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共10篇）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篇1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随着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越来越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大家对他也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对他的生平，对他的家人，对他的爱好。其中吸引了我的是他的父亲习仲勋，同他一样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也同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强盛奉献了自己的汗水。

细细翻看习仲勋的人生经历，来渐渐的了解他。习仲勋，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户普通农家。他从小热爱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先进的思想开拓自己的视野，同时也善于吸收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来提高自己。通过学习他接触到许多先进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知识，也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而被关押，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最后于1928年在狱中由一名共青团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愿望。也因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政治生涯。此后，他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参与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渐渐成为了共产党员中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自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些年在各地的工作经验也为他以后在中央指导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革命军队中习仲勋努力奋斗，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战士成为了一名政治思想过硬的书记，并通过自己的真本事给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映像。在关中的这段时期，习仲勋领导人民一边保卫边区，一边学习文化建设边区，让大家都能识些字，这在当时普遍都是文盲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在民生工作中，他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闹革命打江山；他热爱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主席如此评价。“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是习仲勋同志一生的忠实坚守。该纪录片反映了习仲勋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尽忠，心系群众。

在此后的中共中央工作里，他也时刻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并没有因此享受着荣耀与权力带给他的优越感。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在他的生平阅历中，我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感想，一是不穿实干不做一个浮夸的人。真抓实干，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作风。无论是一个干部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如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高形式主义，不踏实干事，其成长进步和长远发展是没有希望的。不脱离实际，不哗众取宠，多打基础，多做利长远的事，才能走的远，这也才是人们能够在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二是敢于碰硬不后退。敢于碰硬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挑战与考验，会遇到一些困难与矛盾。如何直面这些，是克服困境，战而胜之还是畏缩不前，避而退之，这是对我们生活，态度和作风的巨大考验和检阅。我们要始终做到在挑战面前不徘徊，在困境面前不后退，子压力面前不放松的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于限制，敢为人先，以创新的思维来找到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是不低头，在目前这个实现跨越的关键时期，发展目标高，难度大，压力重任建功立业目前的特点，所以更需要我们挑起重担，展现我们的才华与智慧在大浪潮中建功立业。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句话明确指出了青年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着的重要

角色，而当代青年作为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与前一世纪相比，当代青年面临的世界格局更加扑朔迷离，有必要澄清认识，以有利于自己在重大方向上抉择何去何从。在新的时代，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懈奋斗的时期，赋予了我们青年新的使命，我们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吸取优点，接过他们手中的枪，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青年的果敢和卓绝，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唱响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刻苦学习，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开拓创新，磨砺品格，砥砺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佳绩。

习老前辈立志报国、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习老前辈为榜样，追寻习老的脚步，上好每一天班，做好每一件事，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篇2

一、2001 年夏天与2015 年夏天

打开这本书的首页, 我看到了李季湄教授在译者序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翻译此书的决心始于2001 年的夏天。当时, 我在日本考察‘生活科’与‘综合学习’课程, 日本著名的小学馆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我粗粗一读就产生了把它翻译出来的冲动, 因为我被日本教师们的敬业精神、被佐藤学现实的研究态度所感动;被日本同行所碰到的与我们共同的实际问题及他们认真、朴实、讲究实效的教研活动和教学实践所吸引;被书中深入浅出地阐述的课程观、教学观、教师观、师生互动观等所启迪;被作者对教学中形式主义鞭辟入里的批判所震动。”在这一段话中我注意到了“2001 年夏天”这个词语, 是的, 2001 年夏天的这个时候李季湄教授就已经注意到了日本的这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进而进行了推广与介绍, 相信当时也有很多的教师已经接触过并且实践于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但是回顾我们身边的教育现状却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实行着自己的老一套, 走着走着又回到了我们一直以来所实施的“唯分数论”当中, 没有了当初一开始的那一份坚持。我们都懂得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我们缺少的是一份坚持和认真踏实做研究的态度, 总是显得那么急功近利, 而没有了“平心静气做学问, 认认真真搞教育”的那一份心, 最后能落到实处的也就少之又少了。

在仔细地读完此书后, 沉思良久, 也让我真心地佩服佐藤学教授的那份坚持“一直在积极的推进这一‘静悄悄的革命’”, 他“每周去到各地的学校访问,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养护学校等, 看过数不清的教室, 在各个学校里观摩, 近20 年来一直如此”。因而他发现“没有哪一间教室和其他教室飘溢着完全相同的气息, 或有着完全相同的问题”。自己的教师生涯才刚刚起步, 有着佐藤学教授的这番话语作指引, 我觉得自己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当中应该沉住气, “静悄悄”地把佐藤学教授所说的做到“真正的教育革命”, 因为“这一场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仅此而言, 它就绝非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 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 才越是能得到确实的成果”。佐藤学教授可以花费自己二十多年的青春去做这项研究, 我们身为他们这些教育先驱的后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 不去坚持走下去呢?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所需要的不就是我们耐心地去学习和接受, 最后收成吗?

二、打破“主体性”神话, 提倡与学生共同学习

教学是由学生、教师、教材、学习环境四个要素构成的。在这四个要素当中, 我们很多老师都把重点放在了“学生”这个要素上面。特别是重视学生的“需要、愿望、态度”的“新学习观”提倡以后, 学生自主地设定课题、主动探索、自己解决问题的“自我学习”形式等, 均被树立为理想的教学形态。这是一种将学生的“主体性”绝对化的倾向, 现在所有的教学中几乎都能看到这一倾向。这种所谓“主体性”神话却是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与教材及学习环境等割裂开来, 让教育成为仅仅针对学生的需要、愿望、态度等学生自身的性格取向来进行的神话, 成为把学习理想化为只由学生内部的“主体性”来实现的神话。在教材、学生、教师等同时介入的教学过程中, 单将其理想化是不行的。学生自立、自律的学习必须在与教师互动中, 在与教材、学生及学习环境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学习只有在与教师、教材、学生、环境的互相关系中, 才能够得以生成、发展。儿童的“主体性”不是和这一切毫无关系而独立作用的, 学生的需要、愿望、态度等也不是这些关系相互作用之前就存在的。正因为此, 教学必须建立在还原学生的“主体性”、克服“主体性”神话的基础上。

将“自学自习”、“自我教育力”等理想化的倾向的错误在于, 认为学习是个人主义性质的活动。其实不然, 在学校里的学习既不是学生一个人的孤立活动, 也不是没有教师介入而进行的活动。它是在教师的介入下, 学生自立地、合作地进行的活动, 这才是学校中“学习”的本质。如果老师总是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中“下一步怎么办”的观念束缚着的话, 那是不可能产生“欣赏”、“体味”的“倾听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对老师而言, 每个学生的想法和头脑中的表象都相互碰撞、呼应起来的“交响乐”本身, 才是教学的最大妙趣所在。

三、在其位, 谋其政, 构筑学习的共同体

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不仅仅是学生互相学习成长的地方, 也是教师们互相学习成长的地方, 还是家长和市民们互相学习的地方。学生、教师、家长和市民都来对学校的教育添砖加瓦, 大家一起合作, 创建相互学习的学校也是能实现的。走向学习共同体的改革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它不仅仅要把学校建成学生相互学习成长的地方, 而且也要成为作为教育专家的教师们相互学习成长的地方, 成为家长和市民参与学校教育、相互学习成长的地方。

学生正如一株株蒲公英, 他们的茁壮成长离不开任何一方的努力, 希望这一株株的蒲公英不再是一棵棵杂草, 而是老师、家长和市民息息相通的交往的结晶!

屏读时代与社交革命 篇3

不知不觉间，生活中诸多因素逐渐量化，大数据越来越透明化。公共话语和私人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站到了时代的舞台上。2015微生活，是屏读时代与社交革命继续深入的全面展现。以微信为重要媒介，作为个体的人终于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牢不可破。

未来世界的起点之年

这一年，段子手贡献了新的段子，更多的段子成为历史。这一年，反转大剧轮次上演，5月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路怒族引起公愤；10月中国老太太日本“碰瓷”，国外的月亮不见得比国内圆。

有些人读着微信公众号里的诗歌入睡，有些人钻入了六神磊磊的金庸江湖，有些人去看世界，有些人从世界回来，有些人的世界戛然而止，有些人的世界才刚刚开始。

上一个冬天，我们相约雾霾，这个冬天，雾霾依旧。我们适应了口罩，适应了彼此隔着一层迷离的世界。从微信到QQ的距离，不过是手机屏幕上的一厘米，从我到你的距离，隔着层层雾霾。手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空间，人们越来越“懒”，懒得出门购物，懒得出门找吃的，懒得和朋友见面，比特时代，一切都可以化为虚拟，那些温情脉脉的头像，重塑了人伦空间。

巴黎恐袭、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离我们太遥远，但我们同样看到了人类面临寒冬时的绝望。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至今刚好100年，在历数100年来民族工业发展的文章中，这个博览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真的假的老品牌第一次受到世界关注，即使到了微时代的当下，我们依旧不时能碰到曾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老品牌。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长足发展，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拉开帷幕。

“无聊”产业化

1974年，塞浦路斯停战期间，隔着尼科西亚郊区一条小溪，交战的希腊裔与土耳其裔两队士兵相遇。双方开始聊天，从土耳其裔那边传来一声长啸，一名希腊裔士兵回应道：“这没有什么意义。”

一旁的希腊裔军官喃喃自语：“很难讲得明白，但我们了解，那是在说，我们无聊得要死，什么都乏善可陈。”

无聊的情绪在蔓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媒介，将情绪传递给任何一个人。既然战争都不能改变无聊的心绪，那么无聊是不是一种“天赋人权”？

技术进步很难讲不是为了填补无聊，用技术应对无聊，是人类历史的惯用伎俩。技术的反面——艺术，本身就是无聊的呈现。于是，附带了感情色彩的技术产品，为“无聊”提供了深刻的物质基础。

熟人社会，需要一个圈子来敲定日常的维护和交往逻辑。很难界定私空间和公共话语，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对互为补给的“兄弟”。博客将私人日记公开化，微博将私人短信公开化，微信走了半公开之路——向一部分人公开。

微信构成了一个充满疑问的私圈，现实中概念模糊的朋友圈得以量化——一个酒店服务员只有三十人的朋友圈，虽然每天都在刷屏，但其意义或许大打折扣；一个拥有两千政商文化精英朋友圈的手机，以量的概念来算，确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

微信的勃兴，推重了每个公民都有成为生活艺术家的权利。因为审美也是基本人权，人人都有创造与欣赏艺术品的权利。当然，并不是每个微博与微信使用者都可能去创造艺术，但是，他们可以使用艺术家的技法来“过日子”，从而使得自身向感性化的生活世界积极开放。

微时代的“生活美学”必须直面这样的悖论：大众传播愈广，审美愈普泛化，生活愈民主化，却使得审美和文化变得愈加“虚薄”。“虚薄”一语，按唐人孔颖达疏《易·大畜》曰：“若无笃实，则虚薄也”，它不仅意味着空虚浮浅，也意指了虚浮不实。

屏幕之民的新思维

现代社会，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的联结方式、行动的规模与形态。媒介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特征。电子媒介能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地重组社会环境，同时，削弱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一贯密切的联系。

前不久，微信产品团队对外发布了《2015微信生活白皮书》。《白皮书》显示，9月微信日均登录用户达5.7亿，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64%，而去年同期增长为49%，是少有的在第五年仍然能保持日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的应用。在这近6亿的用户中，阅读公众号的所占比重也很大。

美国媒体人、学者凯文·凯利在新书《必然》中提出，“屏幕崛起”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屏幕之民”。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每年还有38亿个新屏幕被制造出来。文字从纸浆里转移到了电脑、手机、游戏机、电视、电子显示屏和平板电脑的像素当中。屏幕占据了我们的口袋、仪表盤、客厅墙壁和建筑物的四壁，占据了我们清醒的每个时刻。

过去半个世纪里，教育者、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担心电视一代丧失掉写作技能。但实际情况是，今天人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差不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倍，普通民众每天约发布8000万条博客，全世界的年轻人每天用手机写下5亿条段子。屏幕数量的增长在继续扩展人们的阅读量和写作量。

众专家还在为大众越来越不读书忧心忡忡，阅读，早已超越了纸的范畴。微信订阅号并没夺走人思考的方式，只是人们少了一种享受孤独的能力。这个时代，人们正在同网络的喧嚣，滚得一团火热。

托克维尔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屏幕崛起”的时代还出现一个特色：权威、宣传失效。这在“小众”的实践中有所体现。“小众”里的作品、名家、获奖等因素起的作用很小，作品质量、思想主题、文学趣味这些艺术本身的因素起到吸引读者的作用更强。

读革命故事有感 篇4

在战争时期发生过许多牺牲自我保护党，帮助他人和建设国家的感人事迹。

叶挺面对烈火与鲜血，仍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陈然面对死亡还可以放声大笑。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心对党坚贞不屈，面对死亡毫不恐惧，他们的一生正应了陈然所说的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那位无名英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所想的只是把珍藏的七根火柴交给部队，给他们送去温暖„„每次读作者用异样的声音数火柴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作者一定觉得这火柴来之不易因为这是那位战士用死的代价换来的。

张思德是一个年轻的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不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牺牲的，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毛主席说，张思德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因为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平凡中见伟大，正是张思德在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形象。王进喜也只是一个平凡的石油工人，但是他为了国家建设，为了开凿大庆的油井不顾强碱性的泥浆纵身跳进油井当人体搅拌器，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也有所牺牲。

我们的周总理，为人民辛劳了一生。全心装着人民的总理，人民怎会忘记他？他走了，亿万人民都在心里哭喊：“周总理，你在哪里？”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篇5

题目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作者和学号

班级

日期2012年11月18日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前言

这本书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时间跨度从晚清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5年，历时185年。这185年间，中国真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东方大国强国一下子变得衰老贫弱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不觉中轰到了京都；闭关自守的国门洞开；国土几被列强瓜分；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传入国内；大小起义不断爆发；体制革新社会变法；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国共联合又分裂；共产党一统天下；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等等。

书的开篇主要介绍了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从中国的大背景出发，叙述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毕竟此书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读者，在叙述中将中西方进行对比才更加透彻，于他接下来诉说中国历史来介绍中国革命说明了理由。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

年

通过晚期清朝统治者的眼光看世界,中国晚清政府所面临的窘境条约签订以前的中国商业的现状,晚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清政府最后的“救国方针”。

这是中国屈辱史的开始，也是中国近现代革 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中国自古以来就自视甚高，自命不凡，以为这个世界只有华夏和蛮夷之分，也从来不和其他国家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我们有很多的藩国，对其使用怀柔政 策，以便“宣我圣教”，“布我威德”。我们教化那些所谓的蛮夷，以为自己功德 无量，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对待别人的概念。大清帝国也是保守着这样的心态面对 大英女王的使臣马戛尔尼，于是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也一击击碎了 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帝国美梦。但是，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 没，避战保船，中国舰队被我们轻蔑的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中国革命历 史上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人们开始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不得不面对这个沉痛 的历史事实，中国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部分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1911年

晚清政府统治下，对于摇摇 欲坠的清朝统治下做出的最后的尝试，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以及民间的义和团 运动，但是晚清政府的陨落是无可阻挡的现实，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已经悄然埋下，直等到合适的机会一举炸毁清朝的百年基业。

作为晚清时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改革，洋务运动虽然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最终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短时间内通过大量金钱组建起来的看似 豪华的近代化军队最终也被战争无情的证明了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只新其貌 而不新其心的洋务运动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在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的前提下，洋务运动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相对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真正涉及到了中国当时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封建制度腐败落后。作为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无疑是资产阶级变革 社会制度的一次勇敢尝试。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同样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 流的解放。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里程碑；首先辛亥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其次宣告了封建君主专政不制度的结束和民国的建立；第三，同时辛亥革命也是一声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的精神解放；最后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为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范例，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中华民国刚成立，袁世凯接掌大权，行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蒙古分裂了出去自成外蒙古，那些投奔新政府的官僚难改就是的恶习，中华民国的早期是名声不好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华民国的文化建设注入新鲜的活力，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内在的腐朽。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此后不断壮大，为灰暗的世界一次新选择。此后，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迎来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国共两党之争自南昌起义之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迎来了新的合作，但是分分合合，中国的两党内战于1945年后尤为激烈，但是随着最后的渡江战役，中国人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民主的共和国。

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真正意义上脱离了专制主义，新的国家新的开始。本书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 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 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社会工程。中国长期的封建残余并不是那么容易便从中国历史上除去的。但是如 费老所言的是传统帝国的话，这并不能让人感到赞同。中国那么多的革命烈士的 努力就被否决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于现在，中国不过是在探索着这一条社会 主义的道路，其中难免的偏差是国家在变革中必经的过程，中国仍应是被称为民主的国家。

读后感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美国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 观察家，是个标准的“中国通”，在他的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描写中国问题的。》中，以他自己的视角开启了中国的一部近代史，跨度从晚清的 1800 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985 年，历时 185 年。既不同于右派的解释，也不同于左派的解释，这本书只是费正清个人的真知灼见，这就使得这本书实际上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使得费正清本身对于中国也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本书的开篇，他通过中西方的对比，描绘了一幅中国的蓝图，可见其对中国的了解，展开了中国革命的地理到政治的背景。他不断提到的是，当西方世界运用机械化生产工具的时候，我们的农民还在使用水犁牛耕，我们的商人还在局限的地方承受着来自官僚主义的压迫，和沉重的课税。当西方的世界 普及科学教育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五经，思想在年幼的时候僵化。中国的社会封闭在自己的世界，自大的无可救药。诚如作者所言，我们的皇帝陛下宁愿接受那些次级的贡品，也不愿开通一个口岸欢迎外国的友好通商。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空有外壳的庞大机器，大清帝 国的统治逐渐陷入自傲的境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狭隘中。

读静悄悄的革命有感 篇6

假期读了佐藤先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尽管是不同的国家,但书中发生在课堂里的一些现象,问题和我们的是那么的相似,真是教育无国界.佐藤先生的语言是那么的朴实,却字字触动着每一位教学一线的老师,他说的很多问题不正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吗?

从《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我发现佐藤学先生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教育：就是通过在学校实施“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创造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创造以学为中心的课程进而将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学习的共同体。但是怎样创造以“学”为中心的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这其实和我们最近提倡的教育改革方向很相似,在许多时候尊重学生的主体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教学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我们上的公开课上,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下”教育已经成了仅仅针对学生的需要、愿望、态度等学生自身性格取向来进行的神话？“

那么，对我们来说，阅读本书有哪些帮助和启发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研究，怎样创造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怎样去“理解”学生、“倾听”学生? 怎样的教育实践是优秀的实践？学校如何实际而有效地帮助教师成长？怎样把学校变成“学习的共同体”等等。

佐藤先生提倡以”学”为中心得课堂,让教室里的学生都能打开心扉,每个学生的差异都得到关注,教室的角色要转变成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每个”学生，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难点，我们谁能够达到“每个”学生的这一要求？通常是极少数学生得到了尊重、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得到了关注的学习。绝大多数学生难以或者说难以自始至终地得到了尊重、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得到了关注的学习。以致我们常常批评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 没有学习的兴趣”、“不好好听讲”、“不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等等，造成师生关系紧张，何谈“润泽的教室”？

佐藤学为什么如此重视“倾听”？这是他的教学理论所决定的，因为他所看重的是对话，师生之间的对话，生生之间的对话，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相互协作、充满活力的对话式教室中才存在真正的教学，才有所谓的学习的快乐和教育的幸福。在他眼里，教学方法包含四个要素：教师、教材、学生、学习环境，这四个要素的相互变化构成了教室里的生活世界。“学生自立、自律的学习必须在与教师的互动中，在与教材、教室中的学生以及学习环境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学习只在与教师、教材、学生、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够得以生成、发展”，儿童的主体性要在这些关系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篇7

▲习仲勋出访时在飞机上留影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 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 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 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 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 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 但作为他的秘书, 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 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 由此, 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 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 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 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 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 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 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 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 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 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 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 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 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 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 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 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 “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 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 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 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又当选为省长, 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 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 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 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 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 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 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接触了很多人, 了解了许多事。当时, 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 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 就连日常必需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 (空心菜) , 更不敢养“三鸟” (鸡鸭鹅) 。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 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 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 香港那边繁华热闹, 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 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 对他的触动很大, 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 习老意识到, 在现行经济体制下, 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 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 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 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 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 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 购进电力, 进口部分饲料, 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 作为示范, 培养人才, 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 以解决钢材之需, 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 授权广东决断处理, 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 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 参加完这次会议, 他心里有底了, 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 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 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 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 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 (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代表省委发言, 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 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 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 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 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 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 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 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 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4年4月18日, 习仲勋与夫人齐心结婚40周年合影

5月中旬,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 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 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 (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 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 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 中央做出了回应, 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 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 待取得经验后, 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即1979年“50号文件”) 。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 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喜的是, 广东有了这个权, 可以先走一步, 充分发挥广东优势, 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 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 任务艰巨, 缺乏经验, 能否搞好, 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 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 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 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 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 谷牧又来到广州, 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 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 分别划出一定区域, 设立经济特区”。

此后不久, 深圳特区开始设立, 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老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 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经济建设, 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 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 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 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 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 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 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只有两次例外, 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 长期在深圳休息, 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 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 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 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 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 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 他就经常念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 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 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 我请假没有出席。但九九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 我一定要参加。一九四九年, 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 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五十年大庆, 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 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 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 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 他的左边是黄华同志, 右边是谷牧同志。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 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 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 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 多数时间一直站着, 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 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当天晚上, 我征求习老意见, 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 习老兴致很高, 表示要参加。晚上八点整, 他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东侧的贵宾席前就座, 观看联欢表演和礼花。后来因风大气温很低, 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 习老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 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 他跨过门槛, 快步走向习老, 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 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 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 您也来了, 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 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 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 故地重游了中南海, 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 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 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 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 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 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 习老常常提起, 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 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 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 作风清廉, 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 回家看望习老, 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 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 谦和大气”, 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2000年10月15日, 习仲勋夫妇与子女、女婿、孙儿在深圳迎宾馆。前排左一女儿乾平、右一女儿桥桥、中为孙儿明正, 后排左起:孙儿赞农、女婿吴龙、女儿安安、儿子近平和远平、女婿家贵、孙儿东东

上世纪五十年代, 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 离家很远, 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 当时习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 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 但即使这样, 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 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 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 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 “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 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 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 习老出面救急, 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 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 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 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 近平离开中央军委, 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 有次出差, 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 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 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 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 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 穿得也很破, 不像撒谎的样子, 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 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 就留了地址。后来, 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 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 很紧张, 近平赶紧好言安慰, 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 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 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 说是“陕北救了中央”, 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 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 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 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作风务实, 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 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 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 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 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 他是陕北人嘛。现在, 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 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篇8

——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西西

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一年工作在中关村，我想我不会拿起这本《中国的新革命》，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副标题《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但是，从翻开扉页那刻起，却再也不愿意放下。在岁末年初最忙的时候，看得欲罢不能、心潮澎湃，忙里偷闲、断断续续地用了大半个月囫囵吞枣了一遍。

这一年里，每天上班，我会从西直门外大街坐公交车，在白石新桥右转，一路往北，经过中关村南大街，穿过四通桥，然后继续往北驶过中关村大街，直到海淀黄庄下车。有时候道路畅通、上班尚早、天气适宜，我还会继续坐车往北，穿过北四环，到中关村北大街的一些著名学府去逛逛。我是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在到村里工作前，我对中关村的印象不过是手机、电脑、光盘聚集地，所以若非《中国的新革命》，我不会知道这条全长9公里，被分为中关村南大街、大街、北大街的三条路，原来叫做白颐路，也即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道路。而全书的起点，就是从白颐路开始。

《中国的新革命》一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白颐路（1980-1988），试验区（1989-1998），科技园（1999-2006），这是按照中关村的发展进程来区分的，也是贯穿本书的几条线索之一。另外的线索还包括科技的进步，例如书中将1988年定义为汉卡年，1996年定义为微机年，2000年则定义为网络年。对于一个完全与IT绝缘的商科生来说，我觉得作者对科技进步的三个阶段的定义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又时代鲜明。当然，蕴含在科技进步之中的新技术开发、新技术应用和新技术贸易，也在书中草蛇灰线、绵延千里。

作者将村里的几代创业者也进行了区分。第一代创业者爱谈“下海”,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陈春先、万润南、王选、柳传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一个十年”,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用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和那不惧一切的“野心”,唤醒了中国人多年以来饱受压抑的激情；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指出：“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同时这10年的电子一条街，也不过是一部关于团体与个人、管制与对抗、严密组织与自行其是、合法与非法、忠诚与欺骗、流血流汗与强取豪夺相互交织的故事，而那些怀抱科技创新宏图的人，一旦进入这条马路，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转移到商品买卖上，但不可否认，就是这条马路上的官方科研体系与冲出牢笼的“叛离者”（后来的人更多的喜欢称呼他们为“拓荒者”）共同奠定了中关村在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统治地位，也使中关村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代名词。第二代创业者则更多地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王志东、杨元庆、王文京、刘迎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二个十年”,而在这期间，关于“技术”与“贸易”哪个更重要一直都是中关村争论的热门话题，而作者在不知不觉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并引用了《电脑革命史》中的一句话“科学知识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第三代创业者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海龟”,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资本和新的行为模式，他们是新时代的象征，“丁健、严望佳、周云帆、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都是其中的特别人物”,还有李彦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第三代创业者比他们的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用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风险投资”去代替老一代的原始积累，而那是很多之前的创业者倒在成功大门外的最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代创业者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关于知识产权、技术门槛，比如微软控告亚都使用盗版软件，美国教育考试中心起诉新东方，百度涉嫌抄袭GOOGLE等等（尽管书中也提到李彦宏本人并不喜欢“中国GOOGLE”这个名词，但关于“百度的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抄袭的历史”的说法也挺有市场）。

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名字远远不止上面这些，他们这些名字中，有些为我们圈外人熟悉，有些却很陌生，但几乎都是当时业界中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名字中，有些依然还活跃在我们的视线中，有些却已经黯然陨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悄然出局，残忍而现实。他们背后代表的那些企业也是如此，太多辉煌的企业销声匿迹，太多显赫的盛名灰飞烟灭。很多当今无比耀眼的明星企业如方正、联想、新浪等，也不过是这30年盛大“乱世”中的幸存者罢了。这里面有许多的因素使他们或成功或失败，但终究，不管输赢，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关村这30年的奇迹。

中关村是全中国经济、科技变革的一个缩影，揭示出了新兴产业无比光鲜的外表之下的艰辛历程和诸多内幕，以及创业家们从一个孤岛逐渐走向市场的蹒跚而曲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说“（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 “很多事情，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w w w.f w s i r.c o m)与经济学规律没有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边，它更多的是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与人性之中某些阳光和阴暗的东西有关。”这些话可能有点儿以偏概全，但其蕴含的却是本书的另外一条线索，在这30年里，各层级、各类型官员的反应，以及政府从阻碍到鼓励到深度介入的一系列行为。

在电子一条街的时代，最初的创业者被定义为了“叛逆者”,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个人的挣扎实现对旧体制的突围，所以全书的第一章名为“黑夜漫漫，曙光在前”,虽然有个别开明的政府官员“袒护”着这些“吃螃蟹”的“觉醒者”,但整体来说，政府对电子一条街的发展是滞后的，或者还有可能是迟钝的，这个阶段甚至被作者定义为“无政府时期”.经过了近8年的无序发展，1988年，政府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进入，并第一次提出了将京城西北部一片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了“试验区”,中关村也从此成为了一片广大领域的代名词。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关村的边界从此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扩张，从一区两园到一区五园、一区九园，实际上在本书出版后，政府再一次对中关村的边界进行了扩张，最终形成目前的一区十六园。源于最初创业者的萌动，到后来政府的无所不能，所以直到现在，中关村的成长是市场本身聚集过程还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书中也无有定论。此后，为了吸引留学生归国，政府先后成立了驻美国硅谷联络处（在美国）与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在中关村），一座无形的桥梁横跨亚洲与美洲，为中关村源源不断的输入了人才，人才流入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制度，还有新的资本运作方式。作者毫不掩饰对留学生的肯定，“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国家的每一次变革浪潮，都是由留学生推动起来的，没有例外。”但是，在这次科技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中，我认为，作者也并没有否认政府的推动也至关重要。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一直是飘忽不定的。官员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定位，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但是对市场经济最初的发展来说，政府的激进和无所不能也并不需要被全盘否定。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社会各界对中关村的各种批判，但同样也提到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政府扮演的正面而积极的角色。作者笔下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每个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作者也没有掩饰官员和官员之间的鲜明差异，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官僚，和不遗余力推动新思路的开明官员共同在中关村这篇舞台上粉墨登场。强烈的邀功心理促使这些政府官员也许在中间多扮演的是锦上添花而并非雪中送炭的角色，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也把一些好大喜功的企业家和著名企业送上或几乎送上了末路（具体事例可上网百度下“瑞洪大厦”、“亚都大厦”），但是，不可否认，从中央到北京市再到海淀区，各级政府总体上是摸准了时代的脉络，也为成就中关村今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是圈地运动还是科技创新，中关村一直都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缩影。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地带，中关村一直引领着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所谓一沙一世界，作者在中关村之外，也触及了上海、深圳以及其他科技创新的地区，而与此同时，中关村也多次被人诟病，如“中关村之死”、“中关村没落”,或者中关村被取代等等，深圳的华为与上海的盛大也一直被当作中关村衰老的证据反复提及。众说纷纭中的中关村，犹如一个永不失斗志青年勇士，有独领风骚的荣光也有短暂的消沉，但大起大落中始终与中国的改革紧密相联。《中国的新革命》是一篇纪实文学，它既是一部中关村发展的“通史”,是最快速的了解中关村历史的“工具书”,又是一部以中关村为背景的中国IT发展史（或者可以更具体化为IT民营企业发展史），将中国社会的变迁投影于中关村里，以一村看中国社会变革，进而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虽然距离此书的出版又过去了10年，但书中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并不过时，那些字里行间或多或少的能够让我们在10年后依然感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实际上，从书中的每10年一个代际的规律来看，在这之后的10年，中关村从科技园华丽变身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由国家层面提出了中关村的战略高度：“应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果“白颐路”、“试验区”、“科技园”、能对应“汉卡年”、“微机年”、“网络年”,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示范区”也可以对应“互联网年”,而关于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云计算、物联网，也成为了新纪元的热门词汇。而在书中似乎被遗忘，或者说很少提及的金融也被提上了重要的位置，在部委层面第一次提出了要将中关村建设成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此后的2013年甚至被定义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中关村这弹丸之地，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日渐蓬勃，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才刚刚起步，关于中关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47万字《中国的新革命》，蕴含了新技术、新应用、新资本还有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有审时度势功成名就的业界泰斗，也有铤而走险身陷囹圄的困境囚徒。还有那些怀揣梦想的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以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蚂蚁雄兵”.全文波澜壮阔、视野开阔、层次鲜明，同时也有着从具体人物、具体故事等细微处入手的谨慎与细致。以我个人浅薄的笔力和狭窄的知识面，很难用一到两篇简单的文章去概括。

不过，若你想了解中关村，此书值得一阅；若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这书也很值得一读。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对于一个关注中关村金融史的人来说，本书关于资本支持新技术、金融支持科技的着墨不多，或许并不是作者有意漏掉，而是在这最初的阶段，金融也确实遗忘了中关村，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这曾是“被人民币遗忘的角落”.还好，我们都认识到了，愿一切都还来得及！

读《静悄悄的革命》有感 篇9

佐藤学教授认为：“那些对枯燥无味的或者无意义的课题表现消极、毫无兴趣的学生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健康的，对这些学生的表现，教师应视为理所当然，并首先有必要来一番认真的自我反思。而那些不论对什么课题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关心、欲求”的学生在认知上是不健康的，是思维逻辑懒惰的学习者。”一开始我很不赞同这句话，学生踊跃的表现不是我们老师最喜欢的吗？可我现在深思这句话的时候，发现这其中真的很道理――这些优秀的学生只关注自己的表达和想法，从不会倾听其他同伴是怎么想的，除了老师的认知。

其实孩子对某些内容不够感兴趣，那是自然的现象。就像我们老师一样对有兴趣的抖音会多看几遍，对没兴趣的抖音直接跳过。我们期待孩子对学习感兴趣，也要有值得孩子感兴趣的地方，当孩子不感兴趣时，我们第一要做的是反省自己。在我的课堂中有时甚至因为有些学生答非所问或者吞吞吐吐讲不清楚时，我会无理的打断他们的发言，并自以为是的用自己的想法加以补充，没有把足够的时间留给学生，学生的想法也没能真正的在班内引起交流和讨论，只是留于一种教学的形式。正因为部分学生由于感到自己的发言没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渐渐也失去了举手的兴趣，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课堂上的听众了。而我还自认为自己富有激情的讲课之道深深吸引学生，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其实那只对部分学生有用。

用作者的话讲，应该让教室里的学习成为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尊重，每个学生都能放心地打开自己心扉去学习。

读革命家习仲勋有感 篇10

从这本书中，我首先认识的是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佐藤学先生，他走访日本各地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养护学校，同一线教师密切合作，看课、听课、评课、磨课到最后的参与其中，他时而为有些教师的教学方式着急流汗，时而为八木老师的教学抱怨而感到遗憾，但更多的是为很多老师的进步而高兴！虽然我没能身临其境，但我已然感受到佐藤学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工作的细致入微！就像我们中国的陶行知先生，就像我们身边的何炳章先生，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一边再实践，周而复始中，静悄悄的推动着教育的改革！

除此之外，我还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三个词汇：信任、合作和倾听。

信任可以体现为书中的“坦诚相见 ”、“直言不懂的课堂”、“与家长共同创造教学”和“信任的共同体”四节内容中。简言之，就是要不折不扣的接纳孩子，尊重每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学困生还是优秀生，不管他是调皮的还是内向的孩子，老师都应该摘掉有色眼睛，像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自己的学生！给予他们相同的权利，给

予他们平等的机会，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信任，在老师的工作中不仅仅体现为信任孩子，信任家长也是一门必修课。是啊，学校教育只有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及时交流、沟通，互通有无，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合作是新课程标准一直都在倡导的目标，无论是小组交流还是前后位讨论，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活动，合作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那样极力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书中第57到59页是这样阐述的：儿童的学习除了受到老师指导的影响外，还受到儿童之间相互学习的强烈影响！的确，就像我们常言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长，师生之间，同伴之间不同思想相互碰撞，就一定会摩擦出绚丽的火花！

那怎样的合作才是有效的呢？倾听！“倾听”这一行为最初虽然是被动的活动，但是对于创造性的教师来说，却能够在儿童之间建立为最为能动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一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寥寥数语，形象而深刻的说明了“听”的重要性。课堂不仅是教师讲、学生听，而且教学的行为是借助与交流进行的。学会倾听是教学有的放矢、有意调节、有效互动的前提。作为教师，学习一些倾听方面的方法和技巧是必要的。教师如果要求学生会听，自己首先要会倾听；教师不仅要做一名演讲者，更要做一名倾听者。认真、耐心地倾听将是教师的一种素养。教师不仅要自己会听，哥哥要指导孩子学习倾听，互相倾听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相互倾听是合作的基础，是信任的表现，是这场宁静的革命的源泉！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静悄悄的革命更有力量，更有韧性，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