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养与作风建设

官德修养与作风建设（通用3篇）

官德修养与作风建设 篇1

加强官德修养，从讲求“公心对上、真心对下”做起

近年来，胡锦涛、习近平、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官德”教育和“官德”修养。在学习领会和落实党中央“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指示精神的同时，结合执法与服务的岗位实情，我深刻地感悟到：加强官德修养，必须从讲求“公心对上，真心对下”做起。

一、认清官德之核心，是加强干部官德修养的重点

《国语》云：“德，福之基也，无福而基隆，犹如无基而厚墙也，其坏也无日矣。”其大意是说：高尚的品德是成功的基石，品行不好而福禄再多，就像没有坚实的地基而垒砌的墙体，倒塌是迟早的事情。

民讲民德，官讲官德。老作家萧军曾说过，“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却必须首先是好人；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当官肯定要跌跤子。”因此为官者除了要遵守乐于助人、扶危救困、尊老爱幼、俭朴礼貌、从善如流等普遍的道德规范外，还必须遵守官德。所谓官德，即为官者的道德，是指领导干部在实施领导、管理、协调、服务中所具有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及道德规范等。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十分强调为官执政者自身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如果做到身体力行，成为人民的楷模，那么即使不号召、不发布命令、人们也会自觉仿效。官德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它决定了官德修养的重要性。官德修养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它关乎党风、民风和国计民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之情，事实上也都有赖于这种上行下效的道德示范效应，并会引发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从实际工作入手，讲求“公心对上、真心对下”，不断加强官德修养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官德如何，对社会影响极大。作为基层一名科级干部，身处执法一线，身负联系纽带之重任，既不能对上唯命是从，报喜藏忧，弄虚作假，又要对职能权限内的执法及身边的执法人员负责。大局意识和严格律己是最基本的标准，因此必须从“公心对上，真心对下”做起。

“公心对上”，顾名思义即公心对待上级。就是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上，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实事求是地对上级负责。在工作当中要坚持公心为重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问题，决不能为了多出政绩、快出政绩，或哄上级高兴，出假政绩、报假情况，更要有力杜绝 “前吃祖宗饭，后吃儿孙粮，为了本任顺利，给后任留下隐患；为了眼前火焰高,不管后人没柴烧；本人出成果，后人吃苦果”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在处理敏感事务上要出于地公心，敢于坚持原则，公正处事。有人担心这样做会挨批、穿小鞋，其实不尽然，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善于沟通协调，按原则办事，一定会得到领导和他人理解支持的，因为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对工作负责，也是对上级负责。

“真心对下”，即真诚体恤下属与群众。就是既要有情系群众之心，更要有服务群众之道。古人云，“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作为领导，应该充分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做群众的贴心人、代言人。主动与干部同甘共苦，与群众交朋友，了解他们所想所需，以群众的心声为自己的行动方向，切实做到对上对下一致，人前人后一致，任职前后一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以真心、动真情，把务虚的工作做实了，把务实的工作做细了，才能于无形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从而赢得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和信赖。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的情感是对流的。你给对方一个微笑，对方回报一份真诚；你对群众献上一份真心，群众回报给你百倍的支持；你给下属一份爱心，下属回报给你十分干劲。这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真心对下”所得到的最丰厚的回馈。

三、如何做到“公心对上、真心对下”是加强官德修养的关键 “公心对上，真心对下”，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性的有效结合，是各级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行动指南。

要真正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除了教育和自律外，关键还要靠制度和监督来实现。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注重制度的完善，从而发挥制度约束力；另一方面积极发挥监督职能。一是群众的监督。领导干部是不是“公心对上，真心对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通过多种民主渠道，定期不定期让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官德进行评议；二是上级的监督。上级部门应责无旁贷地抓好监督。对下级既要听其言，更要究其实，做得好的要表扬并倡导，言行不一的应严肃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处理，追究责任。

通过上下共同的监督，督导领导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做到一致。只有把自律与他律、把内在修养和外在约束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一思想精髓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四、要做到“公心对上、真心对下，就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以民为本，心怀构建和谐社会之愿望。

共产党的干部必须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理应全身心投人，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不断加强官德修养，强化爱岗敬业精神，坚持以民为本的意识。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注重人民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注重人民权利，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注重群众的智慧、力量，坚持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注重群众情绪，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官德，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事业兴旺。视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视人民为父母，视百姓为兄妹，千方百计为人民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百姓解难事，实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这就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的官德。构建和谐社会，绝不只是一句口号，高喊几声作罢。社会各阶层心怀构建和谐社会之迫切愿望，加之共同关注参与并有所作为，方可完成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

2、身体力行，做好大家长与小家长。

官德并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要靠每个领导干部去具体实施的行为。在道德结构中，官德首推为影响最大，最受人关注的一种职业道德。我们知道，道德教化，包括“言传”和“身教”两个方面。而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同样具有鲜明的形象示范作用。从现实意义来讲，官德修养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爱党、爱祖国、爱人民；在工作作风上廉洁奉公，大公无私；在生活作风上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在人格上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做老实人。凡此种种，领导干部只要率先垂范，无不受到人民尊重和颂扬。例如：历史上的清官包公，一代廉吏于成龙，社会主义时期好榜样焦裕禄，新时期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他们在官德修养方面都为我们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以身体力行感化广大群众，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公德感，从而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学风上，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思想作风上，善于反思和创新，善于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在工作作风上，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生活作风上，坚持艰苦奋斗、严禁铺张浪费，防微杜渐、拒腐防变；在领导作风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蛋糕的人最后吃蛋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华民族素有 “君不正，臣不忠”，“公不慈，儿不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等传统文化心理，决定了身为“带头人”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崇高的人格修养，这样才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澄明。这就要求每个领导干部不以官自居，不以官为先，而是遵从以民为先之道；同时始终坚持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自觉做到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之正派；另外要敢于坚持原则、伸张正义，不随波逐流，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诱惑。在单位中，做尽心尽责的“大家长”，在社会上，做一个守法文明的好公民，在家庭里做合格称职的“小家长”。

3、立足岗位，用心感悟“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

身为基层执法干部，确立“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是做好执法工作的思想保障，也是加强官德修养的基础。从近期开展的“城管+商户”共建共管活动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执法与服务的辩证统一。作为执法者，投入执法的过程，也是服务的过程。执法前，是对当事人及违法事实做一个总体或框架性的预案。执法中，在现场的即时沟通，更有现场感和针对性。心理学讲，人与人之间存在“心理距离”。如何克服执法干部与执法对象之间的戒备甚至是抗拒性的心理距离呢？通常情况下，执法程序的合法（如执法干部可通过出示证件、告知对方享有的权利等）和沟通的真诚（如主动宣讲政策法规条文、耐心解答当事人的疑问等）来推翻两者之间的“障碍墙”，从而建立与执法对象之间的信任感，缩小当事人与执法干部之间心理上的距离感，建立良好的沟通界面和渠道，以期实现沟通无界线。执法后，及时做好必要的沟通，了解当事人对处罚的认可态度、处罚之后的寄予等等“善后行为”，对日后工作的动态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要经常自问“假如我是当事人，我希望看到的文明执法是怎样的呢？！”“如果我是当事人，如此处罚，我会不会心服口服呢？！”利用心理学中“换位思考”的启示去做一些有效的说教与劝导，往往会事半功倍。在执法过程中，要人性化管理与细节管理并重，通过实际行动使商户深刻体会到“执法就是服务”理念的贴心、用心与诚心，将“执法就是服务”理念贯穿于执法活动与共建共管活动的始终，探讨官德修养，将有助于我们静下心来深刻认清自己官德修养的努力方向，从而更好地领会中组部关于官德建设之意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涓涓细流历经时日终究汇流成江河湖海，官德修养日积月累也定会成为群体意识和社会主流意识而发扬光大，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然水到渠成。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所言：“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断绝在杳无人迹之处„„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林中路上”。

27-领导干部要加强官德修养 篇2

2011年5月20日网址：人民网强国论谈

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组织纪侓，是为官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胡锦涛同志在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性修养重要论述中，提出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官德修养。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侓己之心。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官德修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体现。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全体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领导干部还必须具有高尚官德，心系百姓、勤奋敬业、清政廉洁，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产生无穷的鼓舞作用，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只有这样，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会不断提高，执政地位就会不断巩固。

官德修养可从源头预防腐败，增强党的免疫力。公民要尊守社会公德，职员要尊守职业道德，领导干部要遵守官德。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就是培养领导干部高尚的道德情

操，养成高尚的生活情趣、树立高尚的人生追求，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党的事业、为民造福上。无数案例证实，领导干部腐败，多数是官德扭曲所致。领导干部滑向腐败从生活作风开始，一是贪权，二是贪财，三是贪色，脱离正常官德水准，放宽做人道德底线，腐化堕落，重要原因就是忽于官德修养，放纵自我，理想信念失衡。

当前正处党委班子换届，为营造风清气正换届氛围，除加大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外，更要注重领导干部官德修养，不断提高操守，远离低级趣味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真正成为人民公仆。

单位：八十三团纪委

作者：范彦忠

职务：八十三团纪委副书记

官德修养与作风建设 篇3

一、导入

官德就是指为官的职业道德，“官德”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而政治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我们的执政队伍，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多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人民建立在对为官者的信任的基础上赋予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代替民众行使公权力，这个权力的行使一定是为了全体民众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此，人们对为官者的官德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为官者不仅要做社会道德的典范，还要做行驶权力中的公正的典范。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五德”用人导向，广开进贤之路。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在2011年的10月，深圳一个公务员廖某打骂父母的新闻一播出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新闻上是这么说的：近六旬的老父老母，从湖南郴州老家来深圳帮助儿子带孩子，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身为公务员的儿子的辱骂和殴打，多次扇母亲耳光。还说廖某是北大的硕士。深圳、公务员、北大硕士，加深了廖某打骂父母的罪恶。廖某的邻居评论，在社会上，父亲教训儿子的事经常听见，儿子打父母很少见，这个儿子还是读过很多书的，“书给狗读了，也没教育他尊敬长辈。”

没过几天，北大马上做出反应，发表声明说：深圳殴打父母公务员并非北大毕业生。北大蒙羞也意识到大学教育要注重德育。立刻出台新规，北大“校长推荐”：不孝敬父母者不得推荐。这一事件也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同样是在2011年10月，表示该部门近期也一直在制定相关文件以加强干部的“德”的培养，近期将下发一个关于干部“德”的考核的文件，针对“德”制定了全面考核标准，孝道等也包含其中。国家公务员局也透露出2012年国家公务员招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深圳吸取教训，12月份新闻有报出，深圳公务员面试全程考“德”。

针对于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困境,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规定:“十二五”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使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的走向多元化。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从政的道德问题。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干部道德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古代官德的基本内容

（一）忠君爱国（对上）

忠不是表现为对于君主的阿谀奉承，而是要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于信念，刚正不阿、坚守原则、敢进直言：“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

（二）以民为本（对下）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爱民如子，顺应民意，惠民之实

（三）秉公去私（做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是为政德根本原则，为官能公则事成威立。

（四）清廉俭朴（生活）廉者，政之本也。清廉、节俭、戒贪三方面展开。只有做到清廉才能守住本职，不为外物所诱。节俭是清廉的生活基础，“欲教以廉、先使之俭”。戒贪是清廉的必要保障，贪赃枉法是官吏的大耻。

（五）勤勉谨慎（敬业）

（六）修身正己（自觉）“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孔子说：“在上的人自身做事正当，不用命令，人民自然会照样去做；如果自身做事不正当。虽有命令，人民也是不肯服从的。”

三、中国古代加强官德的措施

（一）教育树德

教化是古代加强官德修养的重要措施。要加强官德教育，首先是制定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告诉官员们应该怎么做。

1、以德修身

儒家思想提出了包括道德意识修养和道德行为修养在内的修身方法。

（1）道德修养主体的自觉性“为仁由己”。儒家认为，个人的人格完善是通过主观努力获得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提出：人应当对自己严格要求，从近处着手，从小处着眼，从自身做起，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2）道德修养要固其根本：存心养性。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本性中固有的“四善端”，而道德修养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求“放心”，发扬人性中本有的善性，以抵御外界诱惑。（3）道德修养要深入反思：反省內求。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这里所讲的自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贤人，就应该向他虚心学习，把贤人看做是自己道德修养的标尺。看见不贤的人之行为，就应该深刻反省自己，是否自己也曾经犯过与他相同的过错。儒家认为，人在生活中应该经常进行反省，以不断督促自己道德的进步。先秦·荀况《荀子·劝学》：“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所以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论语》中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孔子得意弟子。）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论语》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4）道德修养要洁身自好：慎独。慎独，是指在个人处在单独的情景中，或者是自己的行动没有外人可知，或者是自己的行动没有外人可知，无监督和督促，仍然要谨慎小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仍然和平常表现相同，行事正道。《礼记·中庸》（西汉·戴圣）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注译】所以，君子就是在别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要谨慎小心;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要警惕注意。隐秘的事情，没有不被人发现的;细微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慎警惕。要做到慎独，必须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形成道德习惯，使自己的行为自然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5）道德修养注重践行：博学、力行。博学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不至于陷入到孤陋寡闻之中，也能够促进人们对于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认识世界的规律。博学多识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道德修养中，博学也是培养和成就其君子思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儒家既注重“博学”，又强调“力行”，也即把所学的修身知识和方法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踏实实地行。孔子认为“行”比“学”更重要而且更难做到。修身的目的不但是“学”或通过“学”而获得“知”，更重要的是“行”，即道德实践。学与知都是为了“行”，人们修身养性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生活中践行，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境界只能是根据现实生活体现出来的行为。

2、为官之道 古代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主要方式有：

（1）通过皇帝的诏令，进行训诫和提醒，要求官员如何体恤百姓、如何凭良心办事、如何尊君爱民、如何施行惠民仁政，同时，通过律令诏书，对败坏风纪、不识大体、违法犯法进行严加训诫。

晋朝曾颁布《五条郡县令》，规定各级官吏尤其是郡县官吏必须按以下五条要求来约束自己。（1）正人先正己，注意以身作则；（2）勤于政务，了解百姓疾苦；（3）抚恤孤寡，扶贫济困，不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4）忠于职守，抓好生产；（5）维护纲纪官风，谨防违法腐败。唐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规《唐六典》，可以说这是一部内容完整的官吏道德法典。其中规定了《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所谓“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为德慎公勤。德义有闻就是政治品格高尚，上下公认；清慎明著就是清正廉明，办事谨慎，人所共知；公平可称就是处理问题非常公道，受到赞扬；恪勤匪懈就是勤恳守职，从不懈怠、出错。宋朝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颁布了《诫谕百官辞》，根据文、武官员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了“文七条”和“武七条”。与朝廷加强对官员诫谕相呼应，一些官员纷纷撰写官箴，从官员的从政品德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官员提出劝诫。最著名的如武则天钦定的《臣轨》一书，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和思想为经纬，集历史上官员修身养性的言论和史实，阐明为臣者正心、诚信、爱国、忠君之道。书成之后便成为臣僚的座右铭和士人贡举习业的金科，也是历代统治者推崇的官德必读之书。

同时，最高统治者不时提醒和规劝官员要修德，要廉洁从政、真心为民。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就对身边的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忘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唐太宗多次下诏要求官员廉洁，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告诫官员无比不要徇私枉法，要以历史上的官德模范为榜样。

康熙皇帝要求大臣在廉政方面作出榜样:“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③

④

②（2）颁布种种“官箴”，告诫官员要廉洁自律。

通过学习官箴，提高官员的精神境界和政德。“箴”同“针”，刺也，刺其所失，就是对官员所作出的警戒和劝谏。是古代主要内容就是为官之道。

①帝王写的（武则天，《臣轨》；顺治《欲制人臣儆心录》）②官员从政经验（宋代吕本忠《官箴》）

③对先儒为人为官之道，居官法则正论的摘抄（《朱文公政训》）④多种官箴的汇集类编（清朝陈弘谋《从政遗规》；徐栋的《牧书令》）⑤皇帝写给自己的规范帝王行为的（李世民《帝范》）

对官吏颁布种种劝慰、勉励的箴文，其由来很早。《左传·襄公四年》中“命百官官箴王阙”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演变为称官吏之诫为“官箴”，如称“善良”的官吏为“不辱官箴”，“不善”的官吏为“有玷官箴”。受所谓“官箴”的规戒，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追求人格完美的好官、清官。《尚书·商书·伊训》就有“儆于有位”的说法。据考古发现，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竹简中，就有一篇叫“为吏之道”，告诫官员要做到“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五善”。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考证了汉代以后一些著名官箴文本，比如汉代扬雄写的《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以后崔骃、胡广增写的《百官箴》、唐朝武则天的《臣轨》。特别是到宋明清时期，官箴就比较普遍，我们今天看到的如如宋元时期吕本中《官箴》、张养浩《三事忠告》、《风宪忠告》，明朝吕坤《呻吟语》、杨昱《牧鉴》、汪天锡《官箴集要》、徐榜《宦游日记》，清朝的官箴就更多了，不仅皇帝下诏推崇，而且一些封疆大吏也做官箴，如张运青《治镜录集解》、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刘衡《庸史庸言》、徐栋的《牧令书》、方大湜《平平言》、陈宏谋《学仕遗规》、刚毅《居官镜》、袁守定《图书民》、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汪辉祖《佐治良言》，等等，流传到现在的就有数百种之多，形成了独特的“官箴文化”。

为了强化官员的官德修养，把一些关乎官员道德品行的守则，甚至刻在石碑上、挂着衙门口，隋初隋文帝的宠臣何孚，在龙州当刺史的时候，写过《刺史箴》，刻在州衙大门外的石碑上。后世流传时间最长、传播地域最广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主孟昶(934—965在位)所撰写的“戒石铭”，颁发给各地州府，要求刻写在衙门里树立的石碑上。当时全文共二十四句，九十六个字：“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以后北宋灭了后蜀，宋太宗赵匡义又从这个戒石铭里选了四句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亲自抄写并颁给地方官吏。到了南宋高宗时，又再次命令诗人黄庭坚书写这个戒石铭，颁发到各州县，要求刻石后放置在“座右”。从此这十六字铭文就被一直沿用，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长达七八百年。明太祖朱元璋又命令将刻写了戒石铭的石碑，树立在各级衙门大堂院落的中央，让长官在坐堂审案时抬头就会看见这块戒石。

所谓“官箴”即为官者应遵守的戒规。唐代武则天为即将踏人仕途的贡举之士所编撰的《臣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劝诫官员为宗旨的官箴书，该书本着“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的原则，选择历史上有关做官的一些嘉言爵行，分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为官者应具有的品德。此后，这类著作便层出不穷，流传到今天的也有300多部。著名的如宋代陈襄的《州县提纲》、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元代张养浩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明代薛渲的《从政录》、杨显的《牧鉴》，清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其内容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官员的为政活动乃至个人品行等各个方面。由于官箴的作者大部分都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其所写的内容很多就是他们个人从政经验的总结，因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家训（家训与耳提面命的教育）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读书做官为荣耀，在每一个家族的家谱所表彰的人物中，该家族中的为官之人大多有详细的传记，所以家长们都热衷鼓励自己的子弟为官。但在株连成风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又担心为官子弟不守正道，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祸，所以十分重视对进人仕途的子弟进行为官之道的教育，‘希望他们做一个所谓的清官、好官，为家族增添荣誉。一方面，家训的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从政的经历，他们为了使为官子弟能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便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从政经验以家训的形式传授给他们，如唐中宗时的宰相苏坟曾著家训《中枢龟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训导儿子苏顾，结果苏颜也成为一代名相。另一方面，家训的作者为了引导为官子弟走正道，往往利用家长的权威告诫他们不要为非作歹，否则就会面临家族的严厉惩罚，如元代有名的《郑氏规范》就明确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者不许入祠堂。”由于家训利用亲情关系对家人耳提面命，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子发母拒子入门

子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将。有一次，子发奉楚宣王之命，带兵和秦国作战，在前线断了粮草，派人向楚王告急。使者见过楚王以后，又到子发家，问候子发的母亲。子发母问来使：“兵士们都很好吗？”使者说：“军队里还有一点豆子，大家只能一粒一粒分着吃。”子发母又问：“你们的将军身体好吗？”使者说：“将军每顿都能吃上肉食和米饭，身体很好。”子发的母亲听了很不高兴。子发打败秦军凯旋而归，他的母亲却紧闭大门，不准儿子进家，并且派人对他说。

“你听说过越王勾践伐吴的事吗？有人献给越王一罐酒，越王就派人把酒倒在江的上游，让士兵们一起饮下游的水。虽然大家并没尝到酒味，每个人的战斗力却提高了5倍。过了几天，又有人献给越王一口袋干粮。越王又把它分给了士兵。虽然大家并没有能够吃饱肚子，每个人的战斗力却提高了10倍。“现在，你身为将军，粮食不够，士兵们只能分一点豆粒吃，你自己却早晚都是肉食米饭，这是什么道理？“你使士兵陷于死地，而自己却在上面享乐。这样做将军，虽然打了胜仗，也只是出于偶然，并不是你的功劳。你这样做，还能算是我的儿子吗？你不要进我的门算了。”子发听了母亲的批评，觉得很有道理，赶紧向母亲承认错误，表示决心改过，他母亲才叫入打开大门，让他回家。

我们常听人说：“孩子大了，不由父母了。”这个故事却给我们一个启发，说明家庭教育不限于成年以前，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儿女之间，都应当互相监督、互相教育。父母于子女，更有终身教育之责。

唐朝的李勣，临终前交代後事，警告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者，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二）奖惩弘德

1、树立典范

树立官德高尚的典型可以对其他官员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因此历代政府都重视对那些品德高尚的官员进行表彰，周公的“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成为了官员修德重贤的典范，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还有后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都成为了后世为官树德的榜样，中国古代的官员也正是在这些治臣明吏的激励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廉洁、清明的父母官。主要表现为:（1）提拔重用那些勤勉为政而又政绩突出的官员，如东晋以“酌贪泉以明志”著称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就因清正廉洁、勤于政事而被提升为前将军；明初监察御史陶原仲因不阿权贵、秉公执法而被摧升为按察使等；（2）在他们死后给予政治荣誉和施恩于其家属。如把其事迹载入正史中的《循吏传》、《良吏传》等，给予“孝肃”(如包拯)、“忠介”(如海瑞)等褒扬溢号，并荫官其子孙、善待其家眷等。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官员向官德高尚的人看齐，从而有力促进了官僚队伍作风的转变。例子：“子罕辞宝”。《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文：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它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曾经把这块玉石拿给玉工鉴定过，他认为这是一块宝玉，因此我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图财物的这种操守当作是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还不如我们都保有各自的宝物。”故事中，子罕恪守“不贪为宝”的信条，巧妙拒玉，寓意深刻，真正给人教育和启迪。

“公仪休拒鱼”。《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战国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鱼给他，公仪休不收。问其原因，他说：“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不能接受，现在我作为国相，能够用自己俸禄买鱼吃，如果现在收了鱼而丢了官，谁又会送给我鱼呢？所以我不能接受啊。”公仪休“好鱼而不贪鱼”，实乃其深知“贪赃、枉法、丢官、受惩罚”之间的内在联系，愿每位领导干部任前任中都时刻不忘认真算一算政治帐、经济帐、家庭帐。

“灭官烛看家书”。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北宋时期有位州官，为人极其廉洁。一天晚上，有人从京城送来一封上司的来信。他猜想这一定是朝廷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命令公差点上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他又命令把官家的蜡烛吹灭，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上，继续往下看。公差很纳闷，难道官家买的蜡烛不及他自己出钱买的亮吗？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有小半是关于他留在京城家属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私事，不能点官家的蜡烛。在有些人看来，为了半封家书，竟然换烛再读，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更足以让当今存在公“话”私打、公车私用、公请私吃、公费私游等等凡此种种揩公家油的一些领导干部汗颜。

2、惩治不法

惩戒不法，弘扬正气。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职务罪犯的惩治，素有“治吏甚于治民”的思想，并专门制定了许多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夏书》规定：“贪以败官为墨”。《秦律》规定了区别良吏和恶吏的标准，对监察中发现的恶吏要记录在案，通报全郡，以为警戒。《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已经比较系统，初步划分了官吏贪赃、擅权行为、失职行为等职务犯罪。《明律》《清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发展到了完备的阶段，规定了大量的职务犯罪的罪名和处罚原则及手段。对玩忽职守，贪污腐化的官员进行严厉的惩处。轻者革职查办，削官为民，重者杀头示众，更甚者直至株连家人，祸及宗族。这样的严厉处罚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三）制度辅德

官德在中国历史上是与儒学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儒学的实践。历朝历代统治者不仅把官德作为一种为官思想基础，而且也是官僚体制运行的一个很重要方面，贯穿于官吏的选拔、考核、任免、升迁。

1、选官重德（选拔官员要看品德）

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官，是重才还是重德，还是德才兼备？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但总的来说，不论是哪个朝代，占主流的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有才无德者不可。之所以为什么一定不能用有才无德的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春秋战国时期智伯被灭一事的评论可以借鉴：

智伯之死也，才胜德也。春秋战国时期，晋出公的时候，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智伯，其才华过人，智伯继位后，率师伐齐、郑，显露了才干，树立了威望，壮大了智氏的势力。成为晋国势力最强大的封主。但是贪图财货、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没有仁德之心。后赵、魏、韩三家联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赵襄子擒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提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承认智伯有才，但智伯之亡，恰恰是因为他的德方面不足的缘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历害。智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司马光此论意在告诫领导者，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愚人顶多办事不力，小人则力足以亡家灭国。慈禧太后就曾当着袁世凯的面，说过同样的话。可是清末那个乱局，也只有袁大头能够收拾得了，或者说他羽翼已成，最终是连江山都收拾到他的屁股底下去了。所以唐朝的李勣，临终前交代後事，警告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者，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官吏是国家统治的具体实施者，权力大，责任重，关乎国家百姓命运，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首先必需官德好，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所以说官职“授有德则国安”（《管子》），授无德则国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汉王符《潜夫论》）。秦朝在选拔考察官员时，最主要是两条，除了明悉法律令，第一条就是讲道德，秦简《为吏之道》规定了官吏应具备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并将其概括为“五善”、“五失”。五善是：忠信敬上，即忠顺于朝廷，尊重上司。清廉毋谤，即廉洁奉公，任劳任怨。举事审当，即处理政事要谨慎，妥当。喜为善行，即多做好事，利国利民。恭敬多让，即谦虚为事，诚恳待人。“五失”是：夸以世，即防止夸夸其谈，滥唱高调而不务实；贵以大，即防止好大喜工，不实事求是；擅制割，即防止自做主张，越权行事；犯上弗知害，即防止犯上做乱，目无法纪；贼士而贵贝货，即防止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只重视钱财。凡做到“五善”，而无一失的秘书官吏予以升迁授爵；如有一失或多换者，予以削爵，降职，罚货，罢官直至处于死刑。“五善”“五失”是作为区分“良吏”、“恶吏”的主要标准。

到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后汉书·百官志》)“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

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唐朝从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居首位,才能政绩居次,对官员的考绩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六典》卷二·《吏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的这种“德”重于“才”的观点,几乎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员选拔的基本精神。

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明朝高拱也提出：“才德兼者上也”，“若夫钧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备之人，而厥其一者，断不可为也”。

2、考绩与监察重德（考核官员重视品德）为了对官员的德行进行监督,古代还建立了考绩制和监察制。考绩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通过特定的手段和途径考核官吏的德、才、绩,以决定官员的升贬奖罚,其中特别突出对“德”的考察。

如唐代具有严密而完备的官吏考核制度，以“四善二十七最”作为对官吏的考核标准。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始勤匪懈”，这是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二十七最”则规定了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各个部门的长官依据这一考核标准，每年评定属官的行状，分别列为九等，并给予一定的奖惩。宋代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官吏们只要在任内不出错就可升迁，因而各级官吏苟且因循，坐待升迁。元代则沿袭了历代汉族地主政权的考核制度。

明代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通过“考察法”来实现的。所谓“考察法”，即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法考察官吏。考察又分为“京察”和“大计”。“京察”是每隔六年对中央官员进行考察以决定去留。从州县到府道司，三年一次，层层考察属官，再汇总至督抚复核，造册上报吏部。这种考察地方官的制度称为“大计”。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致使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逐渐成为虚文。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京察”和“大计”制度，并一概改为三年举行一次。

同时通过严格的监察制度，对官员的德行进行监督。监察制是中国古代吏治的又一重要手段,其监察制度分为御史监察系统、谏官言谏系统，主要是运用弹劾手段;谏官又称言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以谏诊言,审核诏令奏章。在秦朝时设监御史巡查各郡县，汉代实行刺史监察郡县制度，唐代御史巡察使地方按“监察六条”进行，按《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记载，监察六条：“第一，察官人善恶……” 监察使以《六察法》监察地方各级官员的品质善恶，为官优劣，有过则纠评，有功则奏闻嘉奖。自后历朝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来巡视各地，考察地方官员风纪，对社会舆论或者举报的地方官员道德作风问题或者徇私枉法诸事，一概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即便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只要是有伤官体的，也不放过，如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一个侍郎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而且监察官必须由品德高尚的人来担任,监察标准上体现着德才兼察的特色,如汉朝的《监御史九条》、唐朝的《六察法》、宋朝的《训饰百司诏》等,但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吏治中的德治思想。

四、古代官德教育对现代的启示

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五德”用人导向，广开进贤之路。胡锦涛强调，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一）加强官德教育

（二）选拔官员重视考察德性修养。加强民主推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