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精选5篇）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篇1

【篇一】

抢在死神到来之前，瞿秋白完成了他的那篇《多余的话》。正如他自己所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是啊，借助于自己手中的笔，秋白将自己深刻而又平静地剖析了一遍，势要在光明定论的背后，找到一点暗淡或阴暗的蛛丝马迹。他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自己也说过旧文人今后将不会再有了。于是，他以笔为刀，硬是将自己做为解剖的典型，将自己在新旧斗争中煎熬改造的过程，将自己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煎熬抉择的过程，如实的记录了下来。他不但剖析了自己的灵魂，还在《多余的话》嘱托，死后请解刨他的身体，因为他是一个常年患肺病的人。在他盘腿而坐，从容赴死的那一刻，已是高山仰止，当我们再看他解剖自己之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

人们常说，作为党的领袖，应该是又红又专，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坚持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是啊，秋白是一个如白纸般的坦荡君子，本是柔弱书生，却凭着一腔热血与无限忠诚，肩挑起国家与民族的千斤重担。这也许就是秋白初心的颜色吧，洁白的底色衬托着耀眼的殷红。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蘑菇云升空的烟白，是监狱墙壁上留下的埋葬反动派的誓言，从罗布泊到渣滓洞，数不清的无名英雄，默默牺牲，燃烧自己，当照亮国家和民族的前行之路时，却化作一阵烟白，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深藏功与名。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毛乌素沙漠里的阵阵碧涛，是三北防护林漫山的浓绿，从黄土高坡到三江源，多少黝黑铁汉，硬是凭着一锹一镐，智伏了肆虐的沙魔，一滴一滴的汗水，浇灌了这披绿的万里江山。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现在的绿水青山，更是为子孙后代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钢铁长城。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黄橙橙的“南瓜汤与红薯饭”，是炎黄子孙共有的肤黄，从井冈山到华夏大地，数不清的中华儿女，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持续奋斗，方才铸就了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就像这乘风破浪前行的中国大航船一样，青春的奋斗呐喊永不停息。

初心是什么颜色？是红黄白绿，是数不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绘就的一幅姹紫千红的民族复兴的美丽画卷。

【篇二】

前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曾经工作过、生活过以及关押和就以的地方，同时翻阅了他的绝笔之作--《多余的话》，可谓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在“灭绝的前夜”，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最后退路的瞿秋白，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有很多话要向世人交付。在汀洲监狱里，他沉思，梳理着自己短暂的人生历程，诉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留恋…写下了《多余的话》。

可是从他的整篇文章里，却读不出任何的怨恨，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悔恨，更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的话语。把想说出来的都说出来，毫不在意后人如何看。包括自己曾经的信仰，也归罪于自己人格懦弱和“无政府主义”残留下的惶惑。瞿秋白对自己无情的自我剖析，把他真实的心路历程展示在世人面前，可谓世上敢于直面自我的磊落勇者。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冷静、坦荡的遗作，是何等的超俗脱尘！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灵魂深处的剖析。全篇都是在自我批评，而且能把自己袒露在世人眼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能不求原谅要求公正的判决，若是常人，只会选择不辱自己最后的名声。《多余的话》向人们展示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多重色彩的介于文人和革命领袖之间，在乡绅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间挣扎，在求索生命的意义旅途中孤独徘徊的瞿秋白，最后还要为自己的有限生命的结束负责。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对自己的灵魂作剖析，曾说过“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的话，这的确容易让人误解……在我们看来，《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是一种对自己灵魂的洗涤。如果不写那些话，他的烈士头像光芒万丈，作为中国红色革命两度最高领导人，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写了宁可被视为“叛徒”而“归罪”，不愿被人视为“英雄”而钦佩。对我们而言，他没有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贪生怕死出卖战友，而是做了深刻的“罪己”解剖。他曾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气概。瞿秋白临刑前曾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说了“人之公余，为小快乐；

夜间安眠，为大快乐；

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临刑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枪决地还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年仅36岁。然而，是那场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又颠倒了黑白，甚至连他的夫人也受到打击。后来，中央纪委还专此成立调查组，对瞿秋白被捕就义进行复查，后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此时他的崇敬，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头衔，而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面对生死抉择，能如此坦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梦想。瞿秋白至死都怀着一个文学梦。因为“顾全大局”而一直拖延下来，“着实违反了”他的“兴趣和性情”。瞿秋白有自己的文学梦，但他还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他的梦“拖了下来”，直到被押赴刑场。这是一种怎样高尚的品质呀！让瞿秋白无奈的，还有体力上的感觉：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混沌的几天以外，他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当瞿秋白整理好行装，准备跟随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时，却被命令留守江西。他又一次选择了服从，去迎接死亡……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崇高理想的追求。全文描绘了瞿秋白的大半生，或许风卷云涌，实则不是他所希望的人生，即使如此，亦无悔恨。若一个人能背负自己不想做却非得做的事走那么多年，那这个人是多么的伟大！当下的我们总在追寻自己的梦想，而所谓的梦想，有多少和现实冲突，而当现实来的太重时，又该对它抱有怎样的态度。生长在如此的家庭，绅士观念深入于心，而社会却在变动，要改变骨子里的东西，谈何容易，而他一个文人，即使跟不上变化亦总在变化。即使文间字里翟秋白都在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但是他在别人没有开始尝试的时候去尝试了，在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时候去做了，即使错了，第一个人也总是伟大。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情操。撇开那些斗争，那些革命，瞿秋白很无私，他在《多余的话》最后一些字句中说到，“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至死都没有动摇。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的学生，两人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就在行刑前，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坚决拒绝，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多余的话》真的是多余的话吗？可以说，它最大的价值在于人性的回归。于昨于今，一点都不多余。而今天我们因为此书，对瞿秋白更平添敬意，这种敬意比起他的“革命事迹”来，更具有历史生命力。看到当下腐败分子写下的《忏悔的泪》与《多余的话》相比，是何等的天壤之别；

一些领导干部的自我剖析材料也是何等的肤浅和空洞。

如今那个儒雅的身影，那个带着肺疾、为追逐光明勉力劳作、怀着痴心的文学之梦、放心不下自己心爱的人的鲜活的生命体已离我们远去，但这个内心世界晶莹通透的高尚的灵魂，至今还绱徉在这片先贤们的鲜血滋润的古老土地上，启迪今人作沉重的思索。

【篇三】

有两种喜爱，一种是由于对一个人产生了兴趣，然后找他的作品来读，后续甚至会爱上他的作品;另一种是不做任何准备就爱上一个人的作品，逐渐对这个人产生兴趣，然后故意去了解这个人，以后可能会很喜欢作者。

这两种喜欢的结果大致相同,第一可能是作者的人格与社会影响较大,第二种可能是作品相对于作者本人更具吸引力，对于我来说，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属于前者。

瞿秋白，一个形象好气质佳的政治家，文笔出众，在中共党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透过这些标签和一些史实，我渐渐对瞿秋白感兴趣起来，于是，找来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读了起来。

这本书以“多余的话”命名,并把多余的话系列作为开篇系列,不得不说,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看到“多余的话”出现在书的最后,因为这一系列尽是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的怀疑和否定，当我们有了这种先见时再去读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很难产生纯粹的信服感。

鲁迅和瞿秋白是好朋友。如果瞿秋白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那么他的影响可能不会低于鲁迅。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这是人生道路选择的问题。

仔细追索的话,可能会想,瞿秋白在路上有点“逼上梁山”的感觉,他是被推着走,而不是发自内心的革命热血使然。

如果不是他资金短缺他就不会学俄文,如果不是俄文能手短缺,他不会被送到苏联,如果不是政治急于用他，也许是从未接触或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作为为数不多的研读者和宣传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适合这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政治生涯中那份隐性的疲惫，多余的话中也已说明。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也只是隐忍，勉强接受这一切，他没有说不，这就是性格中的软弱了，性格决定命运。

瞿秋白和王剑虹、杨之华的爱情很为人乐道，至于最初他是否和丁玲两情相悦、他为何在王剑虹去世没多久就和杨之华成婚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我们只能心里有一个自己的解释。

【篇四】

刚刚看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感悟如下：

1、做学问的人，还是不要参与到政治中来为好。什么层次的天分，就适合做什么层次的事情，不匹配，就可能产生遗憾或悲剧。既然做学问的天赋高，其政治天分很可能就不高，最起码可能是大大低于其做学问的天分。而一旦陷入政治，再想回头做自己喜欢的学问，可能就难了。钱伟长、黄万里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们做学问的天分，天下聊聊无几，他们的政治天分也许很高，但他们却自认为其政治天分与自己做学问的天分同样高，从而陷入政治而不拔，误了学问。但不参与政治并不等同于不爱国，钱学森即是如此。

2、当社会处于大动荡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不论你是什么人，适合不适合搞政治，都将被卷入到政治中去。瞿秋白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政治大潮之中，其他人也不例外。

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匹夫”，在某些时候，可以指每一个人；

但有时，在某些范畴内，却并非如此。这“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4、瞿秋白对政治早已厌倦，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早已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也自认为并不真懂，但他相信共产主义，也绝不愿意对此背叛；

这就是他的人品。任何时候，任何时代，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理念与信仰，是参加共产党还是参加国民党，都无可非议，关键是你的人品如何。77级里的某些地痞无赖，让我很是厌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念，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品。

5、当时的共产党内，象瞿秋白那样对政治厌倦，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失去信心的，应该很多很多，林彪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应该不是当时少数人的心态；

由此更可见识到毛泽东之艰难毛泽东之伟大。是毛泽东，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给了他们奋斗的方向，带领他们走出迷茫走出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毛泽东的出现，是天佑中华之所为！

6、瞿秋白对政治早已厌倦，回头做学问亦不可能。于是，生命对于他已毫无意义；

他对死亡已毫无畏惧，甚至可能是充满向往。但对死亡充满向往并非不留恋人生；

临别人生，还孜孜不倦地向还要继续在人世的人们推荐应该看的书；

而那最后的一句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更让人回味无穷。“活着真好”！

毕业30周年时，曾经希望自己能活得很长很长，因为，当时自己感觉，能参加毕业100周年活动，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当我感觉77级里居然可能也有汉奸时，很是伤心，不是为自己，是为77级伤心；

并由此对参加毕业100周年活动是否还有意义产生了怀疑。曾经有同学说“老而不死为贼”，虽然我仍然感叹“活着真好”！但此时的心态可能与瞿秋白那最后的心态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吧。

7、蒋介石为什么要杀瞿秋白？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毛泽东，应该会留其一命。

【篇五】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读高中时学鲁迅的杂文，很为鲁迅“匕首与投枪”的杂文所折服。那时同学议论，鲁迅的一些文章其实是瞿秋白写的，因为瞿秋白那时是党的领导人，以公开的名义不能在国民党稽查的刊物上发表，就以在党外的鲁迅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是否真实不说，但因了这杂文，对瞿秋白确是崇拜和敬仰的。但“文-革”中说瞿秋白是“叛徒”，他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就是他向国民党的自首书。那以后，瞿秋白成为我心中的一块阴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吹散了笼罩在瞿秋白身上的乌云，还其洁白之身，我心中这块阴影得以消除。

其实，对瞿秋白，中央早就有过肯定的评价。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是那场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黑白。“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审核“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中纪委第八组”，负责对瞿秋白被捕就义的复查工作。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在1978年到1998年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资料达1200多篇；

同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专集、选编、单篇计30种；

瞿秋白研究专著、编著、译著、合著、论文集、回忆资料和普及读物计60种。瞿秋白烈士拒绝敌人劝降、坚持革命操守的高贵品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毕生功绩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以前没有读过《多余的话》。但有时也想，这《多余的话》“文-革”中怎么就成为判处瞿秋白政治死刑的判决书呢？她真有“自首”之嫌吗？最近我有时间和机会读了几遍。读过之后，感动不已，以致心情多日不能平静。特作文以记之。

【篇六】

很久之前，就读过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近日重读此篇，不禁唏嘘不已。许多人都认为，此文格调低沉婉转，瞿在文中所表达的是一种懊悔之情，懊悔自己当年参加了中共的政治活动，懊悔革命中断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初读此文时我也持此种观点。但是，如果仔细揣摩作者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深意，不难看出瞿秋白在就义前所表现的另外一面——对革命理念的坚持和对自我的严格剖析。这是本文所要分析的主要内容。

瞿秋白，他还有另一个名字——瞿霜，古语有云：“女悲春，士悲秋”，他的名字似乎预示了他那悲剧的命运，也让后人从他的名字里凭空感知了些许悲凉。从一个典型的江南书生成长为共产党的领袖，瞿秋白的一生也许称不上波澜壮阔，但却极富“戏剧性”，其中争议最大的可能要算是他的遗作——《多余的话》了。对瞿秋白的历史问题，中共中央曾经进行了十年的调查，并于1964年10月作出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因为毛泽东的干预，瞿秋白与李秀成一样都被列为“晚节不终”的“叛徒”，直到1979年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公开发表，官方对瞿秋白的评价才峰回路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多余的话》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自我剖析的标本，作者把自己理想主义的心路历程毫无保留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真诚与坦率跃然纸上。文章开始，作者称自己最初卷入革命洪流，而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有人说，瞿秋白在文中表现的基调是颓废消极的，是一种对参加中共革命的懊悔，但是只要仔细分析文本就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觉得懊悔，而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严格的自我剖析。首先，他想要让自己文字能够保留下来，肯定要注意策略，即不能太强调自己所坚持的革命理念，否则国民党当局很可能会销毁他的手稿，但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自己的弱点，这样就显出了些许“颓废”，但却容易使国民党当局接受。但是，即使在那些“颓废”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他革命理念的坚持，他明确的写道：“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他对党和对生活是相当留恋的。他在文中深情的呼唤着：“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文章的结尾更是意味深长：“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但是，文中更多的是一个革命者对自己的严格剖析。他在文中鲜明的指出：“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他对“文人”的批判占了很长的一节，而且贯穿全篇，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人积习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的，而不是一种留恋，更不是一种“向往”，他对自己的文人气质感到非常不满，这在文中是很明显的事实。

瞿秋白因为自身的性格和身体的孱弱等原因，确实在文中流露出一种消沉的气息，但总体上看，他对这种消沉是不满意的，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教训：“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瞿秋白的消沉只是表明他最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革命者，而不是认为中国革命本身是错的，更不会为自己投身革命的选择而懊悔，他举了很多例子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解剖，比如，他在文中说道：“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消沉的根源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本身的不理解和无助。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依靠力量是底层民众，但出身书香世家的瞿秋白虽然能够从书本上读懂一些马列主义的原理，但在面对工农和实际斗争时却显得手足无措。

另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的被捕之后的表现。在被叛徒出卖到就义的将近3个月的时间内，瞿秋白没有出卖过同志，使敌人一无所获。他在长篇笔供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揭露了蒋军的烧杀“围剿”。他身系囹圄，但坚持革命信念，还向看守他的一些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在最后走向刑场的路上，他以微弱的声音唱《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仍然是一个标准的革命者。

瞿秋白的一生是苦闷的，但他的苦闷是一个不合格的革命者的苦闷，他在长汀狱中写就的《卜算子》一词算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篇2

关键词：瞿秋白,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还原

在人类悠长的历史长河中, 无论是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草芥平民, 都脱离不开所发迹、成长的时代。这也使得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的人往往身不由己, 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总是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挟裹向前。身份地位, 情感才学如瞿秋白者亦不例外。

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 缓步赴刑场, 于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的盘龙冈盘膝而坐, 微笑饮弹, 从容就义”[1], 享年36岁。生前于狱中留下了被一些人称为“叛徒的自白书”的遗作《多余的话》。

瞿秋白为什么会写《多余的话》?一个身陷囹圄, 明知不日即将奔赴刑场的人不是向敌人摇尾乞怜, 变节求生, 而是写下了让后人费解甚至误解的“多余的话”, 称自己“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2]”, 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3]”“抓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4]”而成为“某某党的领袖”[5];称自己的一生经历为“一幕滑稽剧”[6]。

“时势造英雄”, 个人之于所处的时代, 如同沧海之一粟。所以, “历史的误会”常有发生。《多余的话》在回顾瞿秋白短暂的一生时列举了一系列“偶然”:考进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 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一开始, 因为读过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 加入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 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去了莫斯科, “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 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时, 又因为“在当时的莫斯科, 除我之外, 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 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 “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不久,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莫斯科, 归国时, 劝瞿秋白回国, 于是“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中共四大的时候,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陈独秀退出中央, 因为“没有别人主持, 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这一系列人生事件看似“偶然”, 实际上背后都有历史之手的的安排。当个人际遇反复在一条道路上发生“偶然”, 就隐含着必然性了。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的确有着不凡的造诣。就翻译方面, 鲁迅对瞿秋白曾有评价:“信而且达并世无双”[7]。如果瞿秋白坚持潜心研究文艺, 或许会成为第二个“鲁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文艺的难以割舍。“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 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8]”。瞿秋白最终“弃文从政”, 与其说是“历史的误会”, 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瞿秋白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相熬煎的历史时期。幼时, 瞿秋白还过了几年的“少爷生活”, 受到了良好的艺术教养。然而, 随着家道中落, 母亲自杀离世, 社会的漩涡却让瞿秋白很快与自己的最初理想背道而驰。

“旧的家族生产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 因经济基础的动摇, 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9]

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思想界的门窗, 长期在“昏睡”的“黑甜乡”里摸黑碰壁的中国人看到了光明的道路, 如同海绵般迫不及待的吸收着各种知识和思想的养分, 如同磁铁一样被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深深吸引。思想早熟而又进步如瞿秋白者又怎能例外?“菩萨行的人生观, 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 我于是卷入漩涡。”[10]本是为了“生计”谋, 寻求人生之答案, 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这看似偶然的遭遇实际暗合了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潮流。

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决定了最初由知识分子担当革命领袖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 最先觉醒、最先接受并最先“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最富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 最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观察、思考和处理所谓“中国的出路”问题的也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身上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 决定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由他们所扮演的革命领袖的角色, 始终都不成功。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道: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 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的往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 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11]

早在1927年, 瞿秋白就曾说“中国的知识阶级, 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 一般文化知识又非常之低, 老实说, 这是无智识的智识阶级, 科学历史的知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 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 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 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 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12]

今天我们谈论瞿秋白, 很多人会把他作为盲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这种评价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臧否历史人物, 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脱离当时的时代, 站在当下得出结论。需看到, 瞿秋白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年轻而不成熟, 缺乏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淬炼, 缺乏对国情的正确认识, 加上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对苏俄老子党的顺从, 集体犯了“急性病”, 是“整个路线错误”, 而瞿秋白只不过是年轻的共产党的年轻的领袖而已。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忠告’, 而是干脆下命令, 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13]

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多余 篇3

近年来，不时听到学界有人以瞿秋白《多余的话》“说事”的声音，论者说《多余的话》相较瞿秋白其他作品，“好像是一个‘黑洞’”，《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又有扼腕叹息者曰：瞿秋白“何必写《多余的话》？”

在纪念瞿秋白的清白一生时，笔者深感有为这位先人正名的必要。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部珍贵的宝典。

瞿秋白如果“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且言辞间充满了理性的光辉”。我想，正是这种理性的光辉，为他的生命画上了耀眼的句号，唱出了前无古人的绝世悲歌。

【他临死前“改换”了共产主义信念？】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似乎心灰意冷，丢弃信念，不再想未来了。可是，他的心灵深处果真如此吗？他曾说：“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特别声明，一旦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就不能改变：“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有谁能够证明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改换”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呢？当时，在共产党人中，保留而不“改换”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很不简单了。要知道，那是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发动五次残酷围剿之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白区组织惨遭破坏，所剩者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白色恐怖笼罩天空。况且，瞿秋白还在证明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这岂不是在告诉国人，要理性地对待这种信念，相信它，实现它——这是多好的启示啊。

也正是内心的这种亮点在闪闪发光，才有了狱中写成并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确信：“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难怪，有的读者说“我的心弦反复揣摩附录在书末的《多余的话》，感触之余，总想痛哭几声”。

【他曾经怀疑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个过程。然而，如果把他写的这个真实过程解读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那就不能不说这种“解读”太缺少对事实的尊重了。

不错，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确实谈到他对现实问题观察与研究太少，使他“雾里看花”。但“多余的话”中没有一句怪罪马克思主义指导不灵的话：“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这本来是在说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天生弱点，不熟悉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解决现实社会中提出的问题有困难。但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了——哪里谈得上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危机 ”？别忘了，正是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郑重地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纪念大会，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历史的评价、公正的评价。

【他“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一个党，如果只有理想、信念和主义，而没有“领军人物”，是没有办法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

然而，究竟谁成为这种人物，不是由你、我、他个人说了算的，要由历史来说话。我们颇为熟悉的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这里的时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合力造成的大趋势。但历史推出杰出人物是很复杂的，有时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而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力，在哲学上称为“历史的合力”，任何人难以违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没有看清或不愿意承认这种“时势”或客观大趋势的力量，而总感到接受任务或被安排领导职务时，勉强、被动、不情愿、无奈、与自己的文学爱好有反差，并且还似乎在检查自己对党“不忠”。他说：“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还说：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里，瞿秋白将历史的选择错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了。

一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谈论瞿秋白：“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流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动人格，所酿造成的种种悲剧…… 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这种描绘使笔者十分诧异。听听在那个年代了解瞿秋白的战友们的回忆吧。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杨尚昆指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瞿秋白不是“性格软弱”，也不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相反，他是一位临危受命、挽救时局、推动时代前进、意志与性格十分坚强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应该永载史册。

【党内斗争的警示】

为着党内生活的健康，瞿秋白对当时党内的过火斗争、不讲团结以及自己蒙冤受屈致使情绪消沉等，委婉地表述了看法——这正是《多余的话》为了党的健康发展留下的警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珍奇的“无价之宝”。

当人们反复思索《多余的话》时，在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能够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党员受尽委屈、打击、折磨甚至被断送生命等许多人不愿正视的残酷事实。

就瞿秋白本人的经历来说，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曾被推上党内斗争的风口浪尖，1929年就开始挨整了。《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确立了王明集团对全党的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王明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一步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王明还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和残酷打击，让瞿秋白十分厌倦。

王明等人硬加予瞿秋白的所谓“调和路线错误”，一直到延安整风后才得以正式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7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说明，在瞿秋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调和路线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批评王明等人：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也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瞿秋白说自己是“‘调和派’的领袖”。然而，“调和派”三个字，他是加了引号的。

历数我们的党内斗争，其“软肋”不正是一旦斗起来，就不讲团结、仁慈、缺少“‘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吗？从不考虑对方“也有几分理由”之处，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

【同样的坦率：鲁迅引为“一知己”】

《多余的话》留给党的警示不仅如此，它还表明，要使党内生活健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对旧意识、旧观念、错误思想、不良行为绝不能放弃自我批评的武器。

瞿秋白诚挚地推崇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毫不留情，成了后人仿效的心底雪亮的楷模。毛泽东曾说，他喜欢鲁迅的坦率，喜欢他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难怪瞿秋白被鲁迅认作“一知己”，他们都有同样的坦率。瞿秋白也曾深刻地究其家庭根源，谈到对自己的影响：“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认为，党员应该正确掌握批评的武器，不能见着错误缄口不语，“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直到临终，瞿秋白仍谆谆告诫我们，要自觉磨砺自己：“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先哲的这种可贵“教训”，难道不正是鼓励后人历练自己的意识、情感、心路、脚步，稳健地走向革命与未来的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吗？

有一句老话，叫“水有源，树有根”。对于一种言论，一个念头，一篇文章——如《多余的话》——离开它的背景去探索，是没有办法条分缕析得清楚的。笔者愿意同对《多余的话》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讨。

《多余的话》读书感悟作文 篇4

《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也介绍了瞿秋白入党前后发生的事情，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事情使这个对文学很在行的人搞上了政治工作，走向了革命道路。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国民党汀州监狱中写成的，在狱中他坚守革命气节，使敌人的阴谋彻底失败。他对这篇文章的感觉是多余的，但后人的看法却不一样。因为《多余的话》告诉了人们革命的艰辛、困苦。瞿秋白从他对他丝毫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学起，刚开始，只懂一些皮毛，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懂得了更深的层次。瞿秋白还得了肺结核等病，却仍然从事政治工作，可到后来竟被误解成了叛徒!人们也为他打抱不平。

可是，瞿秋白却从未因为任何的影响，而动摇他的信仰。而就是这么一个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伟人，却于1935年6月18日慷慨就义了。这本书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当时革命前辈的艰难革命，更告诉我们面对敌人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伟人瞿秋白的精神永远屹立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好好学习，增长才干，长大了为祖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伟人瞿秋白》读后感 篇5

国庆节期间，我看了一本学校发给我们少先队员必读的书籍，这本书可不是小儿看的连环画，而是作家出版社出版，季世昌主编，富有教育意义的红色书籍--《伟人瞿秋白》，《伟人瞿秋白》读后感。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江苏常州，1935年6月18日英勇就义。少年瞿秋白天资聪明，爱学习，善思考，同时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瞿秋白的父亲平时爱好绘画，母亲知书达礼，良好的家庭教育对瞿秋白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为瞿秋白烈士忠于党、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而感到自豪，读后感《《伟人瞿秋白》读后感》。例如，瞿秋白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劝降，他都坚守革命气节，义正词严地说“人爱他的历史，甚于鸟爱他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头可断，志不可敌。”、“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我想为瞿秋白的英雄气概而喝彩。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才干，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觉悟，长大了为共产党为祖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向瞿秋白烈士学习，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振兴中华，建设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