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强县

扩权强县（精选7篇）

扩权强县 篇1

公馆镇开展扩权强县工作接收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质监局关于开展扩权强县工作要求，为开展好我镇扩权强县工作，确保全部扩权工作依法、有序、平稳接收，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重要意义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县域经济活力，促进我镇城镇化跨越式发展，提高基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

按照“依法合规、责权统一、规范管理”的原则，接收县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下发到我镇的行政许可审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三、接收的事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意见》（桂政发„2010‟72号）、《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2年北海市扩权强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北政办„2012‟58号）和《合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2年合浦县扩权强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政发„2012‟64号）精神，接收的项目涉及非行政许可项目共4项。下放乡级管理的非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农村五保供养待遇、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审批、城乡医疗救助待遇审批、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核发共4项。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镇实施扩权强县工作的领导，有力推进扩权强县各项工作的实施，成立公馆镇扩权强县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陈如喜镇党委书记

庞传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郑如皎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成员：黄胜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彭克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李凌云镇党委委员

廖集斌镇党委委员

吴洵德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周国钰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廖均康人大副主席

陈祖媛副镇长

李建谟党政办主任

廖烈秀镇民政助理

王运德镇财政所所长

徐雷镇计生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党政办，负责牵头组织扩权强县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李建谟同志兼任。

五、职责分工

相关部门要明确具体责任人，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下办理相交接手续，并于2012年6月10日前完成交，具体分工如下：

（一）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核发由镇计生站负责。

（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农村五保供养待遇、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审批、城乡医疗救助待遇审批等由民政办负责。

六、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部门要提高认识，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加强衔接，切实做好扩权强县的各项相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全部扩权事项依法、有序、平稳接收。

（二）各单位、部门及时建立健全公开透明、运作规范、便民高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及时向社会公告接管的事项、工作程序。于2012年6月10日前行使相关事项的管理，开展相关事务的办理，确保各项管理不脱节、不漏项。

（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快建立相关制度。并就实施该项事项的流程图于2012年4月底前予以公布。

（四）各单位、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到职责明确，责任落实，严格依法办事。要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增强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要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接管后的有关情况，反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五）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依据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责任机制，坚持放管结合、权责一致，加强对接收项目的监督管理，并且要定期对相关单位、部门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六）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于2012年6月10日前会同镇各有关部门做好扩权强县事项接收工作，迎接上级进行的考核验收。

扩权强县 篇2

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两化”运动与扩权强县实现的逻辑路径

区域经济发展是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函数, “起主导作用是要素配置及配置方式。要素配置具有特定的时空特征,并与特定配置主体和地域范围相联系”。〔1〕而诸多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可谓支撑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物质载体,任何实体项目运行都要与一定土地与之匹配。西周时期管仲曾言 “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也”,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 “土地是财富之母”世人皆知。可以说,土地要素配置及其配置方式、效率维系着整个经济系统健康运行。

1.现行土地要素配置方式的缺陷

当前,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 化为标志 的“两化运动” 是驱动经 济社会发 展的核心,〔2〕“两化”的运作空间主要在县域, “两化”对土地要素呈刚性需求,其主要对象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现阶段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般是由村委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实施 “土地综合 整理”,然后,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实现其自身的利益。为了保证农村基础组织及各级地方政府不同利益诉求的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始终没有脱离 “低成本造地—高价售地,高地价—高房价—高税收,或者低价售地—招商引资—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式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而很难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 “两化互动”对土地要素配置的要求。

从需求角度看,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很有可能与政府对 “两化”对总体规划衔接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城镇化本身帕累托效率改进,降低 “两化”间有机链接效应;从利益分配角度讲,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虽能够保证农民眼前利益,其交易成本也许较低,但极有可能刺激农民的 “进城”冲动,而非理性的选择 “杀鸡取卵”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阶段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大都是在政府 “占补平衡”政策支持下进行 “用地指标”流转,其间裹挟着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土地财政”冲动和官员任期制同样支持 “杀鸡取卵”式土地流转;尤其是投资者大都采取 “土地抵押—贷款融资—项目开发与建设”,一旦市场变化,流转中的土地发生资本中途退出或者投资失败,不仅损害农民、投资者、地方政府利益,还将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其隐含的矛盾与冲突不可低估。

2.地方政府主导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理性思考

集体建设用地具有的丰富特性以及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特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

从生产资料内涵看,土地既是资源也是资产,作为资源的集体建设用地具有稀有性、空间固定性、品质差异性、价值永久性、利用方式多样性等特性,作为资产的集体建设用地是资本物化形式,具有可占用性、价值增值性等属性,这些特性在经济生活中既相互依赖,也相互排斥,供需矛盾 (市场失灵)是其突出表现,需要公共政策的指导、修正和补充。

从法学上的所有权属性看,集体建设用地的现实所有权归集体,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具有特殊性,在 “两权分离”的背景下, “集体”并不具备完整的处分权:〔3〕一方面,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也受到国家土 地管理制度、产业保护政策、耕地保护政策、用途管制规定等限制;另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国家的现实代表是政府,因而政府实际成了集体建设用地终极所有权的现实代理者,由此决定了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不可或缺。

从政府经济职能来看,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这两大职能所具有的全国性目标,其理所当然的属于中央政府所有;资源配置职能中,由于有相当大比重的自然资源因其固有的区域自然禀赋和配置的效率要求,决定其主要应该由地方政府行使———土地资源配置就属于这类。在要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能否消除制约和干扰土地要素市场机制运行各种因素,能否创造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的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做了些什么,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责任重大。

特里西 (RichardW.Tresch) 的偏好误 识论从信息角度早已证明 “越是基层政权越在掌握辖区社会经济信息、居民偏好的完整性和确定性方面越有优势”〔4〕这样能防止行政层级结构带来信息误导和失真,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 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国自春秋战国起就有了县级政权,尤其是秦代以来,县级政府一直是最完整、最稳定的基层政府,〔5〕这并不是历史惯性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至少可以从地缘政治、管理幅度 (其中包括资源配置能力)、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等方面去分析其存在理性;现阶段的实践也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活跃地区也多集中在受城市服务区辐射强度大或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乡结合部,而这一地区恰是县域治理的关键部位。就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而言,不仅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空间狭窄,还由于 “所有制局限”致使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县级地方政府作为县域这一治理空间相对稳定、紧密连接城乡的行政机构,在主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行使土地资源整合、配置、协调者角色,可视为实现土地要素高效率配置较恰当的路径选择。

3.权力配置与扩权强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两化”实现的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均存在利益诉求。通过县级地方政府主导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助力“两化”,府际间权力配置则显得尤为重要。具体的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涉及权力系统中各个权力主体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和行使权力。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为支撑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影响区域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良好的地方治理结构能够通过有效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和制度安排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与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基于县级政府的特殊地位,其作为县域资源配置主体,通过深掘集体建设土地流转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吸引外来资本和技术进驻,从而完成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转化,最终的结果是,县域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重组,各种要素在产业间、部门间不停流动,并发挥辐射带动效应,焕发区域经济体系中蕴藏的活力,谋求地区资源最优配置和地区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可为 “两化”创造了一系列基本条件,也为府际间纵向权力最优配置提供了一种动力机制,实现县级政府责权平衡,真正成为具有独立经济目标和资源配置能力的、能够主导县域发展的基层政府。

其实,这也是 “扩权强县”改革的本意所在。“扩权强县”改革就是府际之间在职能、权力体系重构和精细划分基础上,充分尊重和扩大县级资源配置权、资源配置能力及其调控主体地位,上级政府赋予县级相当的资源配置权力限度和范围,以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助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总结起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下移经济管理权。主要基于各地特殊性,如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环境区位优劣等,涉及将一些原属于地级市政府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至县级政府,使其具有与地级市几乎同等的权限,以使县级政府具有更多的资源配置自主选择空间以及协调运筹灵活度。二是下放财权。财政能力是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核心要素,财政联邦主义关于不同辖区居民偏好异质性的论述为政府间财政适度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6〕下放财权的本质是要在精细划分财政权责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县级财力丰裕度,以增强县级政府行使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职能。

可见,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为抓手,适度扩大县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进一步扩权强县,并将其现实目标直指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使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实实在在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空间,消解几十年城市化建设所产生的疲态。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实然状态

从宏观视角讲,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涉及的土地资源配置权分为立法权、以先行试点为基础的政策配置权、政策指导权、流转审批管理权、流转定价指导权、违法监督处罚权、流转收益分配权等。

显而易见,中央主导有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立法、修法,这从中央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演进历程,可窥视其脉络变化规律。随着经济社会转型推进,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经历了禁止流转、限制流转、政策松动、似有可能 四个阶段”,〔7〕中央凭借行政权威在法的层面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条件、流转原则、流转方式、权力细分、收益分配等作了指导框架性的概括规定。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非法转让用于非农业建设;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或是乡 (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的,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但必须获得依法批准,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因企业破产、兼并等原因可依法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见,中央以法的形式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流转,但范围狭窄,条件苛刻。

同时,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审批管理权,现行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更没有法定的权力配置模式。由于缺乏全国性统一指导文件,各地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样化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审批管理权力配置模式。许多省份、试点城市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以 《通知》、《工作意见》、《试 (暂)行办法》、《实施方案》等形式出台了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流转主体、流转范围、流转条件、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流转限制、收益分配、违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总结各地实践情况,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审批管理权多集中在省、市一级,但省市间具体权 力划分因地而异,没有定数。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获得试点权的地级市一般拥有较多的实质审批管理权限,试点地所在省级政府辅之以适当的政策指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定价权归属涉及价格确定方式,在实践中,各地流转价格确定方式因地而异,通过各试点地比较分析,大致归纳为流转价=基准价+浮动价模式。基准价确定权和流转终价审核权一般归属地级市政府,由当地市级土地管理部门先确定最低保护价、基准地价、标准地价、宗地评估价等,然后考虑区位因素确定浮动价。“浮动价确定权归属模糊不清,各地差异较大,包括地方国土部门确定、地方政府确定、地方政府与土地所有者协商确定、评议机构确定等方式”。〔8〕

“集体建设用地因国家长期投资建设带来区位优势和比较价值的提升而形成流转收益,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资源配置主体身份参与流转收益分配也必然涉及到府际之间收益权配置问题”。〔10〕从各地实践来看,地方政府以流转收益分配主体身份参与流转收益分配的层级涉及市、县 (区)、乡三级,参与形式各地大不相同,或直接收益分层,或以税收方式调节。府际间流转收益分配比例也因地而异,其中以充分保障农民及乡镇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权益为主,县级政府因其行政层级所限分得收益相对较少,而这一行政层级所处位置恰恰又是农村社会经济矛盾的风口浪尖。因此,县级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显得较为尴尬。

此外,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也牵涉违法监督处罚权,就目前法律和实践情况看,集体建设用地违法流转监督处罚权大多归属县级政府。现行 《土地管理法》规定: “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从法律条文不难看出,集体建设用地非法流转的违法成本较低,加之,集体建设用地分布零散、隐性流转方式多样,县级政府往往基于县域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监督收益成本比较等考虑,理性选择不监督或形式监督。

通过上述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指标的府际权力配置现状分析,不难发现:在权力内容方面,结合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实践情况,中央权力是权威且具体的,省级政府权力是抽象且概括性的,市级政府权力是实质且操作性的,县级权力是授权性且权责不对等的;从权力结构看,府际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结构呈 “剑柄状”分布 (见图2),中央和市级政府权力较大,可看作 “剑首”和 “剑格”,起掌握主导作用,县级政府权力相对较小,可看作 “剑身”,负责执行并随剑柄摆动,自主权缺失。

从目前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指标的府际权力配置结构看,现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仍没有摆脱 “市管县”的思维和行为惯性,难以满足城镇化、工业化迅速发展及经济强县目标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内在需求。县级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不足、自主性不高,无法在与市级权力和利益博弈中维护县域利益,市级政府往往凭借政治优势汲取原本属于县区的资源和权益,利用其拥有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审批管理权服务于中心城市发展。

三、扩权强县视角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重构

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扩权放权、强县固本是大势所趋,重构府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各级政府需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角色定位。具体说,就是改变传统的 “剑柄”状权力分布结构,将原本属于市级的流转审批权及部门收益分配权下放至县级政府,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性,以达到优化地方治理结构和增强县级资源配置能力的目的。如图3,新的权力配置体系构想呈 “哑铃”状分布,是较为稳定的治理结构。

1.中央:设计者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重构,中央应是扩权改革的主导设计者。首先,中央应以宏观视野、整体考虑、系统思考和大局把握为原则,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其权力配置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变革时机、策略选择和力度把握有 一个前瞻性了解;其次,以整个社会或国家利益为着眼点,扮演“贤明少数”权威,不失时机地解读和预测城镇化、工业化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修改或出台新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流转法律法规和政策,从法和制度的层面搭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平台,赋予流转新的法律定位,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原则、范围及以扩权强县为出发点的地方政府权力分配进行明确化、规范化,形成一条完备的法律链条;最后,充分尊重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地位,中央应直接赋予更多县域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权和优惠政策,明确县级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审批管理权和流转收益分配主体地位,阻止上级政府截留下放的权力,从而形成市县之间恶性的利益竞争局面。

2.省级:指导者与平衡轮

以强县固本为标志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体系重构,省级政府应确定指导者与平衡轮的角色定位。省级政府作为权力中央的延伸,须起中央和基层之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传递、扩散、消化的作用。省级政府可在中央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政策及权力分配框架范围内,积极创新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操作方法,包括流转主体、流转范围、流转条件、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流转限制、收益分配、违规处理等详细规定,并以地方政策文件形式保障县级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管控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政策指导作用,提高中央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基层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兼容性。

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扩权改革实施政策的把握上,省级政府也应扮演市 县之间利 益博弈 “平衡轮”的角色,在流转审批管理权下放的同时探索最为稳妥的权力配置比例,哪些可下放,哪些下可放,哪些应部分下放,怎样抵消改革的摩擦成本,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扩大县级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权限会损害市级的短期利益,会挫伤地级市的发展积极性,省级政府应综合平衡省、市、县三级的事权关系,将改革幅度控制在经济发展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县级:执行者与受益者

毋庸置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审批管理权下放将突破以往县级政府权力配置的层级节制,有利于增强县级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使县级政府具有更多的资源配置自主选择空间以及协调运筹灵活度。县级政府须因应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要求,“自觉承担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角色,充分执行中央和省级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政策,应当用足用好上级政府下放和赋予的各项权力,以适应扩权强县背景下的新形势、新工作和新挑战”,做到不 “缺位”、不 “越位”、不 “错位”。县级政府承担的流转管理权限扩大,相应的收益权也应该增加,因此,按照 “以事权定财权”的原则应对流转收益分配权进行重新划分,在明确县级事权范围的基础上,要充分保障县级政府的收益权。

4.市级:利益制衡者

对于地级市来说,扩大县级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权限,是一个削弱自身利益的过程,流转审批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的下放无疑将使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有所减弱,在新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力配置格局中,地级市何以自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主导权的下放,势必带来县级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亦可能引发县域之间的同质竞争。对此,需要市级政府在此发挥利益制衡者作用。具体讲,市级政府首先必须将所属县域 “两化”发展纳入市域发展规划,尽可能避免市域各县间的同质竞争;其次,还应该保留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督察权,防止官商勾结损害农民集体利益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道德逆向选择。

省管县：强县扩权 篇3

“强县”义乌扩权

2006年12月9日，细雨微蒙中，《小康》记者来到义乌，“繁忙、活力”是最先能想到的词汇。整齐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完善的基础设施，令人难以想象这个地方在行政区划上仍是个县级市。

2006年11月底，浙江省第四批“强县扩权”试点公布，义乌成为惟一的试点。虽然在义乌街头，记者发现相当多的市民对此并不了解，甚至有市民好奇地询问记者哪里知道的消息，但义乌人对于自己城市经济形势充满了自豪感，载着记者到国际商贸城的司机小吴在谈及义乌和金华的经济总量时说：“相比义乌，那里的经济是小CASE了。”

义乌是小商品的海洋，全球最大的日用小商品市场就在这里。同时，全球60万种日用小商品中52万种商品的定价机制在这里，常住义务的外商有6000多人。因为临近圣诞节，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看见圣诞商品的摊位异常多，火红的圣诞老人，绿色的圣诞树，到处了充满了喜气和生机。

“义乌是浙江中部乃至沿海省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县级市，”浙江省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方元龙这样评价义乌，“义乌扩权，正是在此意义上的新创举。”

义乌人口68万，外来人口达到100万，已经是规模很大的大城市构架，方元龙用“就像大人还穿着小孩子的衣服”来形容义乌的现状。除了公检法力量不够外，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不能在县级地区设立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县一级也都没有。与此同时，义乌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金华，如果不给它更多的权限，将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乌带来很大的束缚和障碍。

义乌的小商品交易成规模后，也带动了会展业、物流业、电子商务。目前浙江第三产业的平均比例是40%，而义乌则已经超过了50%，商贸业、服务业、物流业、会展业非常发达，在全国都属前列，但县级市的管理体制及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行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浙江的全面小康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了83.4分，现在浙江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就涉及服务业产业高度化、城市化与经济国际化的问题，义乌在这些方面都是领先的，如果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将给地方管理提供一个相当好的范本。

义乌政府部门以“领导指示一定要低调”为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但从各方面资料可以看出，经过这轮改革，义乌已经拥有了几乎等同于地级市的事权。浙江省有关部门介绍说，此次试点主要内容，一是扩大义乌的经济管理权限，二是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三是扩大义乌推进城市化国际化功能的政策权限。

方处长表示，浙江省委常委会已对义乌扩权形成决议。赋予它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帮助它建设国家在县级市不能设立的机构，比如商业银行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其他事权也逐步从金华移出。国家有法律明令禁止的重大事项和规划还是要经过金华的，如果法律规定可以委托的，可直接委托给义乌，不需要经过金华。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一般情况下，地级市就不要干涉县级市的发展。”

难以复制的浙江模式

此次浙江在义乌的“强县扩权”措施之所以吸引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与“省管县”的讨论合拍。

2005年10月18日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对县的管理体制。”尽管这一表述仅指财政管理体制，但“省管县”的话题，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对新时期行政制度建设探讨的强烈兴趣。

浙江通常被作为“省管县”的成功范例。2005年“全国百强县”中，浙江占去30个，将近1/3。这也意味着，浙江省的36个县和22个县级市中的一半名列其中。在很多观察家眼中，浙江省强大的县域经济与“省管县”的体制密不可分，甚至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浙江的“秘密武器”。

但浙江人却对自己成为“省管县”成功范例的说法不以为然。浙江省很多官员与学者都认为，浙江省目前只是通过把经济发展快的县的财政管理权限拔高，以减少管理层次，虚化地级市的管理权限，但行政体制上并没有拿掉地级市的功能，因此和严格意义上的“省管县”不是一个概念。

除了财权之外，在人事权方面浙江省也有其特色，县的两个一把手由省里直接任命。宁波大学法学院朱亚芬分析认为，“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从省里选材，不论是选材面还是质量，都要高于市级选材，这样就给县级带来强大的活力。”而如义乌等地连事权也拥有之后，将取得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浙江成为很多省份效仿的对象，从2003年开始，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南、河北、吉林、江苏等众多省份出台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文件中，“强县扩权”成了制订相关政策的主基调，有的地方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抢抓扩权强县机遇”的口号。但在效仿过程中，大多数地方的进展并不大。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浙江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

1980年代初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当其他省份纷纷开始撤销作为派出机构的行署地区而实施市管县体制时，浙江却避免了这一做法。虽然当时浙江也很快开始了撤地建市的过程，但并没有把财权人事权交给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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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浙江当时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当时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强劲势头已经显露，到1994年，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仅30个发达县的财政就占到省财政盘子的70%，很多地级市都不如县，比如绍兴市经济实力不如绍兴县，金华市不如义乌等等。

经济强县发展越快，在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管理中碰到的问题就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浙江省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三次对经济强县进行了扩权。

强县扩权中的博弈

1980年代初之所以确立了市管县的体制，政策动因是为了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希望城市的建设能带动乡村的发展，但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县的发展并没有从中受益，反倒是受到了很大的束缚。

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周日星总结 “市管县”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即市县争利，市甚至要依靠县的“贡献”来投入市区建设，因而在财税分成、基建投资、开辟新的生产项目等方面市里常常优先考虑市区；二是行政管理的矛盾，在市的“全方位”领导下，县的自主权受限很多；三是城乡关系的矛盾，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都放在城区而不会是农村。

金华市财政局副局长徐德良也坦陈：如果不实行“省管县”，而是省与市、市与县（市）逐层分成的话，市里肯定会“截留”县里的一部分，以用于市政府所在的中心城区建设，落到县里的“实惠”就会少一些。

对于省管县以后的格局对县的优势，朱亚芬分析认为，有人事任命、财政分配、金融信贷、项目审批、项目建设优先权，而这些无不牵涉到地级市与县之间的博弈。其中项目审批是省直管的最大意义所在，也成为博弈最多的环节。

正是这些博弈导致了改革的肠梗阻。例如2003年湖北省就下发文件，将239项审批权限下放到到大冶、汉川等县及县级市。但有调查显示，在239项事项中，落实较好的只有87项，未能落实的占99项，缺乏可操作性的27项。

十堰市财政局王小平则认为这跟湖北的县域经济不发达相关。湖北省县级财政普遍困难且情况各异，省财政能否及时、准确掌握县的实际并迅速做出反应尚存疑，可能不如市管县来得及时。

对于经济强县，湖北的市县博弈尤其强烈，湖北在尝试“省管县”改革后，部分地级市开始想方设法吃掉自己所辖的经济强县，变为自己一个区，如黄石“吃”掉了下陆、咸宁“吃”掉了咸安。

湖北省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总结说：湖北与浙江的最大不同是，浙江人在研究怎么干，而湖北则研究哪些不能干，自缚手脚。

同样遭遇强县扩权“肠梗阻”的还有江苏。江苏最早成为“市管县”的试点，但并没有真正实施“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县级财政计划由省里直接下达，但是要通过市里“汇总”一下，雁过拔毛，要给地级市1.5%，方元龙认为，这种方式比浙江退一步，比全国进一步。尽管如此，2006年初，在江苏省人代会上曾明确要求推进省管县的改革，但到目前，这项改革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停了下来。

近期江苏省党代会上，选择了重点县（市）委书记进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在11月12日结束的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省委班子中，就出现了许多县（市）委书记的面孔。在15个候补委员中，有9个是县（市）委书记。其中，苏北有6个县（市）委书记进入候补委员。这在江苏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不得已，江苏采取了县级党委书记进入省委委员班子的行政手段， 去推动省管县与强县扩权的改革。

“省管县”艰难的必由之路

目前中国有多少政府层级还存在争论，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存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但应该注意到的是，我国很多地方有着特殊身份，造成我国事实上已经形成相当多层级的政府：从中央开始，下面有省、直辖市；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县、县级市、区、乡、镇等等名目，其复杂程度足以让不了解中国的人为之瞠目。

事实上的政府层级已致使政府“管理链”过长，其结果是中央对地方的两个最主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公共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常常难以正常落实，层层过滤的结果是形成所谓的“漏斗效应”，致使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越是到基层政府，就越是变形走样，财政转移支付也经常不能准确到位。

政府层级减少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漏斗效应”，从而减少中央政策的扭曲和变形，减少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误所带来的政策性浪费，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因此学者建议真正实施“省管县”，因为单纯在财政体制上实现“省管县”造成的结果是改革不彻底，并不能从实质意义上解决问题。

但也有很多分析家认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省管县目前还面临着很多的障碍，比如司法制度，中国是省、市、县三级法院制度，如果市、县平起平坐之后，势必面临公、检、法管理体制的相应变化。

而对于一些人口众多、辖区广大的省和自治区而言，可能出现省一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宽、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我国现有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最多的如四川省下辖180个县，河北省下辖172个县，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辖89个县。

“在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加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县直接联系省，或由省面向县承担起经济与社会管理的诸多职责确实有现实的困难。”重庆工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冯俏彬这样认为。

因此很多学者建议通过增加省级数目来减小省的规模，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太大，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缩小省级规模已势在必行。以美国为例，其国土面积与我国大约相同，人口规模只有我国1/4左右，却有50个州，而我国仅有34个省级区域。按国际标准，6000万人口规模属于大国范围。中国一些省，仅就人口来说，在世界上也是大国的规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省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发展。

方元龙对记者表示，如果财权、事权、人事权都实现“省管县”，省级政府面临能否管得过来的问题。例如现在浙江省只是负责县里两个一把手的人选，如果所有县级官员都要省里管的话，省里难以管得过来。

但方元龙认为，从国际上来看，层次比较少、管理体制扁平化是一个趋势；从历史纵向看，我国行政层级一直以三级制为主；从现实情况看，管理层阶太多也导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诸如财政开支过大、管理效率低下、中央政令下达不畅、国家的政策资源流失等。因此大的改革方向还是应该朝减少行政层级方向进行。

扩权强县 篇4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对扩权强县（市）工作进行督的通知》（冀政办传[2005]76号）的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于7月6日至20日间，以部门为单位，深入设区市、扩权县（市），对冀政[2005]8号文件和部门实施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现将系统督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

情况

通知下发后，省直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本系统的督查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本次督查涉及的33个厅局分别采取组织培训、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等多种形式进行了督导检查，并提交了督情况报告。从反馈的情况看，通过督查有力地推进了扩权强县改革进程，加快了省政府《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冀政[2005]8号）和部门实施意见（办法）的实施，各扩权县（市）普遍认为，省政府有关部门主动深入设区市、扩权县（市）抓扩权强县政策的落实，有利于上下衔接，有效地预防了扩权政策梗阻现象的发生，保证了新旧体制平稳过渡。此次系统督查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督查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在进行系统督查时，有关部门对扩权县（市）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目前大多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是市县的认识问题，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在此次督查中又作了进一步解答，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场协调解决，掌握政策不准、认识上有误区的，在督查过程中也作了充分的解释，不能当场解决的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如省财政厅针对扩权县（市）反映问题比较多的财政收体制基数、专款配套基数、非税收入、债务清理等问题，协调各设区市、扩权县（市），按照不挤不占、互谅互让的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协调落实。对于个别设区市、扩权县（市）提出的体制基数增量返还问题、贫困县要求市级为项目逐年增大资金数额问题、设区市对扩权县（市）支持资金结算补助渠道问题、税收市县留成问题、交警罚没收入等一系列问题，均一一解答、解释。目前，扩权县涉及财政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新体制运行平稳。省国土资源厅针对扩权县市（市）所反映的用地紧张、基本农田比重较高、项目用地地质灾害评估、邯郸市项目占用武安市用地指标等问题再次逐一解答。关于扩权县（市）提出应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下放的权力项目和范围问题，省国土将有厅将组织对设区市国土资源局的各项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并制作设区市国土资源局行政权力目录，进一步明确权力设置依据、权限、报批程序、资料要求等内容，对依政策应该下放的，将以目录形式予以明确，以妥善处理好设区市与扩权县市（市）之间的权力分配，做到权力明确、责任明确。省交通厅在督查中发现，有的设区市交通局认为扩权县（市）交通局所有工作都直接对省厅，有的扩权县（市）交通局也认为设区市交通局对其不再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等，省交通厅及时给予了纠正。省交通厅还将根据各扩权县（市）比较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具体业务工作，进一步补充和细化，在衔接过程中进行再明确，以保证工作不出现偏差。省商务厅就关系到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畜禽定点屠宰和酒类监督执法主体资格不合法的问题，积极向省政府汇报，协调解决，在县级商务系统分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和执法队伍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省商务厅还就受国家商务部授权委托实施的管理项目，积极向商务部沟通汇报，商务部表示支持我省的改革举措，一些放权的技术性步骤正在抓紧进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外贸出口企业技改贴息资金申报工作已布置到各扩权县（市），并已全面开始审核。各市卫生局权限下放不够彻底、个别设区市畜牧局行政许可审批权还没有完全落实等问题，已引起省卫生厅、省畜牧局的重视，均正在协调解决，并将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明确职责，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督促检查，以切实把能放的权限都放下去。各市林业局认真做好管理权限的下放，协助扩权县（市）林业局与省局对接工作。石家庄市林业局在平山县改为扩权县以及市级财政减少县林业投入300万元的情况下，积极协调市财政局，将年初确定的酸枣嫁接大枣、封山育林、大枣烘干房建设等项目的投资仍给平山县，保证了林业生产的衔接。保定市为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健康发展，还指导包括定州、涿州、安国在内的23个县（市）成立了信息产业局，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市政府督办事项。

扩权强县 篇5

一、扩权政策基本到位

省政府扩权强县工作座谈会后，各设区市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大了放权力度，扩权强县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各设区市市直相关部门均对70项扩权政策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有的转发了省直部门的实施意见，有的还制定了本部门具体的操作办法，各项放权措施基本得到落实。石家庄市在全省扩权强县工作认座谈会后，吴显国市长、朱文浩常务副市长分别到辛集市和平山县调研，协调解决问题，并召开了全市扩权强县工作汇报会，传达了全省扩权强县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听取33个市直部门和两个扩权县（市）的工作汇报，并对梳理出的项目配套资金比例、证照发放等9个方面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唐山市于6月5日再次召开了全市进一步贯彻落实扩权强县政策调度会，听取了11个放权任务相对较大的部门的工作汇报，对扩权强县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划定了时间界线，同时，加大了对扩权县（市）科学发展的统筹力度，对于需进行区域综合平衡的交通、社会保险统筹等问题，加强了对遵化、迁安两市的宏观指导力度，做到有序放权、放而不乱。张家口市要求市直部门在全面贯彻省直对口部门《实施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确定市级对扩权试点县的放权措施，该市两扩权县还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协监督的工作机制，做到科学行政、依法行政和民主行政的统一，确保扩权县的“权力”得到增强而不被滥用。衡水市市直各部门对照本部门需要下放的权限进行了细化，做到“放手不撒手”、“援手不插手”，还决定参照省里的做法，研究探讨对其他县（市）、区的放权措施，让各县（市）、区有更大的空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进全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秦皇岛市决定“参照对扩权县的放权政策，在不违背国家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凡是能够下放给县（区）的管理权限全部下放到县（区），凡是县（区）能做的事情全部交给县（区）”（秦皇岛市委九届八次全会《中共秦皇岛市委关于加快县（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

总之，各设区市把扩权强县工作放到全省改革开放的大局考虑，认识统一、机制健全、工作主动，各项扩权政策基本到位。

二、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扩权强县政策的实施，为扩权县（市）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机关效能建设得到了加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1、扩权县（市）行权能力有所提高。扩权强县政策的实施，使扩权县（市）抓机遇、求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谋划未来、加快发展形成共识，凝聚合力得到提高；通过省直及市直各部门的培训和传、帮、带，扩权县（市）的同志初步掌握了新的办事规则和运行程序，业务工作从不熟悉到相对熟练，综合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扩权县（市）把扩权强县工作与机构改革工作相结合，对各部门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理顺，扎实开展“双提”活动，全面推行“一站式”办公和首办负责制，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扩权县（市）行权能力得到了加强。

2、扩权县（市）发展环境更加宽松。放权后，各扩权县（市）不仅能够继续享有设区市对扩权县（市）的各项优惠政策，而且还能够得到省政府和省直部门的大力支持，这种政策的双重促进作用，使扩权县（市）享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是有力地促进了项目建设。由于省里将向国家争取项目的信息直接发布，扩权县（市）获得省级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明显增多，获得项目的机会、项目申报的成功率都大大增加；项目直接申报，大大减少了项目审批环节，缩短了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时间，加快了项目的上马进度。上半年各扩权县（市）项目建设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平山县半年来直接办理审批、核准、备案类项目比往年同期提高一倍以上）。二是优化了扩权县（市）发展的软环境。扩权强县政策的实施，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扩权县（市）了解和关注程度，有利于引进项目、技术和人才，有利于“走出去”，有利于加快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高了扩权县（市）的知明度和影响力。

3、扩权县（市）发展定位更加清晰。省政府扩权强县座谈会后，各扩权县（市）重新审视县（市）情，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加强了发展战略研究力度。辛集市提出了“围绕‘两大目标’（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等城市）、实施‘五大战略’（工业强市战略、对外开放战略、龙头带动战略、商贸兴市战略、环境品牌战略）、实现‘六个快速增长’（综合实力、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农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力打造实力辛集、人文辛集、和谐辛集、效率辛集”的发展思路；大名县提出了“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打造食品工业城，建设三省结合中心城市”的新目标，并已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组成课题组开展战略研究，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实施环境兴县的若干规定》、《关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2005年对外开放暨项目建设安排意见》三个文件，调查报告《扩权强县工作第二次督查情况调研报告》。承德县、张北县、怀来县、安国市等结合“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对专业规划、计划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力争使县域经济在“十一五”期间有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4、扩权县（市）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扩权强县政策实施以来，各扩权县（市）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取得明显实效。宁晋县：1-7月份，全县GDp完成39.4亿元，同比增长16.3%。财政收入完成2.15亿元，同比增长42.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9.64亿元，同比增长32.9%。在建或完工千万元以上项目98个，占年计划的163%；平山县：1-7月份，实现财政收入3.93亿元，同比增长38.33%。实现工业增加值19.7亿元，同比增长49%。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创历史最好高水平；丰宁县：到6月末，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同比增长53%。财政收入完成1.5亿元，同比增长107.1%；辛集市：1-7月份，完成生产总值71.7亿元，同比增长14.2%。财政收入完成2.41亿元，同比增长29.13%。以皮革、化工、机械、农产品加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6%，创近年来最好水平；怀来县：到6月底，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5.4亿元，同比增长13.3%，比去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全部财政收入完成2.1亿元，同比增长29.9%，比去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9亿元，同比增长46.3%，比去年同期提高31.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9亿元，同比增长52.7%，比去年同期提高32.1个百分点；定州市：1-7月份，全市完成生产总值64.1亿元，财政收入6.17亿元，入统工业增加值7.9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5%、89.8%和162.8%；黄骅市：1-7月份，全市财政收入完成2.92亿元，同比增长3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39亿元，同比增长52.3%。运作和落实超千万元项目167个，总投资100.26亿元。

扩权强县政策实施以来，对促进扩权县（市）经济加速发展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发展后劲，都有了明显增强。

三、扩权县（市）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在督查过程中，设区市、各扩权县（市）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所提问题中，大部分已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扩权强县工作有关问题解决情况的通报》（办字94号）文中明确，各督查组立即给予了解答。有些是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有些是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共性问题主要有：

1、关于土地指标紧张问题。一方面，几乎所有扩权县（市）都反映土地供求矛盾特别突出，要求增加用地指标，另一方面，扩权后，因为部分设区市不再在全市范围内调剂用地指标，有的扩权县（市）只得到全市各县用地指标的平均数，用地指标较扩权前大副度减少。三河市前三年报经省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分别为3316亩、4248亩和3114亩，而今年只有了878.4亩。辛集、遵化、武安等都存在类似问题。

2、关于重点项目“打捆”审批问题。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农业龙头项目，往往是几个县区共同承建，由各设区市“打捆”报经省里审批，扩权后，再经设区市“打捆”上报存在困难。

3、关于扩权县（市）自行审批项目存在融资难问题。根据《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实施办法》的规定和权限划分，属扩权县自行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在申请金融机构贷款时，金融部门要求提供设区市以上发展改革部门的立项文件，对县级以下不予考虑。扩权后，扩权县（市）批复、核准、备案项目，金融机构还不予认同，因而对这些项目在资金筹措上会产生较大影响。

4、关于养老保险统筹问题。养老保险由设区市统筹，一方面设区市的相对调剂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扩权县（市）与省的归口对应，因此建议养老保险由省里统一统筹。

5、关于部分扩权政策需要细化、提高可操作性问题。目前，省扩权强县政策共70项管理权限，有少数部门的个别权限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主要是缺少可操作性。如“省、市政府委托和授权”事项及操作程序不明确，车辆、驾驶人业务等放权事项还没有到位时限，药品经营（零售）许可证还不能由扩权县（市）核发，各类高中、中专毕业证及各类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核发权限还不明确等等。

6、关于把扩权县（市）的发展作为全省今后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全省发展规划问题。建议省直相关部门结合全省发展规划特别是重点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对符合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扩权县（市）的特色主导产业、重点项目优先列入全省发展规划。

7、关于关注原市属企业下划改制问题。按国家及省加快国有企业转制、改制的部署，驻县（市）企业将逐步下划归所在地管理，有的下划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下划企业改制后存在职工工龄买断市县标准不

一、县（市）无力承担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问题，改制成本扩权县（市）财政将难以负担。

四、几点建议

1、省直有关部门要避免“一放了之”。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对扩权县（市）工作的指导，同时对部门实施意见，要进一步细化、明确，以提高其可操作性。

2、注意对扩权县（市）的“倾斜”问题。按照“不挤不占”的原则，既支持扩权县（市）的发展，调动其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避免优惠政策向扩权县（市）“过度”倾斜而影响其他非扩权县的利益和发展。

3、加强对设区市放权的宏观指导。对养老保险、区域性规划，各扩权县（市）要与所在设区市衔接，该统筹的还要由设区市统筹管理。

4、对各扩权服（市）提出的国企下划改革、土地、项目“打捆”申报等问题，拟请省国资委、省国土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等省起直部门进一步调研，提出指导性意见。

5、对于项目融资问题，宜向省内金融机构通报我省扩权强县政策，争取理解和支持。

6、宏观指导设区市参照省里的做法，向所有县（市、区）放权。

特此报告。

····

扩权强县 篇6

开展扩权强县行政审批接收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扩权强县工作要求，为开展好我市渔政、船检扩权强县工作，做好行政审批项目的接收，确保全部扩权工作依法、有序、平稳接收，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县级渔政、船检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职能，提高基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减轻群众负担，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

按照“依法合规、能放就放、责权统一、规范管理”的原则，接收区局直接和委托下放到我局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三、接收的事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意见》（桂政发„2010‟7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关于公布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方案的决定》（桂渔牧发„2012‟69号）和《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来宾市贯彻落实扩权强县意见工作方案的通知》（来政发„2011‟33号）精神，我站接收行政许可项目共10项：一是直接下放设区的市、县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管理的

1行政许可事项包括渔业船舶检验1项。二是直接下放设区的市、县级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管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渔业船舶登记，船舶在渔港内装卸危险货物审批，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设置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审批，在渔港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审批，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资格认定共5项。三是委托下放设区的市和部分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许可证核发，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发，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审批，运输、携带、邮寄国家二级或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特许运输证核发共4项。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市渔政、船检监督管理系统实施扩权强县工作的领导，有力推进扩权强县各项工作的实施，成立来宾市渔政、船检监督管理系统扩权强县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黄世硬局长

副组长：林万顺副局长

成员：王延南渔业渔政科科长

韦新洪来宾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覃子昆来宾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副站长

胡学清来宾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副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渔业渔政科，负责牵头组织渔政、船检扩权强县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王延南同志兼任。

五、职责分工

相关业务部门要明确具体责任人，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长协调下办理相交接手续，并于2012年6月1日前完成交接，具体分工如下：

（一）接收区局下放设区的市、县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管理的渔业船舶检验由船检股负责。

（二）接收区局下放设区的市、县级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管理的渔业船舶登记，船舶在渔港内装卸危险货物审批，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设置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审批，在渔港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审批，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资格认定等5项由船检股负责。

（三）接收区局委托下放设区的市和部分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许可证核发，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发，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审批，运输、携带、邮寄国家二级或广西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特许运输证核发等4项由渔业渔政科负责。

六、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业务部门要提高认识，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加强衔接，切实做好扩权强县的各项相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全部扩权事项依法、有序、平稳接收。

（二）各相关业务部门应及时建立健全公开透明、运作规范、便民高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及时向社会公告接管的事项、工作程序。于2012年6月6日前行使相关事项的管理，开展相关事务的办理，确保各项管理不脱节、不漏项。

（三）各相关业务部门要加快建立相关制度。将扩权强县行政审批工作贯彻落实到位，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提升行政效能。

（四）各相关业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到职责明确，责任落实，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照渔政、船检监督管理体系以及行政审批的要求，加强行政许可业务办理的监控。认真落实行政监管的要求，加强监管。要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增强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要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接管后的有关情况，反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强县扩权”尚需完善配套机制等 篇7

成都市政府日前下发通知，印发《扩大区(市)县管理权限目录》。今后，原来需市审核、审批的税收管理、项耳申报、用地报批、资质认证、价格管理等方面的59类审批、审核权限将下放到各区(市)县。(10月10日《成都商报》)

成都这次向区(市)县放权，可以看作是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今年上半年成都与重庆一起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获得了不少国家在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成渝试验区区别于“老特区”的特点在于，国家不单是“给钱、给政策”，而且鼓励试验区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成都市向区(市)县放权，应属于这种创新举措之一。

中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权力往往集中于上级，这样做当然有利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但同时也给地方自主性带来约束。适当向地方放权，有利于激活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又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因此，经常陷入“乱则收权，死就放权”周而复始的怪圈。这次成都市向区(市)县放权，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担心：怎么才能保证让这些下放的权力不会被滥用。

比如此次扩权规定：区(市)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局部调整，原需报市政府审批的，今后将由区(市)县政府审批，报市政府备案；除国家、省明确规定属于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外，工业项目总投资在2000万元以下(不合2000万元)和属于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总投资在5000万元以下(不含5000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区(市)县环保部门审批。这就涉及两项重要的权力，即土地使用审批权和环保评估审核权。这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但也带来权力被滥用的风险。

所以，在坚持向地方扩权的同时，必须要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即在地方建立一整套对于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与制约的机制，通过当地人大机构、真正独立于地方行政的司法机构、舆论监督与公众参与决策机制等等，对政府的决定进行评价、完善、制约甚至否决。

有专家认为，成渝试验区的重点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平衡区域二元化发展方面作出探索，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不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损害环境为前提。”所以，仅仅是放权于区(市)县还是远远不够。如果放权带来的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损害了环境，牺牲了民生，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放权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折扣。

遏制逐利资本的魔鬼面彭兴庭

在山西省五寨县，一辆出租车价值4万余元，现卖9万元。在襄垣县，一辆出租车价值六、七万元，现卖14万元。在太原市，一辆即将报废的、本身价格很低的出租车，最高价格已炒到45万元。出租车怎么了?它是黄金?它是股票?还是人为制造出的一个泡沫?为此，有记者深入调查，初步查清，一个游走全国的“炒车团”，正在山西等省挨个儿爆炒县级城市的出租车。(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年来，“热钱”从炒房、炒煤，转到炒车，再到炒民航、炒银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的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逐利冲动的资本。这些“热钱”所“过”之行业，立马掀起涨价风，当地物价也随之高涨，百姓叫苦连天。

“炒车团”的炒作行为，从法律上来说，只是在按市场规律进行资本增值活动，似乎无可厚非，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社会。但是，政府作为市场调控的责任主体，一旦采取的是不作为的态度，那么，政府的“无为”无疑是在放任。

在我看来，出租车的炒作链就像一个“传销网络”，危害巨大。试想，一根稻草被说成金条的结果，不仅将使市场结构失衡，价格上涨，而且，正如记者所言，泡沫破灭的一天，最终还将酝酿出 “最后的傻子”，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可以说，资本不仅象征着财富，更扮演着魔鬼与杀手的角色。

资本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山西各地的“炒车”，实际上就是一伙投机者在“博傻”，这个“经营许可证”实际值多少钱并不重要。在出租车经营权价格疯涨的情境下，投资个体的理性在许多时候都淹没在从众与盲目之中，成为资本魔鬼的帮凶，并最终为其所伤。

如果说传统的工厂实业是一种产业资本运作的话，那么，“炒车”、“炒房”等则无疑是风险资本在操作。风险资本重在作势，总是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而不是市场或经济规律去办事；风险资本讲的是轮回周期，赚到利润后立马抽手，以短线炒作赢得回报，这种“我走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面目正是政府需要关注的。

浙江学者傅自水曾撰文认为，资本的自然属性是逐利性，但资本也有其社会属性，即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当资本的逐利性与其社会功能不能和谐共存时，就涉及资本运动规律与政府责任的事了。当“热钱”在市场上狼奔豕突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应该充当起资本社会属性的执行者和监管者。“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规划博弈战场和制定游戏规则上，……遏制资本逐利的魔鬼面，阻止或最大程度地减小资本逐利性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与冲突。”政府也有良知警示那些冲动的投资者，促进百姓风险预测与评价能力的提升，以避免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