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精选8篇）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篇1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实现法治国家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有关依法治国理论，指明了在现阶段进行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有民主与人权原则；平等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原则；权力监督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原则。邓小平法治的思想为我国进行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法治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民主本质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现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选举和决定国家公职人员，并通过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现代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公民的民主权利、国家的民主体制、政治运作的民主程序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以后，我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来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指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全部内容都要运作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邓小平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另外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

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日程上来。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由人治而导向的个人迷信和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不稳定状态，并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关键问题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党和法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以党治国”的观念，这是忽视民主的表现之一。为此，早在四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确地说：“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要理顺党组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关系，理顺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权，而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在于领导人同，通过国家机关制定适应和社会发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规，又领导人民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各政党和人民群众依据已制定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从事各项活动。党的政策和主张要来自由人民群众并要通过国家机关进一步集思广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检验而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规，通过组织国家机关实施法律，并通过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也就是通过法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

总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奠定了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的基石,对我们今天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篇2

一、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的来源

1.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留学背景和 “西学东渐”

法国“红色小镇”蒙塔尔纪的一处纪念碑上, 有中国人民熟悉的一个身影———邓小平。 当时年仅17 岁的他曾在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勤工俭学, 期间看到过太多不平等现象, 深知国强则民强, 邓小平深感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重大, 更加迫切地想要改变中国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 他看到了资本家的虚伪与丑陋, 同时也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看到了西方行政管理和现代科技所具有的潜在推动力。 其次, “西学东渐”后, 西方理性观念和民主法制文化涌入中国。 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 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 重视私法, 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1]初步实现公民、权利、情感和法律等价值的重新排序, 具体表现在:社会秩序的维系、处理公民与执政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权力如何分配等多方面构建上, 是一种法治化的创新, 突破了以往的德治和人治, 将责任作为每个公民, 特别是党员的行为准则贯彻到法律中来。

2.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责任观

1926 年, 邓小平有幸选上前往位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参加理论学习。每周上6 天课, 每天8 个小时。[2]内容涉及“社会形态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3]这次学习, 为他责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如何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冲突关系时, 通过批判普鲁士内阁的虚假性和肯定黑森宪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阐明了离开法律的制约, 责任制度成为一纸空谈;随后, 在总结巴黎公社运动的实践经验时, 他们认为, 这是一次“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伟大革命:“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 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 ”[4]并对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享有的权利范围做了科学界定。 此外,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关于构建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手段, 强调各部门间应采取分权治理的管理方式, 强化政务分开思想, 实行简政, 使得责任制意识深入人心。 列宁在前人的基础上, 细化了责任制的具体内容, 将其应用在苏联政府的治理过程中。 注重责任制文化的培养和自我批判的落实, 对自身错误, 如越权行为进行反省, 并充分利用报刊舆论的监督功能, 开辟“红榜”和“黑榜”专栏, 对违背责任制原则的人员在“黑榜”上进行揭露, 树立典型人物, 对党的治理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则结合了以往经验, 深化责任制建设, 提出权力下放的重要思想, 强调中央应充分授予党员干部和地方政府部分权力, 调动下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为推进改革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和养料。 他说:“让他们放手工作, 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 又适时地给以指示, 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5]

3.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王岐山曾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责任思想两者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 他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 有丰富的礼法相依……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 讲究德治礼序。 ”[6]邓小平的责任思想亦是如此,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曾这样回忆:“邓小平有‘三爱’, 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 ”[7]如“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的《资治通鉴》、由大量经济史料汇编而成的《二十四史》和记载各个人物传记的《三国志》。 他以史为镜, 取其精华, 将书中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运用到了党建责任思想中, 注重道德治理国家思维方式和人文情怀, 将理论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 他强调“治人”必先“修己”, 只有在修己的基础上, 选拔正确的领导班子, 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一种自省和治理相统一的政治思想。 并切实关注人民根本利益, 明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以“改善党的领导”为重心, 为人民谋福祉, 促发展。他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8],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 反对任人唯亲。 ”[9]

二、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的主要内容

1.培养全体党员的责任意识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员队伍自身责任意识的培养, 曾提出:“所有军队的党员干部, 应该警惕自己, 认识责任之重大, 加强政策学习, 爱惜民力、物力, 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 ”[10]并在1945 年的报告中进一步补充:“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 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 他的功劳和职位, 才是值得尊敬的。 ”[11]在邓小平看来, 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的标准并不是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公共权力的多少, 而在于他是否具有强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基本的党性修养, 自觉地做好表率作用。 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革这一问题上, 邓小平强调党员同志要有摸着石头过河、敢于突破的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 并将改革上升到全局高度。 他指出:“现在, 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 机构臃肿……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 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 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2]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由最初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党所肩负的责任加重, 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与建党初衷不相符合的现象, 如入党目的化:“如果在以前, 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 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那么在现在,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诚然, 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 但是, 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 ”[13]其次, “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现象突出, 指部分党员同志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手段占用和损害公共利益。 邓小平曾感慨道:“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 不负责任, 不守信用。 ”[14]再者, 现在的党员干部对于自我要求还停在较低水平, 邓小平认为:“的确, 如果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那么, 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15]为此,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全体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提出了“三更”思想, 即在入党条件筛选上实行更高标准、为人处世上更谦虚谨慎和对自身方面更严格要求。

2.严格区分不同时期党的责任

不同时期党的责任, 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是邓小平责任思想的活的灵魂。 抗日战争时期, 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贯彻政府和上级法令、扶植并提高政权的威信、监督政权、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等多个方面, 通过强调党的责任意识, 告诫全体党员要时刻执行党的决策, 拥护抗日民主政权和战线的统一;解放战争时期, 党面临着诸多挑战, 生存受到极大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 党内出现了很多不良风气。 为此, 邓小平多次强调选拔合格党员、 培养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 加强自我责任意识, 并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谴责了当时红军北上, 为了自己的生存, 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 重提共产党应保持纪律性这一问题;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邓小平从经济预算角度, 指出党内各部分有保证预算巩固性的责任, 使得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期间, 加强“党的领导”成为开展工作的重点难点, 并深化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前进阵地。 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 确立正确的方向。 ”[16]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四层含义。

一是在作风上坚持“三不是”, 甄别不良作风。 他说:“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省里的工作, 希望你们经过学习……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 做到一不是软, 二不是懒, 三不是散。 ”[17]反对官僚主义、杜绝浪费和反对特殊化, 坚持党的传统作风, 即“我们这一代, 一定要坚持我们党的好的传统, 树立好的榜样… … 尽到自己应该尽的责任”。[18]二是在决策上有一定自主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他说:“领导干部的责任, 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能当“收发室”, 简单地照抄照转。 ”[19]权力积极下放。 工业上, 注重钢铁质量和生产责任制, 农业上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责任制, 切实做到权为民用。 三是在承担事故或者过失上要敢于担当, 不推卸。 特别是在处理事故责任、学生游行、平反、正确看待老一辈和毛泽东关系等问题上要责任明确。 为此, 他曾批评说:“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 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 遇到权利互相争夺, 扯不完的皮。 ”[20]四是在国内形势上要努力维护政治局面, 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高举无产阶级旗帜。 将责任意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统一, 建立国内国际新秩序。

3.积极推进责任制度建设

邓小平在“责任制”建设过程中, 曾批判:“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 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21]可见, 在邓小平眼中, 责任制是工作落实和推进的根本保障, 但实践过程中却面临一个重要瓶颈。 即如何处理“权、法、民、责”之间的关系。 为此,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他的理论思想。

权力制衡与民主监督相结合。 实行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 由以往集权主义和权力滥用现象向权力分化和法律约束转变, 如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 简化机构、建立相应规章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立专门监督机构, 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思想, 使权力与民主更好地契合在一起。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 注重与党外人士合作。 在保障民主权利的基础上, 按章办事, 完善相关的责任制度, 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相区分。 邓小平责任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工负责制的确立, 倡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评价责任大小, 责任主体绝不能互相推诿, 要赏罚分明。 他说:“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 必须由他承担责任, 责任要专。 ”[22]其次, 在处理任何失误时, 不能盲目将责任推给一方, 要有集体承担责任的意识, 要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区分开来, 各负其责。

党的领导和权力到人相协作。 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作用, 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 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23]为此, 他多次提出要将党的领导和权力到人相协作的基本思想, 即在党的领导这个大方向下, 在农业、企业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采取适当放权的政策, 如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加大企业干部权力、由官办结构下放权利调动积极性等具体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 2009, (4) .

[2]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530, 目录1, 卷宗17, 第53页.

[3]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第530宗, 第1卷, 第16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中国新闻网.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讲话[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0-25/6716945.sh tml, 2014-10-25.

[7]中国新闻网.邓小平读书趣闻:“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EB/OL].http://news.china.com/focus/dengxiaoping/11165078/20140821/18727992.html, 2014-8-21.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0][11][13][15][1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2]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篇3

关键词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正确思想，并联系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用法律法规来全面规范其经济活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一、依法治国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要求

经济法规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自然经济中产品交换很少，也很简单。法律主要在经济领域之外的范围内存在并发生作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经济关系与经济行为，主要靠血亲、宗教、伦理、道德等来规范和维系。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方面为经济法规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本身也需要法律来规范。因为商品经济产生之后，各种商品交换行为愈来愈频繁，交换关系也愈来愈复杂，各种经济纠纷也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传统的非法律手段，己不能保障商品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秩序，商品经济客观上呼唤着经济法规的产生。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他指出：“先有交易，后来才有交易发展为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工更精细、协作更发达、交换更广泛、关系更复杂的商品经济，它更需要法规的调整和保障。

二、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比，有其十分明显的特征，即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竞争性、契约性等。这些基本特征都要求建立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系。

1、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求用法律来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这种利益的多元化和自主性，需要国家提供法律保护，保护他们对其拥有的财产的无差别的权利，以及在市场体系中无差别的地位；保护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政府部门干预的权力。

2、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客观上要求用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它是实现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机制，竞争既给生产经营者以压力、动力与活力，又能优化资源配置。但是，竞争不是无序的，它要求有一定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政府也要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规范市场行为，使经济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以保障竞争有序运行。

3、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客观上要求用法律管理各种经济合同，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普遍采用了契约合同的形式，契约对维护交易信用，保障交易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成为商品交换最基本的信用形式和法律手段。契约既是市场经济的法制原型，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如果契约没有法律对其原则、方式和结果的公正、确认和保护，它们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决定了它更需要法律的管理。

4、市场经济的缺陷需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克服，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法律的引导、制约与修补，任其发展，必然会产生危及经济运转、破坏社会资源环境、影响社会稳定等弊端，因此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不同，它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的，经济手段也要有经济法律的规范与保障。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给政治、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卖淫缥娟、贩毒走私、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等。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法律手段。由此可见，在克服市场经济缺陷方面，法律手段起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迫切要求

十四大以来，我国加快了经济立法的进程，己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这些经济法律对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由自然经济发展而来的，而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再加上我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解放前我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國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既没有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也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法律观念，从而导致了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备，很多经济关系、经济行为仍然无法可依，需制定新的经济法律；第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的一些内容不适用、不精密，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可操作性，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补充和修订；第三，经济法律法规的运行机制不健全，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机构，以及成员的素质均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充实、加强和提高；第四，经济法律运行的外部环境不顺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本来不就不很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更难发挥它的引导、保障、调节和制约作用。这种不良的外部环境也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去改造。

总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保障，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最终版） 篇4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主要就是公共权力与金钱、物质、美色等的交易，公共权力成为腐败者谋私的手段。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廉政建设的落脚点就是要要放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上面，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执行，决策、人事、管理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特别是对这些单位的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领导腰杆又不硬，反过来又放任下属违法违纪，甚至暗中为其牵线搭桥，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人事升迁任免权，行政审批权，资金发放权等，大到官吏的荣升贬谪，小到百姓的油盐酱醋，都受“公仆”的干预、影响。一些当权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唯我独尊，专权擅断，压制民主，践踏民意，脱离人民，由“公仆”变成“老爷”。搞“一言堂”，“家长制”，特别是在决策上缺少民主性和透明度，许多腐败事情由“暗箱操作”、“权力黑洞”产生的，或只有圈内的少数亲信知道，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的屏障，权力寻租，索贿受贿，权力达到了最大的使用值，腐败现象产生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大搞裙带关系，“亲友团”控制一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家族网、人情网，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近几年来被揪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李嘉廷等都是由于集中了过分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他们大权独揽，权倾一日，威震一方，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猎色，贪图享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国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烟台“11.24”特大海滩事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长江三峡工程，长江大堤抛石护堤工程，这样百年大计的“生命”工程，竟然有偷工减料严重事件，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腐败现象正吞噬着党和国家健全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它是寄生在国家健全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利剑向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怠地斗争。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

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三、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邓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他指出了我们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缺少法治理念，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如果领导的品德存在问题的话，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四、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

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五、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

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监督的主体可分：①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②国务院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地方政府对其各职能部门的监督。③人大及其常委政协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⑤新闻媒体的关注、监督、评价、批评。

监督的方式有（1）来信来访，（2）批评、建议，（3）检举、揭发、举报，（4）公众听证会，（5）控告，（6）审诉

决策监督是行政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国家权力机关及领导的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公正性、清廉性的监督。决策中，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否符合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群众监督是促使政府和官员清正廉明、高效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是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挥监督手段有效防范、遏制、揭露腐败现象。全国的67%的反腐案例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曝光，起了很好敲山震虎的作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报刊在反映社会的光明面的同时，也敢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起了鞭策、监督作用。

不庸讳言，我们的监督存在不力的一面，广州市就“对该市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是否有力”进行调查，认为监督不力的占67.4%。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很多：（1）不敢监督：腐败分子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网、权大势众，根深叶茂，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2）不能监督，群众不知情，没有真凭实据，监督无门。（3）不愿监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4）不会监督。不知用法律手段，采取正当程序检举、监督腐败，只是发牢骚，闹情绪。

我们的监督制度有待于完善，要切实保护监督人的合法权益，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开性，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决策的公众参与性，让群众监督、防范腐败。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加强监督，使腐败分子处于天网恢恢之中。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回(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诸君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存亡的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监督，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长久以来，民主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弱乏力、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新时期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完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切实实行依法行政、增加决策的民主性、透明度、保障人民的参政权、监督权，使腐败现象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篇5

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洞察了各种腐败现象及其危害，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任务、形势和特点，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七年之际，深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共产党的宗旨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⑴显然，贪污腐败是同党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宗旨、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历来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自觉地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必须作到廉洁奉公，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邓小平继续和发扬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⑵针对“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⑶这一事实，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标准。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违背了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腐败现象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腐败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为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⑷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只有坚决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在实处。

二、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论述反腐倡廉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腐败现象是反动阶级的“最好帮手”，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基础”。解放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客观上是要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强调反腐败是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战略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和加强廉政建设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败现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⑸，加上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不断滋生腐败现象，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性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数量，无论从手段

还是从危害来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立即彻底改变和消除它赖以滋长的环境和土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⑼。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严重注意反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⑽，告诫我们，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次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⑾

三、加强党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的产生，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⑿强调要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艰苦奋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把反对腐败现象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邓小平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⒁，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⒂。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⒃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四、实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求党政干部要遵守法制，运用法律坚决、持久、不留情面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弃了毛泽东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建设。鉴于过去“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搞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但住往导致运动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大，象“三反”、“五反”那样，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间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间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⒅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过法制建设，严明法律制度，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把反腐倡廉纳人法制的轨道，纳入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就可以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处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⒇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强调领导千部要带头自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十分重视从领导抓起，从自己做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是领导干部和反腐败的重点，多次强调要“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谆谆告诫我们，要预防那些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要求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的思想，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带头人。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2）。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3）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把廉洁自律与严惩腐败相结合，“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24）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2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着社会环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须搞好社会实践，造就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要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女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6）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这既是推进社会健康文明发展和抵制、消除腐败现象的总方针，也是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里，邓小平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办法。当前，只要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会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28），切实端正党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注：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⑿、⒀、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5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57页。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页。

试论儒家学派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 篇6

试论儒家学派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各家学派纷纷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儒家学派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和安邦定国的良策.

作 者：李云凯  作者单位：黑龙江鸡西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黑龙江,鸡西,15600 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 分类号：B2 关键词：儒家   德治   思想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篇7

一、邓小平“大胆试验、敢于冒险”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邓小平在全党担纲, 正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处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时刻。1977年7月, 邓小平复出不久, 就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宏大气魄和胆略, 高举实践标准的旗帜, 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 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1]要“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2]邓小平以此为历史起点, 以其敢为天下先的人格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指导, 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说邓小平于上世纪70年代末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 着眼点在于“破”, 在于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 那更重要的任务则在于“立”, 在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而后者是一项没有先例的伟大的开拓性实践, 唯有“大胆实验、敢于冒险”, 才能闯出新路。在《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中, 他的这一大胆实验、敢于冒险思想不仅贯穿全卷始终,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确和集中。

二、邓小平“大胆试验、敢于冒险”思想的政治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是有风险的, “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 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 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 人民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拥护党的领导”。[3]针对一些人对开放政策负面影响的担心,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但有办法解决,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从政治上讲,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它有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4]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 运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谈到我们的政策会不会由于出现一些小的曲折而改变时, 邓小平多次强调, 这主要是看政策本身是否正确, 是否受到人民的支持, 改革的主意是大家出的, 人民支持, 事实证明, 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如果改, 我们就会丧失人心。他还多次告诫一定要同人民商量着办事, 要充分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对此作了总结性说明:“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村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5]总之, 一方面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基础, 一方面是人民支持作为群众基础, 有了这两条, 不论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 冒多大风险, 我们的事业都一定会成功。

三、邓小平“大胆试验、敢于冒险”思想的主要内容

“大胆实验、敢于冒险”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一件“够大胆的”“有风险的事”。如何向之前进, 对此, 邓小平提出了“最大试验场”的概念, 他多次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是最大的实验, 要走自己的路。”[6]在这里他把“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最大的实验场”相提并论,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一次伟大的实验性革命和革命性实验。所谓走自己的路,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大胆的革命性实验和实验性革命, 探索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指出:“改革开发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实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看准了, 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7]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8]发展速度的快慢, 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经验教训, 以及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作出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结论。要加快发展, 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此, 我们既无先例, 又无经验, 更多的则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和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些习惯势力严重制约着两个根本转变的实现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 不求发展, 不求进步, 不愿接受新事物。”[9]而对于“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 他多次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 又有右的干扰, 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 人们的思维就不容易改。”[10]“右”能断送社会主义, “左”同样也能断送社会主义。面对这种情况, 仅靠说服的方式和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只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唯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求教实践, “不争论,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11]邓小平还把不争论称作是他的发明, 不争论, 并不是无所作为, 而正是为了有所作为, 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是为了防止问题复杂化, 一争论, 就会为小生产习惯势力和“左”的习惯势力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场所, 最后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争论,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可以填补我们经验和理论的不足, 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针对一些过时的工作方式, 邓小平一再提醒:“不要老是试点, 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试点, 几乎解决不了几个问题, 这就太慢了。”[12]要准备抢时间, 能早上的就早上, 不要怕, 不存在什么冒险, 讲稳, 但不能停滞。

四、邓小平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

大胆试验, 敢于冒险, 不等于蛮干, 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和态度基础之上, 要有正确处理风险的胆略和高超的艺术。邓小平对待风险的科学态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 但很有希望成功。有这样的信心, 才能恰当地决策”。[13]明知征程有风险, 无限风光在险峰, 愈是风险愈向前。如果前怕狼, 后怕虎, 就走不了路了。对待风险, 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后退则更加困难。随着改革的推进, 我们手头东西多了, 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第二, 要保持清醒头脑, 既不要因畏惧风险而停滞不前, 又不要因小的失误而影响全局。“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 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 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 不犯错误不可能, 要争取犯得小一些, 遇到问题要及时调整, 同时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 准备好对策, 这样, 即使出现了较大的风险, 天也不会塌下来。[14]

第三, 以客观效果为导向, 对风险进行具体分析, 既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效果, 又要看到它的负面效应, 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制定政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 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 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资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 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问题, 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 毕竟小得多。风险有一些, 不大。”[15]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到心中有数, 就影响不了大局。

第四, “胆子要大, 步子要稳, 走一步看一步”, “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 哪一步走得不妥当, 就赶快改”。[16]邓小平多次谈到, 所谓胆子要大,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 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的错误, 更不是大改, 大的方针不改, 也不要因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 不敢大胆前进;走一步看一步, 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目的是为了实事求是,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摘要：邓小平“大胆试验、敢于冒险”思想有着坚实的政治和群众基础, 包含着对待风险的科学态度。“大胆试验、敢于冒险”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邓小平,“大胆试验、敢于冒险”,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9]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65, 132, 132.

试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篇8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主要内容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渐进的改革思想，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一、改革的性质和地位

对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深入理解和实践这一科学论断，既能提高我们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能使我们毫不动摇地把握住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渐进过程，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个极其伟大而又复杂的新生事物，它的成长同样也要有着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改革正是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根本途径。改革与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革命的本意是用暴力的方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意味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改革显然不是这样，它是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改革所针对的是社会的具体体制层面，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邓小平曾指出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好的，只是目前还不太完善，我们要改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体制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适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使其更加完善，最大效能地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关于改革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这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而改革也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它各方面的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而实现解放和生产力。所以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其次，是从解放生产力，消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邓小平站在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

二、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在改革中，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点。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基本最急迫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未，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生产力直到70年代还是发展的相当缓慢，大部分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更谈不上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很好保障，长此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改革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

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问题。而改革前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因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2、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的程度作为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把经济搞活”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同时也有利于利用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邓小平这一思想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针对原有经济体制中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首先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平均主义严重束缚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其次邓小平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示，按劳分配的标准和依据应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它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还很不完善，针对日益显现出来的各种体制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做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6年，邓小平在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同年，在会见日本首相时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近期目标：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三个期目标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中突出的顽疾。

总之，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把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邓小平把下放权力，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规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第三、是精简机构。 邓小平称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第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六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始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来做保障。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程，因而决定了文化体制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针对文化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一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体制改革。强调改革是一项全面的工程，没有文化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的改革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改革文化生产体制不仅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还能在源头上提升文化事业的品味，这不仅是改革全面性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二是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我国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必然。

同时，为了保证上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方针。第一、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第二、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方针。第三、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方针。第四、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有了这些正确的方针路线地，我们才能科学地处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服务。

可以说，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而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在20世纪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更需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邓小平改革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１］张传鹤．邓小平改革思想新探．[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1）

［２］李永芳．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论述．[J]．重庆社会科学．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