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2024-10-14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共2篇）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篇1

中唐永贞革新与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

永贞革新失败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这对白居易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来学者在对白居易的闲适诗的思想内容、文化解读等方面作了很充分的研究，而从政治因素对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影响还稍显单薄。笔者认为，白居易为数最多的前后期的闲适诗的创作都与他早年遭遇的政治打击有关，尤其是永贞革新的影响。要解读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就不能回避中唐的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本文拟从白居易闲适诗中体现的佛道思想，来探讨永贞革新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的影响。

永贞革新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参与者受到了严酷的政治惩罚。白居易看到了八司马的结局，宦途的无常让他们心悸。但毕竟他不是八司马中的一员，并没有亲身感受到那种结局的痛苦，因此，白居易虽心有余悸，还是义无反顾地顺承了永贞革新的道路，但他改革的热情最终遭遇了挫折。

白居易积极地向朝廷提出中肯的建议，但是宪宗很少真正采纳，使他非常苦闷，他曾以世上缺少伯乐自嘲：“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羸骏》)元和十年，他上书请求捕杀行刺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贬谪诏书到达前，他很苦闷，其《自诲》诗写道：

乐天乐天，来与汝言：汝宜拳拳，终身行焉。物有万类，锢人如锁;事有万感，热人如火。万类递来，锁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万感递至，火汝心怀;使汝未死，心化为灰。……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住哉?乐天乐天归去来!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白居易亲身感受的痛苦结局，使他顿时联想到自己与“八司马”的悲惨遭遇多么相似，不仅心生悲凉之叹;再者政治的沉浮，也使白居易意识到在这种官员互相攀援、明争暗斗的局面下是非模糊，以一人之力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想按照本心、自我原则为事做官也已越来越难。正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使白居易政治热情逐步减弱，进一步认识到宦途的无常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再也不像当年那样书生气十足的指责朝政了，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处世之道。这无一不是受了永贞革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显然，永贞革新的消极的影响使白居易的人生价值观有所改变。诗歌中反映的情绪看似旷达，其实热情已降到了冰点，对人生、世事，他视之犹如一场幻梦。封建社会士大夫在无力摆脱困境的时候，常常会归之于命运，然后逃避，白居易也是这样。元和十一年，他写的《岁暮》诗把自己的思想归纳了一番：

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这是一种归隐的念头。他后来的心境和生活其实与此是一致的。其后的忠州之调，更标志着他思想的重大转变，他写了一首五十韵的五言排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其《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有云：

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鸟以能言，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他做出了新的决定：一、避险知足;二、隐于朝市;三、少语全身;四、随俗浮沉，总之就是“独善其身”。五十五岁时被转调为苏州刺史，他在《自咏五首》之一写道：

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此时，他已渐渐失去了昔时关注现实的激情。接连不断的颠簸，使他很痛苦：

“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他要在归隐闲适中躲开人间的烦恼和苦难。

白居易在改革的`路途中遭遇了挫折，过着痛苦寂寞的生活，这使他充溢着一种不平的情绪，并且要在文学中发泄出来。如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曾写诗道：

自哂沈冥客，曾为献纳臣。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江南谪居十韵》)

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争奈何?(《浩歌行》)

在流露出不满的同时，有着归隐的念头。但他所受的打击毕竟没有八司马严重，因而心理压力也就小一点。他早年形成的对人生、生死的认识，在政治打击下开始对他的生活发挥重要作用，佛家那种不问事世的淡漠情怀和道家的齐生死、等祸福的齐物论思想又在开始冲击着他的头脑。如他的《效陶潜体十六首》之十三：“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忧乐与利害，彼此不相逾。是以达人观，万化同一途。” 白居易在三十四岁(永贞元年)做秘书省校书郎时，就有一种人生短暂的失落感：“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感时》)即使四十岁升官志喜，他也说：“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初除户曹喜而言志》)遭受政治打击后，他更加消沉。人生不可把握，仕途又充满坎坷，因此他要随缘自适：“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五首》之二)他开始有意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从他集子中随处可见的以“闲”诗题的作品，有语词闲出、闲行、闲居、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眠、闲卧、闲望、闲问、闲忙、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等，即可见其端倪。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言。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做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在白居易看来，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是其晚年所追求的生命体验，也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很会调节自己的生活，有时听听音乐：“非琴非瑟亦非筝，拨柱推弦调未成。欲散白头千万恨，只销红袖两三声。”(《云和》)有时春池泛舟：“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泛春池》)流水、游鱼、小舟、鹤、浮萍、碧竹、书棋、茶酒，这些充满闲适韵味的事物都是他的陪伴：

夹岸铺长览，当轩泊小舟。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洞户斜开扇，疏帘半上钩。紫浮萍泛泛，碧亚竹修修。读罢书仍展，棋终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檐雨晚初霁，窗风凉欲休。谁能伴老尹，时复一闲游?(《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

其笔下的景物也常常是闲淡的：

草浅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条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语花堤上，行吟水寺前。等闲消一日，不觉过三年。(《晚兴》)

景闲，人闲，乃至赋闲不知岁月，正是随缘任运、恬淡心情的反映。《江州雪》、《放旅雁》、《晚望》、《早春》、《春寝》、《睡起晏坐》、《秋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同类作品。此时，佛、道思想又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法宝。

通过对白居易在永贞革新后的政治生活、生存环境及其闲适诗创作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其时的闲适诗与永贞革新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永贞革新失败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对他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淡漠闲适的情怀。同时，文学也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永贞革新使其后的文学体现出题材和感情基调的一致性，形成了独具特特色的风格特征。

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篇2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委顺”精神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暴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注释：

①檀作文.试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2）：43-51.

②文中所引白居易诗，皆自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

③（日）花房英树.白居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④杨东明.白居易思想演变轨迹初探[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3）.

⑤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⑥朱学东.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

⑦张再林.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J]，唐都学刊，2004（1）

⑧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J]，文学遗产，1995（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