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共6篇）

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篇1

法理学研究的对象

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法的产生、法的发展、法的本质和特征等等，这些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法理学所要重点讲述的内容。第二，法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法社会学包括：法与政治、经济、国家、道德、科学文化等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同时也要研究法对这些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反作用。第三，法发挥作用的机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法的创制、实施及实现、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违法与法律责任等。这三方面的具体内容是法理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包括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的运作问题。

法理学研究的这三方面是法学最基本的问题和最基本的规律，这些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是学习法学其它课程的前提。我们研究其它的部门法学必须要首先了解法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这些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贯穿于其它部门法中，所以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篇2

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研究多侧重于新闻工作者的虚假新闻、中外新闻工作者的对比分析、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一些问题对策等,几乎都是从宏观上分析的,而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长脖子老等现象”结合起来,从微观、具体角度探析的寥寥无几。鉴于此,本文贯穿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论,以“长脖子老等”现象为切入点,以期共同探讨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对于当前新闻学理论建设和业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1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新闻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所提出的特殊要求。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是维护新闻工作者形象的重要方面,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对于维护媒体公信力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和服务社会与公众的责任,这种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客观性,也决定了对其从业人员素质的高标准、高要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这需要道德的外在制约,也需要个人的自律。

2“长脖子老等”现象研究

《新闻界人物》丛书中提到的新闻界人物邓拓,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的组织领导工作,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他说,“有两类记者,一类像鹰,他们飞得高,看得广,看中了目标,直扑下来,一下子就能抓住新鲜的问题;另一类却像南方一种叫做‘长脖子老等’的水鸟,他们老是等在河边,只等等流到嘴边的现成的东西。无产阶级的记者,应该学习做雄鹰,而不能做‘长脖子老等’的”。[1]

“长脖子老等”这种鸟的比拟真是恰到好处,绝妙之极。它是泛指记者不深入一线,扑捉不到新鲜的素材。“长脖子老等”现象已是非常常见。比如,“习近平北京打的”“微信将收费”“在京坠亡女孩遭性侵”等之类没有依据而想当然的所谓的新闻,还有四月中旬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的诸多新闻审判等,这些都是缺乏新闻专业主义,不深入一线的表现与后果。

相比“长脖子老等”现象,河南日报摄影记者,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王天定就表现得特别棒。他长年坚持在基层采访,跑遍了全省158个市、县、区的1000多个乡镇,每年在基层采访的时间都在250天左右,见报照片在400幅以上。他的新闻摄影作品《棉农疼爱专家》获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并多次获得省级以上新闻奖项。“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得不够近。只有冲到新闻现场,才能拍到有视觉冲击力的新闻照片。”

每当采访重大突发事件,王天定总是冲锋在前,“心明眼亮下基层”:1996年8月,黄河突涨大水。王天定星夜兼程赶到濮阳段黄河大堤上,坐快艇来到被洪水围困的村庄,拍摄了解放军解救被困群众的一幕幕感人场景;1998年8月,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王天定一个月里跑遍了湖北境内的沿江大堤,在狂风巨浪中拍摄了一幅幅解放军官兵抗洪抢险的动人画面;2004年7月,舞阳县澧河决口,王天定跳进泥水里拍摄新闻照片,长时间的浸泡导致他的双脚溃烂;2007年7月,淮河涨水,王天定连续20多天奔波在抢险第一线,拍摄军民团结共同抗灾的场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冒着余震跑遍了四川省安县、江油许多乡镇,用镜头记录下了河南援建者帮助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的场景;2009年9月,王天定深入4个非洲国家采访河南援建工程。在埃塞俄比亚阿发火山区采访时,冒着50多摄氏度的高温,记录了中国工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筑路的情景等。“实践‘三贴近’,不是在基层,就是在下基层的路上”,这是对其高度的评价。

3 提升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水平的具体对策

因此,做一个合格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要避免“长脖子老等”现象,应像雄鹰一样,“飞得高,看得广,看中目标,直扑下来”,那么,怎么才能避免“长脖子老等”现象,成为“雄鹰”呢?至少应有以下方面。

要多读书,全面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了解新闻工作者“长脖子老等现象”的危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新闻工作者应是一个“杂”家,要通晓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语言学、政治学等,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知识广博。比如,报道地沟油的记者李翔,如果没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懂得亲力亲为,就不一定成功的揭露地沟油事件。

要有责任感,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职业素质。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新闻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所提出的特殊要求。没有道德底线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缺失,是一个失败的职业人。在报道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公正,不要为了个人利益而过分的拔高某人某事,也不要为了个人利益而故意的损他人声誉。比如,2013年4月23日,雅安地震后,中国青年报里的一篇《震区没有“最美”标签,只有职业精神》,语言犀利,颇为赞同。

要多实践,做到“三贴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邓拓说,另一类记者,“像南方一种叫做‘长脖子老等’的水鸟,他们老是等在河边,只等流到嘴边的现成的东西”,这种职业态度是可怕的,同时也是可耻的。现成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即便是真实的,没有感同身受,也不会写出好文章的。记者,是客观事实与群众的纽带、桥梁,新闻失实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拟态环境”“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现象告诉我们,媒体要坚持客观报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突然想起“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海明威的一句话:在压力下,更要保持优雅。记者,正直的记者何尝不应该这样呢?

参考文献

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篇3

关键词：立法法理学;独特性;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1006

收稿日期：2014-03-01

作者简介：曹琼琼（1992-），女，河南郑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法理学。

①

本项数据来源于CNKI知网，将时间限定于2010年，在核心期刊上，以关键字为“立法”，在学科领域“法学理论”中进行搜索，即可得出本项数据。

The uniqueness and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legisprudence

CAO Qiong-qiong

（ school of law，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Legisprudence， a jurisprudential study of legislation， is a new branch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jurisprudence. As a newly-emerging subject， it isnt well known by domestic scholars， nor are its uniqueness and significance recognized by many scholars. So fa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remain unimproved. Due to the distinct uniqueness of legisprudenc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legisprudence so as to promote scholars attention to and discussion of legisprudence.

Key words：legisprudence; uniqueness; research objects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11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中国一直处在一个迅猛立法的时代，立法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可谓是世人瞩目，然而，有谁曾对这些立法的质量做一个总体的或者单个的评估吗？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判断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这些回答都是否定的。让我们从数字上直观的看一下：在核心期刊上以关键字“立法”在法学理论的范围内进行搜索，90年代，有关立法理论的文章每年只有不到5篇，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10年，保持在每年10篇左右，而与之相对的是部门法立法相关文章的大量涌现，就拿2010年来说，有关立法理论的文章有12篇，而有关部门法立法的文章

则有156篇①。有关部门法立法的文章有力的推动了部门法立法的发展，但却鲜有人从法理学的视角关注我国的立法状况，或者从学理上提出立法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分析立法质量的优劣。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保证我国立法活动不断优质发展的基础。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法理学的视角去研究立法问题，推动立法法理学的发展。

一、什么是立法法理学？

（一）立法法理学概念的提出

立法法理学这个名词，据叶竹盛考证，最早由美国的法学教授朱利叶斯·柯恩使用。“柯恩不满法理学过度倾向司法现象的研究，认为既然是有关法律的理论研究，就应该同时包括立法和司法，为此他将法理学概念（Jurisprudence）拆分成了两个单词：立法法理学（Legisprudence）和司法法理学（Judicativeprudence），以示对立法的法理学研究的重视。”[1]114后来，美国学者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以及比利时学者卢卡·温特根斯（Luc J. Wintgens）也非常重视对这个概念的研究，后者更是于2007年创办了学术期刊《立法法理学》，成为研究这门学科的重要阵地。

（二）立法法理学的独特性

立法法理学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不同于通常从属于政治学的立法学，其独特性在于以法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立法问题，这种法理学的视角既包括法理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也包括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在研究对象层面，立法法理学和立法学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关心立法主体及其权力的运行过程，相对来说并不太关注立法的结果;而前者的立足点主要在于立法结果，并由此回溯到产生这个结果的立法过程及立法者。”[1]119对立法结果，也即“良法”，的追求是立法法理学的主要目标，也是决定它学科地位的原因。那么就研究对象来说，立法法理学总是关涉价值取向的，因为对“良法”的回答不同，对立法各方面的要求也就不同。

在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层面，我认为立法法理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立法法理学的分析工具不同于立法学。立法学主要是以立法权为中心来探讨立法原则，立法规划，以及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在立法活动中的地位。对立法权的研究虽然也是立法法理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立法法理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是价值论，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去看待立法权力的设置以及立法程序的构造。第二，立法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类似却不同于部门法的立法研究方法。在研究部门法的立法时，通常会用到比较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方法，以此来考察某个具体问题立法的必要性和适当性，这也是立法法理学在进行立法论证时的主要方法，但是立法法理学更可能用到法学理论本身所独有的一些概念性的分析工具，如哈特所谓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德沃金的融贯性原则等等。endprint

笔者将立法法理学与立法学和部门立法研究进行对比只是为了让读者对立法法理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并不是要在这些学科之间建立一道围墙，相反，我很赞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所提出的反对知识的零碎化，以及坚持让社会科学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的观点，立法法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亟待吸取百家理论以充实自己，同时对立法问题的研究也应该从不同视角来看待。

二、立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温特根斯在文章中认为“立法的理性性质要求一种原则性框架。……这个框架由四个原则构成，即可替代性原则，规范性密度原则，快捷性原则和融贯性原则。”^[2]之所以这样建构，是因为温特根斯是以一种从自由的道德和政治限制之间进行衡量和平衡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立法理论，“他的兴趣点在于开拓‘前立法阶段的法理学空间”[1]114。在我看来，温特根斯的框架只在于讨论“什么是良法”以及“怎样论证法律”，他所提出的四个基本原则正是论证法律是否为良法的工具。

笔者认为这个框架比较狭窄，如果能从逻辑上梳理立法法理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并以此来建构立法法理学，那将会是比较全面的。我认为立法法理学主要需要考量以下四个问题，首先，从应然方面来回答“制定法律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立法法理学的起点。其次，从立法的过程上来说需要回答“谁来制定法律”以及“如何制定良善的法律”。最后，需要对立法进行论证，即“如何论证某项立法是否良善”以下我就这四个问题出发来梳理立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制定法律的目标是什么？

制定法律的目标换句话也就是在问“什么是应该追求的良善法律”？这大概是最能代表法理学，也是法理学范围内探讨的最普遍的问题了，放在这里似乎显得过于不切实际而且多余了，但是这却是立法法理学的起点，也是立法法理学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不过要在此处讨论这个问题确实是天方夜谭，在此处笔者只是想指出这是立法法理学之所以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必然性所在，立法法理学与法理学既有着深刻的联系，同时在研究的对象也有着独特性，相比较来说立法法理学研究的“法律”的范围较为狭窄。

第一，什么是此处的法律？此处的法律所指的既不是埃利希所谓的“活法”，也不是霍姆斯所指的“法官的活动”，而是指在主权国家内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法律。第二，什么是“良善”？法律的“良善”可以分为程序上的合法律性以及实质上的合理性，其中程序的合法律性是法律优良的基础，实质上的合法性则涉及价值判断和多方面的考量，这将会在第四个问题中详细论证，当然，立法程序是否合理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这将在第三个问题中详细回答。

（一） 谁来制定法律？

1.单一立法者还是多元立法者？

对这个问题最直观的解读就是将其看成是君主制与议会制的对立，这在霍布斯的主权学说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他将君主制与议会制相对比并百般为君主制辩护，他最有力的辩解是“君主绝不可能出于嫉妒或利益而自己反对自己，但议会却经常因为意见分歧而相互反对，甚至引起内战。”[3]92如果说这种直观的解读在启蒙时代还有争议的话，在现代国家，至少在理论上，都已经承认了议会制立法机关的民主意义，并将其作为体现“人民主权”的最佳方式。但是，在一种默认的观念上，不管是大多数学者还是民众都将立法机关看做是单一的主体，他们都忽视了立法机关内部的分歧与多元性，只关注立法机关将不同意见融合之后形成的最终结果。如果坚持这样看待立法机关的话，那么也会忽视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的交锋，以及立法程序对这种分歧意见的保证与否等等关涉立法法理学的内容，最终也会走上法学理论司法化的道路。“现代立法机关并不仅仅是回应分歧;它们把分歧内化。”[4]50立法机关并不是带着不同面具的同一人，而是带着巨大观念差异的不同人，只有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我们才能去探讨立法过程中立法程序的合理性、立法者意图的效力等问题。

2.立法者的意图。

法律规范不言自明的被我们视为立法者意图的产物，但是沃尔德伦却怀疑法律文本中所包含的立法者意图。他论证道，我们的立法机关遵循的是多数决定的法则，然而这个法则很可能会使投票结果成为任何立法者都不同意的结论，这时，法律并不是立法者意图的体现，或者说不能仅仅因为一部特定立法有一个语言上的意义，它就必须体现归之于语言使用者的特定意图。但是反对的声音也随处可见，如有的学者就坚持认为文本必须被用来体现某一特定的意图。

学者们之所以对立法者的意图性进行如此广泛的探讨主要是因为这么一个理论：在某一项法律生效之后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立法者的意图来进行法律解释，并以此来指导法官的司法活动。那么，首先让我们搁置上面的争议，假定法律文本是立法者意图的体现，但是是否要遵守立法者的意图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第一，立法者的意图指的是哪些立法者的意图？是投赞同票的大多数立法者的意图吗？不一定，因为最后的法律是不同意见者相互让步、妥协后达成的结果，它与立法者原初的意图可能并不一致，因此这些立法者发表的看法可能并不与立法的真正意图相融。第二，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否考虑到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而依照从法律文本中所体现的意图进行解释可能与真正的立法者意图南辕北辙。第三，立法者的意图能在多大意义上作为权威性解释被适用于具体案件？

我们对立法者的看法总是有一些默认的知识，这种知识建立在将立法机关看成是单一主体的基础之上，而这也来自我们对立法理论知识不关注和缺乏。

3.立法者权威的来源。

此处的“权威”不同于“权力”，在立法法理学上，研究的对象不是实体上一个制度内立法者所具有的实际权力，而是在应然意义上立法者权力的来源，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要服从立法者”，特别是当我们将立法者看做是分歧的不同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发起人的观点或者是立法中多数代表的观点”。这其实涉及到根本上代议制设置的正当性来源这个问题。endprint

最早关涉于此的论述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贵族制的辩护，他认为由许多成员汇集他们的知识，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定能够比单独任何一个人所能给出的答案更好，因为“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5]164因此，民众应该由多数人来治理。如果我们考察拉兹的权威理论，会发现他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具有某些相似性。拉兹（Joseph Raz）提出了五点证明政治权威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其中主要包括，权威更聪明，权威拥有更少偏见，根据权威行动能够节省成本并获得最大程度的良好结果[6]68。这两种观点都将“权威”实在化了，就是说，都以“权威”所能带来的实效，所产生的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功用来论述“权威”的正当性。那么疑问就是，如果一个少数派的公民或立法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比法律规定的更明智，那么他为什么要服从法律呢？

沃尔德伦认为，议会制立法者权威的来源是立法活动对大众和分歧的尊重。“首先，它尊重他们关于正义和共同善的意见之差异，它并不因为想象的共识的重要性而要求贬低或者掩盖每个人真诚所持的观点;其次，它通过程序具体体现了尊重每一个人的原则。”[4]138尊重差异和尊重他人是民主所要求的基本原则，那么沃尔德伦也就将立法者的权威与民主的过程和要求直接联结起来了。这样真的能够解决立法者权威的来源这个问题吗？还有待学者们之后不断的探讨。

（二） 如何制定良善的法律？

1.立法过程的性质。

立法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从应然意义上的法律到实然意义上的法律不断展现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在总体上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以哈特（H.L.A. Hart）的观点来看，次级规则的运用就是立法。立法过程就是一群代表通过运用按照自身所接受的承认规则、制定规则和改变规则来确定有效的规则和无效的规则，并将他们认为是有效的规则上升为法律，而将无效的规则剔除出法律的过程。在一个没有次级规则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对于规则是什么，或对于某个既定规则的精确范围有所疑问，将没有任何程序解决这个疑问的程序。”[7]85那么这种第二性规则为什么有效呢？哈特认为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使用这条规则作为最高效力的承认规则”[7]97。哈特以这种“事实性”次级规则来看待立法过程是合适的吗？至少在恩吉施（Karl Engisch）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他认为，对于价值相对主义，其毕竟不能发挥何等作用，因为所有人或多数人的确信毕竟仍不过是一件事实，并不能正当化一种价值判断。巴托鲁斯（Bartolus）的观点也与哈特的看法不同，他是从市民习惯法的角度来看待立法过程的，他认为立法过程只是人民生活习惯的成文化，议会并没有在做什么，除了将人们本身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制定为法律之外。

2.议事规则。

（1）多元性状况。

现代议会之所以需要复杂的议事规则，其基础就在于主体的多元性。似乎看起来是人数越多越能显现不同的观点，其结果好像也就越民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么多的人数聚集在一个场合共同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所带来的麻烦，“就这样一个机构对共同问题立法而言，其成员就必须能够彼此交谈，以致每一个人都贡献其洞见和观点，包括在某些方面他所对话的其他立法者都未曾经历到的。但是，正是使得这种互动成为可欲和必须的原因也使得以下绝无可能——成员能够继续进行协商就像他们在朋友间进行一场无限制的谈话。”[4]94这就涉及到议事人员的同质性和多元性问题，在多元性较强的议事机关中，它所要求的议事规则与同质性较强的议事机关所要求的议事规则是不同的，它可能需要更多的规则去适应针锋相对的辩论，或者是要求更精确没有歧义的法律文本。因此，在一个立法机关中，它的组成人员的同质性与多元性是需要考察的，而且也是需要关注的。

（2）初始文本与辩论。

议事过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个由大多数人同意的法律文本，那么在议事过程中大家所面对的初始文本正是议事规则的核心。“有序讨论要求聚焦于确定性文本以作为讨论的动议：无此则讨论者不能确信他们的对话彼此不相冲突。”[4]108以文本为中心是讨论者都按部就班的就同一个细节问题进行探讨，并将其反应在大家都同意的文本中，如果每一个人在发言时所谈论的主题都稍有变动，那最终将一无所获。在一大群人讨论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完成而急于进入下一阶段，有些人则可能在这一议题过去后探讨下一议题时又对这一议题有不同的、崭新的想法，也有可能出现的是经过了长期的辩论之后，对某一问题始终不能达致一致意见，那么在这些情况中，如何维持议事的一致进程与议事高质量之间的平衡，如何既尊重每个人的观点又保证议事的效率都是需要详细考虑的。

3.投票。

（1）投票的任意性。

投票最为制定法律的决定性程序常常受到学者们的怀疑，这些学者的忧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忧虑。立法针对的议题关涉的是重要的个体利益平衡点在何处，并且如果不认真关注，那么就有“一些人的利益将会被压制或者受不公正对待”[4]114之危险。第二，多数决定以及其他任何总加的方式都不能从大量的个人偏好中理性地构建一个融贯的集体偏好，立法上的多数决原则可能会导致立法在内容体系上的不融贯，在目的上的不明晰。对投票的任意性的怀疑使得学者们开始追求另一个看似更好的出路：协商民主。

（2）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多数决定的逆反，它的逻辑在于这样一个理念：“真诚地论证就是提出他人应该接受的理由;对于两个或更多的人来说，坚持论证就是注意到了并且追求这种可能性;最终，同样的考量会使他们所有的人信服。”[4]116照此观点看来，由多数决定的投票程序应该成为议事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事项，取而代之的是详细而又复杂的理性商谈。然而，沃尔德伦却对协商民主的基础保持怀疑：两个理性的人真的能够通过真诚而理性的商谈最终达成共识吗？如果不能的话，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endprint

人与人之间意见的不同不只是因为动机上的不一致，更深层次的是人们甚至在基本原则上都不一致，我们不能否认两个理性的个人经过充分的协商之后仍然会有分歧这个事实。若是如此，协商民主终究离不开多数原则的运用。但是，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到，投票是最后的铡刀，必将一部分的意见所代表的利益排除在外，而协商民主所提出的观点至少对将这种排除减少到最小化具有重要意义。

（3）多数决定的权威性来源。

虽然同样都是讨论权威的来源，但是此处的多数决定的权威并不同于上述所说的立法者的权威。立法者的权威来源所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安排议会来进行立法”的问题，而多数决定的权威来源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立法者的权威来源总体来说可能被看做是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以及精英统治等观念的混合产物，而多数决定的权威来源则更加不可捉摸，因为这个规则几乎可以称作是为全部人接受和遵守的次级规则了，它不仅展现在立法过程当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那么要质疑这个终极规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了。但是，就如同强奸是一种犯罪一样，即使在强奸成为一种常态的社会里，强奸妇女也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因为它自身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多数决定本身的普遍适用也不能成为其正当化的基础。

沃尔德伦的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他建议我们回归到多数决定本身的纯粹性质，一种技术性措施，来看待多数决定。作为一种技术性措施来说，多数决定的作用就是要进行判断，是我们在共同行动中所不可缺少的判断方法。“它可能是我们发明的技术程序，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在道德上可尊敬的方法，而其他技术和传统则不可能”[4]137。多数决定的合理与否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而我们所要探讨的并不止于此，这种技术性措施能否改良或能否被边缘化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三） 如何论证某项立法是否良善？

首先我们应该对立法论证进行概念上的明晰，以使立法法理学上的立法论证有别于立法学上的立法论证。我希望能够通过分类的方法，缩小立法论证的概念范围，并找出其中应该属于立法法理学意义的立法论证。

第一，从时间上来划分，立法论证可以分为立法前的论证和立法后论证。立法前论证是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去调整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是否是合适的，主要包括立法的必要性论证和立法可行性论证。第二，以对象来划分，立法后论证可以分为合法性论证和合理性论证。合法性论证指的是最狭义的合法性，也就是合法律性，再对对象进行细分的话，可以分为立法权行使的合法性论证，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论证以及法律内容的合法性论证。这种内容上的合法性主要是指立法是否与上位法或宪法相冲突。第三，从层次上来划分，法律内容上的合理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表层合理性是指立法语言上的合理性，关涉的是法律的明晰性、确定性;中层合理性是指法律文本在体系上是否具有融贯性;深层合理性是指对法律内容的目的合理性及价值合理性的考察。

我国传统上立法论证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立法必要性论证，立法合法律性论证，以及立法可行性论证，但是我认为，这些研究应该被排除在立法法理学的范围之外。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立法必要性和立法可行性的论证无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属于法理学领域。以物权法的立法为例，如果要对其进行必要性论证，那么其理由可能存在于经济学领域，物权法的立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没有确定的物权基础则会给交换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其理由也可以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我国目前要推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需要物权为基础的商品流通。那么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法学的研究对象，而属于其他学科的范围，因此这两项论证不应该包含在作为法学之下的一个学科的立法法理学之内。

第二，关于立法合法律性的论证不应该是立法法理学的内容，此处的合法律性指的是立法权的合法性和程序上的合法性。立法当然应该在权力行使和程序上合法，但是这种合法性是不需要过多的论证的，它与立法程序的研究是不同的。立法法理学上的立法论证应该是以立法的实质合理性为对象的研究。立法程序本身之所以是立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立法程序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立法结果是否合理，一个不合理的立法程序很可能因为不能使得部分人的声音被听见而造成立法结果上的不适当。但是立法在程序上是否合法的论证本身只是对该项立法在形式上的考量而不是对立法实质内容的考量。同时，应该明确，对立法在内容上的合法性的论证应该是立法法理学的一部分。

由此，笔者将立法论证锁定在立法之后对立法内容本身进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上，立法法理学上的立法论证应当以法律文本内容的合法性为基础，进而思考其在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叶竹盛.面向立法的法理学：缘起、理论空间和研究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1-19.

[2] 温特根斯.作为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的立法法理学[J].比较法研究，2008（4）：151.

[3] 霍布斯.利维坦[M].吴克峰，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4] 沃尔德伦.法律与分歧[M].王国柱，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恩裕，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6] 拉兹.自由的道德（第二版）[M].孙晓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7]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秘书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篇4

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科学。

2、秘书学是一门怎么样的学科？

秘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其一：秘书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需要，其二：秘书部门是管理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秘书工作是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秘书工作的核心是辅助管理，为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服务。

3、秘书学的实践性强，是由它所具有的应用科学性质决定的。

4、秘书学的研究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秘书学是应用科学，决定了它较之与其它学科

更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大量的秘书工作实践中提炼出理论，二是理论要以指导实践为依归，坚决摒弃热衷于搞名词搬家、术语爆炸的作风。

2、运用比较的方法：是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

3、注重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学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4、高校教师与秘书工作者合作

5、秘书的定义：从事办公室程序性工作、协助上司处理政务及日常事务并为决策及实施提

供服务的人员。

6、从不同的角度，秘书可分为哪些类别？

一、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划分，可分为公务秘

书和私人秘书两类。

二、从所属部门划分，可分为党务、行政、军事、司法、经济和文化秘书等。

三、从具体的工作划分，分为文字秘书、机要秘书、通信秘书、信访秘书、事务秘书、外文秘书、生活秘书。

7、秘书的层次如何划分？一：秘书人员所在的机关、单位，其级别有高有低，可分为中央、省市和基层三个层次，因而相应地有三个层次的秘书：高级、中级、初级。二：高级秘书指秘书长，中级秘书一般指文字秘书，初级秘书指从事一般日常工作的秘书。

8、秘书的职业道德：

1、热爱工作、甘于平凡

2、自尊自重、克己奉公

3、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4、严守机密、提高警觉

9、秘书的能力：

1、办事能力

2、交际能力

3、表达能力

4、操作能力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 篇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人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上了名牌大学尤其是国外的名牌大学、考试得了高分、智商很高上了少年班之类，就是成功的标志。于是，“哈佛女孩”、“耶鲁男孩”之类，就成了莘莘学子竞相追捧的对象。也有人认为，官做得大、钱挣得多，就是成功的标志。于是，很多人以官职和财富作为目标，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其实，学历、学位、毕业院校的牌子等等，只是一些有利于人生成功的外在因素，而非成功本身;官职高、财富多，也只是有利于成功的外在条件，也非成功本身。

衡量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不是学历和学位，也不是官职和财富，而是对社会的贡献。大家敬佩钱学森、丁肇中，不是因为他们有高学历，而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创造;人们认为比尔·盖茨、李嘉诚成功，不在他们富裕，而在他们对社会的捐输。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是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什么样的法律现象才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篇6

【60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一个孩子自己爬到桌上下不来，开始哭泣，如果他哭到声嘶力竭妈妈还不来，这是“坏妈妈”。如果哭到焦虑，但未到顶点，妈妈来了抱他下来，这是“60分妈妈”。如果孩子一哭，妈妈就把他抱下来，那就是“完美妈妈”。生活中有很多完美妈妈，她们会时刻监视着孩子，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高度控制。完美妈妈无法忍受孩子把衣服弄脏或不小心摔跤，不允许孩子出错，不能忍受孩子的不完美。

从深度心理学看，在完美妈妈的潜意识里，孩子的不完美会导致母亲的全能感受挫而感到焦虑。这样的妈妈的控制行为会导致孩子的无能甚至心理、人格障碍。

【父母应将孩子“温柔推开”】在心理学意义上，心灵的成长意味着孩子跟父母的空间距离在扯远，孩子的人格成长得越好，他们越是有能力远走高飞成就事业。但是，很多父母会混淆这两种分离，做出妨碍孩子心理成长的事。

深层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做“温柔一推”，意思是，在成长过程中，父母要有意识“温和地把孩子从身边赶走”，以便孩子更好成长。每个孩子心理都有独立和依赖两种愿望的冲突，父母应该更多支持孩子成长的那一方，因为独立的方向就是成长的方向。

分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和幸福。健康成长的孩子，是成功与家庭分离的孩子，这样孩子的特点和外在表现是：内心和谐，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发展自己潜能的倾向，富有创造性，独立自主，能够享受生活，有更高的现实成就。

【过度上网的孩子】即所谓的“网瘾”，是孩子在现实层面攻击性被压抑的结果，因此转向虚拟世界，

孩子在家庭中缺乏自由和自主权，内心的攻击力一直向内压抑，最终崩溃而导致行为失控，自制力失控，情感失控。所以心理医生对于过度上网孩子干预的重点不在孩子身上，而应该在家庭关系上。

【溺爱不是爱，是控制】父母用爱的名义来控制孩子，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比如一个孩子往前爬着，要去拿一个玩具，母亲立刻就帮他拿过来递给他。其实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孩子，你是没有能力的，你只能依靠我，你永远离不开我。从小就一直这样的教育，长大后，孩子的潜意识就会是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永远需要依靠他人。

【妈妈的潜意识】一个女孩从小缺少关爱，因为她的妈妈工作很忙常常没空来学校看她。在这个女孩长大也当了妈妈后，也把孩子放在外婆家，往往一周才会去看一次。以深度心理学视角可以看到这个女孩这么做的深层原因，是因为所有母亲在潜意识里都想把孩子制造成最理解自己的人。

【哮喘是妈妈导致的】幼儿与母亲的关系过于紧密，容易患哮喘。这是因为母亲对于幼儿的照顾让幼儿在潜意识中感到“窒息”，无法呼吸，这样的幼儿容易形成依赖性人格，因此很多哮喘的孩子应该做心理治疗。

【叛逆期】根据深度心理学，孩子的叛逆期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父母还想以以前的方式来管教孩子，潜意识中并不期待孩子长大，怕孩子长大后就离开自己。如果孩子不反抗，不表现出叛逆，那才是糟糕的事。

【父母的焦虑】父母严格管教孩子学习，这其实是父母把对未来的焦虑和不确定，传递给孩子。只有看到孩子在学习，才能减轻他们自己的焦虑。而一个除了学习外，什么都不让干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惧怕异性，不敢追求女孩子。爱被压抑在潜意识，意识层面则表现为恨和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