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关于法律的名言

古人关于法律的名言（精选11篇）

古人关于法律的名言 篇1

1) 法小弛则是非驳。――刘禹锡(唐)《天论上》

2) 规外求圆，无圆矣;法外求平，无平矣。――宋祁(宋)《宋景文笔记》

3) 法宽则刑者少，刑者少则民为耻矣。――崔敦礼(宋)《刍言》

4)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阿奎那(意)《神学大全》

5)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6)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战国)《韩非子·守道》

7)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汉)《盐铁论·申韩》

8)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欧阳修《纵恶论》

9)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10) 宪律制度必法道。——《管子·伍法》

11)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12) 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为

13) 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论斩马谡》

14) 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

15) 私情行而公法毁。——《管子·八观》

16) 私情行而公法毁。《管子·八观》

17) 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羲冠子·度一》

18) 守法为官，一生平安;守法做人，清白本分;守法处事，达理明志;守法致富，根基稳固。——田桑

19)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史襄哉《中华谚海》

20) 视时而立仪。《管子·国难》

古人关于法律的名言 篇2

关键词：高职法律教学,法律援助制度,融合,援助机构

自1994年我国开始试行法律援助制度以来, 各大高职院校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与组织, 通过其社会公益法律服务的工作, 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扩展与提升。而伴随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与教育理念的改进实施, 当前高职法律教学的模式思路, 也从以往的理论化、知识化教育往培养学生法律实践技能方向发展, 高职法律教育正逐步与法律援助制度相结合。通过为高职学生传授、训练相关法律援助工作, 让学生能通过具体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实践求知, 以取得更好的法律教育成果与目标。

一、高职法律教学与法律援助制度相融合的意义分析

(一) 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步的重要途径

法律援助制度指的是经由各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统筹, 在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人的帮助下, 为经济条件存在困难或是特殊案件难以寻求法律帮助的当事人, 提供各类法律咨询与服务, 并相应减免帮助费用的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完善国家司法机制, 保证所有公民均能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的必要措施。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然规定了多个主体可以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但律师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主干成员, 需要发挥最为重要与维权的司法服务。但法律援助工作本身公益性、无偿性的特定难以有效激发律师工作的积极性, 使得国家不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与现有的律师资源之间产生较大的供给矛盾, 进而限制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与实施, 难以保证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获得及时、高效的法律服务。因此需要通过各高职院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教学中与法律援助制度的融合统一, 通过学校教育与机构提供的实践机会, 让高职学生发挥自身的热情与能力,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 以相应降低当前法律援助工作所面临的需求与法律援助资源之间的问题缺口。

(二) 促进高职学生法律实践水平优化的关键措施

将各个法律援助案件穿插入日常的高职法律教育进程中, 能让学生通过相应的案例案情, 了解、认知到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通过学院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司法服务实践与参与, 以真实接触、了解到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在文书整理、当事人沟通以及庭审辩论的参与感受中, 了解当前我国弱势群体遭受的法律侵害与社会不良现象, 进而培养起学生正确的法律运用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带动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与自我思维的发展提升。

二、高职法律教学与法律援助制度相融合的具体措施研究

(一) 制定有效的高职法律教学规划与设计

为了高职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结合并带动课程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师就需要对教育工作制定相应的培养规划与设计。对其工作做重新定位, 把法律援助工作内容纳入学生法律实践教育中, 通过岗位实习、模拟法庭等与法律援助工作相关的实践教育环节, 让学生能通过教学实践有效了解、掌握到各法律援助案件案情并获得技能训练。教师在授课进程中, 也需尽可能地融入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实践环节, 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学习的结合, 让学生经由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以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角度进行思考与法律运用, 让学生能通过课程学习将知识学以致用, 促进其能力水平的提高。

(二) 解决高职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问题

当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与法律援助实践教学的开展, 若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因此高校在进行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结合运用时, 也应拓展其自身的发展思路。对其法律援助机构与实践教学的资金问题进行筹集, 解决当前的资金短缺隐患促进法律援助教育工作的开展。对此高职院校一方面应改变对校内法律援助机构的认识, 认清其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发挥社会服务作用方面的重要性, 重视学校法律教学工作, 为其提供专用的财政拨款以应对学生参与、实践法律援助工作时的费用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积极宣传、传播法律援助事业的关键作用与社会责任, 以此吸引企业的捐助, 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来实现校园法律援助教育的有效开展, 推动学生在法律援助事业中参与度与热情的提升。

为社会各公民提供必要、充足的法律帮助, 是社会司法公正事业进步的一大重要标志, 也是高职院校促进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优化的关键途径, 对此各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校内积极将其工作纳入日常法律教育进程中, 进而提高高职学生的法律责任意识, 以带动社会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杨智红.浅谈法律援助制度与高职法律教学的有机结合[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0 (6) .

关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的随想 篇3

依照制度，“法学理论”构成了“法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关于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法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一本教材叫做“法学理论”。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从业者，则习惯于把这门学科称为“法理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法理学”命名的教材或著作比比皆是。

把“法理学”视为“法学理论”的代名词，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样没有解决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因为，当前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理学”，几乎都是若干理论板块（法的概念、法的历史、法的价值、法的运行、法与社会等）的简单堆积，也很少有人深究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

近几年，在思考“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引发出多种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相信两者是一回事，即法理学就是法哲学；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码事；还有学者认为，法哲学是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等等。

其实，单从字面上看，“法理学”之“理”与“法哲学”之“哲”，在汉语中都是含义宽泛的术语。比如，传统中国有“理学”，后来还有“新理学”。但传统中国却无“哲学”这个概念，更无“法哲学”概念可言。概而言之，“哲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理学”倒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范畴，二者分别出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仅仅通过词义上的辨析来厘清汉语中“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并进而为“法学理论”学科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恐怕将难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

当然，通过其他的路径来深入细致地探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也许都会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等等。但是，通过从价值与事实二元划分的认识论这种更古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法学理论”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或许能够更有效地理解“法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

简单地说，所谓“法学理论”，就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也可以简称为“法理学”或“理论法学”。在本文看来，它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

法律哲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应然问题，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研究法律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分析。有关法的本质问题、本位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有关自然法、上帝法、神法、人法的问题；有关天理、天道的问题；有关权利、正义、自由等等之类的问题，也包括女性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法学关心的问题。总之，只要涉及到“法律应当是什么”，都可以归入“法律哲学”的范围。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探讨，没有终点，也不大可能获得某种“科学”的结论。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反复的交流与不断的对话，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达成共识。

法律科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实然问题，即“法律是什么”。法律科学的研究立场是价值中立，坚持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这里的实证主义既可以是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以是经验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可以获得关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问题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大致可以归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范围。经验实证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现实主义法学和各种交叉科学研究，比如：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经济发展、法律与生态环境等。“法律科学”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一个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结论。

概而言之，作为“法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法”，既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关于“法”的价值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法律哲学”。关于“法”的事实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法律科学”。两个方面的整合构成了“法学理论”或“法理学”这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

法学理论从横向上划分为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从纵向上可以分成两条线索：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通过对这两条历史线索的清理，可以对法学理论的源流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法律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价值问题，法律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解说构成了法律哲学的历史。法律科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事实问题，法律理论家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即是法律科学的历史。在法学理论漫长的变迁过程中，这两条历史线索始终相伴而行。

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分别萌生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希腊作为法律哲学的诞生之地，孕育了西方历史上最初的法律哲学思想。比如，柏拉图的《法律篇》《共和国》《政治家》等经典著作，都曾以正义理论作为核心，阐述了西方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法律如何达致正义。他提出的“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的艺术”，作为一个著名的判断，也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阐述的“良法”观念，斯多噶学派表达的自然法思想，都在“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与之相对应，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主要是以私法（即罗马法）作为研究的对象。罗马的法学家阶层通过阐释法律概念、探索法律渊源、讨论法律体系，提供了有关法律科学的一系列知识。虽然，古罗马也出现了西塞罗论述的自然法理论，但是毫无疑义，法律科学构成了古罗马法学理论的主流。

在中世纪，法律哲学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支配性影响，几乎就是神学的一个分支。中世纪法律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对法律与理性关系的揭示，根据宗教教义对法律做出的分类（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都体现了中世纪法律哲学之旨趣。至于那个时期的法律科学，则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期的评论法学派。法学家们阐释法律的内部关系、研究法律的基本文献，讨论法律的适用问题……如果要从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中世纪注释法学派与评论法学派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古罗马时代的法律科学延伸下来的结果。

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法律哲学的主流即为后世所说的古典自然法学。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贝卡利亚是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普遍认为，法律应当符合自然法，应当体现人的理性。与之相对应，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大宪章与森林宪章》《从1746至1779年威斯敏斯特各法院判例报告》。“革命”是这个阶段各国社会运动的主流，这就使得极具颠覆性的法律哲学（即古典自然法学）成为法学理论的重心。

19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方法，为法律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主要体现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的著述中。如英国法学家奥斯汀1832年出版的《法理学的范围》。此外，法国兴起的科学法学派、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等，也可以归属于法律科学的范畴。法律哲学仍然在那个时代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法律哲学思想是由德国的哲学家们阐述的，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法哲学著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法哲学原理》（黑格尔）。也有同时跨越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这两大领域的法学理论家，比如德国的萨维尼，他阐述的历史法学属于法律哲学；但他对于法律解释理论、法律关系理论的研究，是对法律科学的重要贡献。

到了20世纪，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图景。在法律哲学领域，出现了以富勒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以及形形色色的价值论法学、后现代法学。法律哲学家们批评法律现实，呼吁正义与权利。法律科学的成就也令人瞩目，既有庞德、卢埃林、弗兰克等人阐述的具有经验实证主义倾向的法律科学，也有哈特、拉兹等人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分析法学。此外，法律解释理论、法律论证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法律与医学等交叉学科研究，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法律科学色彩。

以上概述尽管挂一漏万，仍足以说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可以分别地加以叙述。大致说来，法律哲学体现了人类对于“法律之善”的不懈探寻，它主要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发展起来的；而法律科学则反映了人类对于“法律之真”的永恒追求，它主要是相对纯粹的专业法学家、法律家的智慧的结晶。如果说人类的法律永远都有“向善”的憧憬、永远都有“求真”的冲动的话，那么区分法学理论的两种历史——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对话

全增嘏先生在1933年完成的《西洋哲学小史》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人霍金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对信仰的批评。全先生因此认为，哲学是叫我们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努力求知，以尽他们的天职。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知识论；对于价值方面的种种信仰的批评，就是价值论。

如果把这种哲学思维的方式再做进一步的延伸，把哲学应用于对法律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的也就是法律价值论了。法律价值论本身就是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近年来，法律信仰一直是法学理论界极感兴趣的话题，很多法律学者都把当代中国的法治问题归因于法律信仰的缺失，发出了“信仰不存，法治焉在”的叹惜。他们认为，法治的生成有赖于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然而，根据霍金、全增嘏一派的观点，关于法律的哲学思考，就是要批评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这样说来，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难道是冤家对头？而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分歧呢？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诉求方向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按照上文的逻辑，法律哲学的精神是怀疑，而法律信仰的灵魂则是相信。法律哲学始终怀疑：法律应当是这样吗？如何才能使法律变得更好一些？法律信仰始终相信法律的力量，坚持把法律作为行动的准则。

不仅如此，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还拥有各自的正当性依据。其中，法律信仰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关系，反映了人们对于秩序、稳定、可预期的生活状况的追求。整齐划一的法律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与相互对话的平台，使生活在相同法律下的人们，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共同体。此外，法律还可以有效地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可以相对和谐地建立起共同的人类生活……正是这些支撑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试想，如果法律（包括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遭到了各种社会主体的普遍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不可或缺。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不经省察地信仰所有的法律，也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纳粹德国制定的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就曾经得到了帝国官方和普通民众相当广泛的信仰，但这种法律信仰却为犹太人、德意志民族、世界和平带来了一场浩劫。人们反思：为什么对于法律的信仰会导致如此荒诞的结果？正是在对于法律信仰的怀疑与批判之中孕育了关于法律的哲学。法律哲学反对的是有缺陷的法律，针对的是人们对于法律不加分辨的迷信。其实，法律哲学不仅要质疑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也要对法律的各种价值追求进行反复的比较与权衡。察看现行法律秩序中存在的缺陷、偏私与迷误，指出法律信仰可能导致的弊害，这就是法律哲学的基本功能。

关于古人的名言佳句 篇4

2) 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黄睎

3)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4)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5)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

6)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7)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8)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

9)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10) 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晋·葛洪

1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12)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

13)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屈原

14)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15)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16)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曹操

17)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顾炎武

18)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

19) 三思而后行。——《论语》

关于古人读书名言 篇5

2)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4)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6)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7)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8) 一日不书，百事荒芜。——李诩

9)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1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11)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春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

12) 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蠢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袁牧

13) 人能不食十二日，惟书安可一日无。——陆游

14)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15)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朱用纯

16) 勉之期不止，多获由力耘。——欧阳修

17) 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欧阳修

18)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

19) 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

古人关于学习至理名言 篇6

2)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3)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4)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5) 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6) 山之石,可以攻玉。

7)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8) 日斜深巷无人迹，时见梨花片片开。

9)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0)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1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3)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14)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关于网络反腐的法律探究 篇7

一、网络反腐概念及特点

网络反腐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 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网络反腐具有与其他反腐方式不同的优势, 网络的公开性、透明性将涉及机密外的一切信息公布于众, 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网络的快捷性、高效性为反腐工作赢得了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网络的隐蔽性、低风险性可以隐藏举报人的信息, 保护其人身安全;网络的广泛性、互动性可以提供更加具体直观的证据, 实现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推动反腐工作的进展。网络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反腐斗争的新形势和新战场。回顾过往, 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南京房管局长“天价烟”事件、公务员“天价出国旅游”事件、湖南广电局长公款奢侈消费事件等等, 都是通过网络监督及时地被反腐机构发现, 最终得到有效治理的。

二、网络反腐在现实中的困境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受到有关部门乃至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被网民“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查处的速度越来越快, 力度越来越大。从亿万网民奋起反腐, 到中央纪委倾力协助, 整个社会都剑指“问题官员”。网络反腐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反腐热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一个新事物, 又处在发展初期, 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成熟的因素, 严重制约着网络反腐效能的良好发挥。

(一) 网络信息真伪难辨

由于网络上信息发布的便捷性以及信息审查制度的空白致使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在网络上大量聚集, 种种负面评论或损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虚假信息接踵而至, 对政府以及政府的决策加以诽谤和诋毁, 混淆视听, 既影响网络反腐的效果, 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干扰了网民的正确判断。各种虚假举报信息恶意举报不仅会浪费国家相关部门的财力和精力, 还会对被举报者造成伤害,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打压对手的工具和途径。比如有网民在网上发帖说南京市原国土局长、现栖霞区委书记臧正金在南京拥有4套房子, 价值600万元, 这些房子的具体信息一应俱全, 臧正金及其家属的私人信息也在网上曝光。后来通过臧正金本人澄清和组织查实, 臧正金并没有腐败问题, 但是这次事件已经对臧正金及其家属在隐私权和名誉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二) “人肉搜索”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人肉搜索作为反腐工具和手段, 具有检举便利、曝光及时、隐蔽性强的反腐优势, 给了公众检举揭发腐败现象更大的信心和鼓励。由于当前的网络反腐没有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护, 当某一事件上升为社会热点时, 网民为了行使自己所谓的自由权力, 便通过“人肉搜索”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追踪调查, 这一方式极容易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如果行为过激不仅会对被检举人及其身边的亲人朋友造成巨大伤害, 甚至会由舆论监督演化为网络暴力。目前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已经存在私刑化倾向, 受害人不断收到恐吓信件和短信、失去工作、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学习、生活。“人肉搜索”从法学角度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一方面是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 另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安宁, 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地方出台法规, 严令禁止“人肉搜索”。

(三) 网络反腐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

目前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网络作为打击和预防腐败的有力工具。网络反腐在我国虽然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高度重视, 但是关于网络反腐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依然滞后。首先网络反腐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 当前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对网络举报、网络监督、网络反腐行为没有系统的法规和条例进行规范约束, 虽然有些相关规定散见于各部门法规当中, 但实际可操作性差, 不能很好地对网络进行法制化、规范化的监督。至今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保护网络举报人的法律, 网络反腐可能被利用成打击报复的工具, 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被诬告的事情屡有发生。其次网络反腐未能与高效的制度建设有效衔接。在网络安全的维护、对网络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举报网站的监管、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制度建设都比较滞后, 网络监督信息带有局部性和片面性, 有的地方、有的官员漠视网络监督, 对网络声音置若罔闻, 忽视网络反腐制度建设, 阻碍网络反腐进程。

(四) 网络反腐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人更多的是从情感、道德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网络传媒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时, 可能侧重片面报道, 如刻意的突出某些事实, 偏袒一方当事人来陈述事实和表达观点、对调查结果猜测性报道、未经调查为案件定性, 对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等。而网民由于只看到事物的表象, 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网络民意向一边倾斜, 网民极可能会从网络走向现实, 结成群体, 给网络反腐案件的处理施加压力, 容易出现以讹传讹、民意审判、媒体审判等问题, 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 影响正常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再者当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问题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同时, 举报信息及可能提前曝光, 使腐败分子提前布局, 事前通过串供或销毁证据, 转移财产来对付反腐机构和司法部门的调查, 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 导致很多事情无法深入查证, 使反腐工作陷入困境,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额外的难度。

三、网络反腐的法律思考

网络反腐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网络反腐虽然存在着的缺点, 但这只是新事物初期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只要加快网络反腐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 加大网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 形成政府和社会有机互动的良好局面, 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一) 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网络反腐主体的素质

由于网民层次、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互联网上存在着发布虚假信息、传播低俗和淫秽色情信息等不良现象影响着网络传播秩序。目前首要任务就是加强网络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与职业素质的培训, 增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其业务水平。尤其是培养网络编辑理性分析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加大对公民的网络道德教育, 利用传媒普及网络法规,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和参与素质。通过宣传平台积极向广大网民宣传国家有关反腐倡廉的路线、方针、政策, 及时公开网络反腐已取得的成果, 增强广大公民网络反腐的信心和决心。作为网民要能够自觉抵制歪曲的信息、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 不主动传播、不随风跟帖, 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能理智地对待网上一些偏激言论, 合理适度的发表自己的言论,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正确使用自己的合法权利, 避免引发网络暴力或群体事件。通过思想教育, 提高反腐主体的素质, 让每一个网民都成为成熟、理性、有法律意识、有责任心的网民。

(二) 加快网络反腐的立法进程, 营造依法有序的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律环境可以促进网络反腐健康有序的开展。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反腐方面的法律法规, 如《行政许可法》、《信访条例》、《公务员法》、《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政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但网络反腐法律化程度仍然很低, 仍存在许多法律空白, 这就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正如专家所言“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影响了网络反腐功能的正常发挥。目前亟需出台一部关于网络反腐的专项法律, 对网络反腐涉及的行为和环节进行规范, 对参与网络反腐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加以保护;准确界定知情权与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社会监督与诽谤造谣的界限;规范网络反腐的行为, 采取法律方式严惩那些恶意中伤他人、散布虚假信息的非法行为, 以及对网络反腐进行抵制、打击和报复的群体和个人;进一步疏通网络举报渠道, 完善网络举报人安全立法, 充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今后还可以制定《举报法》、《证人保护法》, 然后再在成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层面的《财产申报法》、《网络举报法》、《新闻监督法》等有关网络反腐的法律出台, 这样才能使网络反腐能够在法律的规治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建设, 构建制度化机制

网络反腐若要发展成为能够与时俱进的预防、克服、惩治腐败行为的利器, 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监督、保障制度来适应形势的需要。首先, 我们要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才能为公民监督和揭发政府的腐败行为提供途径。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公开制度, 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为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提供平台。其次要加强管理, 完善网络举报的制度建设。网络举报是网络反腐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确利用网络举报可以为网络反腐提供主要线索, 节省反腐败的成本, 提高反腐的效率。尽快建立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 真正为群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通过规范网络举报的办理时限, 细化工作方法和程序;建立网络反腐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来保障合法权益。当然,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还需要立法、司法、执法机关的职能配合。通过“制度创新”, 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纠错机制、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严厉的问责机制, 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张“网”织得更密、更细, 方能让中国式反腐“渐入佳境”。

网络反腐走向成熟理性,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国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网络反腐法律法规, 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链接起来, 把反腐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和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尚旗.从民间到政府:网络反腐的路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10, (3) .

[2]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和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J].探索, 2009, (5) .

[3]牛先锋.网络反腐的功能及其完善对策[J].理论视野, 2009, (5) .

关于商家允诺的法律探讨 篇8

现实中商家做出允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认识其法律性质时应当按照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商家的诸多允诺可从下列方面进行探讨。

一、成立单方允诺之债

许多情况下，商家出于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考虑会做出一些类似赠与的单方面承诺。比如，符合条件的顾客可以免费获得奖品，美餐等。对于这些允诺，笔者认为可以成立单方允诺之债。所谓单方允诺是指表意人向相对人做出的为自己设定某种义务，使相对人取得某种权利的意思表示。单方允诺又被称为单独行为或单务约束。那么商家的允诺什么情况下构成单方允诺之债呢？

1.有表意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单方允诺之债只需表意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不需要相对方对其意思表示进行承诺，因而区别于合同关系。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仅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合同不可能成立。此外，单方允诺之债不以某种特定合同关系作为其允诺的前提条件，相对人不需要具备特定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就可以享有相应的权利。比如说某些商家对进入商店的第10000名顾客允诺奖励现金1000元。

2.表意人为自己单方设定某种义务，使相对人取得某种权利。单方允诺不需要相对人付出对价，相对人对于表意人也不负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义务。合同中的等价有偿原则在单方允诺中并不体现。

3.一般是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发出。表意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是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任何人发出的，凡是符合单方允诺中所列的条件的人，都可以成为相对人，取得表意人所允诺的权利。如某电影公司承诺暑假期间白天小学生可持学生证免费观看电影，则符合条件的小学生的都可享有此权利。

4.在相对人符合条件时才发生。虽然只需表意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单方允诺之债并不是在表意人做出意思表示时即刻成立。表意人往往在意思表示中提出相对人取得权利的条件或者程序，只有当表意人提出的条件实现或程序完成时，才能够在表意人和特定的相对人之间发生和存在单方允诺之债。 因此，单方允诺之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附条件的债务。实践中，悬赏广告是最为常见的单方允诺的形式。此外单方允诺还有设定幸运奖等形式。

如果商家违反单方允诺，则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笔者认为，只要成立了单方允诺之债，就在商家与特定消费者之间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商家不履行允诺，消费者可以向法院起诉商家履行承诺。

在现代社会中，单方允诺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确有必要对其加以承认和保护，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都有关于单方允诺之债的规定。《意大利民法典》将“单方允诺”单列一章，与契约、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并列作为债的发生根据。《德国民法典》也在第二编“债的关系法”中对单方允诺的典型形式悬赏广告作了详细的规定。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则没有关于单方允诺的具体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司法实务中已出现了因单方允诺产生的纠纷，在其公报中列载了典型的单方允诺纠纷案件。我国著名民法专家梁慧星先生在其《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三编债权总则中将单方允诺之债列为债发生的原因之一。希望将来出台的我国《民法典》能够将对此有相应的规定。

二、构成要约

如果说上述商家允诺构成单方允诺之债，是不以合同为基础的，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则是以商家和消费者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的。

现实中，许多商家利用广告形式做出美丽的承诺，诱使消费者与之订立合同，然后又在格式合同中故意不写入该承诺，一旦消费者提出异议，就以广告不构成要约为名，不承认原先做出的承诺。该种做法在商品房的买卖中尤其突出，如前所述，开发商虚假宣传、欺诈销售，违反当初所做的单方面允诺占到了2004年消费投诉的第五位。在商品房的销售中，广告和销售宣传资料对购房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预售阶段，购房人对于要购买的商品房，只能借助开发商设计精美的售楼书，按照商家的单方的承诺去选择判断，其对购房人的影响程度不言自明。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开发商的售楼书中承诺的很多，却又借口那仅是广告宣传，并没有将有关承诺落实到售楼合同中。普通购房人面对条款复杂的售楼合同和推销人员的“美丽谎言”，是很难辨别的，等拿到了现房才大呼上当。

单方的承诺可以构成要约，如果商家违背自己做出的单方面的允诺，合同相对人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样的结果会使消费者从中获利从而违反民法的一般原则。因为大陆法系法律观念认为，私法的任务是调整私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和救济，私法不具有惩罚和制裁违法的功能。私法上的惩罚是不可接受的，不能因为过错特别严重而判决更大的赔偿额。这是因为民事责任不具有惩罚功能，因此，过错的严重性不能证明判决一个比损害的实际价值更大的赔偿是正当的。所以，私法上的损害赔偿，以赔偿受害人所受损失为最高指导原则，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都是一种不正当的获利。我国民事立法亦追随这一传统，无论是的《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规定了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受害人所受损失。具体到合同法，违约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一般不具有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是为了弥补或填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害后果。一般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实际发生的损害为计算标准，而主要不是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赔偿的标准，因为其目的一般不是为了处罚过错行为，而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总而言之，对于违约责任，一般的原则为“损一赔一”。这一损害赔偿原则对于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按照契约自由原则（自愿原则），当事人可以自主地决定合同的交易条件，可以自愿放弃某些法律上的利益，订立对价不充分的合同。至于其目的、动机等法律是没有必要干涉的，除非涉及到国家和公共利益。易言之，即使是对价不充分，但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订立合同是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的，就不能认为这种约定是不公平的。同时，合同的相对性也决定了自愿基础上的对价不充分的合同也并不影响合同法对于整个社会交易的公平性的要求。既然法律可以承认无偿合同，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对价不充分的合同，否则就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自由，意味着当事人有自己限制自己自由的自由，尤其是通过订立合同限制自己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应当也包括一种自我限制的权利。按照平等原则的要求，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处罚或惩罚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自愿接受的除外。如果否定了“假一罚十”这种约定，则有违正义的要求，等于允许经营者“二次欺诈”，加深对消费者的伤害。同时，否定这种约定，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有鼓励商家欺诈之嫌，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的建立也是不利的。

当然，在当事人没有约定，且商家存在欺诈的情况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也没有坚持“损一赔一”的一贯做法，而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制度。立法意图就是通过对经营者进行欺诈的恶意行为予以加重处罚，从而抑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现象，减少商业欺诈行为的发生。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只有当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没有商家的单方允诺时才能适用《消法》第49条，否则应该优先适用约定或承诺的内容。

三、构成要约邀请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现实生活中，商家为了促销，也会做出一些承诺，如“本店绝无假货”，“跳楼价, 挥泪大甩卖，全市最低价”等等。对于这一类的允诺，笔者认为应当构成要约邀请。所谓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的特点是：

1.要约邀请不具有缔约目的，其目的只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而要约具有缔约目的，一经承诺即成立合同。

2.发出要约邀请的当事人可以随时撤回要约邀请，对于他人根据要约邀请发出的要约，要约邀请人也可以不予承诺。而要约不能随意撤回或者撤销，受要约人根据要约承诺后，要约人即受合同约束。

3.要约邀请不是合同订立的必要阶段，并不是任何具体合同的订立都要经过要约邀请，而要约是合同订立过程的必要阶段。当然，要约与要约邀请在效力上最根本的区别, 在于要约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交给了受要约人; 而要约邀请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留给了邀请人自己。之所以说前述的商家允诺构成要约邀请就在于这些允诺并无客观确定的内容或交易条件，而主要是商家的一种宣传手段，目的在于吸引消费者向其发出要约，其本身并不具有缔约目的，相对人也无法做出承诺，从而成立合同。

那么，是不是说要约邀请就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呢？难道商家可以任意做出类似承诺而不会受到法律的调整吗？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约束力。 认为要约邀请只是缔结合同的前奏，在法律上无须承担责任。要约邀请不含有当事人愿意受拘束的意思，而是希望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要约邀请本身无任何法律意义。第二类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承认要约邀请的法律约束力, 指出要约邀请的表意人一般不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要约邀请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 它既不能因为相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 也不能因自己做出某种承诺而约束要约人。如果要约邀请人撤回其邀请, 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 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第三类观点认为提出交易条件或提出交易条件保障的要约邀请, 可以构成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这种要约邀请之所以是法律行为, 是因为它依据邀请人的意志,在邀请人与受邀请人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 在这个法律关系中, 受邀请人是权利主体。这个权利是依照邀请人单方面的意志产生的。笔者大体赞同第二类观点，认为要约邀请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法律约束力。具体来说，在要约邀请中存在故意、过失的，则可能因违反先合同义务从而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或者因为虚假广告，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而承担行政责任乃至于刑事责任。

缔约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其缔约行为或者与缔约行为有关的行为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并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是出于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而提出来的一项法律制度。早期合同法过分注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一致，稍有不符，便会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一方当事人因信赖另一方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无法根据合同责任获得赔偿，为此耶林提出了缔约过失的概念，令有过错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失负责赔偿。可见，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向缔约阶段的扩展和延伸，是为避免因合同无效而致使当事人无法利用违约责任理论获取保护以实现公平正义之体现而设立的一种制度。

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因债务人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一种责任，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造成的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则因为合同关系不存在而应成立缔约过失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而“订立合同的过程”,则应包括商家提出要约邀请（做出单方面允诺）的表示行为。现实中，出于对商家这种单方面允诺行为的信赖，意欲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在开始进行商谈之前可能就进入了订立合同的准备状态。届时商家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考量，则应该赔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是一种信赖利益的损失，对这种损失的赔偿应以合同成立的可得利益为限。”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订约费用；履约费用，包括准备履约所支付的费用和实际履约所支付的费用；受害人支出上述费用所失去的利息；合理的间接损失，即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合同法没有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做为依据，并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作出相应的处理。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没有人信赖商家的允诺，商家就可以任意而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商家做出的允诺多以广告形式出现，而广告则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宣传活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广告法》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 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政府打假属公法上的调整范围，与本文的主旨关系不大，故在此不做讨论。

至于因广告欺诈而导致相对人陷入错误而订立的合同性质，有学者认为因虚假广告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 构成对社会利益的危害,不应按《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按可撤销处理, 而应按《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确认为无效。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这种认识显然混淆了公法上的责任与私法上的责任。因为广告欺诈如果没有对相对人产生影响而被要约内容所否定，那么只会产生上述的公法上的责任。 如果相对人陷入错误而与商家订立了合同，则该合同应当属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而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当然无效的合同。因为存在欺诈时，只有损害了国家利益才属于当然无效的合同，否则就等于剥夺了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当然，如果相对人选择了撤销合同，在商家对相对人做出赔偿之后，工商部门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四、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商家为了能赢得生存空间，都在加强自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同时，极尽宣传之能事，从而扩大影响，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但是市场经济在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意志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是，市场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机制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在市场竞争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获得短期利益不惜放弃诚信的经营理念，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虽然能短时间获得暴利，但毕竟终将被市场抛弃，这种行为也必然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的同时在法律、法规的建设方面和司法实践方面继续努力，对不讲诚信的违法经营者进行规范和处罚，使其遵守其做出的允诺，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去处理有关交易纠纷，从而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竞争秩序。

关于法律的古代名言 篇9

2)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三国演义》

3)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唐·欧阳询·艺文类聚》

4)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

5) 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

6)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

7)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金缨《格言联壁·从政》

8) 先王以明罚敕法。——《易传·象传·噬嗑》

9) 喜不可从有罪，怒不可杀无辜。——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喜怒》

10)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战国)《管子·禁藏》

11) 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战国)《管子·七臣七主》

12) 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

13)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司马迁(汉)《史记·循吏列传》

14) 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班固(汉)《汉书·刑法志》

15) 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傅玄(晋)《傅子·法刑》

16)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唐)《贞观政要·公平》

17) 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欧阳修(宋)《剑州司理参军董寿可大理寺丞制》

18) 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政治学》

19) 政令必行，宪禁必从。曲木恶直绳，重罚恶明证。——王符《潜夫论·考绩》

中国关于法律的名言谚语 篇10

2) 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国语·晋语七》

3)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

4) 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害民。(汉·刘安《说苑·政理》)

5) 言出为箭，执法如山。——李绿园《歧路灯》

6)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

7) 大海和陆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是受最高法律的命令的管辖。――西塞罗(古希腊)《法律篇》

8) 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战国)《管子·法法》

9)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汉)《史记·酷吏列传》

10)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夏敬渠《野叟曝言》

11)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李悝(kui)

12)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

13) 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王夫之(明末清初)

14) 先王以明罚敕法。——《易传·象传·噬嗑》

15)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阿奎那(意)《神学大全》

16)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17)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战国)《韩非子·守道》

18)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汉)《盐铁论·申韩》

19)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欧阳修《纵恶论》

国外关于恶意透支的法律规定 篇11

英美法系国家中几乎不存在恶意透支的概念，持卡人使用信用卡透支，不管透支金额大小，不管是否超过额度或期限，不管是由于疏忽、过失导致的善意透支，还是透支消费或取现当时就已经不存在还款意愿或能力都属于民事案件，不在刑法管辖范围内，要不要起诉欠债人在于发卡机构。其理论基础在于，发卡机构本身要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范和承担商业风险。发卡机构发放信用卡之前会查询申请人的信用记录，确定其还款能力和信用之后，才赋予持卡人透支权限，这也意味着发卡机构同意或许可持卡人的透支（即便持卡人超过信用额度透支，这种超额透支也是银行许可的，不然持卡人根本无法进行信用卡此类功能的操作），这是一种合同和商业行为。发卡机构信用卡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透支利息，有的比例甚至高达75%以上。一旦持卡人透支超过信用额度或超过期限，则不再享有免息优惠。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因此发卡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持卡人恶意透支的不利后果。

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信用卡政策进行反思，并在2009年相继通过了《信用卡持卡人权利法案》及《信用卡问责、责任和信息披露法》，以下简称《2009年信用卡法案》。前者主要规范了信用卡的发放工作，如不得向未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信用卡，并对已满18周岁但未满21周岁的全日制大学生发放信用卡附加了相关规定和限制；平衡了发卡行与信用卡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发卡机构不能根据任何对于持卡人不利的消费信息，或通过调整客户信用积分的方式增加其利率，或提高其未偿付部分的利率。无特定材料支持，发卡机构不能调高欠款的年利率。如果要增加年利率或改变利率计算方式，须在45 天前通知持卡人。不能以与持卡人无关的因素提高利率，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当持卡人收到信用利率上升后，应允许持卡人通过邮件、电话或电子通信等方式销卡，且不能收取罚金或费用。禁止对信用卡业务作出夸大宣传，如禁止发卡机构使用诸如“固定利率”、“优惠利率”等误导性的词语。在透支利息方面，禁止“双周期计息”、限制提高透支利率、优先偿还透支利率较高的透支项目；在信息披露方面，发卡机构必须书面披露“最低还款提示”、合同变更须提前披露、提前寄送对账单、强制在互联网上披露信息并保障披露文件可读性；在对发卡对象的限制上，限制向未满21周岁的消费者发卡、限制向未满21周岁的持卡人提高信用额度等。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是通过法律加强银行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恶意透支的法律规定

日、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将恶意透支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传统型信用卡诈骗罪之间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此，国外有关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的刑事立法上存在不同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恶意透支独立成罪，成立滥用信用卡罪。德国刑法第263条、第263条b分别规定了“诈骗”和“计算机诈骗”犯罪，但却没有将恶意透支包含进去，而是使之单独成罪，在266条b中增设了“滥用支票和信用卡罪”。德国刑法起初并没有对恶意透支等滥用信用卡的犯罪行为作出明文规定。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德国最高法院曾经作出判决，只要信用卡是持卡人合法取得的，发卡机构在发放信用卡时与持卡人签订的合同允许透支，那么持卡人就有权进行透支，即便是恶意透支，到期经发卡机构催收仍不归还本息，也只是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协议，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无须接受刑罚处罚。

但司法机关的这一观点遭到德国刑法学界的普遍批评，因此，德国联邦议会法务委员会在198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第二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案中，增加了有关恶意透支等滥用信用卡犯罪行为的规定。这一规定后来在德国刑法修改时被吸收入刑法第266条b中：“滥用通过对其交付支票卡或者信用卡而获得的促使签发人支付的可能性，并因此而造成签发人损失的，处三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根据这一法律规定，行为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滥用信用卡进行透支，但到期不归还，从而导致发卡机构遭受经济损失的恶意透支行为构成滥用信用卡罪，可判处罚金或三年以下监禁。

与德国采取相同立法模式的还有瑞士。瑞士联邦刑法典在分则第2章第148条中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的犯罪：“一、虽无支付能力或无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类似支付工具，意图获得财产价值上的好处，并因此损害信用卡或支付工具出具商的财产利益，如果信用卡或支付工具出具商和协议企业采取针对滥用信用卡或支付工具的措施的，处5年以下监禁刑。二、行为人以此为职业的，处10年以下重惩役或3个月以上监禁刑。”因此，行为人具有财产上的獲利意图，在没有支付能力或没有支付意愿的情况下，仍然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从而损害发卡机构财产利益的，构成滥用信用卡罪，处五年以下监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