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精选6篇）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1

著名学者郑杭生来我校进行学术报告

9月22日上午，科学会堂二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大师论坛系列郑杭生先生学术报告会在这里举行，政法学院有关学科的师生齐聚于此，认真聆听了郑杭生教授的精彩报告。报告会由我校副校长卫建国主持，卫副校长首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了郑杭生先生。郑杭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哲学社会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等。

郑杭生教授首先以一个幽默的自我介绍作为开场白，引得现场师生阵阵欢笑。而后郑先生进行了题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特点与新趋势“的学术报告。他首先指出社会学人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态度，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深厚的人文关怀。随后郑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了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新形势的四方面特点和社会管理社区治理新趋势五方面的表现，讲解过程中辅以他在长期的社会调查中看到的典型案例，使整个报告会生动形象，同学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郑先生的报告结束之后，师生们进行了现场提问，郑先生对大家提出的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并激励大家要担负起社会学人应有的使命，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报告会的最后卫建国副校长做了总结发言，他再次对郑杭生教授来到我校进行学术报告表示感谢。同时对现场师生提出期许，他希望大家脚踏实地的学习理论知识，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而努力奋斗。

此次报告会对我院师生的学习和工作是一次有力的帮助，同时也加强了我院的学术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对外交流与学习氛围。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2

倪院士:在大数据出现之前, 数据挖掘方法已在很多企业中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时, 数据挖掘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数据库的数据, 这些数据往往是在企业运营中形成的, 一般用关系数据库存储, 是所谓的结构化数据。现在我们所说的大数据, 范围要宽得多, 主要是社会日常运作和各种服务中实时产生的数字数据, 如在线搜索、新闻、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移动电话和短信、热线电话、电子商务交易、遥感遥测数据……。这类数据大多是所谓的非结构化数据 (文本、语音、图像、视频等等) , 其中很多是用户的行为数据, 而运营商、服务提供商等等在运营中掌握了大量数据, 因此他们在大数据方面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

记者:大数据的应用已渗透到各个行业, 因此大数据的研究一定要依托于某一特定领域和特定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 大数据应用在商业领域走在了前端, 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真正将大数据应用起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倪院士:如上所述, 因为数据挖掘在大数据出现之前早已在商业领域得到应用, 所以大数据应用在这个领域走在前端是理所当然的。不过,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 它在非商业领域的应用也发展很快。例如现在政府部门很重视舆情分析, 这就是大数据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在这个领域, 真正要将大数据应用起来, 首先是需要打破部门的界线, 达到数据的最大程度的共享;然后是发展大数据分析方法, 挖掘出隐藏在大数据中的规律;最后还需要分析者的正确解释和判断, 从中获得能反映真实情况的结论。

记者:媒体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正经历着转型与升级的阵痛期。身处大数据时代, 对拥有大量新闻报道内容数据, 同时相对缺乏用户行为数据的传统媒体而言, 是福是祸?对此您怎么看?如何能够让传统媒体补上用户行为数据这一短板?

倪院士:现在, 传统媒体正受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挑战, 有的办不下去了, 余下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不过传统媒体不会就此消失, 它仍然有它的价值。一般说来, 前者具有权威性、普适化的优势, 后者具有实时性、个性化的优势, 两者将会共存下去。如何使两者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这是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记者:“棱镜门”事件的爆发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大数据所面临着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大数据想要做到创造价值最大化还需解决哪些困难?如何解决?

倪院士:“棱镜门”事件表明数据安全的重要性。由于大量采用进口软硬件, 中国缺乏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能力, 因此今后特别要重视使网络系统、信息系统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软硬件。如果说, 早些时候, 我国大量采用进口装备是不得已的话, 那么, 今天继续这样做, 那就是观念问题。实际上, 国产软硬件大多已达到实用水平, 正是因为华为、中兴产品的性价比超过了思科, 美国政府才不得不以安全为由, 帮助思科将华为、中兴赶出美国市场。那为什么思科等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却能压倒中国公司呢?这主要是崇洋迷外的观念以及外国跨国公司的公关所致, 中国只有突出信息安全, 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从技术方面保障数据安全外, 还需要着手制订保护隐私权的法规和建立相应的机制, 使大数据的应用不致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今天我所发表的观点仅供参考。

从商业智能 (BI) 到大数据

首先, “大数据”的概念在今年可谓炙手可热。但是, 从历史上来看, 这种基于数据的应用在过去数据挖掘和商业智能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在这里举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20世纪90年代沃尔玛的超市管理人员分析销售数据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现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啤酒”与“尿布”两件看上去毫无关系的商品会经常出现在同一个购物篮中, 并非我们主观印象中那样, 以为这两种物品毫无关联。这样, 他们在尿布货柜附近放置了啤酒, 结果销量大幅上升。

无独有偶, 美国第二大超市Target为了抓住含金量很高的一个顾客群体——孕妇, 通过数据挖掘建立了一个模型, 选出了25种典型商品的消费数据构建了“怀孕预测指数”, 由此, 它能在很小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到顾客的怀孕情况, 从而能早早地把孕妇优惠广告夹杂在其他一大堆与怀孕不相关的商品广告中发出去, 有效地招揽了孕妇顾客群。这种优惠广告间接地令一个蒙在鼓里的父亲意外发现他高中生的女儿怀孕了, 一时轰动全美。

为什么我们今天重视“大数据”呢?原因是, 大数据自出现以来经历了非常大的发展.。虽然商业智能在数据的应用方面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产生了一些成果, 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大数据”与之相比, 还是有质的提高。

对此, 我将商业智能和大数据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第一是数据量的大小, 我们现在衡量数据已经不以TB作为等级, 而至少是PB, 而且我认为肯定还会持续提高。据Gartener分析, 我们数据的年增长幅度为60%左右,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与日俱增的。第二, 过去我们所说的数据更多的是结构化的数据, 而现在主要为非结构化信息, 如文本、图形、音频、视频、遥感遥测信息……, 而且是实时信息, 而不是陈旧的历史数据库中的内容。第三, 我们数据的来源已经不是单纯的企业交易用的数据, 而主要是社会日常运作和各种服务中实时产生的数字数据, 如在线搜索、新闻、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移动电话和短信、热线、电子商务交易、遥感遥测数据……。第四, 大数据的应用领域已经由自然科学范畴扩展至社会科学范畴, 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应用、政治政策应用等。

大数据的一些特性

如我刚刚所说, 大数据指的不是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 而是实时数据, 通常指的是几小时、几天、几星期这种尺度范围。我要强调的, 大数据实时性的时间尺度是和场景有关的, 这种实时性容许我们建立一种反馈过程, 如果我们制定政策, 就能够通过分析大数据随时得到反馈, 所以这种实时数据对于我们政策的制定和通过反馈检验政策具有很好的效果。

换句话说, 大数据的“实时”性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实时, 而往往是近似的“实时”:在一个相对短、相对新的时间里产生并可资利用;在一个与场景有关的短时期里, 即能容许作出响应, 并判定效果的一个时间段里 (即容许产生一个反馈过程) 产生并可资利用。

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

目前大家对于大数据的研究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科学研究范式 (方法) 。

科学研究范式 (paradigm) 的发展过程, 最早是实验型科研 (Experimental Science) , 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后来发展到理论型科研 (Theoretical Science) , 这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近几十年,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发展到计算型科研 (Computational Science) 。我们可以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 补充了我们过去实验方法的不足。比如, 核武器的试验、航天飞行器的性能试验等等, 不需要真的去做实验, 而只需要在计算机上面模拟就行了。现在则推进到第四范式——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密集型科研 (Data-intensive Science) (见图1) 。也就是说, 大数据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因为模拟法仍然需要理论指导, 比如要有航天飞行器的运动方程、天气预报的数学模型等。但是大数据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 没有任何的方程或模型, 人们希望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来。当然, 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否能像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机仿真科学一样为人类的科学研究发挥作用, 仍需实践和时间来证明。

大数据生态系统

大数据本身有一个生态系统 (见图2) , 从数据的来源来看, 可能来自于个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数据进来以后需要进行共享作为数据源, 最后人们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便对人类的应用进行指导, 比如对突发事件更快的跟踪和响应、对危机性质和变化的更好了解、对需要服务地区的准确定位、对供求关系的预测能力等等。

典型的大数据处理流程包括:数据的获取和记录、数据的清洁/抽取/标注、数据的整合/聚类/表达、数据的分析/建模和数据解释等5个阶段。在处理的过程中, 异构性、规模、即时性、复杂性和隐私权等问题是大数据想要创造价值所需解决的困难。

图2 (图片来源: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C_MFS_Big Data Big Impact_Briefing_2012.pdf)

大数据和云计算

我们现在讲大数据往往和云计算联系在一起, 譬如前不久召开的云计算大会, 50%以上的题目将云计算与大数据结合了起来。如果说大数据是一座蕴含巨大价值的矿藏, 云计算则可以被看作是采矿作业的得力工具;而且, 云计算也是为了解决大数据等“大”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技术, 没有大数据的需求, 云计算的功用也将得不到完全发挥。因此, 大数据与云计算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大数据而言, 云计算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相关技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还在于通过云计算构建一种通用、高效和可靠的大数据支撑平台, 掌握以数据流为中心的系统集成思想, 在大数据应用层面探索更广阔的内涵。

为了更好地利用大数据的价值, 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思路来考虑支撑整个数据处理过程的体系架构, 即把分层的思路从单一系统的架构中延展到整个平台范围, 将整个数据处理平台按照分层的思路统一规划设计, 依据系统不同组件的物理和逻辑特性在系统范围内分层。

图3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云计算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层次。在应用层中有很多大数据方面的应用, 它可以从云计算中获取各种服务。

在大数据应用的各种技术中, 可视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比如, 我们想要评估每个国家的因特网产业发展状况, 我们用图表很难清楚地表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 但用可视化技术就能一目了然。

关联性分析发现异常

对大数据最重要的是分析数据找出规律。所以, 我们需要运用很多分析方法将大数据中的规律提取出来, 从中找出关联性, 发现异常, 尤为重要。

很多时候, 从新的数字数据源提供的数据中发现的关联性会正确地反映传统的官方统计, 从而能提供更便宜、更快的、近似的预测。

许多新数据源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规模和速度, 还在于它所包含信息的丰富性。在许多情况下, 大数据不仅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代替或作为它的近似, 而且能对它进行补充, 增加深度和细节。

定性的社会媒体信息越多, 越有助于描绘出一个关于事件的全貌, 便于做出快速响应。这里, 大数据的规模、速度和数据本性的组合具有很大的价值。

发现相关性只是手段, 重要目的是利用相关性以及其他手段来发现人类社会活动的异常, 帮助制订正确的反应策略。

举个例子, “Google登革热趋势”利用搜索数据近乎实时地估计登革热在全球的传播情况。图5中橙色线条代表实际病例数量, 蓝色线条代表谷歌中关于登革热病案的搜索,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其中的关联性。卫生部门发布报表常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将全国医院、诊所的病例搜集起来, 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花费十天半个月。但是, 当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之后, 人们就可以通过搜索情况来及时判断、预测, 究竟这个传染病是需要加强控制还是可以暂时放松。这样, 大数据可以用于指导人们对于传染病的防御。如图4所示。

大数据时代的美国总统选举

上述事例告诉我们。大数据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清楚知道他所身处的已经不是那个“电视机总统”的时代。奥巴马竞选活动经理Jim Messina曾说过:“我们要用数据去衡量这场竞选活动中的每一件事情。”譬如选民的倾向, 奥巴马要知道他的演讲要对谁讲、讲什么问题。

他的芝加哥竞选总部还任命Rayid Ghani为“首席科学家”, 此人是埃森哲技术实验室的分析性研究带头人, 新的大数据库能让竞选团队筹集到比他们曾预料到的更多的资金。

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表明, 华盛顿那些基于直觉与经验决策的竞选人士的优势在急剧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数量分析专家与电脑程序员的工作, 一位官员说:“在政治领域, 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大数据的发展现状

和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对大数据也予以高度关注。以南京为例,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应用实例。

智慧南京中心综合运行管理平台 (一期) 是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联合南京市发改委、南京市信息中心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他们在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应用方面, 例如在智能交通、公共安全、城市管理、应急系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出租车辆状态“可视化”智能分析: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 对全市出租车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实时跟踪, 可以获得出租车的实时区域上下客热点分布图, 为出租车运营服务管理提供支撑。

公交数据智能分析: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物联网技术, 可以实时获得某路公交车的日平均运营状态热点分布图, 得到不同时段、站间车内客流分布, 为公交区间、班次优化提供支撑。

通过数据监测人流异常变化:通过大数据数据挖掘推演城市人流变化情况, 可监测热点区域人群密度异常变化情况, 为城市管理者提供预警信息。

基于智能交通大数据挖掘的全城“电子围栏”: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建立覆盖全城的柔性“电子围栏”, 可动态实时监测车辆运行轨迹, 为城管部门管理渣土车、危化品车辆、交通部门管理违章、限行车辆, 公安案件侦破等提供有力支撑。

智能交通大数据挖掘典型应用——套牌车分析:套牌车是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 借助交通大数据挖掘分析, 可以方便实时监测城市道路套牌车。

实时路况分析:通过实时交通大数据挖掘, 可精确反应实时交通路况, 为百姓出行提供指导, 有效疏导交通拥堵, 大大减小社会出行成本。

城市道路总体服务水平分析: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 可以分析各类因素 (如道路占挖、恶劣天气等) 对交通的影响, 为城市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应急协同系统 (如图5) :一旦发生污染类事故, 应急协同系统可以结合气象数据、人口数据、住房数据及城市其他资源数据, 对可能影响区域的大小、人员数量进行推测, 为应急事件处置提供决策支撑。

2012年10月17日15时许, 南京市应天大街赛虹桥高架上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辆奥迪车在行驶过程中被一辆轿车逼停, 车上下来3名男子持非制式霰弹枪向奥迪车车窗连开3枪, 后3人驾车逃离现场。警方通过目击者提供的嫌疑车辆模糊特征, 运用智慧南京中心的案件协作侦破功能, 根据案发时段及案发地区的数百条过车流水信息迅速锁定车牌号为苏ATD130的车辆为嫌疑车辆。通过套牌车智能分析功能, 警方将套牌别克车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来, 从而明确别克车为嫌疑人使用的车辆。在明确了嫌疑车辆后, 案件协作侦破功能绘制出了案发前该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连同相关视频信息一并提交给警方。最终协助警方仅用10小时侦破该案。

大数据对决策者的意义

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的作用, 比如说城市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各种事件、趋势进行提前预测, 比如说灾情的情况、抢险的效果、还有对政策的反馈等等。

早期预警:早期检测居民使用数字设备和服务中的异常可以在时间上快速响应危机;

实时感知:大数据可以描绘一幅关于现实情况的很细粒度的且及时的表述, 它有助于制定行动计划和政策;

实时反馈:大数据具有实时监测居民的能力, 使其可用来了解在哪里政策和行动计划发生问题并可作出必要的调整。

应当指出:实时的大数据信息不能代替政府决策时传统应用的定量的统计证据, 但如正确理解的话, 它可以表明哪里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或者哪里需要作出立即的响应, 而这是其他手段无法做到的。

对大数据的挑战

应用大数据面临若干挑战;一方面关系到数据本身, 包括它的获取、共享和消除对隐私的顾虑。另一方面关系到对它的分析结果的解读。

隐私是最敏感的问题, 涉及观念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的问题。按照ITU的定义:隐私权是个人控制或影响关于他们自身的信息是否披露的权利。我们必须警惕新技术的兴起可能会对它造成损害并应设置必要的防护。当前, 很多运营商和服务商积累了海量的用户数据, 你的账号、你的地址、你的购物习惯甚至你在浏览某条新闻所花费的时间等等, 悉数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些数据如何被正确、安全的使用, 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探讨的一项重要话题。

大数据应用对新的数据源进行分析方面提出的挑战有:如何使数据得到合适的描述即对数据进行摘要;如何通过演绎, 解释数据或使数据变得有意义;如何定义和检测数据的异常, 等等。

在此我们还需要注意数据分析解读不当可能造成误导, 有时表面的相关不一定表明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

Google Correlate是谷歌发布的一项数据挖掘工具, 它允许用户上传自己的数据系列到服务器并整理出各种类型的图像, 再配合互联网搜索结果整合出趋势。有人利用Google Correlate发现, 人的增重和出租公寓具有相关关系 (见图6) 。可是很明显, 这种相关性更多的是一种巧合。这种时候需要利用人的经验、智慧对大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判断, 在这里, 有经验的分析家是十分重要的。见图6所示。

把握大数据的机遇

当今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是一客观趋势, 数据成为宝贵的资产, 能否充分利用大数据关系到一个系统的智慧, 一个企业的前途, 一个机构的效率, 一项决策的成败。

市场研究公司IDC预测的2013年九大科技发展趋势, 其中第七个趋势就是“大数据将发展壮大”。IDC认为, “就如2012年移动设备和云计算成为了每家公司的必需品那样, 大数据将在2013年被每一个人所使用。”IDC表示, 大数据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40%, 2012年该市场的规模约为50亿美元, 到2013年规模为100亿美元, 到2017年规模将达到530亿美元。

另一家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全球研究所也认为, 大数据是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沿。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3

一、学术年会主题:科学发展观与科技传播

二、论文参考范围:

1、用科学发展观看待新媒体2、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媒体传播体系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创新科技传播

4、用科学发展观解读新闻消费主义思潮5、在新格局中纸媒体的困境和出路6、用科学发展观探求传统媒体在网络环境下的发展之道7、适应传媒市场和公众需要, 改进传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8、强化科技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

9、金融危机环境下的科技传播10、汶川地震对科技传播的启示11、北京奥运会报道与科技传播

1 2、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如何拓展科技传播13、信息爆炸中的科技新闻的突围与机遇14、科学松鼠会给科技传播的启示

1 5、以人为本理念与科技传播16、新兴媒体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研究17、新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18、科技传播的伦理观19、科技信息传播源的开拓和创新20、如何建立科技界与新闻界的无障碍沟通机制

21、科技期刊信息资源的大众传播模式创新22、3G技术对媒体传播的挑战和机遇

三、征文征集要求

1、论文要有新观点新视角新主张新见解, 论点明确、文字精炼、数据真实、图表清晰。

2、要围绕主题, 紧密联系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 言之有物。

3、论文写作时间和内容限于2007年8月以后撰写并未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

四、论文写作格式要求:

(1) 文件标识:请使用word文档格式, 右上角以页眉的方式标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征文”字样, 宋体五号;

(2) 论文标题:黑体三号, 居中; (3) 作者姓名:楷体小四号, 居中; (4) 内容提要:200字左右, 楷体五号;

(5) 关键词:不超过5个, 黑体五号; (6) 正文:一般不超过6000字, 宋体五号;

(7) 引文注释:统一使用脚注, 引文出处需注明页码, 宋体小五号;

(8) 参考文献:楷体五号;作者简介:含单位、职称、职务、联系方式等, 黑体小五号;

(9) 页码:居中; (10) 纸幅:A4纸。

(11) 请作者在论文后注明是否同意将本文编入学术年会论文集和授权本学会在网站上无偿转载, 如不作说明则视为同意。

(12) 请作者提交论文打印件一式10份, 用于评审。

(13) 学术年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14) 学术年会的有关事项可登录本学会网站www.csstj.org.cn查询。

五、联系方式:

学会年会筹备办公室设在本学会办公室。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号白云大厦1005室邮政编码:100045

联系电话:010-63314180 (兼传真) , 63438411, 62184952 (兼传真)

电子邮箱:kjxw@sina.com, kjxw@csstj.org.cn联系人:李赟、王玥、张虹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4

朱春阳: 走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道路其实是偶然的选择。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尤其是对现当代诗歌特别喜欢。 打算考研后,也是想读新诗研究方面的专业方向, 甚至当时已经锁定了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的一位导师作为自己追随的对象。 可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志向: 一件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一件是《河南日报》旗下 《大河报》的创刊。 我当时想,研究诗歌大概属于个人爱好, 而新闻报道却可以将个人写作能力转化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何其快哉? 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进入媒体,为民请命,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社会。 就这样,我心怀憧憬、满腹理想地走上了新闻传播学的道路, 并选择了新闻业务作为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

曾培伦:那您后来为何没有到媒体工作呢?

朱春阳: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我在读研期间一直在媒体实习, 并把人物专访和深度报道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很多同学进入实习单位时总感觉无事可做或者缺乏目标。 我当时也遇到过这些问题, 后来想,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写稿子,倒不如规划出自己的主线,这样就可以突出自己的特色了。 人物专访就是我当时给自己确定的主线, 包括后来到 《人民日报 》实习 ,我也有意在选题上突出人物专访的特色。 等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拿着一本厚厚的剪报,一篇篇都是人物专访,我想效果会很不错吧。 但是,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尤其是舆论监督的稿件。 总体来看,新闻的话语空间还是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收获更多的不是写作的畅快,而是欲言又止的抑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日常的吐槽不等于专业的剖析。 我在实习的时候也一直希望能够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就一直查阅文献,想一探究竟。 也正是对理论回应的兴趣和好奇, 让我在研究生阶段大量阅读文献,并试着写作论文,阐释自己关注的问题。 我当时想, 如果连本专业的核心文献都没有读过,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新闻学的研究生呢? 这一点自律还是需要的, 尤其是外专业转入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

但是,到媒体工作还是做研究工作,这个选择一直伴随我到读博阶段。 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报考人民日报社。 可天有不测风云,离考试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我坐火车的时候手被车门夹了, 右手食指的指甲都被夹掉了。 我当时就一声叹息,这可如何参加笔试?! 看来是上天替我在做选择吧。 几乎是同一时间,我的第一本专著《传媒营销管理》 在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我当时博士还没有毕业,出版社还支付了一笔那时对我来说不小的稿酬, 让我看到之前的学术积累受到了尊重。 后来,考虑再三,我决定留在高校工作。

曾培伦:那您为何选择媒介管理学作为您最初的研究方向呢?

朱春阳: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新闻业务,就是奔着毕业后到媒体工作去的。 但阴差阳错,我还是读了媒介管理学的博士。 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媒介产业化”和“新闻自由”是敏感话题,要求大家尽可能不要涉及。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恰恰是 “内部新闻自由探析 ”,最后只好加了个 “西方”,只讨论这一问题的西方案例。 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重提媒介产业化》,当时该杂志的主编是朱光烈教授。 我一口气读完黄老师的文章,对他的胆略与勇气钦佩不已。 同时,我也注意到,如果针对同一问题进行讨论,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空间相对逼仄,而经济学、法学甚至文学的话语空间都要开阔得多。 我当时对法学和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这两个专业的不少文献,甚至想考律师资格证书。 不过,我比较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媒介管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出台新闻法的呼声一直不断,但至今还看不到具体的日程表。 就国内研究新闻传播法的几位教授的话语空间来看, 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引入了法学框架而有所扩展。 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我一直认为,我所研究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新闻传播学的范畴, 只是借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话语体系来扩展可能的话语空间。 而一旦进入到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的研究框架,就要保证自己的研究和经济学、管理学已有的研究能够共享核心话语体系,以方便对话,汲取养分; 否则,媒介经济学真的就成了经济学的弃儿了。

当然, 除了我自身寻找适合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个体体验因素,传媒业作为产业的属性日益突出、产业发展 突飞猛进 的现实也 是一个很 重要的原 因 。 2000年前后,传媒业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大量资本介入传媒业的扩张活动中,传媒业也从以采编为核心的生产者为主导开始转向以用户为核心的市场需求为主导,对用户的关注、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与改造都成为研究的一时之热点。 当时传媒产业研究有多热? 可以去查一查当时的研究文献,目前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几乎都在那个时候写过讨论传媒产业发展的文章。 但是,很显然,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毕竟是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当所要探讨的问题复杂到对专业化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成了过客,只有少部分的学者还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发起成立了 “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凝聚起一批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曾培伦: 拜读您的文章, 感觉您从读博士到现在,研究的旨趣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您能谈一谈你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朱春阳:刚刚进入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新鲜的思考, 但是一查文献就泄气了, 因为探讨同一问题的文章老早就已经汗牛充栋。我和同学们开玩笑感叹我们来晚了,不然也可以写出好多论文。 其实,这是无知的说法,说明当时的积累很不够,还提不出新问题。 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发展很快,我读硕士的时候全国大概只有几十家院系开设这一专业,现在据说已经有800多家。 新进入这个专业的同行或许都会遇到我当年的问题,如果不读文献开始写文章就很容易重复前人的研究。现在打开一些专业期刊,看看里面的文章,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些文章还在讨论30多年前的老问题。 这也是我对学生做研究一再强调阅读文献、做研究综述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如果在某一领域读过几篇文章或几本书就开始写文章,是有些太着急了。

我自己的研究有迹可循始于读博士阶段, 最早是对市场营销问题的关注。 这与当时报业发行大战、 省级卫视收视率大战的产业发展现实有关系。 了解一些现实,阅读一些文献,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些理论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方,分析一下、写成文章很快就能发表。 我当时喜欢买书,往往是稿费来了基本上都买了书;然后看书后再写文章,稿费就又来了。 发表文章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是一个大的诱惑, 我也不例外。 我读硕士阶段发表了8篇文章,读博士阶段发表了40多篇文章。 可是,这些文章真的有意义吗?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基于书本理论框架而给出解决方案的文章有意义的话, 那么这些文章对于我来说只是发表了论文、挣到了稿费,进而拿到了奖学金、评到了职称等;而对于媒体来说, 多看几本书,明白这些道理,就能够增加数以亿计的收益,为何他们不去做? 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不成? 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媒体按照我们论著中所谓的 “正确的解决方法”去运营媒体? 或许后者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例如,一提到中国动画,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问题在于未能拓展产业链, 收入过于集中于动画片本身的销售。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如果扩展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增加收益, 对于动画商来说恐怕是挡也挡不住的诱惑; 如果不能探明当下中国动画片产业链拓展的真正阻碍因素所在, 简单建议去拓展产业链, 好像假设业界连产业链常识都不知晓,这恐怕是脱离现实的研究。 如果说,我现在的研究和15年前相比有何进步,或许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了。 不再去急着开药方,而是集中于探究问题生成的症结所在。 对于应用研究来说,这或许让人沮丧,但却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做法。

曾培伦:您说的“伪问题”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比较困惑的地方, 那么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价值在哪里? 大多数的国内研究都是提策略讲应对,或者发明一些概念和提法, 这些都缺乏和业界真正可以对话的框架。 这几年参加了几次会议,整体的感觉是 “业界和学界都觉得对方很奇怪 ”,学界觉得 “你怎么不这么想”,而业界觉得“你怎么知道我没这么想过”。

朱春阳:对的,能够对话是很重要的,要建立起对话的可能性框架才有助于研究“真问题”。 黄旦教授曾经说过,如果存在一个新闻传播学“复旦学派” 的话,其特点大致可能是“国际视野、经验出发、落脚中国问题”。 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 按我的理解,所谓国际视野,就是考察问题的时候要视野开阔,同样的问题并非只有我国才发生, 国际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空间坐标;经验出发,即从问题发生的实际场景与现实出发,而非理论移植; 中国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研究的归宿点, 问题意识是决定研究有无价值的关键。 对于研究生而言,我常常在上述三点之外增加一个“理论框架” 的要素。 在我看来,研究生刚刚进入研究领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 即自己的研究要基于前人的研究开展, 理论框架的要求根本上是希望同学自己的研究要能够和前人的研究在一个共同的话语框架内展开,成为整个研究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自说自话,经验式的总结与概括。 黄旦老师的要求是更高的要求,能够立足经验来检验理论,进而修正理论是研究的重大突破,当然也是研究者渴望的研究成果, 但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完成。

问题意识,是我自己做研究时最为关注的。 能否提出一个好问题,决定了研究质量的高下。 学会提问题,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可是,好问题是学术积累的结果,同时也带有运气的成分,因为它往往来自理论与现实的碰撞,时机不对,问题也很可能擦肩而过。 例如,2005年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引起了我的关注, 而之前我一直关注中国电视剧的产制问题。 当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大国,年产电视剧14000集左右,可是每年电视台能够播出的新电视剧大致在7000集。 这就意味着有7000集电视剧生产出来是无缘播出的, 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市场发展阶段。 但是, 考察韩剧从2001年到2005年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却是5年增长了15倍, 而且2005年配额800集也被抢购一空。 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找到的相关理论框架是霍斯金斯等人基于美国经验而得出的。 该理论认为, 国内市场规模与文化折扣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共同消费品(含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即那些国内市场规模大、 文化折扣小的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 按照这一框架来观察中韩之间影视产品贸易完全不得要领, 中韩之间当时文化产品贸易表现为严重的逆差,而且一度达到1∶10。 韩国人口4800万,中国13亿多,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内市场规模。 同时,文化折扣理论认为,同样的影视产品在他国销售时, 一定是低于该国同类产品价格才能够获得市场接受, 而当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单集价格最高的 《汉武大帝》 的价格为7万元人民币,湖南卫视播出的韩剧《大长今》单集价格1.1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已经高过《汉武大帝》的价格。 为何主流的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阐释框架遇到中韩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现实缺乏解释力了? 是理论出现了问题,还是产业现实出现了问题? 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严重冲突的思考让我耗时近两年才写出一篇论文 《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的国际比较》,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年第4期。 在这一文章中,我认为,生产者权益的优先保护是美国与韩国电视剧获得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而我国现有体制保护的却是国有资本垄断的播出平台, 以民营力量主导的电视剧生产商的利益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同时, 区域分割所形成的 “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消解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天然优势。 这篇文章是我的研究从微观营销策略转向中观产业政策的一个代表。 后面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内容产业政策与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来展开的。 不过,如果上面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做,恐怕后来也不会做了。 因为很快我国电视剧的价格就一路飙升,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 和2005年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否意味着电视剧生产商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优先保护呢? 这是近年来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内容产业的国际贸易中,除了动画是顺差,其他都是逆差。 是否动画产业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本呢? 我们考察下来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此外,电影产业也是我们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国电影产业票房收入结构非常不均衡,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票房的一路飙升,国际票房不仅没有相应增长,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与波动; 而美国电影票房结构中国内票房占比低于国际票房, 而且国际票房的增幅远高于国内票房。 我国从2001年开始启动“走出去”工程,其中电影产业的国际票房一直表现尚可,近年来为何在国内票房快速增长的时候, 国际票房却出现了反方向的波动? 这些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目前重点研究的一些问题。

目前, 我们团队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文化走出去工程政策体系优化研究”正是我们从2005年以来进入该领域后发现的问题的集中研究。 我们主要致力于对动画、电视剧、电影与出版这四个位居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产业政策开展研究,通过行业之间的比较、国际间的比较,希望能够挖掘出有价值的问题和结论, 也欢迎对上述问题感兴趣的同行加盟我们的研究团队。

曾培伦:您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朱大哥”。 您是怎么带研究生的? 能对研究生在校期间如何学习提些建议吗?

朱春阳:首先,我最主要的建议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尤其是本专业本领域的核心文献,一定要读得进去。 我上课的时候对学生交的课程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用百度百科词条中的内容,或者通篇文献全部来自“中国知网”,而没有专著类文献。 百度百科提供的只是碎片化的知识, 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属于“肢解”的知识碎片。 知识何时才有意义? 知识只有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才有价值,而这个转化过程仅仅靠百度百科的词条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回溯到知识生产的现实场景和生态体系。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存在非常核心的系统文献, 脱离了这些文献, 就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和解决问题,也无法融入到知识生产的主流群体中对话、反思与进步。

其次,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参与到导师负责的课题中,我称之为“干中学”效应。 研究生阶段需要养成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合作精神, 在发现和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养成好的学术思维习惯。 如果读书期间不能参加导师的课题组, 游离于团队之外, 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就浪费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不过,习惯了团队思考也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同学希望我给一个毕业论文的题目, 然后自己去找资料完成。 这样做的好处是会少走弯路,节省时间;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同学自己无法享受积累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快乐, 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也会因为要和导师保持一致而小心翼翼, 无法形成创新性的见解。 我希望给一个大致的研究对象,具体结论则由同学自己来完成论证。 这样就要求同学在和我讨论的时候有一定的前期积累,否则对话无法进行, 论文完成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再次,既然要读研,就要有基本的学术诚意。 学术诚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你愿意为写论文读多少书、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劳动量。 每年毕业论文答辩季, 都会遇到那种一看就是熬几个通宵炮制出来的所谓“毕业论文”,大家还要很配合地“答辩”一通。 我常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 当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论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对自己生产论文这件事情保持敬畏。 媒介管理学是面向业界与学界探讨问题, 我的文章也因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向业界焦点问题的探讨,以问题分析为主;一部分是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学理分析为主。 前者往往数量多一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论文; 而后者作为学术论文如果每年有1—2篇能够让自己满意,也就很不错了。

能够进入复旦学习的同学都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学术很多时候需要“笨精神”。 小聪明可以写出本科阶段的课程论文, 但却很难写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 这是因为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而问题意识、逻辑论证能力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 而非小聪明可以做到的。 而且,越是读书,越是感觉学海无涯,研究越是胆小,对问题的论证则更加谨慎。 不过,遇到好的论文也是一种享受,读起来为同学们的努力付出感到很高兴。

朱春阳简 介

朱春阳,男,1972年7月出生,河南平舆人。 先后就读于河南教育学院、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传播学(媒介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张国良教授。

2004年至今,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现为媒介管理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CSSCI期刊《新闻大学》栏目主编,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项目学术主任, 教育部传播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哲学社科创新平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时兼任中国新闻奖评委, 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东方早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等媒体特约评论员,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特聘专家等。 先后入选复旦大学“世纪之星”、上海市 “曙光学者”。

目前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项目执行人),先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上海社科基金项目4项、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与媒体、政府部门合作项目20余项。 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60余篇。 论文《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比较研究》《基于钻石模型视角的区域动漫产业扶持政策比较研究———以杭州、 长沙为例》《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何困难重重———以文化产业国际贸易政策为视角的考察》 分别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 出版著作有《传媒营销管理》《现代传媒产品创新理论与策略》《现代传媒集团成长理论与策略》《现代传媒集团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传播》等。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5

三谷徹先生是日本著名景观设计师, 建筑学博土。他的主要作品风之丘墓园、播磨城市中心和荒野公园广场、朝日电视台屋顶庭园、品川中央公园等享誉日本, 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影响力。三谷徹先生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们创造平和、轻淡、简洁和平凡的享受空间。在会上他和嘉宾分享了他的设计理念和典型案例, 他深入浅出的讲解, 鞭辟入里的分析引发了在座听众的思考和共鸣。

在对话互动环节, 台湾造园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小璘和日本千叶大学教授章俊华作为嘉宾主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院长沈守云、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院长包志毅、沈阳建筑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书记副院长朱玲作为交流嘉宾, 与三谷徹先生进行同台交流, 探讨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发展趋势。到场媒体、高校师生、设计单位及园林企业代表积极提问, 台上台下互动踊跃,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新华社等媒体还对大师进行了专访。

郑杭生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篇6

北京国医械华光认证有限公司陈志刚总经理为大家带来了“关于医疗器械风险管理标准的几点认识”的发言。他从医疗器械风险管理标准的历程入手, 提出了估计损害发生概率的7种方法, 包括利用相关的历史数据、利用分析方法或仿真技术预示概率、利用实验数据、可靠性估计、生产数据、生产后信息及利用专家判断。

同时对风险管理标准的特点进行讨论, 并呼吁大家对医疗器械的风险管理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各相关的企业应配备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工作。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工程中心祝军主任结合301医院的实际情况就“医院医疗设备的安全与质量管理”为大家做了简要介绍。他从医疗设备主要可能发生的风险、风险管理的理念、军队卫生装备三级质量控制目录和现行推广应用的质量检测技术规范入手, 向大家分享了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及展望。

总后卫生部药品器械研究所石庆林为大家做了“增强法规意识强化质控管理”的报道。他从对医疗器械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入手, 介绍了为什么监测、监测什么、谁来监测、如何监测及目前总后卫生部药品器械研究所已经建立的机制。

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彭明辰副院长带来了“医疗器械物流工程之我见”, 从关于临床医疗核心技术、医疗器械物流工程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大家做了介绍。他指出目前临床需求主要集中在系统集成、技术平台、器材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这5大方面, 而其中器材是管理的重要内容, 它是临床诊治治疗中必要的基本技术条件;种类繁多且用量巨大、其中涉及到安全与风险、经济及从业人员素质方面的问题都值得广泛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平淡博士和胡珉老师为大家分别介绍了供应链营销——互补者角度下的医疗供应链建设及医院物流管理方面的内容。他们在其他行业的物流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对医疗行业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就如何做好医疗器械行业的物流工作和听众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保障部杜显峰主任就“医用耗材供应链运作”进行演讲。他从医院供应链的现状、医院物流供应链模式的发展历程等内容和大家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