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共8篇）

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1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论文

摘要：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剖析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刑事辩护 辩护人 制度 完善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宪法性原则，它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障碍，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得到普遍确立。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不仅使被告人独立平等的诉讼地位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被告人得以借助权利的武器达到制约司法权力扩张防止司法专横的目的。因此，它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⑴，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请律师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是与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相比较而言的)。这样就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处于何种诉讼地位的争论。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提前介入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往往任意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设置种种障碍，所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无法得到保障。至于规定的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因为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调查取证，甚至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掌握具体案情，因此根本无法代为申诉、控告。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提前介入的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能，律师也无法提出辩护意见，更何况法律也没有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的意见!由于对侦查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演变为赤裸裸的“行政治罪程序”⑵，侦查权“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⑶，基于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立法上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告性规定⑷。造成以上这种尴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提前介入的律师身份的不确定。虽然从法理上根据有控诉即有辩护的宪政性的民主法制原则，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享有辩护权，都可以委托律师行使辩护权，但是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提前介入的律师却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而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用这样一种身份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联合国《并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亦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例如，在英国，“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进行联系，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5)在美国，当警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告诉他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师帮助自己辩护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中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规定，对被拘留之疑犯进行首次司法讯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上述国际公约及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均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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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2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三大职能之一的辩护, 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进行的一系列反驳和辩解的诉讼活动.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为保障辩护权, 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措施, 即辩护制度。

二、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其完善与否, 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

首先, 辩护制度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的重要保障, 使有罪的人必须受到基本的人权待遇。没有完善的辩护制度, 就没有完整的辩护权。如果没有制度保障, 控辩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请律师担任辩护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寻求帮助的唯一选择。

其次, 辩护制度是保障诉讼基本职能发挥的关键。控诉、辩护和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三大基本职能, 控诉职能以侦查、指控、追究犯罪为根本任务, 而辩护则以反驳控诉为基本内容, 审判则是在控辩双方对抗的基础上判定案件的是非曲直, 三者缺一不可, 共同推动着刑事诉讼的进程。

再次, 辩护制度能够促进刑事诉讼目的顺利实现。辩护制度能够在法律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使审判机关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作出恰当的判断, 准确及时地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促进刑事诉讼目的顺利实现。

三、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分析

近十年的司法实践证明, 《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些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却步履维艰。表现在:

(一)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

侦查机关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限定时间、限制次数、限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实践中, 规定了安排会见的时间, 但是如果到了时间, 侦查机关不予安排如何处理?或者说, 侦查机关在安排的时候刁难律师不给其必要的准备时间, 尤其对外地案件, 律师往往要提前几天才能赶到, 而侦查机关给予的时间不够, 造成律师无法及时进行会见。

(二)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 辩护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对于辩护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就实施的情况看, 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即使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定取保候审条件, 办案机关总有“理由”拒绝;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时, 不管是否批准都迟迟不答复, 就算批准也要提供保证人和巨额保证金“双保”, 使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徒有虚名。而法律也没有规定律师的此项权利如何保障, 在申请不准后有何救济途径。

(三) 律师调查取证难

实践中, 律师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往往遇到行政机关、企业单位的百般阻挠和不配合, 而许多个人在律师调查取证时, 存心拒绝谈话而造成律师无法实际举证, 而律师往往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时, 不是法庭不予准许就是证人拒不到庭。另外律师调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其提供的证人, 还须经司法机关许可。这些规定大大限制了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 也给那些负有法定作证义务的公民逃避作证以合法借口。

(四) 律师阅卷难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较修改前有所缩小, 律师阅卷受到很大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又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 检察院在开庭前只向法院移送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 同时仅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据此, 在审查起诉阶段, 辩护人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根本看不到对定案有决定性意义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审判阶段, 检察机关不向法院移送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只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 导致律师不能全面地查阅案卷材料, 剥夺了律师的阅卷权。

(五) 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现象严重

根据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构成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原理, 在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刑诉法中却没有类似的保障。就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而言, 对控辩双方也采用了一些不对等的作法。例如, 《刑事诉讼法》第38条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 都是很不平等的。新刑法实施后, 律师被指控涉嫌“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占全国律师协会全部维权案件数量的80℅。近年来, 我国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逐年增多, 而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量却呈下降趋势。

(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严重。

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 禁止刑侦人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为非法, 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为什么实践中却无法避免呢?究竟何谓“情节严重”呢?在侦查、审判阶段超限是否为超期羁押?如何惩罚?笔者认为不完善现有的辩护制度, 不赋予律师强而有力的辩护权利, 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便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仅仅依靠执法机关的自查自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本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 刑事辩护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 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实施的根本原因。近现代刑事辩护制度产生于西方, 作为一种进步的制度盛行于现代各国, 而我国只到上一世纪初才引进此制度。然而这种追求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制度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南辕北辙。时至今日, 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

其次, 在刑事诉讼中, “左”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 许多司法人员认为刑事诉讼的任务就是打击, 视律师辩护为非法或者多余, 在此情形下, 要谈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实施刑事辩护制度, 效果不彰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 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也严重妨碍刑事辩护制度的实施。在许多办案人员心目中, 实体法仍然要比程序法重要。尤其是, 我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不完备, 直接导致了刑事辩护制度难以实施。

四、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设想和建议

笔者认为可从立法和司法上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具体建议:

1、我国刑辩制度应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从立法技术上, 提高立法技术、改善立法体例是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机关需要减少那些技术性和手续性的规则, 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只有增加程序规则的权利保障和法律价值实现的含量, 避免诉讼程序沦为带有技术性和手续性的“操作规程”, 刑事诉讼程序的建立才是富有意义的, 并足以发挥其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法律功能;只有对“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作出妥当的限制, 减少那种由这些机关自行选择行使权力之方式的立法体例, 这些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由裁量权才有可能受到有效的约束;只有为那些重要的诉讼程序确立消极性法律后果, 也就是建立以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为特征的程序性法律责任, 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才能受到有效的制裁。

适当借鉴西方经验, 比如英国的律师值班制度。被羁押者到警察局以后, 羁押警官必须询问其是否希望与律师联系。如需要, 可以提供值班律师免费的24小时服务, 是否需要均须记录在羁押记录中。值班律师都经过严格的的职业培训, 保证遏制警察滥用权力。

2、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形象需再增强

由于现有法律允许非律师人员介入诉讼, 这造成中国刑事辩护水平良莠不齐的局面, 致使社会各界对律师行业产生一定误解与成见, 阻碍了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笔者建议: (1) 提高刑事辩护诉讼代理的准入标准, 限制非律师资格人员参与刑事辩护。 (2) 对取得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实习期限可适度延长, 如从1年延长为2至3年, 最好以其是否能够独立代理刑事诉讼为其结业标准等。

3、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讯问在场权

《刑事诉讼法》及六部委规定均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会见权, 但通过分析发现, 我国法律对该项权利做出了一定限制, 因而在实践中, 律师根本不能依据这些规定来随时会见嫌疑人, 这不符合联合国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因此建议我国应比照国际标准去赋予律师确实充分的会见权利, 并允许律师到场监督侦查人员对嫌疑人的讯问, 赋予律师有警告、制止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交涉权等。

4、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现行辩护制度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 然而控辩式诉讼最突出特点就是力求控诉方与辩护方实现权利对等, 这也是公平审判的基础。既然法律允许侦查机关有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证据的权利, 那么律师也就有收集犯罪嫌疑人罪轻或无罪证据的权利, 只有这样控辩双方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对等。因此建议《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 律师有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物证及证人证言的权利, 且该项权利不得被任意阻碍拒绝。

五、结语

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3

关键词：新刑诉法；职务犯罪侦查；辩护律师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大亮点就是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使律师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有了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侦查阶段的控辩平衡。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特别是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变化，使侦查机关凭借空间隔离、信息阻断、时间独占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开展外围取证的优势不复存在，侦查形势趋于公开化、透明化、复杂化。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势必给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必将对我国现今职务犯罪侦查阶段控辩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贪部门要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辩护权，利用此次契机积极应变，消除不利影响，拓展侦查思路，确保反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更新侦查理念，树立科学的侦查价值观

侦查理念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①刑事诉讼对事实的探求不仅要受到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且要受到人类必须尊重的其他价值的牵制，即真实的发现必须在体现多种法律价值的程序法的约束之下。②具体到侦查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选择和实现过程。③它不仅要考虑客观事实真相是什么的问题。也要回答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不公平、非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诚信，什么是不诚信等问题。④因此，侦查并非一种与价值无涉的纯技术性活动，而是一种有鲜明的价值色彩，追求并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理想的法律活动。

对于律师来讲，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司法人权的重要法律武器，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法律装置。⑤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首个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侦查阶段形成的，如果侦查阶段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后面的程序再公正，都无法弥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刑事诉讼，对于实现法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都意义重大。

综上，侦查人员与律师所追求的都是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个共同目标。作为侦查机关应该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消除其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全面地掌握和收集证据，拓展侦查思路，确保反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初查工作，实现办案重心前移

初查是立案的前提，能否正确作出立案侦查决定并顺利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关键取决于初查工作是否扎实到位。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可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批准，不限次数，不被监听。将工作重点前移到初查，既是反贪侦查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从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到“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的关键。加强初查工作首先要做好线索的评估和预判，包括成案价值和深挖价值，可能涉及的人员和单位，以及案件整体的证据框架及各个证据链条。对应当收集和能够收集到的证据要成竹在胸，尤其要重点关注客观证据和可能流失、损毁的证据的收集。其次，要按照全面、细致、准确的标准，有效运用查询、询问、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手段，收集涉案人的背景信息、财产情况，尽可能查清有关的犯罪事实及调取案件外围的大部分证据，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把一切妨碍侦查活动的消极不利因素在案件立案前全部得以消除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在立案后的侦查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最后，要注意对初查措施和策略的研究和运用。如采取“以账查事、以事找人、以人查案”的“三查”法,采取“找准支点，以案掩案”的“迂回突破”法等,大胆灵活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证据和其他涉案信息；加强秘密初查，注意隐蔽侦查人员身份、初查的意图和手段，防止因初查失误给办案工作造成被动；对有价值但时机不成熟的线索，要坚持放长经营，准确把握立案时机，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三、提高侦查效率，占据查案工作主动

侦查效率的高低既是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也是案件成功与否的关键。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律师的调查取证与反贪部门的取证工作可同步进行，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迫于嫌疑人家属的压力或在律师的暗示下，可能出现证人躲避作证、拒不作证或者一个证人作出既证实犯罪又否定犯罪两份自相矛盾的证言，甚至在作证后出现证言反复或者作伪证，这对侦查工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规律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演变。群腐现象严重，窝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已经成为目前反贪部门最有效的办案方法。窝串案、案中案顺利查办的关键就是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的保密。但是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显然会打破以往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由反贪部门独享的封闭局面。律师很可能会比侦查人员先行接触涉案相关人，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从而惊动同案嫌疑人，重要证人等，导致案件保密期限缩短，打乱反贪部门的整体部署，以致深挖工作无法开展，增加检察机关揭露、证实和打击犯罪的难度。所以，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资源，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快侦快结，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始终占据查案工作的主动权。可积极尝试“三同时”战略，即同时传讯、同时搜查、同时取证。对被调查对象进行审讯突破的同时，另行组织侦查人员对该案的证据进行收集、固定，同时对被调查对象的住所和办公地进行搜查，并对可能行贿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做到以供促证、以证促供，在极短时间内将案件基本固定，大大减少了避供、拒供、串供的风险。

四、强化证据意识，保障侦查成果落实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石，侦查工作主要围绕证据而展开。修改后刑诉法一方面对证据制度作了全面完善，对侦查取证、证明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看到所有案卷材料，包括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给起诉部门的证据材料，与起诉部门对立而又平等地对同一案卷材料进行审查。一方面，收集证据的视野要开阔，种类要齐全，内容要客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依赖口供突破案件的传统办案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今后的侦查中要更加重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的收集，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进而确保面对复杂局面时侦查手段的多样性。必须把侦查的主要精力从获取口供转移到全面收集证据上来，实现从“由供到证、以证促供”向“以证促供、证供互动”的转变。另一方面，固定证据的方法要多样，手段要科学，证明力要稳定。要善于运用同步录音录像，对关键证人询问时，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尽量进行同步录音录像，防止证人改变证言；在录像的同时还可以采取让犯罪嫌疑人自书供词和证人自书证言的方法，进一步补强证据。

五、结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本次是第二次修改，从修正案草案来看，本次修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50%，应当是一次“大修”。⑥从某种程度上说，刑事诉讼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标尺。刑事诉讼法30多年的变迁，印证了中国法治理念的文明演进，记录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坚实步履。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法治不可能超越现实国情、超越发展阶段而独立存在。我国的司法制度只能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法治水平。事实上，每一次修法都不会是某项法律制度的终点，而只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奢求制度的完美，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追求完善。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许还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不完美正是我国当前现实的真实反映，只有正视这种不完美，我们才有提升的空间、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法）卡斯东·斯特法尼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孙长永.《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③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⑤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释义与点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⑥《法制日报》.社论头版：刑诉法修改.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作者简介：

刘君亮，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

焦森磊，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书记员。

人民法院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4

法院的信访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事关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局1，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司法公平、公正和正义价值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当前法院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法院受理案件类型逐年增多，由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带来的信访问题也日益突出，法院面临着极大的信访压力，信访处理稍有不慎，不仅法院正常审判秩序受到影响，损害法院的社会形象和法律权威，还可能造成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影响到社会稳定。如何建立符合法院工作特色的信访处理机制，遏制信访数量上升趋势，有效地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成为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法院信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关于法院信访的涵义

法院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法院或其他有监督管理职能部门反映的涉及到法院审判、执行问题情况，并提出信访意见或请求，依法由具有监督管理职能部门转办或法院直接接待来访并进行处理的活动。法院信访的内涵包括：（1）法院信访的信访人应当是案件当事人本人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非如上人员不应具有信访资格，以避免造成信访人员肆意扩大化。（2）信访的形式，包括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概括了当前法院接收信访案件的各种来源。（3）信访的内容包括：针对法院诉讼程序、执行程序已经终结的案件本身进行的信访，不应包括程序中案件；而针对案件办案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不应列入信访范畴，应由纪检或检察院监督处理。（4）信访的途经包括：直接向本法院或上级院反映，以及向党委政法委、人大、政协、信访局等部门的信访机构反映，近年来法院信访中从上述机构转过来的信访为数不少。（5）信访的目的，信访人向法院提出意见或者信访请求，并希望借不断信访实现信访请求。

（二）法院信访的特点

与政府等部门的信访相比较，法院的信访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信访涉及内容范围广。既涉及案件的实体处理问题，也涉及诉讼程序、案件执行、办案效率、审判作风，以及法官的工作态度、方法和司法礼仪等问题；从信访工作实践反映，信访内容主要是执行问题和民事诉讼裁判问题，近年来行政及刑事诉讼案件

也逐年增多。

2、与诉讼的紧密性，法院信访往往是与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针对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行为或结果，要求人民法院可能启动司法程序、实施一定诉讼行为，如发现判决结果确实有错误，法院将启动再审程序，执行错误启动执行回转程序等。

3、信访内容复杂性，处理难度大。政府部门的信访问题常常比较单一，由政府部门直接可以有效处理。法院的信访问题经过审判、执行，当事人矛盾已经激化，处理难度较大，法院的审判问题、队伍问题一般由法院自行可以处理，但执行问题常常涉及到政府等部门，问题复杂，如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城镇拆迁安臵问题、刑事案件民事赔偿部分执行不能等，单靠法院一家的工作，是无法解决的。

4、信访的长期性。信访是我国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司法制度所特有，信访伴随着每年新收的审判、执行案件而滚动产生，决定了信访工作的长期性。

二、信访对法院工作的影响

信访的正确处理，尤其是有瑕疵案件的处理给法院工作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有利提高办案质效，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信访使得法院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影响了审判工作，扩大了法院支出，甚至有些法官因为没完没了的接访患上了“焦虑综合症”，甚至心情抑郁。

信访对法院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对人民法院形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法院公众形象和司法权威的影响，由于一些长期信访现象的存在，特别是一些信访人在法院大吵大闹、连哭带叫、拍桌砸门甚至以跳楼相威胁冲击法院或法官，公然藐视法官、法庭，法院无理缠访闹访现象的存在，使得法院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二是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其一，信访的处理耗费法官的精力、时间，影响结案数量，尤其是每逢“两会”召开和重大节日，法院就要派出法官进行维稳工作，排查案件当事人中可能出现上访，然后进行监控，占用了大量的办案时间，致使办案人员紧张，影响了办案效率。其二，由于法院信访“恐惧”心理作用，能不立的坚决不立，应该立案的还要延伸考虑到是否能够审理和执行，在立案时反复斟酌。其三，对案件质量的影响，由于一些当事人长期信访，使得一些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等多道程序，案件结果改过来、改过去，迫使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判决照顾上访人，直接影响了法院的审判质量进而影响了法律的威严。

三是信访扩大法院支出，每年3-4个月的北京值班，以及重大会议及节日期间的进2

京接访及本区内24小时的稳控，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及经费。按照包保原则，如果出现法院信访当事人赴京上访，法院就要负责将信访人劝回，并承担回程的费用，加大了法院的支出。

四是对法官队伍的消极影响。主要有：第一，对法官依法公正办案意识的影响，为了不产生信访案件或为了息访，有时不得不对信访人的要求作出些让步，往往会牺牲了法律的严肃性。第二，造成法官心理压力加大，法官本就承担着繁重的审判执行工作，而信访工作又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尺，实行一票否决。无论哪一级法院的领导和法官，总担心因信访问题被点名、批评、免职、受处分，不得不高度重视信访，对信访产生“恐惧”“焦虑”等心理，尤其是基层的法官，一方面要面对日益繁重的审执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还要时刻面对日益严峻的信访形势。

三、本院信访现状及产生的原因

（一）当前本院信访的现状及数据分析

1、我区现有涉法涉诉案件主要分布在民事及执行案件中，大多为执法环境不佳，体制不健全造成。近年来，由于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本院党组的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信访救助资金，本院已彻底息访信访案件50余件，剥离17件。其中2009年投入123万余元，2010年319万余元，2011年5万元，加上历年投入总投入已达598万余元。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本院信访案件数由前年的54件、到去年的64件再到今年的94件，在数量上呈现逐年明显上升的趋势，但多为无理访及老案新访。这也与法院受案总数逐年累积密切相关。2012年本院信访案件民事案件为41件占信访总数的44%、刑事6件占6%、行政9件占10%，执行38件占40%，2011年后的新案新访仅有13件，其余81件均为老访或老案新访，老访案件占86%以上。

2、我区涉法涉诉案件市里统计数为49件，在全市涉法涉诉案件中所占比例10%左右，排名为第3名。2012年本院内部自排查统计数为94件，信访案件跨越大，很多案件为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案件，其中已息访或不访本院案件8件，有程序瑕疵案件仅为7件，按年均收案5000件计算，有瑕疵案件仅占十年收案总数的0.014%。

今年可以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解决的上访案件（即进入法律程序案件）为22件占24%，相比去年增加4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访人信“访”不信“法’,即使有法律途径可以救济，依然相信信访才有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上级法院对法律程序未穷尽的信访案件启动法律程序的力度加大。确属无理访的占24件占26%，相比去年增加2 3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希望通过信访实现自己不当诉求的人员在增多。

3、现有涉法涉诉案件信访者的利益诉求主要聚焦在如下方面：征地补偿、涉及养老保险及企业改制后引发的的劳动争议问题、房屋拆迁补偿纠纷、因房屋执行异议引发的纠纷、因房屋证照颁发引发的纠纷、离婚因财产分割引发的纠纷、医患纠纷、小公共承包到期后的处理纠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执行不能引发的纠纷、起诉违法行政或行政不作为的纠纷、因查封解封以及程序瑕疵引发的纠纷等。近一半案件与政府行政息息相关。

相比以前出现如下变化：房屋执行异议引发的纠纷、医患纠纷、小公共承包到期后的处理纠纷属于新出现的信访类型，房屋执行异议案件是民诉法修改后新增加的民事受案类型，解决的是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医患纠纷则体现了现阶段医院的信用危机、小公共承包到期后的处理纠纷则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关合同案件的履行问题，这体现了关注百姓基本利益的必要性。

4、最容易引发信访的案件有房屋拆迁及征地补偿案件、涉及养老保险及企业改制后引发的的劳动争议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执行不能及其他执行不能引发的案件。相比以前变化不大，但新类型的信访案件在出现。

5、从上访者年龄素质等方面分析，绝大多数上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上、无工作、文化程度低，甚至有些人把上访作为一种职业，缺乏正确认识案件本质的能力，有些人偏执地认为不当诉求是合理。

6、法院审判前的调解工作情况，近三年（2011、2011、2009）受理案件情况，2009年受理案件4853件，调解422件；2010年受理案件4448件，调解446件；2011年受理案件4122年，调解492件。当年调解率和当年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率成反比例关系，调解率上升则上访率下降。但现在的信访基数是逐年累加的结果，需救助案件迟迟难以救助、无理访继续缠访，故基数在逐年加大。

（二）当前法院信访案件特点主要有：

一是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群访、集访、越级访现象愈发突出。老上访户、缠访户的无理访案件的重信重访依然十分严重。

二是少数信访人无理缠访，行为偏激，社会影响恶劣，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因素，如吴玉文多次在天安门非正常上访，造成了较坏的影响。

三是出现组织化苗头。少数信访人认为单个人的信访不能引起足够重视，为壮大声势，扩大影响，就四处联络其他信访人员，鼓动那些可能信访人员，组成数人甚至数十4

人的信访队伍，统一行动，以此给处访部门施压。

四是信访形式多样化，老上访问题突出。一些上访老户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为达到个人目的，以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严重干扰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一些上访老户无理索要补偿款且索要数额在逐年加大，如刘振秀案件，因地板质量问题市法院改判被告给付1、4万余元，现竟然要求法院补偿20万元；又如吴丽华案件，竟然要求法院给付上访损失100万元。个别上访老户向其他当事人鼓吹上访“经验”，鼓动闹事，甚至串联和纠集其他上访人员遍访不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三）引发涉诉信访案件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因素，有当事人个体因素，有当前信访立法欠缺因素，有法院自身的因素。

1、社会环境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期各类群体意识冲突强烈，利益的调整必然出现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大量的纠纷涌进法院寻求解决，法院受理案件逐年递增，同时法制的不完善，社会舆论对信访认识、导向的偏差等等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涉诉信访的大量涌现。

2、当事人因素：当事人对诉讼期望值高，出现诉讼结果与自己的诉求不一致时，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处理民事行为时的风险因素，把诉求无法满足的原因一味地归责于法院，主观臆断办案人员偏袒对方、办案不公、徇私枉法，进而不停地申诉，到处上访；很多信访者素质较低，无理缠诉，企图通过长期多次上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给法院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其无理的目的，他们常常利用全国“两会”或国家重大活动、节日到省、赴京上访，给法院施加压力。个别信访人已经出现偏执型心理障碍，很难与其进行沟通和协商处理。甚至有些信访老户的信访问题已解决，但在全国“两会”或国家重大活动、节日期间依然会到京到会场，已成为一种心理依赖。

3、信访立法的缺陷。第一，大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设定限制性条款，客观上造成了信访无时间、次数、级别等限制，使得重信重访的屡屡存在。第二，在具体处理程序上，目前关于信访立法上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行政法规作调整，法院信访只能按照行政法规处理，造成了涉诉信访处理权限不清、界线不明，涉诉信访权性质不明确。第三，法律规定信访不收取费用，涉诉信访成本低，诉讼成本与信访成本的对比差异导致大量涉诉信访案件出现。

4、法院自身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有的案件程序瑕疵，引起当事人对实体判决不服，这与个别法官主观上轻程序重实体有关。二是少数审判人员工作作风问题，个别法官或执行员在案件审理或执行过程中，不注意细节，不注意形象，语言粗暴，方 5

法简单，缺乏耐心和热情，使当事人对裁判和执行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败诉不服输、不息诉；三是裁判文书在证据的论证与采用、说理等缺乏说服力，无法使当事人信服而服判；四是案件判决后释法明理仍需加强。

5、法院改革因素，《第一个五年改革刚要》实施期间，按照改革要求，强调当庭宣判，诉讼调解被弱化，结果是调解率不高，案件上诉率高，直接带来信访上升。

6、大环境对信访处理的“软弱”一定程度助长不良信访目的。大环境在处理信访问题时迫于压力，为了避免信访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味满足信访人目的，促使更多的人通过信访实现目的；上级院对上访人的申诉的高度重视，对申诉信访人反映的申诉案件给予复查，确有一些错误案件在申诉信访人采取非正常来访后得以再审改判。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申诉信访人员产生误解，以为只有闹访才能引起法院领导重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造成一些当事人热衷于采取非正常申诉信访手段。

四、当前法院信访制度的缺陷

综观法院信访工作，当前法院信访制度存在以下缺陷：

（一）法院信访处理缺乏统一、明确的工作规范。全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信访法律，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信访法规，国务院《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只对行政机关受理的信访事项作出规定，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涉诉信访如何实施没有涉及，因此法院信访的处理尚无统一的规定，没有明确信访工作性质、范围、职能、信访工作操作程序、管理监督制度、考核奖惩办法等，导致信访处理运行不畅，效率不高。

（二）对于无理上访或者采取极端方式上访的当事人，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诉、申请再审，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是，部分当事人滥用这一权利，有的就同一问题到处申诉上访、控告、无理纠缠，采取极端方式影响和干扰法院正常的信访秩序，法院应如何处理和应对，需进一步研究和处理。

（三）缺乏信访终结机制。案件的审理实行两审终审制，但信访三级终结程序常常出现肠梗阻，甚至终结后依然重复登记，导致大量重访重信的出现。少部分案件当事人不服裁判，反复上访甚至多头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稳定，危害国家司法权威。一些法院为了完成信访控制指标，对无理上访的宽容、保护对违法上访行为“鼓励”，每次去接回上访人员，为他们解决路费、住宿费，发放生活补助费，等等助长了无理上访行为。因此在保护合理上访的前提下，必须控制无理上访，实行信访终结机制。

（四）法院信访机构不健全，干警配备不足。

现在从省、市法院到基层法院大多成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即立案二庭，并且工作人员大多在四人以上，且充实年轻有工作热情、计算机应用水平较高的的法官到信访一线，并且派拟提拔的干警到信访窗口进行轮训，以利于有效及时的解决信访问题，提高信访转办督办力度，减少信访案件处理周期。这在本区也势在必行。

五、为化解涉法涉诉案件，工作建议、下步打算。

法院信访虽然源远流长，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信访机制不健全，运行不畅，信访处理效率不高，难于适应新形势信访工作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法院信访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于法院现实情况，抓住信访问题存在的根源，创新工作机制，实现信访的高效处理，及时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一）建立信访源头控制机制。法院信访的源头在于信访人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有意见，因此要遏制信访上升趋势，主要在于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并将调解贯穿除刑事案件外所有办案程序始终。

一是实行“阳光诉讼”，确保当事人最大的知情权，减少他们“合理”的怀疑和投诉。落实审判公开制度，保障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利，执行活动公开透明，避免当事人的怀疑。有条件的法院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将案件审判、执行流程管理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实现“阳光诉讼”，使案件审理、执行的每一个环节公开、透明，让当事人及时了解案件审判、执行进展情况。

二是提高审判质量，实现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案件实体处理要公正，程序运作要规范。通过建立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机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

三是要加强调解。调解可以减少当事人的对抗性。重视调解结案的社会意义，强化调解意识，只要案件存在调解、和解、协调可能的，就要力争调解解决。要不断提高调解技巧和能力，在遵循调解自愿和调解内容合法的原则下，通过调解促使纠纷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以减少当事人上访的原因。

四是要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裁判文书不仅要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还要做到论证充分。要把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与判决之间的关系清楚全面地在裁判文书中反映出来，让当事人通过阅读裁判文书分辨胜诉的理由和败诉的原因。这不仅能够起到良好的法制教育作用，而且能够避免当事人因看不懂裁判文书或对处理结果不理解而形成上访。

五是全面推行判后答疑制。案件承办法官对自己承办的案件，在宣判的同时或在裁判生效后，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关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予以答疑、释明，答疑的内容包括案件的相关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及当事人诉辨意见得不到法院支持的理由等。通过答疑，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

六是要加强队伍建设，改进审判工作作风。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观念，坚决避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推诿、拖沓等现象，接待当事人要耐心细致。

七是加大执行力度，促进执行和解。对确实不能执行的案件，执行人员要将不能执行的原因、法律依据、申请执行人要承担的执行风险及法院所做的努力等向申请执行人进行耐心解释，使申请执行人对法院的工作予以理解。

（二）成立立案二庭，建立信访动态流程管理机制。成立有编制的专门信访机构，把信访的案件接待、登记、领导批示承办人、承办人答复文书起草与签发、文书送达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动态管理，实现了信访案件处理高效率、高质量目标。参照案件流程管理，对信访实行分类处理的原则，即：信访机构负责来信来访登记、转办、督办、统一向上级部门报送各部门呈报的材料，各审判庭和执行庭等部门负责复查和稳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

（1）受理流程：由信访接待员，负责来信来访、来信申诉案件审查和信访件登记上号，负责院长接待日的记录并按领导批示移交相关业务部门处理，建立院长接待日登记台帐，建立来访老户档案。

（2）转办流程：监察室接到立案庭的信访材料后，根据信访的性质分类进行分流，并负责全院来信流程管理工作，承担主要工作如下：接转上级机关转办的来信，并归口进行答复；对信件进行登记分流、跟踪管理；信访情况统计汇总、信息反馈、情况通报、立卷存档、微机输入等。

（3）承办流程：各审判业务庭、执行庭负责相关业务的办理及答复，业务庭办理信访案件期限为60日。

（4）结案程序：来信来访的处理意见及答复函由信访复查部门统一送达给信访人，由信访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案件才真正结案，结案后要按照信访案卷的归档要求进行信访卷宗归档，结案后重复信访不再登记。

（三）建立信访联动机制，构筑“大信访”工作格局。

法院信访问题折射出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很多问题的处理涉及到行政机关，仅仅法院是无法有效解决。因此建立信访联动机制，构筑“大信访”工作8

格局，势在必行。

一是建立法院内部联动机制。要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专门的信访工作领导机构，一把手亲自抓，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要健全信访机构，强化对信访工作的总体调控和归口管理，组织来访的登记、接待和分流，协调处理突发信访事件，法院各个涉及信访的部门联合处理，及时通报信访情况，对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进行认真有效的审查处理。

二是建立上下法院之间联动机制。上下级法院要严格遵守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和属地管辖原则，上下级法院之间要设立专门的信访联系渠道，加强联系、沟通；要完善信访案件交办、督办制度，提高交办案件的处理效率和质量；要推行对重点信访案件和上访老户的联合听证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疑难案件和上访老户的问题。

三是抓好法院与各有关部门横向联合机制的建设。法院应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与协调，建立了涉诉信访联动机制，对属于司法程序解决的信访问题进入司法程序处理，不属于司法程序处理分流到有关职能部门处理，从而实现涉诉信访的司法化、规范化。一方面，避免当事人多方投诉，多个机构接待转办、多次答复，造成信访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涉及到老上访、缠访情况，单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彻底解决，依托政府等部门的力量优势，有效解决涉诉信访。可以采取联合接访、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形成多部门合力，共同完成息诉息访的任务。同时，建立了辖区群体性纠纷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及时排查矛盾纠纷，防患于未然，促进社会稳定。

四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对法院信访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对于需要通过资金予以解决的案件给以大力帮助。

1、对于本院无任何瑕疵，但因刑事被告人服刑无执行能力致使被害人伤害得不到及时救治并使被害人家庭陷入 极端贫困；或 者因执行案件执行手段穷尽，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不能，导致申请执行人家庭陷于极端贫困的，依据国家的相关政

策

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应当予以救助。

2、本院无瑕疵，属于无理访案件，但鉴于上访人年岁较大，身体多病，生活困难，且要求救助金额相对较少，救助后即可息访的案件，应及时救助。既有利社会稳定同时可缓解进京接访的压力。

3、对于办案程序有瑕疵案件，及时予以救助可以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在关注民生，提升法院形象，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五是加强对无理缠访、非正常上访打击力度，对于非正常上访造成影响的必须予 9

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改革与完善 篇5

摘要：我国现行审计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的现状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存在天然的冲突，为更好的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服务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改革和完善逐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现行的审计监督制度。

关键词：法治中国构建改革完善审计监督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这为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了依据。从本质上说，国家审计是国家民主法治的工具，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强化审计监督极大的推动了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而国家法治建设也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现行的国家审计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的现状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对政府权力制约、执法程序公开透明等基本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构建与法治中国相适应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一、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审计关系述评

国家审计作为综合经济监督部门与法治中国建设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保障，决定了我国国家审计监督权的性质，是当前我们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两者共同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法治中国建设为我国国家审计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认了人民管理国家的地位，同时我国确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人大常委会，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保证了人民意志的至高性和权威性。我国的国家审计制度是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政体中实施的，我国的国家审计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宪法确认的行政权中的一种监督权力，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型国家审计，具有宪法上的行政独立地位。同时，我国国家审计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告工作，这使我国的行政型国家审计从总体上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相适应。与西方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相比，我国国家的审计监督权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国特色，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道路、理论、制度.（二）法治中国建设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审计产生之始，就是以一种法律制度形式出现的。这种法律制度，是由宪法确定的，我国国家审计活动也必须依法进行。首先，我国国家审计监督权来自于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我国的《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权范围，审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审计工作，不得超越职权乱作为，也不能履职不到位不作为。其次，审计机关在审计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充分保障审计程序的正当性。再次，审计机关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审计公开制度，给予被审计对象法定的异议权、抗辩权和司法救济权，允许被审计对象提出抗辩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国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国家审计的实施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为国家审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审计充分发挥审计职能作用极大推动了法治中国建设。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成立三十一年来，紧紧围绕党委、政府改革发展大局，不断加大重大违纪违规问题查处力度，注重发现涉嫌违纪或者犯罪的案件线索，积极构建与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厉查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违纪违规问题，促进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严肃财经法纪和制度规范，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意识和能力，维护经济秩序和国家法律尊严。同时，审计机关通过对掌握的大量微观经济数据的综合分析，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站在宏观和全局的高度揭示和反映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提出建设性建议，从而促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最后，审计部门通过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审计监督，促进构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意识，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在制度法律的范围内谨慎用权。

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现状分析

回顾总结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相关制度安排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已经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计机关独立性较弱。目前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影响了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首先，国家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既要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又要受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是属于同级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其人事任免权、调动权，掌握在该级政府手中。尽管现行《审计法》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审计独立性。但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国家审计机关与当地的经济利益存在着密切联系，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往往被同级政府所弱化，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国家审计的监督作用有可能被削弱，这种征求“意见”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权力对审计的干预。其次，国家审计机关在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行政的干预，其中有些甚至是不正当的行政干扰，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审计机关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政府和其它公共受托机构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有待完善。自2003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了第一号审计结果公告以来，我国国家审计公告制度不断完善。但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受限制。目前的审计体制下，审计经费、人事制度受政府牵制。审计结果公开前通常要征求政府意见，政府极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公告的内容层层把关，重大事项的审计结果经常无法向社会公告。其次，审计结果公告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审计法》第36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一个“可以”表明审计结果公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再次，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不健全。目前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属于部门规章的立法层面，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明显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且规定都比较原则，仅为制定审计公告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对具体实施审计公告缺乏可操作性。

（三）审计权力监督机制欠缺。近年来。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运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在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化、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家审计监督权虽然本身肩负着监督和防止其它国家权力滥用的职责，但是其本身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从权力制约上讲，国家审计职权虽有利于对外部权力的制约，但是却不利于国家审计权自身的制约，我国国家审计不仅有检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而且还有处理和处罚权，审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这不利于国家审计权的自律。甚至也可能产生审计权的消极和腐败。

（四）国家审计机关的执行力较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计决定执行力较弱。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尚未规定被审计对象不执行审计机关审计决定应该受到处罚和问责，审计决定的执行力不够。二是审计机关整改力度不够。实践中我们发现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问题后整改情况较差，对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投资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原因根本无法整改。三是有效的审计问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审计问责的主体、问责依据、问责处理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造成审计机关的威慑力不够，影响审计机关权威。四是审计执法主体地位问题。《审计署审计常用定性表述及适用法规向导》在其编撰说明中指出，法律、法规都明文规定执法主体不是审计机关，在当前有关法律制度中还未就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特别加以明确的情况下，以暂不适用这些规定直接进行处理处罚为妥。另外，根据《审计署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明确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可以作为审计机关处理（处罚）依据请示的批复》意见，审计署也同样支持了编撰说明中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将一定程度的弱化，不利于审计机关的长远发展。

三、构建与法治中国建设相适应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囿于先行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限制，其职能作用无法较好的发挥，我们必须对我国先行审计监督制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逐步塑造为民服务的审计理念，通过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结构的重新配置，以使其逐步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

（一）逐步塑造为民服务的审计监督理念。审计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与控制之下，对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以及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等审计对象进行审计监督，实际上是代表政府监督政府和政府首长所管理的下级对象，审计机关则不可能对本级政府实施监督，使其脱离于监督体系。这种监督体系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不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要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立法权力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人民。”国家审计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对人民财产的受托者政府进行监督，从而保证所有“纳税人的钱”被合理有效地运用。“人民审计为人民”国家审计监督权根源在于人民权利的让予，权力最终服务于权利。人民赋予了国家审计监督权应有的权威性，其目的在于监督行政权在经济活动领域的合理合法运行，从而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因此，审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依法、合理、高效地完成审计任务。

（二）逐步改革现行审计监督制度模式。转变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模式，必须立足现状改革，逐步实现两个转型过渡。第一个过渡，即在现行行政型审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强化统筹审计工作理念，对审计组织方式、审计管理模式、审计技术手段等方式做一定的渐进改良，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现有体制的弊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审计系统，推动整个系统审计工作有序开展。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第二个过渡，即向“审计监督为民服务，为国家治理服务”的人民监督模式转变。这一转变首先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改革，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实施。通过修改宪法、法律中的有关条款，确立新的配置模式。其实是要推进审计理念的转变，将“向人民负责”、“服从法律的理念”牢固树立于审计人员的心中。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不能盲目模仿某些国际流行的模式，要切合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稳步推进，从一些具体能够发挥实效的改革措施着手，为审计建设制度的改革奠定基础奠定基础。

（三）逐步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推进审计结果公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统一性原则。我国审计机关层级较多，每年都会形成大量的审计结果信息。如果各地审计机关在审计结果公告上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审计结果公告的目的则会适得其反，甚至产生不稳定因素。二是效果性原则。向社会披露审计发现的带有规律性、典型性、普遍性的问题和大案要案，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三是谨慎性原则。由于审计监督的特点，审计结果发现的问题大多属于违法违规等性质的事实，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因此，哪一类审计结果可以公布，哪一类审计结果不可公布，都应该遵循谨慎性原则，慎重考虑审计结果发布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四是保密性原则。遵循保密性原则，是建立审计公告制度，做好审计结果公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建立保密工作责任制，避免泄露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现象发生。

（四）逐步完善监督国家审计监督机制。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国家审计监督权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完善监督国家审计监督权的机制。国家审计机关是审计其他法定被审计部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政府机关，审计机关自身的财务收支由谁来审计目前没有这一机制。笔者认为，可以充分调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如由相关组织聘请注册会计师定期对国家审计机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检查结果直接向监管审计机关的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众公告。监督国家审计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审计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审计人员独立性要求，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审计人员定期轮岗制度，避免审计人员长期在某一审计管辖范围内工作，与被审计单位的领导人建立某种默契，防止审计人员与被审单位形成密切的关系，产生权力寻租现象。其次，建立国家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督促审计人员依法审计，依法行政。

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6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选举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党中央指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包括作为人大制度组织基础的国家选举制度。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走向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经济、政治根基和前提，并且决定了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上，即：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分别对1953年选举法和1954年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又三次对“两法”进行了重要修改。新的“两法”的出台和修订，是我国亿万人民参加的多次换届选举的伟大民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标志着我国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扩大提名权，是保障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

扩大提名人大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候选人的权利，是保障选民或代表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1953年选举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这里已经对选民或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候选人作了原则规定，但未规定具体程序，实践中也难于实施。1954年地方组织法对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同样也只作了原则规定。修改后的“两法”则对扩大和保障代表和选民的提名权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地方组织法也规定，省级人大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级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主席、副主席及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很显然，这些新的规定，是选举制度的一大发展，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真正按这些规定办，可以实现三个统一，即酝酿候选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民主协商和依法办事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统一。

二、不断规范代表名额，是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提名权得到保障之后，就有一个推荐多少候选人、选举多少代表的问题。规范代表名额一直是完善国家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有两个原则：一是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使各级人大与人民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既要注意代表阶层的广泛性，又要注意地区性，以便于及时反映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的情况，又便于把人大作出的决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变成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选举法的制定和多次修改，在规定代表名额时，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两条原则，使代表名额日趋合理和规范。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逐步

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小，选举法把原来规定的农村和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县级四比

一、省级五比

一、全国八比一，都修改为四比一，同时规定在县级人大中人口特少的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镇的人口特多或者不属县级以下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职工人数占县总人口比例较大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显然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人口选举权的不平等性。二是体现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权利的精神。如1979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名。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适当提高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1986年修改时，又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的15%以上、不足30%的”则可适当少于当地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三是适当减少代表名额。原来我国代表人数过多，而且呈逐届增加之势。如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达到3497名之多。1979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500名，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又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时，吸收了1986年制定的意在控制地方人大代表名额膨胀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方案》，使地方人大代表名额有所下降。我国地广人众民族多，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代表数量太少不行，但过多则难以达到既有广泛性又有较高工作效率，便于开会讨论决定问题的目的。目前我国代表人数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代议机构相比，仍然是最多的，还可以考虑逐步减少一些。有的同志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2000人，省级不超过500人，设区的市级不超过300人，县级不超过200人，乡级不超过50人，比较适宜。这一建议值得将来再修改选举法时参考。

三、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是改革选举制度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1979年选举法首次规定了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以后三次修改都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同样，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和其后的修改均对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成员规定了差额选举制度。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行差额选举。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从选举方式和程序上完善了选举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代表或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选举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选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第二，把竞争机制引进选举，有利于发现和遴选人才，使人民拥护的德才兼备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能够加强人民对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有利于破除一些干部只知道对上级负责、不知道对人民负责，只注意按领导意图办事、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旧观念，也有利于刹住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找后台、抱粗腿的歪风，形成公开、公正、清明、廉洁的政治环境。

四、适当扩大直选范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我国1953年选举法只规定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在县级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邓小平同志在作该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样规定说明“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适应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1979年新出台的选举法则规定把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到县一级。彭真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全国选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直接选举扩大到县，意义很重大。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等)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代会，省级人代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代会。这样，九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代表机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 篇7

1.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行业差异大, 不便于对会计信息进行核算、比较和分析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的行业会计制度, 依据企业经营内容, 经营规模的不同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 这种做法对于企业的发展和改革有诸多弊端。首先, 多元化经营已成为目前很多企业采取的经营模式, 这种经营模式使得企业经营的行业跨度增大, 而依据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会造成会计信息的统计与核算难以形成统一标准, 难以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另一方面, 使得监管者难以对行业间的经营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 也影响着企业的投资主体依据财务会计信息对所投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

2.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难以覆盖全部会计实务, 且协调性差

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 覆盖范围不够宽泛。比如, 某企业为绿化、美化环境购入一批花草树木、它们属植物类生物资产, 又为护卫经营区域安全购入警卫犬, 属于动物类生物资产, 依据《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做账。有人表示反对, 该项具体准则不适用一般企业, 鉴于警卫犬价值昂贵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不应列入管理费用, 而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确认为固定资产。警卫犬应该如何确定应计折旧额、预计净残值?另外, 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 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 这些会计制度间协调性、一致性差, 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 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3. 会计权利得不到有效实施, 滋生腐败现象

虽然《会计法》赋予了会计的权力, 也规范了会计的权力和义务, 大型国企国家实行派驻财务总监, 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票款分离、收支二条线、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一些列财政措施, 目的就是强化监督、根治会计信息失真, 防止贪污腐败。但我国的领导体制存在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 在单位中往往是“一言九鼎”, 没人敢向其提出不同意见。因此, 他们完全控制了单位的财务系统, 会计的监督完全失控。几年前政府推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试点, 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单位及其领导随意挥霍浪费国家资金, 但遭到委派单位的抵制, 制约了会计委派的推广, 最终导致了失败。

4. 会计的从业道德尚待提高

现行会计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属无证上岗,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级财政以往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管理不严, 使得不少持证人员根本不参加考试而是直接取得的, 这部分会计人员的素质往往是不高的。还有一部分会计人员认为能做帐就行, 无须取得上岗资格, 在有些部门单位, 领导认为有证无证无所谓, 任用会计人员随意性较大, 而与此相反的是部分持证人员不能上岗, 造成人才资源浪费。甚至还有的会计人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膨胀, 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制观念, 会计职业道德沦丧, 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 以身弑法,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路

1.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建立适合不同行业的统一会计规范

会计制度改革是一种制度适应变迁, 是对整个经济制度改革的适应, 是和整个社会过渡中其他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协调的。统一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与国际会计规范接轨, 使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具有国际可比性, 既有利于企业的国际交往, 也有利于国际会计的协调。尽可能地统一会计规范, 缩小企业会计选择的范围, 尤其显得重要, 也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行业统一会计核算有利于提高财会信息化水平, 加强财务管理, 实现财务与业务的信息互动, 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2.加强会计监管工作力度

为防止通过改变会计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 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 应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一方面, 要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 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要协调与配合, 从法律制度上明确规定各部门在其监管过程中应相互通气, 相互利用检查结果, 密切配合与合作。另外, 应构建公司权利者相互制约的管理体制。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安排, 缓解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权利制衡机制的安排, 瓦解经理人的超级信息地位以缓解逆向选择。

3. 进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工作秩序混乱、会计监督乏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依然是困扰我国会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强会计道德建设, 要制定一套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二是要加强会计法制建设, 一方面给予企业以一定的“道德自由空间”, 另一方面能使各单位在这“道德自由空间”里自觉地回归于会计诚信的标准体系之内;三是要加强会计环境改造, 要规范政府行为;四是要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通过自我学习和参加各种培训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4. 根据中国国情, 科学稳妥地推进会计国际化

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在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的媒介作用将更加突出。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我国需要建立一套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制度。在实施会计国际化的同时, 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规范的合理成分。鉴于会计的双重属性, 可以考虑在技术方面实现国际化, 在社会性方面实现会计的国家化。

参考文献

[1]陈永坚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现代会计》2010 (2)

[2]桂正宝从贪污腐败中浅谈会计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时代经贸》2010 (4)

[3]王超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现代商业》2010 (9)

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8

[关键词]新刑诉法；辩护制度；完善

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在保障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例如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等等，但从根本上改变律师辩护难的现状仍需加以时日，一些问题依然存在。

一、我国律师辩护权行使现状

（一）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依旧艰难

《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可以看出，新刑诉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相对于修订前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实践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者制止，特别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经常会以“侦查需要”而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律师向法院、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时更是常常不被采纳。调查取证权作为律师辩护权的核心内容，这一规定会继续成为发挥律师刑事辩护作用的掣肘。

（二）律师会见权依旧未能得到切实保障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还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可以说，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使得困扰律师多年的“会见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该条同时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这三类犯罪不是具体的罪名，包括范围不特定的具体罪名。在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三类犯罪作出具体界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可能扩大限制律师会见的案件范围，从而使得“会见难”继续阻碍律师辩护权的行使。

（三）辩护律师包括人身权利在内的执业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

《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诱供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自出台之日起一直受到律师界和法律界的批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下降。

二、对刑事辩护权的法律定位

（一）刑事辩护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

这里的基本人权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还包括律师的基本人权。刑事强制和处罚措施是对人身权利的一种合法限制，因此律师辩护权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维护包括被追诉人的实体权益、程序权益在内的合法权益不被任何人或机关的不法行为所侵害。律师辩护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不同形式载入了各种世界性的权利公约。如联合国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1 条明确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目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人权的理念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就要求在实现辩护权维权目标的基础性配置上，寻求合理方案，坚持控制犯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障人权。并使基于特定身份的律师行使辩护权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活动贯穿刑事诉讼始终，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有罪的人被依法适用刑罚。立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时，也应保障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

（二）刑事辩护权是宪法和基本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

刑事辩护的有效实现有利于维护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司法公正。基于此意义，我国《宪法》第115 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11条不仅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还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我国法律规定了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范围、委托辩护的时间、辩护人的责任以及辩护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作为一种法定权利，辩护权不应受到不正当地限制，更不应该被剥夺。

（三）刑事辩护权是相对权，要与义务相对应和受到法律限制

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权利如果没有制约，就不是一种现实、合理的权利。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正确行使，需要法律充分保障其行使，也有必要作出合法、合理的限制。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律师辩护权的行使是有限制的，关于辩护的种类、范围、辩护人条件、律师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辩护人的责任，就是对辩护权的法定限制。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律师不依法行使辩护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职业道德，都会受到相应的惩戒。这种依法限制的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制度合理设计的一部分，把法定的限制误解为剥夺律师辩护权也是不恰当的。

三、完善我国律师行使刑事辩护权的建议

（一）对限制性会见的情形作出明确解释，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

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包括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对限制会见权的三类犯罪情形作出明确规定，避免不当剥夺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

（二）完善申请调查取证制度，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辩护方增加抗辩能力的有效途径。辩护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司法机关“兼听则明”，作出正确的裁判。因此，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双方力量基本平衡，应当取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包括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归责、方式、不当取证的责任等内容在内的完整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凭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三）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职业权益，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律师这一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者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者作为职责出现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者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赋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所决定的，而且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以及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力量的先天强大，不加以合理配置会失衡明显。明确赋予律师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将有力地保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同时对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切实保障人权将会起到确实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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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光中.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M].法律出版社1998

[3]张述元.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权的思考[C].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4）.

[4]谢佑平.论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C].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