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经典语录

梁文道的经典语录（精选9篇）

梁文道的经典语录 篇1

梁文道经典语录

1.爱情乃时间唯一变幻不定本质永远空洞的事物，所以它怎么可能有真名任人捕捉呢？《我执》

2.爱惜物用，才是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苟花钱，朝秦暮楚。《奢华与教养》

3.财富，美貌，甚至才华，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身上无奈的限制与枷锁。这些所谓外在的条件不只深刻地改变了穿戴它们的人，甚至还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4.但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常识》

5.当你想和一个人从头来过，想要创造新的自我，却又不可能割断那不忍让它保存的记忆，就把它沉入水中吧。《我执》

6.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7.等待情人的电话总是难熬，特别是当你留口讯，对方却保持冷静，爱理不理的时候，所有人际来往，莫非一种应答关系，不回电话的就是主人《我执》

8.独居是安静的，因为它接近真空。由于真空，声音也就没有中介可以穿透传递了。《我执》

9.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我读》

10.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11.而爱情，本是一种时间现象，情书就是他最好的表征。既然时间的伸延状态消失了，爱情还会存在吗？《我执》

12.故事，故去之事。天宝物华，盛世遗风，痕迹全留在一盏灯一管笔身上了，作者的责任就是把握这点前朝余留的幽暗微光，在未来的无尽黑暗里往回照出一点回忆的朦胧。《我执》

13.怀疑是一种顽强的植物。当它被下在两人之间的土地上，即便只是一颗种子，迟早也会抽芽长大，终于扭曲一切，排挤开所有本来健康的花朵，使之枯萎。

梁文道的经典语录 篇2

对于《我的灵魂我的书》,静下心来, 我阅读过数遍,每次都有收获。

一是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灵魂的再现。这无可厚非,也应该是每个读书人能形成的共识。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作者灵魂的再现,这灵魂来自思想、情感,来自生活、工作,来自自然、社会……作者把自己的灵魂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纸上,用自己的语言、 思维和情感,将心灵世界与现实社会巧妙地融合,寻找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

二是每一本好书本身就是有灵魂的。 我们知道,能吸引读者,让人百读不厌, 能给人教益的好书,其内容丰富生动、故事情节曲折感人、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这其实是书的灵魂。这灵魂包括作者的,更涵盖作者笔下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的。 他们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就会对读者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给予熏陶和教育。莫泊桑、 欧·亨利、雨果、鲁迅、史铁生、路遥的书是有灵魂的,“四书五经”是有灵魂的, 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也是有灵魂的。有灵魂的书不仅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更有生命力,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梁文道先生也这么认为,所以他说, “莎士比亚的书绝对不能够和玛娄的书放在一起”“韩寒跟洪峰的书就绝对不能放在一块”……其实,这是说书是有灵魂的,观点不相同、个性不相投、思想不相容、情感不相通的作者,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和隔阂,将带有作者灵魂的书放在一起, 这些书也会吵架,闹别扭,闹矛盾。这其实也是梁文道先生内心对作者、对作品尊重态度的流露。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从古到今,文人相轻的例子还真不少。例如,傅毅与班固、沈从文与刘文典、老舍和梁实秋、陈独秀和黄侃等,相互间都有纠结,就连一代文豪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学观上也有分歧。读梁文道先生的文章,我不仅知道书有灵魂,而且在对书籍进行收藏分类和摆放时,会尊重作者以及他的著作的灵魂。

三是阅读好书可以改变灵魂。梁文道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给我们讲述了墨西哥一个的城市政府,为了改变警察身上聚赌、 喝酒、贪污等“混账”行为,开展警察读书计划— 每个警察要好好阅读几本书。 不曾料想,这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他们不仅文明执法,还会严格守法。这就是阅读的力量,是阅读具有的强大教育功能。作为教师,应该更加重视阅读,大力提倡和推行读书活动。这也是许多有远见的人对阅读所持的态度与观点。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无限相信书籍的教育力量,是我们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陶行知先生认为 “中国人几千年历史传下来的观念,都最看重读书,看重读书人,但还未以不读书, 不读书的人为可耻。须知看重读书与以不读书为可耻是两件事。现在亟须造成一种舆论,以不读书为可耻”……一个人爱阅读,会阅读,坚持阅读,且有是非观和健康的人生观与信仰,通过阅读定会改变他的思想认识、习惯行为,进而改变他的人格品德和内在灵魂。

四是带着灵魂阅读每一本书。书是作者灵魂的再现,它也是有灵魂的,而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灵魂,所以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带着灵魂阅读,才能真正成为读书人,真正成为受益于读书的人。每个读书人都知道,阅读是读者与作品之间、读者与作品人物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同一作品的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而这种对话必须是真正心灵间的真诚对话。我们阅读的是一个个的文字,其实入脑的是作者笔下人物的生活、 情感与心灵,入心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作品所包含的内容、情节,这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和启迪。只有带着大脑和灵魂的阅读,才是真心阅读,才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真诚、最纯真的对话交流。

不管是教书人,还是钟情教育之人, 抑或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之人,都应该养成阅读的习惯,把阅读当作生活的一种方式。我相信,阅读这一灵魂间的对话,这种可以重塑灵魂的行为,必将会让我们的生活和人生拥有别样的幸福与精彩。

梁文道:婚姻的前提并非爱情 篇3

梁文道 1970年生于香港。现为凤凰卫视评论员,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梁文道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他做作家,做主持人,做牛棚书院的院长,做《读书好》的主编。除了工作,他几乎把全部时间花在看书上,不过,他对于人类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三大主题之一——爱情并没有太多关注,相对爱情来说,他更关注的是死亡。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懂得爱情,恰恰是因为太懂得,所以不太可能拥有,不太可能遇见跟他一样懂得爱的人。

婚姻亦如是。面对浮躁社会千奇百怪的婚恋观,梁文道皆以客观平和的态度来看待。最后,这位已近40岁的男人告诉我们,他现在最想过的,是出家人的生活。

我们对“富二代”有太多假设

《小康》:你在《我执》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爱情乃世间唯一变幻不定本质永远空洞的事物”,爱情变幻不定?我一直以为爱情是永恒的,人才是变幻的。

梁文道:爱情离不开人嘛。人是变幻不定的,那是当然的。我只是说爱情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模糊、最变幻莫测的。

《小康》:那爱情与婚姻是什么关系?

梁文道:在我看,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调查说,很多女大学生渴望嫁给“富二代”。或许,她们考虑的已经不是我爱不爱这个人,考虑的可能是生活条件、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个投资。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说法好堕落,但至少说明一点,婚姻本就不会跟爱情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上的关系。

以往我们觉得婚姻必然是爱情的结果,婚姻的前提是要有爱情做它的必要条件跟充分条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小康》:你单指国内吗?

梁文道:西方有另一种问题。在我看,西方世界最保守的国家恐怕是美国,他们秉持基督教道德观,可那么保守的国家,离婚率竟然也接近40%多,就是说每10对新婚夫妇,将来会有4对离婚。

在他们中,虽然每个结婚的人一开始都希望白头偕老,一生一世,他们也坚信婚姻有某种誓盟的效果,是一个社会契约,这个契约不能轻易被毁坏,但为何仍有如此多的人最终选择分开?

原因是,西方很多人崇拜童话般的浪漫婚姻,而这种浪漫是要有爱情打底的。可问题也就在此——现代爱情讲究自由意志,就是说它必须忠于自己的感觉。当爱情变质了,婚姻自然就要解约。

《小康》:有人说,现在的婚姻关系变得混乱了。越来越多的未婚先孕、同性恋者的形式婚姻。这种婚姻关系会形成正常的家庭吗?

梁文道:没有不正常,所谓不正常是因为评论者会先坚持一个“正常”的想法,会以自己的意志出发,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未婚妈妈的孩子、双亲是同性恋的孩子,长大会不健康,会受人歧视。但这并不是这些爸爸妈妈和孩子的错,而是歧视他们的人的错。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儿,不是逼迫大家不能未婚生子,不能离婚变成单亲家庭,而是应该想办法让这个社会尽量去协助那些未婚生子,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让这些小孩在起步點上跟其他孩子一样。

《小康》:有种现象,现在有很多“富二代”征婚会,这个群体反倒比普通白领更急于找个伴侣。按说他们条件挺优越,何必急?

梁文道:我们对“富二代”有太多假设,假设他这个不缺、那个不缺,但这些假设很可能只是一个误会。他们很可能稀缺机会。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不一定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另外,所谓征婚是什么?征婚就是把一些潜在的婚姻对象化为一连串客观指标。这与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恋爱不同,真实生活中你认识一个人恋爱结婚,你是在跟一个活人活生生地接触,你认识他的优点缺点,你同时认识他超出优点缺点外,不可名状不可归类的东西。

我觉得与其问“富二代”为何要去征婚,倒不如说征婚这种形式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更像一个市场交易。就像阿里巴巴一样,买家卖家互看条件。所以说,不应该一味去说那些女孩一心想嫁“富二代”是看中对方的客观条件,反过来,“富二代”通过征婚,找的也是“某种客观条件”。

《小康》:那就先相亲,再相爱。

梁文道:不一定相爱。在我看,相亲最原始的标准,是去考虑两个动物个体的交配能不能产生美好的下一代,就是看双方的条件。

《小康》:但爱情不是每个普通人都本能需要的东西吗?人会为“客观条件”放弃对爱情的追求?

梁文道:所以,才有人不在婚姻内寻找爱情的美好。

剩女这个说法带有歧视意味

《小康》:除了“富二代”的爱情,现代人尤其关心“剩女剩男群”?

梁文道:剩男剩女不一定是没有爱情的,他们可能有爱情,只不过不愿意结婚。

《小康》:剩女现在已不单是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梁文道:我觉得,这所谓的剩女现象,命名本身就有问题。“剩下”的意思如同暗示她们是被选择、被选剩的。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有些女人并非被动,而是主动选择不结婚。

所以不该叫剩女剩男,而是说不婚与晚婚。这其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在。

《小康》:但现在很多剩女其实内心是十分渴望婚姻的。她们很害怕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人选择她们,她们只能成为“被选择”的一方。

梁文道: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结到婚的,这不是太难。你可以说她们标准定出来后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也或者,她们遇到一些人后,会不断权衡、心情忐忑。但这其实仍是她们主观的考量多于她们被选剩。

婚姻并非一种必然的选择

《小康》:你提到了女性“主观的考量”。有种说法,时代改变了,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梁文道:不是说时代改变,人心不古,女孩子要求高了。无论任何时代,家庭生活必然会包括一连串的物质条件,希望有个房子就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今天,对一个理想家庭生活的这些物质想象,满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小康》:但不能因此我们就放弃婚姻吧?

梁文道:为什么一定不能?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并非是一个那么稳定、必然的事情。至少我没看出,存在着人们不能不结婚的理由。这就如同家庭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单亲家庭,以前我们一样很难想象。

《小康》:但至少人们还会被上一代约束着吧?长辈会不断催婚。

梁文道:我怀疑这个约束力也越来越低了。现在大部分人都跟父母分开住。大部分人离开老家到了第二个城市居住,上一代的这种约束感、压迫感就变得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日常。

《小康》:从你的角度,你觉得理想中的伴侣有些什么条件?

梁文道:我不喜欢“条件说”。尤其是爱情的“条件说”,这等同于你脑子里先想好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在世间寻找。当你觉得你所列出的条件全部满足,或者满足了八成,爱情就会自动发生。在我看,这很荒谬。

试试看,你列出20个条件,再根据这些条件找到一个人。可很多时候,你跟这个人相处后会发现,他其实有很多你原来没有设想到的毛病和问题。这些问题和毛病甚至会抵消掉那20个条件的吸引力。就像你理想条件可能要找一个非常上进的人,结果你找到了,可你发现他的上进竟然是他的一个缺点——他太上进了,所以根本没空管家,没空管你。

梁凯恩经典语录全集 篇4

2.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会鼓励自己的人，因为如果你有梦想，而不鼓励自己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其他人来鼓励你。3.唯有不可思议的目标，才能造就不可思议的结果。

4.每当你受到任何挑战，或是双眼目睹有人放弃和放松的时候，你应该更专注在月入百万这个目标上面。

5.就算你没有办法像姚明那么会打篮球，像张学友那么会唱歌，像刘谦那么会变魔术，像周润发那么会演戏，没有关系，因为上天不会创造垃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才。

6.任何的改变，都来自于四个字：我受够了。7.你渴望的程度，是你能力唯一真正的限制。

8.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都面临着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平凡地度过今天，也可以选择让今天成为你生命中的奇迹。

梁文道《常识》读书笔记 篇5

托玛斯。潘恩的名字看来有不少人并不知道，不过他的著作在18世纪在北美可是热极一时。按《常识》书上的说法，好像当时在北美几乎人手一册。呵呵，我想这可能太过于夸张了。不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如何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一个把人的基本权利尽量维护好的国家，这本小册子的普及实在是太重要了。

潘恩同学把我心里一直思考的问题写了出来，巧合的让我怀疑是不是真有移魂转世。他在《常识》中把人民为什么要建立政府，以及如果不对政府加以小心的戒备，就会对人民的基本权利进行践踏，还有人的自然权利与政府的恶的.本质进行了说明。我得说，在18世纪那个年代，产生这样思想火苗的人真可谓伟大。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种种公民权利，在200多年前的时候，还只是皇帝让你有才能有的。随然我对西方人的文学描写习惯不是太能适应，但还是能看出潘恩是冷静的把人类从出现开始起仔细思考过的。书中较为详细的描述了人怎样适宜群居，群居后产生的利益冲突，法律的产生，以及公共事务的维持，当族群扩大时，公共事务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做，这样就产生的政府，还有以后政府逐渐会因为恶的本性而对公民权利产生威胁、以及会把手中的职权滥用而为自己谋利。不可否认，这本书的普及使得五月花的乘客以及北美的广大居民意识到，他们有权独立，且独立后要小心的设计一种制度，使之不能在长年累月的运转之后，慢慢从为公民公共事务进行服务转变成一个随处可见冷脸、办事效率低下、利用职权、大事小情均以机密不可外泄为由进行搪塞的一只由纳税人来供养的怪物。我相信、而且书中也说明了，《独立宣言》的作者们，以及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识》的读者，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很奇怪，《常识》，这个词表达出来的意思仿佛应该是大家不用看这本书就能知道的事情或道理。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词，有多少人甚至一辈子都不曾想过或者有机会去接触过。他们为自己有一个看起来伟大的领导人领导着，却不知道一个信息流动性很差或只有单向信息流动的社会下可以把任何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塑造成有“屎”以来最聪明、最有道德、最有同情心的人，而这个人可以在没有任何的监督之下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而在其领导下的政府中的所有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是有常识，还是没有《常识》呢?

读《读者》梁文道心得体会 篇6

谈到文学，梁文道也是毫不含糊。记得在书中梁文道曾经谈到阿南达.杜尔，这个印尼的“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左派作家。可能相比较而言，知道智利的聂鲁达的还稍微多一点。此人写过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而且还说中国文化在印尼影响最大的是《梁祝》。吴兴华这个号称“民国三大才子”(另外两人似乎是陈寅恪和钱钟书)之一的人物也是在他的书中第一次看到，吴也是被谢迪克认为是最具天赋的学生。这是他在看望陈子善的时候，陈子善对其介绍的。

在《读者》的第一节谈到了“书皮学”，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让我了解了“为什么有人从未看过此书，却能夸夸其谈”的原因。其实似乎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只不过我谈论的更多的是经济学专业书籍。有时根据某书的目录以及索引等联想到相应的参考文献和经济学知识。

谈到政治，谈到文化以及科学，梁文道也是有独立视角的。谈到国际政治，梁文道不仅引经据典，而且还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为什么会出现某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当然，也许喜欢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并不能理解他的分析。这也是梁文道在“十博士大战于丹”一文中所说的：中国人首先应该了解的不是国学，而是逻辑和辩论的基本原则。谈到进化论，他提到了《物种起源》，而且还说我们通常翻译的“进化”其实是曲解了“evolution“的含义，应该用“演化”来替代：达尔文似乎从来就没觉得物种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和施特劳斯的观点有点类似，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未必是一直进步的”。当谈到“天体运行论”的时候，我感觉这似乎是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的书，似乎现在的人对于天文学更能接受的是诸如《果壳里的宇宙》这些科普读物。

梁文道:20年磨一书 篇7

《常识》是枚“定时炸弹”

经过20年的思索，今天在梁文道看来，虽然说他的时事评论是为针砭一时而发射的子弹，但是他期望这些文章集合起来成书之时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影响得更久一些。

2008年12月26日，梁文道38岁生日这天，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刚进印刷厂。

从18岁上高三时开始写文艺评论，一转眼过去了20年，梁文道在评论这条路上走得太久也太出色，陈丹青评论说：“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能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会让人立即想到(这件事)梁文道会怎么说。”

但梁文道对自己的评论结集出书一直抱着犹豫的态度，在《常识》的序言里，开篇他就说：“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怀疑出书的价值，他对每天出版那么多书浪费资源和公众的阅读精力而深感痛心，这是他不出书的一个原因。其次，“我真不觉得自己的书有什么价值，我写很多文章，但我没有从头到尾去写一本书。我写的大部分都是评论——电影、音乐、艺术、书，评论都有时间性，时间一过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梁文道像一个不能停下的推土机，“我永远都在写新东西，我停下来把旧作整理成一本文集的时间，能让我写出五六篇评论。对我来讲，新的评论比整理旧作更重要，因为写评论都是在切入当下的问题，不管文化也好，改治也好，那才是我最大的关怀。”

但书终究还是出了。

1月7日广西师大出版社安排梁文道和陈丹青做了一次公开对话，这两位同是光头黑衣并对当下中国各种问题发出独立批判的读书人会怎么谈论彼此?

陈丹青说梁文道在媒体发表的文章他都看，“他(梁文道)自己谦虚，说时评会被迅速忘掉，因为我相信，一篇文章得读两三遍以上才算是读，做成书，可以这样读。”

类似的说法在答应出书前梁文道就开始意识到了，“出来一个什么事，我马上写文章去回应，像开枪，但开过的子弹放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发现，把它们重组一下，能变成一个‘定时炸弹’，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一两年后才能发挥作用。”就这样他发现“两三年前写作的东西居然没过时，在这样的理由下我觉得好吧，可以出。”

爱读书的少年混混

“我们常常以为一个小混混跟读书人是不能并存的，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就算打架打得最疯的时候，我仍然读书，那时就在读存在主义、弗洛伊德。”

38年前，梁文道刚4个月大就被父母从香港送到台湾，那时正是上个世纪全世界青年人的荷尔蒙都不太稳定的70年代。和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叛逆少年一样，梁文道是个“反叛、放荡行迹、满嘴粗话、喜欢打架”的年轻人，“我那时打架很厉害，当时我读初三，成绩很糟，高中都不收我，就跑去私立学校，但刚进去，人家就说，你就是梁文道，于是我马上被赶了出去。我打架很出名，附近人都知道——我是个超级小混混。”

梁文道从小和外公外婆住，外公在大陆时是商人、国民党官员和青帮老大，同时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梁文道从小跟在外公的屁股后面，外公就教他读古书。大概是受外公的影响太大了，连梁文道都觉得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不可思议的分裂状态——白天是看到邻班某个男生不爽就打一架的小混混，但另一面他说话斯文，迷恋哲学，晚上回到家就去看存在主义、弗洛伊德。

16岁时梁文道回到香港，相对温和的环境让他少年的冲动渐渐平息，叛逆的那一面“逐渐脱落，掉下来”。在香港读到高三，他开始写文章，搞艺术。

1989年梁文道考大学落榜，隔年他就背着行李去了美国。先在波士顿住了半年，后来去了纽约。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很多东西，在美国的叔叔告诉他，你可以用你写的东西敲开哈佛大学的校门。于是他就一面恶补英文，一面继续写东西。第二年父母说大学又快考试了，你回香港准备一下吧，于是粱文道返回香港，几个星期后考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回美国。美国少了一个哈佛生，而香港自此多了一个读书人。

梁文道的人生危机

从埋头于文字的读书人变身为闻名坊间的大众名人，这种变化让梁文道突然陷入一种人生危机之中，他怀疑自己的陷落，并力图挣扎突围。

在香港，梁文道被称为“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代表之一，然而他把香港的文化人形容成“难民”：“在香港谁管你有文化，不会有什么大众知名的文化人。我觉得北岛说的很好，‘只有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诗人。’”

然而，经过近20年的奔波——做电视评论、写文章、著书，特别是2003年来到香港最大的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做台长，梁文道“一下踏入了主流媒体圈”。

他说现实让他害怕，现在走在香港的路上大家都认识他，连计程车的司机也认识他，“以前就是个文化人，怎么现在会有这样大的知名度呢?”

粱文道有点困惑，他发现自己和20年前变得太不一样了，“在我20年前的想法中，自己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文艺青年，一个读书人。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名利圈里的人，因为做电视的缘故，就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名人。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诱惑和迷失呢?我有没有变得虚伪?我有没有变得跟着这个圈子的潮流走了?”

另一方面，梁文道从小读哲学，“当时觉得人生的意义问题太重要了”。从美国回来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读的也是哲学，可两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念了这么久的哲学，结果却只是懂得理论概念跟方法。他做了个比喻：“就像我一开始抱着某个原因走进一座森林，结果走进去后，我熟悉里面每棵树的气味、形状和颜色，但却忘记了为什么当初要走进这座森林。我已经忘记了人生意义是什么，做人该怎么做。这么重大的问题，这些东西并不是通过读书可以读回来的，而是需要实践的，你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自己，知道一些事情要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没有，那是我最大的危机。”

在这种危机中，他开始穿着素黑，皈依佛教，实践修行。他身边的朋友甚至发现他连粗口也不说了，“因为我觉得需要在自己身上做一些事情。”

他也想开始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好人——不

迷失，遇到困难不沮丧，遇到压力不退缩，遇到称赞不自大，遇到批评不愤怒，很稳定地做自己的事情，心态很健康很无常。

对谈梁文道——我的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

《淑媛》：你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那你追求什么呢?

梁文道：我是一个“介入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追求的是怎么让周围的世界产生变化，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讲，作品不是我的书，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我如果能影响某些事，某些人，他们就是我的作品，那个作品是看不到的。

《淑媛》：这20年你看到的有哪些影响?

梁文道：影响不大，但变化还是有的。很正常，知识分子，读书人，尤其是香港的读书人，是习惯“失败”的，尤其是你希望影响什么但你影响不了，你希望改变什么但你改变不了，这是你一开始干这行就应该了解的。现在我写时政评论，我不寄望改变现实，我更希望能多一种气氛，怎么样温和地，理智地去看待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遇到的事情。

《淑媛》：内地熟知的香港文化人，都是多产，知识很庞杂，什么都可以写，这是为什么?

梁文道：首先，这是逼出来的。香港文化人出路不多，我们都像难民，海上遇难了，抱着一块浮木，身边有任何漂过来的东西都想把它拉住，所以我们做不同的事，写很多东西，这是生活所遇。第二，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文人的传统，西方像苏珊·桑塔格，她什么都会碰，什么都会谈；中国像苏东坡，他写文章，画画，写诗，他的文章也什么都有——评论时事，发掘古典……还有，就是香港人敢写，内地这边的文化人我感觉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看法，但问题是他们不敢写，怕人家说外行，我们香港人比较“不要脸”。

《淑媛》：你写过一篇《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影响非常大，但你没提过这最后一代人的代表是谁。

粱文道；林夕、林奕化，欧阳应霁、汤祯兆，李照兴，陈冠中算是更早一辈。最后一代意思是说，仅在香港成长，发展，他的文化背景是纯香港式的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不会出文化人了，而是那已经是中国的文化人了。在我之后更年轻的那一些文青，他们会看很多内地的东西，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会有很多内地的东西。比如我谈自己喜欢的唱片，我会谈西方的，但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他可能会讲左小诅咒或周云蓬。

《淑媛》：我听说香港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做了一个“独立媒体”，既能写好文章，还会积极地行动，参与社会，你能谈谈吗?

梁文道：这是近几年让我很快慰甚至很欣喜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方面用知识分子态度读书，写作，发言，另一方面又很在乎对社会的实际参与。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香港过去其实一直都有。五四时候的读书人不也都这么干?大家都实际参与一些事情，而不是坐而论道。

《淑媛》：在香港，五四的传统没有断过吧?

梁文道:“自在”这个东西最重要 篇8

这次来北京，他是为广西师大出版社与凤凰网共同主办的论坛做嘉宾，谈论内容是战地记者张翠容的新书《中东现场》。

将家变成大书房

公众眼里的梁文道十分活跃。但他说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看书、写作。

“现在我每天也都要看上几小时的书。不一定是在睡前，有时是晚上，有时是下午。”他说，只要是在家的时间，全都用来看书了。出门在外，也是拖着一堆堆的书在机场奔波。他看的书很庞杂，但多年来，思想和哲学方面著作一直还是他最喜欢的，比如福柯的书，他把几乎能找到的都看遍了。

剑桥英王学院图书馆长曾对采访他的媒体说，他家里没有书房，他的家就是他的书房。对此，梁文道特别认同：“对对，没有书房，书越买越多，我的家也是到处放的都是书，真的，我的家也就是我的书房了。”

梁文道在香港的家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间里的主要家具就是9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除此之外，家里面其他能用的空间已经全放满了书，包括走廊、过道、卫生间。

梁文道正忙着换个大房子，其理由当然是为了放书。他说，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自己买的，也有一些别人送的，对于书他没有任何物质性的要求和讲究，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版本的话，我宁可买旧书，尤其是那些折了角和页的书。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书很可冷”。

梁文道会随时随地看书买书，甚至当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与别人不同，他到了旅行目的地，不是先去游玩，而是要先找当地有哪些书店，似乎这样才会踏实。“我会注意找那些有内容的书，看里面思想性的东西对我有没有启发。而出乎意外是，你在当地买的书往往有的还真不错。”

比如在巴厘岛时，人们知道那是度假胜地，梁文道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因为“当地书店还有很多关于印度教方面的书”。

对于“假设到一个孤岛上仅能带两本书的话，你会带什么书”这样奇怪的问题，梁文道的回答是：一本类似野外生存的，另一本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关于佛法修行的书。

最大的幸福是自在

事实上，作为南传佛教上座部的宗徒，梁文道每年都要短期出家，到马来西亚达摩洒甘露尊者座下修行。

梁文道小时是天主教徒。但因后来念哲学系，让他觉得自己“无法再接受有神这种说法”。而谈到近年皈依佛教的缘由，梁文道说主要缘于一次演说。那是越南高僧一行禅师的一场很令人感动的演说：他一身棕色袈裟，为现场几千人讲佛学。他说话声音很小，没有特别节奏感，言词很朴实。但现场每个人都有被他“震住”的感觉。

梁文道和朋友走出来时，两人异口同声说的第—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那么安稳、平静、慈悲，他看上去就像能接受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的样子。”他说自己很羡慕，希望也能做这这样的人。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哈佛大学《幸福课》教授Tal Ben Shahar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记得凤凰卫视某次节目中，梁文道也曾谈到“幸福感”的话题。他认为广义上这是个社会问题，“中国过去这些年只追求经济发展指标，而到了现在，社会上出现各种问题，贫富差距，食物不安全，出门不安全，甚至你住得房子不知哪天被推土机给推了，你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喝奶，坐车。人们时常生活在某种社会危机中，而这种不安全感又常常无法量化。”

如今中国提出要将幸福指数作为发展目标，他觉得还是很好的。在他看来，幸福指标，就是将安定感进行适度的量化。幸福指数当然并不保证幸福，而是幸福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其实他很个人化地认为，“幸福肯定与房子、家三者要拆开”。

说到他自己有关幸福的想法，他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出家人。”“好的出家人”，具有那种居无定所而四处皆自在的状态，那则是他个人最向往之境界。“我真的相信，自在这个东西最重要，而这个重要东西绝不是外在物质能够给予的。”

梁文道的经典语录 篇9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世代巨变的分水岭。在互联网之前出生的人是前网络社会的成员，他们要学习上网，逐步适应网络带来的种种变化，慢慢掌握网络的新用途。对他们而言，“上网”是一种特殊行为，就像他们看电视、看报纸一样，是种需要刻意去做的动作，而且可以计时。所以，前网络时代的人能清晰算出每天上网上了多久，他们会把上网当回事。

互联网以后出生的人，则是许多学者口中的“数字原居民”(Digital Native)。他们生在一个互联网连接范围无远弗届的年代，用不着太多力气就能活用各样数字工具，并且参与网络的革命，主动开发出不同的网络用途。对这一代人来讲，“上网”渐浙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因为他们从来就在网上。他们不会呆杲坐在桌前上网；利用手机等流动通讯装置，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线。哪怕他们上床睡觉，他们的博客仍然开放，facebook的户头仍然存在，人家可以日夜无休地留言，仿佛这个人的“虚拟人格”始终醒在网上。“数字原居民”也许不认识他家的邻居，但他会和一个泰国人做朋友，他不请同学来家里游戏，但他会和他们一起在虚拟的空间里比赛谁先找到神秘的宝藏，他不和伴侣去看电影，但他会把心爱的视频传给对方，同时附上一堆评注甚至自己的习作。你说他们脱离现实，那是因为你不在他们的现实里面。你会因为网络的不现实而拒绝网络购物吗?你可想过，“数字原居民”将来可能还会在网络上学、上班，甚至找医生遥距看病呢。

没错，很多人习惯了网页间的穿梭跳动，因而丧失长时段的注意力，但这是注意力训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网瘾”；很多人会因为网络上的休闲活动耽误正事，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正事”还没充分适应网络时代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