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口号

抗战时的口号（共6篇）

抗战时的口号 篇1

抗战时闻一多的家庭生活随笔

孩子的家庭教育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也使闻一多的夫妻关系更加甜蜜。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这位大家闺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全力支持闻一多的事业。

在昆明，闻一多总劝妻子高真多休息，鼓励她出去玩，甚至到朋友家住几天。遇有好的电影，全家出动，安步当车，来回好几个小时。西南联大和联大附中有游艺会、话剧公演、诗歌朗诵，闻一多都陪着高真同去。有时夫人精神不大好，他就劝驾，让孩子拉拉扯扯地请了去。逢到交际宴会，只要允许携眷，总少不了高真。闻一多离不开妻子了，回到家就问：“你妈呢?”要是见不到妻子，就让孩子去找，直到找着才放心。

立鹤在家里是大哥，这孩子让人放心，里外都争气。1945年暑假，他为了早些为父母分忧，决心从高二跳班考大学。家里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若考不取就意味着失学。可是，立鹤一个月把高三的课程攻了下来。8月3日，西南联大公布初试成绩，立鹤的国文、英文、算学三门成绩总分超过155分，在取得复试的156人中排名第66位。这年是昆明地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联合统考，投考者有2400多人，录取名额仅350名，其中西南联大招收132人，这个数字与比例说明立鹤的坚韧精神。16日，立鹤缴纳国币300元换取复试证，20日参加复试，最终在西南联大昆明区录取的164名新生中，排名第63位，被外国语文学系录取。一个月来，家里一直放心不下，这时才欢喜起来，闻一多特把一支美国朋友送的派克钢笔赠给立鹤，以示奖励。

和立鹤平和性情相反，老二立雕的性格比较倔强，有什么要求，总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来，并自信要求是合理的，必须达到。他的胃不好，一次又疼了起来，母亲给他准备了碗牛奶，他不喝。闻一多把药送到联大附中，他也是不肯吃，气得闻一多当着众多的同学把他痛骂一顿。立雕胃寒怕冷，高真特意从饭菜中省下些钱为他织了件毛线衣，让他穿在薄棉袍里。谁知他看见一位家在南洋沦陷区的朋友庄任秋没有衣服，便送给庄任秋了。高真免不了埋怨几句，立雕就自辩道：我为什么要穿那么多，人家一件也没有，怎么过?夜晚没有被盖，怎么成?

一次，一个同学交不起伙食费，大家替他凑，立雕也自报了五千元。闻一多听了，迟疑了一下，说：太多点吧!家里没有了，等明天到学校支薪再说。立雕不肯，固执地说：今天必须交出，我特意回来拿的。闻一多有点不高兴，说帮助人固然是好事，也得量自己力量，你对朋友那么慷慨，为什么一点不体谅自己的父亲?立雕不说话，哭了，却仍不肯走，一定要拿到这笔钱，他心里明白父亲是热心的。闻一多没办法，出去到隔壁家看了下时间(家里没有表)，回来说：“现在三点钟，还来得及，你拿着我的图章和妈到学校去支一万元，拿去五千，剩下的给妈作家用。”闻一多有时和朋友谈起立雕，说：“这孩子心软口硬，心里什么都明白，口里不肯说，有时一僵几个钟点，真气人。”同时又笑道：“五个孩子，只有他脾气最像我!”

立雕的功课平平，可体育很出色，昆明市中学开运动会，他的跳远、跳高都拿过名次。学习成绩虽比不上大哥，可动脑筋却是全家第一，什么事都喜欢钻研两下，有时不免出点意外。

1945年圣诞节，一位美国朋友送来一些礼物，其中一只动物形状的气球在当时还很稀罕。立雕想起化学课上学到的知识，想用钠与水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氢气，把气球充起来。春节前夕，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钠，放入盛有清水的茶壶里，把气球套在壶嘴上，还用手紧紧按住盖子。不料迅速膨胀的氢气竟引起茶壶爆炸，“砰!”壶中液体喷了出来。闻名正在旁边看哥哥做实验，新奇地把脸凑近壶嘴，结果满脸被灼伤。

闻一多听见爆炸声，赶紧从里屋出来，吃惊不小。恰巧这时他的清华同窗、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来拜年，立刻让用醋冲洗面部。闻一多并没有责备立雕，只是说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

家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欢笑声却常常充满小屋。立鹏和闻名年龄相差不多，与两个哥哥不同，他俩总是围在父母膝前。闻一多对他们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时间总要检查作业，批改作文，把日记中的错别字也一一指出来。唐诗是少儿教育的一部分，几个孩子都能张口背出不少古诗。闻一多疲劳时，就靠在床上闭目听立鹏、闻名轮流背诵，不时说那该怎么读。对他们的英语也是这样，闻一多要求语调和发音都要准确，有些词硬是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过来。

诗人喜爱大自然，每当闻一多工作告一段落，便泡一壶苦茶，拿一条线毯，全家一齐来到野外。孩子们在碧绿的草地上翻跟斗、采野花、扑蝴蝶，阳光晒在身上那样暖和，闻一多说这可以增进健康。孩子们玩累了，闻一多招呼大家坐在他和妻子的身旁，这时，他开始讲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的神话，讲屈原的故事，讲陆游……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孩子们的心田慢慢滋长起来。

闻惠羽在家里最小，却是个天才的小诗人。她生在北平，还没起名字就碰上了卢沟桥事变。来到昆明正逢大轰炸的`时候，全家住在乡下，附近没有适合的学校，只好在家。哥哥姐姐都在联大附中读书，闻惠羽感到孤独寂寞，也很愤慨。一天，她忽然拉着妈妈，要妈妈记录下她的诗。妈妈笑了，六七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诗?但闻惠羽缠住妈妈，“你别管，替我写下来”。妈妈只好拿了笔，一句句地听，一句句地写，居然有点意思。这样竟积成二三十首。后来她会写字了，照着妈妈写的抄了一遍，订成个小本子，空白处还画了些与诗有关的图画如太阳、月亮、云、水和树木等。闻一多高兴极了，遇有至亲好友就给人看，请人题跋。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都在这本题为《金色的太阳》的自编诗集上题写过勉励的话。

闻惠羽有牙病，痛了好几天，吃不下饭。闻一多安慰道：明天叫妈带你去瞧医生。家里没钱，事情又忙，忘了。过一天看见她痛，又许了明天。结果一天天耽搁着。一天晚上下起大雨，孩子又痛得哭了，“爸爸尽骗人，天天说明天”。闻一多矍然惊起，赶忙冒雨到同院熟人家借钱，当着孩子面交给高真：“爸爸事忙忘记了，不骗你，明天一定去!”

闻一多的丰富情趣

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因聚集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各种文娱活动非常多。几家电影院，经常放映国外影片，几乎场场爆满。闻一多工作很忙，平时难得观看电影，但是有一次是例外的。那是1946年4月，他接连三遍看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一曲难忘》，是一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摄制的表现波兰爱国音乐家萧邦生平的故事片。4月底的一天，朱自清指导的研究生王瑶在晓东街碰到刚从南屏电影院出来的闻一多，一见面，闻一多就说：“这部片子非常好，你可以看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王瑶听了有点奇怪，当他看了之后，才知道影片描写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寓居法国的萧邦，在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中，仍对工作充满热忱和努力，绝未少懈，后来曲成演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萧邦自己却以奏曲时精力过于集中命亡琴前。王瑶看了也深受感动，说萧邦“鞠躬尽瘁地为了工作努力的精神，正是闻先生生平的精神”。闻一多还向同学们推荐这部影片，西南联大历史系蔡海南(蔡显福)同学说：“有一次闻先生介绍我们去看美国影片《一曲难忘》。”

《一曲难忘》拍摄的十分堂皇，还运用了大量色彩，被誉为“五彩缤纷的狂想曲”。不过，闻一多喜欢这部影片，并不仅仅被它的艺术所打动，更多的是被萧邦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波兰人民对自由的酷爱所感动，因此他不仅自己看了三遍，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前去观看。他要用精美、高尚的艺术，滋润家里的每一个人。

家庭生活最能折射一个人的情操，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闻一多的丰富情趣。

摘自《团结报》

抗战时的青年军 篇2

青年远征军

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威逼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远东殖民地后方。英国决定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日，并于10月重新开放3个月前为讨好日本而关闭的滇缅公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要求中国派军入缅甸，协助英军保卫缅甸。1942年1月1日，中､英､美､苏等26国签署《联合宣言》，共同对轴心国作战。中､英､美经协商决定:1942年2月，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3个军（分别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率领）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由美国提供作战物资并出动第十航空队，对中国远征军实施空中掩护。

从3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惨败，退往印度､云南，10万大军只剩4万多人。

1942年底，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经过美军训练和装备后，改编为驻印军。1943年卫立煌在云南重组中国远征军66万人，组成第二次远征军，击溃敌人，与驻印军会师。1943年，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出击缅北，大获全胜。

1944年夏，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在全川征集志愿“驻印远征军”的号召。各县由接收壮丁的师管区部队，抽调出军官组成一个团编制，专门接收“驻印远征军”。资阳的集中地点在城隍庙，集中后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有一次，我去看一位同学，他正在舂米。他说，他们仅几人到团管区领黄谷回来，自己舂自己煮。时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农村中略有点文化的青年，志愿应征者有之，也有因抽壮丁的形势逼迫而应征的。其时，黄添湾的乡长周光禄，因有弟兄4人，按2抽1､3抽2的抽壮丁法令，他家必须出两人当壮丁。于是周光禄就借此机会，在黄添湾的赶场天，披红放鞭炮，把其小弟送到资阳参加“驻印远征军”。时任重庆市长的贺耀祖夫妇，也亲送儿子上车参加远征军。整个征集工作，到1944年冬结束。

参加“驻印远征军”的青年，先后空运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参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远征军”回国，除志愿继续留在部队的士兵外，都遣送回原籍。

青年军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只有在中国仍保持着优势兵力，大举进攻。8月8日衡阳沦陷，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后回到了重庆）;12月2日，贵州独山失守，震撼陪都重庆。半壁河山沦陷，四川各地都可看到“还我河山”“坚持抗战到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墙头标语。

蒋介石于11月号召“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同时颁布了对知识青年从军者的许多特殊优待条例。如:对在职人员留职留薪;在校学生保留原班学籍;家庭享受抗日军人家属优待等等。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报纸､标语大肆宣传鼓动，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感人口号。各县由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主持征集动员工作。一时之间，知识青年从军之事，轰动了全国。

重庆当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搞得更是轰轰烈烈，对从军青年给予特别优厚的生活待遇。只凭“青年军”的符号，在社会上乘车船､进戏院免票，纪律松驰，放任自流。因为从军人员中成分复杂，有大学､中学的学生，也有文盲;有当过行伍部队营长的军官，也有老兵;有当过县长的官员，也有工厂的小工人;有士绅的纨衤夸子弟，也有江湖游民。这些人良莠不齐，集结一起，在重庆也闹了许多事，打架､砸戏院､嫖娼､赌博，横行一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坏。

从1945年1月起，各地征集的青年军开始送入军营。重庆市所征集的青年军，第一批送到铜梁二○一师的六○一团和六○二团，第二批送到綦江的二○二师后，于1945年2月底，征集工作结束。

在四川共组建了4个师，二○一师驻壁山､铜梁一线;二○二师驻綦江至石角镇､川黔公路沿线;二○三师驻泸州､隆昌一带;二○四师驻万县､梁山一线。这4个师都是按战略部署的:泸州属川滇边界，綦江属贵州边界，万县属川东大门，壁山属重庆后备地区。

其营房都是临时占据的当地原中小学校舍､寺庙､原驻军营房，还征用了一部分当地的士绅大院，也赶建了一些泥墙草盖的营房。还组织人力到当地山林地区砍伐树木，征调民间木工，做了床､桌､凳。各师保留少数老兵专做劳力工作，如马夫､火夫。征调民间木工，是通过当地县政府调集的，不付工资，只发给伙食米。

其军官都是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抽调出来的。训练总监是在“驻印远征军”中有过战功､获得过国际勋章的罗卓英。我只知道二○一师师长戴奇､二○二师师长罗泽闿。团､营､连长中也多是中央军校毕业的。班长也是由中央军校合川分校毕业的学员担任。还有些军官有较高学历，如六○五团副团长刘雪屏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曾在青年军中当过挂名连长。

青年军与其他部队有个显著不同的建制特点，就是建立了一套政治体制:师设政治部主任､团设督导员､连设指导员或干事。督导员以上的人，是由上级抽调来的;指导员一级，则是从1944年冬初的从军大学生中，抽调到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由蒋经国亲自主持训练后，分派到各师的。由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都看不起那些指导员，公开宣称这些人是“卖狗皮膏药的”，所以他们在连队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就是搞点文化工作，如建立阅览室､教士兵唱唱歌和排排剧。

青年军师部有政工队，实际上就是一个京剧团，并不是搞政治工作的。团有特务排，专负责团部警卫;连有特务长，主管领发士兵的服装和连队伙食。这些与解放后所指的“政治工作”､“特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青年军入伍后的生活待遇也是很好的。兵役署在每个师所在地设有专门的粮秣供应站，其供给标准为:冬天，灰色棉军装1套，白布衬衣､短裤两套，白布棉被､床单､线毯，单人蚊帐､鞋袜齐备，还每人发了一双翻皮皮鞋;夏天，黄色军装､军便服各一套。吃的标准是:每个士兵每天26两白米（一般军队是24两糙米）､1两菜油､1两花生米､1两猪肉､1斤蔬菜（这里的两是按16进位计算的）。早饭是花生米､稀饭，午､晚都有两个带点肉的菜和不限量的白米干饭;星期六打牙祭，还有酒喝。士兵每月还可领到一点零用钱。

在编制上，也是很完整的。师辖3个团和炮兵营､工兵营;团辖3个营､1个迫炮连;营辖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武器也全是崭新的，于1945年2月，开始投入战斗训练。1945年夏，蒋介石曾分别到10个师检阅，重庆的报纸，都曾大肆宣扬。号称十万青年军组建的10个师，据其编制估计，一个师约有7000人左右，并不足10万。

青年军在入伍之初期，军纪也很坏。普通部队的士兵被社会上称为“丘八”，而对青年军则称为“丘九”。因为青年军在很多方面，都享受着特殊优待，所以也就助长了官兵的优越感，狂妄自大､目无法纪。

二○四师驻梁山的一个团，还发生过打死团长的事件。一个站岗的士兵，见一辆吉普车迎面冲来，问了一声:“干啥的？”尚未等车上人回答，就是一枪。团长说了句:“我是团长，你真混账！”就死了。这个士兵，后来在禁闭室里被关死了。

青年军入伍后，仅进行了6个多月的训练，日本就投降了。各师团原地待命，有的师团揣测有派往日本当占领军的可能，因此，在待命期间，组织士兵学英语。

1945年11月，军事委员会正式命令青年军各部，从1945年12月1日起至1946年5月30日止，实施6个月“预备军官训练”。从重庆整编下来的军官总队，抽调了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校官，到各团担任战略战术､地形地物､军事制图等军事理论课程教官。由各团组织每个连担任一种兵器､或一个野外演习科目的大循环教学。师直属的山炮连，也到各团巡回演示。

军长刘安祺到过六○五团教练场地视察过。身边只有几名随从副官作笔记，事前没有通知，到现场看后，也没有讲什么就走了。刘安祺后来成为台湾军界首脑。

在整个训练期间，纪律都是很松驰的，每天除了训练时间外，可以逛街､游田野。星期天放假，还可以到外地游玩，个别士兵夜不归营，值星官也不追问。六○五团还有一士兵，星期天私拿雷管去炸鱼，被炸死。

其骄横之习气仍然严重，仅据我目睹的几件事，可见其一斑:驻三溪的六○四团一营长，为了要强占原三溪铁厂厂长所住的独院作营部，竟在独院四周架起重机枪威逼，厂长被逼迁到了山顶上。六○五团重机枪连，有一天打靶后回到营房，值星官（排长轮流）没有喊“解散”反而整队训话。一广东籍士兵拿出刺刀皮套，对准值星官排长的脸部打去，排长脸部顿起一条血痕。事后，该士兵被营部禁闭一个月。机枪一连有个排长，星期天在大山的一个水凼边，见一幼女在那里洗衣，竟前去调戏，被幼女之父打了两个耳光，并到连里告状，连里竟对这事置之不理。

1946年6月1日，全国青年军复员。

复员时，每个士兵发了一张由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印有“蒋中正”3字的《陆军预备军官适任证》，以及《复员证》､《通讯证》。《复员证》是蓝布壳，内容主要是青年军复员后应享受的各种优待条文。只记得其中有一条，凡复员青年军参加各种升学考试，只须50分就算及格（比一般少10分）。这个《复员证》以后也就成了复员青年军乘车坐船的免票通行证。《通讯证》是复员青年军回到各地后，若要建立“青年军联谊会”，以便互相通讯联络，后来很多县城都建有“青年军联谊会”。二○二师还印发了一本精装的全师官兵《通讯录》。每个士兵除睡的蚊帐､被盖､军毯､床单全可带走外，还发了一套斜纹布草绿色军服和大盘军帽､一套黑色斜纹的中山服。

复员安置分五项:留营､复学､复职､就业､就学，完全由志愿选择。

留营的人数很少。二○二师留营人员集中到石角镇，进行了一个月严格紧张地训练后，分在了原师各连当指导员。

复学､复职的，派军官护送，坐军用专车回原籍。以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又跑到南京找“预备干部管理局”，进行了重新安置。

就学的分两部分:凡上过高中的，统一分到重庆“青年大学补习班”，补习了约两个月，在报纸上公布了分配到全国各大学的名单;原是中小学生的，分到全国办的5所“青年中学”。重庆的“青年中学”设在歌乐山，只办了一学期就结束了。

就业的人，在全国专门开办了5所“青年职业训练班”，每两个师有个职训班。我只知道二○二师､二○四师的就业人员分到“万县职训班”;二○一师､二○三师的就业人员分到“泸州职训班”。

青年军复员后，在国防部下面特设“预备干部管理局”，由蒋经国任局长，专门管理青年军复员后的工作。如初期的“青大补习班”､“青年中学”､“青年职训班”都属“预干局”管。听说，在国民党上层内部，曾有人坚持反对这些庞大的经费开支，使蒋经国的全部计划无从实现。1947年夏天，“预备干部管理局”还在浙江的嘉兴举办了“青年军大学生夏令营”。这些人身穿军便服，在炎热的夏天，出门时肩上斜搭一床黄呢子军毯，盛气凌人，以天之骄子自居。

青年军复员后，在各地发生的闹事事件仍不少。

二○二师的就学､就业士兵复员后，集中到三溪夏令营度夏，等待入学，由原六○四团军官管理。二中队有一天早晨，饭不够吃，全体士兵起哄，把队长拉出来打得鼻青脸肿，事后也无人追究。

三溪复令营就业人员，在用军车送入校时，提出要发旅费。到綦江后，几百人下车不走，到各饭馆叫些高价菜吃了不给钱，然后强住各大小旅馆，把小小的綦江城搅得鸡犬不宁。驻河对岸的师部慌了手脚，晚上派了许多军官到各旅馆，逐一发了旅费，又向各饭馆打折付清欠款，才平息了事态。

回原籍青年军闹事的就更多了。回湖北原籍的青年，曾三三两两到南京“预备干部管理局”要求重新安置，这些人都获重新安排了就业。据《简阳文史资料》第三辑所载，原伪参议会秘书曾北姜所写的“青年军联谊会”一节中所述，简阳“青年军联谊会”设于“国民党县执委会”内，其中有几名以复员青年军自居者，成了党政界内帮派势力的打手。一次，这几名出风头的复员青年军，强逼参议会议长签字要优待谷，从茶馆追至县参议会。拍桌大闹，县参议会议长被迫签字盖章，每人发优待谷两石。他们还在城里聚众斗殴，挑起宗派势力械斗，令人侧目。

读隆美尔战时文件的心得 篇3

在军校的学习生活中，隆美尔除去日常的学习、操练，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给夫人露西写情书上。这个习惯即使是在日后逐日吃紧的北非战场上也没有改变。在北非，无论工作有多么繁忙，隆美尔每天都要给露西写一封信，有时甚至是几封。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隆美尔的爱情观，可以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甚至英军在二战时，为了打破“隆美尔神话”，披露了隆美尔有私生女的消息，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想，更多的人愿意相信隆美尔的情比金坚吧。只有真正经历过重大考验，比如战火的洗礼，感情才会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何况隆美尔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时封堵整改方案(结构) 篇4

本工程为钱江新城核心区F-02地块农转居公寓，人防总建筑面积5295m2，一标段由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二标段由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

在人防结构施工过程中，两家单位均存在管理疏忽，导致战时封堵门槛钢板预埋宽度不足等缺陷，不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目前对问题门槛进行整改，整改方法如下图：

1、整改部位：15轴/M-1～K1-1轴、17轴/1/R-2～Q-2轴

2、整改前做法：

16厚宽180钢板基础梁上排筋说明：

1、预埋钢板采用14螺纹钢与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

2、凿除混凝土修补采用含8%，混凝土。

3、整改方法：

①将混凝土凿除宽为600mm，高度至-5.230M标高，周边及基底均打毛处理；

②将原预埋钢板更换为厚度为16mm、宽为200mm的钢板，标高从-4.90M降至-5.00M处（门槛钢筋上）。预埋钢板采用214与

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间隔250mm一道。③最后采用C45 S8混凝土对凿除部位浇捣修补。

16厚宽200钢板基础梁上排筋混凝土凿除面说明：

1、预埋钢板采用14螺纹钢与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

2、凿除混凝土修补采用含8%，混凝土。临战封堵整改详图以上整改方案请设计、监理、建设单位认可为盼。

整改单位（签章）：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签章）：北京方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签章）：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建设单位（签章）：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

2012年4月23日

战时封堵整改方案

本工程为钱江新城核心区F-02地块农转居公寓，人防总建筑面积5295m2，一标段由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二标段由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

在人防结构施工过程中，两家单位均存在管理疏忽，导致三个部位须出方案处理，具体如下：

一、战时封堵门槛钢板预埋宽度不足等缺陷，不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目前对问题门槛进行整改，整改方法如下图：

1、整改部位：15轴/M-1～K1-1轴、17轴/1/R-2～Q-2轴

2、整改前做法：

16厚宽180钢板基础梁上排筋说明：

1、预埋钢板采用14螺纹钢与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

2、凿除混凝土修补采用含8%，混凝土。

3、整改方法：

①将混凝土凿除宽为600mm，高度至-5.230M标高，周边及基底均打毛处理；

②将原预埋钢板更换为厚度为16mm、宽为200mm的钢板，标高

从-4.90M降至-5.00M处（门槛钢筋上）。预埋钢板采用214与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间隔250mm一道。③最后采用C45 S8混凝土对凿除部位浇捣修补。

16厚宽200钢板基础梁上排筋混凝土凿除面说明：

1、预埋钢板采用14螺纹钢与基础梁上排筋锚固焊接。

2、凿除混凝土修补采用含8%，混凝土。临战封堵整改详图二、三、以上整改方案请设计、监理、建设单位认可为盼。

整改单位（签章）：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签章）：北京方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签章）：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建设单位（签章）：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

2012年4月23日

抗战时的口号 篇5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3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2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3.7万元（折粮70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1角5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26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忌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6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2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8名同志牺牲，有4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11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刺杀黄骅的阴谋得逞后，邢仁甫欣喜若狂，天天在岛上饮酒作乐，编织着他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邢仁甫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然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邢仁甫知道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他决定要搞武装独立，迅速把部队拉出来。但是，由于党心所向，他的这一分裂行为遭到部队干部和战士的坚决抵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回到了党的怀抱。邢仁甫成了一名光杆司令被孤立起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于1943年7月带着小老婆宋魁玲以及极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为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的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邢仁甫的叛变投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己也堕入了罪恶的万丈深渊。

历史是无情的，任何卖国求荣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一年多后，邢仁甫被人民公审处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民国大腕》 作者：刘继兴）

抗战时的口号 篇6

她在日军的轰炸中飞奔救人

朱江告诉记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麦文果到南通才不久，旋即8月13日凇沪会战打响。“四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麦文果是当时在现场的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之一，他们立即组织了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40余人被从大火中救出。”

1937年11月，麦文果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轰炸南通州》一文，这样描述当日的场景：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看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

医院的西北角处于熊熊的火焰之中。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脊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我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士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

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无助的绑着石膏的小男孩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了。一位工友拿来梯子试图爬上去救他，但梯子和男孩之间的墙体摇摇欲坠让他却步。此时我义无反顾地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

“轰炸之后，南通的局势非常紧张，许多护士和工作人员离开了，外籍人士中只有麦文果一人留了下来。这才有了其后两年，一段充满爱心和勇气的‘女拉贝’故事。”朱江说。

伤病员太多，她把卧室腾了出来

与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一街之隔的，是如今的南通市一中。当年，美国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便设在这里。而现在的一中校史馆，那时正是麦文果在南通的家。这栋三层小楼基本上被完整保存下来。

朱江告诉记者，那时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道士，占领南通的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也没敢对教会财产轻举妄动。也因此，基督医院和崇英女中成了不少南通人躲开战火的避难所。

在1938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麦文果这样记载，“第二天，就有一位腿部受伤、疑是骨折的伤员找到了我请求救治……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200名左右南通城内外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妇女）涌进了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形成了。”

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收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祟英女中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连她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搬到门廊暂住。

艰难时刻，南通人默默相助

在4月30日的一封信中，麦文果描述她的近况：“南通就像地狱一样。我每天早上6点穿上白大褂，一直忙到晚上10点或11点，然后倒头就睡。”

信里还提到了经济上的窘迫：“我仅有40美元，厨师跟我说燃煤只够3个星期……”

在最艰难的时刻，南通地方士绅和国内外爱心人士向麦文果和她的避难所伸出援助之手。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员与难民所需的食物、药品器械所剩无几，我也无力去购买。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时，一位邻居捐赠了一批纱布，有人还运来了两大车米。随后又有更多的纱布和米送来。”

朱江说，根据麦文果在信件中提到的数字，“1938年3月到1939年初的近一年间，她收治住院病人89个，门诊病人3471个，并提供医疗服务总计17050人次。”在另一篇文章《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麦文果写道，“难民营经常有500余人在避难，8个月间平均每月376人，平均每月赈济2607人。”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叫做“南通基督医院”。1906年出生于美国的麦文果（VincoeMushrush），1937年便在这所医院内担任护士。在南通期间，麦文果为当地躲避战火的数千民众提供了疗伤和避难救助。

1939年8月，麦文果去了芜湖工作，不久返回美国并加入美国军队从事医务工作。1944年，麦文果作为医护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后经历不详。1997年，麦文果逝世，享年92岁。

对于麦文果，没有人比南通市档案局资源建设开发处处长朱江知之更详。他最近正在写一本相关著作，所参考的档案资料大多来自麦文果信件日记。“几年前，南通第一人民医院派人专程到美国复印了麦文果的大批日记和信件，然后翻译整理。这些档案对还原麦文果那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意义重大。”

朱江说，“作为一个南通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感激麦文果女士。她的故事，不应该被历史湮没；她的名字，应当不朽。”

写信和读信是麦文果留守南通期间，除工作之外最乐意做的事情。若干年后，这些信件勾勒出当年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美国女子在中国南通的生活：她度过了平生第一个没有取暖炉的冬天，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常常因为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窘迫不已，手上不超过5美元是家常便饭。夜晚独自居住，四下清寂，乃至憎恨自己上楼时的脚步声。

尽管如此，记者却能从麦文果的信件和日记中看到她无处不在的乐观。1938年3月4日的一封信中她说，“上个月因为南通的学校依然停课，学生无所事事，我开班教授英语。开始时有百余人注册。学校复课后，还有35名学生下课后过来继续学。我的汉语能力在提高，已经能够读《圣经》了。我多么希望我的汉语早日达到流利程度，而南通话不那么难懂就好了。我爱南通的一切，除了南通那拗口的方言。”她充满激情地告诉友人，“我的状态非常好。这个春天我还打了几场网球，不时地骑骑我的自行车。”

朱江说，麦文果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她的文笔清新隽永，信中看不到任何失落和颓唐，她敏锐地观察到南通社会和民众的丝丝进步并为此高兴，她为自己能融入南通并为之作贡献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