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通用3篇）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篇1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杨尚昆语）瞿秋白烈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刊出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以表纪念之忱——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年)在福建上杭被俘。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七十多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某些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多余的话》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4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瞿秋白就义后九天，6月27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

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而言中。

《多余的话》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风格，与瞿秋白入狱前和狱中所写诗词散文书信笔供相比较，都契合相通，具有承接关系。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辨证明，《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宋希濂不止一次说，瞿秋白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别人谁也写不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宋希濂此语真实。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以及中统特工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没有人能达到“篡改”瞿秋白文字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真率的深意，以及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清正本色。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最早来自中统《社会新闻》编者按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宣传中共思想，与国民党为敌。国民党中也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都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求生”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其根据是《多余的话》中一个“假定”：“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瞿秋白“拒绝用脑”的说法，情绪固然不无消极，但并非纯粹消极的行动。《多余的话》写作就是“用脑”，就是“出自心裁”的，哪里是“拒绝用脑”呢？在确认敌人要杀害他的时间之前，他虽然自度必死，并已作出面临“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的判断，随时准备就义。但作为一个习惯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也会想到国民党不会立即杀害他，而继续监禁“若干时候”。如果这样，他将做什么呢？在《多余的话》写完6天后，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心愿”：“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多余的话》里所说“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也主要是表示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

这一“假定”和“心愿”，不应予以责备。瞿秋白自五四运动前后即热爱俄国文学，并有译作问世。此后虽投身政治活动，仍不忘翻译俄国文学。1929年，莫斯科大学发生派别纠纷，身为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萌生退意，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撤销他的职务，专门做翻译工作。1931年四中全会瞿秋白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米夫找瞿谈话，要他从事“非独立的”“政治性工作”。瞿秋白当即拒绝，表示他“更乐意从事翻译”。在信仰、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是向敌人乞活，只要不投降，考虑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反之，“趁早结束生命”的想法，却是更带消极成分。

总之，《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它的写作动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的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但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从《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看到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和风度，革命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统一发展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厌世”、“避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为“救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个替罪羊。他先是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竟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中央政治局。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驱赶到中央苏区担任一个闲职。而当中央红军大撤退时，他竟被“左”倾分子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卒被国民党军俘获。在斯大林和“左”倾分子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被变成“左”倾分子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专政和暴力则被用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刘少奇同志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所揭露的“党内斗争的黑幕”(刘少奇语)，我们就不难明白瞿秋白对“生命没有寄托”、“中年以后的衰退”、“十足的市侩”等哀叹的深意。摆脱了党内斗争对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性格扭曲，他又回到那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多余的话》不免低沉情绪的旋流，却比作者在他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巅峰期的思想更深刻，真正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

《多余的话》来自一个书生革命者的自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瞿秋白的最后遭遇及其遗文，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最后对于如何确切弄请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共产党人显然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所置身的情境，使他面对邪恶时不能明白宣布他的抗争，而只能以一种深意的曲笔，将他对自己曾有过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扭曲的思索和抗议隐晦地留给了后人。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历史已经对瞿秋白作出了结论，但对《多余的话》的不解和争议也许还会延续。对于成全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来说，《多余的话》不免“多余”；然而对于心灵探究，它永远言而未尽，绝非多余。当人们以真诚的同情和理解面对它时，就会感到悲慨万端的沉重，而每一细读总会体味其新的意蕴。

《多余的话》或许在一般人心中不能为烈士的形象增添光环，却成就了一位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也启迪和引导后人面对那令他至死心忧的一切，继续他那过于沉重的思考。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刘福勤《心忧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吴小龙《悲剧·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随笔》2002年第4期；《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我看瞿秋白》，《东方》1996年第4期；吴江《中国知识分子特点和境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篇2

关键词：瞿秋白,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还原

在人类悠长的历史长河中, 无论是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草芥平民, 都脱离不开所发迹、成长的时代。这也使得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的人往往身不由己, 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总是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挟裹向前。身份地位, 情感才学如瞿秋白者亦不例外。

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 缓步赴刑场, 于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的盘龙冈盘膝而坐, 微笑饮弹, 从容就义”[1], 享年36岁。生前于狱中留下了被一些人称为“叛徒的自白书”的遗作《多余的话》。

瞿秋白为什么会写《多余的话》?一个身陷囹圄, 明知不日即将奔赴刑场的人不是向敌人摇尾乞怜, 变节求生, 而是写下了让后人费解甚至误解的“多余的话”, 称自己“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2]”, 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3]”“抓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4]”而成为“某某党的领袖”[5];称自己的一生经历为“一幕滑稽剧”[6]。

“时势造英雄”, 个人之于所处的时代, 如同沧海之一粟。所以, “历史的误会”常有发生。《多余的话》在回顾瞿秋白短暂的一生时列举了一系列“偶然”:考进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 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一开始, 因为读过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 加入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 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去了莫斯科, “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 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时, 又因为“在当时的莫斯科, 除我之外, 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 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 “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不久,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莫斯科, 归国时, 劝瞿秋白回国, 于是“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中共四大的时候,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陈独秀退出中央, 因为“没有别人主持, 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这一系列人生事件看似“偶然”, 实际上背后都有历史之手的的安排。当个人际遇反复在一条道路上发生“偶然”, 就隐含着必然性了。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的确有着不凡的造诣。就翻译方面, 鲁迅对瞿秋白曾有评价:“信而且达并世无双”[7]。如果瞿秋白坚持潜心研究文艺, 或许会成为第二个“鲁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文艺的难以割舍。“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 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8]”。瞿秋白最终“弃文从政”, 与其说是“历史的误会”, 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瞿秋白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相熬煎的历史时期。幼时, 瞿秋白还过了几年的“少爷生活”, 受到了良好的艺术教养。然而, 随着家道中落, 母亲自杀离世, 社会的漩涡却让瞿秋白很快与自己的最初理想背道而驰。

“旧的家族生产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 因经济基础的动摇, 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9]

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思想界的门窗, 长期在“昏睡”的“黑甜乡”里摸黑碰壁的中国人看到了光明的道路, 如同海绵般迫不及待的吸收着各种知识和思想的养分, 如同磁铁一样被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深深吸引。思想早熟而又进步如瞿秋白者又怎能例外?“菩萨行的人生观, 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 我于是卷入漩涡。”[10]本是为了“生计”谋, 寻求人生之答案, 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这看似偶然的遭遇实际暗合了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潮流。

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决定了最初由知识分子担当革命领袖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 最先觉醒、最先接受并最先“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最富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 最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观察、思考和处理所谓“中国的出路”问题的也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身上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 决定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由他们所扮演的革命领袖的角色, 始终都不成功。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道: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 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的往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 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11]

早在1927年, 瞿秋白就曾说“中国的知识阶级, 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 一般文化知识又非常之低, 老实说, 这是无智识的智识阶级, 科学历史的知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 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 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 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 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12]

今天我们谈论瞿秋白, 很多人会把他作为盲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这种评价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臧否历史人物, 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脱离当时的时代, 站在当下得出结论。需看到, 瞿秋白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年轻而不成熟, 缺乏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淬炼, 缺乏对国情的正确认识, 加上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对苏俄老子党的顺从, 集体犯了“急性病”, 是“整个路线错误”, 而瞿秋白只不过是年轻的共产党的年轻的领袖而已。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忠告’, 而是干脆下命令, 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13]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 篇3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