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秦朝》读后感范文

《漫说秦朝》读后感范文（共10篇）

《漫说秦朝》读后感范文 篇1

漫说唐宋诗：异同与优劣

作者：董乃斌

近来随意浏览唐宋人诗集和有关资料，偶有所感，稍作条理，述之于后。愚者千虑，或有一得；野人献芹，聊作谈资。亦以求教于广大读者通人也。

一

唐诗乃中国文化无上瑰宝，是国人永远的骄傲，此殆为全民族之共识。不必追溯得更远，我们这代人应都记得，即在“破四旧”呼声甚嚣尘上，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就仍有很多人偷偷地吟玩唐诗，年轻的父母也仍会教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些或清新淡雅，或深沉多情的诗篇，慰藉着，柔软着，细腻着，丰富着，也美化着人们的灵魂，帮助人们度过那些被无谓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至于今日，在伟大的民族复兴途中，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生活也有更多的余暇，唐诗自然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喜爱。

中国向有诗国之称。在中国文学中，诗歌起源最早，发达也早，而唐诗则创造了诗史的高峰。中国诗歌为什么恰恰在唐代登上峰巅？文学史家们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列举过许多原因，都有道理。概言之，则不妨曰：此乃历史的一种宿命。质言之，悠久漫长的诗歌史发展至此，一切条件均已具备，出现高峰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必然性。

从诗歌内部言，诗体至唐而齐备，诗法至唐而精严，诗美至唐而璀璨辉煌无以复加。而从外部条件言，则唐诗得天独厚，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皇家、官府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皆是唐诗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太宗邀虞世南论诗并唱和，武则天亲自为诗歌创作竞赛颁奖，唐明皇率群臣赋诗送张说巡边，唐宣宗作诗哀挽白居易，历来传为佳话。更难得的是唐人下至平民几乎人人懂诗爱诗：“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二），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一较短长，被梨园乐妓奉为“神仙”（薛用弱《集异记》），可证释子歌女对诗人的爱戴；“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背上亦能暗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长安歌妓因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大言增价，可见白居易诗在民间被崇拜受欢迎的程度；元“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元《白氏长庆集序》）描绘了唐诗风会之普及；洛阳商人之女、十七岁的柳枝姑娘酷爱文艺，擅长音乐，闻人口诵李商隐《燕台》诗，心领神会爱慕不已，主动提出与商隐约会（李商隐《柳枝诗序》），充分显示唐平民少女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对诗人的热情；王谠《唐语林》卷二载：“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冢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可知唐时渔人樵夫皆能诗，且水平不低。此外，还有不少传说，讲到用诗竟能排难解纷，以至明人胡震亨击节感慨：“王毂举生平得意句，市人为之罢殴；李涉赠„相逢莫避‟诗，夜客为之免剽——唐爱诗识诗人何多！”（《唐音癸签》卷二六）

合以上诸例，足以证实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其诗流传盛况之可信：“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也足以说明，诗在唐代确实已成为全民言志抒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同时也可用来游戏，消闲，愉悦心怀，呈才斗智。唐人生活中到处有诗，唐人简直就生活在诗的氛围之中。正是如此全民性的积极投入，全民都来贡献聪明才智，才

将唐诗推上了诗歌艺术的巅峰。

说到唐诗的根本特色，古人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唐诗主性情。元好问说：“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陶然集序》）杨慎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升庵诗话》卷八）王士祯说：“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带经堂诗话》卷二九）这些自是针对唐诗总体特征的宏观判断。另一方面，唐代诗人众多，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各不相同，又加不少人经历曲折，心态屡变，诗风亦往往随之变化，所以，唐诗之风格、色彩极是丰富多样。别说整个唐诗，就是诗圣杜甫一人，平生就创造出多少风格，沉郁顿挫，豪放壮阔，悲怆凄婉，亲切诙谐，幽默多讽，议论风生，乃至玲珑轻倩、晦涩朦胧，可谓色色有之，以致后人认为宋人诗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能在杜甫诗中找到源头。然而研习诗歌史既需细察，更需宏观，故“唐诗主情”以及“宋诗重理”这样就一代诗歌总体风格而作的概括，因为能够涵笼全体，而能得人们的会心与首肯。特别是将它们的总体和主体风格做比较的时候，这样的宏观概括，更有它的必要性和启发意义。

所谓“唐诗主情”，我理解，是说唐诗天真——充满天趣而又真诚，善于倾诉感情，且以倾诉感情（而不是挖掘思想）为创作的根本追求。唐人做诗当然也用心推敲，甚至字斟句酌，也发表议论，甚至也颇富理趣；但与宋人相比，就显得率意而洒脱，心思远不是那么细密深曲了。正如宋人做诗也绝非不用情（否则哪来的诗），但与唐人相比，却显得在炼意修辞上更下功夫，从而使诗意更深刻，诗艺更精微，而天真浑灏之趣则未免减少了些。批评唐诗的人爱说“唐诗浅”。是的，比起许多宋诗来，唐诗确实浅，意浅，语亦浅，它们往往直抒胸臆，写眼前事眼前景，不大掉书袋，较少耍字眼，也较少制造反常拗涩的句式，然而它们却与人心、与口语更为贴近，也更易引起普通人心灵的共鸣。这显然与唐诗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根本特点颇有关系，这一点不但是宋诗，也是此后任何时代的诗所难以相比的。我们都熟知李白之诗在下层百姓中广为流传，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以及杜甫诗中常有“村夫子气”的情况，不仅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人创作“主情”而真诚，其他多数诗人大抵也是如此。唐人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诗的时代，人们的心灵被诗占据着，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几乎到处是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诗化——可也只能用诗的形式来对象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宋人那么多抒情叙事的文学工具可用，他们的情感和智慧都集中于诗歌，诗歌成了他们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方式，也成就了他们精神创造的最大业绩。唐诗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势如此，结果中国诗歌就命定地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峰巅。在这个无比壮丽、奔腾澎湃的文学洪流中，当然也包含着很多支派、分汊乃至回流，其发展变化也可分为很多段落，其中也就有高潮和低谷，只是这些都不能改变其汹涌向前的总趋势。于是后人发现：好诗大抵已被唐人做尽，诗歌的天地到处是唐人的声音和身影，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之路该怎么走？这实在是

个历史性的难题。

二

宋诗存在于高度发达、美轮美奂的唐诗之后，从继承一面看，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好处；但从超越一面看，又处于高峰难再的困境。这是一切后来者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不甘步人后尘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不能不左冲右突，另辟蹊径，以继续攀登高峰。

审视文学史不难发现，宋人在抒情叙事和交流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方面多所创造，他们发展了词这种适合歌唱的长短句新诗体，发展了说话（小说）这种可供细腻叙事和精细刻画人物形象的新文体，他们手里多了两件功用卓绝、前途无量的文艺利器，他们文艺创造的天地比唐人更为开阔无垠。问题是传统诗体又将如何？因为科举考试科目变更，诗的功利用途减少，宋诗的天时地利均远不及唐诗。但宋人仍然发现诗歌发展并非已至绝境，尤其是格律体中的七言律绝，尚有深挖细凿、精雕细刻的余地。他们就在这些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功夫不负苦心人，即使不计词创作的贡献，宋诗仍然堪称与唐诗并列的另一个诗歌高峰。

生活在唐之后的宋人写诗只能从学习、模拟唐诗开始，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他们尝试过元白体、义山体和姚贾体，学得很用功，也挺像，但寄人篱下，屋下架屋，难以有成。可是，前人的努力绝不白费，时候到了，欧阳修出来振臂一呼，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崛起响应，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宋代诗人终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塑

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新面目。

宋诗究竟以怎样的特色与唐诗分庭抗礼？集中到一点，就是上文已提及、为许多前人所一再强调的：与唐诗之“主情”不同，宋诗以“重理”为特色。

所谓重理，也就是重意，说的是爱在诗中发表意见，张扬思想，阐述道理，而不仅仅是抒情寄慨。诗是离不开“情”的，宋诗绝非“无情”，而是在“情”之外，更加之以“理”，从而形成宋诗“以理引领，情理交融”的特色。当然，“重理”也就要格外重视逻辑，重视修辞，多用典故（包括用事和用前人成言），为了更清晰准确而又更含蓄蕴藉地表达丰富曲折的意思，便不免较多采用散文化句法，所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指此而言，其实说到底，乃是为了独创，为了有别于唐诗，而不得不然。这样一来，宋诗的主流风格果然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面貌，由唐诗的一片天真烂漫，情感外露，变得矜持整饬，高深难测，同时也就拘谨内向起来。拿人来比方，唐诗总的来看像个血气方刚、口无遮拦、敢说敢叫、不惮喜怒形于色的年轻人，宋诗则变为老成持重、含蓄内敛、说话字斟句酌而更富于内涵、更耐人寻味的中年人了。诗风的不同，其实是文化性格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根子是在于唐宋两代国家、社会之时势景况不同。然而就这样，宋诗发掘出了不少新的、为唐诗所没有的意思，创造出许多新的话语和境界，在唐诗之后开凿出一片别具特色的天地。

每个时代的诗歌，从内容上说，总会打上当时生活的印记，想完全洗掉或遮掩此类印痕都难以办到。所以诗歌史真正重要的议题，不是检查诗的内容，而是关注历代诗歌在表现其时代生活时，各自采用了什么独特的方式。以文、以议论和以才学为诗，本是宋诗的特色，是宋诗之与唐诗区别的独到之处，是宋人创造性的突出表现。对此，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自然尽可悉听尊便。但后来竟成了对宋诗的致命批评，成了否定宋诗的口实，理由是这就表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其实，形象思维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东西，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形象，也就不能不用形象思维。无论主情的唐诗，还是重理重意的宋诗，只要是诗，就都不能不用“象”并且“重象”，说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并不符合实际。

宋人的好诗，是既有意，又有象的，而且也并不乏情。苏轼有些诗很富理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说的是当事人易犯糊涂的道理，但你能说它没有形象吗？又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说的是人生短暂无定却到处留痕的哲理，之所以成为传世警句，系因其取象新颖，譬喻贴切。这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收获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杜甫）以外的三宗，每人都有这种既富形象又阐哲理的佳句佳作。像黄庭坚的《次元明韵寄子由》（其三）：“想见苏耽携手仙，青山桑柘冒寒烟。骐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颜？”被后人极口称赞的中间四句，纯然是阐说道理的，大意是说俊才欲报国，恶人偏挡路，相信天总会亮，不必与小人争短长。但这些意思完全是用刻意寻觅而又刻意组成对句的形象比喻来表达，比喻和说理结合得十分妥帖。我们只能说宋人的形象思维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却不能认为他们不懂形象思维。刻意地炼意炼句炼字，力图在有限的字数内熔铸更丰富的含义，是黄庭坚、江西诗派，也是众多宋诗的典型特点，是他们区别于许多唐诗的重要特色。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其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春雨中”（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都是经刻意经营而于凡常中寓奇警的佳句，最饶宋人意味，也最见宋人功夫，唐人中也许只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堪与他比美的李商隐才能写出这样凝练浓缩的句子——可是只因杜甫、李商隐在前，黄庭坚们便只能屈居后学的地位。

在诗名比黄庭坚们小得多的，甚至标准理学家的诗中，也不是没有形象思维。朱熹的《读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大家熟悉的，不用说了，就是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阐发厚积薄发、豁然开朗的道理，也是十分精彩。再差一等，像吕本中的《海陵病中五首》（其一）：“病知前路资粮少，老觉平生事业非。无数青山隔沧海，与谁同往却同归？”像叶采的《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也都是颇具形象性和真情实感的好诗，不能因其含有理趣就否定了它的诗味——当然这诗味是宋理学家而不是唐诗人的，是一种与“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不同的诗味。宋诗的滋味独特别致，就像新鲜而青涩的橄榄，可能有人吃不惯，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诗艺上有集大成之誉的清人，就有一部分十分赞赏宋诗，甚至以为借助宋诗能够重振日渐衰落的诗运。可惜他们错估了时代，复古的努力终未成功，但这仍然

不该成为贬低宋诗历史地位的理由。

要说宋人诗中少情，恐怕只能说他们把“情”分了一大块给词。艳情和爱情本是唐诗中很重要的题材，是唐诗很见彩、很吸引人的所在。宋人将其放到词中去表现，而在诗中则多写重大题材，发正大议论，标崇高主旨，从而使宋诗一定程度地淡薄了情味，消减了游戏娱乐色彩。如果我们承认词在本质上也是诗，把宋诗和宋词加在一起来计算，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人诗歌少情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结论。

但历来文学史往往赞美宋词，而轻慢宋诗。一说起来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谓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云云。此说抓住中国文学史文体变迁升沉的某些现象，突出不同时期文坛的主流文体，对文学史作出简洁的概括，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但也明显地有片面之弊，如若强调过份，比如造成唐惟有诗，而唐以后则无诗之类错觉，就会造成对文学史的莫大误

解，故需清醒对待。

三

应该说，唐宋诗在诗歌史上基本是双峰对峙的状态，两个高峰一前一后，这不成问题，但是否有高低，又孰高孰低呢？于是便引发了绵延至今的唐宋诗之争。我的看法是，二者各具特色，也各有存在价值。唐宋诗的差别，主要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由唐至宋，国家情势、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遭际命运都发生了种种变化，有的变化幅度之大，前后不啻有天壤之别。时代的变迁不能不带来诗人心态的演变和关注点的转移，也就不能不导致诗歌内容和情调的种种差异——要求宋人再按唐人的风格和调子继续唱下去，实在是既不合理，也办不到。于是，唐宋诗歌风格总体上显出了颇不相同的色彩，然而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上各有千秋，水平却不相上下，犹如人的长相性格和衣着打扮不同，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人，而且两个都是美人。唐宋诗是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是一幅相映生辉的双美

图。

如上所述，时代——诗人——诗风，像一条链索，前者之变引发后者之变，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这里起的是核心作用。但诗人是否完全被动，生活在哪个时代便必然或只能写出哪种风格的诗呢？并非如此，每个诗人自身的体性素质不同，这内在因素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力量。对此，钱锺书先生有精彩论述。他在名著《谈艺录》中，一开篇就说：“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吻合。”（此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之《谈艺录》增订本，以下所引皆出此本）这是大前提，对诗史、文学史的分期提出了“本体裁以划时期”，即按文学本身的变化为基准的原则。这个问题很大，这里不能多说。具体到唐宋诗，钱先生则云：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谓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这真是发人深省的透彻之论。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人的体格性分——禀性气质不同，导致诗风不同，时代尽管由唐至宋地变，人的禀性才是形成诗风的真正根源，所以唐人不妨写出宋调之诗，而宋人的诗亦可含有唐音。这一从人的因素、从文学内部来究明诗歌风格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只有综览全部中国古代诗歌，涵泳其中，深有体会，又善于宏观概括，才能提出这个打破历史朝代而重划诗歌风格归属、看似不甚周严却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请再看钱先生的进一步发挥：

夫人之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这席话证明钱先生的确是综观全部中国诗史之后才得出的如上观点，并且认为可以回到诗史中去回溯检验的。其实，如以之来看今日甚为热闹的旧诗创作，除了那些不入流者，凡在水平线以上的，不是仍能大致看到有人近唐、有人近宋的风格差异吗？看破此点，实在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

人的体格性分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故钱先生随即进一步指出，人由幼至老，年龄既增，性情可变，故“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并举出明人王世贞早年诗风近唐，晚年变为近宋的情况为证。王世贞以外，乃

至今人，似也不乏其例。

钱先生的论述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打消了一切唐宋诗优劣论的基础——唐宋诗确有异同，这异同的表现集中在诗歌的风格，而真正的根子则在于人之体格性分（亦即脾性、气质、秉赋、心理之倾向与特点等）之中。人之体格性分有所不同，如前引所谓“高明”、“沉潜”之别，也可如通常所分的“阳刚”、“阴柔”，“内向”、“外向”等等，区别确乎存在，但却不一定是此高彼低的关系。既然人的体格性分无所谓高下，对总体风格不同的唐宋诗强分优劣岂不是也很无谓吗？钱先生之所论不但囊括整个中国诗史，而且拓展至文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范畴。文风诗风，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一种客观化、对象化而已。我们研究诗文风格不应止于字面，甚至不应止于作者生活的客观时代，而该努力深入到人的内心，由风格而及人，由人的外在遭际、客观境遇而及于其内心波澜，甚至某些隐秘层次。以此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诗史，眼光便易通达开阔，也容易挖掘得更深。诗歌无分唐宋，皆有好有坏，就诗论诗，实事求是评价即可，又何必要以近唐还是近宋来判断它们的优劣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漫说企业法律文化建设和企业发展 篇2

漫说企业法律文化建设和企业发展

从清末列强入侵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就频频面临危亡、生存、发展的历史严峻考验，痛苦地思考、艰难地探索，寻求摆脱贫弱走向富强之路。经历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道路抉择的反复曲折，付出巨大代价，终于确定了以改革开放为航向，理论破冰、观念启蒙、文化变革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这条金光大道上加速前进，国家的面貌、实力、国际地位和人民的衣、食、住、行发生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外国人瞠目，连中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人类历史伟业奇绩。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过程中，新企业不断产生，老企业不断壮大，遍布全国，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社会发展的网络。

秦朝历史故事 篇3

公元前2，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九百名民夫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军官从这批壮丁当中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屯长，叫他们管理其他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阳城人，字涉，是个给人当长工的;一个叫吴广，阳夏人，是个贫苦农民。陈胜年轻时候，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用耕田，一次当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休息时，感慨恼恨了好一会儿，说：“假如谁将来富贵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记了。”和他一起受雇佣的伙伴们笑着回答说：“你是被雇给人家耕田的，哪能富贵呢?”陈涉叹息着说：“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七月，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法津规定是都该杀头的。

陈胜、吴广就商量说：“如今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陈胜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始皇帝的缘故，始皇帝派他领兵在外地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害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躲藏了起来。现在假使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民发出起义的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于是他他就去占卜吉凶，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道：“你们的事都能成，能够建功立业。然而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了吗?”

陈胜、吴广很高兴，揣摩占卜人所说向鬼神问吉凶的意思，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望。”于是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对这事自然觉得很奇怪了。“陈胜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附近一草木丛生的古庙里，在夜里点燃起篝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深更半夜听到这种鸣叫声，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早晨，戍卒中到处议论纷纷，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一向关心别人，戍卒中很多人愿为他效劳出力。押送队伍的县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跑，以激怒县尉，惹他当众侮辱自己，借以激怒众人。那县尉果然鞭打吴广，县尉又拔出佩剑，吴广奋起夺剑杀死了县尉。陈胜帮助他，合力杀死了两个县尉。随即召集属下号召说：”各位在这里遇上大雨，大家都误了期限，误期按规定要杀头。即使不被杀头，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祖传的吗!“属下的人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心甘情愿地听凭差遣。“于是就假冒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举行起义，以顺应民众的愿望。大家都露出右臂作为标志，号称大楚。他们又筑起高台来宣誓，用将尉的头作祭品。陈胜任命自己做将军，吴广做都尉。首先进攻大泽乡，攻克后又攻打蕲县。蕲县攻克后，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一连进攻铚、酂、苦柘、谯几个地方，都攻克了。他们一面进军，一面不断补充兵员扩大队伍。等行进到了陈县的时候，已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卒好几万人。攻打陈县时，那里的郡守、县令正好都不在，只有留守的郡丞领兵与起义军在城门下作战。结果郡丞兵败身死，于是起义军就进入城中占领了陈县。过了几天，陈胜下令召集掌管教化的三老和地方豪杰都来开会议事。与会的人都说：”将军您身披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讨伐无道昏君，诛灭暴虐的秦王朝，重新建立了楚国的政权，论功劳应该称王。“陈涉于是就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秦始皇本纪第六在这个时候，各个郡县受不了秦朝官吏暴政之苦的人，都逮捕宣判他们官吏的罪状，把他们杀死来响应陈涉。于是就以吴广为代理王，督率各将领向西进攻荥阳。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馀去攻占原来赵国的辖地，命令汝阴人邓宗攻占九江郡。这时候，楚地几千人聚集在一起起义的，多得不计其数。

起义不到三个月，赵、齐、燕、魏等地方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秦朝名人经典语录 篇4

秦朝名言 秦朝经典语录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 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三略》

秦末汉初·黄石公《三略》治国之道，在于依靠贤士和民众。信任贤士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样，使用民众，象使用自己的四肢一样。那么制定政令，就不会有所疏漏。一旦有所行动，犹如身体与四肢相随，骨节相互照应，自然天成，妙合无间。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得人与否。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秦汉诗人 辛延年 《羽林郎》 秦朝名人名言

秦汉·辛延年《羽林郎》。这两句大意是：男子所钟爱的是后来新娶的妻子，而女子所看重的则是自己的前夫。《羽林郎》写一个下层女子胡姬抗拒豪强“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的故事。这两句以胡姬的口气斥责“金吾子”喜新厌旧，调戏良家妇女，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可用以表现女子的多情，也可用以斥责男子的喜新厌旧。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秦朝政治家、文学家 李斯 《谏逐客书》

秦·李斯《谏逐客书》。太山：即泰山。让：辞，拒。择：选择。这几句大意是：泰山不推辞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选择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泰山由土石累积而成，河海由细流汇合而成;其共同之处是无论尊卑，细大不捐，才成就今日。两句说明了学业成就应点滴地积累，为人处世也要谦恭地广采众议的道理。

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 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三略·上略》

秦末汉初·黄黄石公《三略·上略》。这几句大意是：部队宿营时水井尚未挖成，为将者不可先嚷日渴;军营的帐篷尚未支好，为将者不能先叫困倦;军灶还没有举火做饭，为将者不应先说肚饥。将帅应是士卒的表率。在艰苦紧张的行军作战中，饥渴、困顿、疲劳、伤痛会无情地折磨着将士们，而士兵尤甚。身为将帅，应严于律己，体谅部下，与士卒同甘共苦，以自己的言行、形象去影响部队，安抚军心，鼓舞士气。所以古来兵家都非常重视将领爱恤士卒的表率作用。《尉缭子·战威》所说：“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诸葛亮《新书·将情》：“军井未汲，将不言褐;军食未熟，将不言饥;火焰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与黄石公——说的都是同一道理，这种精神仍可为当今将领和作领导的人借鉴。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兰略·上略》

秦末汉初·黄黄石公《兰略·上略》。这几句大意是：身为将领，应冬天不穿皮裘，夏天不拿扇子，雨天不打伞遮雨，这才符合将帅的礼仪规矩。这几句是说，将帅要在各方面身先士卒，为兵师表。士兵作得到的，将帅也得去作;士兵得不到的待遇，将帅也不去享受。只有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能得到士卒的支持和拥护。相反，那种“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巨大悬殊。将导致官兵对立，军无斗志，一盘散沙。这几句说明将帅应在生活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才能赢得士卒的吏持与爱戴。

水之性清而土壤泪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乱之。—— 秦末儒生 孔鲋 秦朝名言语录

将相宁无种，本无富和穷。四海皆兄弟，世界应大同。—— 秦末起义军领袖，西楚霸王 项羽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 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深;泰山不择土壤，方能成其大。—— 秦朝政治家、文学家 李斯 《谏逐客书》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秦朝名人名言

秦朝的户籍制度 篇5

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

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 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1975 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户籍的申报

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 1

《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 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①① 《史记·商君列传》。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

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

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

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

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

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16 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

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

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

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

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

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

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

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秦朝历史人物故事 篇6

巴清，后人又称巴寡妇清，其丈夫逝世后，巴清继承了家族企业，并时期不断发展。巴清和中国第一任皇帝嬴政是同时代人，因为巴清为秦朝提供大量是水银和丹砂，因此秦始皇对巴清一直是非常礼遇的，封其为贞妇，筑女怀清台。

据后人猜测，巴清很有可能拥有一支私人武装，并且力量足够强大。在战国末期，诸侯纷争，秦国为了抗衡东方六国，对巴蜀地区的部族、首领往往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允许他们有私人武装的。而巴清家族，应该是巴地区豪强的代表，自然而然成为秦王朝笼络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巴清家族商业产业庞大，在战国纷争时期，有一支私人武装来保护其产业是非常有必要的。据考证巴清家族影响力较大，覆盖范围包含今天重庆市大部分地区，当时境内人口总计五万余人，而巴清家族的家丁占据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可见势力庞大。

据野史传言，巴清曾为秦始皇捐资修缮长城，或捐款助军，但均无正史可考。日本学者称“虽称始皇帝，而是事盖在未并吞之时，故军兴有资于其力也，非徒嘉其富厚。”国内亦有学者有此猜测。其事迹，《史记》、《一统志》、《括地志》、《地舆志》、《舆地纪胜》、《州府志》等史载有记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专制统治，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被秦始皇收缴，贵族和豪强大户被迫迁往他处，使其不能在原处纠集势力抵制中央统治，其中迁十二万户到咸阳，寡妇清也在此之列，国家为他们修建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控之下，也是秦始皇推行郡县制限制地方豪强的措施。

同时，巴清也成为中国杰出女性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始皇，能不拘旧礼，不管重农抑商之习俗，不顾古代女性地位之低下，为巴清修筑怀清台，一方面也说明秦始皇与一般帝王的差异，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巴清本身实力足够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大商人，春秋战国大工商大业主者众，但能名上史记的不过寥寥数人。

其中有范蠡，越王勾践的谋臣，灭吴之后，乘扁舟浮游江湖，改名换姓，经商聚财，至千金辄散去。再有子贡，孔夫子的高足。子贡“亿(臆)则屡中”，推测商品的行情变化非常准确，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魏国的白圭，曾为魏惠王的相国，后来转向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买卖，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乌氏倮的牛马多到以山谷为计量单位，得以和大臣一同朝见君王。

秦朝时期成语的典故 篇7

定陶之役楚军大败项梁阵亡后，怀王惊慌起来，从国都盱台(今江苏盱胎东北)跑到彭城去，把项羽、吕臣的军队归并扰来，由自己带领，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官，封为武安侯。这时，齐国使者高陵君田显来到了楚军中，见了楚怀王，说：“宋义推断武信君军队一定会打败仗，隔了几天，军队果然吃败仗。军队没有作战而预先见到失败的征兆，这就叫做懂得军事了。”怀王召见宋义跟他讨论国事，非常喜欢他，就封他做上将军，封项羽为鲁公，做副将，派他们去求援赵国，所有其他将领都隶属于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宋义统率楚国大将军来到安阳(在今山东曹县东南，非河南安阳)，停留了四十六日不再前进。他说：“现在秦兵攻打赵国，战胜了士兵也一定被疲困了，我们可以利用秦军疲困的机会;若是秦军失败了，我们大张旗鼓向西进军，一定可以攻下秦国。所以不如先让秦、赵打起来。”项羽对宋义一直不服气，说：“凭着秦国的强大力量，攻打新建立的赵国，势必攻下赵国。赵国被攻下，秦国就更强了，有什么疲困的机会可以利用!我军新败，王上坐立不安。国家安危在这一役。可是做主帅的却不体惜士兵，根本不是忠于国家的大臣。

”于是，项羽就在早上参见上将军宋义的时候，在营帐中斩下宋义的头，传令军中说：“宋义和齐国合谋反叛楚国，楚王有密令叫我杀掉他。”

项羽杀掉卿子冠军以后，下令进军，派当阳君黥布和薄将军带万士兵，渡过黄河去救钜鹿城。战事稍稍有利。陈余又要求增援。项羽就统率全部士兵渡过了黄河。《史记 项羽本记》说他渡河以后，“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凿沉所有船只。打破饭锅饭甑，焚烧房屋，叫士兵带着三日的干粮，表示决死之心，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于是大军冲到了钜鹿城，包围了秦将王离，与秦军遭遇，经过多次战斗，继绝了秦军输送粮食的通道，大破秦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秦将涉闲自杀。

秦朝历史人物故事事迹 篇8

人物生平

统一燕国

臧荼是燕国旧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陈吴政权派赵人武臣经略赵地。武臣稳定赵地之后就派韩广安抚燕地， 结果韩广一到燕地就很受欢迎，被当地贵族立为燕王。

公元前2(秦二世二年)，秦攻赵王武臣，燕王韩广派臧荼率兵救赵。项羽为总盟主 ，破釜沉舟，大胜秦兵。

前206年(汉元年)，项羽分封天下时，不放心燕国，借口臧荼功劳大，立韩广手下大将臧荼为燕王，把韩广迁为辽东王，以无终(今天津蓟县)为都。 韩广对此不服，不肯搬迁，结果于同年被臧荼击败及杀害，燕及辽东两地皆为臧荼所有。

投降刘邦

前2(汉三年)，韩信破赵国陈余。听从广武君李左车的进言，派使者送信给燕王，燕王臧荼归顺韩信，投降刘邦。汉王五年(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臧荼和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前衡山王)吴芮、赵王张耳共同尊奉汉王刘邦为皇帝。

起兵谋反

因刘邦大肆捕杀项羽旧部，令臧荼非常恐惧，于是反汉，高祖刘邦亲自征伐，臧荼被斩杀。高祖改命卢绾为燕王。

有关秦朝的历史故事 篇9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起义军揭竿而起。当时，遵守规则的人确实会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他们会因为辛勤的工作而获得奖赏、有经验的人甚至会被授予官职，可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极为残忍的。因为人们会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受到严厉的处罚，而此时，客观因素是不会被统治者考虑的。

错过了规定的期限的行为会被认为不守信，在秦律中，这是要被处死的行为。公元前2(秦始皇死后一年)，九百名民夫被押解到淮河流域(现在的北京)去驻守。天遇大雨，道路不通，众人被困。随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发现自己必死无疑，于是这些民夫杀害了看守他们的军官，然后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陈胜和吴广两个人成为这次起义的首领，他们带领农民起义军队伍去反抗强大的秦朝军队。很自然地，起义军被秦军打得土崩瓦解，最终都被秦军杀害。然而，其他的起义军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场短暂的起义开启了秦王朝覆灭的进程。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篇10

A.兼并六六国B.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C.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D.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２．《荀子·君道》：“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君主）之守司（官吏），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为达到引文的效果，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

A．确立至高无上的皇帝制B．设立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 C．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D．设立太尉负责管理全国军务

３．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最能体现“中央集权”含义的一项是()

A．“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B．“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C．“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D．“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废井田，民得买卖”

4关于秦朝设郡的数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国维《秦郡考》考证共有48郡，谭其骧《秦郡新考》推定为46郡。某同学在考证秦朝设郡的具体数目时，收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其

中最可信的应是（）A．《汉书》的记载 B．民间的传说 C．史家的研究论文 D．秦简的记载 ５．秦朝形成了宰相制度，秦朝的丞相()

①“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②执掌群臣奏章，兼理国家监察事务 ③在中央各官职中地位最高，但受御史大夫牵制 ④名义上掌握兵权，实际由太尉“掌武事”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 D．①②③④

6．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他为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是（）

A．攻打匈奴B．修筑长城C．推行郡县制D．建立三公九卿制 材料题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议帝号”。„„秦王„„提出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材料二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依辩于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柳宗元《封建论》

1）从秦王对其称呼的选择中，你能得出什么认识？

2）材料二所含的历史信息，说明了什么？

3)结合材料三指出秦始皇为什么要推行郡县制？

4）你如何评价“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进步”？

答案：D C B D C C

（1）神话君权，体现了皇帝独尊的威势和地位。

（2）(皇权之上，皇帝地位不可僭越。

(大臣受皇命办事，没有决策权。

(秦朝中央存在三公九卿。

(3)吸取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止的历史教训。

(4)适应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