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录历史的读后感

史记记录历史的读后感（精选5篇）

史记记录历史的读后感 篇1

我敬佩司马迁能把《史记》写得那么深动敬佩《史记》当中的每一个英雄人物敬佩中国拥有那么丰厚悠久的历史。今天我终于把厚厚的一本《史记》读完了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还真是不小。

《史记》这本书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史记》是历史的“实录”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学价值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并且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真正做到了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看完了每一篇故事好像每个人物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还非常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我觉得《史记》的语言真不愧后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在《史记》这本书中使我印象最深的历史故事是：《五张羊皮的故事》。这则故事主要讲了：春秋战国时候爱惜人才的秦穆公为了赎回聪明才干的百里奚用五张羊皮去跟楚人交换他最后秦穆公赎回了自己最喜欢的大臣百里奚。读了这篇故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像文中的秦穆公一样他如果用重金去赎回百里奚的话楚人觉得秦穆公很看重他一定不会轻易交换。但是如果用五张羊皮去交换的话楚人必定会很轻视百里奚而同意交换。聪明的秦穆公就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最终如愿以偿。我觉得我应该向秦穆公学习。

总而言之在《史记》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中国伟大的五千年的历史同时我还懂得了不少的知识收获了不少硕果。我认为《史记》这本书值得一看。

史记记录历史的读后感 篇2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价值

历史本是一段灰飞烟灭的过往, 假如我们缺乏任何可资追溯的凭借, 历史也仅是一些选择和沉淀后的后世想象, 只因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现场。《史记》, 纵横捭阖的三千载春秋, 从司马迁笔端磅礴而出 (司马迁, 字子长, 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夏阳 (今陕西韩城) 人, 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 。这并非不期而遇, 而是一场瓜熟蒂落的必然事件。

一、谁为为之, 孰令听之

(一) 历史契机

汉武帝时, 经济发展、政权稳固、文化学术空前繁荣, 封建地主阶级要求整理一部“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的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 已成为时代的需要。汉惠帝废除禁止私人藏书的法令, 汉武帝建立国家图书馆 (石室金匮) , 并派专人广泛收集和抄写书籍, 使得书库丰富, 这些都为司马迁写《史记》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二) 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 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极大 (司马谈, 汉初为五大夫, 汉武帝时任太史令, 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短) 。司马迁自幼聪慧、童年无忧, 后随著名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习《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他博览群书, 学术渊博, 成为他写《史记》的重要条件。

(三) 交游广博

司马迁20岁举足漫游江山史迹, 形态各异的民俗民情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新鲜材料, 加深了他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和自我斟析;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物, 加深了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 从而使见诸笔端的人物惟妙惟肖, 富有生活气息。

(四) 飞来横祸

天汉二年 (公元前99年) , 当司马迁潜心撰写《史记》之际, 却遇上了飞来横祸, 因李陵事件蒙冤入狱, 含辱接受宫刑。至此司马迁修史动机有所调整, 由“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初衷, 转以抒发心中的抑郁不平, 对盛世的赞颂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 人物传记更多抒发着他的含冤肺腑。

二、天人之际, 古今之变

(一) 残缺之《史》

司马迁虽为朝廷史官, 却并未完全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朝廷曾下诏删补《史记》, 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 在汉以后即失传, 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可知今见之《史记》并非当日司马迁所著之完整版, 《史记》的残缺确凿无疑, 这注定是一个遗憾。

(二) 磅礴之《史》

《史记》是一部通史, 全书有一百三十篇, 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约五十二万字。“本纪”是全书总纲, 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是各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 也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补充。“书”则记述制度发展, 囊括礼乐兵律、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主要记载诸侯国之事。“列传”主要记载除帝王诸侯外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重要人物传记, 少数列传则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主统治的历史。《史记》由这五种不同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发展, 是对古代历史的宏阔总结。

三、史无前例, 传唱不衰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卷牍中, 《史记》何以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它的价值, 也许可用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一语要之, 以见其历史学和文学上的“独创性”与“先锋性”。

(一) 史学价值

1. 历史编纂的独创性。

(1) 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继承前人著述体例的基础上“勒成一书, 分为五体”, 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 (2) 百科全书史。在历史研究领域方面, 囊括古今中外、汇总百科, 无论深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内, 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2. 史学思想的先锋性。

(1) 秉笔直录。《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 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 主张实录。 (2) 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 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 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 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 (3) 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侯之门仁义存”所体现的是对法律、道德的阶级本质的反思;在《货殖列传》里, 看到“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 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强调总结历史经验, 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

(二) 文学价值

1. 文学地位。

(1) 世界意义传记文学的确立。《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 要比“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的《列传》几乎早产生两个世纪。 (2) 人物传记文学传统的开创。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 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 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 《史记》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种写作可能性。

2. 叙事艺术。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贯古通今, 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1) 合情合理原则。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 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此等安排, 可谓苦心孤诣, 既充分尊重史实, 又合乎逻辑。 (2) 兼顾相从原则。《史记》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 但又兼顾各传记间的内在联系, 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3) 详略得当原则。在处理材料时, 司马迁是略古详今的。这并非他薄古厚今, 而因越相近的史料越完备, 也越易辨真伪、驾轻就熟。 (4) 两相呼应原则。“互见法”的运用, 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 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 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性格特征, 以突出其基本特点, 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 (5) 论断于叙原则。《史记》结合具体史实, 吸收当事人的评论或反映, 以“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间接勾画出了人物性格, 表达了作者的立场。

3. 人物刻画。

(1) 人物丰富多样。司马迁以传神之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风采各异的人物画像, 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原型宝库, 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创作等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 个性丰满鲜明。在司马迁的《史记》里, 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懦弱的一面。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让复杂的人物性格因多维透视而旁见侧出。

4. 风格特征。

(1) 宏阔深邃。《史记》中“囊血射天、破釜沉舟”等恢宏, “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等洞见,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等豪情, 俱被司马迁以一支如椽巨笔凛然而出。 (2) 悲壮雄浑。司马迁羞愤著书、韩信鸟尽弓藏、屈原忠而被谤、项羽四面楚歌……全书包括一百二十多个悲剧人物, 令人唏嘘, 发人深省。 (3) 跌宕传奇。司马迁爱猎奇, 曾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汉高祖发迹, 用刘媼“感蛟龙而生子、刘邦斩巨蛇”等传说显示灵异;张良的出现“恍若神仙”……为文疏荡多变, 忽起忽落, 可谓精彩妙绝。

5. 不足之处。

受时代的限制, 《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 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 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 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 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 仍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

四、道德文章, 山高水长

史记记录历史的读后感 篇3

十九世纪：英国人的窥探考察

研究表明，雅鲁藏布大峡谷一带，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珞巴族的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18世纪中后期，随着历史上著名的“门巴族东迁”，门隅一带的门巴族人陆续迁居于大峡谷地区，这里开始成为珞巴人和门巴人的猎场及栖居地。作为藏传佛教重要的修行地，大峡谷地区的“白玛岗”(即现在的墨脱)，还是著名宗教人物莲花生所赞誉的“莲花圣地”，藏文《大藏经》中所载的“佛之净土”。公元8世纪左右，这里就不断有宗教人士涉足，并开办修行道场。

但人类对大峡谷地区有文字记载和有据可考的科学性考察、探索，只始于19世纪。

流浪西藏四年的基塔普

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和印度的情报机关、探险家及法国天主教神父等，多次试图从印度境内沿雅鲁藏布江而上进行考察，但多数进入藏境不久即被阻回。这也揭开了西方人考察大峡谷的序幕。他们考察的重点是想搞清楚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流向，特别是汇入了恒河还是澜沧江。

1878年，锡金人基塔普曾陪同印度测绘局的雇员乃姆，辛格，来到过雅江大拐弯处的加拉森当。第二年，他又作为一位蒙古喇嘛喜饶嘉措的仆人，被印度的英国皇家工程师哈尔曼上尉派至加拉森当投放带有标记的圆木，以考察雅江下游是否汇入了恒河。但圆木投放后未有回应，基塔普反而被喜饶嘉措卖给了当地人。此后，喜饶嘉措回到了中国内地，基塔普则沦为奴隶在西藏流浪达四年之久，1884年才设法逃回印度。基塔普在加拉森当投放圆木比以往的探险者多深入大峡谷近百英里，尤其是他发现，在距离白马狗熊大约3公里处，雅鲁藏布江越过一个名叫森吉错加的悬崖，从约150英尺的高处一泻而下，形成瀑布，瀑布下有一个大湖，在那儿总能看到彩虹。

基塔普并不识字，但记忆力极好。他的此行报告，后经本人口述，由他人记录，于1889年印行，并附有地图。这是有关大峡谷地区的首张详细地图。并且该报告还特意记载了喜饶嘉措来自当时的中国内地。喜饶嘉措于1856～1868年问在大峡谷一带游历，基塔普对大峡谷的报告和地图，均多依据他的描述来完成。实际上，这份报告也是中外人士对大峡谷首次较为全面、详细的文字记录。

被误传的贝利和沃德

“1902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F·M·贝利上尉，受命于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爵士，从印度进入大峡谷地区，窥探考察，回去后出版了《无护照西藏之行》的自白书，对藏东南的地理风情，如大峡谷中的‘彩色瀑布’等皆有详细记述。20年代，英国植物学家F·K·沃德来到大峡谷地区考察，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回去后写有《藏东南考察记》等著作和文章，对大峡谷中的‘虹霞瀑布’等，画有地形图，标有测量数据，拍有黑白照片，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皆保存在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内。”

这是一段流传很广的记述，先后被无数论著转引，影响极大。但上述记述有不准确之处。特别是英国军官、地理学家和探险家贝利对大峡谷的考察时间发生在1913年，而不是1902年。贝利出生于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1913年5月～11月，31岁的他与和他年纪相近、来自英国皇家工程兵的勘测官摩斯赫德上尉，从东南方向上行至大峡谷的加拉、白马狗熊等地，行程1500英里。他自称解开了雅鲁藏布江峡谷之谜，回去后公开发表了《无护照西藏之行》的白皮书。他的这次考察，首次肯定了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与恒河相汇，最终注入孟加拉湾。

英国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沃德，对大峡谷的考察具体时间是在1924年。1923年，沃德获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允许去大峡谷考察。1924年3月，他在24岁的考道尔勋爵的陪同下进入西藏。4月初至江孜。10月，他们来到今天的派镇一带。11月，两人开始了对大峡谷大拐弯处的著名探险，他们从贝利抵达的加拉一带一直穿越到了鲁古，并深入到西兴拉山脚下的江面，发现了彩虹瀑布(即现在认定的藏布巴东1号瀑布)，后又从大拐弯处的扎曲沿雅鲁藏布江而上，发现了“失落的Brahmaputra瀑布”(即现在认定的绒扎瀑布)，12月走上了返程，翌年2月返回印度。他的《藏布诸峡谷之谜》详细记载了此／行。

邓达斯的侵略测绘

在英国人主导的各种考察中，不得不提的还有英国政务官、地理学家和探险家邓达斯，他带着庞大的测绘队，沿雅江而上至大峡谷，并留下了较为全面的日记。

1911年，印度政府决定将整个大拐弯以下的雅江流域尽可能详细地绘制成地图，并设测绘点用当时印度通行的三角测量法进行测绘。这种测绘法的优点是能在人员无法抵达的某个高点，进行远距离较为准确的测绘。当时38岁的邓达斯被任命为政务官。这支测绘队经过精密策划，由1200名军警护卫，他们希望能找到基塔普所描述的峡谷中的大瀑布。

1912年10月，这支被称作“阿波尔调查队”的测绘队，沿雅鲁藏布江一路上行进入大峡谷。然而一些来自印度南部的工兵和测绘官，对峡谷地区的气候极不适应，圣诞节前，调查匆匆结束。

1913年1月7日，邓达斯带着“阿波尔调查队”的后身，即“布拉马普特拉考察队”，又从萨地亚出发，沿着雅鲁藏布江右岸上行，一直到达了多雄拉山口，这一带当时还从未有人测绘及画出地图。1913年6月和10月，邓达斯所带测绘队的两位上尉陈查德和潘伯顿，又越过多雄拉，对山口以北的地区进行了植物学考察。两人均有报告和地图，他们是首次从南面翻越了多雄拉山口的白人。

中国史料的早期记载

较早提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所包含的白玛岗一带的汉文史料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戊子，驻藏大臣满庆、帮办大臣恩庆奏：窃奴才等于本年六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即1865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满庆等奏：披楞(指英国)声言借路赴藏，与布鲁克巴(即不丹)构兵，现筹办理情形等因。钦此。遵查披楞边界，自西藏东南隅连界之野番珞巴及白马贵边界起，绕至正南之布鲁克巴……”

宣统三年(即1911年)，驻藏及川边清军兵分两路平定波密王的叛乱，首次来到了白玛岗的北部。负责波密之役的是湖南湘乡人、左参赞罗长椅。这年阴历七月，罗长椅向驻藏大臣联豫呈上了波密军用略图，并在“绘呈地图详”的(摺)片内言道：“窃照波密地方，表里山河，自成部落，实用武之国也……参赞军行所至，考其山川，计其道里，绘有军用略图。属以大难初平，伏莽未销旅行，详测俟诸异日。现当设官建置，分兵驻防。览此图者，亦可得其梗概焉。理合详祈鉴赐，核咨备案施行。”

此图虽然仍属中国的传统旧式地图，没有使用近代

西方的先进测绘技术。不过作为一张实测的军用地图，仍是中国人所绘首张大峡谷地区最详细准确的地图了。

近代：中国人的自主科考

20世纪下半期，中国科学工作者开始进入大峡谷地区进行科考。1973年，由关志华、杨逸畴、郑锡调、章铭陶、何希吾、鲍世恒6名科学家拉开了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科学考察的序幕。至80年代，大批科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广泛深入大峡谷地区进行考察和采访。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科学界科考技术、手段的完善与提高，科考项目也更加系统、全面，并尝试邀请国外科学家共同合作，雅鲁藏布大峡谷科考活动也变得越发丰富多样。

开拓性的科考活动

早在50年代，西藏自治区为修建墨脱公路，就曾组织有关人员，从米林县派区(现在的派镇)沿着大峡谷进行路址勘查。之后，60年代、70年代，许多机构多次分别组织人员勘测并试图修建通往墨脱的公路，但均告失败。很长一段时间里，墨脱县成了中国境内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级行政区域。墨脱公路人与自然40余年的拉锯战，直观反映出了被誉为“人类最后秘境”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及科学考察的困难。

1973年～197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开始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1973年在面上的考察结束以后，秋冬又组织了大峡谷水力资源科考分队进入大峡谷考察，参加者有何希吾、关志华、章铭陶、郑锡澜、杨逸畴、鲍世恒、马正法等人。他们从米林县派区考察到白马狗熊返回。1974年秋冬，他们又翻过多雄拉进入大峡谷，从希让逆江而上，经背崩、墨脱、加热萨到大峡谷拐弯顶端的扎曲，逆帕隆藏布到通麦出来。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进入大峡谷考察，作出了艰苦的开拓性劳动。其中未从白马狗熊到扎曲、甘代峡谷进行沿江考察，留下空白。

1982年～1984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以刘东生为队长，杨逸畴、高登义为副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对以南迦巴瓦为首的大峡谷地区开展了全面的多学科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前后有百余人次，涉及26个专业。他们从不同方向的6条路线进入大峡谷考察，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80年代对大峡谷地区最全面的一次多学科考察。总结出有关生物、地学环境和资源的专著6本，还有1本画册和2本论文集。必须指出的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著名森林生态学家徐凤翔教授也曾多次进入大峡谷考察，她是第一个进入大峡谷作科学考察的女性科学家。

世纪地理大发现

多年来，对于大峡谷地区考察的艰苦经历和频频发现，令钟情于大峡谷的科学家们魂牵梦绕，回味不已。唯有一个重大发现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而又浑然不觉，那就是论证并正式公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地理发现。

早在1987年，中国科学院地理学家杨逸畴、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和植物学家李渤生三人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汽通道初探》的论文。并在文中提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长数百公里，平均切割深度超过5000米。文中虽未论证，但这明确地表明了一个事实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峡谷中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然而在当时，这篇文章却并未引起轰动，之前一些地理教科书或有关辞典里提及世界第一大峡谷，无不谓之“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1993年，科学记者张继明在查阅资料时，读到了几年前的这篇论文，并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或许隐藏着重大发现。随后，他通知了论文作者杨逸畴和高登义，并开始讨论考证方案。

在张继明的推动下，科学论证会于1994年4月16日召开，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教授的赞同和支持，杨逸畴、高登义和张继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讨论，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峡谷，峡谷全长496，3公里，最深处5382米。他们的这一论证在改写世界地理学教科书的同时，也宣告了20世纪末中国人在世界地理考察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全球为之轰动。

1998年，国家民政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中国科学考察协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了“大峡谷科学定名”的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共识，并上报国务院。同年9月18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将这一世界最大峡谷正式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罗马字母拼为“Yarlung ZangboDaxiagu”，简称“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发现，被科学界称作是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地理发现之一。

1998年的全面大考察

在1994年论证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之后，经过4年的筹备，一支由科学家、登山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专业科考队前往大峡谷进行徒步科学考察，这是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科考队一行59人(一说46人)，于1998年10月23日从拉萨出发，历时40多天，于12月3日实现了徒步穿越大峡谷的历史壮举。

在40多天的徒步穿越考察中，随队专家在大峡谷地区选择了10个测绘点，精确测绘了大峡谷的深度和谷底宽度，为国家正式公布“雅鲁藏布大峡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测数据。除此之外，本次考察还取得了各个领域的丰富科学资料，以及数千标本样品，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在20余公里的大峡谷核心无人区河段，科学家发现和证实了四处瀑布群，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是：藏布巴东Ⅰ号瀑布、藏布巴东Ⅱ号瀑布(即白浪瀑布)、白垒瀑布(即秋古都龙瀑布)、绒扎瀑布。在大峡谷白马狗熊以下河床上，19世纪基塔普和沃德曾提到的“虹霞瀑布”，这次考察证实已经消失，遗址只剩下四处跌水残留。这一瀑布很可能在1950年8月15日8.5级的大地震中遭到破坏。此外，考察所取得的成果还包括发现大面积保存完好的天然红豆杉林，发现了昆虫中的“活化石”——缺翅目昆虫等。

1999年，根据复测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世界第一大峡谷精确的测绘数据，大峡谷北起米林县的大渡卡村，南到墨脱县巴昔卡村。全长504.9公里，最深处6009米，平均深度2268米，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IBE：大峡谷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

随着“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正式命名与发布，大峡谷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科考目标，科学考察及探险活动炙手可热。而这，还仅仅只是开端。

2010年10～11月和2011年6～7月，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分公司联合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范围内开展了两次较为深入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活动。本次考察是近几年来针对大峡谷生物多样性方面较完备的一次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大峡谷景区范围内特有和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范围、生态习性，并对雅鲁藏布江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开发等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面积广为25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完整的巨型地貌构造单元。在地形图上，它既像一枚芒果，又像一只无首无腿的鸵鸟，中间宽敞，两端狭窄。这是由于南方古老坚硬的印度地盾持续不断的俯冲挤压，与北方同样古老坚硬的塔里木、华北地块的强烈抵御合力造成的

夹持在两者之间的年轻的青藏高原，就像可塑的硅胶那样被推搡抬升起皱，两端向外逸出并拧转弯曲。

通过近些年一系列的科学考察，我们已经得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何以造就了大峡谷今天的奇观：随着200万年以来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雅鲁藏布江在这一地壳的薄弱处作深邃切割，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大拐弯的高山深谷里看到其所构成的奇特壮丽的风景。

这里有9个世界上最完整的山地垂直生态系统带谱，即使在水平距离仅几十公里、垂直高度5000米的范围内，也可以见到山地热带到寒带的全部自然景观

从常绿季风雨林、常绿半常绿阔叶林，到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暗针叶林，到高山灌丛草甸，直至永久冰雪带；作为一条水汽通道，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由大峡谷引领北上，使热带在这一地区向北推移了至少5个纬度，并为雅鲁藏布江谷地奉送了夏天温暖湿润的雨季。从而使大峡谷地区麋集了多种生物资源，包括青藏高原已知高等植物种类的2／3，已知哺乳动物的1／2，已知昆虫的4／5，以及中国已知大型真菌的3／5，堪称世界之最。

何谓IBE为何引入

谈到和IBE的合作，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文化战略部总监罗浩很兴奋，他说接触IBE出于偶然，但看到他们在梅里雪山取得的调查成果后十分激动，他觉得在大峡谷这种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的地方，进行这种调查意义重大。

据IBE创始人及负责人，也是此次科考队长的徐健介绍，IBE是英文‘Images Biodiversit7 Expedition”的缩写，意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是以自然摄影为主要方法，用采集带有科学数据的影像来记录和评价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方法。通常需要多位擅长不同领域的专业自然摄影师在同一段时间，同一个区域，分工拍摄不同的物种，通过影像作为证据，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和评估。

徐健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大学时就开始参与环保活动，带着保护大自然的理想，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并专门从事中国野生动物的报道。2008年，他和野生动物摄影师郭亮、董磊、彭建生等多位保护主义自然摄影师共同发起成立了IBE：“都是我认识的一群好朋友，特别喜欢自然，喜欢野外工作，我们都为中国的生态状况感到担忧，近3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环境快速变化，有些物种破坏和消失得很快，我们认为有必要去了解和记录它们现在的生存状况，然后告诉公众，告诉官方，让这些物种得到尽可能的保留，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愿望。”

此前,IBE已在云南梅里雪山、丽江老君山、西双版纳、四川石渠等地开展了共11个区域18次调查，野外工作近400天，拍摄了十多万幅精彩图片和大量高清视频素材，其中不少物种是在国内首次拍摄到。这些影像和科学数据正在对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论《史记》的历史影响 篇4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为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为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发奋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司马迁的经历，正好应了孟子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忍辱负重、心志弥坚的精神，也是古人留于我们的一种瑰宝。

《史记》的历史影响，首先要从它的史学意义谈起。第一，《史记》的史学地位极高。它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完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计130篇，52万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巨著，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第二，《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编史方法。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裁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后历代都仿效这种体裁修史，且通史的方法，一直影响着近现代史学研究。第三，确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的，没有自己的体系和学科。自《史记》完成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为适应新的要求，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这一门类取得了独立地位。

其次，《史记》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以十分传神的文笔，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在文学史上对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最后，《史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一，提供了大量详实系统的资料，促进了现代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史记》首创了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另外，《史记》所记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游侠，详细且真实地记载了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这些都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第二，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代人对《史记》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同样有此作用。

历史进程真实生动的记录 篇5

如果从新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慈善机构——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成立开始计算，那么，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至今已经走过21个年头。回首21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的慈善传统，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虽晚，但成就斐然。在这21年里，慈善组织由小到大，由点及面，如今已遍布城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一个范例，民生诉求的一缕曙光，民间救灾的一支新军，弱势群体的一根拐杖。在这21年里，慈善项目由简到繁，由单一到多样，不仅有物质上的救助，更注重精神上的慰藉；不仅接受国内外的慈善捐助，还走出国门，广布慈雨，播撒爱心。在这21年里，一大批慈善人物相继涌现。他们为事业不计名利，为社会奉献爱心。这之中既有组织者，又有捐助者，也有受益者。他们共同奠基慈善的大厦，同时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的人格是社会的楷模，他们的精神是思想的前驱。总之，21年成就堪忆，慈善伟业如日中天。李玉林新著《慈善中国》，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真实生动的记录。

具体来说，本书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它的亲历性。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慈善》杂志执行主编，作者几乎参与了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的所有重要活动。丰富的实践，使本书80%的章节具有作者亲历的色彩。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以往的史书，多为学者书斋里研究的结果，本书却是作者实践的升华，具有第一或原始史实的品格；以往的史书，多是理性大于感性，本书却是情理并重，甚至感性超过理性，读来让人倍感亲切。汶川地震，作者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派出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和督导救灾活动，才写出本书最长也是最感人的一章。自然，作者重视亲历但并不囿于亲历，因此他才追寻人物踪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沈阳、昌平，对崔乃夫、阎明复两位中国慈善领军人物的描述更加丰满可亲。二是它的广泛性。可以这样说，凡是作者为慈善奔走呼号，留下足迹的地方，本书都有所记载，都有事件、人物、情景的叙述和描写。二十多年来，作者走遍祖国大陆的所有省份和港澳台地区，到过世界三四十个国家，都留下了文字；上到中央首长，下到平民百姓，本书都有所涉及；从北京、上海繁华的大都市，到云贵、陕甘偏僻的小山村，本书皆一视同仁，其广泛性不容置疑。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慈行义举遍世界，《慈善中国》一书收。也可以这样说，凡是有慈善的地方，本书都热情洋溢地为之赞美讴歌。对于慈善，作者的脚步无所不至，作者的笔尖无所不至。三是它的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慈善中国》一方面按时间顺序记叙了20年来有关慈善的所有大事件，详略得体，主次分明，感情充沛，思路清晰；另一方面又模拟《史记》笔法，刻画了一大批战斗在慈善第一线充满智慧、指挥若定的领军人物，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乐于助人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如崔乃夫、阎明复、范宝俊、陆焕生、陈铁迪、徐山林、俞兴德、杜颖、方庆云、黄明全、阎希军、牛群、王健林等，可谓数不胜数。这些人物性格鲜明、事迹感人，在本书中都得到细腻而充分的展现，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书写得好，源于人们做得好。这是一些以慈善为生命的人，积极奉献、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同时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做法，身体力行，勇于创新，以优异的成绩融入世界慈善之林并得到同行的认可和信赖。他们是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先行者。他们的成就自然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同时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我们后来人的呼唤，呼唤我们继往开来，甚至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我们会得到一种动力：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示，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我们就会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