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

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共9篇）

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 篇1

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

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一类诗歌长期未得重视，这就是他的以自然灾害为题材的诗作。其灾害诗共5首，收录在讽谕诗中。

一、证史和补史

元和三年(808)冬至四年春，中国南方发生严重旱灾，波及到今天的苏、浙、皖、鄂、湘、赣、闽等地。直到四年闰三月才开始降雨，旱情有所缓解。这次旱灾，史籍多有载录。《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元和三年，“是岁，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旱”。《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元和)四年正月壬午，免山南东道、淮南、江西、浙东、湖南、荆南今岁税。……闰月己酉，以旱降京师死罪非杀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己未，雨。”《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四年”条下载录尤为详细：“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白居易的《贺雨》诗，即作于本年闰三月，详细地记录了灾害发生的经过。诗云：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责己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白居易集》卷一)

诗歌甫出，影响甚巨。白居易《与元九书》备载当时情状说：“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今天来看，此诗并没有什么“非宜”之处。事实上，诗歌对唐宪宗的反躬自省，下罪己诏，发布赈灾制文等举措，是持颂扬立场的。其受人批评的原因，可能与该诗“卒章显其志”的后四句，也就是希望皇帝能体察民情，蠲免赋税应善始善终的话，过于直露有关。

元和四年，白居易还作有《捕蝗》诗，系《新乐府》五十首之一。诗云：“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白居易集》卷三)本诗是对德宗兴元、贞元初期蝗灾的追忆。《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兴元元年(784)，“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又贞元元年(785)，“正月……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饥冻死者踣于路。……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夏四月……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秋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白居易此诗可与正史互证，陈寅恪先生说：“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元和六年(811)春二月，白居易在长安作《春雪》。诗云：“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白居易集》卷一)这次大雪，史书并无记载，但韩愈有诗记录。其《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幡旂。白帝盛羽卫，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该诗作于元和六年二月，韩愈时任河南县令。韩、白二诗，主旨不同。白居易认为雪在腊中为瑞，入春则多为灾沴，所以说“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韩愈则认为大雪或许是丰年的祥兆，所以说“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据此二诗，知元和六年二月大雪，此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元和九年(814)五月，白居易在下邽渭村，作《夏旱》。诗云：“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白居易集》卷一)此次旱灾，正史有记载。《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九年五月，“是月旱，谷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以旱，免京畿夏税十三万石、青苗钱五万贯”。 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浔阳(今江西九江)作《大水》。诗云：“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后，水涸为平地。”(《白居易集》卷一)朱金城先生认为此诗约作于元和十一年(816)至十三年(818)之间。(《白居易集笺校》卷一)据《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其中有两年发生严重水患。元和十一年南方水灾，“润、常、湖、衢、陈、许大水”。距离江州较近的浮梁和乐平灾情尤为严重：“九月丁卯，饶州奏浮梁、乐平二县，五月内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户，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元和十二年的水灾主要发生在河南和河北：“是岁，河南、河北水。”“河北水灾，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据此，可以确定本诗的作年应在元和十一年。

二、灾异思想

白居易的灾异思想，反映在上述诗歌以及《策林》等相关论述中。总的来说，其思想是对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观念的继承。但他又将灾害诗作为劝诫进谏的工具，体现为继承与革新的结合。

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 篇2

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846年),祖籍太原,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县。贞元中擢进士第,元和初召为翰学士左拾遗,以言事贬江州司马,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一生共写诗三千余首,今存二千八百余首。有七十五卷《白氏长庆集》传世,有关写琵琶的诗共有22首。

二、白居易的琵琶诗选

白居易作为唐代诗人兼音乐家,一生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值得我们探索与研究。他对音乐特别敏感,尤其是对琵琶及其演奏技艺的描写。白居易笔下的琵琶时常带有浓郁的哀伤情调,如:

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

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

《听李士良琵琶》(卷四三九)

四句诗中有三句带有“胡儿”、“塞月”、“和蕃公主”一类词儿,应是塞外之音;所描绘的琵琶声似是胡儿之间交谈的语调,就像是身处塞外之地的士兵在望月思乡,即使是一般人听到这样的乐音也会感到悲苦,何况是远嫁塞外的公主呢!士兵和公主两种人物的对比更突出琵琶声的哀怨凄凉。又如:

弦清拨剌语正正,背却残灯就月明。

赖是心无惆怅事,不然争奈子弦声。

《琵琶》(卷四四二)

这首诗是写在月明寂静的夜晚,伴着孤灯,琵琶奏出的乐音十分清朗,使得诗人引发出内心的无限惆怅事。

腕软拨头轻,新教略略成。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

法向师边得,能从意上生。莫欺江外手,别是一家声。

《听琵琶妓弹略略》(卷四四七)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听到琵琶妓弹新乐曲《略略》后而写的。琵琶妓流畅的运用拨弦技巧,表达出其千遍语,万重情,使乐曲、情感、演奏技巧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和谐,给予其高度赞扬。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卷四四九)

唐代著名曲项琵琶家曹刚,曾以右手弹拨有力,强如风雷闻名于世。在诗中对曹刚高超的琴艺白居易予以高度赞许。曹刚运拨轻重得当,一拨一弦,力度、音色、错落参差,都可描绘出不同的意境。后两句是说当时的许多琵琶手运拨都不如曹刚,使人感叹。

在白居易的诗中有描写按、捻、拢、撚的指法。例如:

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指底商风悲飒飒,舌头胡语苦醒醒。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迁客共君想劝谏,春肠易断不须听。

《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卷四四十)

诗中前两句描绘了琵琶声的哀伤,后两句则是表达了对长孙司户的劝谏。白居易写琵琶四弦演奏出的声音不似琵琶声,而是如真珠撼铃,“悲飒飒”、“苦醒醒”等词突出了悲伤的乐调。诗人用西汉名将李陵、昭君出塞两个历史故事,更加突出了乐调的凄苦。

唐代琵琶艺术绚丽多彩,可能还借着琵琶谱子的撰写和流传。白居易有首诗写道:

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蕤宾掩抑娇多怨,散水玲珑峭更清。珠颗泪沾金捍拨,红妆弟子不胜情。

《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卷四五五)

这首诗是白居易代琵琶弟子感谢女师曹供奉而写的信,说的是曹老师寄来的信使人惊喜,打开看是两首新的乐谱:《蕤宾》、《散水》,皆是新声。女弟子不胜感激而使泪珠落在琵琶金捍拨上。这首诗告诉了我们,唐代不但有旧谱,而且有新创作的乐谱。

以上六首诗皆是白居易描写琵琶的,既再现了琵琶声的美妙,也抒发出诗人。

三、《琵琶行》中对音乐的细致描绘

白居易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描绘和琵琶所发出的优美旋律的细腻刻画是《琵琶行》中大放异彩的段落,表现了他的音乐修养和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淋漓尽致的描绘出了《琵琶行》中的音乐特征和所传达出的感情律动。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选自《琵琶行》(卷四三五)

白居易描写的琵琶女“犹抱琵琶半遮面”,以羞涩之态出场,刚调弦就感受到“有情”;音乐开始,似乎琴弦每奏出一个乐音都饱含感情,像是诉说她不幸的生活。她用抹、挑、拢、捻等指法演奏使音乐此起彼伏。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选自《琵琶行》(卷四三五)

大弦如暴风急雨,小弦如轻声耳语,四弦交错而弹像珍珠落在玉盘之上,一会儿如莺语流畅圆滑,一会儿又如冰下流泉。由“冰泉冷涩”以致琴弦“凝绝不通”声音渐歇。“别有忧愁”用“无声”来表现,“有声”与“无声”这种恰到好处的休止营造出一种大音希声之美。恰好在寂静之中又突然奏出激烈的乐音,再一次把音乐推向高潮。如银瓶破裂、铁骑刀枪鸣,演奏出的声音尖锐刺耳,似是将琵琶女心中压抑的情感突然释放。曲终,琵琶女的演奏结束在琵琶和弦上,四弦一声,戛然而止。但余音仍在耳边回荡,显示出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效果。

(指导教师:刘蓝)

参考文献

[1]刘蓝.诸子论音乐[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白居易的“南湖诗” 篇3

南湖晚秋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

手攀青枫树，足蹋黄芦草。

惨淡老容颜，冷落秋怀抱。

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

万里何时来，烟波白浩浩。

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当时南湖晚秋的景色。进入农历八月，江南已经是秋天了，冷风至，白露降。而南湖中的水，随着长江秋汛的退去，正好已经干涸了。早晚秋风多起来了；湖中盛夏开放的荷花早已衰枯，并有半数倾倒。诗人手攀湖边苍翠的枫树，脚下蹋着湖边自生自灭的黄芦草，慢慢沿湖边向前走去。而黄芦草，即灰色的荻、芦苇等水草。

诗的后半部分写诗人感叹自己年迈颜老，被冷落在异乡江州深秋怀抱的惨淡处境。类似于作者在《琵琶行》中，借助琵琶女的形象，抒发自己天涯沦落之恨。同时，由。“湖中水”联想到长江，联想到远在淮河边古楚国境内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旁的兄弟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来江州，和诗人见上一面。烟波浩浩，远隔万里，难啊!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描绘了当时南湖晚秋的景况。在这凄清，萧杀的时节，天然的荒芜湖泊之旁，诗人倍感凄惨、衰微、冷漠、孤独，更加思念远隔万里之遥的亲人们。

南湖早春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萍生。

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同样，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当时南湖早春的景色。风回去了，云消散了，雨后初晴的一天；刚刚从南回归线返回来的太阳，照射在南湖的北岸边，既暖融融而又清和明澈。通常认为，杏花开放的时节为春天，故春天又称杏花天。因为是早春，南湖岸边的山杏花，好似乱点的碎红一般，东一枝、西一枝地含苞待放。而南湖的水面上，早已生长了一层萍藻，有如新铺上了一层绿毯。

诗的后半部分是借景抒情。本来应该展翅高翔的白雁，已经飞得很低了，可仍然觉得很沉重；惯于在春天欢声歌唱的黄鹂，也好像是口舌有病、声音嘶哑、涩于言语，一句话都没有说成。白雁，即一种鸥类。现今早春，雨后初晴之时，甘棠湖水面仍可见到低飞觅食的银鸥。诗中白居易是以白雁、黄鹂来自比的。意思是自己既如早春的白雁，不能展翅高飞；又如舌涩黄鹂，也不愿欢声歌唱。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并不是说江南的春色不好啊。江南的春天，本来是很美的。正如杜甫所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只是因为我自来江州以后，年年身心衰老，体弱多病，心情一年不如一年。实际上，白居易当时年仅44岁。

尽管这是一首抒情诗，但诗中短短数十字，已将当时南湖早春的景色，描绘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了。湖边的山杏林，水面一年一度的绿色萍藻，湖面低飞的银鸥之类以及岸边林木中的黄鹂等等，构成了一幅南湖早春的图画。这本来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由于诗人的心情不好，在他的笔下：乍暖还寒的天气，乱点碎红的山杏，行踪不定的水萍，以及翅低白雁、舌涩黄鹂等，既写了环境，又抒发了感情。真正做到情景交融，叫人触景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白居易自己将他一生所写的诗大体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据此，他的这两首有关南湖的诗应属于感伤一类。今天赏析这两首诗，无论是吸收其中的艺术营养还是进一步开发九江的旅游资源，都有其现实意义。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篇4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谛，参禅悟道中学习佛学义理，他通过大量的闲适诗佛理诗阐发感想。

中唐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事，绘艳色，以“遣时日，销忧懑”。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到创作目的，整个诗坛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传统儒家文学所强调的诗的典雅庄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时，杜甫、顾况等写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顾况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中纪实题材表达的需要，“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观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知其世”，并非对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中唐诗坛在通俗化审美倾向方面则有了高度发展，文人之间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老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思潮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现“俗”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审美追求上倾向“以俗为美”造成的。而禅宗，一般认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转向，它抛弃经典仪轨，教义朴素，“行往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禅悦之风既然风靡此时的士林，那么，禅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会对士大夫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转型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着功利的、道德的、肉体的、享乐的、宗教解脱的等等各种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代表士人实际精神面貌的诗人典型。我们以白居易为例看看禅宗人生观如何与中唐士人们的生活、创作相互协调。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梦想，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清净光明，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人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与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灵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来身体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闲适诗将这一种心态表现得尤其鲜明。

白居易的闲适、感伤、杂律诗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讽喻诗同样具有极强的世俗性特征，但关注点不同。讽谕诗是以客观社会现实为对象，体现诗人的“兼济之志”，是对杜甫写实精神的继承;而闲适、感伤、杂律诗是以个人为中心，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情绪情感，体现他的“独善之义”。这类作品是中唐诗歌的主流，也是白居易后期作品的主流。秋雨夜眠是诗人们常写的题材，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有《秋雨夜眠》，两相对照，盛、中唐诗人不同的情怀就十分清楚了。杜甫面对秋天的风雨悲壮地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由自己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想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想到天下的寒士，其博达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令人景仰。白居易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首诗刻画出了一个闲适老翁形象。窗外秋雨淅沥，老翁安然睡美。夜已经过去，却还要“香添暖被笼”，打算继续躺着。红于二月花的美丽霜叶，一夜之间被秋风秋雨扫落，对此岂能毫无感触?然而老翁却“晓晴寒未起”，对它漫不经心。诗人的知足保和、怡情自在跃然纸上。《秋雨夜眠》中的老翁心无所虑，淡泊闲散，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一个享受着生活的人。观白居易闲适诗作洋洋几百篇，不过都是充分表现士大夫的世俗面、人情面，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特别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对于精神愉悦、心境闲适的努力追求。可以说，《秋雨夜眠》中的“老翁”是几百篇闲适诗中反复塑造的形象。“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三年请俸禄，颇有余衣食;乃至童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迁乡园，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我不知，于焉心自得。”……诗中人物都是知足保和的，触景怡情而不是触景伤情，是闲适诗作的基调。白居易在诗中反复表白“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强调自己是世俗社会的普通一员。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知天乐命、任随自然的生活，“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在平凡生活中寻求解脱和内心平静，获得人生的“实在感”。

白居易以诗逼死关盼盼的原因 篇5

徐州古代彭城有很多名胜古迹，燕子楼就是其中之一，一千多年前，有一位才貌绝伦的女子在此上演了一幕悲凉的殉情故事。

此女子就是关盼盼，其实她是死于人言可畏上了，而随着时代进步，女人已经不再惧流言的袭击，那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关盼盼生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精通诗文，更兼有一副清丽动人的歌喉和高超的舞技。

她能一口气唱出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以善跳“霓裳羽衣舞”驰名徐泗一带;再配上她美艳绝伦的容貌，轻盈婀娜的体态，让无数世家公子望眼欲穿。

后来，关家家道中落，出于无奈，关盼盼徐州守帅张重礼娶回为妾。关盼盼入府后，虽然张家妻妾成群，他却对关盼盼情有独钟，情投意合，十分恩爱，使关盼盼得到了莫大的爱抚和欣慰。

诗人白居易当时官居校书郎，一次远游来徐州，素来敬慕白居易诗才的张邀他到府中，设盛宴殷勤款待。

关盼盼对这位大诗人也心仪已久，对白居易的到来十分欢喜，宴席上频频执壶为他敬酒。酒酣时，张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想借机展露一番自己爱妾的才艺。

关盼盼欣然领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长恨歌”和“霓裳羽衣舞”。借着几分酒力，盼盼的.表演十分成功，歌喉和舞技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白居易见了大为赞叹，当即写下一首赞美关盼盼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醉娇胜不得，风牡丹花”，意思是说关盼盼的娇艳情态无与伦比，只有花中之王的牡丹才堪与她媲美。

这样的盛赞，又是出自白居易这样一位颇具影响的大诗人之口，使关盼盼的艳名更加香溢四方了。

两年之后，张病逝徐州，葬于洛阳北邙山。树倒猢狲散，张死后，张府中的姬妾很快风流云散，各奔前程而去。

只有年轻貌美的关盼盼无法忘记夫妻的情谊，矢志为张守节。张府易主后，她只身移居到徐州城郊云龙山麓的燕子楼，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燕子楼地处徐州西郊，依山面水，风景绝佳，是张生前特地为关盼盼兴建的一处别墅，楼前有一湾清流，沿溪植满如烟的垂柳，雅致宜人。

春夏季节，常有双双对对的燕子穿柳而过，翩然飞至楼头，给这里幽静的环境增添几分生机，因此称之为燕子楼，这是关盼盼和张一同议定的楼名。

昔日关盼盼与张常常双双在燕子楼上看夕阳暮色，在溪畔柳堤上缓缓漫步，多少个月明之夜喁喁低语，数不清的晓雾朦胧中相偎相依;如今却是风光依旧，人事全非，独对长夜寒灯，形单影只，夜夜刻骨的思念，日日无望的期盼，冬去春来，去年的燕子今年又飞回，却不见去年伉俩。

住在记满旧情的楼中，关盼盼心中只剩下悲思和无奈，日复一日，全靠着沉醉在回忆中打发时光，不再歌舞，也懒于梳洗理妆。

昏昏暗暗中，不知不觉竟也度过了十度春秋，关盼盼的这种忠于旧情、守节不移的精神，赢得了远近许多人的怜惜和赞叹。

浅谈白居易诗在语言方面的运用 篇6

11文秘1 于鹏飞

20111003142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 和“俗”，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可见白居易诗可用“通俗易懂”来形容了。然而白居易诗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了，其中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了。

讽谕诗按诗体原分为两部分：“古调诗五言”和“新乐府杂言”，由于讽谕诗的直接言说对象为君主和整个官僚阶层，由作者赋予了这样严肃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上当然不可能十分随意。除了体现作者的言责和思想外，还必须能够体现合于作者臣子的身份。

白居易讽谕诗在语言方面有一显著特点就是用典。这种语言风格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

白居易讽谕诗在语言方面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讽谕诗中口语词的运用。当然了按白居易诗的篇数计算，平均每六篇才出现一例。应当说，这些词语在诗中所起的只是一种点缀作用。但总的来看，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并不算突出，也不如白居易本人在其他诗作中使用得那样普遍。由此可见，讽谕诗在语言上不但完全符合唐代文人诗的一般规范，而且应当说是属于比较古典的。

中国古代自然山水诗的宇宙意识 篇7

关键词：自然山水诗,宇宙意识,审美的天地境界,人的自然化

中国古代诗人在登临山水, 暮景状物时, 并不仅仅注重自然与人道德情操的联系, 而常常着意于观照自然本体的底蕴和宇宙的律动。他们礼赞自然, 渗透自然, 又超越自然, 将审美意识引向对宇宙的感慨、赞叹和哲思, 从而激励人生、升华情感、净化人性, 造就人生的和谐完美和精神的常新不朽。此即我们所说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在古代自然山水诗中的是如何体现的呢, 本文从四个方面略述之。

一、欣赏自然的过程, 往往是主体道德观念寻求客体再现的过程

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和“感应交流”关系, 即自然能够象征契合人的某种道德品质和感情要求。如孔子言“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山水草木与某种心境和品格相符合。山水诗写景就是写情, 诗人在千姿百态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表现自我的最佳模式, 把喜怒哀乐倾注于山水草木, 将一片风景视为一种世态人情的折射。

孟浩然和王维以王孟并称, 二人诗风相近, 但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 两人诗中反映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迥然相异。孟浩然求仕失望, 一直处于欲隐不甘, 欲仕不能的矛盾中, 心情寂寞难平。“风鸣两岸叶, 月照一孤舟”, 作者满怀伤感, 奔波无定, 很不得意。“咏怀愁不寐, 松月夜窗虚”, 是在发泄怨悱之情, 寄愁思于明月。尽管李白对孟浩然倾倒不已 (“吾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红颜气轩冕, 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 , 但孟浩然的诗于旷达淡远中显现的抑郁不平之气, 我们今天读来, “寂寥之情”弥漫纸上。

与之相反, 王维在政治失意时, 厌倦尘世 (主要是官场) , 亲近大自然, 在佛教和山水中寻找寄托。《竹林馆》中, 诗人“弹琴复长啸”, 与大自然进行融洽的交流, 他的琴和啸有何意味, 竹林中无人能懂。倒是明月怜惜情怀, 洒下清辉, 将人照耀, 似在倾听。幽篁、明月有什么奥秘, “人不知”而为作者所知。他虽然离群“独坐”, 却并不寂寞, 更不伤感或愤慨, 而是进入了一种恬淡、闲适、安详、澄净的境界。

然而, 古代诗人在观照自然山水时, 并非仅作道德人格的联系和比附, 他们在欣赏和陶醉中, 因情生理, 由感性愉悦而进入哲理沉思, 这又体现为另一层更高的美学意蕴——宇宙意识的觉醒和探求。

二、宇宙意识的觉醒——唤醒审美主体的潜能和自信

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人的精神在天地间本是逍遥自由的。因此, 人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和表现, 不局限于狭窄的时空范围, 而是将之扩大、囊括到整个宇宙, 对宇宙之道、终古之美进行体验和研究。

曹操的《观沧海》作为一首体合宇宙精神和气魄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诗写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的途中, 诗人铠甲未除, 征尘不洗, 伫立碣石山巅, 慷慨高歌: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钟惺云:“《观沧海》直写胸中眼中, 一段笼盖吞吐气象。”诗人笔下的沧海形象, 是一个真正吞吐一切包罗万象的宇宙形象!这宏伟的形象, 给予诗人的是创造力和自主感的激发。这并非通常的“借景抒情”, 这是主体对客体在惊诧、赞叹的审美感受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从而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使命, 升腾起一种叱咤风云的强烈欲望——创造无愧于浩淼大海的英雄业绩!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 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 栗深林兮惊层巅”的天姥山神景象, 使李白领悟了世道“万事如流水”, 更意识到人格自由和尊严的无比可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李白真性情的回归。杜甫在“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的泰山美景感染下, 获得了非凡的勇气和力量:“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奇谲瑰丽的自然景色显示了宇宙的恢宏博大, 它推动着诗人的精神升华、人格净化、心灵解放!

时间无始无终, 空间无边无际的宇宙, 毕竟是一个谜, 同时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它一方面唤醒人的自主感和能动性, 另一方面也参照出人生的短暂、有限、渺小, 带来悲凉和感伤情绪。

三、宇宙意识的探求——审美主体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理性反省

从总体上看, 中国古代诗人并非因悲凉和感伤而走向痛苦绝望、厌倦人生的深渊, 相反, 他们从悲凉和感伤中的觉醒, 开始深刻反省宇宙和人生。不少的古代自然山水诗就表现了这一意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诗人站在幽州城楼登高望远、纵目驰心, 广阔无垠的时空使诗人感慨人生的短促、身躯的渺小, 遂产生一种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并不是“怀才不遇”的一己之悲, 恰是觉醒的标志。诗人“念天地之悠悠”, 是在思索宇宙的往来古今、四方上下;诗人“独怆然而涕下”, 是感到了天地以一种无形的、异己的、巨大的力量对人生造成重压, 产生岁月易逝的紧迫感。整首诗表现了对宇宙“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的深沉向往和对人生“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执著追求!

再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人首先仰望明月, 疑虑顿生:“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貌似天真幼稚的发问, 却涉及到宇宙和生命的本源的问题。诗人接着俯视大江, 忽有所悟“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发现!个体的人生与永恒的江月相比, 固然是渺小短促的, 但人生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延续, 却构成“无穷已”, 足以与江月并存, 与宇宙同辉!而且, 人生在无穷的递变中光景常新, 而江月“年年只相似”地单调重复。诗人获得了类似苏轼的审美解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四、宇宙意识的升华——审美主体向自然复归

人的一生多灾多难, 古代诗人在面临灾难而无能为力时, 不是走向上帝, 企求在神秘的天国获得安宁和超度, 而是回归自然, 融入自然, 获得最终解脱。这也就是李泽厚说的“人的自然化”和“审美的天地境界”。

嵇康的“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初步触及了这种境界, 飞鸿与五弦纷纭驳杂又和谐统一, 人在俯仰瞬息之间遨游于无限的宇宙。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则更进一层, 诗人在与山水花鸟的亲切交往中, 与宇宙万物达成了心灵的默契——一种无法名状、不可言喻的“真意”。如果说, 上述两诗并非以纯粹的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 还带着人间的烟火味的话, 那么王维的一些作品就真正“得山川灵秀之妙, 夺造化神奇之理”了: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鹿柴》

一切都是这样的浑涵, 这样的晶莹透彻!辛夷花的自开自落, 青苔日照的往往复复, 无喜无忧, 似乎也暗示着大千世界生生灭灭、因果相续、自在自为的禅理。但这并不消极, 也不颓废, 而是展现了一种人籁悉归天籁的阴柔美。

人生的倥偬, 世态的纷扰, 政治的倾轧, 宦海的沉浮, 一切都烟消云散。没有挣扎、忏悔、欲念, 没有地狱的阴风和天堂的灵光, 惟有被大自然净化了的心灵, 被心灵升华了的大自然。这是最富神韵和异彩的瞬间, 是“无不忘也, 无不有也, 澹然无极, 而众美从之。”

五、小结

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篇8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委顺”精神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暴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注释：

①檀作文.试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2）：43-51.

②文中所引白居易诗，皆自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

③（日）花房英树.白居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④杨东明.白居易思想演变轨迹初探[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3）.

⑤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⑥朱学东.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

⑦张再林.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J]，唐都学刊，2004（1）

⑧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J]，文学遗产，1995（5）.

参考文献：

[1]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日）花房英树.白居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3]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4] 杨再锋，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第6期.

白居易诗 教案教学设计 篇9

一、作者介绍：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今属山西)，祖上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历任左拾遗、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因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晚年闲居洛阳，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世称白香山。

白居易诗善于叙述，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开中晚唐浅俗诗风，影响深远。

二、课文简析

（一）轻肥

1．背景简介：此诗为诗人《秦中吟》十首组诗之七，约作于元和三、四年(808、809)。《秦中吟》自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问，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妇吟》。”唐代中叶以后宦官专权越来越严重，而且过着骄奢淫逸、豪华糜烂的生活。他们结成一团，操纵朝政，甚至敢于废立皇帝；另一方面，天下民不聊生，苦难深重，元和三、四年，江南大旱，竟至民间有人人相食的惨状。诗人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写，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对宦官骄横跋扈的痛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轻肥，用《论语雍也》句：“乘肥马，衣轻裘”之意，喻指宦官奢侈生活。

2．基本解读：此诗写宦官的骄横之态并与江南天灾作比，表达诗人对官场奢侈生活的批判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主旨）

开头八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为第一层，写宦官们赴宴时骄横跋扈之状。首四句先写宦官们令人惊异的骄横情形：意气之骄，竟能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而这一切均是宦官们所为!不能不令人惊异，从而引出“是内臣”的回答。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如此跋扈呢?原来这些宦官居然都穿着朱绂和紫绶，做了高官，大权在握，怎能不骄?“军中宴”的“军”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宦官们拳握了神策军的军权，盛气凌人，  “夸赴”，写出耀武扬威之态；“走马去如云”，写出旁若无人的骄横。而宦官不是一个两个，“满”、“照”、“皆”、“夸”、“如云”等字眼，告知人们这是一大帮，令人触目惊心。这里语含讽刺，暴露了贞元、元和之际宦官、藩镇、官员相互勾结的畸形的社会现实。

接下来六句“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为第二层，写军中宴会的豪华场面。菜单是相当奢侈的：九酝、八珍、洞庭橘、天池鳞，均为天下美味，而“溢”、  “罗”、“擘”、“脍切”等词，表现了宴会之奢靡。“食饱”二句，呼应首句，赴宴时已是“骄满路”，如今酒酣足食，更是不可一世了。

以上二层极力揭露宦官、权贵之间相互勾结、极度奢靡的生活，为下文表现主题作了充分准备。最后二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为第三层，用重笔转折，直赋其事，以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现实进行对比，揭示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悲惨处境。据《旧唐书宪宗纪上》记载，元和三年，“是岁，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旱”。四年，“浙西苏、润、常州旱俭。”这一乐一悲，令人惊心动魄，这与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异曲同工。

3．鉴赏要点：本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对宦官的骄横之态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对比手法的使用。诗人不作一句评说，不发一句议论，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并列写出，让读者悟出应有的结论，这比主观议论更有说服力，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二）花  非  花

1．写作背景简介：白居易诗原本以通俗著称，这首诗却相当朦胧，作于何时，为何而作，均无从定论，它被自居易自编于集中“感伤”部分。

2．基本解读：这首诗诗意朦胧，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诗。首二句“花非花，雾非雾”，给人一种难以说清、捉摸不定之感，虽系否定，却有着一个肯定的比喻：如花似雾。

“夜半来，天明去”，乍一看以为是记梦，但下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可见又不是记梦了，“梦”在这里也是一比。“去似朝云无觅处”，以“来”、“去”关联，生发出两个新的比喻。“夜半来”者是春梦，春梦虽美却十分短暂；“天明去”如朝霞，朝霞虽美却易幻灭。

3．鉴赏要点：此诗诗意朦胧，带有一种淡淡的感伤之情。

博喻手法的使用。由一连串比喻构成，环环相扣，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这种手法为博喻，主要表现为以多个鲜明的喻体表现一个并未说明的主体。

（三）杜 陵 叟

1．写作背景简介：此诗属于《新乐府五十首》，自序说是“伤农夫之困”，作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前后，当时江南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诗人时任左拾遗，上疏奏陈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皇帝批准，并下了罪己诏(实际上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把戏而已)。杜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十公里少陵原上，秦代为杜县之地，汉代宣帝葬于此处，故称杜陵。

2．基本解读：这首诗写农夫之苦，并对统治者玩弄权术剥削人民表示强烈的愤慨之情。（主旨）

开头七句“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写出灾情之严重。从三月写到九月，可见全年适合长庄稼的时候全部是恶劣的天气，麦苗和禾穗不是黄死就是青干。

接下来四句“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写官吏们在此天灾面前的可恶表现和百姓们的.困难处境。官吏们为了“考课”，不仅不奏报朝廷，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搜刮。

再四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写诗人难抑愤怒之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明知”农民受灾却偏偏“不申破”，甚至还美化现实以博皇帝的高兴，这样的“长吏”在封建时代是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

最后八句“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写皇帝得知灾情而下诏免税．．表面上是歌颂了皇帝的仁德，实际上语含讽刺，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官员们的“求考课”，还是“里胥”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都是统治者们惯演的把戏而已：“帝心恻隐”是虚伪的，而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却是真正的目的。

3．鉴赏要点：对封建统治者用“双簧戏”方式剥削农民暴行的深刻揭露。“长吏”明知天灾却不奏报，仍然强征暴敛；一个小小的“里胥”一直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才慢腾腾地宣布“免税”的“德音”，背后明显有官府的支持；皇帝一直等到有人奏报后才下诏“免税”，此前却一直不闻不问，装作不知，虚假伪善。这种“双簧戏”的演出，封建统治者演起来驾轻就熟，时机控制得恰适其时，可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把戏不止一次上演，诗的讽刺力度可见一斑。

人称的变化写出诗人愤激的情感。如对“长吏”的控诉时，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变成直抒胸臆：“剥我身上帛……”，而诗中这一“我”的形象，极为精练地概括了封建时代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不屈反抗精神，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四）问 刘 十 九

1．写作背景简介：此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诗人时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刘十九，名不详。作者另有《刘十九同宿》诗，有句“唯共嵩阳刘处士”，可知其为河南登封人。有人以为即隐居庐山的刘轲。十九，兄弟间的排行。

2．基本解读： 这首小诗写一个冬日的傍晚邀人饮酒的情趣。（主旨）一二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写酒香袭人。酒是新酿的酒，还未滤清，上面浮着酒渣，微绿色，细小如蚁。炉火正旺，炉是红泥铸就的，小巧而又简朴雅致。红红的炉火，泡沫浮动的绿酒，香气自然十分诱人。三四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邀对方傍晚过来饮酒。一场暮雪眼看就要飘洒下来，室外寒气袭人，而时值黄昏，还有什么比朋友间饮酒叙情更能令人快慰的事呢?结句虽为问句，但给人盛情难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