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通用8篇)
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 篇1
买卖合同草拟、订立及履行的相关法律
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一章 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出卖人、买受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一、买卖合同的条款及主要内容。
(一)、买卖合同的条款
买卖合同主要条款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而前述条款又可划分为:主要条款和普通条款、实体条款和一般条款、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有责条款和免责条款。
主要条款和普通条款:主要条款又称必要条款,是合同成立所必须具备的条款,如:合同主体信息、标的物种类、数量、价款等。反之,除主要条款外,其他条款为普通条款,普通条款的欠缺虽会影响合同履行的安全性,但合同是否成立则不受其影响。
实体条款和程序条款:实体条款是规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条款,如标的条款、质量条款、数量条款、履行地点、方式、期限条款等。程序条款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规定的条款,又称 为解决争议条款,如仲裁条款、管辖法院约定条款,均是程序性条款。实体条款在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也就失去其效力,而程序则独立于其他条款,虽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其程序条款则依然有效。
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明示条款是当事人必须以口头言语或文字方式明确表示的条款,明示条款是合同存在的基础,没有明示条款,合同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合同的主要条款都必须是明示条款。默示条款是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的,但根据法律规定、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的条款,默示条款不能单独存在,需以明示条款存在未前提,故默示条款只能属于普通条款。
有责条款和免责条款:有责条款又称为违约责任条款,由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的条款。违约责任可由当事人约定,但并非违约责任必须由当事人明确约定,只要违约责任没有被依法免除,不论合同中是否有违约条款,违反合同当事人均应承担违约责任。不过,在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条款时,违反合同的当事人只能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排除或者限制其未来责任的条款。
(二)、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包括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义务,而交付又包括现实交付和拟制交付两种。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包括以下内容:按合 同约定的数量交付;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交付;在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地点交付;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质量标准交付标的物。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包装。交付有关单证和资料;
2)、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是出卖人一方应当承担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是法定责任,不由当事人的约定而改变;瑕疵担保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不以出卖人主观故意或过失为前提。瑕疵担保责任分为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和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权利瑕疵担保是指出卖人需担保第三人不能就交付的标的物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这其中包括:
1、保证第三人对交付的标的物不得主张所有权或处分权。(针对这一点,买受人为防止出现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可委托律师在标的物的权利登记部门调查标的物所有权是否属于出卖人,比如在土管和房管部门查看土地或房产的所有权登记情况)
2、保证第三人对标的物不主张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担保物权从属于主债权,当出卖人将标的物设立了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就有可能使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实现由出卖人向买受人转移的风险。(针对这一点,买受人可委托律师,在合同签订前去相关行政部门调查标的物是否设立了担保物权,从而防止出现标的物所有权无法转移的风险。)
3、保证第三人对标的物不主张有关优先权。比如房屋在出卖前已出租给第三人,则第三人在同等条件 下对该房屋有优先购买权(这一点也可委托律师前去调查)。
4、保证第三人对标的物不主张租赁权。如标的物在出卖前已被租赁,则买受人使用该标的物则会出现障碍。(可委托律师调查)
5、保证第三人对标的物不主张侵犯商标权和专利权等工业产权。如买受人取得该商品的(例如药品)所有权后,第三人起诉出卖人侵犯其药品知识产权,要求停止侵害,则可能影响买受人将该批药品二次销售,同时卷入诉讼纠纷。(针对该问题,亦可委托律师在签订合同前,调查该标的物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形)
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出卖人就其向买受人出卖的标的物因品质上所存在的瑕疵而承担的担保责任。出卖人有义务保证其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品种、规格、型号、花色、质量要求等,或者保证该物品质及效用没有瑕疵存在。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卖人才对标的物的瑕疵承担责任:(1)标的物的瑕疵必须在标的物交付时就已存在。(2)、买受人对标的物的瑕疵不知情并且在不知情上无重大过错。(3)、买受人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出卖人提出异议。(4)、必须是买受人非依强制执行的拍卖程序取得的标的物。
2、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其中包括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按照约定或法定的地点支付价款;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价款。
2)、验收标的物。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 验,没有约定的检验期,应当及时检验。买受人对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依法进行检验而接受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
3)、接受标的物。买受人应按照约定或法定的数量、品质、质量要求接受标的物。买受人可拒绝接受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拒绝接受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知出卖人。
3、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
1)、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当事人无约定及法律无规定的,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就是该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2)法律对标的物所有权有规定的,从其规定。(3)当事人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间。
2)、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范围。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前提上,还应当注意该物所产生的孳息归属。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和法定孳息。标的物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
4、标的物的损毁、灭失风险承担。
1)、标的物风险转移的一般规定。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标的物风险转移时间的特殊规定。(1)因买受人原因致 使标的物逾期交付的风险转移时间:因买受人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2)出卖运输途中标的物的风险转移时间: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以外,损毁、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3)交付地点不明并由出卖人代运交付的标的物风险转移时间:当事人未约定交付地点且标的物需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风险转移至买受人。(4)标的物质量有瑕疵被买受人拒收或者解除合同的风险转移时间:买受人因标的物质量瑕疵拒接接受标的物,因为标的物没有实际交付,所以标的物的损毁、灭失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3)、标的物风险转移的其他事项:(1)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的损毁、灭失风险的转移。(2)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二章 买卖合同起草、拟定的相关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
1、采用口头形式订立买卖合同的风险:在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因不存在书面合同而无法固定买卖双方当事人 权利义务,卖方交付货物后,将因此承担丧失货物或者收不回货款等风险。同时,因缺乏合同文书等重要证据,其后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亦将困难重重,甚至面临败诉风险。(建议订立口头买卖协议要非常慎重,如对订立书面合同有疑问,可委托律师代为起草。如果买卖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且出卖人已交付货物,而买受人未支付价款,则出卖人可通过补签合同、注意保存能够证明当事人买卖关系及发货事实的凭证或字据)
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风险。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对于某些特殊的买卖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否则,虽买卖双方对于合同主要内容口头达成一致,合同依然不能成立。这将对买卖双方,特别是先履行一方产生极大法律风险。如先履行一方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主要义务,因该法定形式要件的欠缺,合同并未生效,后履行一方即使不履行其义务,也不构成违约,只能通过不当得利等其他法律关系维护其权益。
二、买卖合同签订时合同主体的名称、主体资格、履约能力、资信状况、涉诉信息的调查、审查、确立及相关问题。
1、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由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构成,合同当事人是合同权利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所以,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信息需具体、明确。为此,合同主体为自然人时,应当写明其姓名、住址、有效身份证号。合同主体为法人时,名称应当以在国家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全称为准。而合同 主体为自然人的,其住所应为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合同主体为法人的,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如果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出现合同主体名称不全、不准确、错误、签订主体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法人名称错误、签订者无主体资格、住所不明确等情形,则会直接影响该合同效力及履行能力,产生极大的法律风险。(建议当事人在合同签订以前将合同主体相关信息交由律师审查确立,律师可通过工商行政部门调取其登记信息来审查其名称、住所地是否准确、其是否具有主体资格等)
2、合同当事人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的调查。实践中签订的买卖合同往往并非同时履行合同,多数合同为出卖人将货物转移至买受人控制下,买受人再将货物价款一次性或分批次支付给出卖人。这种情形下,就会产生买受人无能力支付货款的风险。而买受人无能力支付货款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买受人在签订买卖合同前就无能力支付货款的情形占很大比例。这时,就需要出卖人在买卖大额标的物前,审查买受人的资信状况及履约能力。对此情形,出卖人可委托律师通过相关机构审查买受人的上述情况,以规避相应风险。
3、当事人涉诉信息的调查。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时涉诉,其出卖的标的物,可能会在交付给买受人之前被第三人通过执行程序查封、拍卖等。买受人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涉诉,其资产可能 被第三人冻结,无法支付货款。为规避此风险,亦可委托律师通过相关机构查询合同当事人的涉诉信息。
三、买卖合同标的物条款的约定及其风险表现形式。
1、买卖合同对标的物的约定未使用规范术语引起的纠纷及风险。当事人在制作合同文本或者出卖人在标明货物名称时,对合同标的物如使用俗称、方言,不用其规范名称,往往会导致对合同的标的物引起歧义和买受人的误解,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引发合同纠纷,致使合同被解除。(此时,买卖双方应当就合同标的物的法定名称、规格、数量、法定计量方法、计量单位、依据标准、附件、配件、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作详细约定,以防止后续履约过程出现纠纷)
2、出卖法律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的风险承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某些物品禁止转让或者限制转让,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其规定,擅自买卖就属于违法行为,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往往无效,甚至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合同当事人可委托律师审查标的物是否被相关法律法规列为限制或禁止转让物品,以避免相应风险。(以药品为例,某些特殊药品如麻醉药的买卖,就需审查出卖人及买受人是否具有相应资格,同时还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如私自买卖,则不但合同无效,还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四、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价款约定相关法律风险点及防范措施。
1、买卖合同对标的物的价款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法律风险。如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价款约定不明,不仅会导致当事人之间产生价款确定纠纷,而且会导致买受方长期不能取得对价款。补救措施包括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订补充协议,如未能达成补充协议,还可通过交易习惯或合同条款确定,如还不能确定,依订立合同时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故,合同条款应交由专业人员审阅再行签订。
2、买卖合同中约定依照标的物交付时的质量来确定合同价款涉及的法律风险。依药品为例,某些药品保质期较短,药品的生产、运输、交付过程又很漫长,当药品交付予买受方时可能保质期已过大半,此时该药品的价值相对于刚出厂的药品定有所下降,如买卖合同以交付时药品的保质期来计算合同价款,则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质期与价款的换算方式。
五、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的约定及相关法律风险。
1、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对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详时的法律风险。履行期限对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它是判断当事人时候履行了合同义务、是否如期实现合同利益以及是否构成违约的重要依据。所以,对于买卖合同期限条款的订立必须严禁、规范。对于一次性履行的,最好订立具体的日期或某某日以前。对于分期履行的,在合同中应当载明履行的次数以及每次履行的具体日期或具体时间段。
2、履行地点与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因涉及到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故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说明。
3、履行方式与履行费用往往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买卖合同涉及异地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履行方式及费用条款,从而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
六、买卖合同标的物的包装条款约定不明确时的风险承担。
1、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由于包装方式不符合约定要求或由于包装不当而引起货物毁损、灭失的,其责任应由出卖人承担。故,出卖人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或通用方式妥善包装标的物。
七、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的约定漏洞及风险防范。
1、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违约金、违约责任的范围、免责事由等条款,如约定不清或未约定,往往因违约方给对方造成损失是否具有预见性引起争议,并使违约方对非违约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损失赔偿额具有不确定性。
2、违约金条款和定金条款并存,在产生违约责任时,非违约方可选择适用利于自己的条款。律师建议:作为买卖合同先履行一方,可同时约定违约金与定金条款,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益。
3、当事人约定违约金、定金条款,不得违反《合同法》等 有关法律强制性规定。比如,当事人对定金数额约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如违反,则该条款无效。故,约定违约金及定价条款应特别慎重,应交由专业人员审查。
八、适当运用担保条款,以维护履约方合法权益。
1、设定担保条款,有利于督促合同相对方按约定履行其合同义务。同时,亦可在相对方违约后,为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提供保障。
2、设定担保主要采取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形式,其中不同形式适用的合同类型有所不同。如买卖合同中,就不适用留置这种担保方式。对于买卖合同应当适用什么担保方式,其中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合同当事人应当交由专业人员,根据合同内容、买卖的标的物的不同情形而定,这里不再赘述。
九、买卖合同约定争议解决途径及相关法律风险分析。
1、可约定的解决争议的途径。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如果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可通过何种途径解决纠纷。其中,可约定的方式有三种,其一,协商解决。其二,调解。其三,仲裁机构仲裁或法院诉讼。
2、当事人在合同发生纠纷后,无论是否在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条款,都可通过协议或者调解解决争议。同时,如通过协商或调解未能解决争议,当事人还可将争议提交给有管辖权法院或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判。
3、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判,前提是合同有明确且有效的仲 裁条款。如果约定仲裁条款,且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则争议只能提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
4、当事人未约定仲裁条款,则可约定管辖法院,前提是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5、仲裁条款和约定管辖法院只能二选其一。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后救济途径较少。相较法院裁判相比,交由仲裁裁决具有审理时间短,结果出现快的优势。但同时因是一裁终局制,无法定原由,裁决结果不得上诉,所以有利有弊。律师建议:在约定仲裁条款时,应与专业法律人员或其法律顾问商议后再行拟定。
第三章 买卖合同签订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风险及相应防范措施。
一、书面买卖合同签订前合同的审查及相关法律问题。
1、审查买卖合同生效要件。生效要件,是指合同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所应当具备的法律条件。其中包括:
一、买卖合同的主体必须适格;
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三、买卖合同的内容必须合法。这三项要件缺一不可。
其一,合同主体不适格,包括主体为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人无代理权限或超越代理权限、表见代理、单位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企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等。这些问题如在合同签订前不去仔细审查、核对,将会给合同主体带来极大法律风险,甚至不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还将会让合同主体卷入繁琐且冗长的纠纷当中。
其二、当事人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合同签订一方不能使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等手段,或者利用其优势订立显失公平的买卖合同。该合同即便订立,弱势一方也可通过诉讼程序撤销。
其三、合同内容必须合法。合同主体拟定的合同内容必须合法,如买卖合同内容涉及《合同法》52条相关规定,可能致使该买卖合同无效。其表现形式包括(1)以欺诈方式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5)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6)约定无效的免责条款,如造成对方重大人身伤害的或因故意、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
2、审查买卖合同是否欠缺主要条款或约定是否详细。买卖合同的内容关系到买卖合同履行及权利、义务、责任的划分,特别是主要条款约定需特别详细。如合同主体信息、数量、价款、标的物规格、质量、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等,这些主要条款决定了买卖合同能否实现其价值。如果欠缺其中某些条款,虽可能不至于影响到合同成立,但对于合同的履行及纠纷的解决至关重要。
同时,要注意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首先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强势地位将仅仅体现自己意志和加重相对方义务、限制相对方权利、减轻自己责任或加重相对方责任的条款载入合同。否则,该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将面临无效风险。同时,作为格式合同提供一方,有义务提请对方注意合同中免除其权利,加重其责任的条款,在双方对合同内容确无异议后,再行签订。
第四章 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合同文书及相关证据的收集、保存及其他。
1、合同文书是证明买卖合同主体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最直接证据,是判断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合同履行是否全面及发生纠纷后解决纠纷最好的依据。合同当事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妥善保管合同文本。
2、其次,除合同文本外,凡是能够证明合同成立、生效,以及当事人是否履行义务和违约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其中包括:证人证言、合同当事人之间往来信函、发货运单、打款凭证、收货凭证、提货凭证、记账收据、报销发票、谈判记录、标的物及其样品、以声音、图像及计算机储存的电子数据、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努力收集并妥善保管上述证据,对于发生纠纷后通过合法救济途径保障自己权利至关重要。
3、对合同文书及重要证据进行公证。在实际操作中,合同当事人为了避免合同纠纷发生后取证困难和出现伪造、编造合同文书及相关证据等不测事件,当事人可以事先对合同书和重要证据进行公证,使合同文书及相关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具有直接证明力。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相对方的监督、调查、及履约能力评定。
1、合同履行过程中对相对方履行情况的监督、调查。这一方案主要适用于先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对后履行一方或分批履行一方进行监督、调查。因为在实践中,对于某些标的额大、履行期限长、分批次履行的合同,往往会出现一方货款已付,而供货方迟迟未能供货,或者是履行完前几次供货义务后,后续出现断供情形,再者就是供货方已供货,但相对方却未能按约付款。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有时可能是供货方产能不足,有时可能是相对方企业本身发生重大变故,致使不能按时履约。
针对上述情形,为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并将风险降至最低,合同一方特别是先履行一方就需在履行过程中不断审查、监督相对方的履行能力及履行状况。比如,分批次生产供货合同,付款一方在付款后就需要在不同阶段及时审查其货品生产情况、备货情况、仓储及运输能力等,以及时发现后续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以便自身做好应对措施。
2、合同履行过程中对相对方企业架构、企业运行、资信、及涉诉状况的调查及风险评定。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合同一方企业因股权架构改变、合并、分立、重组、涉诉被执行等不稳定因素导致企业动荡、资金链断裂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针对上述情况,合同主体就需在履行过程中不断调查、审查相对方的资信状况并进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履行该合同或者行使不安抗辩权。
以上内容的调查、评估是一项专业且复杂的过程,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通过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查阅信息、走访关联企业,才能最后做出评定意见。而以上调查活动,就属于律师作为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将风险降至最低,从而使交易顺利进行,建议企业在签订、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允许律师全程跟踪、参与。
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 篇2
市场经济即是法律经济、契约经济。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更是通过合同来确定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 并以此约束对方进行经济活动, 达到交易目的。企业经营管理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合同的签订和管理, 然而, 由于企业因未能建立和完善一套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相适应的合同管理体制, 造成合同法律风险接连发生, 而法律风险一旦产生, 企业自身又没有掌控和处理的措施, 往往会给企业带来难于挽回的损失。
1 企业合同法律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合同法律风险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 由于外部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发生变化, 或由于企业自身在内的合同主体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而对企业造成负面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其特征除了具备风险所共有的客观性、偶然性、可变性等特征外, 还具有以下特征: (1) 企业合同风险产生的缘由是市场交易和企业运营的各种因素所致, 带有明显的复杂多变性; (2) 企业合同风险存在于市场交易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全过程; (3) 企业合同风险发生导致的后果是企业承担合同法律责任; (4) 合同法律风险是可以避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
2 存在着的主要法律风险问题及成因
2.1 缔约过失。
据调查统计, 缔约过失责任占合同法律风险的25%以上。主要反映在没有对合同签订者进行主体资格、资信、授权、有效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审查, 致使当事人主体不合格、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或是没有履行能力造成合同签订无效或不能履约;自身没有建立授权制度, 或是对联系业务的经营人员的相关授权不明确, 造成未经授权者也对外签订合同, 所导致的货款结算、物资采购结果往往是对企业不利;不懂得签订合同前也有“先合同义务”如互负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诚实信用义务, 片面认为承担责任是“有合同才有义务”。其原因在于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合同法律意识差, 而且没有意识到缔约也是关键的一环, 从而埋下合同法律风险。
2.2 不签书面合同现象突出。
据权威部门发布, 62%的中小企业仅凭对方的电报、电话、发货通知单就进行交易, 签订合同的金额不足经济往来总额的40%。因企业盲目轻信“口头承诺”, 轻视书面合同, 一旦一方陷入经济困境或失信, 便纠缠不清;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形成各执一说而没有任何凭据, 双方的权利义务不能明确, 给合同履行带来隐患, 也不利于见薄法庭证据采信, 法律风险极为严重严重。其原因是主观上混淆了要约、要约邀请的规定, 既有出于信任对方的可能, 也有图省事的可能, 没有重视交易中书面承诺的价值。
2.3 合同签订不规范、约定不明确。
许多企业在经济交往中, 也注意签订相关的合同, 但却没有使用成文的格式合同文本;双方合意的目标指向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含糊不清, 对合同标的约定不明确, 主要条款不完善, 责权利表述不明确;对于效力待定合同的生效条件没有明确;以上这些合同极容易造成约定、履行不完全, 甚至陷入欺诈圈套, 致使合同无效, 或是引发合同纠纷。其原因在于当事双方没有注重使用规范格式合同, 不熟悉《合同法》的主要条款、责任和规定, 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商讨来订立合同条款。
2.4 合同管理不完善, 履约效果差。
企业基本上没有把合同管理纳入经营管理之中, 没有建立相应的合同管理机构或管理制度, 更为突出的是企业的公章和空白合同等重要的法律文书没有专人管理或被他人盗用、借用。签订前没有进行合同评审;签订后认为“合同一签就完事”, 没有专人来做履行监控或只是流于形式;在履约当中, 对于遇到的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商业风险时, 管理者不能与业务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没有具体执行和监控, 而且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束手无策。其原因在于企业不重视合同管理, 特别是履约管理。
3 加强合同签订与管理, 降低法律风险, 提高履约率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加快,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市场竞争环境不断变化, 企业面临更多的机会和风险。合同法律风险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相比, 其发生的概率有时更高, 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但相比之下, 法律风险是最具有可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和加强合同签订和管理, 对其存在着的法律风险进行管理, 构建起事先防范和过程控制为主, 以事后救济为辅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制, 通过发现、识别、分析、控制、监控和处理好各项法律风险, 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应对措施, 并按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那就可以最大程度回避和防范合同法律风险。
3.1 提高合同的法律意识和管理意识。
合同已不再是简单的要约、承诺、签约等内容, 不仅是经济责任, 更表现为法律责任;企业要重视宣传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责任, 当事人如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业务人员加强法制教育和监督;加强“标的、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8大权利义务条款、“先合同义务也是法定义务”等主面内容的学习和培训, 明确以上属于合同法强制性规定范畴, 特别是先合同义务是以过错而不是以合同为要件的, 从而彻底走出的认识误区;同时, 要建立专门的合同管理机构和实行专员负责, 健全一系列管理和授权制度, 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科学的管理。
3.2 规范合同签订, 杜绝缔约过失责任、要约与承诺、合同成立与生效等法律问题的产生。
本着审慎性的原则, 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一是注重签订前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审查, 以及授权委托是否真实有效;如果是重大合同应先按招标程序进行要件审查, 防范签订前的法律风险。二注重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审查。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否正确完整合法;是否包含了基本条款约定, 明确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办法。三是注重审查形式要件的完整性。最好在格式文本上进行充分商讨。签订时双方代表是否亲自签字、加盖公章;要件是否齐备, 有附件的是否签章、签时间、有两页以上的是否加盖骑缝章等等。
3.3 建立预警机制, 对合同进行创新性法律风险管理。
合同签订后, 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合同履行的情况, 建立合同档案和报表制度, 做好履行的监控工作。但是, 市场千变万化, 风险无时不在, 为此, 下列四点合同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具有创新性和全程监控的作用, 一旦发生与监控有所偏离, 就马上启动风险处置预案。一是证据预警;主要是在无收发货记录或合同收发记录有瑕疵, 有造成合同效力、履行、货款清收等负面影响时, 合同管理人员及时提出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债权确认文书等方式予以补救的措施。二是时效预警;主要是指距最后一次付款接近两年、此后无书面催收记录也未达成书面还款协议时, 合同管理人员及时向具体业务人员提出通过公证催收等手段进行弥补时效的措施。三是质量预警;时常提醒义务人员在合同约定检验期限内, 或在合理期限内、质量保证期内, 最晚在收到货物两年内对货物质量进行检验并就质量问题及时提出问题, 并保留相关书面证据的措施。四是偿债预警;如有逾期货款的, 负债方有改制、合并、分立、破产、隐匿财产行为, 可能影响合同履行时, 企业要通过实施不安抗辩权、代位权、诉前保全、起诉等权利谋求司法救济, 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 从而有效控制法律风险。
摘要:市场经济即是法律经济、契约经济。笔者针对当前企业合同签订与管理中存在着的法律风险, 提出一些合同管理的有益探索, 从而避免和防范法律风险。
论合同签订过程的法律风险防范 篇3
关键词:合同;签订;法律风险防范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签订是各方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而进行协商、达成协议的过程,是合同管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合同签定是否得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合同能否正常履行。为有效签订合同,防范合同签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法律风险,应当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注重对各个环节法律风险的防范,以保证合同签订后可以顺利履行。
一、做好合同签订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合同签订前应注重对相对方资质的审查
合同签订前,应当首先对合同相对方资质进行审查,确保对方主体资质真实、合法、有效。在实践中,若对方为单位,应当要求其提供经过年检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属特殊行业的,还应当提交相关资质证书,并要求签署人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若对方以下属单位名义签订合同的,还应当审核其下属单位的资质。若合同对方为个人,则应当要求其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真实的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以便出现纠纷时及时诉诸法院并为法院执行提供准确的信息。
(二)对合同相对方进行现场调研
为确保相对方具备履行能力,规避合同签订后履行不能的风险,对于首次合作的单位,必要时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调研,审查其提供各类证照的原件,对其真实性进行确认。同时,对其规模、设备等进行现场考察,衡量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实力。经考察,认为相对方履行能力有所欠缺的,则与其签订合同时应当进行慎重考虑,在拟定合同条款时对其进行一定限制;若相对方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则放弃与之签订合同的意向。
二、拟定完善的合同条款
(一)合同一般条款应当完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①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②标的;③数量;④质量;⑤价款或者报酬;⑥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⑦违约责任;⑧解决争议的方法。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认真进行审查,确保合同条款完整,避免因条款不完整而造成合同履行过程中权利义务不明确,无法确定相关责任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二)合同签订地点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据此,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签订地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在合同中,若当事人约定纠纷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法院,则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写明合同签订地点。否则,合同约定的管辖地点无法确定,将视同没有约定。
(三)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签订时间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在没有专门约定的情况下,合同签订日期即为合同生效日期。合同一经签订,当事人便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因此,在签署合同时应特别注意日期的填写,以确认双方当事人责任的起始时间。若不填写日期,则无法确定合同当事人何时开始履行义务,那么,在任何一方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合同义务无法履行。此外,合同签订日期亦是诉讼时效起算的重要依据,若合同中未写明合同签订日期,则在很多情况下,合同的诉讼时效无法进行准确计算。
(四)合同签署及用印
一般情况下,与单位签订的合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若由委托代理人签署的,则应当要求其提供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有效的身份证件。特别重大的合同还应当面签,以保证签字的真实性。合同盖章一般为合同专用章或单位公章。签订多页合同时,为确定每页内容,可以进行页签或加盖合同骑缝专用章,以防止对方不予承认。此外,应尽量避免以传真方式签订合同而导致合同一方当事人不承认合同条款的情形出现。
三、合同签订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倒签合同
倒签合同是指在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合同义务,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补签合同的现象。对于合同签订前的履行过程,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法律责任界定不清晰,从而容易产生法律纠纷,而一旦产生纠纷后由于证据难以取得,解决起来又比较困难,合同的事前控制作用无法体现,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对于施工合同而言,可能因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工程量变更等可能性,缺少合法有效的合同作为依据,争议难以得到解决;对于采购合同,则可能因为标的设备的市场价格浮动或运输损失风险而发生爭议,又无法出具有效的合同作为证明,如适用合同履行地或货物交接时的市场价格,可能因市场价格浮动变化较大,导致一方当事人付出更高的成本,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一定要先签订合同,待合同生效后,再履行合同义务,确保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有据可依,使纠纷得到及时解决,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避免不平等条款的出现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固然应当约定对己方有利的条款,认真审核修订合同文本,使对方当事人没有借口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没有理由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但同时也要注意不可一味对合同对方约定义务、限制权利而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是显失公平的不平等条款。否则,真正出现纠纷而诉诸法院后,因约定条款为不平等条款,法院可能会裁决其无效,使得条款失去意义,从而使自身陷入不利的境地。
参考文献: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篇4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最新劳动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作为劳动者,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用人单位,则用工风险骤然增加,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以往的用工管理模式已无法应对新法下的人力资源环境。据调查,新法陆续颁布后,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中排名第一的风险,即为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笔者结合法律实务和用工实务,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作如下系统的归纳和分析。
一、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现实用工中,很多用人单位都存在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不签定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的做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用人单位。究其原因,有的用人单位是因为规模小,人员少,没有配备专门的人员管理人力资源,认为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可以省事省力省心。有的用人单位是认为这样可以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可以掌握更多处理员工的权力,也可以尽可能的节约用工成本。有的用人单位是由于单位生产性质的原因,员工流动性太大,用人单位无力管理。无论什么原因和理由,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会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段上分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用人单位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
依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若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按照事实劳动关系对待,必须按同工同酬待遇对待而不能按照试用期对待。此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所以也无所谓试用期之说。因此,1
用人单位丧失对劳动者适用试用期的权利。当然,如果用人单位要求签订,而劳动者不签,则另当别论。
(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依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如果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仍然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承担双倍工资的支付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是相当重的。如果劳动者平均月工资是2000元,用人单位需要针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一期间(需减去开始的一个月,因为这一个月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期)每个月再支付一次工资。而且,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不愿意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终止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还必须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所以,用人单位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蒙骗敷衍劳动者或者想省力省事,其代价是沉重的。
(三)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依据上述规定,对劳动者而言,可以说是对其权益的特别保护,对用人单位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如果超过一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自满一年那一日视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同时用人单位还需要支付前一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的双倍工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虽然不是“铁饭碗”,但是,除了法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
不能随意或轻易解除的。而且,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没有一般书面劳动合同的每次续签时的各种用工条件的更改、内容的变更等可供选择的情形,用人单位实质上丧失了可以通过每次缔约争取单位权益的机会。
从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成本和风险日益扩大。作为用人单位,如果已经发生了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应当及时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是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二、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确实被法律界和实务界视为劳动者的“权利法”,是维护弱势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是,劳动者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否则,其权利可能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可以看到,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者最好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否则对自己不利。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在此情形下,如果用人单位要求签订而劳动者不签订,则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而不需要承担双倍工资的支付责任,仅仅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金。因此,法律规定更多的是用人单位的责任,但这不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滥权。如果因为劳动者滥用或者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也需要承担不利后果。作为劳动者,应当及时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在法律上得到最大的支持和保护。
三、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以前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和法律适用。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对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以前法律法规规定有不一致的情况。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23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赔偿劳动者损失:
(一)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即招用后故意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到期后故意不及时续订劳动合同的; „„”第三条规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赔偿,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依据此规定,用人单位不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加付劳动者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
可以看到,前后法律规定是不一致的。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之前法律法规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已经失效,应当适用新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新法对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责任远远大于劳动者。实际上探究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虽然我国不断造就着经济奇迹,但我国劳动者的待遇一直畸低,劳动者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劳动合同法》等新法的颁布,就是为了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彰显劳动力价值。甚至有人说,《劳动合同法》等新法的颁布,只不过在偿还历史欠债而已,绝非矫枉过正,笔者亦有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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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薇、王红蕾,《最新企业劳动合同风险应对全攻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哪些法律责任 篇5
可以说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是很常见的事,但随着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就会追究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到底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哪些法律责任,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相关知识。
(一)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将面临如下法律风险和后果:
1.行政责任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1)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
(2)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
2.民事责任
(1)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2)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3)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劳动者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 篇6
问题
来源:中华建设工程房地产大律师联盟 发布时间:2009-09-01 查看次数:2256 以某市地铁5号线为例 BT模式下项目投资建设合同签订阶段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在BT模式下地铁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合同(下称BT合同)的签订阶段,应该从两个大的方面把好法律关,以确保BT合同的签约质量。
一、与招投标衔接,把握四个环节确保BT合同的签约质量
保证BT合同质量的关键在于招投标过程中的招标文件的安排和布局,所有合同中涉及的主要内容都应在招标文件中提出邀请要约的要求,同时要求投标人作实质性响应。具体的关键问题是招投标与签订合同的互相衔接。在开展招投标工作的同时要考虑合同如何签订,将招投标过程与合同的签订紧密衔接起来。以下是必须注意的四个具体问题:
(1)BT合同招标应事先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主管部门应以告知性备案方式进行备案 根据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四个部委于2000年1月4日颁布的6号文件,规定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签订的合同需要提交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且政府主管部门要以告知性的备案方式进行备案。如果地铁5号线采用BT方式建设,在采用招标的方式完成招标的所有程序,确定中标单位并签订合同,整个招投标过程和合同签订均需要经告知性备案并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
BT项目存在较多新的状况,如投资的方式、政府的监管、用地的方式等,项目建设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是关键。我国法律尚没有关于BT用地方面的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建议在操作过程中要完善审批手续,具体落实政府告知性备案的具体程序。
关于采用BT方式建设,国家的法律层面现还没有相关规定,只有建设部和发改委等行政部门的一些规章,但是这些规章并不是法律本身,其效力较低。因此建议在操作过程中完善需要政府审批部分的手续,需要明确政府以告知性的备案方式进行备案如何完成,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可以顺利审批,发包人要以政府的批文作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前不久,重庆市人民政府已颁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BT融资建设管理的通知》,建议合同的设定参考该办法的具体规定使本项目规范运作。
(2)决定BT合同签约质量的关键是招标文件的质量
发包人提出的需要投标人作实质性响应的问题要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提示,引导投标人作出实质性响应并相应提出要约。如果招标文件的提示不明,合同本身也会因此引起质量问题。例如,BT项目在回购的时候需要考察运营期间是否能够保证工程的质量。作为项目承包人,负有对项目的工程质量保修的义务。关于保修期限,招标文件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投标人在最低保修年限以上明确保修年限。根据国务院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一般土建、装修、管道工程的保修期不少于2年;有防水要求的墙面、屋面、卫生间的保修期不少于5年;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在整个设计年限即合理使用寿命内确保使用。因此,BT合同中的工程保修年限的具体确定取决于招标文件的要求,取决于招标文件提示投标人在不少于最低保修年限以上的年限进行投标,并对此作出实质性的回应。
(3)招投标过程和合同之间的关系
建议发包人在提供招标文件的同时提供一份由发包人起草的拟签订的合同样本,拟签订的合同样本代表发包人的意见,如果由发包人或委托中介机构起草,是一个站在发包人的立场上的样本。可以将拟签订的合同样本作为招标文件的附件,该样本为讨论稿,投标人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
由于招投标的过程和确定未来合同是交叉进行的过程,要特别重视招投标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澄清,澄清阶段主要是要澄清拟签订的合同条款的不具体、不确定的内容,加强澄清可以明确具体合同条款。在此阶段,投标人的澄清文件要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以此作为合同的组成文件。
(4)招标文件要设定相应条款以保证合同依约签订
在招标文件中应明确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条款。所谓缔约过失,简单地说是指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经招投标中标的合同无法签订,完成招标过程如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另一方不签约即属于缔约过失。在BT项目中,由于投标人原计划的投融资计划不能实现而导致的无法签约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招标文件应对此种情况下缔约过失一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而且应当是严重的赔偿责任作出明示并要求投标人作实质性响应,才有利于预防出现此类缔约过失情况。
二、发包人为确保合同的签约质量必须坚持的合同内容
(1)关于确保BT合同切实履行的履约担保
落实投标人的投资资金,需要投标人提供担保措施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由于BT项目一般履约周期长,投资量巨大,因此,确保BT合同的正常履行的担保措施,不仅可以设定投标人提供抵押、质押、定金、留置等物的担保,也可以设定保证等人的担保。为确保BT合同的正常履行,还可以考虑保证人的同业担保方式。保证人的同业担保的操作,是以代为履行的方式在招投标时便确定入围人为履约保证人。如果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出现中标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由履约保证人按照约定方式代为履行。其操作要点是在评标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相关规定确定两个入围人,一个入围人为中标人,另一个入围人即为履约保证人。在招标文件中需要明确如果中标人不能继续履约,履约保证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进入现场继续施工。
(二)设定分阶段的工期、质量标准
由于BT合同履约周期长,整个合同的工期质量的目标要分阶段来设定,只有承包人在建设过程中均能按照阶段、节点工期完成并且保证质量才能确保最终完成整个工程。对BT承包人的工期和质量的控制,在于控制阶段的进度计划。设定阶段的进度计划分为两个方面,形象进度和节点进度。形象进度一般是指一个工程或者一个工程的一个标段的基础、结构以及装修配套完成的时间进度。因为每一个标段都存在形象进度的问题,因此,形象进度的完成时间一定要严格控制。节点进度指每一形象阶段的具体施工任务要求完成的进度计划。只有每一个标段的节点进度和形象进度同步完成,才能确保整个工程的按期完成。在合同中对质量标准的控制和工期要求是一样的。因此,合同对于形象、节点进度的工期、质量标准都要给予明确的约定。同时要给形象和节点进度计划的工期、质量以合同的约束力,应当约定任何一个阶段没有完成进度都是根本性违约并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为只有保证完成每一标段的节点进度、形象进度,才能保证整个项目的最后完成。
合同不仅应该约定分阶段的工期、质量的要求和标准,同时还要相应约定其合同的约束力,即合同应设定根本性违约条款。如果给予了相应的整改时间,中标人仍然不能依约履行合同,则属于根本性违约,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由履约保证人继续履行。
招标文件还应对上述阶段和节点计划要求明示投标人给出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该组织设计文件应对工期和质量两个方面作出具体的计划,明确投标人如何并以什么措施保证工期和质量。建议施工组织设计以合同附件方式约定,并赋予其合同的约束力,要求中标人的总工程师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使之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合同同等的效力。
(三)BT合同固定价格范围以内的包干对策
价格条款在BT合同中是一个重要的条款,从利益控制来讲,一般发包人会采用固定价格的方式。关于固定价格在实践当中的处理有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是固定范围以内的如何包干,第二个是固定范围以外的如何调整。
确定固定价格以内范围的关键是设计的深度,价格的多少主要由设计深度确定。在BT条件下如果设计也由中标人完成,那么设计文件的确认就成为一个价格及其调整的关键的前提。从法律层面上看,要确定固定价格首先要确定固定范围以内对应的设计文件的具体内容。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合同中产生歧义,防止签约双方对同一个条款做出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固定范围以内的对应的设计已明确部分的标准、要求、范围都要做明确、具体的约定。如果BT合同的价格是固定的,根据现有的法律,施工过程在固定范围之内的款项和价格是不予调整的。我国现行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对工程造价的相关问题,如如何计价、计价方式、计价标准等并没有具体规定,目前只有财政部和建设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计算的现行办法》,该办法只是行政规章,并无法律强制效力。对于合同中的固定价格,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有一个原则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但此规定不涉及到固定价格范围以内的具体条款的具体约定。因此目前对于如何在合同中控制固定价格范围内的包干,主要依靠操作实践中的经验来约定。
(四)BT合同固定价格范围以外的调整问题
BT合同的设计一般是会变化的,由于签订合同时对应的设计发生变化,那么即使是固定价格的合同,超过固定范围以外也是可以调整价格的。履约过程当中,产生固定价格以外的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设计变更。设计变更的概念应当在合同中确定范围,例如施工变更是否属于设计变更?如果双方约定施工变更不属于设计变更,那么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施工方案变更不予调整价格,除非由原设计单位进行的设计变更。合同中也需明确,价格调整的前提为施工过程中在已确定的范围之外的设计变更,其它情况不予调整。
固定价格范围内和固定价格范围外的界线要有明确的界定。BT合同可以约定只有经发包人认可的设计变更才是固定范围之外的,才可调整价格。施工变更和非发包人认可的变更均不属于设计变更,均不可调整工程造价。
在实践操作中的经验是,有的合同把设计变更分为三类,且这三类变更的界线约定明确。第一类是技术变更,此类变更不予调整价格;第二类是经济变更,此类变更是在招投标文件和合同中规定的固定价格部分之外的突破原有价格的变更,是可以调整价格的,在地铁5号线工程中也不可以避免会出现这一类变更,因此建议合同要作明确的约定;第三类是由技术变更变为经济变更的变更,合同应明确约定对此类转变的变更性质的确认,发包人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在实践中,还有一类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风险即市场风险,合同对此也要预作应对。发包人的对策是在合同中设定一个风险系数,即明确约定因市场的材料、设备和人工费用涨价明确合同约定的调整范围。在固定的价格范围以内的价格给出一个风险系数,即在合同总价中除了项目本身的价格之外还包括了这个风险系数的价格,超出这个风险系数的部分才由发包人承担。用风险系数来让投标人承担约定比例和范围的市场风险,是一个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方法。
因此,BT合同如果采用固定价格的,要在合同中明确固定价格以内和固定价格以外的范围,并要在合同中约定固定价格以外的调价规则和办法。铁路建设的价格应当会有行业基本的价格标准,该标准是一个市场的平均成本,而采取固定价格正是招投标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这才是项目招投标的本质意义。
(五)承包方式的监督
我国法律规定投资建设的总承包人可以对工程进行分包,但分包必须事先经发包人认可。因此招标文件中需要提示投标人明确工程是否会分包,哪些部分需要分包。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明确所有的分包合同原件都要交一份给发包人备案,投标文件和合同中没有提及的分包内容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允许分包。
法律规定总包和分包均要对发包人负连带责任。在投标文件中明确需要分包的部分工程,只有经发包人同意才可分包。分包方式还包括劳务分包。招标人可以要求承包人把工程分包和劳务分包的合同原件都要交发包人备案,以预防发生违法承包和层层转包,以及以劳务分包的方式进行转包。
(六)合同中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 篇7
我于2013年4月进入某贸易公司上班, 双方约定每月工资1 700元, 完成工作任务另有提成, 直到我2013年7月离职, 该贸易公司都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按法律规定办理社会保险。请问, 公司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读者:张某
张某读者:
你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确定劳动关系并主张自己的权利。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合同签订的法律风险 篇8
以真实案例出发,探讨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一、股东之间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各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承包金的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三、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范围;四、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承包经营合同;有限责任公司;盈利分配;公司治理;小股东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04606
一、案情简介
淮安华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于2008 年11 月27 日成立,公司成立时股东分别为王国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2009 年7 月1 日,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作为甲方,王国富作为乙方,无锡市华银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1)乙方同意将华盈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2)甲、乙双方商定年承包金为800 万元,此800 万元为甲、乙共享,各股东按股份享有,为税前所得。(3)甲方承包期间盈亏全部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与乙方无关,盈亏额度不论多大,乙方享有本协议确定的承包金不变。(4)甲方按约定期限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甲方在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时,有权代扣代缴所得税,并向乙方提供代扣代缴纳税凭证。(5)丙方自愿为甲方承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甲方不能按时足额付款给乙方时,承担向乙方连带付款责任。(6)如遇不可抗力本协议自行解除,双方都不承担责任。
2012 年3 月19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范志荣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建勇,张建勇承继范志荣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承包协议书》对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继续生效。后由于承包公司期间公司连续亏损,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五名股东均到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终止2009 年7 月1 日的《承包协议书》履行,并认为此次会议之前的承包金应当支付,但终止之后不应再支付,而王国富不同意终止合同履行。
之后,王国富将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和华银公司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前四位被告支付拖延的承包金合计243.2 万元、违约金80 万元,且鉴于被告明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要求提前支付尚未到期的后四年的承包金合计608 万元,判令第五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提出反诉,声称因道路施工,影响公司营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公司经济困难,诉求解除合同。
二、判决提要和审判分析
一审法院判决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支付承包金243.2万元和相应违约金,华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王国富其他诉讼请求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提出的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从合同法契约自由的角度出发,解释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认为甲乙丙三方是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合同,合同内容未触犯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所以合法有效,甲、乙、丙都为适格的案件当事人,但是因为《承包协议书》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应当继续履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合理,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一点,即该《承包协议书》是一个公司股东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合同内容涉及到公司经营权的分配,因此还应当同时考虑《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只有在《公司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参照适用。
二审法院在主体适格的问题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也承认《承包协议书》的效力,认为该约定的实质是华盈公司全体股东对各自如何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安排,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承包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之一争议点上二审法院有不同的观点,它认为《承包协议书》应于2012 年11 月25 日解除,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应当向王国富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因是承包法律关系具有高度人合性,在双方对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发生冲突时,即不应再强制双方履行承包合同,而应予以解除,并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判处解除《承包协议书》,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相较一审,二审法院试图以公司法原理解决本案纠纷,但是其考虑仍欠周全,仍然没有厘清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法律关系,且其“人合性”理论也经不起推敲(1)。
王国富对此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相较前两审,最高人民法院厘清了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认为案涉《承包协议书》虽然形式上是甲方、乙方与丙方签订的,但是实际上是华盈公司将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由丙方华银公司为承包方提供担保的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解除协议的决议有效,具有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第38条,公司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所做出的终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决议正是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了法理、事理与情理,其判决也实现了实质公平,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2)。
三、理论分析
(一)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
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出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产生,它的出现实现了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随着公司制的引进,公司的有限责任与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使承包经营制逐渐式微。然而,公司承包经营制没有被淘汰,有许多企业仍然采用承包经营制来经营[1]。公司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曾一度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是经过商业实践的检验,这一制度逐渐获得了学者们的支持。有学者认为,现代公司制度与承包经营合同具有兼容性,作为组织法之公司制度与作为行为法之合同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换言之,凡是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本质之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均属于有效[2]。
我国的承包经营类似于大陆法系中受托者自担经营风险的营业委托,它是公司或企业的一种营业方式,是商人自治的体现。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之经营管理工作与经营风险、由发包公司依约定收取相对固定投资收益之商事合同[3]。它的特征有:(1)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承包经营所需的经营管理权概括授予给承包人,承包人定期向公司支付一定的承包金作为对价。(2)公司承包人享有获取承包期间公司盈利的权利,同时对承包期间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承包人能否获取承包收益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效益和市场风险等因素,而公司能获取固定、可预期的承包金收益。由此可见,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是公司,而承包人就是具有营业能力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可以是公司外部人,也可以是公司内部人。
当承包人为公司内部人时(如公司董事、经理或股东),该内部人便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人,另一方面即为所在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相应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分为基于股东资格与公司之间发生的股权关系和基于承包人资格与公司发生的承包合同关系[3]275。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关系极易被混淆,这也是本案中存在的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四名被告既是公司股东,又是公司承包人,本案所涉承包经营合同极易让人误认为这是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事实上这份合同是华盈公司与丙方签订的合同。
经营权为公司的重要权利,而承包经营属于公司经营的方式之一,因此承包经营权是公司的重要权利,而不是某一单一股东的权利。股东企图通过协议将公司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是无权处分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股东企图通过协议改变公司架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法人,其行为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机关做出,换言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才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关,只有决策机关才能做出将公司承包给他人的决议(3)。由于本案中协议双方都是公司股东,该份协议的签订只能被解释为华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华盈公司为发包方,四名被告为承包方。
(二)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的盈利分配协议
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还会涉及到盈利分配的问题,其中重要一项即为股东分红的问题。
本案当中,一审原告与四名被告在《承包协议书》中有相关约定:承包人每年缴纳800万元承包金,该承包金五位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享有;同时,无论公司盈亏,原告都可以获得与其出资比例相应的固定的承包金152万。关于这一约定主体的认定也易发生混淆。
《承包协议书》是发包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公司被承包后,承包人缴纳给公司的承包金应当视为公司收益,被纳入公司资产,对于承包金的分配实际上是公司对盈利的分配,属于股东分红的范畴。本案当中,五位股东试图通过该协议对公司资产进行分配,该行为应被视为抽逃出资,有违《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只能被解释为另一个合同,即公司与一审原告王国富之间签订的股东红利分配合同,或者被解释为公司的分红决议;当原告得不到约定中的分红时,原告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诉请公司依照分红协议向其支付红利。被告所未支付的承包金应当由公司来主张,若公司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有权依《公司法》第152条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代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
本案除了被告不适格外,还涉及到盈利分配协议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依照《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收益之前,依次应当先交税、弥补亏损、取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然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利润。“在公司分配之前,股东若以契约的形式预先进行处分,则不但可能构成处分,侵犯公司权利,也会使公司处于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利状态。”[4]被告声称公司一直面临亏损,那么协议中约定的800万承包金在交税后就应当先用来弥补公司亏损,然后才能给股东分红;然而,本协议约定无论盈亏,王国富都可以定期获得与其认缴出资比例相当的承包金,这一条款显然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因此,该盈利分配协议的这一条款是无效的,原告是否有权请求公司支付其承包金,还需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才能做出判断。
(三)如何看待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
承包经营制是公司对于内部治理的自治选择,它突破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将其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他人,其自身的权限与治理结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股东大会将董事会或经理的公司经营权让渡给承包人,承包人享受日常经营管理权;承包人可以代替或者任免公司经理职务,享有董事会授予经理的其他权利;在承包期间,董事会的职能被架空,其职能局限于对承包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于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性,公司法对其给予较为宽松的规制,允许股东在较大限度内进行自治,包括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合理变更。然而,股东自治的范围不是无限的,否则公司无异于合伙企业,控股股东滥用权力可能会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因此,公司法对股东大会的自治协议应当留有底线,即股东自治禁止违反公司强制性规定,禁止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1.域外视野
本案中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美国的封闭公司极为相似。20世纪30年代,法经济学家罗纳、科斯提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关系合同,通过这一合同把一个个生产要素联系起来并共同促成了企业[5]。这一“合同网”的经济学思想成为了“公司合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合同理论被公司法学家广泛认同,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有关于公司本质的学说。公司合同既包括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订立的章程,也包括公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协议与决议。股东有权在一定自治范围内对公司进行治理,但是根据公司类型与特质的不同,股东自治的范围有所区分。
本案所讨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规模小,股东人数少,股权大都由几个大股东集中持有,他们往往也自己亲力亲为地管理公司;针对封闭公司的人合性,美国法学家认为股东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律应当尊重股东之间的协议和股东的意思自治,因此美国对封闭公司中的合约安排持有非常包容与尊重的态度,公司法逐渐成为了赋权性立法[4]115。美国立法者认为,在封闭公司中,结构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应是赋权性和补充性的,而信义规则则应以强制性为主[6]。
1964年,盖勒诉盖勒案中确立了一个原则:封闭公司股东通过合同来约定某人担任公司官员、董事,约定红利分配,只要没有损害小股东利益,没有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即使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即使对董事会的权利构成一定侵犯,仍然是有效的。封闭公司应当特殊对待,不能如同开放式公司那样严格要求[7]。《美国封闭公司增补模范法案》第20(a)条规定,即封闭公司的股东可以书面签署合意,以决定公司运作范式、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8]。可见,在美国,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对公司的治理架构进行任意性的规定,甚至突破公司法。
2.本案探讨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订也体现了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精神,然而我国在法律传统上不重视自由精神,社会转型期间诚信缺失,缺乏美国成熟的司法系统以及外部监控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因此不能照搬美国模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一个市场不发达、没有信用制度建立、司法系统低效和腐败、内部人的自律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中介人的约束机制不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在总体上不能够采用太多的任意性规范。”[9]我国应当立足于国情来决定何为强制性规定,何为任意性规定。
《公司法》规定,我国的公司必须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监事会(监事)和经理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决策机关、监督机关和执行机关;公司的行为必须通过内部机关做出,而不能单独设立一个管委会通过协议来为公司做出决策、执行决议,同时也不能取缔监督机制。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任意性规定较多,如:公司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决议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公司;公司人数较少,可以不设立董事会而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可不设立监事会而只设一名监事;可以通过章程修改表决规则和程序等。但是,《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规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突破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承包协议书》所涉及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四位华盈公司的股东通过签订《承包协议书》成为了公司实际的经理管理人员,他们兼具了股东和公司经理的身份,这一举措无可厚非。但是,双重身份使他们混淆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他们手掌大权以至于忽视了公司架构的存在。由于不了解法律,四位被告已将公司“形骸化”,将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全抛开而企图通过协议经营公司,将公司当作“合伙”来经营,这样做极易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如本案中涉及到抽逃出资、侵犯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决策权等,同时也容易误导与其签订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并且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合伙”之区别就在于,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享有充分的经营管理权或者说是经营控制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公司制下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其管理权限也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华盈公司既然选择公司作为企业运营的模式,它就应当遵守公司法对股东权限之规定,在有限的自治范围内活动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股东兼任公司管理身份时一定要清楚自己每一行为的性质,将股东身份与管理人身份区分开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处理公司事务,这样才能做到洞若观火、泾渭分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争议。
(四)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
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解除《承包协议书》,这一决议侵害了小股东的预期利益,涉及到对小股东王国富的利益保护问题。
封闭公司中股东人员确定、人数少,彼此之间具有很强的信赖关系,股东的退出机制少,这种人合性决定了股东之间应当负有较强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并且股东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出自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小股东的善意。
然而,事实上,经营权与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多数表决权制度易被大股东所滥用,小股东极易受到大股东排挤或压榨[10]。股东与经营者身份的重合导致公司缺乏监督机制,控股股东的权力难以加以限制与监督,小股东在签订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将受到损害。比如说,由于薪酬比股利的征税标准低,股东们往往倾向于以薪酬代替股利,多发薪酬,少分股利。若有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或者小股东被大股东排挤出管理层,这些股东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折损。同时,当小股东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们不能像公众公司的股东那样自由转让自己的股份,缺乏顺畅的退出机制,其股份甚至不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被公司收回,小股东们身不由己,有时只能任人宰割。
对于小股东的救济途径,我国公司法第182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这一法条必须在公司出现僵局、“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利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时候才能适用,显然不能在公司经营未发生困难但是控股股东通过一些看似合法的形式压榨、排挤小股东的时候起到保护小股东的作用。《司法解释( 二) 》第一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而将“公司僵局”之外、更普遍存在的股东受压迫的情形完全排除在公司司法解散诉由之外。法院总是希望当事人采取协商或其他诉讼手段解决此类股东纠纷[11]。
公司法第74条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权收购请求权,但是适用情形仅限于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这些情形都无法涵盖普通的压榨行为,而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红的情形条件要求过于严苛,大股东可以在连年盈利的情况下五年中只稍微分一点红而轻松规避掉这一条款,因此第74条也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小股东[12]。
除此之外,公司法第151条和第152条分别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在控股股东同时又兼任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时,这两个法条为小股东提供了救济途径。然而,小股东居于劣势地位,其证明能力和资金实力相较大股东而言都十分有限,且胜诉成果由公司享受而非小股东享有,这些因素都将极大打击小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通过考察我国的公司法能够发现,我国公司法缺乏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判案时一方面应当依照“商业判断规则”,尊重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议;另一方面,基于封闭公司的人合性,法院在判案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小股东的合理预期,这样才能处理好缺乏退出机制的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维护股东之间的良好信赖关系,实现公平正义。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解除了合同,表面上有损小股东预期利益,但是综合考虑到《承包协议书》中的分红条款本身的合法性,在实体上并未侵害小股东利益,维护了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简言之,在涉及小股东利益的案件中,法院在做出判决时应秉持公正的原则,从事实出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经济实力以及小股东的合理预期,积极调解,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做到有理有据、案随事了、怨随案清。
注释:
(1)《公司法》与《合同法》中没有任何规定指出:合同双方若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形成合意,合同应当解除。《公司法》作为商事主体法,合同解除的条件应考虑商主体的特性。商主体经常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具有遇见商业风险的能力,因此被告不能因为遭遇商业风险、公司信赖关系遭到破坏而任意提出解除合同,公司“人合性”不能作为解除公司合同的理由。若“人合性”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那么将导致公司合同的极度不稳定性,对商事实践和司法适用都将造成不好的影响。
(2)(2013)淮中商初字第0104号,(2013)苏商终字第0200号,(2014)民申字第1434号。
(3) 《公司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第46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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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search on the Agreement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Concluded Between Shareholders:
The Analysis of “Wang Kuofu vs. Hua Jianliang,Chen Jianwei,Zhang Jiandong”
DENG Kere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ackground of a true case,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several legal issues about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concluded between companys shareholders : 1.the legal status of each shareholder under the agreements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2.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ing fee and the rightful method to spend the contracting fee;3.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to the the managerial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4.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rest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 in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Key words: the agreement on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the company of limited lia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fit;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s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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