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共10篇）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篇1

学习案例剖析材料心得体会

Xxxx

近期，深入学了xxx纪委[2014]xx号文件《关于转发〈难挡金钱诱惑、断送美好前程〉等21篇案例剖析材料的通知》中的案例材料，受到的启示很大，感慨良多。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理论学习，降低了自身政治要求，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宗旨，在光怪陆离的物质大潮冲击下，经不住诱惑，迷失了自我，放纵个人欲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疯狂追逐利益，在权力、金钱面前丧失了原则，辜负了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利用职务之便，做出有悖于共产党员原则的事情。通过对21篇案例材料的学习，我认为：前车之鉴、教训深刻、令人痛心，我们党员干部一定要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因此，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加强政治论学习，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科学的方法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持续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坚决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诱惑，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将其用在为职工群众谋福利、办实事上，经受住权力关、金钱关和人情关等各种考验，筑起抵御各种诱惑的“精神长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通过学习，我认为领导干部必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干部要加强政治学习，自觉抑制物质欲望的膨胀

这21篇案例材料中的涉案人员，都是我们油田业界的精英人士，思想起点都很高，业务水平也很扎实，但都是因为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降低了人格标准，最终导致世界观和人生观扭曲，价值取向发生偏离，滋生了腐败，身陷囹圄。《忽视学习结恶果、违反纪律悔莫及》案例中的张某、向某、段某三人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得到了组织、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并一步一步从基层工作人员成长为党员领导干部，但他们随着岗位的变迁、权力的增大和环境的变化，逐渐放松了自身思想改造，忽视了学习，责任意识淡薄，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贪图安逸享受、终酿可悲后果》案例中的霍某有着宏伟的人生奋斗目标，工作成绩突出，也是深得组织信任和领导赏识的一名党员干部。但自从2009年1月她被组织上提拔为基层单位“一把手”以后，就放弃了政治理论学习，放弃了法律法规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导致权力观和价值观错位，最终发生了违规违纪问题。这些典型案例无不向我们警示了做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通过自觉学习、深入学习、持之以恒地学习，持续改造校正自己的价值观，不断提高自我的思想认识，抵制欲望的膨胀，拒绝诱惑。我们党员干部要始终将维护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牢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注重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要 2 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而不应该贪图个人的、非必要的物质享受。

二、领导干部要规范行为，严格防止权力欲望的滋生

权力是一种影响力、支配力和控制力。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好比是个大学校、大舞台、大考场，每个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都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权力具有双重性，用好了，利党、利国、利民；用歪了，就会产生腐败。通过对21篇案例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权力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以权谋私利、受贿葬前程》案例中的徐海涛曾拥有一段被人看好的前程，有着稳定的工作，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更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就因为其不能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滥用手中权力，放任贪欲膨胀，最终“罪”倒在金钱上。《误入“钱途”毁前途》案例中的周占发担任生产科科长后，没有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好处”，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有违党纪国法的权钱交易，最终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守住廉洁自律关，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不为名累，不为利锁，不为权缚，不为欲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党员干部必须要自觉规范行为，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注重党性修养，强化自律意识，自觉做到慎始、慎独、慎微，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洁身自好，耐得住清贫，顶得住歪风，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坚决抵制金钱欲望的腐蚀

在学习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做为一名领导干部，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还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任何时候都不能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更不能让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心存侥幸食恶果、放纵贪欲悔终身》案例中的罗毅等人在受拜金主义、金钱至上思想的影响下，在“潜规则”诱惑下，人生观渐渐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就迷失了方向，没有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企业发展和为职工谋利上，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捞钱的工具。五名涉案人员普遍认为逢年过节收受承包商、供货商表达的礼金、礼品、礼券是人情往来，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方给点红包是“行业规矩”，也无可厚非地笑纳。他们都认为“大家都收，我为什么不收？不收白不收，不收反而不合群、不入流”。甚至还认为自己收这点“红包”算不了什么，仅占商家、老板从自己经手事项中获利的很小部分，是应得的回报。加之用“你不说我不说就没人知道”这种侥幸心理来安慰自己，一步步、一次次触碰法律的底线，从收受几百元、几千元逐步到上万元，从忐忑的半推半受逐步演变成心安理得，最终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这五名干部是典型的崇尚拜金主义，没有正确处理对物质性价值追求与精神性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做为一名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抵制拜金主义思想的侵蚀，要时刻警惕，认真鉴别，坚决抵制。等价交换虽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但这种原则只 4 能适用于商品经济交往过程中，绝不能把它引入到思想政治领域，引入到个人履行公务活动之中，任何利用职务之便，向服务对象索取和收受回报，都是贿赂，都是不义之财，为法律所不容。

总而言之，通过对21篇案例剖析材料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手中权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思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才能更好地推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进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得到职工群众的肯定、党和国家的认可。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篇2

2005年8月9日, 郑州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市检察院纪检组原组长胡志忠, 中原区检察院政治处原主任马霖、人事科原科长陈彤, 郑煤集团纪委原正科级纪检员高永亮等人重大违纪案件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胡志忠案件涉案金额之大, 腐化堕落之极, 堪称“腐败大侠”, 是郑州市市纪委成立以来独立查办的涉案人员岗位特殊、涉案金额最大、历时最长的一起发生在司法领域的典型性的大要案。

警示:失理想沉迷财色

丧失正确的理想信念, 必然导致思想变质, 腐化堕落。胡志忠的蜕变, 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胡志忠出身农民家庭, 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 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他曾经获得过诸多荣誉, 面对鲜花和掌声, 却放松了学习, 在错误的思想支配下,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扭曲。贪欲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一发不可收拾, 使他深陷于财色的泥潭, 不能自拔。

案例二:办事处领导牵出窝串腐败案

2005年1月19日, 根据群众举报, 郑州市纪委成立了”1·19”案件调查组, 对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原党委书记贾朝斌、办事处原主任付清澄、财政所原所长师九凤, 农经委原党委书记黄留群、老鸦陈街道办事处原党委委员曹彬等人的重大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花园口镇原党委书记金秋贵因涉嫌与黄留群等人有共同违纪行为, 4月10日被市纪委采取“双规”措施。

经过调查组认真细致的工作, 基本查清了贾朝斌、金秋贵等人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重大违纪事实。此案是一起发生在基层党员干部身上的典型的腐败窝案、串案。通过对贾朝斌、金秋贵等人严重违纪事实的查处, 揭出了令人震惊的基层党员干部腐败窝串大案。

警示:纵私欲结伙蜕变

贾朝斌等人丧失理想信念, 利欲熏心, 生活腐化。他们身为基层领导干部, 不是考虑如何为民谋利, 而是绞尽脑汁化公为私, 演绎了自己腐化堕落的可耻人生。

案例三:局长驾翻“末班车”

冉纲才, 1945年出生, 曾任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郑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公路局局长。2002年初, 在冉纲才还有3年就要退休的时候, 郑州市纪委对其涉嫌受贿问题立案调查。同年9月, 冉纲才被采取“双规”措施, 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03年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4年8月10日, 冉纲才因受贿罪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冉纲才是郑州市查处的公路系统行政级别和技术职称高、作案周期长、涉案金额大的一起典型的官员腐败案例。

警示:公权私用狂敛财

领导干部一旦理想泯灭、信仰动摇、忘记党的宗旨, 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 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极少数腐败分子, 利用手中的权力, 以及因职务所形成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 大搞权钱交易, 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侵害了党的执政基础。

案例四:派出所所长为非作歹

范景诗,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蜜蜂张派出所原所长。王建国,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蜜蜂张派出所原副所长。2002年11月至2004年3月, 范景诗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 授意副所长王建国及其违规使用的治安员吴文生、郑德柱等人, 以查处卖淫嫖娼案件为由, 多次采用“干拍” (在未掌握违法事实的情况下, 将路上貌似卖淫嫖娼的男女, 以协助办案为由带回派出所, 再以卖淫嫖娼为名罚款) 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 致一无辜女子死亡;同时还利用社会闲散人员毕某、秦某采用“放鹰” (由一女子与治安员串通, 勾引男子发生不正当关系, 再对嫖客进行查处) 等方式进行敲诈勒索, 共收取罚款4.9万元, 私自截留用于所内办公经费并给相关人员提成。

2004年5月22日, 侦查机关依法从范景诗家中查出银行存单及现金共104.17万元。其另有房产一套, 价值9.9万元。范景诗对其中价值72.94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5年2月21日, 范景诗因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王建国因滥用职权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其他13名被告人也分别受到不同的刑事处罚。

警示:执法犯法毁公正

事实证明, 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因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 何以治人?执法犯法更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良好秩序的重任, 一旦出现个别害群之马, 其危害性更大。

案例五:“电老虎”身触“高压线”

李俊杰, 河南省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1998年至2004年春, 李俊杰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感谢费人民币267万元、美元1万元和价值5.8万元的等离子电视机一台;将北京某贸易公司退回的咨询款10万元据为己有。其对人民币108.05万元、美元6.74万元和港币4.4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4年12月, 李俊杰因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警示:国有资产不容噬

绝大多数企业领导人员能够带领广大职工求真务实, 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 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 借企业改革转制之机, 采取贪污、挪用、私分公款等各种不法手段中饱私囊, 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侵害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并自食其果。

案例六:女出纳公款当赌注

关平,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原出纳。1995年5月至2001年3月间, 关平采取收取学费、提取现金不入账等手段, 将196名学生交纳的学费50余万元和61次私自提取的现金176万余元用于赌博及挥霍。2001年4月, 关平将其保管的其他现金收入9.8万元用于赌博及挥霍。案发后, 关平携带余款8000元潜逃, 被抓获时追缴赃款6800元。2002年1月30日, 关平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警示:特殊岗位需警惕

在有些人看来, 腐败现象似乎总是与“位高权重”相联系, 其实不然。一些在关键岗位上工作的“小人物”, 一旦思想道德防线崩溃, 内心贪欲膨胀, 便会伺机利用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 为自己聚敛不义之财。“位高权重”者的贪与“小人物’的贪, 其本质都是犯罪, 同样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案例七:女主任挪用巨额公款

张豫平, 女, 1956年出生, 中国银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经五路分理处原主任。张豫平在担任中行经五路分理处主任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用银行的特种转账支票, 假冒存款人的名义, 于1996年11月27日、28日分两笔将1200万元转给郑州市天皇实业公司使用, 该款至今尚未追回。2003年11月, 张豫平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警示:欲盖弥彰难掩罪

美国政府高官腐败案例（一） 篇3

一、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

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发生于1872年，它是因一个为建设美国第一条跨大陆的铁路而组建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而得名的。该公司在建设铁路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债务清偿、超额支付、收受回扣使建设铁路的预算从5100万美元增加到9350万美元。这一数字中包括了大量超额利润和贪污受贿，其中一部分被付给了国会议员。为了阻止国会可能进行的调查，公司的董事们，包括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奥克斯·艾姆斯把价值昂贵的公司股票分发给了国会议员。不久，一个非国会议员的股票持有者认为他受到了该公司的欺骗，于是他把一些秘密的法庭文件透露给了《纽约太阳报》。

这些文件发表于187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其时正值共和党的尤利塞斯·格兰特寻求连选连任，它们的发表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非常不利。副总统斯凯勒·科尔费克斯、其提名的继任者亨利·威尔逊和众议院议长詹姆士·布莱恩以及一些众议院委员会主席都有根据地被指控接受了贿赂，所有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由于对南北战争仍然记忆犹新，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最初选择了相信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共和党于1872年顺利当选。但是反对派的呼声足以导致国会委员会的调查。事实开始显露出来，许多卷入这一事件的人因此断送了政治前途，这一事件也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格兰特政府的名声，不过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受到指控。

当时的改革者试图从莫比里尔信托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管理者那里收回非法所得的利润，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不过，这一事件极大地加深了公众对商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信任，有助于为20世纪之交采取有效的控制大商业的措施铺平道路。

二、蒂波特山丑闻

1921年，在莫比里尔丑闻不到50年之后，美国受到自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事件以来的最大震动，这一次是因蒂波特山（直译茶壶山）丑闻。1920年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沃伦·哈定以内战以来的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但是在其两年半的任职期间，他的表现证明了他自己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能力的总统，缺乏知人善用的能力，而且对其任命的官员的品德缺乏准确的判断。

在哈定政府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当福尔放弃参议员职位而进入哈定的内阁时，他已经陷入了破产，但是他很快就在美国西部其住宅的周围购置了大量牲畜和大片土地。显然，仅凭他内阁官员的1.2万美元的年薪，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些财产的。事实是，他同一些公司进行了权钱交易，并出售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土地合同，这些土地富有石油资源。1921年，福尔设法使不存疑心的哈定同意把用作美国海军石油储备的油田控制权从海军部手中转移到内政部手中。在不进行竞标的情况下，福尔把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油田的开采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多荷尼，另一座在俄怀明州蒂波特山的油田开采权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辛克莱。这使纳税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福尔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其中10万来自多荷尼，大约30万来自辛克莱。而多荷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而实际上，在经济严重依赖于石油的今天，仅埃尔克山一座油田就可能价值500亿美元。

事情的败露是因为还有其他不满的石油开采商想要插进来竞争，而且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现代环保主义者的先驱）也强烈反对开采保留地。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在蒙大拿州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的领导下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设法使福尔接受了一些表面上作为给他的贿赂的债券，而这些债券的系列号码是可以追查的。

在受到国会传唤时，福尔起先用堆积如山的档案和文件来糊弄调查者，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众多的参议院工作人员，但是这一战术没有奏效，沃尔什参议员仍然执着地进行追查。最后福尔被判有罪，并被送进监狱服刑。其他哈定总统任命的官员，包括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和退伍军人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也都被揭露出在政府中有严重的腐败行为。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哈定总统在调查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福尔一边，他甚至断言：“如果艾伯特·福尔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就不配作总统！”这话倒是言中了。1923年，哈定在作全国演讲的旅行途中在旧金山猝死，死因可能是心肌梗塞，他的死亡免除了其政府可能因腐败而受到的政治惩罚。

接替哈定担任总统的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此之前已经远离了哈定帮，他在八个月内清理了门户，从政府官员中清除了主要的违法者（福尔已于1923年3月辞职）。柯立芝还任命了两名特别起诉人，一名民主党人，一名共和党人，来对违法者进行起诉，并重新收回了油田。不过，哈定的声誉已经无可挽回，许多追随他的人也都丧失了政治前途。

三、“水门丑闻”

“水门丑闻”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它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重挑战。

“水门事件”的发生，与1970年成立的一支跨机构特遣小组直接相关。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尼克松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最初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通过特殊手段来应对所谓美国国内颠覆组织的威胁。年轻的白宫官员汤姆·休斯顿主张采用秘密潜入的手段来获取与对手有关的情报。在他看来，尽管这种方法是非法的和危险的，但却是“最富有成果的手段，可以获取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取的情报”。对于这种不择手段对付激进的反战抗议组织的作法，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合作态度，因此休斯顿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实施。其后，推动白宫采取休斯顿所建议的做法是《五角大楼文件》的泄漏。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7月，为了对付那些泄密者，白宫成立了被称为“管子工”的特别调查小组。

197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尼克松竞选连任。于是，他的班子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收集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政治情报上。“管子工”小组的一些成员进入到尼克松竞选连任的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新的安全协调人、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詹姆斯·麦克德受命前往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装置窃听器。

1972年6月17日，包括詹姆斯·麦克德在内的5人偷偷闯入位于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况，结果被当场抓获。詹姆斯·麦克德一上法庭，就被警察官员认出是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雇员。随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些人全部是尼克松竞选连任的雇员。

从一开始，尼克松班子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白宫公开表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盗窃案，几乎不值得关注。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则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这件丑闻掩盖过去。相关人员开始销毁记录，以免留下对尼克松政府不利的证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约翰·迪恩出面承担起掩盖真相的工作。

6月23日，尼克松的助手霍尔德曼与尼克松会面，并解释了水门大厦中所发生的事情。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也不应超出一般盗窃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动用秘密的竞选经费让被捕者保持沉默，并想方设法阻止联邦调查局把调查扩大到原白宫助理、“水门事件”策划者利迪以上的官员。这一策略一度取得了成效，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与迪恩积极合作，以确保调查不超出入室行窃的范围。到8月29日，尼克松满怀信心地对外声称，约翰·迪恩已经替自己对水门入室行窃案作了彻底的调查，确认自己政府中没有人卷入到“水门事件”之中。

不过，媒体对于这一令人疑惑的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华盛顿邮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水门事件的报导，也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卡利法诺给《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在水门办公大楼民主党总部遭人窃听的事情。根据这条重要线索，西蒙斯马上开始着手编辑有关报导。1972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左上角，以“五人因密谋窃听民主党办公大楼事件而被捕”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

尽管尼克松在当年11月7日的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但媒体并没有放过尼克松。《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率先披露了“水门事件”丑闻，他们信息来源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所提供的重要线索。

1973年1月，包括约翰·迪恩在内的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五人和另外两名同谋因入室盗窃和窃听的指控而受到联邦地区法院审讯。但是，联邦地方法官约翰·西里卡在审讯间所获得的线索和《华盛顿邮报》一系列不断深入的调查报导所披露出的其它细节，显示出这场失窃活动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调查越来越明确地显示，这些人的非法举动获得了政府高层官员的认可，与中央情报局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密切相关，而相关机构正在极力掩盖他们与此事的牵连。

1973年2月，参议院以77票对0票一致同意建立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来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由来自北卡罗纳州的萨姆·欧文担任主席。如何应对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就成为白宫一项棘手的任务。接下来，白宫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是：其一，使得被捕者保持沉默，这就需要使用金钱、争取假释和赦免；其二，则是需要有人为水门案承担责任，最终的人选落在了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约翰·米歇尔及其手下的一些人员。第三件事情就是竭力避免白宫幕僚到欧文委员会作证，而代之以提供书面陈述的方法。

此前，法官约翰·西里卡对审判的结果并不满意，确信事情的真相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所以没有急于判刑结案。相反，他有意给予这些人宽大处理，交换条件就是要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正当尼克松的班子竭力掩盖事情的真相时，受审的总统竞选连任安全顾问詹姆斯·麦克德写给西里卡一封信。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当众宣读了这封信。麦克德在这封信中否认了“水门入室案”是一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并揭露出辩护人受到了政治压力，有人作了伪证。麦克德的揭发信给了白宫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以致命的一击。西里卡在判处涉案人员重罪的同时，宣布可以根据这些人同欧文委员会合作的情况考虑宽大处理。结果，当天麦克德就向欧文委员会坦白，告发卷入水门案的其他人员，其中包括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米歇尔、副主任马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恩。

麦克德的供词一时间使白宫相关人员惊慌失措。迪恩和米歇尔都不愿担当水门案的替罪羊，因此都分别通过律师同大陪审团联系，试图通过坦白交待来换取宽大处理。这些人的背叛，很快就使得尼克松班子的其他核心人物如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埃利希曼和国内事务特别助理霍尔德曼牵连其中。此时，尼克松的班子还不知道迪恩和米歇尔的背叛，仍准备一旦出现不测，就让米歇尔承担所有的罪责。

眼见着白宫卷入水门案的真相被不断揭露出来，尼克松周围最亲密的助手和官员纷纷被迫辞职。1973年4月，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先后辞职。尼克松在愤怒之余还将背叛自己的白宫顾问迪恩解了职。

由于对尼克松卷入水门丑闻的怀疑越来越大，调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任命一个独立于司法部之外的特别检察官来彻查水门案的地步。尼克松原本可以自己任命一个检察官来调查水门案，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尼克松已经无从选择，只能表示行政部门将会全力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接替克兰丁斯特出任司法部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选定曾经出任过肯尼迪政府时期司法部副部长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教授担任特别检察官。更为糟糕的是，考克斯的调查范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可以不用同司法部长理查森进行协商而自主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尼克松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随后5月份参议院水门调查委员会主持的电视直播听证会上，麦克德和迪恩先后作证，揭露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迪恩的证词更是直接暗示尼克松总统参与了对“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以及1972年共和党筹款过程中的大量非法行为。

1973年7月16日，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的白宫助手在参议院作证时透露，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有一套用于监控的录音设备，会自动录下包括尼克松与其助手的所有对话。这就意味着录音带将会告诉调查者们尼克松是否卷入了盗窃和掩盖行动。于是，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和欧文委员会便要求获得经过挑选的录音带，以便调查取证。尼克松明知其中的后果，因此运用行政特权，拒绝交出这些录音带。这一拒绝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尼克松诚实性的怀疑。于是，围绕录音带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夺战。

尽管欧文委员会的要求最终被法院所拒绝，但考克斯迅速求助于西里卡法官，从他那里获得了索取指定录音带和文档的传票，但是尼克松拒绝服从。西里卡法官做出了对尼克松不利的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在他看来，总统应服从法院的命令交出录音带；总统有权使用行政特权，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特权的使用；录音带将由法官秘密检查，以便决定是否与特别检察官的刑事调查相关。美国的上诉法院也维持了西里卡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的决定。

早在6月份的时候，考克斯就向白宫索要与几位卷入水门案件的前白宫幕僚有关的文件的详细目录，但白宫拒绝提交。即使白宫同意交出与前白宫幕僚和官员有关的对话日志，也是迟迟不见行动。此后，针对西里卡法官索要录音带的命令，尼克松只提供了一份录音带的摘要，认为这份摘要包括了录音带中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对话。至于这份摘要的真实性，尼克松建议让来自密西西比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来聆听这些录音带，以便同总统所提交的摘要相对照。这种提供录音摘要而不是录音带本身的做法，并没有使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满意。考克斯随后宣布这项妥协是不可接受的，违背了法院的命令。考克斯表示“一份摘要缺乏录音带本身所具有的证据价值”。在他看来，尼克松实际上是在拒绝服从法院的判决。而白宫认为考克斯的言行已表明了藐视总统指令的意图，因此，总统有必要解除考克斯的职务，改由司法部来负责调查那些与水门案相关的违法者。考克斯则质疑尼克松命令他终止获取录音磁带和总统文件的做法，并认为尼克松无权解除他特别检察官的职务。考克斯还指责尼克松阻挠他对白宫窃听案的调查。

尼克松对考克斯的穷追猛打十分恼怒，于是决心铲除这个隐患。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理查森和代司法部长威廉姆·拉克尔肖斯都拒绝执行命令，并先后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致尼克松的信中，理查森写道：“在你任命我的时候，你授权我提名一名特别检察官，如果我认为是合适的话。在审查对我的提名的听证会之前的几天，我就宣布：如果我的提名被批准，我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并赋予他执行所承担任务所需的全部独立性、权威和人员支持。’我还补充道，‘尽管他将隶属于司法部，并向我汇报——并且仅仅是向我汇报——他将意识到他最终是要对全体美国人民负责。’”最终，尼克松任命副司法部长罗伯特·博克为代理司法部长，由博克下令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这些在星期六发生的一系列辞职和解职被称作为“星期六大屠杀”，它严重激怒了公众。而“星期六大屠杀”被披露后，更使得人们猜疑尼克松试图在掩盖着什么。

10月22日，众院司法委员会受命考虑对尼克松进行弹劾或合法解除其职务的可行性。次日，尼克松被迫同意交出录音磁带，但人们很快发现一些磁带已经被编辑过，一盘带子的关键部分已经被抹去。

1973年11月1日，继考克斯之后担任特别检察官的利昂·贾沃斯基继续索要这些录音带。1974年初，由于尼克松拒绝交出录音带，贾沃斯基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1974年3月1日，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七人，包括哈德曼、埃利希曼、米歇尔和白宫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密谋妨碍司法公正。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开始调查“水门事件”以及相关的问题。4月30日，尼克松总统公布了编辑后的录音带，但令人感到可疑的是其中与水门丑闻有关的对话都被删去了。由于对此结果并不满意，西里卡法官继续索要录音带。在尼克松再次拒绝交出录音带之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最高法院进行裁决。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定（8票对0票）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尽管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可以拒绝提交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但坚持认为“水门事件”是一起刑事案件。

尼克松总统的行为——对入室盗窃行为的掩盖、拒绝交出证据以及公众对尼克松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最终导致1974年7月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三条弹劾尼克松的罪名：妨碍司法公正、滥用总统权力和藐视司法委员会的传呼。这份文件还指控尼克松非法使用窃听、滥用中央情报局、作伪证、贿赂、妨碍司法公正和其它方面的滥用行政权力。

1974年8月4日，尼克松最终公布了三盘完整的录音带。录音带明确显示出，从一开始，尼克松就积极地采取措施来阻碍联邦调查局对水门大厦入室行窃案的调查。除此之外，录音带中还出现了大段的空白，有许多迹象表明正是尼克松本人在交出这些录音带之前亲自将一些关键性的段落抹去了。显然，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刑法，因而依照宪法可以对总统实施弹劾。这彻底毁坏了国会所残留的对总统的支持。

在众议院，已经有人提出弹劾案。虽然还没有付诸表决，但预计获得半数通过将没有任何问题。此时，共和党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到白宫面见尼克松，干脆劝说总统辞职。眼看众议院提出弹劾不可避免，参议院的定罪可能性也非常大，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下台的美国总统。

同日，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一个月后，福特发布行政命令，赦免了尼克松在任期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从而使其不再受到司法起诉。不过，总计有尼克松政府的19名官员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入狱，其中包括前司法部长米歇尔、哈德曼、埃利希曼和迪恩以及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帮助策划闯入水门大厦的利迪。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还连带引出了对于尼克松助手下令窃取有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情报的行为。1971年，埃尔斯伯格将研究美国越战政策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给公众。调查发现，白宫的一个小组监听了埃尔斯伯格的电话，并闯入了其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以搜获相关的信息来羞辱埃尔斯伯格。此外，通过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引发的调查，还显示出尼克松可能逃避收入税、滥用政府资金来装修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和加州的房屋。1974年初，国内税务署发表的报告显示，从1969年到1972年，尼克松欠税43万多美元。

西里卡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法官，向来试图揭开事件的真相。正是西里卡执着寻求真相的做法，揭开了水门丑闻的真实情况。1977年，有关“水门事件”的审理最终结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西里卡法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荣誉随之而来：一些大学纷纷授予西里卡荣誉学位，《时代》周刊将其评选为1973年的年度人物。后来，西里卡写了一本关于“水门事件”的书《真实的记录》，他回忆道：“简而言之，我无意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长条椅上，看着游行队伍的经过。”

美国人认为，在“水门事件”中，总统的自我利益和野心已经危及到美国民主制的本身。“水门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思考，也使得人们对长期以来推崇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很多人认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尼克松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是因为自弗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权力在不断扩大，而这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不过，由于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而且有大众媒体的新闻监督，总统的言行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监督与制约。“水门事件”以尼克松总统的下台而告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待续）

腐败案例小结 篇4

一、案例概述

李真是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这位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的李真，仅３５岁时已跃升至正厅级的省国税局局长，被“双规”时年仅38岁，一年后被依法逮捕。在任期间，他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等合计达1051.09万元，最后又一步步走向“地狱之门”。我们又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得到什么警示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也重才。

打开李真的档案我们不难看出，7年由一般干部升为正厅级局长；到省国税局任职后，仍然兼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李真身上分析这种极不正现象常的原因，主要有三靠：一靠弄虚作假。二靠疏通关系。三靠自己运作。由此可见，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执行不认真，是造成李真这个“特殊人物”的重要原因。

李真违法犯罪给予我们最直接、最现实的警示，就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一刻也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李真犯罪事实还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由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作风培养。第二，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加强领导作风培养。第三，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工作作风培养。第四，要情趣健康、追求高尚，加强生活作风培养。

逃避监督，抵制监督，是李真严重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秘书犯罪，李真不是第一人，但他利用秘书身份施加的影响，犯下的罪行，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触目惊心的。早在1995年初，群众就举报他收受价值60余万元豪华凌志车和妻子携巨款准备移居国外的问题。此后举报他违法违纪的信件接连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查处。

加强监督，强化制约，是促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李真案件最突出的特征，一个是权力大于职务，影响大于职务。另一个是在不断提拔中搞腐败，在搞腐败中又不断得到快速提拔。

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怎么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李真的犯罪事实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有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如果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端正，就必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滋生特权思想，以至滥用职权，失职渎职 ；如果生活作风不正，就必然贪图享受，逐步沦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二）、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这主要表现为:由以往的半公开、公开的发展，并往往穿上“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的利用党的现行制度，如人事制度、公安司法制度、贸易制度、银行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为其权力腐败服务：作案手段从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利用电脑科技进行腐败。且腐败的主体官阶越来越高。

（三）、怎么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对权力腐败进行制约必须要靠权力制约机制、道德制约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腐败的本质就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现代腐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而且新的形式也不断涌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这就需要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以保证各项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

（四）、怎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社会或统治阶级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勤政廉政、为统治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的意思和品质。同时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既避免人才埋没，又可以减少国家的资源浪费，使公众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得以提高。这样中国人民才不会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人心才不会涣散。万众一心，有这样凝聚力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

三、思考与启示

“冷衙门”中的腐败案例 篇5

吴 涛 詹奕嘉 金悦磊

一项生猪养殖专项补贴，令一个农业大市8个县（区/市）的畜牧局在任或原任局长被立案侦察。

广东省梅州市检查机关2015年查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建项目中央专项补贴“职务犯罪，截至7月初立案侦察31件31人，涉及专项补贴资金超过7000万元。

连一头猪都没有就骗补50万元

日前，记者在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福北村村道旁见到，一间数百平方的石棉瓦房大门紧锁。越过近2米高的围墙往里看，既没有一头生猪，也闻不到一丝养猪场常有的味道。然而，在申报生猪补贴的材料中，这处院子名为“福生养猪场”，规模为“每年出栏超过2000头猪”，获得了50万元的国家补贴资金。

“今年3月，我们拿着补贴登记的名单在村里找这个养猪场，可怎么也找不到。”蕉岭县检察院一位办案人员说，他们在附近询问了许多村民，没有任何一个村民听说村里有一个所谓的“福生养猪场”。

这条案件索引起检察机关对生猪补贴可能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关注，继而掀起了一场打击生猪补贴职务犯罪的反腐风暴。

据梅州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永平介绍，截至2015年7月初，梅州查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专项补贴系列案31件31人，初步统计涉及资金7000万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他说：“这是梅州检察机关历年查办案件中办案规模最大、查处范围覆盖最广、查处人数最多的系列案。”

值得关注的是，梅州市下属的梅江、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丰顺、五华等8个县（市、区），都有在任或原任畜牧局长被立案查处。其他犯罪嫌疑人还包括县级畜牧局副局长9人、农业局局长12人、农业局副局长2人、发改

局局长1人、畜牧股股长5人。

李永平说，立案查办的涉案人员多是县级畜牧、农业、发改等项目补贴主管部门领导，具有较集中的项目分配权和审批权，其中多数涉嫌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少数涉嫌受贿和贪污。其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涉案金额从3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含非法所得）从5万元到60烟元不等。

编造材料瞒天过海，权数交易蚕食惠民补贴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腐败案件中，骗取补贴的方法的基本手段都是先按照政策标准编造材料、瞒天过海，然后在资金下拨后以多种方式共谋分食。

自2007年开始，我国出台扶持生猪规模养殖政策，对符合规范化养殖、需要扩建的养猪场进行资金扶持。2014年，广东省的补贴资金规模达1.2亿元。据梅州市畜牧局局长魏祥灵介绍，梅州是农业大市，每年生猪出栏约250万头，每年广东省下拨给梅州市的生猪补贴额度约1000万元。这项补助一年申请、发放一次，其标准按照每年出栏猪头数分为15万元、30万元、50万元和80万元4个档次。

按规定，生猪补贴须经过申请、审批、公示、验收等多个环节，县级管理部门上报后还有省市两级审查。但现实中，上报哪个养殖审核验收是否合格，基本都是由线一级管理部门说了算。地市一级部门基本上仅从程序方面审查材料，到省一级就更不可能逐个项目实地审查，多数情况下根据上报名单下拨资金。因此，生猪补贴事实上是县级主管部门“一支笔”审批。

在此次系列案中，立案数量最多的一个县级单位—兴宁市，2015年4月以来已立案侦察院相关职务犯罪窝串案10件。兴宁市检查院一位办案人员感慨说，从规章制度看，好象各种监管措施都有了，但因为县级管理部门“一支笔”式的审批，规定几乎成了摆设。

“从表面上看，申请材料厚厚一沓，做得很详细，完全看不出问题。因为这些材料就是对补贴标准造假填的，而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填的。如果不到现场核查，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兴宁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他们跑遍了全兴宁30多个获

得补贴的养猪场，是在实地才找到犯罪线索的。

据梅州市检察机关有关办案人员介绍，骗取生猪补贴的主要方式是编制造假申报材料：有的根本没有养猪场，有的达不到标准夸大数字，有的是新建养猪场违规申报等。

这些虚假材料之所以能顺利过关，审查验收人员玩忽职守是重要原因之一。如蕉岭县三圳镇福北村虚报有“35亩养猪场”，当有关部门进行审查时，申报者就将工作人员“忽悠”到另一家去。而审查人员也不辨真假地通过了。除此之外，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刻意参与材料造假、违规申报。如兴宁市畜牧局一干部拥有一家养殖场的股份，该养殖场并不符合补贴的标准，他就自己编造了申报材料骗取国家补贴。

还有畜牧局领导涉嫌收受贿赂后渎职。兴宁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赖建华说，在一个案件中，达不到补贴标准的养殖场主人为获得补贴向畜牧局领导行贿，双方谈好了价格，等补贴资金下来后，就按照约定给畜牧局领导送钱。“国家的惠民钱就这样被私人吞食了。”他说。

信息公开要具体到位，外部监管要制衡

目前，梅州“生猪补贴”职务犯罪系列案仍在进一步侦察中。有关人士认为，生猪补贴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审批的缺陷，亟须细化信息公开，加强外部监管。

事实上，近几年来，广东肇庆、韶关和阳江等地已出现过类似的“生猪补贴”腐败。广东省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显示，肇庆市宁县畜牧兽医局局长邱谋等人涉嫌玩忽职守造成国家项目资金损失455万元，韶关市多个区县畜牧、发改部门工作人员在生猪补贴审批过程中涉嫌违规审批、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

赖建华说，生猪补贴等惠农项目资金虽也按照规定公示，但往往局限在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地方媒体等少数渠道，农民不可能天天上网、盯着这些网站，相关宣传资料也没有做到进村入户，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留下了违规操作的空间。

有检察官呼吁，有关部门不能仅仅把相关政策放到官方网站上，而应该把涉

农政策的宣传推进到乡镇的党委和政府，村“两委”乃至村民小组，让广大群众对有多少扶持政策和资金、能给什么人、都给了谁、给了多少等情况都能请清楚楚明明白白。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篇6

权利腐败的主要内容是寻租与造租，在案件中疫苗小组是需要疫苗的供应商，贪污的发生往往就是因为有人想要垄断这一货品的供应,巧妙的利用党的现代制度和漏洞进行受贿，从而令腐败的形式不断涌现。

案例中罗耀星等人的腐败行为严重阻碍了行政与经济体制的变革，它的传染性和示范性,会一步步的降低公众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的凝聚力.并把社会推向糜散性的腐败状态.罗耀星曾被广东省政府授予抗击“非典”先进个人三等功.这样的人腐败,将严重的损害政府机关,公权部门的形象。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篇7

保定市通报五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案例一：涞源县扶贫办副主任李彦平虚假验收扶贫项目问题

2016年，涞源县金家井乡土巷口村实施打井项目，涞源县扶贫办副主任李彦平在施工方未按协议要求建设3.3万元配套设施的情况下，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签字并予以结账。2017年11月，李彦平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案例二：曲阳县灵山镇燕南沟村村委会主任张威挪用扶贫项目分红资金问题

2016年，燕南沟村蔬菜大棚实现项目收益2.1万元，张威未按规定给受益贫困户分红，将分红资金用于支付该村会计工资及修路款。2017年11月，张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案例三：博野县南小王乡小北河村党支部原书记郭盼山虚报项目套取资金问题 2012、2013年，小北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郭盼山及村会计郭栋杰虚报产业扶贫项目，套取扶贫专项资金23.35万元，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务开支。2017年12月，郭栋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郭盼山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

案例四：涞水县政府招待所工作人员董克强骗取农村劳动力补贴、扶贫办主任科员宋盼道审核把关不严问题

董克强违规开办驾校，在2014年至2016年把非建档立卡贫困学员纳入驾驶员培训范围，并给尚未取得驾驶证的学员制作虚假驾驶证骗取培训补助资金10.6万元。扶贫办分管培训工作的主任科员宋盼道对此把关不严。2017年11月，宋盼道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董克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被骗取的资金已全部追缴，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

案例五：阜平县北果园乡广安村将不符合条件村民列为危房改造户问题

2010年至2014年，时任广安村党支部书记任占明、时任村委会主任张青山为不符合条件的29户村民办理危房改造，涉及资金39万元，其中将33.14万元发放给29户危改户，剩余5.86万元用于本村引水工程建设。2017年11月，任占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张青山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二人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腐败案例心得体会 篇8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震慑警示作用，保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高压态势，日前，海南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五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案例一：儋州市光村镇扁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树森等人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问题 2016年9月和12月，王树森先后两次主持召开村“两委”干部会议，决定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村办合作社发放人员工资和购买生活电器，村委会委员林二番参会并同意上述决定。经查，扁墩村实际挪用扶贫资金共计3.48万元。其中，挪用1.99万元发放合作社工作人员工资，林二番以合作社管理员身份领取1.42万元；挪用1.49万元购买电视机、空调、净水器等电器供合作社使用。2018年1月，王树森、林二番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用于发放工资的违纪款已追缴。

案例二：澄迈县加乐镇德润村委会原工作人员刘裕群索取收受贫困户扶贫物资问题

2016年9月，刘裕群在协助加乐镇政府发放扶贫物资的过程中，索取、收受3户贫困户扶贫猪苗3头，折合人民币2400元。2017年9月，刘裕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已追缴。

案例三：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刘亚定在扶贫工作中优亲厚友问题

2014年，刘亚定隐瞒实情，将家庭收入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胞弟刘某某一家纳入贫困户。2016年11月，在剔除不符合条件贫困户工作中，刘亚定依然隐情不报，致使刘某某一家继续享受帮扶政策。2017年6月，刘亚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叉河镇党委原副书记符旭光，叉河镇党委委员欧振强，叉河镇叉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吉文杰，叉河村党支部委员廖小龙、刘忠华、刘瑞英等6人因在该问题中存在失职失责情形均被诫勉谈话。

案例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原副主任莫明飞等人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扶贫物资采购价格虚高以次充好问题

2016年，莫明飞在扶贫物资采购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没有及时发现采购合同中黑山羊单价明显高于政府指导价，事后虽发现但未按规定提出书面异议或签订补充合同；交货环节没有按规定进行验收，没有及时发现供应商以次充好等问题，造成扶贫资金损失约11.17万元。2017年9月，莫明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同年11月，时任上安乡副乡长王大荣、现任上安乡副乡长王太璋等2人因履行领导责任不力被问责，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上安乡党委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被全县通报。

案例五：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政局办公室原科员汪雄鹏在危房改造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问题

2015年，时任莺歌海镇政府民政办科员汪雄鹏在危房改造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23户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通过了危房改造申请，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达48.3万元。2017年12月，汪雄鹏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按办事员安排工作。

微腐败整治心得体会 篇9

群众利益无小事，“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与会同志表示，将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把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长抓不懈。

压力传导到县乡，责任落实到基层

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损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群众对党的信任。

“要通过责任追究，倒逼基层党委、纪委和有关职能部门把责任扛起来，落到实处。”中央纪委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书记于春生表示，要抓住“关键少数”，层层传导压力，推动“两个责任”在基层落地生根。

如何传导压力，进而推动县乡党委发挥关键作用、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中央纪委委员，贵州省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认为，要继续用好问责、约谈、巡察等有效手段，抓牢主体责任的“牛鼻子”。

“通过集中约谈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当面交办重点问题线索，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纪委。”甘肃省委、省纪委书记刘昌林介绍说，甘肃对1.08万件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逐个筛选甄别、分类处置，分4批(次)向市州和县区纪委集中交办757件重点问题线索，进行跟踪督办、挂牌销号。

压实责任，巡察是利剑。甘肃开展灵活多样的专项巡察工作，不坐等线索上门，主动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项目工地，多渠道发现问题线索，着力提高巡察覆盖率、问题发现率、问题整改率、问题线索处置问责率，通过上下联动、点面结合，推动巡察工作向纵深发展。

快查严处扶贫领域突出问题

“难点在有的基层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虚化’、有的基层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弱化’、有的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软化’。”谈及当前惩治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时，宋璇涛说，“重点，则在扶贫领域。”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会同志表示，要坚持以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快查严处扶贫领域突出问题，对敢在群众“救命钱”上动心眼、下黑手的绝不放过。

“要把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江西省委、省纪委书记孙新阳表示，要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让党和政府的扶贫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以查处不正之风保障扶贫政策落实，以查处腐败问题保障扶贫资金安全。”刘昌林介绍说，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落实，甘肃组织开展“两查两保”专项行动，深入查纠扶贫工作中落实政策不力，作风庸懒散慢，贪污侵占、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等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宋璇涛认为，要在督促职能部门强化监管责任上再发力，继续督导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资金链条各环节的全覆盖监管，建好民生资金“防护墙”，同时在行业系统内部经常性开展自上而下自查自纠，消除监管盲区，防止“只管发钱不管监督、只管本级不管下级”的现象。

在基层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大家认为，治理“微腐败”，同样要在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上发力，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基层党员干部，让党员干部既勤政又廉政，激发党员干部担当精神。

贵州创新方式方法，在基层建成乡镇教育谈话室，推动预防提醒、询问示警、纠错诫勉、问责处分四类约谈向基层乡村延伸，把纪律挺在前面，使早抓常管成为常态。

宋璇涛认为，要积极探索实践“四种形态”，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纪律意识，积极改进作风，依法依规办事。

监督责任的“腰杆子”要挺得直，就要求纪检干部敢于担当，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微腐败整治工作心得体会 篇10

在杜治洲看来,事实上,对腐败的“零容忍”已经涵盖了治理包括“微腐败”在内的一切腐败行为的态度、原则和制度。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级纪检干部和群众从内心深处真正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意识。”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从反腐败立法来讲,要将腐败行为‘门槛’降低,以提高惩治腐败的概率;从党内法规来讲,要加重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的惩治力度。”

“微腐败”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获得感”是广大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的满足感、幸福感。“微腐败”既啃食人民的物质获得感，又伤害人民的精神获得感。 “获得感”首先是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贪腐，是与民争利，从百姓口中夺食。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得不到保障，何谈获得感?“获得感”的另一方面是人民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人民需要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需要被尊重，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享受同等的人生出彩机会。基层执法不公正是对个人权益的直接损害，也直接伤害人民的获得感。基层无小事，基层虽不易产生大案要案，但却滋生着大量的切实侵害基层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只有对基层贪腐进行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让人民群众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