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监护人申请书（通用3篇）
指定监护人申请书 篇1
民事判决书(指定监护人案件用)
(20xx)某社委指字1号
张某：
根据法律规定，结合申请人张某某提出的申请，认真分析了每个近亲属的情况，经居委会研究决定，指定张某为林某的监护人。
被指定人不服，可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30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该通知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通知。
某某市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章)
20xx年1月28日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指定监护人决定书格式。了解指定监护人决定书的标准格式，可以让我们找对相关部门，少走岔路，节约时间和精力，提高司法效率。指定监护人决定书格式十分繁琐，稍不留神就会出错，惹来麻烦。因此，若我们对指定监护人决定书格式不是十分清楚的话，可以委托律师书写。
指定监护人申请书 篇2
指定辩护制度,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或其他困难, 无法委托专门律师辩护, 司法机关为其指定律师辩护的诉讼保障制度。
这种制度构架从外在来看, 一方面似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诉讼效率, 逻辑上看, 似是一个两全的制度构建。但它确能平衡保障权利和实现效率二者的紧张关系吗?
正如上, 该制度乃法律援助制度与刑事辩护制度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维度上的竞合。法律援助制度, 指因经济等原因难以行使其最基本的诉讼权利的弱势群体, 国家提供法律救助从而能公平享有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保障制度, 亦是宪法中“平等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践行。而辩护制度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 在同追诉机关进行对抗时, 享有维护己方合法权利, 即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制度。观之以上两种制度, 不难发现, 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在于保障基本权利, 而辩护制度的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讲则是当事人参与、对抗。故, 此时再来看指定辩护的设计不难发现其症结之所在:其虽带有法律援助之特征, 但归根结底实质仍是辩护制度, 从逻辑上看, 各国的这种将犯罪嫌疑人方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设计无疑是有缺陷的, 当事人都不能自主、自由的进行参与和选择, 又何谈为一种好的“辩护制度”?从其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保障层面讲, 仍存些许弊端:一、从公权力层来讲, 其独立指定辩护人, 不排除会出现“选择不会引起麻烦的律师而非选择最好的律师的诱惑”的可能性, 而使制度流于形式;二、从犯罪嫌疑人角度来看, 指定辩护人的选择未经过其参与决断, 很有可能拒绝指定, 即使接受, 也很难毫无保留的信任指定辩护人, 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即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三、从指定辩护人的角度来看, 由于指定辩护人并未和犯罪嫌疑人方并非基于信任关系而被选择, 加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以辩护效果为依据规定律师未能进行有效性辩护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被指定为辩护人之后, 其往往只是勉强的去完成任务 (不排除存在十分尽心的个体) 。因此, 从逻辑上看, 通过指定辩护制度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可能是不理想的, 存在掩耳盗铃之嫌。
二、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现状及缺陷
旧指定辩护制度在立法与实践中一直存在些许问题与弊端, 尤以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难以实现为表征, 辩护权无法确实有效行使, 制度构建从某些角度来说形同虚设, 社会平等与司法公正之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但随2012新《刑事诉讼法》施行, 面对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质疑, 指定辩护制度也相应做出了修改与调整, 对学界言其诟病予以回应。
(一) 基于实践与理念, 扩大指定辩护之适用对象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指定辩护适用的对象范围, 回应了司法实践与人权理念的需要, 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识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及无期徒刑案件都纳入到指定辩护制度的范围中。
(二) 指定辩护主体的扩展及阶段的提前
新《刑事诉讼法》将指定辩护阶段从审判提前到侦查阶段, 同时赋予公安和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权力, 而使指定辩护制度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指定辩护的权利, 为权利的救济设置多层次保护屏障。
虽然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在修正中俨然已取得长足发展, 但其仍回避了犯罪嫌疑人游离于辩护人选择之外的现实诟病, 故修法后的指定辩护制度, 从刑事诉讼价值之一人权保护而言, 是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所悖离的。
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仍不够完善的现状下, 学习借鉴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实践就显得些许必要, 纵观刑事法治发达的国家地区,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填充完善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中的不完备。
三、德国的选择辩护人制度
(一)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德国法学家将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核心简单归纳为了以下三点:
第一、法院有义务为法律所规定的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被告人在其辖区内指定一名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第二、但与普通指定辩护制度不同的是, 被告人可以参与到辩护人的指定中, 在法院院长指定前, 被告人可选择。法院院长应告知该权利并令其在合理期间就辩护律师的选择发表相应意见以做出具体抉择, 若无其他重要原因, 法院应当首肯其决定。
被告人只能有一次选择其辩护人的权利, 但若该案件乃法律关系极复杂、事实证据极繁冗、诉讼耗时极漫长的案件, 被告人有权向法院提出指定两名辩护人。
但正如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权利的实现也不能是毫无限制的, 被告人并不能无条件的任意选任辩护人。一方面, 其只能于管辖法院辖区内从业律师中进行选择与提名;另一方面, 辩护人最终指定依旧需要法院院长来进行。如果确有重大事由, 法院仍可拒绝指定被告人所选择的律师, 例如:该律师与本案有重大的利害冲突, 指定该律师成本过高等等。
第三、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是贯穿于除了第三审审判程序之外一审、二审与三审的全部过程之中的。且若法院未告知给予被告人选择辩护人之权利, 则被告人可以程序违法为由, 依照德国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提请上诉, 要求撤销原判。
纵观之, 不难发现在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选择辩护人制度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被告人有选择其辩护人的权利
第二、法院之限制与指定。
第三、诉讼效率的保证、辩护权的维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之高度统一。
(二)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法律根据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同普通指定辩护制度相比, 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被告人参与选择。因此, 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的法律根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刑事诉讼法理的角度来讲, 一是“辩护权”具有专有属性, 二是被告人具有程序主体之地位。
辩护与控诉是对立而统一的, 有控诉也就有辩护。“从本原的意义上说, 刑事辩护权应当归属于被告人本人, 它是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反射性权利。” (1) 被告人行使其辩护权进行一系列的论证反驳, 与控诉对抗, 力求获得无罪与罪轻的法律结果。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作为各国立法与实践中所惯用的三种辩护方式, 其目的与实质都是一样的, 后两者其实也就是前者 (自行辩护) 的延伸与扩展, 是借助专门性的人才, 提高和加强被告人同控告方在诉讼对抗中的防御能力。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 均为被告人辩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既然是辩护权, 那就具有专有性, 那就该由被告人来参与和选择。
同时, 现代程序的基本特征要求诉讼参与人和裁判者共同参与并推动程序的进程, 在交涉和理解的过程中决定事实和法律问题, 从而使程序具有公正性, 并使程序结果获得权威性。 (2) 被告人作为诉讼程序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想要切实维护其诉讼权利与人格尊严, 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 就只有全面参与到整个诉讼的进程中来。而选择辩护人制度的产生的基础之一就在于程序主体的参与度。被告人通过自主的选择指定辩护人, 其实就是在发挥其作为程序主体的参与作用, 防止法院在指定辩护中权力的滥用, 以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第二、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律师为辩护人进行辩护的实质就是提供一系列法律产品。而在选择辩护人制度之中, 服务费用并非由消费者本身支付, 而是由法院、由国家来进行代付, 因此, 这也是为何被告人对辩护律师并没有任意选择权, 法院能够对这种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涉并最终指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对于我国的参考与借鉴
上文中已比较深入的探讨了选择辩护人制度存在与产生的法律根据, 在此, 笔者就不再加以赘述。加之, “辩护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不仅在“小宪法”中明文规定, 亦早得到我国宪法的肯定。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从根本法的层面肯定了被告人为自己抗辩的权利, 也可以理解为被告人可以自主选择律师为其权利代言。同时, 125条中的“获得”一词拥有着多重法律内涵, 既包括的自行辩护, 也包括了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等其他合理的辩护形式。) 在我国,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是有根本法作为最高依据的。
借鉴和学习德国选择辩护人制度,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现状, 笔者认为, 我国选择辩护人制度可作如下微调与完善:
(一) 刑事诉讼过程中,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 为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委托辩护人 (法律规定应当指定辩护或可以指定辩护的案件) , 该阶段的管辖机关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 应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有申请获得并选择指定辩护人的权利。
(二) 针对应当指定辩护、可以指定辩护而同时法院认为需要指定这两种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此时并没有自行委托, 相关管辖机关应做出给予被告人刑事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 并通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送达方式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送达。决定中应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择指定辩护人, 并附上候选律师的名单、资料、联系方式以及选择期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选择期限内可以同候选律师进行联系与交流, 以达成基本的信任与合意。若逾期未能选择, 则视为放弃选择, 由管辖机关进行直接指定, 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要求另行指定。
(三) 管辖机关对辩护人的指定有最终选择权。一般情况下管辖机关应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 除非确有难以实现之缘由, 在获得上级机关同意的前提下, 作出书面决定, 拒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并指令另外人选。
同样, 一般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只能在管辖机关提供的候选律师名单中进行选择, 但若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他律师能更好的维护其诉讼权利, 保障其基本利益则可以向管辖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管辖机关经审查, 可以同意其申请。
原则上, 只能选择一名律师作为指定辩护人, 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以及其近亲属、相应管辖机关若有切实证据证明案件证据事实繁冗, 法律关系复杂、耗时漫长, 一名律师难以履行好辩护人之责任, 则可指定两名律师做为指定辩护人。
(四) 如果管辖机关未依法给予被告人选择辩护人的权利, 即可认为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情形之一”, 不利的程序性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24版.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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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申.论律师法律服务之主体性理念[J].法学, 2004 (3) .
指定监护人申请书 篇3
问:刘某与宋某都是台州市某局的公务员,结婚后生有一子,名小龙。刘某和宋某工作繁忙,小龙满周岁后一直跟姑姑生活。小龙8岁时,刘某和宋某在旅游中不幸遇车祸死亡。在处理两人的后事时,小龙的姑姑和外祖父母在小龙的监护权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小龙的姑姑认为,小龙是刘家的后代,多年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小龙应当由自己抚养和监护。小龙的外祖父母认为,小龙是自己的外孙,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合情合理。请问,小龙的监护权应由谁享有?
娄迪(浙江台州)
律师意见:《民法通则》第16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根据此规定,小龙的父母死亡后,他的外祖父母和姑姑都可以成为他的监护人。但是,姑姑作为监护人时,除她本人有监护能力并愿意承担监护责任外,还须征得小龙父母所在单位的同意。因此,本案的处理必须考虑两种情况:第一,如果小龙父母所在单位不同意姑姑成为小龙的监护人,那么小龙的外祖父母就是小龙唯一的法定监护人;第二,如果小龙父母所在单位同意姑姑作为小龙的监护人,那么小龙的外祖父母和姑姑都享有小龙的法定监护权,但顺序上,外祖父母优先。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只能用指定代理来确定小龙监护权的归属,即由小龙父母所在单位在小龙的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由于姑姑不属于近亲属,小龙父母所在单位应指定小龙的外祖父母为小龙的监护人。
■线索确实,应为立功
问:范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发后投案自首,并主动提供同案嫌犯井某的藏身之处。公安民警按照范某提供的线索前往抓捕。井某闻声逃走,民警赶到现场后扣押了井某的轿车。后公安机关通过其他途径抓获了井某。井某供述了当日因听见警笛鸣叫而弃车逃走的事实。请问,范某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抓捕同案嫌犯的线索,但因其他原因没能抓获同案犯,可否认定范某有立功情节?
邵斌(云南昆明)
律师意见:认定立功时,主要考察的是被告人有无协助行为,而不是考察司法机关有无抓获同案嫌犯的结果。本案中,范某向公安机关供出同案嫌犯的藏身之处,而且从井某被扣押的车辆以及井某本人的供述可见,范某提供的线索属实,之所以没有抓获井某,不是范某所提供的线索的缘故,而是公安机关实施抓捕行动中措施不当。应该说,范某为抓捕井某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协助,应对范某的行为给予积极的评价,不能让他承担没有抓获井某的不利后果。这才符合《刑法》规定立功的真正意图,也有利于促使公安机关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抓捕措施,保证司法效率。
因此,范某提供了不为司法机关所掌握的关于同案嫌犯的线索,不管该同案犯实际上被及时抓获还是因其他原因没能被抓获,只要该线索确实,就应认定范某有立功情节。
■接受赠与,幼儿权利
问:罗某自幼深得祖母的疼爱。在他9岁那年,祖母对他说:你好好学习,我给你5万元钱,将来上大学用。后来,祖母以罗某的名义在银行存了5万元,并告知罗某。罗某十分高兴,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几年后,祖母去世。在分割遗产时,罗某母亲提出,祖母以罗某名义存款5万元不能作为遗产。而罗某的伯伯和叔叔都反对,他们认为罗某在接受存款时,不满10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而祖母的赠与行为无效。请问,这5万元钱应归谁所有?
王明元(内蒙古集宁)
律师意见:要确定本案中的5万元钱的归属,关键要认定罗某能否接受其祖母的赠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进行民事活动,必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的所有民事活动都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因此,本案中,祖母与罗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是有效的,罗某有权接受祖母的赠与,得到5万元钱。由于祖母在世时已经将5万元钱以罗某的名义存入银行,该存款已经实际转移给罗某,归罗某所有,祖母去世后,不能再将该款项作为遗产进行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