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长恨歌

2024-10-15

白居易的长恨歌（共11篇）

白居易的长恨歌篇1

白居易的长恨歌 1本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2长恨歌的含义：

白居易的长恨歌篇2

一、讽喻政治与歌颂爱情的矛盾主题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 有所谓爱情主题说, 政治主题说, 双重主题说等。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双重主题说, 认为此诗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 讽喻和同情的交织。我认为这双重主题——讽喻政治、同情爱情, 正是在白居易矛盾思想的指导下写出的看似矛盾的双重主题。

诗的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 这一深深蕴含着作者讽刺色彩的句子, 点开了诗歌的感情基调,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用民谣“姊妹兄弟皆列士, 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生女”, 来进一步抨击, 讽刺其任用内戚祸乱朝政。其讽喻效果更加明显, 其后大篇幅的爱情悲剧描写, 凄苦悲美, 看似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深深同情, 实则是以其悲剧形式警戒后人, 让人看到如此悲剧便是其重色轻国的下场, 不但国家不保还被迫赐死爱妃, 落得“如何四纪为太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李、杨两人也只能“天上人间永别离, 此恨绵绵无绝期”。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给予李、杨的应有报应, 所以其离别写的愈悲切:“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下场写的愈孤苦, “鸳鸯瓦冷霜华重, 翡翠裘寒谁与共”, 相思写的愈凄美“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就越能达到警示后人的作用, 达到其“惩尤物, 窒乱阶, 垂于将来”的写作初衷, 以上也都印证了《长恨歌》的政治讽喻主题观点。

二、杨玉环形象塑造上的矛盾

在《长恨歌》中, 杨玉环既是“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 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 又是李、杨爱情悲剧中值得同情的痴心人。因此在形象的塑造上又出现了由作者复杂情感所导致的矛盾——杨玉环形象“美”与“丑”的矛盾。

首先杨玉环是一个“美妇”的形象, 与身份俗却形象高雅的琵琶女相反, 高贵的贵妃形象却采取了极俗的写法, “温泉水滑洗凝脂, 待儿扶起娇无力”, “回眸-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是侧面写其美, 后来玄宗回忆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是正面描写其美, 这些都奠定了杨的美妇形象, 为了服务于主题, 杨的形象又被“神化”, 她被塑造成一位蓬莱女仙, 不但“雪肤花貌”而且“风吹仙袂飘飘举, 犹似《霓裳羽衣》舞”, 连其哭也是极具美感的,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

杨玉环的形象虽被美化和神化, 但她是“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的现实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她们的形象又必需符合现实, 怎么办?于是作者只是含蓄的表达了一句:“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便掩盖了杨玉环从寿王妃到贵妃的一段丑事。但对其专宠误国白居易也存在着“惩尤物, 窒乱阶”的谴责目的, 因此便不再用隐笔而直接丑化、俗化杨玉环的形象, “承欢待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写杨以色淫乱后宫。“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写其专宠之丑态, 此事在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中“未被君王得见面, 已被杨妃遥侧目”, 也可佐证其善妒。其后虽写其成为女道仙姑却也“云鬓半偏新睡觉, 衣冠不整下堂来”, “全无贵妃之态, 如同瓦肆之妓”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写杨氏外戚扰政误国, 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杨玉环一会是美仙人的形象, 一会又被塑造成一个善妒的红颜祸水, 一个褒姒妲已似的尤物, 这看似矛盾, 但是两个矛盾的形象又各自为赞美和讽喻两个主题服务, 也反映了白居易个人的思想倾向。

三、写作手法上写实与浪漫幻想的并用

写实与浪漫幻想是一组矛盾的写作手法, 可是白居易为了能够更好的突出“双重主题”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写作手法便和谐的应用在《长恨歌》中, 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这首诗的前一部分, 诗人用写实的手法, 露骨的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杨贵妃的专宠后宫, 任用内戚。因为这一部分两人的所作所为都将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也为其日后的爱情悲剧埋下伏笔, 作者对其二人的行为是持批评讽刺态度的,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等, 纪实性的批判也为下文叙事性的诗歌内容埋下伏笔。作者更注意到民愤的重要性, 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用反映社会动态的民歌、民谣“姊妹兄弟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来进行抨击, 其讽喻效果更加明显, 可以说纪实的写作手法是服务于作者“惩尤物, 窒乱阶, 垂于将来”的政治讽喻主题的。

作者创作这首诗歌时, 从爱情的角度又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和对其忠贞的爱情的褒扬。于是白居易写赐死贵妃时的“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写了人性所共具的一面。

浅谈白居易《长恨歌》的价值篇3

白居易《长恨歌》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描写男悲女怨的怅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读完全篇，却又并不让人哀哀欲绝，横生一种诅咒人生的悲感。恰恰相反，透过李杨的悲剧，我们还能分明感受到唐明皇那份思念里的伤感充满了才子式的儒雅风流，那见月伤心、闻铃肠断的多情善感，那耿耿星河悠悠生死的魂牵梦萦，都是文人的本色，这既是唐明皇才子本性的体现，也是作者文人特质赋予的结果。所以唐明皇的伤感并不单纯，多了一种文人式的风流，特别是他那种既痴心又痴情地等待杨玉环的魂魄能够入梦的痴迷情态，格外令人感动，也更鲜明地印证着他那感伤中的美丽和美丽中的感伤，这使唐明皇这一形象极富于多层次的美感。而杨玉环在经历了那既残酷又让他心寒的马嵬事变后，并不怨恨当时“掩面救不得他”的唐明皇，反而是不弃旧物，不忘旧盟，不断旧情。李杨的爱情悲剧衍化到此时，已有了一个质的升华和飞跃，他们之间的恋情飞升到一个真情相砺、痴情相得的理想的爱情境界，成为一种忠贞的爱情。然而这忠贞的爱情只是一种被白居易充分理想化了的爱情，李杨间际遇纠葛，准确地说原本只是一个故事而绝非爱情，白居易不过是借助这个故事的躯壳，吹嘘进了浪漫的情思、诗意的幻想和美好的愿望，所以，李杨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已经被白居易充分地诗化美化了。

这诗化美化的具体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或来自于民间的传说，或来自于白居易自己惨痛的婚恋悲剧，如白居易在青年时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姑娘有过刻骨铭心的热恋，后来由于社会和家庭的阻力而被迫分手，这样他就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把自己这一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及其感受，融入《长恨歌》的创作里，这就又有了夺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特点，就遭遇了婚恋的不幸且痛彻肺腑这一点说，白居易是把唐明皇看成了“同为天涯沦落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深切同情，当然也就在《长恨歌》的描写里，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和真情。那“恨”是乐极生悲的恨，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恨，是至死不休的恨;恨正深，恨太痛，恨永久。这便是诗题里恨的丰富内涵及其特点。

在《长恨歌》里，白居易先以旖旎华丽的情思和辞采，写出了杨贵妃那娇艳惊人的美和娇媚可人的美。你看她春风得意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只那浅浅一笑，就流溢出让人无法抗拒、令人神魂颠倒的妩媚，这是贵妃自身“一笑”与“百媚”的对比，同时也是极为传神的夸张;而这“一笑”的頃刻之间眨眼之时，又立刻让六宫三千佳丽黯然失色自惭形秽，这也是贵妃与环境的极化对比，这又一重对比也包含着给人印象深刻的夸张。在贵妃这美艳绝伦的描写里，寄寓了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中唐文人普遍都有的以风流才子自命的心理，他们不仅需要真情慰心，也需要美色娱目。

以才子自命，当然更关注自己个人在现实的感受和享受，更注重自己个性情绪上的抚慰和满足。特别是一个红尘里的红颜知己。这位红颜知己已是中国文人处于感伤心态时的最佳抚慰者，衍化到后来，竟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唯有在这红颜知己的真情抚慰下感伤才能获得消释和平复，也正是在这红颜知己的真情抚慰下，感伤也变得风流而美丽。

中唐的文人们品尝着人生的各种失意，面对这种种失意，中唐又人已无力也无心做出盛唐文人才有的耀眼抗争，他们既源于这失意而无奈伤感，也在这失意的体味饮恨中获得一种诗意的悲慨悲感，既以此自娱，亦以此娱人，中唐的文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穷苦之音易好、富贵之音难工的文化心态的认同。在婚恋的层面上感伤、感慨着人生的悲欢。

综上所述，从“对历史的重构体现作者的历史观和现实观”方面探索了《长恨歌》的价值，它被后人奉为长篇歌行中的绝唱，还有一些价值值得我们去探讨，如叙事艺术方面的创新，语言的优美明丽和运用对偶、排比、顶针等修辞手法的娴熟圆美。

参考文献：

[1]张中宇.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J].文学评论，2004（4）.

[2]张强，李建香.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王拾遗.“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2）.

[4]张中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白居易的长恨歌恨什么篇4

首先，是“恨”字的含义。

《辞源》对“恨”有两种解释：一是怨恨、仇恨，如《荀子·尧问》中说：“处官久者士妬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二是后悔、遗憾，如《史记·商君列传》中道：“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P14)那么《长恨歌》中的“恨”，作者究竟是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已有的说法，如有人说：“唐玄宗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长恨’的原因”[1](P872-873);“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最后无可奈何地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示悼惜，说明了作者……对帝王的这种‘悲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3](P13);“诗中对玄宗的同情多于批判，有惋惜而无谴责”，“白居易一方面对玄宗惑于女色以致误国、误己表示痛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赞赏他的爱情，同情这位太平天子的不幸”，“而对玄宗的同情也包含着对盛唐的怀念与惋惜”[4](P224);“诗中也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女子不能结合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虽然美好，此生却难以实现，那么剩下来的，只有永难消解的‘长恨’了”[5](P348)。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主人公”，既曰“哀怜”、“悼惜”，又曰“同情”、“憾恨”，这“长恨”之“恨”，自然应是后悔、遗憾之意了。但有人似乎又不这么认为，“白居易对这位先朝皇帝唐玄宗的荒淫生活进行批判……对唐玄宗由于奢欲而酿成的‘安史之乱’，几乎弄得国将不国，怎么还会去歌颂所谓‘李杨爱情’呢?”[6](P56)既非歌颂，而是批判，何言惋惜、痛悔与遗憾?所以“长恨”之“恨”，又似乎应是“怨恨”之义了。我们客观地来看，说作者在写这首诗时没有对李、杨的同情，是不符合这首诗浓郁的伤感惋叹的事实的。作者自言“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无正声”[9](P1163)，白居易显然主要是把这首诗当作男女风情诗来写的，怎么可能不在其中寄托或表达自己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看法呢?造成作者对这两个历史人物本来不值得那么歌颂的所谓“爱情”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表达了人们在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赋税繁苛的情况下对这位开创盛唐繁荣兴旺局面的所谓“四十年太平天子”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国泰民安的时代的怀念;二是出于人们对这位曾经很有作为的帝王晚年不幸的同情，而这两点都显然淡化了人们对他误国过错的认识和谴责;三是作者在汲取有关民间传说时，显然继承了民间传说中人民通过李杨故事寄托的自己美好爱情的理想;四是诚如人们所说，此诗中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情爱自伤”[7](P72)因素。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文本事实看，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学界大多数的观点看，将《长恨歌》之“恨”释为“遗憾”或“痛悔”都是比较合适的。

二

其次是谁“恨”?“恨”什么?

诗的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是全诗的点题之笔。但“谁恨”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这两句的前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来看，“恨”的主人公似乎确然无疑是李、杨二人，但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寄托的人们的爱情理想、对盛唐的怀念、对玄宗的惋惜以及文本所流露的强烈悼惜之情来看，显然“遗憾”的主人公也应包括作者以及诗所感染的读者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才说：“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点题之笔里，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特殊的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受到心灵的震憾。诗以‘长恨’命题的意义，诗在艺术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于此。”[5](P349-350)在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此，在我们看来，《长恨歌》中“长恨”的主人公，固然主要是李、杨二人，但也包括了作者和受强烈感染的读者。

至于“恨”什么?即“遗憾”和“痛悔”的具体内涵，就笔者所想到的而言，至少可能有四：一是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二是造成国危民艰的遗憾和痛悔;三是未实现诺言的遗憾和痛悔;四是自酿苦果的遗憾和痛悔。以下试作阐释。

《长恨歌》有无李、杨二人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回答是肯定的，但却显然不能涵盖该诗及李、杨二人“恨”的全部内容，甚至不能代表其主要内容。因为：一，诗中表达的李、杨二人那么沉重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和痛苦，显然不是仅仅“遗憾”和“痛悔”二词可以概括和表达的;二，诗是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的，既然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而他们二人虽一在仙山，一在人间，还思念得那么痴情而专一，那么，天上人间总会有相见的一天，为什么还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可见，遗憾和痛悔的主要内涵绝不是生离死别。

是不是遗憾和痛悔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危民艰呢?似乎也不是。诗的前半部分，诚如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作者充分描写了李杨二人一人“占了情场，误了朝纲”，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类的描写即是;另一个恃宠骄奢，所谓“姊妹兄弟皆裂士，可怜光彩生门户”之类的描写即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二句，对比中所暗示的因果关系和讽刺之意更是至为明显。若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必然就要写到“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但作者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不仅没有写到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危民艰，而且“天旋地转回龙驭”一句转折之后，作者全力以赴描写李、杨人间天上的苦苦思念，不但没有写到唐玄宗一念及此，作者亦无一笔写到，可见诗中的主人公以及作者遗憾和痛悔的内容，都丝毫不包括两位主人公行为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忧患在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此事的见解不仅比不上写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8](P40)的袁枚，也比不上比他稍后的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那么，是不是遗憾和痛悔未实现“世世代代作夫妻”的诺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不仅作品的主人公是如此，作者的主要情感也凝聚于此。从诗的两位主人公来看，他们本来是发誓要世世代代作夫妻的，但结果却一世还未到头就被迫生离死别了，怎么会不“此恨绵绵无绝期”?从作者在诗的后半部分大肆渲染李、杨人间天上的相思之苦来看，作者的最大遗憾和痛悔似乎也是凝结于此的。作者的这种感情倾向，也因为作品的巨大艺术感染力传达给了读者，因而读者在读这首诗时，似乎也淡化了对“安史之乱”严重后果的关注，而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对两位悲剧主人公的同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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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篇5

中国古代文人叙事诗的明珠《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性的文学审美客体，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和诗人白居易创作思想的矛盾性而使悲剧审美客体呈现出多重主题内涵。

1.隐事说。

这一观点首先由愈平伯先生于1929年发表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在提示一个隐事，即杨贵妃在马嵬兵变中隐逃民间。此观点颇新颖，并迎合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

2.讽喻说。

这是一个历史较长的观点，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长恨歌》主题为讽喻，诗歌通过李杨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旨在通过这个教训达到讽喻的目的。

3.爱情说。

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旨在描写李杨爱情，否定讽喻主题。诗歌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明显地讽喻李杨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教训的客观讽喻性均说明诗歌蕴含着讽喻主题。此观点同样存在着残缺性和非封闭性。

4.感伤说。

此观点认为《长恨歌》“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此观点将李杨故事看作一种象征，旨在通过这个载体表现一种时代的感伤情绪。

5.双重主题说。

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50年代讽喻说和爱情说相互争论中产生。此观点以王运熙《略论〈长恨歌〉内容的构成》最有代表性。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前半部表现了讽喻主题，后半部表现了爱情主题，两个主题并存。但以诗人讽喻和爱情倾向先后流露所占的篇幅对讽喻主题和爱情主题作简单的主次划分，有明显的割裂感。另一方面当时代感伤说出现之后，讽喻主题对诗歌政治是思想内涵的揭示有着明显的不足。

6.三重主题说。

二十世纪80年代感伤说提出之后，蹇长春于1991年发表《〈长恨歌〉主题平议》一文，对三重基本观点讽喻说、爱情说、感伤说作出回归而提出三重主题说。此观点对《长恨歌》主题作了全方位把握。提出讽喻、爱情、感伤三者并存。但将讽喻和时代感伤单列两重主题和爱情主题并列，不太恰当。

《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是由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

《长恨歌》所选题材李杨故事是一个历史题材。李杨故事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和爱情两个方面的思想意蕴。故事的主人公李隆基和杨玉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个是天子之尊，一个是贵妃之宠。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一举一动的`政治后果。其爱情不能不与唐帝国的盛衰相联系。帝王沉迷于爱情，必然要荒废朝政;而朝政的荒废必然导致**。这就说明封建帝王的爱情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内容。唐明皇自迷于杨贵妃之后，整日莺歌燕舞，而将朝政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是一个有深刻教训的历史史实。这种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主题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是诗人创作思想双重性的反映。

诗人写《长恨歌》是初入仕途，为“三登科第”的得意时期。“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对于李杨故事这个蕴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历史故事，诗人不能不从政治角度着眼，以寄寓讽喻。作为以“兼济天下”自负的封建文人不能不为大唐的衰落而感伤。另一方面，诗人作为一个有爱情伤痛者(诗人于元和年间在符离曾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但终因礼教而忍痛分别，未能成眷属)不能不对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自己深爱女子的痛苦。诗人的爱情隐痛正可借李杨爱情故事得以宣泄。这种从政治和爱情双重着眼的创作动机，反映在诗歌中必然是政治和爱情的双重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之长恨篇6

白居易的《长恨歌》为我们谱写了一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旷世君主与一位家喻户晓的、倾国倾城的贵妃之间的爱情悲歌。

一、君王之恨――江山美人不可兼得。历史严正地告诉我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他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改善财政措施，进行军事体制变革，弘扬文学艺术，使唐王朝的经济达到了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所描绘的空前水平，是前所未有的盛世，开元天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了这些成就以后，可以说拥有了国泰民安、四海清平的江山。此时的唐明皇觉得年华似水，人生太短，容不下太多的快乐。况且他还有些隐隐的寂寞，于是享乐主义的生活便来到了他的头脑中。此时天不遂人愿的事发生了，伴随玄宗十多年的爱妃――武慧妃离他而去。于是乎君王为填补爱情空缺，慰藉精神空虚，6l岁那年，宠爱上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纳入宫中封为贵妃。这对君王来说真可谓“鱼和熊掌，二者兼得”。从此之后枕着江山、抱着美人坐享天伦之乐了。此时的他彻底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不但“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且“从此君王不早朝。”懒得上朝的玄宗就在他觉得贵妃尽日看不足时，“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变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他呕心沥血创立的江山谈笑间灰飞烟灭。他费尽心机得到的美女在六军不发时无奈马前死。一代明皇，面对江山与美人，不说二者得兼。两全其美了，就是顾此失彼也可，可他偏偏是赔了“美人”，失了“江山”。这怎么不使君王长“恨”呢?

，二、贵妃之恨――红颜倾国奈何薄命。诗人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首先写出贵妃符合倾国的标准，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绝代佳人。正是因为这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便因有色而得宠。也是因为贵妃的美艳，使得君王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当世界其他万物都不存在，几乎倾尽自己所有心思、能力去讨好杨大美人。既册封她为贵妃，又想封她做皇后，只是因为朝野反对声音太强烈才没能实现。其次叙写了李杨爱情以悲剧收场的内在因素。那是因为安史之乱前唐玄宗的重色、求色，专心沉迷于贵妃的美色，不理朝政。从此他为贵妃敲羯鼓，贵妃为他承欢侍宴舞霓裳，“云鬓花颜金步摇”，可谓极尽娇艳妩媚之能事。他们从盛世恩爱到乱世患难，期间她挂上了贵妃的虚名也烙下了“红颜祸水”的罪名，更留下了“红颜祸围”的骂名;从华清池泡温泉辗转至马嵬坡生死离别，她见证过君王的无奈……无奈之下贵妃只能“花自飘零水自流”，含恨离开了人世。当然最令贵妃长恨的是她和君王的爱情从此只能“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了。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梦想如今被现实击得粉碎，变得遥不可及，这便是贵妃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的饮恨!

三、诗人之恨――帝王贪色终酿国祸。要说诗人之恨，还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背景说起，元和元年白居易在周至县尉任上。一次他和朋友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游仙游寺时，偶然间谈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大家都感叹，并说如果这段爱情悲剧没有文才超群的人撰写下来将从史上消失。于是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擅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于是白居易就写下了《长恨歌》。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评价是：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他明确指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所谓的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可见《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也就是说《长恨歌》是诗人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诗人的心绪就是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而《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涛人为失去相亲相知相爱之人而痛苦长恨。

诗人把一个尽人皆知的李杨爱情悲剧写成诗歌，除了要抒发自己与所爱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还抒写了自己对这段感情的憾恨之情。旨在引发人们对悲剧原因的思考：李杨爱情的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不言而喻――唐玄宗。悲剧的制造者终于成了悲剧的承受者。诗人也在反问：

“爱情的主角为何驾驭不了爱情的航向?”于是借前代帝妃的悲剧，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同时将自己那“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痛苦与深情留在了文学史上，让后继的情男痴女为之悲叹不已。

四、读者之恨一君妃盟誓身不由己。自古帝王无真情，他们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有的妃子姓氏名谁帝王压根不知道。有的妃子一生连帝王之面都未曾谋过。更别奢谈与帝王产生轰轰烈烈的爱情了。但当李隆基遇见杨玉环，“上阳白发人”的残酷现实被打破，杨玉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李隆基使得杨家“姊妹兄弟皆列士”。杨家因生女而一门显赫，令人艳羡“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玉环被君王胜过潮水般的爱深深打动了，于是在七夕长生殿上，与明皇共誓，达成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约定。在我看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多么诚挚、多么深情、多么浪漫的誓词啊!唐玄宗如果只是一个寻常老百姓该多好!那他和杨玉环的故事可能真的比梁祝更加有感染力!遗憾的是，君妃的特殊身份安排他们背负了太沉重的是非舆论、千万吨重的道德谴责!“此恨绵绵无绝期。”大概不光是说君王在阳世的凄苦孤恨，贵妃离开人世的无奈含恨，也应是玄宗与贵妃身在皇室，身不由己的愤恨。各种恨相互交错，玄宗恨自己救不了爱妃，令她命丧黄泉。恨自己为什么会是君王，单纯就做对温饱夫妻该多好!恨与恨的纠结，自然没有了停止的日期，变成了无日无期的长恨。天妒良缘。“安史之乱”使得相爱的两人永远地阴阳相隔。《长恨歌》铺叙李杨二人相处时的种种美好，处死贵妃的残酷痛苦和君王掩面的无奈，以及君王对贵妃上天人地的找寻，失去爱人后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的思念，随着故事层层推进，感情慢慢积蓄，到最后终于进发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呼喊。这一呼喊让我们读者深感惋惜：这段君王与贵妃的爱情史实倘若能经受历史的风雨那是多么地完美;这段君王与贵妃的爱情悲歌如果能冲破世俗的城墙那该多好;这段君王与贵妃缔造的爱情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就是爱的永恒!

论《长恨歌》的历史沉浮篇7

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例, 来探索唐以来文坛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

唐代有作为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和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杨玉环之间的爱情因为故事本身曲折离奇而极富传奇色彩, 加之事关大唐国运, 非同寻常, 所以自故事发生时起就成为诗家关注的题材。清人张采田云:“杨贵妃马嵬之变, 千古伤心之事也。唐人彰之诗篇, 或嘲或刺, 或怜或悯, 美矣, 备矣!” (《玉溪生年谱会笺》) 其实岂止唐人, 自唐代到今天, 评论此事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意蕴丰富的文本系列。

在唐贞元、元和之际, 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 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 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 李绅的《悲喜才》, 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归入“感伤”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乃是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 (1) “一篇长恨有风情”, 《长恨歌》创作史结束之日, 便是其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 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 选家不录, 评家毁多于誉。这与不同阶层的接受差异有关, 也可以说这是雅俗审美取向之别,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突出强调通俗性和写实性, 这点符合大众的审美, 而对唐代选家和评家来说却认为其作品低俗, 难登大雅之堂, 所以《长恨歌》先是得到平民的肯定而后一点点升为“古今第一长歌”。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 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 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的结晶:故事哀感顽艳, 情思缠绵悱恻, 语言明丽圆畅, 声韵和谐婉转;故歌女争唱, 借以增价。

有唐一代, 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 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 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 诗评家毫无知觉, 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

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 其《贻陈季和书》写道:“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 五十讽谏, 出人意表。大儒端士, 谁敢非之!”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宋诗家评《长恨歌》:“无监戒规讽之意”。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 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 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 且究治乱之由, 故“稹之叙事, 远过二子” (《潘子真诗话》) 。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 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 乃微而显, 其荒纵之意皆可考, 卒章乃不忘箴讽, 为优。”稍后, 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连昌宫词》、《长恨歌》, 皆脍炙人口, 使读之者情性荡摇, 如身生其时, 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 无他激扬, 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一篇不如数句”。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 既有长篇歌行, 更有短篇的律绝。在宋人看来, 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 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

在明代《长恨歌》被推为“古今长歌第一”。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 《滹南诗话》曰:“乐天之诗, 情致曲尽, 入人肝脾, 随物赋形, 所在充满, 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 动数百千言, 而顺适惬当, 句句如一, 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 盖不足与言矣。”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 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进入元、明之际, 《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 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领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 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领和统治, 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这种大的环境下, 各族人民既有斗争, 更有沟通、融合。元朝立国, 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然而, 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其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 因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上层, 来自不同的民族, 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 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 佛教、道教, 乃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 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进入明代, 王守仁“心学”和禅学的兴起, 更进一步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 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 人们开始面向现实, 注重用通俗的语言, 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而且, 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 市民化而更加面对现实, 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 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这之间叙事文学达到全面成熟。评家便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篇叙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风气之先, 《归田诗话》曰:“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 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 读者不觉其短, 文章之妙也。”瞿氏针对宋人“长不如短”的偏见, 力主“长短各宜”之说, 赋予叙事长篇应有的艺术地位, 进而认为《长恨歌》已臻长篇妙境。随着叙事诗观念的深入和对《长恨歌》艺术地位的认识, 戏曲评论家何良俊进而对唐代歌行, 尤其是叙事歌行作系统考察后写道:“初唐人歌行, 盖相沿梁陈之体, 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 虽极其绮丽, 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 元相《连昌宫词》, 皆是直陈时事, 而铺写详密, 宛如画出, 使令世人读之, 犹可想见当时之事, 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专家评说:此论标志着古代叙事诗批评的确立与形成。白居易叙事歌行的艺术价值在元杂剧中已得到重视。社会现实、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是元杂剧的三大创作来源。《长恨歌》以其感人心魄的故事和富于戏剧性的冲突, 为杂剧家看好, 改编之作络绎不绝。最具代表性的要说是白朴的《梧桐雨》, 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 题目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前人对此剧评价甚高, 清人李调元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 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 (《雨村曲话》) 。此剧对清人洪昇的传奇戏曲《长生殿》影响很大。《长生殿》又成为《长恨歌》接受史中的一个亮点。

尧斯说:“一种过去文学的复归, 仅仅取决于新的接受是否恢复其现实性, 取决于一种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是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作品再予欣赏, 或者文学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遗忘的文学上, 使人们从过去没有留心的文学中找到某些东西。” (2) 明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与《长恨歌》及《孔雀东南飞》等杰作的艺术价值的发现和艺术地位的确认, 为尧斯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诗歌接受史的实例。

《长恨歌》千年接受史, 至清代三百年进入多元接受、诗学探索的更高阶段, 这也是古代叙事诗批评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清代是中国最后的一代封建王朝, 一个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经过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封建王朝。中国文学历史悠久, 到清代已经经过数度变迁, 数度形态各异的辉煌, 有着丰厚而多彩的历史积累, 社会的和文化的种种背景, 造就了有清一代文学独特的历史特征。举凡以往各代曾经盛行过、辉煌过的文学样式, 如:诗、古文、词、骈文和新兴的小说、戏曲, 大都在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代兴亡说太真, 诗骚论断总无因。”诗人们对李杨故事特别是马嵬之变的所有看法, 都是仁智各见的一家之言。历史可能比诗人的想象还要复杂。不过这些见解无论高低优劣, 都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考察从唐代到清代乃至当代的重要文本,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中国人观念的进步, 即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 诗人们更看重个体的价值、爱情的价值, 体现出人性解放的历史趋势。

参考文献

[1]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论文在《文艺研究》1992年3期

[2]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白居易：长恨歌主可无恨篇8

北宋人最重白居易。在他们看来，国风古奥，乐府平直，屈原愤怒，魏晋感激，有唐一代，李白诗才虽高，为人颇有可议，而且故为高远之辞，不近人情，杜甫太老实，每有屡空之忧，又煞风景，其余或诗或人，或出或处，总有不如意的地方，要说完美，只有一个白居易了。

北宋文人不只推崇白居易的诗，他们真心实意地模仿他的性格和生活。比如白居易七十四岁时，曾在洛阳办七老之会，一时佳话，北宋人纷纷效法，四老五老，七老八老，至于十三老，层出不穷。甚至年纪还轻，就等不及了，先把雅事做了再说，欧阳修初预八老之会，就只有二十五岁。

什么是文人的理想经历?第一要正途出身，且不要太迟，如果四五十岁还下科场，岂不快要和子侄辈同年了?第二，词臣和地方官都要做过。翰林院最是清要，不能不去，而又不能久驻，以免穷死。地方官也要做一做，写起忧怜民瘼的诗文来，才有话可说。第三，要被贬斥过，可落下直言的名声，最好是贬到既荒僻又有山水之胜的地方，悲则猿泣虎啸，喜则竹舞松蹈，再在病中写些信，必可传世。第四，既不能豁出脸来捞钱，又不能坐食清俸，连个园子也造不起。所有的雅好，都得钱来支撑，与其贫而乐，不如富而好礼。第五要长寿，长寿是对德行的报酬，但凡挣扎到七八十岁，都是德行圆满之人。

白居易是十全之人。他的被贬江州，说起来莫名其妙。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白居易上了一道奉章，要求缉凶。这本是一时公议，但白居易是宫官，按规矩不能议论朝政，便有人趁机罗织了一些罪名，把他从朝中赶掉。这事很冤枉，自然人人要同情他。白居易到江州，刺史亲率僚属，出城相迎，那是极看重他的名声了。

白居易平生最杰出的诗文，有一半是在江州作的，包括不朽的《琵琶行》和《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幸运，说：

“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迪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他的话说得谦虚，其实他的诗才，不让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他又说自己的诗篇，如何令小人失色，权贵扼腕，如何万人传诵，“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这又说得骄傲了，而他有理由骄傲。自古文章为小道，到白居易这里，一种新的态度成熟了。对他来说，诗就是道，就是信心，就是归宿，用不着什么修齐治平。士人的使命，一直是治国安民，如不遵行这正道，便叫背离，虽然风雅，毕竟不是常规。而唐宋以后，文人与政治，可离可即，清则濯缨，浊则濯足，是谓从容，因为多了一条路。对那些诗才不及白居易万一的人来说，指望诗文名身，是没谱的事，不过信徒不必皆为圣徒，有信心就可以了。

从容，是宋人最佩服白居易的地方。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不离不即，不陷不溺，比如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绝不会让同情心把自己弄到狼狈的地步。中古士人有三种精神解释，儒道禅，可以利用，对白居易来说，三者何为表里，何为体用，我们完全分辨不清，有时自以为捉到了他的根本，略一思量，又觉不是。看来白居易是自成一种境界，难怪后世有人奉他为文人之宗。

白居易长恨歌赏析篇9

《长恨歌》共分四大层，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作者用了隐喻的笔法，这也是唐朝诗人惯用的写作笔法，应为唐皇帝与汉皇帝在重色这方面有一样的癖好。这一段写的就是玄宗皇帝重色，而且整日沉迷于美色中，连早朝也不上，误国误民，还将贵妃的亲戚也分侯赐爵。第一层揭露了玄宗的荒淫无度，但是没有直接的写，只是一般的叙述。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是因为重色而导致的安史之乱，玄宗皇帝出逃，贵妃被赐死。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在描绘贵妃死后，玄宗皇帝朝朝暮暮的思念贵妃。生死两重天，但是思念却不能截断，“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叫人如何不泪垂“，描写的就是君王对贵妃的思念，把爱情歌颂的那样的淋漓尽致。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的是贵妃在思念君王，在得知皇帝派使者到来时，“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体现出贵妃的思念之情的深切。

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有几种争议：

一说：“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真诚和专一，歌颂了人类一些美好的品德，歌颂了人们对团圆的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

二说：“主要讽刺唐明皇的荒淫乱国和昏迷不悟”

三说：“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通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这一对男女的生离死别的不幸命运，产生了高度的同情。”

在我看来，我还是比较同意第三种的。我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是爱情歌颂诗都不恰当，它应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既有为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之泪，又有对他们的误国的批判，二者交相融汇，不是机械叠加，《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是讽喻和爱情皆有的。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首先，如果作品仅仅是为了暴露唐玄宗荒淫无耻的生活，那么诗从唐玄宗的“重色”写起，写他求她，朝思暮想，一旦把杨贵妃弄进宫里，唐玄宗就“从此君王不早朝”，沉迷于女色之中，从而导致安史之乱，酿成了马嵬坡的悲剧，以“色”的得而复失而告终，故事已经达到了高潮，再加上晚年的孤苦，原来的亲信太监陈玄礼、高力士都已被贬，70多岁的太上皇，名存实亡，而且被迫从兴庆宫迁到太极宫，实际上被软禁，不准与外人相见，更惨的是迁移途中险些做了刀下鬼。这下场、这处境够惊人的了，唐玄宗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充分的品尝了自己酿成的苦酒，从人物的结局，主题的表现，讽喻的目的，这场悲剧都应收场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要加上寻觅，仙山答问，托寄信物，再表誓言等情节，把他们的爱情进一步美化呢，这岂不是与暴露的旨意相违背。

其次，诗歌的前半部分写杨贵妃入宫时，作者有意地掩盖了唐玄宗强占儿媳的丑闻，而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玉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写她的光

彩，似乎是上帝恩赐的一样，如果是暴露唐玄宗的荒淫无耻，这是现成的最有力的材料，作者却弃而不取，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此，既然陈鸿能写进《长恨歌传》里，而诗人则未取，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可见诗人并没有把贵妃当作“尤物”来写。在选材上，我想作者是有自己的用意的。

最后，白居易写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几十年之后，对这样的民情，他不但很清楚而且也深受影响，何况他本人很佩服玄宗，常把玄宗和太宗相提并论，而当时同情李杨爱情的传说大量产生，对于“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来说，难免会批判中兼有同情的个人色彩体现在作品中，退一步讲，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不会只有一种主题思想。

《长恨歌》能够千古传唱，自有其无穷魅力，接下来就分析一下它独特的艺术手法。第一、对仗手法突出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都是对仗，其作用是便于吟诵，有音乐美，表意凝炼，抒情酣畅。能够把生离死别的痛哭和生死两重天的思念以及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第二、采用反复手法

反复就是为了强调某种意思，突出某种情感，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是为了强调玄宗对贵妃的专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迟迟”和“耿耿”是为了渲染气氛，突出玄宗对贵妃的无限思念；“悠悠生死别经年”中的“悠悠”，是为了突出玄宗和贵妃生离死别一年后，那种缠绵爱情并未被割断，反而更加强烈的感觉。

第三、顶针手法

如“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都是采用了顶针手法，它的作用是进一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使节奏更加紧凑。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白居易长恨歌介绍篇10

《长恨歌》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长恨歌

(唐)白居易

汉皇(1)重色思倾国(2)，御宇(3)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4)

天生丽质(5)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6)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7)，温泉水滑洗凝脂(8)。

侍儿(9)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10)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11)，芙蓉帐(12)暖度春宵。

春宵(13)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14)，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15)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16)，可怜(17)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18)。

骊宫(19)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20)，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pí)鼓(21)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22)。

九重城阙(23)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24)。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25)

六军(26)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27)马前死。

花钿委地(28)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29)。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30)

峨嵋山(31)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32)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33)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34)，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35)。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36)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37)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38)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39)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40)。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41)未成眠。

迟迟(42)钟鼓初长夜，耿耿(43)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44)冷霜华重，翡翠衾(45)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qióng)道士鸿都客(46)，能以精诚致魂魄。(47)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48) 殷勤觅。

排空驭气(49) 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50)，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51)，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52)五云起，其中绰约(53)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54)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jiōng)(55)，转教小玉报双成(56)。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57)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58)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59)，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60)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61)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62)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63)里恩爱绝，蓬莱宫(64)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huán)(65)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66)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67)。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bò)黄金合分钿。(68)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69)，词中有誓两心知(70)。

七月七日长生殿(71)，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72)，在地愿为连理枝(73)。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74)。

白居易的长恨歌篇11

关键词：长恨歌角色冲突作者意图主题倾向

以往对《长恨歌》的研究多注重界定其主题到底是什么，评家言之凿凿，至今仍无定论。讨论《长恨歌》的主题为什么会出现争议，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争议，澄清或逼近《长恨歌》的主题。

一、角色冲突：《长恨歌》主题出现争议的原因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角色是构成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它由人的社会地位所决定，既指人们对具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的一种期望，又指具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的相应行为。任何一种社会角色都是对应于另一种社会角色而存在的，没有一种社会角色能单独存在，因此，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社会成员就不可能仅仅担当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总是承担多种社会角色，同一主体担当不同角色往往会产生角色间冲突。

《长恨歌》中的杨贵妃与普通女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她扮演的角色非常单纯：爱人。唐玄宗就不同了，在作品的前半部分，唐玄宗不仅是在私人领域内相对于贵妃而存在的爱人，还是在公共领域内相对于国家人民而存在的皇帝。作为爱人，玄宗沉缅爱情合情；作为皇帝，玄宗励精图治合理。但沉缅爱情与励精图治作用于同一主体玄宗身上，必然会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双方并非善与恶、是与非的绝对冲突，在公、私两个范围内，同属善的范畴，悲剧由此产生：“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由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1」P286在天下之责任与一已之情爱的公私冲突中，玄宗选择了后者：“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其结果是怠政，是安史之乱的发生。

因此，《长恨歌》前半部分描写的李杨关系本身存在两面性：在唐玄宗和杨贵妃二人夫与妇的私人关系中说，这种关系是伟大的、崇高的爱情；在玄宗与国家人民的关系中说，这种关系是荒淫，是怠政，是误国。也就是说，同一种行为放在公与私两个领域内，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评判，这就是《长恨歌》主题产生争议的原因。

历史上，平定安史之乱回到长安的李隆基正式逊位，做起了太上皇。在《长恨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把李隆基太上皇的角色也剥离了，只让他担任一个千古有情人角色，原来在玄宗身上存在的角色冲突、李杨关系中的两面性也不复存在。从表层上看，作品后半部分是对李杨爱情的歌颂。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是否意味着无法界定其主题或者折衷为双重主题呢？

二、《长恨歌》文本内容与历史史实的差异

《长恨歌》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真实关系的历史基础上，经过了合理的艺术加工。撇清历史史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不仅是读者接受、理解作品客观意蕴的基础，也为读者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了依据，据此，可以澄清或逼近《长恨歌》的主题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承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召训女，而太真得幸。”「2」P3493历史上，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化寿王妃为女“道士”，给唐玄宗娶儿媳为妃子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玄宗、贵妃是否有真情，或者赤裸裸地说，玄宗是用权夺色还是用权弄情，贵妃是依附权贵还是身不由已，都只能凭后人猜测。

玄宗娶贵妃以后，据史书记载，李杨关系有三个方面：一、贵妃“姿色冠代”，“玄宗大悦”；二、贵妃亲族“富贵雄盛”；三、两次被谴，“五载七月，贵妃以微谴杨铦宅”，“天宝九载，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3」P2179

历史上李杨故事的高潮是安史之乱中贵妃缢死马嵬。传统史家一般都认为，玄宗晚年沉溺声色,不理政事,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而也正是由于玄宗宠爱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才导致了马嵬事变中贵妃之死。《旧唐书》记载玄宗自蜀还京后，令中使祭奠杨贵妃，并下诏改葬，但因李揆谏阻而作罢；玄宗密令中使将杨贵妃改葬于他所；宦官改葬杨贵妃后，将其身边香囊带回交给玄宗，玄宗“视之凄婉，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3」P2181

比较历史记载和《长恨歌》文本可以看出，在《长恨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白居易在题材的选择与剪裁上，至少隐去了两个基本史实：一、杨贵妃曾是唐玄宗的儿媳妇。二、李、杨在婚姻中的位置是不对等的。《长恨歌》的前半部分，玄宗没有了谴妃回家一类的霸道，只有利用权力为贵妃谋爱的深爱，为贵妃家人谋势的因爱而昏。

《长恨歌》描写的唐玄宗由蜀回长安以后的生活也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裁剪。从史实角度看，安史之乱初步平定后回到长安的李隆基不会没有初步平判的喜悦，再说，虽然他不再贵为一国之君，但也尊为太上皇，晚景未必如《长恨歌》所描写的凄苦，作者显然剥离了他的政治地位，集中写他对贵妃的苦苦思念，突出他的悲苦。至于贵妃，虽身在仙境却全然没有过上神仙生活。

三、《长恨歌》的作者意图及主题倾向

《长恨歌》文本内容与历史史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物、故事在历史中以何种方式存在与在作品中以何种方式被提及的差异，是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决定的

《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瑯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4」P183

原来，《长恨歌》作者白居易多情并承认李、杨有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在前半部分隐去了那两个基本史实：如果据史而写玄宗娶儿媳为妃子、贵妃两度被谴，谁还会相信李杨真情？李杨之间如果没有了爱情，李杨关系与国家大事、安史之乱的关系成为淫乱与误国之间的关系，不仅贵妃之死理所应当，而且在结构上，文章本身写到马嵬事变就不可能续写下去了，玄宗只是失去了一位美人而不是情人，哪还会上天入地求之遍呢？所以，作者在前半部分隐去了那两个基本史实，并不是刻意美化统治阶级的感情生活，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性，而是作者高明的叙事策略：李、杨爱情越美好，越真挚，爱情与政治的冲突就越不可化解。

其实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古今中外的各个阶层都会面临角色冲突。我国自古流传的“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说的就是同一主体作为儿子与作为臣子的角色冲突。《长恨歌》客观呈现出这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要面临的永恒冲突。自居易以诗人的深情、哲人的睿智对人类生存状态作了动情而优美的描述。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并没有沿袭中国古典文学爱情故事中大团圆或者虚拟大团圆的结局，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作了最后的結局，历来是仙境象征的蓬莱也成了人寰仙境对立相隔的象征，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也是真正的现实悲剧。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李杨故事的结局？这是否读者从表层上看到的对李杨爱情的歌颂？这种故事结局怎样实现作者“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的创作意图？“感其事”之同情和“惩尤物”之讽谕是否是作者互相矛盾的创作意图？

要解答上述问题，最好设想一下：如果作者安排了李杨的仙界团圆结局，从正面肯定李杨关系是可歌可泣的爱情的话，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看，整个作品就截然分成了不同主题的两部分：前半部分表现的是双方都具合理性的角色冲突，后半部分表现的是值得歌颂的爱情，这样，读者就会在虚拟喜剧中看到私战胜了公，这显然违背了黑格尔所说的“永恒的正义”，即“为整体的利益而牺牲局部”，「5」P326而且，对读者来说，“纯粹的审美经验其实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活当中，如果道德感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或至少不受干扰，审美的一刻就永远不会到来。”「5」P320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为什么在后半部分隐去玄宗初步平判后的喜悦，隐去尊为太上皇必有的繁华，刻意把身在仙境的贵妃写得凄凄楚楚，作者是要以这样悲惨的结局警醒读者：如果当初能节制一下情欲，结局不至于如此凄惨。不知不觉当中，读者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了，道德感得到了满足。

作者用优美的笔触，黯然的结局，完成并引导读者在不胜嘘唏中认识了他要表达的主题：在角色冲突中，应该公在私先，理在情先，若不然，公私、情理两害。这是白居易一贯的情理观念，他在苏州刺史任上所写的《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一诗，用朴素的语言阐明了他对公私、情理关系及角色冲突的看法：“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用衙决薄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三月，开筵始今晨。……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 「4」368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角色之间存在冲突是必然的，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更合理、更恰当、更具有选择的優先性一方。从本质上说，人是社会的存在，人的个体存在、独特的利益需要都决定于社会 ,被社会所规定，依赖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人就应该把国家的、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公利放在私情的前面，这对进入公共领域执掌公共权力的皇帝一类人来说尤其重要，“一个人当他作为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存在时，他是完整的个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执掌公共权力，他就不再是个人，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一个因子。”「6」P380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昫.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白居易.白居易全集 [M].广东“珠海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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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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