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的话题作文

站起来的话题作文（通用11篇）

站起来的话题作文 篇1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终点没有成与败”献给刘翔，献给飞人。

无论成与败，我们都曾努力。无论失望与惊喜，终点都曾是开始。坚强属于每一位中国人。天空会有阴霾，阳光会在风雨后。经历风吹雨打，雨过天晴。未来便不是梦。

相信自己。我们为你加油。

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你的未来。刘翔，你没有输。今天的放弃是为明天的得到。既来之，则安之。困难来了，用一颗平静的心看待世界，看待明天。便是一种超脱。

苦苦挽留夕阳地是傻子，久久感伤春光地是蠢人。什么都不愿放弃的，将会失去最珍贵的一切。

《站起来》是对坚强的诠释，对明天的诠释。

我们都很惋惜，遗憾。但刘翔为之付出，结果已经不重要。不要轻易留下眼泪，被模糊的双眼会看不清前方的道路，被浸湿的心灵会迷失方向。站起来，面对结果我们依然高喊“刘翔，我们支持你”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彼此距离不在，你和我的竞赛。站起来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刘翔，中国飞人。我们永远支持你。我们会记住，你曾经的辉煌，记住你在比赛中的坦然潇洒，更会记住，你曾经的放弃。我们希望你能早日恢复健康，健康比成绩更重要。加油，刘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观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不要被阴影所埋没，天空总会有晴空。下雨了，会有人为你撑伞。失败了，会有人为你擦泪··成败一瞬，记载无数梦想。众人所托，众人所望，把你重重压下。

金牌是运动员的梦想，但终点会变成新的起点。过去的辉煌不代表明天的骄傲美好。金牌之路，会经历更多的失败与泪水，但我们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永远支持你。

站起来的次数 篇2

对此，他毫无办法，于是就去拜访一位拳师，请他训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把儿子塑造成男子汉的形象。

拳师说：“把你的男孩留在我这里半年，这段时间你不要见他。半年后，我一定把你的孩子训练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半年后，男孩的父亲来接孩子。拳师安排了一场拳击比赛，向这位父亲展示他半年的训练成果。与男孩对打的是一名拳击教练。

教练一出手，孩子便应声倒下。

但是，男孩一倒地就立即站起身来迎接挑战，一次又一次，倒下去又站了起来……如此来来回回总共二十多次。

拳师问这个父亲：“你觉得你孩子的表现够不够男子汉气概？”

“我简直无地自容了！想不到送他来这里训练了半年，他还是这么不经打，这么轻易就被别人打倒了，哪儿有男子汉的气概呢？”父亲失望地回答。

拳师意味深长地说：“我很遗憾。因为你只看到了表面的胜负，但你有没有看到你儿子倒下去又立刻站起来的勇气和毅力呢？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啊！”

树根越是深入大地，就越能挺拔向上；苔藓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仍有青春奋斗的足迹。只要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去的次数多一次，那就是成功。

（选自《意境》，张琳／荐）

（本栏插图／汤夏洋）Ｗ

路子与你聊

自己站起来作文 篇3

今天，我在《传承文明，健康成长》这本书里，我在《每一个人的肩头都有责任》中的第一篇文章里;我看到了有三个不同的小孩摔倒经历。而他们家长的做法也都不同。第一个家长直接把小孩扶起来，然后再拍打一下桌子让孩子不要再哭了。第二个家长让小孩自己站起来，但小孩自己不愿站起来，偏要家长扶他才起来，家长只好把他扶起来，然后对他说：“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最后一个家长是让小孩自己站起来，再走一遍，这样小孩就不会再跌倒了。

我从这个故事得知：自己遇到困难时不能指望靠别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学会坚强，要自己站起来，另外我还想到以前一个关于我事情，想想觉得很幸福。有一次，我在我哥哥家里玩，我们玩的很开心。后来，我拿出了我最新款的玩具。哥哥盯着我的玩具看上去很想得到的样子，于是，他冲过来就和我抢了起来。我不给他，他就跟我闹，我们又打又闹，都打到地上去了，这时我腿感觉疼死了，后来又拖着伤去玩。我们去了水泥地玩，地上的沙粒很多。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一下。我看了跌到的地方都掉了一层皮，而且又疼就哭了起来。妈妈听见了就把我送到医院。妈妈对我说：“自己下次小心点，到长大的时候就没人扶了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要自己站起来。”听了这句话我心中感觉很幸福。我一定要自己站起来，不能指望别人。

自己站起来作文 篇4

现在盛誉全国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老师，激起了无数崇拜者的惊喜与羡慕。但说实话，作为引领我们语文教学乃至整个教育工作的名家，在理论上并没有独特的建树，在语文教改方面只是一棵"知识树"，即知识系统化，只是换了种表述而已;教学上只是一个模式，即"定向 ---- 自学 ---- 讨论 ---- 答疑 ---- 自测 ---- 自结"，我们一般教师也能提出这些东西。

然而魏书生只因为成为魏书生，他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而不是"理论"出来的。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谁也明白的"教书育人"和"教是为了不教"的道理。他的论述像"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通俗易懂，那样切近规律;他的课堂教学是朴实的，但朴实的却令专家、令同行折服;他的报告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场场能引起同行的强烈共鸣。我们同魏书生确实有区别，但实际区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我们同魏书生实际区别就在于一个"做"上。

站起来_作文 篇5

也不知道是第几次想着;这个世界到底属不属于人类呢?

这个世界本就是残酷并绝情的，你让他，他会将你吞噬，你不让他，他可以瞬间将你抹灭。

想着想着，我陷入沉思，究竟什么样子才算将世界属于自己呢?

在你跌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么疼痛下去，再也不起来。

在你哭泣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么哭泣下去，等着人安慰。

在你难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么伤心下去，不再乐观着。

而这些都是愚蠢的想法，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最棒的，更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完美的。

而今天我们则要讨论，何，才叫做将世界属于。

那些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做贡献却不行动，他们真的很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连自己的梦想都I卫不了，你拿什么贡献国家，贡献为你付出的人?所以说真是一群的笨蛋。

平身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说大话却毫无行动的笨蛋，我真的想问你，世界有属于过你吗?一点点挫折就哭得像断肠一样，一点点进步就高兴的像个傻子一样，让我告诉你，人只有站起来世界才会属于他。

人只有站起来，世界才会属于他。

我似乎又陷入了想象之网，都已经忘记了回家了吧。

其实以前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学习?为他人?为自己?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世界不会怜悯你，更不会可怜你垂怜你，你只有靠自己，现在你被众人簇拥，可未来呢?你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你现在难过伤心有人陪，可以后呢?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舔伤口。

想着想着，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忽然，有点害怕未来，有点害怕长大。

但这就是现实，是现实太现实。

毕竟人只有站起来世界才会属于他。

殷硕——跌倒的公主站起来了 篇6

殷硕出生于浙江一个舞蹈世家，她的父母、舅舅、表姐都从事舞蹈工作。11岁那年，她考入浙江省艺术职业学校，开始了专业舞蹈训练，之后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专攻古典舞。20岁时，她因第四届CCTV舞蹈大赛的独舞《家·梅表姐》而在圈内小有名气。2008年，她因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成功表演独舞《丝路》而一举成名、一飞冲天。如今，正值妙龄的她已是东方歌舞团的著名青年舞蹈演员。今年9月，由她领衔主演的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舞剧《马可·波罗》已进行了第二轮演出，演出效果火爆，观众反响热烈，而她这位美丽高贵的“公主”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奥运独舞一飞冲天

2008年8月8日晚8点，世界万众聚焦中国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当晚，杭州女孩殷硕身披翠绿色飘逸舞衣，甩动四米长的绿色长绸，立于白色画卷之上，向世界演绎敦煌壁画上举世闻名的“飞天舞”。“我的任务是《丝路》节目中的独舞，演绎敦煌壁画中温婉的东方女子，脚下是一张很厚的白纸，代表着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风情。”

开幕式结束后，殷硕精湛的独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分钟的表演让观众给她贴上了“奥运舞者”的标签。随即，有人建立了“殷硕贴吧”和百度词条，网友开始搜索她的各种资料，从身高、酒窝到从艺经历，甚至一位同名同姓的影视演员资料也被误归入她的名下。由于殷硕在温州和杭州两地生活过，两城市的网友便互相争论，都认为殷硕应属于自己城市的骄傲。还有人放言，称她奥运会后身价暴涨，为此殷硕回答：“是涨了一点，但没有暴涨。奥运会以后的变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

回想殷硕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文艺表演剧组导演们的视线，还是在2007年第四届CCTV舞蹈大赛上。在这次大赛上，年仅20岁的殷硕表演了独舞《家·梅表姐》，捧回了表演银奖，同时进入奥运会开幕式副导演张继刚的视线。2008年5月，张继刚将殷硕引荐给总导演张艺谋，后者看到她的第一感觉是--高。“你有1.72米？跟我一样高啊！”张艺谋边笑着拿手朝殷硕比划一下，边向张继刚表示对殷硕很满意，就这样，她顺利地通过了老谋子这一关，被选入开幕式表演阵容，但当时只是一个备用演员。

虽然只是备用演员，虽然《丝路》的“飞天舞”只有短短的两分多钟，但殷硕为此苦苦练习了3个多月。因为表演时要舞动的长绸很长很轻，很容易被风吹得缠在身上，她为此特意带着这条长达20多米的绸子跑到有风的广场上练习；为了适应演出时脚下卷轴转动的干扰，她特意来来回回地乘坐地铁、公交，只为体验晃动对身体的影响幅度；张艺谋导演要求，这段表演要努力表现出外表雍容华贵但内心安静如水的“飞天女神”形象，为此她搜集了大量敦煌壁画上飞天的图片进行揣摩，细细体味导演的意图。

不过，这时候的殷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备用角色，她甚至从没想过自己会真正走进鸟巢体育场。

2008年7月2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丝路》独舞的A角演员刘岩在彩排中不幸从表演高台上意外失足，身负重伤。副导演张继刚紧急安排：7月30日到8月5日的三场预案模拟预演，独舞由殷硕和另一位备用演员轮流替A角上场。在8月5日的最后一次预演前，总导演张艺谋作出最后决定：“让殷硕顶上！”

即使时光已过去了三年多，看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观众仍然有很多对独舞《丝路》保有印象，特别是殷硕手中舞动的长绸，被观众誉为充满着神秘的美感。而奥运会同样是殷硕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至今都记得当时发生的点点滴滴。她说：“长绸是表演中最大的难点。当时我戴的头饰有20多斤，绸子有20多米，脚下是纸，底盘还在移动。而张艺谋导演的要求是表演出宁静的感觉。我决心一定要做好，甚至每天走在街上都时刻琢磨怎么在摇晃的纸上跳出静的感觉。另外，在跳舞的时候，如果不知道绸子在舞动时的走向，有可能会缠住身体，也可能两边的绸子会绕在一起，在有风的情况下会更麻烦。幸好我对此都有准备。”

因此，即使开幕式当晚，站在画卷上被高高抬起的殷硕确实感觉到了不小的风，但由于事先那些充分的练习和准备，20多米的长绸还是被她舞得流畅飘逸，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为此比较严谨的殷硕笑言：“我是开幕式第二天才和父母一起观看了录像，感觉还行，不过跳舞的人看自己的舞蹈总会觉得有点别扭。”

奥运会开幕式之后，殷硕成为舞蹈界疾速飞升的新星。这位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优秀青年演员，从此开始“马不停蹄”的职业生涯。她先后受邀参加了舞剧《大围屋》、《十里红妆--女儿梦》、《云水洛神》、《王昭君》等的排练和演出，均担纲女一号，同时受邀出演多个大型综艺晚会的独舞节目。回忆起奥运之后充满机遇的两年，殷硕称要非常感谢张艺谋导演，因为奥运改变了她的人生。

首演公主意外受伤

2010年，殷硕接到事业上另一个重要的机遇：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舞剧《马可·波罗》中女主角——元朝公主的橄榄枝。

“《马可·波罗》是国家大剧院为三周年院庆着力打造的剧目，我能出演主角感觉非常幸运。”殷硕告诉记者，《马可·波罗》讲述了主人公从意大利不远万里来到元大都，在被中华文明折服的同时爱上了元朝公主。但在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中，他和公主选择放弃小爱，成就大爱，最终公主到波斯和亲。

作为一部厚积薄发的重磅之作，国家大剧院这部原创舞剧集结了当前国内外一线主创阵容。该剧由著名导演陈维亚担纲总编导，同时集合了编剧赵大鸣、作曲家张千一、舞美及服装总设计高广健、灯光设计弗拉基米尔·卢卡谢维奇等众多艺术家。并且，这部作品从创作思路上也并非对当年“游记”的复述，而是以中国人的方式，通过一个现代青年化身“马可·波罗”梦回古代中国的形式讲述故事，探寻、触摸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与民族风貌。

“我们这部剧融合了欧洲西洋音乐、元代宫廷音乐、蒙古民族音乐、江南民间音乐四种音乐风格，还运用到多媒体舞台创意。在立意上，作品也力图传达出中华民族自古秉承的和平与和谐的美好主题。其中关于‘战’与‘和’的抉择成为全剧戏剧冲突的焦点，而成就大爱舍弃小爱的传奇故事也凸显其可贵的人文精神。”为了塑造好公主一角，提前详尽了解剧本背景、创作意图是殷硕的重要必修课，之后才是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在表演方面，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殷硕说，元朝历史上曾有一位阔阔真公主，在马可·波罗的护送下远嫁西亚的伊儿汗国。《马可·波罗》就以这个故事为线索编排起来。不过，历史上阔阔真并不是去和亲，马可·波罗也与公主没有特殊感情。所以也就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借鉴，要体会剧中人物的情感，还是需要自己仔细揣摩。“我无时无刻不听剧中的音乐，且每分钟都是带着角色的心情去听，心里有了，动作才能表达出人物的感觉。”她继续说：“《马可·波罗》中的公主相当有丰富性。在皇帝面前，她是活泼娇憨的小女儿；在朝臣百姓面前，她是尊贵高傲的一国公主；在马可波罗面前，她是陷入热恋的少女；在与马可·波罗游江南期间，她更是要洗尽铅华像位邻家姑娘；同时，她又是一位有着草原性格的公主，兴之所至，能够脱掉盛装去和勇士们摔跤。所以，演这个公主既要找到属于北方蒙古族的草原性格，又要保有皇族身份的高贵气质，同时作为女儿又要有活泼俏皮的一面。这的确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挑战’。”

对于这个人物的感觉，殷硕寻找了很久。从最初接到任务开始查看相关的文字资料，到最后进入正式排练，她对这个人物的认识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逐步完善。她感慨说：“因为在让人物立在舞台上之前，得先让她立在我心里。在这个过程中，陈维亚导演对我帮助很大，他并不单单只给演员讲戏，还会认真听取演员的意见加以参考，这非常有助于演员的成长。而男主角——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米克·泽尼也令我获益匪浅。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他学芭蕾，虽然舞种有区别，但是因为舞蹈艺术的相通性，反而相互激发出更多火花，创造出新颖的肢体语汇。记得在为第一轮演出进行的最初几次排练时，陈导就说感觉我们两个人一点儿也不像刚携手，反而像合作了很久的搭档。”但是，在做了如此全面而精细的准备之后，殷硕却在《马可·波罗》首轮演出的第二场因意外受伤退出了演出。“当时觉得很沮丧，准备了这么久，却只演了一场半。”即使现在回忆，说到这刻的殷硕还是嘟起嘴来。

随后，是整整长达半年的休养，在这个过程中，她思考了很多，对事业、生活都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

2011年9月，《马可·波罗》第二轮演出来袭，蛰伏已久的殷硕蓄势待发，当她回到大剧院排练厅，看到两年前的老搭档米克时，几乎要流出眼泪来。观看他们再度联袂排练的陈维亚导演也难掩感慨地说：“他们更加默契了。”“我们此番再度上演，对全剧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打磨和更加细腻的处理，能再次成为阔阔真公主，我觉得非常激动。”

2011年9月21日，国家大剧院歌剧厅内座无虚席，舞台上的殷硕向到场观众奉献出最精彩的表演，当她和米克跳起那段如梦如幻的月下双人舞时，所有观众似乎都被定住，目不转睛……演出结束谢幕时，殷硕几度强抑的泪水终于流下面颊，因为在跌倒的地方重站起来的滋味只能佐以泪水，不过她很快又笑起来，灿烂的脸颊上一片清光。

最小代表重新起航

在刚刚过去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上，1987年出生的殷硕获得了一个新称号：岁数最小的代表。而她脸颊上可爱的酒窝也成了标志，越来越多的前辈艺术家一看见她就亲切地叫：“小酒窝”来了！

“参加这次文代会，我有春风化雨似的感悟。”作为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上最年轻的代表，一颗闪亮的舞坛之星，殷硕一张口就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与她同年的人大都还处在懵懂阶段，她却能站立在这个场合。文代会期间，殷硕不仅认真观察并潜心学习着每位舞蹈前辈的言行观点，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在会议闭幕后的媒体访问环节，有记者这样问这位最年轻的代表：单个舞蹈剧目和舞剧哪个更难把握？殷硕的回答很到位：“舞剧靠肢体诉说故事，既要表现舞蹈的优美，还要注意表达；而剧目更需要细腻、用心雕琢，尤其是独舞，观众的目光就聚焦在你一个人身上，更需要精益求精。”她说，她最享受音乐结束、动作定格、空寂两三秒后忽然响起的掌声，这让她感受到了舞台的巨大魅力。

文代会之后的殷硕更加成熟，她说要以耄耋之年依然来参会、依然奋战在舞蹈事业里的贾作光等老一辈舞蹈艺术家为榜样，像他们那样热爱舞蹈终生，为舞蹈奉献终生。

殷硕青年舞蹈家，大学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现任中国东方歌舞团舞蹈演员。

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舞剧《黄道婆》（获中国第八届艺术节“最新剧目奖”）、《十里红妆?女儿梦》（获中宣部“五个一精品工程奖”）、《云水洛神》、《王昭君》（获中国第九届艺术节“特别文华奖”以及“个人单项文华表演奖”）、《兰花花》等。

她曾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中表演了《丝路》篇章中的一段独舞，获得国内外媒体赞誉，并从此成为中国舞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她曾荣获第七届“桃李杯”舞蹈大赛少年乙组三等奖；中国艺术院校文华奖第八届“桃李杯”舞蹈大赛古典舞青年A组银奖和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古典舞组三等奖。

站起来作文 篇7

那一天是星期五，我与朋友们一起玩抓人游戏。跑着跑着，突然，我摔了一跤，就被抓到了。我说：“暂停，我摔倒了，不能抓我。”他不听，不服气地大声说：“那你故意摔倒，我就不抓你了?不可能!”我们俩争吵起来，甚至于打了起来。我被搞得一肚子气，十分委屈，便独自一人跑到后门去暗自落泪。本来游戏是一件开心的事，现在却变得如此难过。

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站起来吧，没有你，我们玩着也没劲。”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来了。我向他诉苦，他一直默默地听着，然后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没有受伤，只是受了点气而已，站起来吧。一起来玩吧，玩起来会让你开心一点。”我终于站起来，又开始和大家一起游戏，楼道里又充满了我们的欢笑声。我们玩得那么开心，笑得那么灿烂，之前的难过，之前的委屈早忘得一干二净。此时此刻，天空是那么明朗，空气是那么新鲜，阳光也那么温暖与灿烂。

站起来作文 篇8

还记得那年，妈妈送了我一双漂亮的溜冰鞋，说是我六岁的生日礼物，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要知道，我期待这双溜冰鞋足足等了一年的时间!以前，总是看到别人穿着溜冰鞋，很滑溜的滑来滑去，特别好玩。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穿上溜冰鞋，很熟练的滑来滑去的!

吃过晚饭，妈妈就带我去广场练习溜冰了。一来到广场，我就迫不及待地换上溜冰鞋。我按捺不住喜悦又激动的心情，慢慢地自己站起来试着滑动了一下脚，结果“纭钡囊簧，我摔倒在地上了，周围的人听到声响，都转过头来看着我，对我指指点点。我的脸一下子变得跟番茄一样红了。但是，我不管别人的指点，我相信我自己能行!我不放弃，站起来继续练习。终于，在几十次的跌倒下，我还是选择了放弃，不想再继续练习了，而是垂头丧气地坐在身旁的木椅上休息。正当我准备脱掉溜冰鞋时，我看到不远处也有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练习溜冰，她看上去比我小一点。她练习时虽然也老是摔倒，但是她却并没有放弃练习，一次又一次，摔倒了又站起来，摔倒了又站起来，继续练习。不管摔倒多少次，还是一直很努力地练习着。看到她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练习着，我心里想着，既然她能做到，那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想着想着，我便鼓起勇气，再次站起来练习溜冰了。

不知过了多久，摔倒了多少次，我终于成功了，我终于学会溜冰了!

挺直腰杆站起来 篇9

但是，对于新生的中国脊柱外科，他像是背着巨大口袋的圣诞老人，从那个装满神秘道具的口袋里，不断地掏出新奇和创意--1997年，"脊柱外科"，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名字终于在中国老牌的骨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落就。他独辟蹊径，伴随着精确定位技术等一个又一个陌生名词的出现，他引领的脊柱微创技术替代了传统颈椎、腰椎手术的"大刀阔斧"、"血流成河"；之后，他的科室完成脊椎手术1500多例，其中颈椎部位占到三分之一；同年，田伟当选为中华医学会脊柱外科学会委员；紧接着，以最年轻的资历出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短短几年，年轻人踏着探索、创新的主旋律，让中国医生在脊柱外科方面挺直了腰杆。

他让日本教授改变了初衷

田伟不讳谈幸运。

1989年，在他做了6年住院医的那年，机会敲响了他的门。

首先是国际化交流沉重的帷幕在中国临床医学的舞台缓缓拉开。仅仅只是一条缝隙，但是，那缕从隔绝和封闭之外射进来的光线，毫不留情地把中国脊柱外科的一片窘迫和苍白显露在中国人的面前。

原田征行先生是一位日本著名的脊柱外科教授，也是我们文中将要提到的重要人物，他曾以个人名义赠送给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套微型磨钻。这在当时的国际脊柱外科领域已经是非常普通的东西了。它采用磨削技术，可以把神经周围的骨性压迫体一层一层磨薄、剔除，以此保护比邻的神经安然无恙。就这么一个东西，当时中国的医生竟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从来没见过。更谈不上该怎么使。那时，我们的医生剔除神经周边新生骨质，多是使用咬骨钳子夹住骨头往下咬。试想，咬骨的同时，笨重的工具要想不碰着神经该是件多么难为的事情。因此，老百姓因为惧怕，甚至极端和夸张地把脊椎手术形容成很可能"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不做还好，一做就瘫"。

那已是80年代后期，而且是中国第一流的骨科医院。

原田征行先生面对中国脊柱外科的现状，面对痛苦呻吟中的患者，当即提出了一个让人不敢奢望的想法--为中国培养脊柱外科的临床医生。

天知道，那个年代，权且不谈留学的费用对于拮据的普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更大的天方夜谭是直接进入临床学习。这是迄今为止，海外诸多医科留学生们的水中月，镜中花。

至于一位外国专家更深层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位日本教授当时的行动是真切实在的。首先，他出面为中国学生申请到了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这种奖学金在他所在的国立弘前大学，一年仅一个名额。另外，教授对于直接进临床进修做了周密的轮转学习计划，用前3个月的时间，接触所有骨科的6个临床科室。然后，剩下的时间集中攻读脊柱外科。真可谓费尽心机。

今天，已经被成就层层包裹的田伟，依然一副憨态。可以想见当年带着稚气的脸上该是怎样的诚惶诚恐。他觉得之所以这份昂贵的机会能落到自己身上，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学开设的日文课程和骨科前辈的推荐，其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他忽略了，也可能是耻于渲染有关个人的东西。其实，所谓运气是需要有能力去接住它的。有时，福气即使摆到眼前，相当一些人却是受用不起的。

看起来留学的路铺得很平坦。但事实上哪有不踏平坎坷而取得真经的。刚刚落地日本，第一道关口：想要申请日本临床工作的医师执照，前提是通过日本全国的语言考试。田伟的学校在弘前，语言考试在东京。偏偏教授热情不减，将前往会考的车票连同住宿的费用全包了。如此，福气够大。可你用什么去承载这么巨大的期望?倘若考试落第，那不仅仅是一切美妙的机会荡然无存，而且厚重的情分又该怎么补偿?最终证实，田伟的臂膀是结实有力的，他接住了这份厚礼。考试一次通过。当时的日本医局局长感叹小伙子争气，亲自书写横幅："祝贺田君通过考试。"

幸运的大门旋即打开。接下来，田伟有了研究课题，有了手术的机会，有了管理病人的资格。

学习的时间飞逝而过。一年的期限临近。教授已经不忍就此撒手。他明显地感觉到，这位中国年轻人吮吸知识的海绵远远没有饱和。他的初始计划不得不做一下改动。之后，教授坦率地表达了挽留他继续深造的愿望。他很明白地告诉田伟，在自己每年十几个研究生的名额中，临床研究生只有一名。而这个仅有的机会他希望能给田伟。

这样，更大的机遇到来。田伟，又一次被逼到严酷竞争的起跑线上。

日本有个严格规定。你要做临床研究生，必须具有医师职业保险和正式的临床执照。热情不竭的教授为了田伟能留下来，再次出马为获取各种资格而不遗余力。事后他说，"如此努力在我一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医师保险在日本最低是5000万日元，高的要一两个亿。经过教授的周旋，保险金终由医局支付。闯过道道难关，1990年，田伟顺利成为让很多日本同学眼红的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的临床博士研究生。

我不得不问田伟，这位日本教授何至于对你此倾情?田伟觉得，"更大的成分不是器重我个人，而是一份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那么，之中就没有个人的因素?田伟的回答依然是平淡无奇："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属于干工作、学习不偷奸耍滑的那种。如果说是兴趣的话，那大概是对我的努力程度还满意。"

4年之后，田伟的论文获得日本地区优秀论文奖。据说当地是第一次把这个奖项授给一个外国人。教授欣慰地说："你做的工作，使我很自豪。"

日本期间，田伟的基础研究课题是"MEP，SCEP复合脊髓诱发电位临床研究"。这是一项世界很先进的技术，是对脊椎功能的一种监测。它的价值在于，能对传统影象学只能透视神经结构，而无法判定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憾，作了极为重要的补充。这项研究获得1亿日元的科研经费。

由于"诱发电位"诊断相当精确，田伟在日本的脊柱外科已经小有名气。特别是他所在的地区，遇到疑难病症诊断不清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田君"。这无形中是一种对尊严和偏见的挑战。一个中国大夫能在当地立足，而且做到被同行认可，甚至关键时刻非其莫属，真的非常不易。只身异国的人，能够融入到被接纳和尊重的程度，他自身的能量和付出的代价应该可以想见。

此时，田伟从脊柱外科最基本的检查开始。从椎管造影到间盘造影；从腰椎的间盘造影到颈椎的间盘造影；从神经根的选择性造影到诱发电位的诊断等等，不仅有理论，还有操作，并逐一达到相当的水准。至于手术，因为有大量的机会参与或独立主刀，致使他不仅操作娴熟，而且思路清晰，判断准确，设计方案往往独到精辟。总之，有关脊柱外科的全套业务，他掌握的相当全面。

"毕业以后，做我的客座研究员吧"。面对教授的许诺，田伟有些不解了。此时，教授的思维程序已经被田伟的超常发挥彻底打乱。他无法再面对初始的承诺。按照田伟的理解，老师最初的意愿倾注了对中国脊柱外科事业、对中国患者的忧患。而当他的初衷被活生生地、一点点地铸造起来之后，却让他难割难舍，不能自已。其间，不知是经历了太多的变数，还是结果太过于精美。反正，爱不释手，已经是教授惟一的心境。

如科学，不存在任何照顾和情面

1994年，田伟还是选择了回国。

教授一再挽留，甚至连欢送会都没开。自负的老人认定田伟不过是回去看看，回心转意是在预料之中。当时中国境内无论是知识分子待遇，科研水平，还是工作环境，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国外方式的人，都会感到很难适应。况且，无论从哪方面，他自信日本国有足够的理由能把年轻人重新拽回来：六七万元人民币的月薪；具有国际意义的科研课题；不断刷新世界记录的手术案例......

而田伟抵挡诱惑的理由只有一个--"回国，把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在这点上，田伟的初衷没有改变。无论于国、于民、于自己，他认定，要发展，只有选择自己的国家。说实话，选择，义无返顾。而私下里，他的底气并不是很足。其中生活条件，他并没考虑太多。关键是事业，是临床业务能否如愿地开展。这一点是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断然不能凑合的。道理很简单，既然已经让他知道了手术台上有安全和精巧的存在，那么他就不能容忍危险和痛苦的继续蔓延。他认为，这就是科学。

一个晚辈，要想推行一种新的东西，就像几岁的孙子要改变爷爷几十年的习惯一样，很难。但是，田伟必须这么做。这不仅仅是如果不这么做，出国深造、回国创业，一切投入都是白费。更重要的，他没有理由推脱自己应该肩负的维护科学尊严的责任。科学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社会，属于人民。而医学科学是属于千千万万患者。谁也没有权利剥夺。

田伟首先要挑战的是"椎管探查术"。之前，国内的观念是能做椎间盘手术就很了不起。至于手术的创伤因素和安全因素，似乎都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代价。于是，也就堂而皇之的有了"椎管探查术"这个词。其实这在国外的脊柱外科领域是闻所未闻的。

之所以叫"探查"，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术者不知道病变在哪里，只是凭着"大概"，从被认为最有可能的地方进去。然后，找。往往是这边找找，那边找找。没有呢，再把椎板切开，上面找找，下面找找。就这么来回扒拉，直到撞上，再把它切掉。可想而知，如此"探查"，损伤该有多大，而偏差和失误更是在所难免。

田伟要推行的是"精确定位术"。就是说，哪个椎间盘突出在什么位置，术前要有精确的把握。病变的点位用金属标记针作出标示。然后通过影象确定它切口的位置。新型手术的切口非常精当，只相当于过去的六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手术直接从设计的切口进去，直达目标，然后用特殊的微创拉钩只暴露病变部位。由于操作精微细致，病人出血少，损伤小。于是，椎间盘手术不再是人们观念中的"脱胎换骨"、"大动干戈"。脊柱外科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彻底改变，微创方式取而代之。

田伟的第二大挑战，引进人工骨。这项技术的推广同样经历了一个艰巨的过程。尽管人工骨已经通过美国FDA认证，非常可靠的东西。这种深海珊瑚改造而成的人工骨，因其化学性质到分子结构都与人骨相似，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替代作用。更重要的是，田伟发现颈椎有良好的血液供应，是使用这种人工材料的理想环境，但是当时国内外还没有人报告将珊瑚人工骨用在颈椎，国外只有其他人工材料应用的初步报告。他决定使用这种人工骨为患者造福。但是，再好的新生事物，因为新，而不足以让人们丢弃习惯，去追捧它。

田伟只能把这种尚不被认可的东西尽快具体化。然后，让事实去说明一切。颈椎管狭窄是东方人常见的一种可以造成瘫痪的严重疾病，田伟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用一种缆式线锯通过介入方法插入神经和椎板之间，再将颈椎管的5个棘突骨一起割开，向两侧张开，使受压的脊髓得到解放，再将人工骨嫁接到两扇张开的棘突椎骨之间，像架桥一样，把它固定住，直到它与椎骨长在一起，形成新的脊柱结构。术后病人轻松自如、心身愉悦。随着量和时间的积累推移，人们终于折服了。田伟把这种技术叫作"人工骨桥成型术"。由他创始，一做历时7年。

而相比之下，传统手术确实有很多的缺点。它没有保留原有的椎板，而植入的人体骨块长期压迫的结果往往使颈椎后凸。10年，20年后，这种压迫会改变颈椎良好的曲线。这已是国外大量跟踪随访的实证。而最新的医学理论已经证实，维持颈椎前凸是非常重要的生理指标。过去没有认识。以为只要长上就行了。好看不好看无所谓，实际上，那是错误的概念。

至于传统手术的"取骨"，几乎是不容更改的惯例，是强迫给病人的额外痛苦。甚至因为长期不能愈合，而累及终身。往往"取骨"的疼痛程度能够盖过脊椎病本身，乃至手术本身的疼痛。而相比之下，人工骨不是雪上加霜。这在脊柱外科领域是一大进步。

田伟需要改变的陈旧观念很多很多。其中不乏传统的麻醉方法。半身麻醉或者局部麻醉尽管直到现在，在国内很多医院还相当盛行。但是，他认定"这是非常落后的麻醉方式"。这种麻醉方式对于病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它容易诱发术中问题；而且无形中制造了精神上的恶性刺激。比如，刀、锯、凿等等，叮叮咣咣的，病人心知肚明，吓的不得了。据说这种恶性刺激会在病人脑海里存留很长时间。而全麻，病人睡一觉就过去了。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局麻容易造成神经损伤，这是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的。而且由于全身麻醉的监护设施非常好，一旦术中出现问题，抢救起来非常便利。另外，全身麻醉状态下，病人出血少，血压容易控制，对肌肉的松弛有利，使脊椎手术的操作者更加方便。

这种挑战甚至不排除麻醉过程中的细节部位。国外有资料表明，病人在麻醉时很容易产生噩梦效应。通过特殊的音乐刺激，可以有效抑制噩梦的产生。田伟非常留意类似人性化的每一点进步。他知道营造一个良好的心境对病人非常重要。

在手术器械和装备方面，他同样不会放过任何先进的东西。"做脊柱外科手术一定要戴放大镜"，田伟认为，这一点无须过多解释。因为你是在做脊柱手术，你必须把紧邻的神经以及血管看得清清楚楚。而这恰是肉眼力所不及的。他主张，必要时还要配戴光纤头灯。这种头灯正好照射在医生视野看到的范围，明亮清晰。现在的脊柱外科手术已经不是老黄历，切口很小，一般无影灯照不到，所以光纤头灯是最好的帮手。当然，如果碰到更加精微的地方，还需要显微镜的帮助。

总之，一切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实施。田伟觉得过程相当艰辛。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快速弥和。

历史的改变有时就在平平淡淡中

田伟回国创业转眼8年。忙忙碌碌，仿佛一切就在昨天。事实上，医道的探索，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怀疑。按一般情况推想，中国人出国，都是上实验室。惟独他学的是临床；第二，他才学这么几年，而脊椎外科在当时国内被公认为是很高难的技术。照此推想，一个成熟的脊柱外科大夫，不经过千锤百炼，又怎么能笃信于人?

现实就是这样，田伟回国后接到的"见面礼"是考试。院方让他做一例手术给大家看看。可能是出于不至于让年轻人太难看的想法，当时医院为他选择的是做一个取骨手术。这是骨科手术中最基本的技术。显然，从考题的设置上，他已经很清楚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尺度"不过如此"。

田伟不干。偏要做"椎管扩大开窗减压手术"。这在当时众人的眼里，很有点糊弄人的味道。其实，扪心而论，他不是不服，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急切。他清楚，自己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着珍贵的对比体验。这种经历使他有幸看到了差距。而我们的脊柱外科之所以落后，其实就落后在不知道差距有多大。

他要打开这个扣。"我是学脊柱外科的，我要做就做脊柱外科手术"。他知道，一例椎管狭窄手术包含着诸多的先进理念和前沿技术。只要通过现场展示，那么，最新的信息便可以直接传导给自己的同行们。

椎管狭窄手术，当时国内的作法是把整个椎板都切掉。事实上，狭窄的部位一般是在两侧，只要把狭窄的部位去掉即可。但是关键是要手术部位准确彻底，把压迫神经的增生骨赘切除，最大限度地留住椎板，使人体的稳定结构不被破坏。

据说，开场戏，观看的人很多。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田伟使用气动微型磨钻将脊椎侧面开了6个窗，1个窗1.5×2厘米。手术完成了，病人的痛苦迅速得到了缓解。同行们第一次开了眼界--"确实有点东西"。

"脊柱外科还有颈椎呢，再做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颈椎牵涉到高位的神经，风险更大。接着，田伟又做了一个"使用微钻进行颈椎前路次全切除颈椎前路减压植骨吻合术"。这在国外已经是比较常规的手术了，只是当时国内的医院还没有人做过。

考试一路下来，答卷精彩纷呈。其中，"后路椎管扩大成型术"达到了整个表演的高潮。做法非常精细。他把脊柱用很细的磨钻从中间劈开。劈的深度将将够到神经，若即若离，恰到好处。劈开之后，用磨钻把两边的骨头磨得像纸那么薄，大约是0.1厘米。什么东西薄到一定程度它就软了，骨头也不例外。既让它连着，又让它能够张开，像个活页。然后，他在张开后的椎骨中间夹上人工的骨头，让原来狭窄的椎管扩大。简直是精致的艺术!

想想以往的脊柱手术：大切口；把整个椎板掀开；血肉模糊之中；锤子、钳子来回晃动......与这样的场景相比，新手术不过2小时，实在够优雅，倒像是一段皮毛之痛的小插曲。这个手术完了以后，大家服了。真是会做!过去他们是根本不曾见过，也不曾想过的。

那是1995年。连台好戏着实感动了院长。医院领导为尽快开展这些先进的技术，批出专项经费，购置了昂贵的设备和专用的手术器械，并安排了30张床位。至此田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97年，条件成熟。于是，由田伟挑头，几个最年轻的人，一个最年轻的科室，在老牌的骨科医院诞生。之后，便有了今天积水潭医院的脊柱外科。

不久前，国外一个著名的机构，组织知名的脊柱外科专家到中国来讲学。讲学之外，他们希望中国医生把疑难病例拿出来，进行讨论、交流。当时，田伟觉得，这是绝好的机会，很想借此机会，请教各位。不料，拿出的一些疑难病例，竟搞的双方都有些尴尬。

一个高位颈椎脱位的病例。紧贴着砧骨的颈1和颈2之间错位。颈1的椎骨跑到颈2的前头去了。神经被压得很扁。病人已经行走困难。当时，把这个病例片子打出来之后，在场3位脊柱外科专家，同时认为没有好的办法，无望，只能等死。

之后，田伟让他们看了自己的治疗过程。渐进式复位的方法。一种没有文献记载的独创设计。病人的脑袋和身体用金属架固定住，通过颅骨的牵引，把脱位的骨头慢慢拽上去。然后，带着架子上手术台，通过特殊的复位仪器，游离的骨头被拉回来。手术最大的难度是固定问题。在没有附着物的前提下，田伟采用钛合金螺钉固定法。螺钉从颈2和颈1之间穿过去，而穿过的条件是只给你留一条缝隙。螺钉实际是与神经和大血管擦边而过。偏一点，一切前功尽弃。能够想出这种办法，并且将它漂亮地实施出来，在场的专家们哑口无言。

科学的探索就是这样，只要存在一丝希望，就有成功的可能。钻过去，一条缝隙往往就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又是一个复杂病例。病人曾因椎体结核，6节椎骨烂透了。椎体形成一个100多度的大折弯。整个躯体几乎瘫痪。又因为折弯的长期微动，脊柱再度生成新的骨质，进而压迫脊髓。这样的病历打出来之后，专家们频频摇头。

田伟面对诸位专家，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他依然没有对病人说"不"。他知道医生生命的持续力就根植在患者的土壤之上。你没有能力包容患者，无异于绝了自己的根气。

田伟在这个病案中，把整个脊柱做了一个彻底修整。通过微型磨钻，从两侧，把后面的骨头去掉，之后再把前面的去掉。这样整个脊髓处于悬空状态。而此时，骨头中间有神经组织，骨头的侧方和前方有动脉血管。他就是在这样袒露的危险面前，把已经陈旧弯曲的脊椎慢慢复位。

据说这个手术做了5个小时。术后已经3年多了。驼背能重新直起腰杆，人类生命的色彩不再单一。当时，就像是刚刚欣赏了一部精心导演的生死搏斗大片，在坐的外国专家们感慨、震惊：绝无仅有，不可思议!

这是一种无言的认可。中国脊柱外科事实上已经跻身国际前沿。在这个没有奏响国歌、升起国旗的竞技场上，我们的很多医生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将心中的神圣展现。

与此同时，脊柱外科的认识和诊断也在发展进步。

一位舞蹈家，突然发现手脚麻木，肢体活动越来越差。此案曾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按照这样的结论治疗，病人的症状越来越重。田伟承认，过去我们在脊椎病方面的认识是模糊、粗浅的。因此，有很多患者，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病根在哪儿，南辕北辙地瞎忙乎一气。

其实，这位舞蹈家得的是颈椎后韧带骨化症。韧带骨化是一种近年来确定的新病症。它不是由一般骨质退化形成，而是韧带骨化导致的。之后，田伟给病人做了一个颈部的椎管扩大人工骨桥成型手术。病人很快又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舞台。

田伟的日本老师，那位热心的原田征行教授，依然是经常光顾北京。当他重新参观积水潭医院后，非常惊喜。他对田伟说，"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确实为田伟这样的年轻人创造了太多的机会。"学生不必不如师"，有些手术田伟竟然已经做在了老师的前面。比如"颈椎椎弓根内固定术"，"全脊椎成形治疗严重脊柱后凸畸形手术"等等。

多年以来，日本，美国，法国等很多国家骨科教授参观了田伟领导的脊柱外科，无不对他们的工作非常赞赏，前不久，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召开了中日医学大会，与会的日本著名的庆应大学骨科户山教授等10位日本骨科精英代表参观了积水潭医院，参观后日本专家收起了锐气，毕恭毕敬地说，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见识了您的高超水平，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看来我们还要多多努力，今后一定要认真重视和中国同行的交流。说完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充满诚意的一躬使田伟的眼角湿润了，他是在日本这个最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的脊柱外科，今天他终于看到经过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得到了来自先进国家的老师们的认同，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3年前，田伟的"珊瑚骨及钛钢板颈椎固定术"的论文在日本的骨科年会上发表时，教授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讲话。教授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教中国人怎么去做手术。但是，当我们看了田先生的工作以后，不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要多久，我们要向中国人学习怎样做手术了。

田伟简历

站起来作文800字 篇10

马克思说：“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站起来吧!”

――题记

陈胜不甘于茫茫人海之中，用生命向人生咆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他成为了农民起义的先驱者与领航者，屹立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站起来!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向命运拼死一搏的权利，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的通。

站起来!不是每个人都甘于平凡。作为后起之秀，陈欧饱经“前辈”的打击与同行的嘲笑，他却忍住痛苦向人生咆哮：“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有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可以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向你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程，即使遍体鳞伤，也要活的漂亮!”现在的他已然站起，面对蒸蒸日上的事业，他向世人证明了，这是谁的时代。

站起来!不是所有“权威”的话都是真理，不是圣人说的每句话我们都应当顶礼膜拜，不是专家的一句否定而失去之前的所有努力!站起来，就要有勇攀高峰的勇气，就要有一往无前的决心，就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时代需要新鲜的血液来浇灌。中世纪欧洲的一位名叫伽利略的年轻人，发现了许多与书本上所记载的知识相违背的东西。同样，也有很多人发现这一点，但在书本中圣人的言论面前，他们选择了跪着，选择了放弃，这就是他们甘于平凡的命运。而伽利略由于发现这些东西而被载入史册，青史留名，他站了起来!

站起来需要胆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语惊呆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这是难以想象的豪言壮语。面对赐金放还他也曾迷茫，他最终明白屈膝权贵的牢笼之中一生也只能碌碌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他不甘于平凡的怒吼，正是不甘平庸，才使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昂首挺胸地站立。

姐姐妹妹站起来 篇11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妓女……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妓女从事性交易，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妓女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民主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控告他们。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火坑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妓女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妓女180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妓女仅仅是卖淫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还在观望，“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 ，“所有妓女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传越迫切的同时，曹漫之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做思想工作有经验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闹情绪。

“我不愿意。大家印象中妓女是下等人，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楼梯上面大哭不去。”管理干部杨秀琴回忆说：“后来领导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说，这些人也是受压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新中国不允许娼妓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最后说服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几天后，又通知持照妓女开会。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定报告。

随后的两天，通州路4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根据公安局提供的妓女名单编队编班，妇联通过报纸向妓女宣传，希望她们“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作一个新生的妇女”，政府取缔后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协助检举以严惩。

收容

一切准备妥当后，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行动第二天，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妓女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吴彩凤或许的确发表过那样鼓舞人心的话，但妓女们大都受到惊吓，反应强烈。

曹漫之在多年后回忆说：“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不知道俞欣芝是如何逃脱这次行动的，反正她没有被装上车，而去咖啡店当了暗娼。1992年，作家苏童出版小说《红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政府禁娼并改造妓女，小说里的“秋仪”就是在卡车拉着妓女们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

教养所的管理干部一进来就进行了培训。民政局的干部跟她们谈如何看待妓女的两重性，可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大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

其实，这些妓女所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市民要好，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伙食不错，屋子里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员待她们很有礼貌。但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教养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他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来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这一次，“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给抓进了妇女劳动教养所”。这些被强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俞回忆，“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

显然，要取得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动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改造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妓女）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妓女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妓女。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妓女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妓女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妓女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妓女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妓女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妓女，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妓女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