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辩护人论文

指定辩护人论文（共4篇）

指定辩护人论文 篇1

摘要：指定辩护制度防止了控辩不平衡,能够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指定辩护律师消极履行辩护职责,使得该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鉴于此,应深入挖掘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原因,并寻求促使指定辩护律师积极履行辩护职责的对策。

关键词：指定辩护,消极辩护,原因,措施

指定辩护制度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使得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而盲、聋、哑等特殊犯罪主体未委托辩护律师的,则可通过强制辩护来保障其辩护权。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之中,由于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行使辩护职责,辩护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找到指定辩护律师消极的原因并寻求解决路径,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系列权利如辩护权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一、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原因

(一)指定辩护律师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缺乏保障

缺乏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是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我国法律规定法律援助工作是法律援助机构的责任,但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也存在养家糊口的压力,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敷衍了事,致使案件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在许多经济发达的法治国家和地区,政府(国家)的法律援助义务主要体现在为受援人代付律师费上,法律援助律师的代理费及有关开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全额或大部分负担。

另外,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同样会遇到与一般辩护律师一样的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等问题。

(二)对指定辩护律师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这仅仅规定了律师拒绝接受或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要给与相应的惩罚,对于如何评价辩护效果,辩护律师消极辩护时如何处罚、指定辩护律师取得良好辩护效果时如何奖励等问题并无相关立法。不难看出,现有法律只规定律师在拒绝辩护时如何处罚,但是缺乏对律师进入法律援助阶段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这一立法现状直接会导致很多律师被指派进行法律援助以后阳奉阴违,接受法律援助的案子只是为了避免处罚。至于如何辩护问题,由于缺乏立法,积极履行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效果良好的不会有奖励;同样,消极辩护,不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的也不会有惩罚。这就直接促使律师消极辩护状态的形成。

(三)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晚,难以进行有效辩护

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援助的重要前提是,指定辩护律师必须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尽早的接触被告人了解案情。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指定辩护律师最早也要在开庭前10天才可介入诉讼,因受时间的限制,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准备,很难真正完成其辩护任务,辩护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加之,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着的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这些问题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同样存在,直接打击了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性。

(四)社会对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容忍

社会对律师消极辩护行为的过分容忍是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庭之上,人们都有先入为主的通病,对自己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深信不疑。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被告人,认为被告人的话没有可信度,说再多都是狡辩,况且公诉方已掌握了足够充分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辩护方再辩下去也没多大的意义,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正因为如此,当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对当事人的任何指控都听之任之时,社会大众普遍会觉得那是情有可原的。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总会认为指定辩护律师的法律援助行为是一种施舍,因此他们不会对辩护人有太多的要求,甚至认为消极辩护是法律援助者的权力。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这种容忍,形成了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心理支持。

二、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应对对策

(一)确立指定辩护案件辩护效果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

我国一方面通过法律强制规定律师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另一方又没有进一步确立对被指定的律师工作质量高低好坏的评价标准和与之相应的奖惩机制。上文已经指出这一立法现状的的弊端。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的高与低呢?这就要看其具体的职责是什么,其是否真正按照职责标准去履行职责,是否真正努力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也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此规定可知,辩护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被告人提供实体上、程序上和其他方面的帮助。以上对一般辩护律师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因为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一般有偿案件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评判指定辩护律师工作质量的高低也要从以上三个方法进行评价,考察指定辩护律师是否真正尽职尽责地从实体上、程序上和其他方面为被告人提了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另外,评价结果只是一个标准,真正要实现限制指定辩护律师的消极辩护,还应当根据评价的结果对指定辩护律师进行合理的奖惩。在奖惩分明的体制之下,指定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性必将提高。

(二)完善指定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体系

保护指定辩护律师的权益重在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第6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律师,而在司法实践中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这些律师与受援助当事人的关系同付费律师与一般当事人的关系一样,都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一般有偿案件并无不同之处,只不过付费的主体和付费金额大小不同而已,前者的付费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而后者则为刑事被告方自己,且所得报酬的多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或者说是没有可比性的。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致使案件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要使律师积极进行辩护,国家有必要加大专项法律援助费用的投入,从而保障被指定的律师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保证其提供法律帮助的质量。另外,同一般辩护律师相比,指定辩护律师具有介入诉讼的时间过晚,难以实现有效的辩护的特点。要真正实现指定辩护律师辩护的有效性,为其积极辩护提供支持,应当保证指定辩护律师尽早参与到诉讼之中。

(三)提高指定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

指定辩护同其他普通辩护相比,其具有公益性,这就决定了作为一名指定辩护律师,除了尽职敬业,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一个不具有奉献精神的律师在指定辩护的过程中必然因为所劳与所得不相称而心存不满,肯定谈不上积极有效的辩护。因此,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促进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促进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方面,倘若指定辩护律师具有了积极辩护的积极性,而其辩护能力低下,那其积极性也仅仅是一种热情,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要实现指定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提高指定辩护律师的业务素养是实质要求。

(四)设立公辩律师

法律援助本是政府的职责,具体工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现实是,我国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这不难看出,主客已经颠倒了,法律援助名为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但却实际成了律师的职责。同时,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极少的通过法律强制规定律师法律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案件的国家之一。我国《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刑事法律援助对律师而言应该是一种职业伦理要求,而在我国却成了一项法定义务。面对这一困境,不妨向某些西方国家借鉴一下设立专职的公辩律师的做法。所谓的公辩律师,是一种专门为特定的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律师。公辩律师与普通律师相比多了一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即公辩律师除了具有一般律师所具备的的任职条件外,还须经历一场成为公辩律师的选拔考试。虽然公辩律师制度当前还只是一种设想,但若真的将其落实到实践中,将会大大改变我国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的现状,使法律援助工作真正成为政府的职责,而非个人的义务。同时,是否成为公辩律师是律师自己自由的选择结果,而提供法律援助又是其天然的职责所在,因此其没有理由再消极地去辩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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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广.中德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比较[J].研究生法学,2009,(9).

指定辩护人论文 篇2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特字第××号

起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

职务、住址）。

起诉人×××不服指定监护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写明起诉的理由和请求）。

本院认为，……（写明撤销原指定监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单位名称）指定×××为×××的监护人的指定；

二、指定××××为×××的监护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

指定辩护人论文 篇3

指定辩护制度,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或其他困难, 无法委托专门律师辩护, 司法机关为其指定律师辩护的诉讼保障制度。

这种制度构架从外在来看, 一方面似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诉讼效率, 逻辑上看, 似是一个两全的制度构建。但它确能平衡保障权利和实现效率二者的紧张关系吗?

正如上, 该制度乃法律援助制度与刑事辩护制度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维度上的竞合。法律援助制度, 指因经济等原因难以行使其最基本的诉讼权利的弱势群体, 国家提供法律救助从而能公平享有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保障制度, 亦是宪法中“平等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践行。而辩护制度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 在同追诉机关进行对抗时, 享有维护己方合法权利, 即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制度。观之以上两种制度, 不难发现, 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在于保障基本权利, 而辩护制度的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讲则是当事人参与、对抗。故, 此时再来看指定辩护的设计不难发现其症结之所在:其虽带有法律援助之特征, 但归根结底实质仍是辩护制度, 从逻辑上看, 各国的这种将犯罪嫌疑人方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设计无疑是有缺陷的, 当事人都不能自主、自由的进行参与和选择, 又何谈为一种好的“辩护制度”?从其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保障层面讲, 仍存些许弊端:一、从公权力层来讲, 其独立指定辩护人, 不排除会出现“选择不会引起麻烦的律师而非选择最好的律师的诱惑”的可能性, 而使制度流于形式;二、从犯罪嫌疑人角度来看, 指定辩护人的选择未经过其参与决断, 很有可能拒绝指定, 即使接受, 也很难毫无保留的信任指定辩护人, 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即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三、从指定辩护人的角度来看, 由于指定辩护人并未和犯罪嫌疑人方并非基于信任关系而被选择, 加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以辩护效果为依据规定律师未能进行有效性辩护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被指定为辩护人之后, 其往往只是勉强的去完成任务 (不排除存在十分尽心的个体) 。因此, 从逻辑上看, 通过指定辩护制度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可能是不理想的, 存在掩耳盗铃之嫌。

二、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现状及缺陷

旧指定辩护制度在立法与实践中一直存在些许问题与弊端, 尤以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难以实现为表征, 辩护权无法确实有效行使, 制度构建从某些角度来说形同虚设, 社会平等与司法公正之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但随2012新《刑事诉讼法》施行, 面对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质疑, 指定辩护制度也相应做出了修改与调整, 对学界言其诟病予以回应。

(一) 基于实践与理念, 扩大指定辩护之适用对象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指定辩护适用的对象范围, 回应了司法实践与人权理念的需要, 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识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及无期徒刑案件都纳入到指定辩护制度的范围中。

(二) 指定辩护主体的扩展及阶段的提前

新《刑事诉讼法》将指定辩护阶段从审判提前到侦查阶段, 同时赋予公安和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权力, 而使指定辩护制度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指定辩护的权利, 为权利的救济设置多层次保护屏障。

虽然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在修正中俨然已取得长足发展, 但其仍回避了犯罪嫌疑人游离于辩护人选择之外的现实诟病, 故修法后的指定辩护制度, 从刑事诉讼价值之一人权保护而言, 是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所悖离的。

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仍不够完善的现状下, 学习借鉴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实践就显得些许必要, 纵观刑事法治发达的国家地区,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填充完善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中的不完备。

三、德国的选择辩护人制度

(一)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德国法学家将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核心简单归纳为了以下三点:

第一、法院有义务为法律所规定的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被告人在其辖区内指定一名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第二、但与普通指定辩护制度不同的是, 被告人可以参与到辩护人的指定中, 在法院院长指定前, 被告人可选择。法院院长应告知该权利并令其在合理期间就辩护律师的选择发表相应意见以做出具体抉择, 若无其他重要原因, 法院应当首肯其决定。

被告人只能有一次选择其辩护人的权利, 但若该案件乃法律关系极复杂、事实证据极繁冗、诉讼耗时极漫长的案件, 被告人有权向法院提出指定两名辩护人。

但正如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权利的实现也不能是毫无限制的, 被告人并不能无条件的任意选任辩护人。一方面, 其只能于管辖法院辖区内从业律师中进行选择与提名;另一方面, 辩护人最终指定依旧需要法院院长来进行。如果确有重大事由, 法院仍可拒绝指定被告人所选择的律师, 例如:该律师与本案有重大的利害冲突, 指定该律师成本过高等等。

第三、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是贯穿于除了第三审审判程序之外一审、二审与三审的全部过程之中的。且若法院未告知给予被告人选择辩护人之权利, 则被告人可以程序违法为由, 依照德国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提请上诉, 要求撤销原判。

纵观之, 不难发现在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选择辩护人制度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被告人有选择其辩护人的权利

第二、法院之限制与指定。

第三、诉讼效率的保证、辩护权的维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之高度统一。

(二)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法律根据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同普通指定辩护制度相比, 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被告人参与选择。因此,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法律根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刑事诉讼法理的角度来讲, 一是“辩护权”具有专有属性, 二是被告人具有程序主体之地位。

辩护与控诉是对立而统一的, 有控诉也就有辩护。“从本原的意义上说, 刑事辩护权应当归属于被告人本人, 它是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反射性权利。” (1) 被告人行使其辩护权进行一系列的论证反驳, 与控诉对抗, 力求获得无罪与罪轻的法律结果。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作为各国立法与实践中所惯用的三种辩护方式, 其目的与实质都是一样的, 后两者其实也就是前者 (自行辩护) 的延伸与扩展, 是借助专门性的人才, 提高和加强被告人同控告方在诉讼对抗中的防御能力。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均为被告人辩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既然是辩护权, 那就具有专有性, 那就该由被告人来参与和选择。

同时, 现代程序的基本特征要求诉讼参与人和裁判者共同参与并推动程序的进程, 在交涉和理解的过程中决定事实和法律问题, 从而使程序具有公正性, 并使程序结果获得权威性。 (2) 被告人作为诉讼程序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想要切实维护其诉讼权利与人格尊严, 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 就只有全面参与到整个诉讼的进程中来。而选择辩护人制度的产生的基础之一就在于程序主体的参与度。被告人通过自主的选择指定辩护人, 其实就是在发挥其作为程序主体的参与作用, 防止法院在指定辩护中权力的滥用, 以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第二、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律师为辩护人进行辩护的实质就是提供一系列法律产品。而在选择辩护人制度之中, 服务费用并非由消费者本身支付, 而是由法院、由国家来进行代付, 因此, 这也是为何被告人对辩护律师并没有任意选择权, 法院能够对这种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涉并最终指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对于我国的参考与借鉴

上文中已比较深入的探讨了选择辩护人制度存在与产生的法律根据, 在此, 笔者就不再加以赘述。加之, “辩护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不仅在“小宪法”中明文规定, 亦早得到我国宪法的肯定。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从根本法的层面肯定了被告人为自己抗辩的权利, 也可以理解为被告人可以自主选择律师为其权利代言。同时, 125条中的“获得”一词拥有着多重法律内涵, 既包括的自行辩护, 也包括了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等其他合理的辩护形式。) 在我国,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是有根本法作为最高依据的。

借鉴和学习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现状, 笔者认为, 我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可作如下微调与完善:

(一) 刑事诉讼过程中,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 为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委托辩护人 (法律规定应当指定辩护或可以指定辩护的案件) , 该阶段的管辖机关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 应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有申请获得并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

(二) 针对应当指定辩护、可以指定辩护而同时法院认为需要指定这两种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此时并没有自行委托, 相关管辖机关应做出给予被告人刑事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 并通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送达方式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送达。决定中应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择指定辩护人, 并附上候选律师的名单、资料、联系方式以及选择期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选择期限内可以同候选律师进行联系与交流, 以达成基本的信任与合意。若逾期未能选择, 则视为放弃选择, 由管辖机关进行直接指定, 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要求另行指定。

(三) 管辖机关对辩护人的指定有最终选择权。一般情况下管辖机关应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 除非确有难以实现之缘由, 在获得上级机关同意的前提下, 作出书面决定, 拒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并指令另外人选。

同样, 一般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只能在管辖机关提供的候选律师名单中进行选择, 但若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他律师能更好的维护其诉讼权利, 保障其基本利益则可以向管辖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管辖机关经审查, 可以同意其申请。

原则上, 只能选择一名律师作为指定辩护人, 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以及其近亲属、相应管辖机关若有切实证据证明案件证据事实繁冗, 法律关系复杂、耗时漫长, 一名律师难以履行好辩护人之责任, 则可指定两名律师做为指定辩护人。

(四) 如果管辖机关未依法给予被告人选择辩护人的权利, 即可认为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情形之一”, 不利的程序性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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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申.论律师法律服务之主体性理念[J].法学, 2004 (3) .

指定辩护人论文 篇4

一、指定辩护有效性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比率很低,很多地方只有20%-30%左右,也就是说刑事案件中70%的被告人是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而指定辩护的辩护律师,由于所能获得的律师费用很少,加上法律援助机构普遍缺少有效的监管措施,更是难以为被告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据统计,近年来发生的冤假错案中40%的案件来自指定辩护。考虑到指定辩护中的被告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经济收入较低,因而人们很可能认为导致冤案发生的一项重要原因是由于指定辩护的律师未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指定辩护的案件中,暴力性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占绝大多数,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是威胁到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需要更高质量的辩护水准。高水准的辩护不仅依靠律师自身的专业技能,更有赖于健康公正的司法系统,这就要求控方和审判者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办案,公正审判。然而,在不少地区,法院和检察院经常是穿一条裤子,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而制约足,真实情况往往是,警察做饭,公诉人端饭,法官则直接吃饭,更有甚者,公诉人直接充当了审判的角色。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法院附属于本级政府,这就意味着其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敏感问题,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指示,法外干预的现象在指定辩护的案件中更为频繁。最为重要的一点,司法系统的很多工作人员误解了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关系,检察官往往将辩护律师视为敌人,法官也在审判时更注重公诉方的意见,辩护律师很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就算有,其意见也很难得到法官的支持。

二、指定辩护有效性的解决途径

要想提高指定辩护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效果,首要的就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制度。而作为审判的中心,庭审实质化的实现无疑是最重要的。庭审实质化与案卷笔录主义相对应,后者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领域中常见的审判方式,即,法官并不注重庭审的过程,证人可以不出庭,质证可以不进行,有时,辩护都没开始法官就已经宣布判决结果了。因此,提高指定辩护的有效性嘴关键的应是促进庭审的实质化。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再没有别的上司,这就要求审判的独立性。这一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已明确的提出。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当然,指定辩护重在辩护律师全面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力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公正的司法环境是前提,有学者就认为,有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辩护制度。其次则要提高辩护律师的整体专业素质,保障律师在诉讼活动的权利得以充分实现,这样才会给被告人提供更好的辩护。

在刑事辩护中,被告人总是期望自己的律师对他所做的事应比对其他人所做的事有更高的水准,就像身患疾病的人期望自己的医生有着较他人更高的医术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讲,律师同样是在救死扶伤,这种使命感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正如强世功教授所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使得我们这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职业共同体、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信念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相互认同的意义共同体。因此,指定辩护有效性的提高更是需要整个法律共同体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味着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有望得以改善,进而刑事诉讼领域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法律援助制度下的指定辩护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提供了形式上的保障,但若要切实维护其利益,则必须要求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本文以有效性为切入点,简要论述如何在指定辩护下实质性的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维护其权利。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指定辩护,有效辩护,庭审实质化

参考文献

[1]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2]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