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精选4篇）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篇1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 “褐裘复絁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这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篇2

白居易一生感时伤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样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却将一段爱情故事写得凄切婉转、荡气回肠。由此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白居易的感情生活。

白居易的父亲曾在徐州任职，白居易随父亲在徐州居住过一段时间，并与邻家女孩湘灵产生了恋情。湘灵比他小四岁，活泼可爱，精通音律，两人成为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精通音律的女子，好似白居易心中的湘灵。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二十七岁，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湘灵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前两首都抒写了自己的思念之苦，以及湘灵对自己的思念，如：“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长恨歌》中唐玄宗与杨贵妃马嵬坡一别后，“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都借“泪流”与“孤灯”表达相思之苦。

第三首题为《长相思》，如实地写出了这段恋情的苦衷：“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是说两个人虽然相互爱恋，但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长相厮守。同时，在这首《长相思》中，也能够看出白居易日后所作《长恨歌》的影子：“愿做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做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我们从这三首诗可以清楚地看出, 白居易与湘灵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相恋, 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之后双方不但苦苦相思, 而且考虑过结为秦晋之好的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 高攀不上白居易。因此白居易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二十年 (804) 秋，白居易已三十三岁，在长安做校书郎，他需将家迁至长安。临走前白居易才悄悄去和湘灵姑娘告别。因为怕惊动别人，见面的时候二人既不敢说话，又不敢大哭。这种极度压抑的痛苦和愁闷于是尽数体现在了《潜别离》诗中，白居易写道：“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口，鸟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千百年后，读了依然让人黯然泪下。《长恨歌》中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生死别离时：“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同样让人唏嘘不已。

元和三年(808)末，白居易已做了左拾遗，这时的他已三十七岁了，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虞卿的妹妹结了婚。白居易婚后和夫人关系并不坏，但白居易仍然时时想起初恋情人湘灵姑娘，直到元和七年(812)和八年(813)还写诗思念湘灵。一首题为《夜雨》，另一首题为《感镜》。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贬谪途中，大概是天意怜人，白居易竟然再次遇到湘灵。经年分隔，年少时九曲柔肠的痴恋和多年的别恨顿时历历在目、涌上心头。白居易禁不住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白居易此时已经四十四岁，湘灵当时也已四十岁了，依然遵诺守身未嫁。在此诗中白居易叙说的口吻已经平和很多，远不如《潜别离》沉重，但不经意间的一个“恨”字，还是把心事毕露无疑。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无法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长恨歌》的写作竟然也是源于一次机缘巧合。元和元年(806)，三十五岁的白居易正深深陷于对湘灵无比的思念中，来到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游仙寺游览，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白居易写下了《长恨歌》。在创作的过程中白居易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赋予其中，写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间让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所以，这大概也是很多人认为主题是写爱情的原因。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长恨歌同时也是白居易和湘灵的长恨歌。恨长相爱，但不能长相厮守。《长恨歌》通过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准确把握了人物个性，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塑造了唐玄宗、杨贵妃这两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格调婉转缠绵、凄艳动人。全诗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六句，叙写杨玉环被选入宫，以及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既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承欢侍宴无闲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人之常情，又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失度荒唐，还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艺术夸张。第二部分写安禄山起兵后唐玄宗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悲剧。第三部分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唐玄宗看到太液池的芙蓉和未央池的柳就想到杨贵妃的容颜，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写夜间唐玄宗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第四部分写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在虚无缥缈的仙山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花冠不整下堂来”、“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第五部分写杨贵妃的话，极言生离死别之恨难消。“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杨贵妃托物寄词，又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尾“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点明题旨，把李杨爱情悲剧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和湘灵心心相印，忠贞不渝，但是却遭到封建家长制的强烈抵制，白居易直到三十七岁才娶妻，而湘灵则终身未嫁。悲兮、恨兮。而传唱千古的《长恨歌》：“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中也分明有着白居易自己和湘灵之间的爱情悲剧所在。

摘要：白居易的《长恨歌》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创造了一个回旋婉转的爱情故事。在诗歌中诗人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赋予其中, 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 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感情生活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广东珠海出版社, 1996.

[2]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白居易《琵琶行》的创作心态 篇3

(一)从永贞(公元805年)革新的历史影响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时的“无情”。《琵琶行》提到“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看似“无情”。从表面上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是因为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笔者按：淮西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与河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沆瀣一气，他们又勾结朝中宰臣，派刺客行刺主战派领导人物，以减轻宪宗皇帝专心剿杀的淮西节度藩镇的危难，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受伤。主战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先后辞世，副宰相欲捕刺客，但刺客很嚣张，副宰相见一句“勿急我，急则杀汝”则作罢。温和派和反战派说武元衡任职宰相两年间，使中原及两河连续突发叛乱，责任在武元衡，武元衡咎由自取。甚至有人上疏“请罢(裴)度官，以安二镇(淄青、成德)之心”。但宪宗中兴，时装度眷顾信任之心甚隆，升其为宰相，把求和的宰相李逢吉及其亲信调离朝廷，裴度得以数年专征淮西，最终削掉盘踞多年的淮西重镇)，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却被指责乃至贬官。朝臣认为，即使是宰相被刺杀，“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白居易)何反忧国之甚也”。作为太子属官，白居易也明白不应该越俎代庖，但朝廷大小官员对此“大唐国耻”都保持缄默，于是白居易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岂料居心险恶者竟然捕风捉影地说白居易浮华无行(疑指白居易父母“舅甥联婚”，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执着于男女自由恋爱)，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裴度后来查验此诗是白居易在熬压尉任上所作，方信无看花坠井之事，裴度奏任白居易为河南尹刑部侍郎事。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令一出，中书舍人王涯(永贞革新时的中间派，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制科案中为翰林学士，审核卷宗时没有回避外甥皇甫浞受宰相李吉甫打击，后死于“甘露之变”)上疏论之，说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理州郡，宪宗追诏授江州司马(由五品赞善大夫降为从九品将佐郎)。

白居易贬官江州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直谏，无异于揭穿了上文所提到的藩镇与某些守旧宰臣及宦官相勾结的微妙关系，而这些人还忌讳着永贞革新中白居易对韦(执谊)王(叔文)之党的支持。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九品闲职的校书郎白居易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为人上宰相书》(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四十四)，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疗救天下人的疾苦。考查永贞革新与白居易的主张，在裁抑宦官、罢免宫市、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等问题上大略相合。

况且，白居易冒犯过众多显贵人物。白居易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子孙赎宅，白居易切谏而止；白居易上《论太原事状》抨击了听命于权宦的藩镇严绶、裴均，还谏止宪宗授予河东王锷平章事。对既有拥立宪宗大功又掌大权的宦官李辅光、刘贞亮(即俱文珍)的跋扈，白居易视若嫉仇。白居易谏阻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他还说宪宗皇帝犯下了大错，宪宗皇帝脸色突变，愤愤不平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白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浙西观察使杖死安吉令、河南尹诬杀太学生等十余事，元稹都加以论奏。之后，河南尹房式犯罪，元稹又加以弹劾，按旧例先停止职务，然后对薄公堂，朝廷召元稹回朝，途中，元稹住宿敷水驿，宦官仇士良夜至，元稹礼节不周被宦官打伤脸皮。宰相及朝臣以为元稹年轻，没有树立威信，有失谏臣体统，因而贬为江陵(今属湖北省)士曹参军，后又移官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论稹无罪，对于争驷馆而鞭辱御史元稹的宦官，再三上奏论理。白居易也累疏切谏。

凡此种种，无不刺激着那些权贵，从而为白居易贬江州埋下了祸根。

父母的“舅甥联婚”及白居易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识声律，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三十多岁迟迟未婚、父亲白季庚死后家庭生活的窘困等等情况都加重了白母的病情，白母陈氏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回老家丁忧三年后，这件事仍被人作为乖违名教，可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不遵守名教的人是不能治理天下的，这无疑剥夺了白居易从政的权利。这是最恶毒也是最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攻击办法!

在这样无耻的污蔑和打击下，白居易的济世之志顿时烟消云散。

(二)白居易怎样做到“无情”和“恬然自安”的?江州崔刺史礼待白居易，白居易因此得闲散。白居易在九江，地近陶渊明隐居地，为学陶渊明提供了方便，陶渊明于是成了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能诗意地栖息在陶渊明的人生艺术与艺术人生的精神境界里也是一大乐事。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人“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朝餐惟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补充道：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悠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早在贞元十九年(803年)他就感到：“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初除(京兆)户曹(参军)，喜而言志》)早期接收的北宗思想在这时又得以滋长。白居易心中知足不辱、贵生乐生之思渐长，“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可以说，在江州的四年多时间正是白居易实现儒释道三教思想交汇的时期，用释、道思想和五柳先生的生活方式来安抚困顿的儒家胸怀是最好的调剂办法。

(三)从白居易与朋友、亲人的情感来看，他又是有情的，有至情的。母亲惨死后，三岁的独生女金銮子夭折，白居易出于名门而无子，至亲亲人的离去使白居易更感孤独。朋友情成了此时慰藉白居易的精神支柱。白官职低

微，生活困难，同科进士、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元稹时常分俸援济。白居易没有钱给母亲买药治病，母亲惨死后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老家，是元稹的关照才使他度过了难关，这份友情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元稹移官四川通州，元稹正患疟疾，听说白居易也贬官非常吃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人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感于“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报以“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舟中读元九诗》)。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不见元稹，白居易往往借助梦境会晤好友，白居易《梦微之(即元稹)》感慨道：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仍津津乐道于这种友情：“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见，友情是白居易此时驱遣苦痛的安慰剂。在山寒水瘦凄凉地，能有“客”和琵琶女这样的朋友是莫名的快慰。长兄等亲人是元和十二年才来看望他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拥有朋友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受连累。白居易与牛党的重要人物牛僧孺、令狐楚相互敬重；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妻从兄杨虞卿后来就被奉为牛党之首。因此白居易与牛党人物关系是密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预感有必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避祸。白居易又与李党元稹、裴度过从甚密。元和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浞皆指陈时政之失，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说：“今陛下明下诏令，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妒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因此招致宰相李吉甫的不快，终为李党及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剪抑。闻琵琶而心有戚戚焉的朋友成了同悲戚共欢乐的天下士人的写照。

(四)从白居易的爱情观来看他的至情至性。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后自彭城令擢拜徐州别驾，白居易居徐州符离，与湘灵互相爱恋。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但父母坚决反对，父母给他包办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因拗不过他而作罢。白居易38岁左右才与杨氏成婚。白、杨夫妻燕婉情深。从《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诗中，可以看出这段纯真、自由、平等的恋情在白居易心中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惨遭商人无情地抛弃，强烈地刺激了白居易的愤愤不平之情。二人思想共鸣之处除了出自京都、才华出众而落魄失意外，爱情遭际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在文人狎妓之风盛行的唐宋时代，白居易也喜欢和歌妓酬和，白居易老年时候仍蓄养多名歌妓。在白居易时代，有的歌妓竟然以会歌唱白学士《长恨歌》来提高身价，但在这场浔阳江边的歌诗会中，与其说白居易和琵琶女是他们指望通过双方的艺术作品彼此提携，倒不如说二人借此以达成感情的共鸣与代偿，暂时弥补彼此身心疲惫的缺憾。白居易完全把琵琶女当成了精神上平等的朋友看待。

[参考资料：]

①据《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与杨虞卿书》，白居易给杨虞卿的信中说：“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庾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

②“舅甥联婚”还是“中表结婚”?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后丁戊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先祖及后嗣》。“中表结婚”：岑仲勉《隋唐史》(415)。两说并存：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笔者认为，中表婚不会被世人所诟病，舅甥婚才为世人诟病。

③据高彦休《闽史》记载，白母因“悍妒”得了心疾以及自杀事件京兆尹裴度曾经过问，又据《香山白公年谱》(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木刻本《白氏宗谱》卷八)裴度辨识其诬，并对白居易加以保护。

④《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新唐书》卷一一九类同。

⑤张学忠毛妍《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⑥《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乃芈姓白公胜后代，有秦将白起等，据白剑《白氏家族考》：白氏郡望太原，曾祖父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自湟又迁居河南新郑。白季庚任职河南时，白居易就出生在河南新郑东郭官宅，白居易丁忧时回下邦闲居。从李商隐为其撰写的墓碑铭中可知白居易以兄幼文次子景受为嗣子。

⑦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四月十日夜致元稹书信。

⑧(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认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积极；牛党消极。在科举诗赋取士及座主门生等问题上，关陇地区牛党中小地主热心科举，山东地区李党则重门第。

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认定应制科的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浞和前进士李宗闵攻击自己，结果主持考试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翰林学士裴珀、王涯被贬。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党争以牛党取胜结束。然而朝臣“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双方之间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核心人物有杨汝士、杨虞卿等；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元稹)。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篇4

摘要：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人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闲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关键词：白居易；苏轼；闲适；创作

一、白居易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白居易其人其诗，对宋人影响颇大。两宋文学大厦的奠基仪式是在五代战乱后的废墟上进行的，而深埋在大厦底层的第一本文学经典，无疑是与“白体”诗创作直接有关的《白居易集》。在当时，手不释卷的情形或许并不多见，但《白居易集》在当日的广泛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苏轼即多次自称“颇似乐天”。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的遭际大都同白居易的命运相似，总是“得意”时少，而失意时多。所以表现其“独善之义”的闲适诗特别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更是巨大。

作为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北宋时期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时代的享乐之风提供了前提条件。真宗朝开始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自居易闲适诗中流露出的恬淡安乐旨趣适得其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人。虽然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杜诗成为文人的新选择。但是白诗并没有被淡忘。

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生活悠闲、俸禄丰厚的文人过着闲适享乐的生活，与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闲适人生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心有戚戚焉。当他们仕途受挫时，又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闲适的人生态度。对白居易的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诗人就是苏轼，如南宋罗大经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1]

二、白居易疏离仕宦对苏轼的影响

白居易安闲、从容的闲适思想对北宋文人影响很大，而苏轼尤甚。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不仅如此，苏轼还曾拿自己与白居易相比，称自己“微生偶脱**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2]“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3]而也正因如此，从宋代起，就不断有人论及苏轼对白居易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敬慕之情。如宋人周必大言：“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4]罗大经言：“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明人田汝成言：“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故摹儇之词，比比歌咏。”清人赵翼言苏轼“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5]苏轼认为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白居易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白居易历尽**后依然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又给了苏轼许多人生的启迪和感悟，所以苏轼从自居易的闲适诗中学习并领悟到了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并体现在自己的诗文中，从而使他的诗文亦呈现出别样的闲适意趣。

白居易在谪居或外任岁月中，纵情于山水、诗酒、声色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同，这是疏离仕宦之后的自由放纵。苏轼在谪居或外任时期也像白居易那样自称“狂”，不过他往往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自然是君王、朝野、功名富贵、勾心斗角等仕宦之事。狂就是放纵性情。在疏远了上述一切的前提下，人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比较随心惬意地享受自由。

因此，和白居易晚年因物质生活充裕而更加追逐甚至标榜闲适意趣不同的是，苏轼的闲适一直是在苦难及坎坷基础上的闲适，所以，他诗文中的闲适意趣应该超越了白居易，是他智慧的心灵经过痛苦的省悟，他那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世间万物而超越诸多烦恼和痛苦后形成的。

三、白居易的生活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关于生活哲学，白居易在信奉“知足不辱”的同时，屡屡强调“心安”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6]“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7]当然，他的“心安”，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筋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序洛诗》）[8]苏轼无疑地接受了这“心安”的理念，所以也常常提及：“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9]不过，苏轼的“心安”的前提却不是一样的。

与东坡同时的黄庭坚便说：“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之四）[10]后人分判更为清晰：“乐天怀知足之情，子瞻多干世之意。”（袁中道《白苏斋记》）[11]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苏轼来到杭州这个“山水窟”中后，一边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似乎要玩儿个够，显示出与朝政党争的疏离，一边却又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其次，东坡对“知足”的解释也与乐天相出入。所谓“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醉白堂记》），所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与乐天的物质享受意识，实则大异其趣。尤其是东坡在远窜南荒、飘泊于蜑坞獠洞的困窘日子里，仍然能发现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并醉心其间，高吟“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诗示之》）这恐怕是乐天所不能实现并称其为“闲适”的。换言之，真正能作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种桃杏》)的，还是苏轼。

四、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及改造

自仁宗朝“西昆体”盛行以后，诗坛崇尚渊博典雅，而鄙薄“白体”之浅易平俗已成风气，苏轼的“白俗”之论当与这种风气有关。苏轼虽批评“白俗”，但对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及其诗的赞赏和偏爱远多于批评。

苏轼既对白居易深怀敬慕之情，他思想上的很多特点也承白居易而来，但在后人的眼中，苏轼却又显得比白居易要“清高”、“洒脱”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轼改变了白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涤滤了白诗中的一些世俗甚至庸俗的习气。这在二人那些抒写闲适意趣和迁谪情怀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苏都有很多抒写闲适意趣的诗作，不过，虽同是抒写闲适意趣，苏轼却改变了白居易喜欢反复叙写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平衡，显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面貌。白诗中诸如“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帏。家人及鸡犬，随我亦熙熙”(《移家人新宅》)之类的诗句俯拾皆是，难免招致“词沓意尽，调俗气靡”、“词气烦絮”之类的讥评。而苏轼虽也曾希望自己能像自居易那样“享晚节闲适之乐州”，但他不像白居易那样不厌其烦地反复絮叨于此，他的《徐大正闲轩》诗即表现出对“闲轩”主人徐人正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闲适”的不满。苏轼诗中的闲适意趣主要是通过对身边事物的静默观察和客观感受自然流露出来的。

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消除了宋初诗人的偏弊，顺应并推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从而使得他的诗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高旷绝俗、清新雅健的面貌。

苏轼对白居易诗的学习和改造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轼之后，宋代很多描写“闲官闲趣”的诗也基本上褪除了白诗浅俗率易、烦絮直白的作风，转而着重通过对身边景物的细致观察显示创作主体心灵的宁静和恬淡。

参考文献：

[1]：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编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本文所引苏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 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所引白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