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简历

李立三简历（共4篇）

李立三简历 篇1

李立三(1899.3—1967.6)，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赴法国勤工俭学。19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为政治局之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

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8岁。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血色浪漫李立三 篇2

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他遭受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而他的国际家庭,亦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站在毛泽东右手边第二位的李立三,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欣慰中,他无论如何不会预知自己未来二十年间将面临的接连打击, 直至他被迫蒙冤走到人生终点那一刻。

他的苏联妻子李莎此刻也应邀在观礼台上目睹了盛典,和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站在一起,包括一些苏联贵宾在内。出席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苏共高层,而是文艺界知名人士,这反映了中苏关系的微妙。直到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苏联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府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冷热同步。” 现年67岁、仍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是李立三与李莎的长女,出生在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读完中学。2010年,乍暖还寒的北京,李英男在她的办公室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顾了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遗憾的是她现年96岁的母亲李莎,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未能接受记者的访问。而此前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乐意向人谈起李立三,目的是希望自己口述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记住他。

因王明、康生策划,深陷“肃反”囹圄

1930年末,共产国际勒令李立三赴莫斯科“述职”。此后,他被留在莫斯科安排在列宁学校研究班,目的是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人们对他避而远之,李立三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心灵负担,在悔过与孤独的阴影中度日如年。幸好在这时他遇到了俄罗斯姑娘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活泼开朗的她最终被这个中国革命者吸引。1936年, 22岁的她与37岁的李立三结婚,婚后名为李莎,从此两人就共同生活在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共产国际“留克斯”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在此期间,李立三主要负责编辑由共产国际出资并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同时还秘密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编制、译解密码。

当时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勋、红军将领等被戴上了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等帽子而锒铛入狱。留克斯招待所里的气氛也日趋紧张,夜间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邻居们神秘地一个个失踪了。1938年2月的某日凌晨,两名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内务部人员闯进室内逮捕了李立三。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开除了李立三党籍。

李莎坚信丈夫的清白。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李莎坚持不肯与丈夫划清界限,最后主持批判李莎会议的人威胁她,你是要你的李明(李立三的另一个化名)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她将团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扔,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会场。

而人一旦被抓走,苏联内务部是不会主动通知犯人家属的,如果自己不去找,有可能永远下落不明。李莎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在李立三被捕半年后,她来到塔岗卡监狱,惊喜地发现李立三被囚禁在那里。李立三当时被关在一个有几十名犯人的大牢房里,接到妻子转来的50卢布,久已绝望的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李立三挺过“肃反”高潮,终于获准出狱,但其被捕及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真相大白。苏联解体后,原内务部档案部分对外开放,李英男和母亲李莎开始赴俄罗斯查阅李立三档案,证实了李立三被捕是王明、康生一手策划的结果。其中一项罪名是李立三参与翻译和编辑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文献时,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从共产国际的档案看,王、康的指责是无中生有,把翻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同译法或文字修辞说成是“有意歪曲”“篡改原文”,例如李立三在审订时将文中的几处“恐怖主义”修改为“恐怖主义党派”,被认为是“把帮派说成党,有意美化抬高这些人身份”。

1993年,在俄罗斯卢边卡查阅档案时,俄罗斯官员曾问李莎,要不要替李立三开具一份正式的平反证明,李莎当场就谢绝了。在李莎眼里,俄方开出的所谓“平反证明”一点价值也没有。

再陷政治斗争

出狱后,共产国际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却没有撤销,同时不允许他回国,使得他在苏联沦为普通的中国侨民。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通知李立三,中共“七大”将他再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对于当时连普通党员都不是的李立三而言,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李立三提名,使其最终顺利入选中央委员会。

1946年,李立三终于回国,这是中共中央向苏联交涉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他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一度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此时李英男和母亲也从苏联辗转来到李立三身边。李英南那时还不到十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时期,“父亲很有信心,做了很多工作,日日夜夜几乎看不到他人,到各地视察开会”。

全心投入工作的李立三没有料到他将再次陷入风波。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出人意料地遭受了批判。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曾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结果毛泽东尖锐指出全国总工会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

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职务。谈到这段历史的起因,李英男认为:“在总工会期间,我父亲和刘少奇的主张一致,而高岗当时是工会的另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赞成高岗,但是我父亲始终不认为自己错误。后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会的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找到我父亲,让他代替刘少奇担当工会工作发生问题的全部责任。”就这样,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查,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该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罢免了他的劳动部部长一职。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此前李立三不惜将自己作为“反面教员”,他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在“八大”上,李立三从“立三路线”开始,坦率地进行了自我解剖,受到了好评。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曾著文记述,据说郭沫若听到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又把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并列,作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写信给毛泽东,在他据理力争下,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李立三的名字被删去了。

李立三的另一大“罪状”来自于他的国际家庭。中苏蜜月期,李莎的身份尚不敏感,中苏关系恶化后,李莎的国籍问题就成了攻击李立三的靶子,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让李莎转入中国籍。李莎痛苦抉择,那个时候放弃苏联国籍无异于叛国,也意味着她将永离故土和亲人。待她终于下定决心,入籍中国的过程却又并非一帆风顺。李立三不得不求助于老朋友陈毅,才最终得到解决。

自杀之谜

李立三的处境日益危殆,特别是在揪斗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运动开始后。当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让他揭发刘少奇以便将功补过的时候,李立三坚称在他与刘少奇共事的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文革中各方也都来找李立三“要材料”,让他贡献老干部的“罪行”,因为李立三曾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人物,掌握很多情况,但是李立三坚持不做伪证。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此后揪斗李立三的风浪愈来愈猛烈。一个全国性组织“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成立。李立三有一次痛苦而绝望地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李莎非常愤怒,也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告诉丈夫:“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苏联,我们早就被投入监狱了。”看透事态发展的李立三默默看了她一阵,什么也没说。李英男告诉记者,文革开始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但他认为政治运动的规律就是一开始放手,后期就要甄别,“他心里总是希望到最后能给他正名”。李英男总结,父亲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很有革命理想、并能从理想得到安慰和快乐的人。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李立三曾明确对他人表示过自己绝对不会自杀。

1967年6月19日,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带走了李立三。李莎为他带上了他二十多年来未离开过的安眠药,但不超过三天的用量。同年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并说是他的“特务上级”李莎指使,意图灭口。

关于李立三自杀的经过一直存疑,直到1983年,有关部门还进行过追查,但都没有结果。医院检查证明李立三是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但当时安眠药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据说有人看到他服药,不过没有人制止。而他6月22日上午吞服安眠药,直到中午才被送到医院,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另外死亡记录上说,李立三身高1.65米,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了10公分。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不接受父亲“自杀”的结论,只同意“受迫害致死”的结论。

李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李莎被关进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8年的囚禁岁月。而包括李英男在内,李立三和李莎的两个女儿,以及李莎的好友赵洵、林利等都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罪名下相继被投入秦城监狱。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李立三当年在苏联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则在中国的监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本字典,除了写交代材料,也无法得到纸和笔,所以至今只能阅读,却没能够学会书写汉字。

李立三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登记表上写着“自杀者李明”。他的骨灰“无人招领”,和一些无名者以及盲流等人的骨灰一起埋在了北京东郊。

在胡耀邦的帮助和敦促下,1980年3月20日,李莎生日那一天,她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

平反后,李莎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成为中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并于1983年起,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以李莎为口述主角的纪录片《追寻爱情的远行》由外研社发行。年逾九旬、受尽磨难的李莎在片中表示,她不愿按下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按钮,试图改变什么,“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的这是最重要的。”

项城李立锋第一届道德模范 篇3

被评为项城市第一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李立峰, 男，汉族，197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文化，现任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他是爱岗敬业标兵，先后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被共青团河南省省委表彰为“优秀青年卫士”，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三等功八次，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优秀检察干警”，被共青团周口市委表彰为周口市新长征突击手。他是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表率，更是遵纪守法、文明道德的典范，2014年7月被评为项城市第一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2013年10月8日，李立峰同志收到了项城一高和家长送来的“爱心助人，真情无价”锦旗和感谢信，感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救过一位遭遇不测的高三学生，由于救助及时，使伤势严重的学生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

10月5日早晨5:20左右，李立峰去一高送孩子上学，返回时，走到青年路北段看见一群人围观，他停下车，见一学生躺在地上，头上流着血。他看到情况非常紧急，第一个念头就是救人。由于该学生身材高大，一人难以挪动，随急忙召集围观群众赶紧救人，可能怕惹火烧身，围观群众并不愿帮忙，正好一高校车经过，他拦住校车喊来几个教师，把受伤学生抬到李立峰车上，送到医院。

受伤学生的班主任韩老师告诉我们：受伤学生小赵是项城一高高 三理科20班学生，成绩非常优秀。当时小赵昏迷不醒，情况危急时刻，一位好心人主动停车，并组织人员把受伤学生赶快抬到他车上，送往医院，交了880元检查费，办理了住院手续，等到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偷偷的走了。当时这位好心人的身上、车上到处都是血。受伤学生的父亲赵某说，当时孩子赶着去上学，恰巧是上学高峰期，学生很多，车辆也很多。走到青年路北段的时候，为躲避一辆急驶而过的车辆，小赵骑车速度快转弯猛，头部着地，摔倒在路边，当场昏迷。经医院诊断，受伤学生为颅骨骨折、内耳出血，因为送得及时，没有耽误治疗。最后和一高学校领导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救助小赵的好心人就是项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立峰。

李立三简历 篇4

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年，她6岁。3岁时，她从莫斯科来到中国。她是一名中苏混血儿。

大典前夜，为了让她和苏联姥姥目睹大典盛况，父亲将他们安排住进毗邻天安门城楼的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俯瞰长安街，并能看到天安门的一角。

第二天，踮着脚尖趴在窗户上，她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骑兵队伍，还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轻型坦克；她听到了毛主席高亢的湖南口音，并对现场的气氛印象深刻。当毛主席在扩音器里宣读建国公告时，全场竟没有一点儿杂音。

这是一个6岁孩子的记忆，她当时还不知道父亲在中国的分量。也不知道，父亲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位列毛主席左手边第三个。

后来，她在国内长大，成为知名的俄语教授，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她不常提及自己的身世，人们都称她李英男教授，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父亲——历经血与火洗礼的革命先驱李立三。

父辈——跨国婚恋航船自风暴区起航

李立三一生有过4次婚姻，李英男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李莎所生，李英男还有1个妹妹，名唤雅兰。自李立三起，李家三代皆为跨国婚姻。李立三娶了俄罗斯姑娘，李英男再婚嫁于俄罗斯教授，妹妹嫁予中俄混血先生，李英男大儿子娶了日本姑娘，小儿子娶了乌克兰姑娘。其中，大儿媳肖微明也是混血儿，她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这一有着传奇革命背景的家族，不断谱写出新的跨国婚恋传奇。

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曾担任安源罢工的总指挥。不少人亲眼目睹过李立三出生入死领导罢工，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他曾在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联合大示威，还曾在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祭队收回了武汉英租界。大革命失败后，他经过考察，又向党中央提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在共产国际强烈要求下，李立三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自此，李立三羁旅莫斯科15年。

在苏联，他邂逅了第四任妻子李莎，这是李立三人生困境中的最大慰藉。那一天，是一个十月革命纪念日，李立三邀请了很多中国和苏联的青年朋友欢度节日。餐桌上，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虽然不懂中文，但李莎深切感受到了李立三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久，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两年后结为伉俪。

上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航船在政治风暴中颠簸起伏。

艰难时刻，妻子李莎给了李立三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莫斯科，李立三—直被王明、康生等^视作眼中钉。苏联大清洗时，众多革命干部无端遭到枪决，李立三也受诬入狱，处境凶险。婚后不久遭遇如此变故，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另组家庭。面对劝说，李莎的妈妈告诉李莎：“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也认为，从来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爱情放在第二位的李立三，不会做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事。她决心克服万难，找到丈夫。

李莎遍寻莫斯科所有监狱，终于在半年后查到了李立三的下落。她被告知，李立三被关在塔岗卡监狱，这所监狱不允许探监，但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

当时，李莎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李莎的妈妈不得不给人洗衣、做缝纫活儿补贴家用。为了给李立三留够每个月50卢布的生活费，她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变卖旧物。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与此同时，正在读大学的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以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在学校里，李莎受到了丈夫的牵连。李立三入狱后，李莎就读的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要求李莎站稳立场，同丈夫划清阶级界线。当着全场500多人的面，校团委书记大声向李莎宣布：“基什金娜(编者注：李莎)的丈夫、叛徒李明(编者注：李立三化名)现被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李莎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但面对是非曲直，她鼓起勇气向大会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怍出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为。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的指控，我不能接受。”

大会表决开除李莎的团籍。李莎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挺着胸膛默默地走出了会场。种种情况，后来都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知晓，毛主席赞誉李莎说：李莎是个好同志!

洋儿媳娶进家门

和谐的家庭氛围，夫妻的相濡以沫，使得跨国情缘在这个家庭中不断延续。毕竟，“如果第一代经常发生文化冲突，恐怕后来的孩子们不愿意继续过这种冲突的日子。”李英男说。

李英男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刘铮，一个叫刘铉。李莎和李英男从小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双语教育。他们都到俄罗斯留过学，但都选择了回国。老大刘铮在莫斯科大学学过目语，去日本后，带回来一位日本籍的儿媳，名叫中村微明，家里都叫她晓明。晓明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晓明小时在北京长大，后又去日本读书，汉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常常做翻译工作。刘铮更是一位出色的同传翻译，经常在重要场合出现。李英男觉得，正是两个孩子之间相同的跨文化背景，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老二刘铉在俄罗斯学习电影专业，他参加执导的《蒙古王》曾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从俄罗斯回国不久，他作为副导演，参加了吴天明导演执导的《牛氓》的拍摄，前往欧洲取景。剧组由中国和乌克兰电影工作者组成，刚刚从基辅美术学院毕业的莲娜也被老师带进了剧组，负责美工。经过八九个月的相处，李家日后又多了一名国际家庭成员。刘铉和莲娜后来在北京成婚，和李英男住到了一起。儿媳支持婆婆收获甜美跨国婚恋

刘铮、刘铉的亲生父亲与母亲原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1993年父亲因肝病去世后，母亲孤独了十多年，孩子们觉得，母亲才60出头，应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丈夫去世后，李英男身边不乏优秀男士的追求。1998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一位名叫阿格诺索夫的教授，应邀来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李英男饶有兴趣地去听他讲课。阿格诺索夫斯文儒雅、彬彬有礼、学识渊博；李英男高贵端庄，浑身散发着高知女性的魅力。经过几个月接触，他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格诺索夫早期有过短暂的婚姻，因女方物质要求过高，两人婚后不久分手。后来，因种种原因，阿格诺索夫一直没有再婚，李英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保持书信往来，阿格诺索夫向李英男约稿，李英男又虚心向他请教。平心而论，李英男也欣赏善良豪爽、睿智稳重的阿格诺索夫，在儿子儿媳的极力支持下，两人后来身着红色唐装在北京结婚，并决定日后定居于北京。

文化交融，其乐融融

李英男家庭中融合着中、俄、日、乌多种文化，是文化和谐的典范。这种和谐，始于李立三夫妇，并在家族中传承下来。

1946年，李莎带着李英男姐妹来到中国，与先期抵达的李立三团聚。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英男跟随父亲拜访了众多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周恩来家，李英男都去过。其中，陈毅和父亲的私交最好，两人经常相互串门切磋棋艺，—直到“文革”开始时依然如此。

父亲还经常带李英男到中南海里散步，或者去怀仁堂看电影。一天，父亲带她到怀仁堂里看京剧。入场没多久，毛主席进来坐在与李英男隔两排的位置上。毛主席转头看见李英男，一把拽住她的小手高兴地说：“小外国人也来了!”

在家中，李英男和姥姥及俄罗斯保姆住在一起，爸爸、妈妈把奶奶从湖南老家接来后，一家三代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奶奶听不懂外语，每次与姥姥碰面，两位老人拉着手只是笑，泰然相处。为了照顾不同的口味，吃饭时，桌上既摆上中餐，也摆上西餐，大家用餐时各取所需。

李立三夫妻感情甚笃。如何能够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夫妇俩做了很多工作。据李英男回忆，父亲对此有一贯的看法。他认为，不同民族文化，都是应该互相尊重的。他—直跟别人解释，自己在国外待了十，几年，深深体会到融入外国文化的困难。所以李莎来到中国后，不可能完全、或者一下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她要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习惯，在这方面，他愿意向妻子让步：

“夫妻生活在一起，必须是相互让步的。”李立三说，在家庭生活和习惯方面，“可能我让步的更多一些。”在李英男家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文化，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

家里娶进两位外国儿媳后，家中的文化选项更多了，多文化的家庭更加热闹。家中交谈，晓明和婆婆说汉语，莲娜和婆婆说俄语；一家人用俄语交流时，大儿子刘铮会给不懂俄语的晓明作翻译，一家人用汉语交流时，二儿子刘铉会给汉语不流利的莲娜作后援。晓明和莲娜两妯娌之间，会用汉语交谈；而大儿子和大儿媳说悄悄话，就会讲别人都听不懂的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