析，才能对隐藏的风险反应敏感，才能对及时出现的风险精准处理，这才是现代加工贸易监管的应有之势。

4.完善担保制度

在加工贸易监管过程中，涉及到风险评估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担保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地为国家谋福利，才能确保国家的税收安全。担保制度的设置，要保证担保主体的多元化、担保形式的多样化、加工贸易制度的合理化，只有这样的设置才能提高行政许可设定的保障力。

总之，加工贸易监管中，行政许可设定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不可忽视，目前加工贸易的监管模式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特点，手续繁琐，效率较低，规定较死，教条化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发现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并分析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应地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目前加工贸易监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认真清理加工贸易监管中不合理的方面，使之更符合实际，更符合现实，加强立法权威，符合中国国情，创建更为有效的、合理高效的、简单超前的、高校严密的监管体系，并有效提高行政许可的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唐璨，赵永伟.论《行政许可法》的成就与缺陷——从制度完善的视角[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1）

[2]胡文校.行政许可的撤回、撤销、吊销与注销辨析[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09）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4

姜 明 安[1]

内容提要：《行政强制法》设计和体现的基本原则共有六项：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既指导该法整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具体法律规则的制定，也将在该法正式施行后指导执法者对该法所确立的规范和制度的实施。《行政强制法》遵循平衡原则、比例原则和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设定权进行了科学的配置，此种科学配置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行政强制法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关键词：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法基本原则 行政强制设定权

《行政强制法》于1988年在国务院法制局层面列入立法计划并组织调研、论证、草拟，[2]之后，行政立法研究组曾起草试拟稿，[3]至1999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式启动起草程序，后经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后最终通过，历时23年。[4]《行政强制法》之所以经历如此长的立法过程，一是因为该法所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该法所构建的制度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超过所有的现行行政法律，甚至超过《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和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维护二者的平衡很难拿揑；二是因为广大社会公众，包括学界、实务界、舆论界对该项立法涉及的各种问题一直争议较大，难于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三是立法机关对该项立法特别慎重，反复启动公民参与程序和学者专家论证程序，以保证该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和为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行政强制法》的通过和即将施行是我国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本文拟对该法设计、确立的行政强制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的配置进行阐释。

一、《行政强制法》设计和确立的行政强制基本原则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非明确规定但在整个法律文本中所体现出的行政强制基本原则共有六项：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这些原则既曾指导该法整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具体法律规则的制定，更将在该法正式施行后指导执法者对该法所确立的规范和制度的实施。

（一）平衡原则

《行政强制法》总则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规定，该法的制定，是“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里确立了两个最基本关系的平衡：一是保障和监督关系的平衡：《行政强制法》既要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又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和“监督”在这里均有两层涵义：“保障”一方面指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提供足够的手段，另一方面指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排除可能的障碍；“监督”一方面指控制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职权，侵害行政相对人权益，另一方面指防止行政机关不作为，规避履行职责，消极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行政强制法》总则第一条确立的另一个基本关系的平衡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与保障作为被强制对象的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平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其目的主要是预防或制止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如预防或制止食品、药品制造者制造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行为），以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身健康。很显然，行政强制法如不能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行使行政强制权，就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就不能有效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身健康。同样，行政强制法之所以要设置严密的规则和程序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其目的即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违法和滥用行政强制权，保护作为被强制对象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尊严和合法利益不被侵犯。协调和平衡这两对基本的相互关系，正是行政强制法制定和实施要把握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

（二）比例原则

《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这一条款所体现的精神，在行政法学上通常称之为“比例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必要”、“适当”、“比例”（狭义的比例原则），都是具有弹性的不确定用语，在适用于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设计上，有人可能较偏向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人可能较偏向于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行政秩序的维护。尽管比例应以适中为宜，但绝对的适中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行政强制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设计上，学者一般倾向于对行政权力的较严格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较完善的保障。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以前我国行政法的立法中很少明确规定这一原则。《行政强制法》可以说是第一次明确确立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即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在有多种手段、多种方法、多种途径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最小损害”的手段、方法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比例原则又可称“最小损害”原则。《行政强制法》规定的“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应该说是“最小损害”原则的很好体现。但是，这还不太全面。“最小损害”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全面表述应该是“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采用较轻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较重的行政强制”。当然，《行政强制法》第五条的规定中虽然没有“采用较轻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较重的行政强制”的明确表述，但该法的内容无疑还是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例如，该法第三章规定行政机关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要履行比一般行政强制措施更严格的程序，其中即具有“可以采用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即不得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的意涵。

（三）行政强制法定原则

《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规定了行政强制法定原则，其表述是：“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这里，“法定”的“法”是仅指法律，还是包括法规和规章，人们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权限法定的“法”应主要或基本上限于法律；范围法定、条件法定的“法”则可限于法律、法规；而程序法定的“法”则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而且应包括规章。对“法定”的“法”，之所以要做如此理解，既有法律原理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制定法根据。行政强制的权限，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基本关系，自应由法律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也是这样规定的。[5]虽然《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设定权在主要保留给法律的前提下，也有限地赋予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一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6]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依此授权获得的行政强制设定权的权源仍然是作为法律的《行政强制法》。而行政强制的条件则不同，其是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管理领域的行政管理需要确立可运用此种行政手段的具体情形，因此除法律以外，同时由法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较为适宜。至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则更多地是法制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行为的规范，既应有他律，更应有自律。因此，程序法定的“法”，不仅应包括法律、法规，而且应包括规章。

（四）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关于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行政强制法》的表述是：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7]这里“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教育”，既包括特定教育，也包括一般教育；既包括对被强制对象的教育，也包括对一般社会公众的教育。当然，“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教育”主要是指对被强制对象的特定教育。因为对一般社会公众的一般教育是通过对被强制对象的特定教育实现的。一般社会公众只有在亲眼看到或直接、间接感受到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实施过程中对被强制对象所进行的具体个案教育以后，才可能从中受到相应的守法和履行法定义务的“传来”和“感知”教育。此外，“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还具有“先教育，后强制”和在行政强制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坚持教育的意涵。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之前，即应对相对人进行教育，促使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如果相对人经教育后自觉履行了义务，就不要再实施强制。须知，“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并非仅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对相对人进行教育，使之接受强制和对强制行为予以配合，不抵制和阻碍行政机关实施强制行为。更非仅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后再对相对人予以教育，使其对强制心悦诚服，在内心中认同和接受行政机关的强制行为。尽管行政强制的事中、事后教育亦非常重要，但事前教育较事中、事后教育更为重要，行政机关除非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即时强制，来不及进行事前教育，否则，无事前教育即不得进行强制。行政机关贯彻《行政强制法》“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强调“先教育，后强制”，将教育贯穿在行政强制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只要通过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了义务，行政机关就不应对之再实施行政强制或处罚。

（五）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关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行政强制法》没有以专门条款统一规定，而是将该原则分别规定于多个不同条款，以及将其精神贯穿和体现在行政强制权设定程序和行政强制实施程序的具体设计上。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力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第十四条规定，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强制的必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强制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强制进行评价，并对不适当的行政强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行政强制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强制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关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反馈。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行政强制的要求虽然既及于行政强制的设定，又及于行政强制的实施。但重点主要在于规范行政强制的实施，即主要落实在行政强制实施程序的具体设计上，包括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的设计和对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计。

《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实施程序的一般规则有五：其一，违法行为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其二，行政强制措施权由法定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不得委托，非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中非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其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须事前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实施时应出示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告知当事人理由、依据和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其陈述、申辩，并制作现场笔录（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不到场的，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其四，如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强制，行政执法人员应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五）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还应当场告知或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当场强制的，在返回行政机关后应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在目的已经达到或条件已经消失后应立即解除。以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则均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

正当法律程序对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具体要求主要体现为下述一般规则：其一，只有具有法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其二，具有法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只有当当事人在行政决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其三，具有法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在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事先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其四，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其五，只有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方可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应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其他法定方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送达；其六，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如具有法定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情形的，应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其七，行政机关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减免加处的罚款或滞纳金；其八，行政强制执行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在夜间或节假日实施，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的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此外，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应先予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只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又不拆除的，方可实施强拆。

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规则都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都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些规则既有助于防止和避免野蛮强制、暴力强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也有助于防止和避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强制权谋取私利，滥权和腐败。

（六）救济原则

《行政强制法》主要在第一章总则第八条中和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六十八条中确立了行政强制的救济原则。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有三：一是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三是国家赔偿。这三种救济途径均有相应的专门法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和调整。既然有专门法律规定和调整，为什么在《行政强制法》中还要加以特别规定呢？这是因为行政强制是一种严重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高权”行政行为[8]，需要特别强调权利救济。此外，行政强制的救济相较于一般行政救济，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加以特别规定。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八条除一般性地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强制的申请行政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和要求国家赔偿权外，还另行专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第六十八条规定，任何行政强制主体，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或者是行政执法人员，凡是“违反本法规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都要）依法给予赔偿”。上述《行政强制法》设计和体现的六项原则，均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行政强制法》具体规范和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灵魂。我们要贯彻和实施《行政强制法》，就必须认真、切实领会和掌握这些基本原则。

三、《行政强制法》确定的行政强制种类和行政强制设定权配置[9]

《行政强制法》第9条和第12条分别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为了避免列举不全，导致今后行政管理因手段缺失而发生困难和障碍的问题，这两个条款分别在具体列举之后又都增加了一个具有“弹性”的兜底项：“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有人可能对此产生疑问，这种弹性的兜底项是否会使前面的列举规定失去意义，从而使《行政强制法》控制行政强制种类，防止行政强制“乱”和“滥”的目的落空呢？[10]这种担心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行政强制法》随之严格限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因为除了法律以外，《行政强制法》只赋予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很有限的行政强制设定权，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根本没有赋予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即使是法律，其虽然可设定任何种类的行政强制，但《行政强制法》既然列举规定了相关的行政强制种类，即有指引限制的涵义：即法律在设定行政强制时，一般应以《行政强制法》相应列举规定的种类为限，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可设定“其他”别的行政强制种类。

《行政强制法》第9条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具体种类仅有四种：

（一）限制人身自由（如扣留、约束、强制传唤、强制带离现场等）；

（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场所如营业场所、工作场所、娱乐场所等；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设施等；财物如房屋、汽车、船舶等）；

（三）扣押财物；

（四）冻结存款、汇款。除这四种列举的具体种类外，《行政强制法》第9条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还包括前面述及的“弹性”的兜底项：“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如强制进入住宅、强制进入经营场所等）。

《行政强制法》第12条设定的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方式仅有五种：

（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11]

（二）划拨存款、汇款；

（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五）代履行。除这四种列举的具体形式外，《行政强制法》第12条设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还包括前面述及的“弹性”的兜底项：“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如强制搬迁、强制销毁等）。

关于行政强制设定权的配置，在《行政强制法》制定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法律，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均具有对所有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是基本没有疑义和没有争议的。人们存在较多疑义和争议的主要是：国务院行政法规应赋予多大的行政强制设定权？国务院部门的规章应否赋予行政强制设定权？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应否赋予行政强制设定权？如应赋予，应赋予它们各自多大的行政强制设定权？

《行政强制法》最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强制设定权是这样配置的：

其一，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其二，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扣押财物两项行政强制措施。

其三，规章，无论是国务院部门规章，还是地方政府规章，均不得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更不具有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

其四，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增设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其五，行政强制执行均只能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均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12] 这些规定意味着：

（一）国务院行政法规被赋予了较多的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其除了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其可以制定所有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范围内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在已经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也可以设定所有与之相应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二）地方性法规则只被赋予了很有限的两项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即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以及扣押财物

（三）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被取消了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

相较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和《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配置，《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授权显然更加严格。《行政处罚法》的授权是：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所有法定范围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所有法定范围的行政处罚；部门规章可以设定警告、罚款（限额由国务院规定）两类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设定警告、罚款（限额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两类行政处罚。[13]《行政许可法》的授权是：行政法规可以设定所有法定范围的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可设定除资格、资质、企业、组织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以外的行政许可；部门规章不得设定任何行政许可；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一年后失效或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14] 对于《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设定权的配置，在法律起草和审议过程中，人们曾有各种不同意见。例如，有人认为，行政强制设定权应法律保留，不应配置给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人认为，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应赋予或尽量少赋予行政强制设定权，而地方性法规则应赋予较多一些行政强制设定权；有人认为，应适当赋予规章一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不赋予规章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不利于行政管理；还有人认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应赋予更多一些行政强制设定权，以便于行政管理。在《行政强制法（草案）》三审时，立法机关还曾一度将一二审稿时确定的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赋予行政强制设定权：“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和地方性事务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可行使有限的行政强制设定权”，改为“尚未制定法律，或者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和地方性事务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可行使有限的行政强制设定权”，既将原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权确定的两项限制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尚未制定法律”和“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地方性事务”两项条件）减少不一项限制条件（只要“尚未制定法律”即使不“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地方性事务”或者只要“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地方性事务”即使“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可行使有限的行政强制设定权）。

上述第一种意见显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或公共治理，不仅在现代中国行不通，在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制国家）也几乎没有这么做的。如果说，不赋予规章行政强制设定权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在实践中尚有可行性的话，那么，不给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就既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更行不通。不给法规以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法规会没有任何“牙齿”，公共治理将无法有效进行。美国著名公法学者施瓦茨认为，“从质上说，规章（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总和—笔者注）[15]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效力。它们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它们有和法律同样的制裁措施作后盾。特别是它们具有以强制服从法律的刑事强制措施”。[16]他引用格里蒙德的话说明规章规定强制措施，甚至规定刑事制裁措施的必要性：“行政规章用刑事制裁作后盾完全是出于需要。法律没有制裁就是空话。如果违反行政规章可不以刑事犯罪论处，就等于说行政规章没有„牙齿‟，不遵守它仍可逃之夭夭，这就会使有效地行使制定规章之权成为不可能”。[17]当然，中国的法治环境和美国不一样，法律授予规章以行政强制设定权很可能导致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但如果我们连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设定权也一律取消，显然会严重影响公共治理的效力。第二种意见虽然在中国现有语境下很有道理，笔者也基本认同。但目前（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具备这么做的条件：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立法能力很有限（全国人大一年只开一次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开一次会，每次会期只有一周左右，且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绝大多数是非专职的），如果不赋予国务院行政法规较多的立法功能。国家管理将难以运行。而承担实际立法功能的行政法规如果没有行政强制设定权，其立法则难以有效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在行政立法的问题上，一贯持“控权论”观点的英国行政法权威教授韦德甚至也持开放态度。他在其经典著作《行政法》中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行政立法是一个不得不予以容忍的祸害，它对于分权是一种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破坏。然而，这是过时的观点，因为，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立法在实践当中是不可缺少的，而不在于理论上难以使其合理化。…只要我们从实务的方面看一看，马上就会明了，行政机关进行大量的一般性立法是必须的”。[18]坚持控权法治的英国尚且如此，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发展中国家，完全取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设定行政强制的行政立法权显然是不切实际和有害的。

第三种意见则忽视了目前中国公权力过于膨胀和往往导致滥用的现实。不赋予规章行政强制设定权显然会给当下相关行政管理带来某些不便，但赋予规章行政强制设定权则不能有效治理目前行政强制存在的“乱”和“滥”两大问题，而行政强制的“乱”和“滥”已构成对国民人权的威胁。权衡利弊，自然应以不赋予规章行政强制设定权为好。七年前制定《行政许可法》时，也有人提出立法不赋予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行政管理就会无法运行。但《行政许可法》最终没有赋予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行政管理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乱设许可和滥设许可的现象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扼制。诚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法治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行政规章通常可设定一定范围的行政强制。但是，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行政强制过多过滥。在当下缺乏对规章制定权和制定程序严格法制规范和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赋予规章行政强制设定权有太大的被滥用风险。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5

什么是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如何处分?

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定或者实施强行带离现场、盘查、检查、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这里所谓的“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法义务或行政决定，或为了达到某种行政法目的而采取的各类强制性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强行带离现场、盘查、检查、强制戒毒、强制治疗、强制约束、强制隔离、扣留等。涉及财产权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查封、扣押、冻结等。设定或者实施强行带离现场、盘查、检查、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遵循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这里所谓的“查封”，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封存被执行人财物的一种强制措施。查封期间限制被执行人处分其财物，被执行人不能擅自处理、移动被查封的财物。查封需清点登记、加贴封条、就地封存，并应当发给封存凭单。这里所谓的“扣押”，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扣留被执行人的财物，限制被执行人占有和处分其财物的一种强制措施。查封和扣押的区别是：查封的财物一般是大件不易移动的，所以留在原地；扣押的财物一般是小件，可移动的，应转移地点。这里所谓的“冻结”，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阻止被执行人的资金流动的一种强制措施。本行为的构成：(1)本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机关作为本行为的主体，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2)本行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发生侵害国家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工作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行政强制措施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3)本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工作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行政强制措施相对人的合法权益。(4)本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如对公民违法实施强行带离现场、盘查、检查、强制戒毒、强制治疗、强制约束、强制隔离、扣留等强制措施的；对财物违法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擅自使用、调换、变卖或者毁损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具体来说，只要行为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就构成本行为，而不管本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是否造成损害结果，可以在量纪时考虑。根据第二十一条规定，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学习问答》人民出版社）

行政许可设定案例 篇6

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不予许可）决定书

陕交运许字[

]第（）号

: 你于 年 月 日 提出 申请。经审查，你的 申请符合（不符合）的规定，决定准（不）予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请按下列要求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活动：

经营主体： 起讫地及起讫站点： 途经路线及停靠站点： 日发班次： 班车类别：

车辆数量及要求： 经营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请于 年 月 日前按上述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书，然后办理相关手续。在确定的时间内未按许可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书的，将撤销本经营许可。

（印章）

宗教行政许可 篇7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4。

二、行政许可条件

1、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开办，学制3年以上并已正式开办4年以上；

2、有负责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专门管理机构或者专职、兼职人员；

3、有健全的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规章制度；

4、能够为外籍专业人员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并具备相应的外事接待能力和安全保卫能力；

5、有对外籍专业人员教学评估和鉴定制度。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2、宗教院校简介；

3、具备许可条件的证明、说明或文本；

4、拟聘请渠道情况说明。

四、行政许可程序

1、全国性宗教团体举办的宗教院校，由该宗教团体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举办的宗教院校，由该宗教团体向院校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的申请材料后，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外国专家归口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家宗教事务局。

3、国家宗教事务局会同国家外国专家局进行审查，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1、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外国专家归口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2、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自受理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5。

二、行政许可条件

1、拟聘的外籍专业人员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规章，尊重中国各宗教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2、拟聘的外籍专业人员一般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力，在拟聘任的专业学科领域有较高造诣；

3、拟聘从事语言教学的外籍专业人员，应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经验；

4、外籍专业人员授课的课时比例不超过院校总课时的30%。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宗教院校的《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复印件；

3、拟聘请外籍专业人员的计划（包括聘用人数、拟教授课程、课时安排和在华工作期限等内容）；

4、宗教院校课程设置及其任课教师情况；

5、拟聘的外籍专业人员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学历证明、所服务的机构及派遣单位、经派遣单位审核的简历、派遣单位出具的无不良记录的证明。其中，拟聘担任语言教学的外籍专业人员，还应提供受过语言教学专门训练和从事过语言教学的证明。

四、行政许可程序

1、全国性宗教团体举办的宗教院校，由该宗教团体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举办的宗教院校，由该宗教团体向院校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的申请材料后，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家宗教事务局。

3、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1、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2、国家宗教事务局自受理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我国五种宗教以外的外国宗教组织与我国政府部门或宗教界等交往

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7。

二、行政许可条件

1、外国宗教组织在所在国（地区）有合法地位并无不良记录；

2、外国宗教组织尊重中国各宗教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拟在中国境内的交往活动不违反中国的法律；

3、外国宗教组织对华友好。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中方单位的申请书，包括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人数等；

2、中方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的基本情况；

3、外国宗教组织及其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

四、行政许可程序

1、中方单位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

2、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国家宗教事务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超出自用数量）的宗教用品入境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8。

二、行政许可条件

1、所携带的宗教用品不含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各宗教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构成危害的内容；

2、所携带的宗教用品接收单位是我国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

3、经有关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同意。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接收单位的申请书；

2、所携带的宗教用品的目录、样品、数量及用途说明；

3、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同意的书面证明。

四、行政许可程序

经全国性宗教团体同意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同意的，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国家宗教事务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六、附则

自用数量的范围指每种1至3个基本单位（本、册、盒等）。

邀请以非宗教身份入境的外国人讲经讲道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9。

二、行政许可条件

1、被邀请人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各宗教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2、被邀请人为宗教教职人员；

3、拟讲经、讲道的场所是经依法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

4、邀请方是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邀请单位的申请书；

2、被邀请人的有关背景情况、宗教教职身份及入境身份说明；

3、被邀请人拟讲经、讲道的寺观教堂的情况；

4、被邀请人拟讲经、讲道的寺观教堂民主管理组织同意的书面材料。

四、行政许可程序

全国性宗教团体提出邀请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提出邀请的，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国家宗教事务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二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拟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宗教仪轨和宗教传统习惯；

2、拟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不会对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3、确有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需要，并具备组织大型宗教活动的能力和必要的条件；

4、拟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场所建筑、设施、场地符合安全要求；

5、拟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有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安全责任明确、措施有效;

6、拟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宗教团体或者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三年内举办的大型活动没有不良安全信息记录；

7、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经政府有关部门事先批准的，应当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活动的目的、内容、地点（路线）、起止时间、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参加活动的人数、参加活动的人员所在地域构成等情况；

2、安全工作方案，包括安全工作组织系统、安全工作人员数量和岗位职责，场所建筑、设施的消防安全措施，车辆停放、疏导措施，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突发事件或意外事故应急措施等；

3、符合宗教仪轨和宗教传统习惯的说明；

4、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上述行政许可条件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说明和承诺书；

5、有关部门对拟用于大型宗教活动的场所建筑、设施的安全鉴定文件；

6、上述行政许可条件第七项规定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7、其他材料（拟使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场所的，应当提交场所提供方同意使用的证明，场所提供方有行政主管部门的，应当提交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四、行政许可程序

1、举办活动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活动日的30日前向活动举办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听取活动举办地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作出许可决定。

邀请境外宗教组织或个人参加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

2、拟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符合该宗教的建筑规制，与该场所的环境相协调；

3、符合国家有关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规定；

4、施工期间能够基本保证信教群众开展宗教活动；

5、有必要的建设资金。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项目说明及理由等；

2、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

3、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位置图、效果图及可行性报告；

4、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部门的审核意见；

5、有权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相关证明；

6、保证宗教活动正常开展的情况说明；

7、建设资金证明。

四、行政许可程序

1、拟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不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2、拟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改变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属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报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许可决定；属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1、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或者提出审核意见。

2、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或者提出审核意见。

3、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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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

2、不影响信教群众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3、拟设立商业服务网点的经营内容不违背该宗教的禁忌；

4、拟设立的商业服务网点与该场所的环境相协调；

5、符合国家有关文物、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规定。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拟设立商业网点的经营范围等；

2、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

3、拟设立商业网点的位置示意图。

四、行政许可程序

宗教活动场所向其登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登记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登记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拟举办的陈列展览、拟拍摄的电影电视片已经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2、展览和拍摄内容不违背我国宗教法规、政策和该宗教的仪轨；

3、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

4、不影响信教群众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5、不违反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拟在宗教活动场所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理由及展览、拍摄内容等；

2、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

3、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行政许可程序

申请方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登记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登记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者其他宗教印刷品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一条，《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编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或者宗教教学、宗教研究的需要；

2、符合《宗教事务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3、主要编写人员具有较高的宗教学识；

4、有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出具的审核意见。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编印目的、内容提要、字数、印刷数量、发送范围等；

2、拟印制的书稿或者拟印制的样品；

3、编写人员情况说明；

4、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出具的审核意见书。

四、行政许可程序

编印单位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后，到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准印证。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审批意见。

建造大型露天佛像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序号363。

二、行政许可条件

1、佛教在当地有悠久的传播历史，信教群众众多；

2、当地信教群众有强烈要求，并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

3、拟建造的造像符合佛教教义教规的要求；

4、有必要的建设资金，其来源为佛教协会或寺院自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建造大型露天佛像投资；

5、保证所得收益用于符合该佛教协会或者寺院宗旨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6、符合有关建设规划要求；

7、布局合理。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在拟建造像所在的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内佛教的历史情况说明；

3、拟建造像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信教群众情况说明；

4、征求拟建造像所在的乡、镇（街道）范围内居民意见的情况说明；

5、符合当地建设规划的证明；

6、资金预算及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7、初步设计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8、中国佛教协会出具的关于造像符合教义教规要求的意见书；

9、保证所得收益用于符合该佛教协会或者寺院宗旨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承诺书。

四、行政许可程序

1、拟修建大型露天佛像的佛教协会或者寺院将申请材料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向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征求拟建造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及县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必要时，征求当地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建设部门的意见。拟同意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

3、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1、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2、国家宗教事务局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6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六、附则

本项行政许可所指的大型露天佛像是指单体的佛像高度（含基座）或长度超过10米，群体佛像数量超过10尊。

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建造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审批

一、行政许可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四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1、该宗教在当地有悠久的传播历史，信教群众众多；

2、当地信教群众有强烈要求，并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

3、拟建造的造像符合该宗教教义教规的要求；

4、有必要的建设资金，其来源为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自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建造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投资；

5、保证所得收益用于符合该宗教团体或该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6、符合有关建设规划要求；

7、布局合理。

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该宗教在拟建造像所在的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内历史情况说明；

3、拟建造像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信教群众情况说明；

4、征求拟建造像所在的乡、镇（街道）范围内居民意见的情况说明；

5、符合当地建设规划的证明；

6、资金预算及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7、初步设计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8、该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出具的关于造像符合教义教规要求的意见书；

9、保证所得收益用于符合该宗教团体或者该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承诺书。

四、行政许可程序

1、拟修建大型宗教造像的宗教团体或者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将申请材料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征求拟建造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及县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必要时，征求当地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建设等部门的意见。拟同意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

3、国家宗教事务局作出许可决定。

五、行政许可办理期限

1、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2、国家宗教事务局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材料之日起6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六、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