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共5篇）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篇1

集美双岭九十九间古厝翻修工程

项目评估报告大纲

一、项目开发背景：

1、介绍闽南古厝的历史及其价值。

2、图文分析闽南古厝破损及日渐消亡的现状。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大厝的建筑布局、历史由来及相关典故的介绍。

2、图文对双岭大厝的现状进行分析（交通、环境、建筑主体破损情况等）。

3、根据大厝建筑平面图，对建筑的房屋、厅堂、天井及广场等，列数据表格。

三、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评估：

1、景点的功能、性质及市场的定位。

农家体验、亲子场所、村民活动场所等

2、旅游项目策划、旅游产品的构建。

寻幽访古之旅，整合周边古迹名胜，构建新旅游线路。

四、项目投资概算分析:

通过对古厝修复的工程量的测算，详列古厝修复的投资概算。

五、古厝修复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评估

1、社会效益评估：列举本项目对各项社会发展目标的贡献。分析项目是否适应

当地人民的需要，是否与当地文化相融和，及分析当地社区

对项目的适应程度。

2、经济效益评估：含游客容量估算与规模控制、投资回报分析等。

六、主要结论及建议:

得出结论，并提出适当的保护建议。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篇2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 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踯躅不前。 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5 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 “第三方评估”, 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 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 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 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 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 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1]1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 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 “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1]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 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 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 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 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 引发了1970 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1]2,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 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 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囵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 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 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 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 个层面的重要问题: 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 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体自身, 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 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 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定为18 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这大约200 年的区间; 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 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之间, 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 在英国,1850 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 在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将近200 年的时间里, 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 “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 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 年、1890 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走出象牙塔”[2],等等。 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 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 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 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 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 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 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3]。 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 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 如1968 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 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 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4],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 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 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 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 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 建国以后到21 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 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 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 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 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 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二、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 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 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 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 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 年制定的 《教育规划纲要 》, 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 《教育规划纲要》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5 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 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 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 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 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 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 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越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 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 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 年5—9 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 个观测点,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 月到10 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的评估结论。 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 “大格局” 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 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 “发展思路雏形”。 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 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 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任务。 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管理”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 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 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 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 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 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 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完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 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 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 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 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 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摘要：在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评估与反思的基础上,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主要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双重叠加的历史背景下,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与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加强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关键词：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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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和概念解析[J].教育研究,2004(9).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篇3

一、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一）《教育规划纲要》确立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

一是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五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比例保持在45%左右，中等职业教育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二是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稳步增长。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达到337.98万人，招生数占高等教育招生数的比例达到46.9%;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首次突破一千万，达到1006.63万人，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达到5593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三是职业院校正在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职业院校每年输送近1000万技术技能人才，占新增就业人口的60%，开展培训达上亿人次，大面积提高了劳动者素质。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一是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系统设计，提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两步走”战略，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实现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为构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在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高职贯通培养、课程学分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14年高职分类考试招生151万名，占高职招生人数的45%。三是职业教育发展促进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职业院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每年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2000万人次;扩大继续教育优质资源建设，推动多所高校免费开放数字化学习资源，为信息时代学习者人人学习、处处学习创造条件;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教育部、民政部等七部门颁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每年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参与的城市已达到900多个。

（三）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得以建立

一是制定校企合作的相关支持政策。多地制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从经费投入、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企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到职业院校任教及教师到企业锻炼的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多种形式与职业院校合作，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保持一定规模。二是以推进集团化办学为重点，探索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机制。全国建成职教集团超过1000个，吸引了近3万家企业参加，覆盖了60%以上的职业院校。2010年以来，集团化办学数量及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企业数量稳步增长。三是民办职业教育得到发展。出台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职业教育，一些地方设立民办职业教育政府发展基金或专项资金，建立民办职业院校师生与公办职业院校同等待遇的保障机制，支持民办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推动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多元化。

（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一是强化地方政府的统筹作用。落实政府职责，强化省、市、县“三级统筹”，完善职业教育统筹管理方式。二是完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教育部印发了《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推动职业院校章程建设，促进职业院校建立有行业企业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实现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积极探索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径。教育部会同有关行业组建了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门类的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教育与产业共同发展职业教育的组织机制。积极探索职业教育管理机制改革。辽宁省鞍山市建立职教城管委会，探索实行职业教育区域化统筹管理;安徽淮北市成立职业教育工作委员会，河南新乡市设立职业教育局，加强统筹管理力度;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成立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局，实行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的无缝对接和有机融合。

（五）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部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教学指导纲要》，通过课堂教学主阵地，推进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颁布《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推进德育工作规范化。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施展才华。二是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教育部在总结各地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于2014年颁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遴选了165家单位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三是强化标准引领，全面对接职业标准，制定并公布410个高职专业、230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四是推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在理实一体化教学、行动导向教学、课程国际化、优势特色专业课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六）面向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加快发展

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一是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推动一批县（市、区）在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改革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二是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县级职教中心发展，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三是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鼓励职业院校走向县域开展广泛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四是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工作。

（七）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一是生师比日趋合理。2014年，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为86.30万人，生师比为21.3∶1，与2010年的26.6∶1相比，生师比日趋合理并逐步接近《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中规定的生师比20∶1的标准。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为43.83万人，比2010年增加3.4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17.6∶1，与本科高等学校生师比基本一致。二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多地通过培养培训并举、实施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教师企业实践、对口培训和境外培训，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有了较大提升。三是教师编制和职称评定制度不断完善。各地通过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编制标准，实行编制动态管理机制，加大兼职教师聘任力度，灵活引进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专业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技能水平。重视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改革。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各地制定和完善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职称标准，不断健全职业院校教师管理。

（八）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长

一是经费稳定增长。2013年，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约为3450亿元，比2010年的1198.9亿元增长2251.1亿元;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为2543亿元，比2010年的814.2亿元增长1728.8亿元，增长了2倍多。二是制定生均经费标准，生均经费稳步增长。2014年12月底，19个省份、4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共有22个省份和新疆建设兵团出台了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标准。生均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长。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达到8784.64元，比2012年增长16.1%;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3578.25元，比2012年增长20.2%。三是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逐步落实。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求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少于30%。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的要求，确定并落实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四是免学费和学生资助政策覆盖面扩大。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享受免学费政策，占在校生的91.5%。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的学生享受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助学金覆盖率近40%。高等职业学校纳入了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高职奖学金覆盖近30%学生，助学金覆盖25%以上的学生。

（九）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一是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初步建成。教育部分别制定并颁布了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设置标准、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对学校及专业设置的条件、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和《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标准》，对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举办职业教育的职责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常态化。五年来，教育督导部门开展了系列的职业教育专项督导，对各级政府落实发展职业教育主体责任情况实施督促检查。2015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对天津等10个省（市）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导。三是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基本形成。教育部和各地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教学评估，在评价标准、制度建设、学校内部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实践。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还印发《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对职业院校内部教学质量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十）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一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得到改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2015年国家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宣传职业教育，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支持体系逐步建立。《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各地站在新一轮全面振兴发展的起点上，推动、谋划本地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职业教育地方立法工作和政策制定取得重大进展，确保了职业教育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三是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受到关注。各级政府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落户城市等政策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二、面临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规模达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存在难度

根据2014年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统计，要实现 “到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25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达到1390万人”的目标，缺口分别为495万人和384万人。随着我国适龄人口逐步减少，，实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235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480万人”的目标存在一定难度。

（二）职业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一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与激励机制不足，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责任、权力、利益义务等缺乏法律保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积极性。二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运转不畅，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职业院校缺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有待完善。四是市场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教学、技能训练等方面与市场、产业发展存在部分脱节。

（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性不足和质量不高并存

一是职业院校教师数量不足，很多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远远高于《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规定的20∶1的标准，部分地区和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较低。二是部分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能不足，缺乏相关的专业实践经验以及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培训，教育教学能力不强。

（四）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且差异较大

截至2014年底，仍然有12个省份未出台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9个省份未制定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的规定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县级政府无法落实，分属省、市、县管理的职业院校经费投入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生均经费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三、对策建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和编制“十三五”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本报告建议：

一是强化政府统筹，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坚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办学规模大体相当不动摇，确保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二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配套政策，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是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保障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促进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四是加强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围绕“提高质量”主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职业教育教学标准，深化校企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过程等方面的合作，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

五是加强面向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扶持农村、民族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脱贫中的作用。

六是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七是建立省级财政为主的职教经费统筹机制，坚持职业教育公益性，进一步完善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及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财政投入。

八是进一步营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环境，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等政策，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篇4

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根据区发改局《关于开展区“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对承担我区“十三五”规划的社区矫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进行认真总结评估，现就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目标及任务的进展情况

（一）社区矫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以及问题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教育、帮扶、引导工作稳步推进。一是严格落实矫正制度，加强重点人员管控。规范了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化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的相关档案，建立了“6+1”帮教模式，将各项专项整治、隐患排查与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全面开展对特殊人群的大排查活动，着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天罗地网”。二是与团区委协调，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帮扶、引导。邀请台安监狱心理矫正工作者，对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状况评估，通过量表和测试做出评估结果，从思想根源入手，减少重新犯罪风险。2016年至今年6月底，全区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95人，累计接收1036人，累计解除845人，正在社区服刑191人；受理省内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监狱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委托217件，累计受理471件；安置释解人员共计524人，累计安置1095人；到省内各监所衔接共计221人，累计衔接510人；组织社区服刑人员集中教育1689人次，个别谈话教育762人次，进行心理辅导37人次，组织社区服务829人次。

（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制度逐步健全。一是完成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法律服务惠民平台建设工作。定期组织法律顾问参与基层法律服务，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二是推进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制定了《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业务进驻区市民服务中心。目前，该方案正提交区政府党组会审议。三是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建设。对15个法律援助工作站、97个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和“148”平台建设进行督查，完善制度、改善设施，全面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站（点）的规范化建设。四是逐步健全完善了15项法律服务制度，把未成年人、军人军属以及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等困难家庭纳入了援助对象。2016年以来，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76件（其中诉讼案件359件，非诉讼案件1017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42.6万余元；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法律服务活动126次，提供法律服务500余人次，解决群众法律问题259件，参与化解矛盾纠纷92件。

（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工作模式正在建立，“大调解”格局逐渐形成。一是建立“警民联调”、“诉调对接”调解工作机制。将人民调解员派驻进入联调工作室，与派出所民警配合开展联调工作；与区人民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在调处纠纷中遇到疑难复杂

问题时可要求人民法院给予指导、帮助。二是大力推进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委会建设，目前区住建局等3家单位完成调委会建立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建立人民调解组织116个，其中人民调解委员会115个，人民调解室1个。全区共有人民调解员729人，全区省级规范化调委会总数107个，占全区调委会总数的92%。2016年至今，全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排查矛盾纠纷2946件，调解2946件，调解成功2946件，纠纷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100%。

（四）“七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深入，全民法律素质不断增强。一是高标准启动“七五”普法规划。2017年6月召开了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上表彰了“六五”普法先进集体和个人，下发了《区委、区政府转发<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委发〔2017〕9号）文件，对“七五”普法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二是通过成立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将“七五”普法工作纳入机关绩效考核目标管理，将普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等系列措施，使“七五”普法领导体制不断健全，制度更加完善，经费得到保障。三是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大力推动全民普法、全程普法、精准普法。2016年至今，共组织送法“进机关”39次，“进乡村”33次，“进社区”378次，“进学校”128次，“进企业”54次，“进网络”发布微博、微信普法信息789条,浏览量近8万次；累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材料百余种21万余份，各类普法宣传物品40余种1.4万余件，直接受教育干部群众14.9万余人次，提供和接受法律咨询1万余人次。2018

年开始，区司法局将“法律六进”拓展为“法律八进”，即以精准普法为理念，探索推广“入户式”普法，开展送法“进家庭”活动；以加强对人民军队的法治宣传教育为新目标，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

二、规划实施中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突出抓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2016年以来，区社区矫正中心依法严格落实基础排查、手机定位、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等环节，建立了高效的维稳工作体系。一是加强社区矫正等特殊人群管控。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强化社区服刑人员纪律意识，严格执行外出请假、集中教育、社区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加强对社区矫正列为“严矫”的、有再犯罪倾向的、“轻刑快办”等社区服刑人员管控力度，确保我区社区服刑人员无重新犯罪，无违规违纪行为，坚决防止发生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人员因脱管失控而造成重大刑事案件和极端个人暴力事件。二是健全完善社区矫正长效工作机制。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定期开展社区矫正专项检查，管理措施得到不断完善。三是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无缝衔接。全区各街道均成立了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在各社区（村）成立了帮教小组，形成了6+1的帮教模式。加强与公检法部门衔接配合，协调人社、民政等部门，切实解决刑释人员就业、临时性救助、低保、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同时，积极寻求社会力量帮助，在山南建立了一处安置帮教基地，为刑释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二）不断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按照区“十三五”

规划纲要发展目标要求，坚持以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一是稳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范围从低保人群扩展到低收入家庭人员，不断加强对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和老年人的援助力度，对困难群体做到应援尽援。二是拓展法律服务领域。积极推动社会律师参与，建立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法律服务惠民平台，为村（居）民及辖区企业提供公益性法律咨询等服务，实现了法律服务在村(社区)的全覆盖。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惠民活动。利用日常工作和重要节点，采取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提供现场（电话）法律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为群众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

（三）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我局始终把人民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紧抓不放，呈现了纠纷量下降，调解满意率上升的良好态势。一是每年坚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狠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着力抓好重要时间节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将“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人民调解工作始终。二是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了“诉调对接”工作机制，落实矛盾纠纷发现机制、研判机制和解决机制等工作制度，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台账和研判会议纪要，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三是主动指导、推进涉及房产物业、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建设。

（四）深入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严格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广泛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深化法治创建。一是全面加强重点对象和全社会普法。

与区法制办配合，制定出台《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方案》，推动全区形成普法合力。完善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等4项制度，以“法律八进”活动为载体，深入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单位、网络和军营广泛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二是推动群众性法治文化传播。开展了“区法治书画摄影作品巡展”“法治谜语竞猜活动”“法治主题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宣传活动。积极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开通了“铁东普法”微信公众号，建立了全区普法工作交流QQ群，进一步加强全区普法信息资源整合和各部门间沟通交流合作，畅通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渠道。三是加强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建设活动中，制定了区法治创建活动标准，全区各相关单位均开展了法治单位、法治学校等创建活动，基层民主法治创建率达到100%，全区依法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教育矫正模式单一，安置帮教基地少。矫正监管网格化机制还不完善，各相关部门衔接配合还有待加强。二是基层法律服务有待进一步拓展。对基层法律调研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不强。三是全区人民调解组织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事业单位调委会围绕涉企矛盾纠纷需加强调解力度。四是基层司法人员配置不足，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开展培训的质量不够高，基层人员素质能力还有待提升。五是法治宣传形式单一，全区成规模的法治文化阵地很少，普法知晓率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进一步推动规划顺利实施的对策

（一）要围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基层建设，做好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和监督检查指导。定期不定期对司法所建设情况进行调研，通过召开调度会、典型经验报告会等形式，总结工作经验，查找薄弱环节，抓好工作落实。加强基层司法所行政业务培训，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培训活动，不断提高基层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水平。二是开展“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活动，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面开展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和工作机制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建设。三是全面落实社区矫正改革基本任务。加大社区服刑人员管控力度，切实防止和减少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完善教育学习、审前社会评估等制度，发挥手机定位功能，提高监管工作有效性和针对性。深化区、街监管安全研判机制，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动态和监管安全动态，确保社区矫正安全形势稳定。四是全面提高社区矫正执法水平。充分发挥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会议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及时解决执法和管理衔接配合问题；加强社区矫正档案和工作台账规范化建设，确保刑罚执行过程可查，可追溯。建立社区矫正典型案例发布制度，强化对社区矫正执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指导，促进提高社区矫正规范化水平。

（二）要围绕促进民生问题解决，大力加强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做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检注册工作，严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准

入关。不断强化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和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促进基层法律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街道司法所服务站（点）建设，提升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优化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宣传等工作对接，发挥集成效应，提高运行效能，扩大辐射效应，使其成为司法行政工作创新的“第一窗口”。进一步发挥“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惠民平台作用，为群众提供及时、方便的法律服务。三是不断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扩大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知晓率。逐步将涉及劳动保障、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重点做好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军属等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和服务质量，建立健全便民措施，简化程序，丰富服务内容。

（三）要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区。一是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宣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内法规建设，使全区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二是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坚持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认真组织好“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教育引导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增强宪法观念，坚决维护宪

法尊严。三是全面落实“七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法律八进”活动，突出重点对象和以企业为主的社会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创建，巩固已有的创建成果，以点带面推动法治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四是加强普法工作者队伍建设。加强普法志愿者、讲师团建设，积极倡导和推进普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普法志愿者面向基层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

区司法局

ztd项目评估报告纲要 篇5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18年工作安排，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xx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为此市人大财经委在何新来副主任的带领下，从9月10日至9月21日分别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和2名专家组成调研组，听取了市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委等19个部门的总体汇报和专题汇报以及13个县市区的汇报，并深入兴平、乾县、淳化、彬州、旬邑等5个县市实地察看了18个项目并召开座谈会。

一、“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情况

今年3月初，市政府根据中省统一安排和部署，组织召开我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会议，传达了中、省“十三五”中期评估工作会议精神，对评估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评估坚持系统全面、突出重点、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采用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总体评估和专项评估相结合、市县上下联动评估的方式，围绕增强产业发展新动力、构筑均衡整合新格局、建设生态文明新家园、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汇聚全面小康新合力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6月初，第三方xx师院课题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三方评估报告。市发改委以第三方评估结果为参考，通过比较测算进度，剖析存在问题，搜集反馈意见，起草了《xx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9月初形成了评估报告（讨论稿）。

调研组在听取了xx市“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汇报后认为，市政府重视评估工作，安排部署周密，较好地完成了“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但仍有四点需要改进：一是评估方法有待改进。存在评估方法单一、综合评估与专项评估结合不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够、缺乏对数据系统分析等问题。二是评估内容需进一步完善。从评估的内容看，没有建立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标排查不够细致，数理分析不足，存在问题剖析不深。三是总体规划与专业规划衔接不够。各项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不够具体，专项规划对总体规划的支撑作用不足。四是西咸新区划转影响分析需进一步细化。西咸划转直接关系到“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后期执行情况，在评估中对划转造成的影响及后续效应分析不够细致、深刻，缺乏详细数据支撑。

二、“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十三五”以来，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省政策，全市经济社会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纲要》执行总体不够理想，距离《纲要》预期目标差距较大。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纲要》的主要目标分为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结构升级、民生福祉、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34项指标。从评估结果看，全市各项指标完成进度不均：经济发展7项指标中，仅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外贸进出口总额等2项指标达到预期进度，生产总值、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5项指标未达到预期进度；

创新驱动5项指标中，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4项指标未达到预期进度，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由于统计口径变化没有具体数据；

结构升级5项指标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预期进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等2项指标未达到预期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由于统计口径变化没有具体数据，信息化指数暂无数据；

民生福祉7项指标中，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等5项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项指标未达到预期水平；

生态文明10项指标中，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降低、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3项指标提前完成目标任务，单位gdp能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森林覆盖率等4项指标基本达到预期进度，耕地保有量、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等3项指标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从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指标完成情况看，3个“十强县”（xx）gdp总量均实现了规划中期预期目标，兴平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2项指标未达到预期目标，三原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2项指标未达到预期目标，彬州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未达到预期目标；

北四县（永寿、淳化、旬邑、长武）规划实施情况普遍较好，仅有个别指标未达到预期水平，但经济体量较小，对全市经济拉动作用不强；

涉及西咸划转的3个县区（秦都、渭城、泾阳）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其余3县（乾县、礼泉、武功）只有一两项经济指标达到预期，其余指标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二）重大项目完成情况

我市“十三五”规划项目xx个，总投资xx亿元。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已实施项目xx个，完成投资xx亿元，占“十三五”规划项目总投资的xx%，占已实施项目总投资的37.79%。其中：已竣工项目xx个，总投资xx亿元。在建项目xx个，总投资xx亿元，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完成投资xx亿元，占在建项目总投资的xx%。未开工项目xx个，总投资10785.46亿元，占“十三五”规划投资的xx%。

（三）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1、抓创新，产业融合升级初见成效。一是创新驱动起步良好。2017年高技术产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8.2%，我市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2018年荣获智慧城市时空云建设全国第二名。二是新型工业集群逐步形成。投资280亿元的cec8.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点亮投产，投资110亿元的19户液晶面板上下游企业加快建设。雷丁秦星新能源汽车项目已成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重点板块。旬邑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引进了12家药企和4家食品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医药、食品为特色的产业集群。三是农业现代化平稳发展。坚持走特色主导、科技引领的三产融合发展道路，兴平双汇肉制品生产线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四是商贸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实施服务业物流项目三年滚动计划，三原、旬邑、淳化成功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18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

2、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断夯实。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西咸公交卡实现互联互通，我市入选全国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光纤入户”全面完成，4g移动网络全覆盖，智慧城市建设受到国家肯定。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

柏岭寺水库蓄水，张家山泉群供水工程通水，城乡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二是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新突破。xx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省级经开区，xx新兴纺织工业园加速发展。彬县撤县设市，彬州、三原、兴平被评为2017年“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礼泉、乾县被评为2017年“陕西省现代农业强县”。

3、求绿色，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一是狠抓污染治理。扎实开展“1+14”专项行动，全力治污降霾，2018年上半年，pm2.5平均浓度、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分别下降11.8%、4.9%，规模工业燃煤削减xx万吨。二是稳步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完成居民煤改气2.5万户，煤改电7万余户，我市被纳入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三是着力提升生态文明水平。全面实施园林绿化战略，全市完成营造林xx万亩，新建（改造）杂果经济林14.59万亩，淳化、旬邑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湿地公园达到6个，湿地保护面积xx万亩。

4、促改革，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30万吨/年以下煤矿全部关闭，房地产去库存周期缩短到9.6个月，2017年全年共为企业减免税xx亿元，为xx户企业争取直供电xx亿度，市场活力加速释放。二是“放管服”改革初见成效。自主取消下放市级行政审批事项43项，第一批“最多跑一次”事项顺利实施，“一枚印章管审批”等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减证便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进展顺利。三是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2016年外贸进出口总额30.1亿元，2017年达到38.64亿元，同比增长xx%，招商引资引进合同项目xx个，实际到位资金xx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xx万美元。2018年上半年，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节”，积极通过第三届丝博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xx亿元。

5、惠民生，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以xx件惠民便民实事为抓手切实推进民生建设，2016、2017年两年累计投资216亿元。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6、2017两年共脱贫人口xx万人、退出贫困村xx个，贫困发生率降至xx%。教育、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基本实现公办幼儿园行政村全覆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100%，全市xx个县区市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基本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2017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18年成功承办省十六届运动会。全民健康保障不断加强。综合医改深入推进，城乡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基本实现。2018年上半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参保xx万人。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市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城镇面貌不断改观，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对照“十三五”规划，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许多短板弱项亟待破解，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一）西咸新区划转影响。客观方面，西咸新区体制调整，划转了xx市gdp总量的1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1.9%、地方财政收入的17.2%、常住人口的12.4%，尤其是划转了投资总量的41.7%，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2.5%。整体移交了101个xx市近年来重点谋划的“十三五”重大项目，直接影响我市经济基础和发展后劲，而划转后社会事务交接滞后所导致的教育、卫生医疗等问题以及划转后的洼地效应、新区竞争等影响不容忽视。主观方面，西咸新区划转区域是xx市近年来重点谋划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划转后对xx市干部干事创业信心有很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不优。2018年上半年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7.6:57.5:34.9，呈现出一产不强、二产重而不优、三产发育不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不足，2018年上半年一产占gdp比重分别高出全国、全省xx个、xx个百分点。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能化工业仍居主导地位，上半年能化、建材产值占到七大支柱产业的50%，传统产业增长缓慢，新兴产业体量小、拉动效应不强，2018年上半年二产占gdp比重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09个、8.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偏低，2018年上半年三产占gdp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全省xxx个、xx个百分点。gdp总量质量不高，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偏低，2016、2017年分别为3.4%、3.3%，分别较全省低xx个、xx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为xx%，低于全省6.39个百分点。

（三）工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工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支撑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要素不足，项目用地、节能减排等要素制约日益突出，考核激励措施弱化，营商环境不优，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不大，加之受宏观经济影响，企业扩大投资信心减弱，导致全市重大项目数量少、建设进度慢，2018年上半年能化产业增加值增长6.6%。72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11户减产、65户停产，企业利润总额下降3.7%，规模工业企业培育缓慢。同时，企业自主创新不足，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有限，难以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四）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县域经济实力整体比较薄弱，且发展极不平衡，2017年全市县域gdp规模最小的永寿县为73.1亿元，仅为兴平市(241.1亿元)的30.3%，2018年上半年永寿县仅占兴平市的26.6%。在2017年全省县域经济监测中，彬州市、兴平市、三原县位列“陕西十强县”，而淳化和永寿在全省排名50名以后，目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仍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五）环境质量问题不容乐观。2017年，空气质量重要评价指标pm10、pm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9.7%、2.4%，今年1-8月份，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22，较去年同期下降7.2%；

虽然有所改善，但受“高耗能”产业主导工业的影响，全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降减难度较大，平衡经济健康发展与节能环保任务艰巨，污染防治、生态改善仍面临巨大挑战。

（六）民生保障短板突出。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偏低，资源供给不足，服务不均衡、效率不高，2018年上半年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17.28亿元，较上年同期同口径下降0.9个百分点。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中省资金加上市县自筹资金仅能满足总需求的40%；

公办高中负债问题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债务高达10亿元左右；

2018年上半年，教育财政支出39.93亿元，较上年同期同口径下降2.8个百分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亟待加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住房、养老等社会事业发展现状与群众期盼还有不小的差距。基层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不到位，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率低。

（七）营商环境仍需优化。我市在全省营商环境考核中排名靠后，很多环节、措施需要改进。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园区、路段的水、电、气、暖、通讯和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二是“放管服”改革亟需加强。政务大厅职能发挥不充分，网上办理事项占比低。部分职能部门仍存在审批事项繁杂、办结效率低下、推诿扯皮、监管不当不力等问题。企业与政府沟通渠道不畅。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氛围不浓。自《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施行以来，部门、县区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多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没有通过具体举措来落实条例。

四、推进规划实施的意见建议

“十三五”中后期，市政府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速补齐弱项短板，努力完成“十三五”规划纲要确立的目标任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坚持问题导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一是强化“十三五”规划引领作用，立足长远发展，对照发展指标，细化责任分工，做好统筹协调，确保各项工作与规划有效衔接。二是坚定发展信心，沉着应对西咸划转问题。冷静客观看待西咸划转影响，调整思路、破解瓶颈，抢抓机遇、迎难而上，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规划，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强化监测监督工作，形成规划实施的强大合力和制度保障，切实维护《纲要》的法律性、严肃性、权威性。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将中省新理念、新部署、新要求融汇到计划中，增强工作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强化对重大问题研究，对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长期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战略性、全局性的对策建议，为“十四五”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投资拉动，多措并举促发展。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切实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进投资结构战略性调整，以项目建成投产引领产业升级。一是建立机制、强化保障。严格落实领导包抓、讲评观摩、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持续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二是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紧扣中省政策和投资导向，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配套和民生事业短板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实施精准招商，精准招揽高科技人才，千方百计引进一批高精尖项目、功能提升项目。三是积极扶持规上企业。对规上企业中65户停产企业、211户减产企业逐户进行认真分析，找准病根，帮助企业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和路径，使有限的规上企业稳定生产、运营，带动全市经济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牢牢抓住关中协同创新发展战略机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用具体措施推进建材产业绿色环保转型，促进食品、纺织等产业技术、业态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着力培育新型农业主体，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发展“三个经济”为抓手，强力提升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发展规模和水平；

提升全域旅游发展品质，以打造旅游特色小镇为发展模式，培育旅游产业发展新业态。二是培育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陕西专项计划，抢抓中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以雷丁秦星汽车为依托，精心布局xx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培育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加快高新区医药产业园、旬邑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建设，力争“十三五”末建成两个百亿级医药产业园。

（四）坚持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一要强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水利、电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巩固xx综合交通枢纽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地位，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二要增强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县城发展扩容提质和重点示范镇建设，科学规划建设特色农旅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机制，建立差别化的县域经济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引导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五）坚持生态优先，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一是严格落实环境保护要求。深入实施“1+3+35”方案，推行“五项清单”管理，扎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土壤、水、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二是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利用。做好规模工业燃煤削减和民用散煤清洁替代，实施煤改气、煤改电、煤改地热，实施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煤改电电网扩容工程，扎实做好能源替代利用过渡期居民用能问题。三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大力植绿护绿，实施天然林资源防护、三北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扎实贯彻落实《xx市湿地公园保护管理条例》，推进湿地保护与恢复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六）坚持推动改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一要围绕行政效能提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再梳理取消或下放一批“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做好行政许可权改革、“三集中三到位”改革等工作，切实提高网上办事精细化水平。二要着力破解要素制约。加强金融支持力度，健全评估、担保、信用体系，实现全方位融资。高效集约利用土地，扎实落实水、电、气、暖行业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三要强化宣传督导。利用多种途径宣传《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各项要求。做好营商环境监测评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监测质量和效率。严格考核评价，严厉查处问责，营造重商护商的良好氛围。

（七）坚持惠民利民，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一要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推进“八个一批”措施精准落实，切实提高脱贫质量，确保4个贫困县年底顺利摘帽，12.34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深入推进产业扶贫，深化“三变”改革，加大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力度，提升扶贫产业规模化水平。二要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解决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择校热”等问题，稳妥化解公办高中负债问题。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支持科技人才、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积极推进社会保险扩面提标，提升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三要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落实综合医改、分级诊疗等基本制度。实施基层卫生能力提升三年计划，加大全科医生招聘培养力度，支持社会办医，全面推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八）坚持考核考评，强力推动追赶超越。一是狠抓招大引强工作考核。细化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对引进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且到位5亿元以上的新建项目部门、县区予以表彰奖励，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引进项目积极性。二是狠抓项目建设工作考核。强化对县市区“十三五”规划项目考核力度，对项目服务保障单位，从业务指导、服务态度、审批效率、解决问题等方面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