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典成语故事

2024-09-29

春秋经典成语故事(通用10篇)

春秋经典成语故事 篇1

经典古籍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 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

《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 。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徴。

著作概括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黄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 。”是秦汉道家的代表作之一[1]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 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道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春秋经典成语故事 篇2

正式将“编年史”和“历史”对立起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应该是克罗齐,他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章即以《历史与编年史》为标题,讨论了历史和编年史的区别。他首先“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而编年史则不具备这种“当代性”。据此,他指出:“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1]也就是说,在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看来,历史和编年史的区别,不在于我们一贯所认为的史书编纂体例的区别,而是史书中是否有活着的思想。如果没有活生生的思想,那么它毫无疑问就是僵死的编年史,也就是后来柯林武德所批判的“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正是历史中的思想,即克罗齐所说的历史中的“当代性”,使历史成为活历史而不是死历史。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罗齐声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柯林武德声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

那么按照克罗齐对历史与编年史作出划分的标准,《春秋》应该是历史还是编年史呢?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春秋》这部文本时,使我们觉得意外的是,中国学术界数千年来一直强调的便是《春秋》中所承载的伟大而沉重的思想。数千年来,中国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中没有任何人对《春秋》所传承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当代性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春秋》乃是圣人所作,其中寄托了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是圣人为万世立法。这样一部书,不仅不是克罗齐意义上的编年史,说它是历史都是对它的一种贬低,因为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它不是“史”而是“经”!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本人十分重视修《春秋》,司马迁记载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由此看来,孔子在修《春秋》时,是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的。正因为这样,他将《春秋》看做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后人评价自己将以《春秋》为出发点和最终依据。

此后较早指出《春秋》中承载着孔子的重要思想的是《孟子》。《孟子》卷八《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5]这即是说,孔子所修的《春秋》,其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乃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五霸的历史活动;记载历史的文本,乃是依据当时的历史记载;而孔子所作出的贡献便是赋予《春秋》以“义”,即孔子的历史思想,也即克罗齐所说的当代性。正因为《春秋》中所含有的这种当代性,《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修《春秋》是可以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的大事[5]。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春秋》决不是克罗齐意义上的“编年史”,而正是他所说的具有当代性的历史。此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讨论《春秋》是历史还是编年史的学术背景是19世纪之后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类标准,尤其是以20世纪以来在西方蓬勃发展的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为其学术参照的。如果我们将这一知识背景抛开,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分类方法来看,我们又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现在被我们称为历史著作的《春秋》,在中国古代并不属于史部,而是属于经部。《春秋》与中国后来的史学著作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

传统的中国史学思想,一直以较朴素的“据实直书”的“信史”为修史的最高境界。对中国这一史学传统思想作出较完整的理论表述的当属历史理论家刘知几:“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毕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6]我们自然不必以现代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批判刘知几,说历史学家毕竟不是“明镜”,也不是“虚空”,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便不可能像“明镜照物”、“虚空传响”那样纯粹客观地记载历史。然而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颇类似于西方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他们对史家的要求是要像“明镜照物”、“虚空传响”一样客观。

我们暂且不理会刘知几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西方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异同,而先来考察刘知几与孔子的分歧。在公元七、八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理论已臻成熟,在当时最伟大的历史理论家刘知几看来,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要求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6]刘知几一共列出了孔子所修《春秋》与其史学思想不相符的十二种分歧,名之曰“所未谕”者十二。其主要观点即认为《春秋》的记事不够周密,评论出于一己之私心,为尊者讳的笔法又严重违背了据实直书的史学原则。他又将后世学者如司马迁、左丘明、孟子、班固等人对《春秋》的评价指斥为“虚美”者五。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成熟之后对孔子所修《春秋》的权威首次提出怀疑和挑战。

关于这一点,历来学者已经多有论述,如皮锡瑞就曾指出:“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故不知《春秋》为尊、亲讳,其书、不书,皆有义例,非可以史法善恶必书绳之。”[7]蒋伯潜在其《经学纂要》中也指出:“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8]在当代研究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许凌云也指出:“其(刘知几)本色是一个史学家,他以‘商榷史篇’为己任,在他的著作里不是全面评价孔子,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的史学。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作为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换言之,他是以史学家的见识来看待孔子的。”[9]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刘知几和孔子的根本分歧在于一位是成熟的客观主义史学家,而另一位是圣人;刘知几对孔子《春秋》的批判是一位成熟的历史理论家对尚未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史学的批判;同时他又是以史学的眼光和标准在衡量一部蕴含着历史哲学思想的经学著作。然而,用中国传统学术的话语来说,《春秋》是经而非史。

参考文献

[1][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 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5]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6]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7]皮锡瑞.经学通论[M].中华书局, 1954.

[8]蒋伯潜.经学纂要[M].长沙:岳麓书社, 1990.

春秋经典成语故事 篇3

大家好!我叫晏婴,“晏子”是别人对我的尊称。我生活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做过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国君的相国。我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为此没少受人嘲笑,不过后人认为我相国做得还算称职,就搜集了我的一些传闻轶事,编成《晏子春秋》。

知识链接:《晏子春秋》大约写成于战国末期,是后人假托晏婴的名义所作。该书经过汉代学者刘向的整理,分为内、外八篇,收集了215个关于晏婴的传说故事,其中很多是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图享乐,应爱护百姓、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的事迹。

您太谦虚啦,您爱护百姓、劝谏君主的事迹有口皆碑,连孔子都夸您是君子呢。您劝说他人的口才和智慧,留给我们后人许多启迪。

过奖过奖,那是我应该做的。我生活的时代,齐国已从诸侯的老大——盟主的地位上跌落,外有秦国楚国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人祸频频侵扰。我辅佐过的三位国君呢,又个个好吃贪玩不爱工作,我能不像个老保姆一样成天盯着管着唠叨着吗……

额,晏相国注意形象啊。要不,您给大家讲讲您和国君的那些事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人一上了年纪就喜欢发牢骚,同学们别见怪。下面我讲两个故事好了——

智救养鸟人

齐景公很喜欢鸟。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就派一个叫烛邹的人专门负责饲养。可没过几天,那只鸟逃走了,齐景公气坏了,要杀烛邹。站在一旁的晏子忙说:“先让我宣布烛邹的罪状吧,然后您再杀他,也好让他死得明白。”齐景公答应了。

于是晏子板起脸,严厉地对被捆绑起来的烛邹说:“知道吗?你犯了死罪,罪状有三条:第一条,国君叫你养鸟,你却不留心让鸟飞走了;第二条,你让我们的国君为一鸟杀人;第三条,如果其他诸侯知道了这件事,会认为我们的国君只看重鸟而轻视老百姓的性命,从而看不起我们。因为这三条罪状,所以现在要杀死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请您动手吧。”

齐景公听了这番话,明白晏子是在委婉地批评自己不该重鸟轻人,不好意思地干咳一声,说:“算了,把他放了吧。”接着他走到晏子面前,拱手行礼说:“多谢相国。若不是您的开导,我险些犯了大错误呀!”

挂牛头卖马肉

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看女子穿男装,于是齐国的妇女中流行起了穿男人的服装。齐灵公觉得让别国的人看到了挺丢脸的,就下令禁止:“一旦发现穿男装的女子,就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并派出很多官吏在街头巡逻执法。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满街都有违令的女子被官吏撕破衣服、扯断衣带,但女扮男装的风气却依然盛行不衰。

齐灵公沮丧地问晏子这是为什么,晏子回答说:“您仅仅禁止宫外的妇女穿男装,却放纵宫女嫔妃这样做,这就好比卖肉的铺子在门口挂上牛头卖的却是马肉。您为什么不先禁止宫内的女子这样做呢?那样平民妇女们就不会穿男装了。”齐灵公照办了,之后没到一个月,全国的女子就都不再穿男装了。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喜欢吗?喜欢的话请在“‘造粉’召集令”中投本栏目一票。接下来请晏相国为大家布置本期的国学任务。

下面是几个出自《晏子春秋》的成语,请同学们根据释义将它们补充完整。全部答对的同学就能获得精美奖品哦!

1.圣人千虑,必有( )( );愚人千虑,必有( )( ):圣明的人考虑事情再周密,千百件事中总会有一两件有疏漏;而愚笨的人经过反复思索研究,千百件事中总会有一两件做法可取。比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2.衣莫若( ),人莫若( ):穿衣服是穿新的好,与人结交则是老朋友更好。

3.折冲( )俎:在酒宴吃喝之中,就能挫败敌人的企图。指不用武力,在谈笑风生之中就能谈判制胜。

春秋经典成语故事 篇4

【拼音】chūn qiū wú yì zhàn

【简拼】cqwz

【感情色彩】褒义词

【成语结构】主谓式

【成语解释】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也泛指非正义战争。

【成语出处】《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

【成语用法】作宾语;指非正义战争

【例子】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英文翻译】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re were no righteous wars.

【产生年代】古代

春秋故事读书笔记 篇5

今天我读了著名教育家林汉达编著的《春秋故事》。这本书记录了春秋时期众多诸侯国的兴旺衰败、弱肉强食、治国之道……

在书中我“认识”了文武双全、细心胆大的曹刿;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百里奚;还有卓越的政治家管仲和知贤荐贤的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是要好的朋友,而成语“管鲍之交”这个典故就出在这儿。管仲和鲍叔牙两个好朋友一块儿做过买卖,大家都认为管仲揩油,而鲍叔牙说:“朋友嘛,应当互相帮助,有的帮助没有的”。一起打仗,大家认为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却替他解释是因为有老母亲要奉养。管仲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只有鲍叔牙!”正是因为鲍叔牙对管仲的相知相惜,才感动了管仲,也感动了后代子孙。

有关春秋战国故事 篇6

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把他封到了曲阜,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鲁周公。

周公旦虽然有了自己的封地,但朝庭离不开他,所以,他一直留在都城,与另一个弟弟召公奭一起辅佐周武王。

商朝虽然灭亡了,但留下了许多的贵族和奴隶主,这些人在社会上还很有势力。为了安抚他们,周武王不得不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殷侯。为了监视武庚,周公旦向武王建议,把武王的弟弟管叔鲜封在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再把武王的另一个弟弟蔡叔度封在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一带,以防武庚作乱。

周公旦还向周武王建议,释放被纣王关起来的大臣箕子,隆重祭奠被商纣王杀死的忠臣比干,褒奖对建立周朝有功的商族贤人商容。这些措施促使商朝的遗民渐渐亲近周朝,缓解了他们与朝庭的对立情绪。

周武王病逝,太子诵继位,这就是周成王。周成王登基时,才十三岁,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加之天下初定,政权还不稳固,周公旦就辅助成王,主动替周成王承担起行使政治权力,主持国事的重任。

如此一来,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就猜忌起来,制造谣言说周公旦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还说,早晚有一天,周公旦会杀死成王,自己取而代之。流言一经散布,许多人被欺骗了,就连周公旦的弟弟召公奭对其也有所怀疑。

纣王的儿子武庚受到周朝的监控,心里十分不满,他巴不得周朝乱起来,自己好趁机东山再起,恢复殷朝。他和管叔鲜、蔡叔度串通一气,联络一批殷商的旧贵族,同时煽动东夷的几个部落,搞起叛乱来。

形势非常危急,周公旦虽然很伤心,但还是以大局为重,他找来自己的弟弟召公奭,和他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表明自己的清白,消除召公奭的误解。他说:“周朝能够建国,靠的就是我们齐心协力;想让周朝延续下去,靠的依然是齐心协力。如果我们互相猜忌,互相抵毁,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发动叛乱,那就是对周朝子民的犯罪。”

召公奭被他诚恳的话语感动了,消除了误会,兄弟二人重新合作。

周公旦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毅然调动大军,亲自东征。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周公旦下令给太公望,“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凡有不服周朝统治的,太公望都有权征讨。这样,太公望平定了淮夷、徐戎等部落的叛乱,有力地控制住了东方。

东方稳定之后,周公旦可以全力对付武庚了。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武庚被杀了,蔡叔度被流放了,管叔鲜觉得没脸去见哥哥和侄子,就上吊自杀了。

七年时间过去了,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能够独立处理国家大事了。周公旦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也不像代行天子之职的时候那样坐在上边,面对群臣,而是站到班中,和其他大臣一样,对成王十分尊敬。

周公旦还制订了周朝的一套典章制度,用以帮助周成王管理天下。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代的成语故事 篇7

含义:孔子“晚年喜易”,花了很大的精力,反反复复把《周易》全部读了许多遍,又附注了许多内容,不知翻开来又卷回去地阅读了多少遍。通常认为,孔子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以此比喻读书勤奋用功。2.时代:战国 人物:蔺相如 廉颇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

含义:赵惠文王时,秦向赵强要“和氏璧”,他奉命携璧入秦,当廷力争,最后终于原璧归赵。赵惠文王20年,蔺相如随赵王到渑池使赵王不受屈辱。因功任为上卿。3.时代:秦 人物:赵高

成语故事:指鹿为马

含义:相传秦朝丞相赵高试图要谋权篡位,为了试验朝廷中有哪些大臣顺从他的意愿,特地呈上一只鹿给秦二世,并说这是马。秦二世不信,赵高便借故问各位大臣。不敢逆赵高意的大臣都说是马,而敢于反对赵高的人则说是鹿。后来说是鹿的大臣都被赵高用各种手段害死了。指鹿为马的故事流传至今,人们便使用该成语形容一个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4.时代:汉 人物:刘邦 萧何 韩信 成语故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含义:汉高祖刘邦在打天下时身边缺少一位良将,谋臣萧何向他引荐了在项羽麾下的韩信,果然,韩信为大汉版图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太平盛世,汉高祖确认为韩信对他的皇位有威胁,却苦无罪证,最后又让当年引荐他的萧何设计谋害了韩信“成也萧何”是指 韩信成为大将军是 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是指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谋。不论是成功还是败亡都是由于同一个人。

5.时代:晋 人物:王祥

成语故事:卧冰求鲤

含义: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慈爱,常在其父面前数说王祥的是非,因而失去父亲之疼爱。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尾鲤鱼,王祥喜极,持归供奉继母。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6.时代:南北朝 人物:江淹 成语故事:江郎才尽

含义:南朝的 江淹,字文通,宋州济阳考城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 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平淡得一无可取。,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7.时代:隋

人物:隋炀帝 宇文化及 李密 翟让 成语故事:罄竹难书

含义:李渊为争取人心,大开粮仓,救济灾民,并且乘机招募义兵。然而,这些义兵都是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检阅练习,所以带领起来万分辛苦。此时,李密在河南省东部,拥有极大的力量,而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檄文声讨隋炀帝,其中的名句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完南山的竹子做简策,也写不完炀帝的罪状。罄是用尽的意思。用东海的滔滔大水,也写不完炀帝的罪恶。以后我们形容罪状之多,写都写不完,称之为“罄竹难书”,这就是此句成语的由来。指把竹子用完了都写不完(古人写字用竹简,竹子是制竹简的材料),比喻事实(多指罪恶)很多,难以说完。8.时代:唐 人物:孟郊

成语故事:走马观花 含义:唐朝诗人孟郊年轻时隐居嵩山,过着清贫闲淡的生活,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多次进京赶考没有考中,直到46岁时才考取进士,他用写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抒发自己的喜悦心情。后多指大略地观察一下。9.时代:五代十国 人物:韩熙载 成语故事:探囊取物

含义:韩熙载是五代时期南唐著名的贤才,因为明宗李嗣源杀害了他的父亲,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原,投靠江南的南唐政权。韩熙载的好友李前去为他送行。临行前,韩熙载告诉李:“江南的南唐如果重用我,让我当宰相,那我一定能率军北上,迅速收复中原。”而李听后则说:“我如果担任中原国家的宰相,那我就能率军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夺取南唐各国(就是探囊取物的意思)。” 后来指伸手到口袋里拿东西。比喻能够轻而易举地办成某件事情 10.时代:宋 人物:赵匡胤 成语故事:黄袍加身

含义:五代后汉时,郭威在澶州军变,数千将士发生兵变,以黄旗加于其身,拥立他为帝。后周时,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部下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天子。后比喻发动政变获得成功。11.时代:元 人物:刘因

成语故事:风中残烛 [1]含义:刘因,元初容城人,字梦骥。他非常聪明而且肯下工夫读书,著有《静修集》和《四书集义精要》等。刘因幼小丧父,一向对母亲很孝敬,成人以后,曾在朝廷任右赞善大夫,后因母亲有病,辞官回家,侍奉母亲。

不久,朝廷又让他去做官,刘因不愿。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母亲已经九十岁了,好比大风中一支快燃尽的蜡烛,在世不久了,我怎么可以去贪图一时的富贵而扔下她不管呢? 12.时代:明 人物:于谦

成语故事:两袖清风

含义:古人穿的衣服,没有有口袋。平民百姓的衣襟向右掩,在腰间束带,随身携带的散碎东西可揣在怀里。官员则穿长衫,袖子特别宽大,便于放些银两、诗词文章等。古代的贪官污吏却是把受贿的钱财放进自己的衣袖里。倘若官吏廉洁,没有贪赃枉法受贿,衣袖当然是空的,只有“清风”,所以“两袖清风”就成为表官员廉洁的借用语了。13.时代:清 人物:龚自珍 成语故事:不拘一格

含义: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在清朝政府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1839年,在他48岁时,就毅然辞官回老家。在回乡的旅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 一天,龚自珍路过镇江,只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打听,原来当地在赛神。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等天神在虔诚地祭拜。这时,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听当代文豪也在这里,一位道士马上挤上前来恳请龚自珍为天神写篇祭文。龚自珍一挥而就写下了《九州生气恃风雷》这首诗,全诗共四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诗中九州是整个中国的代称。诗的大意说,中国要有生气,要凭借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我奉劝天公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常规,把有用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

后来,人们把“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简成“不拘一格”这个成语,用来比喻不拘泥于一种规格、办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 篇8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 篇9

戴公(?-公元前766年),子姓,宋氏,名白 ,宋哀公之子,周朝时期诸侯国宋国第十一任国君,公元前799年-公元前766年在位。

宋哀公元年(公元前800年),宋哀公去世,宋戴公继任国君之位。宋戴公在位期间,由正考父辅佐,爱民如子,深受万民拥戴。宋戴公三十四年(公元前766年),宋戴公去世,举行国葬,人们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在墓边长跪不起,周平王特赐谥号为“戴”。

宋戴公死后,其嫡子宋武公继位,其支子公子撝为宋国大夫,他的儿子便以祖父的谥号“戴”为氏,宋戴公被奉为戴姓的始祖。

宋宣公——宋国国君

宋宣公(?-公元前729年),子姓,宋氏,名力,春秋时期宋国商丘人。宋国第十三任君主,公元前747年-公元前729年在位。他是宋戴公之孙,宋武公之子。

宋宣公,子姓,宋氏,名力,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武公的儿子,继位前称公子力。宋武公十八年(鲁惠公二十一年,公元前748年),宋武公去世,公子力继任君位,是为宋宣公。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 篇10

伯嚭——吴王夫差时期太宰

伯嚭(bó  pǐ),春秋晚期人,原为晋国公族,子姓。史载伯嚭的先祖公子遨为宋桓公之子,宋襄公之弟。公子遨出使晋国,完成任务后留晋为官生子改姓伯。后“三郤”权倾朝野。公子遨之子伯宗公忠体国,不满郤家势力太大,被三郤诬陷致死。

伯宗之子伯州犁逃到楚国,任楚国大夫。伯州犁生郤宛,又为楚国大夫,后郤宛被楚国令尹子常攻杀,伯嚭逃难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嚭为人,好大喜功,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完全丧失了其祖辈的优良品质,使吴国在吴越争雄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

人物简介

伯嚭,(嚭,音“痞”,拼音:pǐ),又作伯否  ,春秋晚期人,出身于楚国贵族,吴王夫差时期太宰,人称太宰否。

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父亲伯郄宛,是楚王左尹,后来被楚国令尹(国相)囊瓦(子常)所杀,并诛连全族。伯嚭逃难到吴国,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嚭任吴国太宰,贪财好色。吴国击败越国时,文种带着美女珍宝,偷偷献给伯嚭,伯嚭收受了贿赂。后来伯嚭竭力劝说夫差受降,使得勾践免于一死。伯嚭陷害伍子胥,伍子胥被迫自刎而死。

前473年,越王勾践再次率师伐吴。夫差自杀后,越王勾践进入姑苏城,上据吴王旧宫,百官称贺,伯嚭也在朝列中,自以为以前曾于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因此面有得色,向勾践拜贺。勾践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与越国勾结)”诛杀之。但是,根据《左传》,伯嚭非但没有被越王句践杀死,而且还做了越国的太宰。前471年,鲁国季孙肥曾贿赂伯嚭。

孔子弟子子贡评论他是:““太宰否”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在今天的中国江浙一带,多有用“伯嚭”来形容某一类人(多为贬义)。  如作为春秋时期吴国核心区域的苏州、无锡地区便有将恶人、奸佞之徒称呼为“伯嚭”的说法。在宁波话中“伯嚭”指花言巧语、夸夸其谈、好说假话骗取私利的人。金华话中“伯嚭”指善吹牛、爱说空话的人。

一度挣扎在亡国边缘的越王勾践却“卧薪尝胆”,终于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励精图治中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史称“三千越甲可吞吴”。在这场戏剧性的历史较量中,伯嚭是一个举足轻重、至为关键却又极不光彩的人物。

避难复仇

伯嚭本是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父亲郤宛,是楚王左尹,他为人耿直,贤明有能,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受到了少傅费无忌的忌恨进谗,被贪得无餍的楚令尹(国相)子常所杀,并株连全族。

但伯嚭竟得侥幸逃离。他听说另一位遭楚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立即赶来投奔。伍子胥(?——公元前484年),也出身于楚国贵族之家,其父伍奢曾为楚平王的太子建当太傅(即辅导太子的官)。后来,因为奸臣费无极诬陷他和太子建策划谋反,楚平王怒而囚伍奢,并派人追杀太子建。太子建闻讯逃往宋国。楚平王又听从费无极的谗言,令伍奢召回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子胥),以便一网打尽。伍尚忠厚尽孝,应召自首。子胥则逃离楚国,以图报仇。经过许多周折,子胥终于出昭关而

至吴,受到吴国公子光信任,子胥向公子光推荐勇士专诸,为公子光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吴王,即为阖闾(公元前5一前4在位)。此后子胥便被聘为行人(官名,掌管朝觐、聘问、出使等事务),参予国政。

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是因为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就将他举荐给吴王阖闾。吴王阖闾高兴地接见了这位满怀深仇大恨的青年。在盛大的宫宴上,吴王若有所思地询问伯嚭:“寡人之国僻远,东滨于海侧。闻说你父亲遭费无极谗害,被楚相暴怒攻杀。而今你不以吾国僻远,投奔来此,将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呢?”伯嚭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不过是楚之一介亡虏。先人无罪,横被暴诛。听说大王您收留了穷厄亡命的伍子胥,所以不远千里,归命大王。大王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万死不辞!”吴王听罢颇为伤叹。

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大夫被离,却对伯嚭很不放心,轻声询问伍子胥说:“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坦然以答:“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被离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提醒子胥道:“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不以为然。最后在伍子胥的大力举荐下,阖闾收留了伯嚭,任伯嚭为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图谋国事。

而此时的伍子胥却没有料到被离的话会在日后应验。正是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伯嚭,时过三十年后,真就贪赃擅权,像费无极谗害他父亲一样,将苦苦撑持吴国大局的他,残害致死!

当然,此刻的伯嚭,实在还没有在吴国站稳脚跟,也谈不到怀有多大的贪欲。他亡命异国,家仇未报。心中翻腾着的,还只是如何仰仗吴国之力,出师伐楚,以一雪父死、族灭之辱。所以对伍子胥不仅恭敬相从,而且同舟共济、出谋划策,朝夕为训练吴师尽力,配合得倒也十分默契。

公元前5,吴王阖闾应子胥、伯嚭复仇伐楚的请求,重用孙武为大将,子胥、伯嚭为副将,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楚昭王仓皇逃奔随地(今湖北随州)。这一役,几乎使堂堂楚国陷入绝境,不得不迁都于鄀(今湖北钟祥西北)以避其逼。吴之声威,由此远震中原诸国。

楚国势危时,楚臣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大受感动,便派兵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间,在稷地(今河南省桐柏县境)打败了吴兵。

孙武、伍子胥审时度势,看到秦楚联合,吴军不利,便劝吴王以退为进,与秦通好。伯嚭却贪功恃大,自告奋勇地请战:“我军自离开东吴,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如今一遇秦兵,就令班师,未免太胆怯了。臣愿甘当军令,领兵一万,定能杀得秦兵片甲不回。”阖闾赞赏他的勇气,就令他领兵出战。伯嚭率军直驰入敌阵中,结果被一截为三,首尾无法照应。伯嚭大惊,左冲右突,却不得脱。幸亏子胥领兵来救,将他从围困中解救出来。相传孙武曾恼恨伯嚭刚愎自用,便对子胥说:“伯嚭为人,矜功自任,以后必为吴国祸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子胥却念及伯嚭也是想为国效力,而且在伐楚战役中建有巨功,便奏请吴王赦免了伯嚭的丧师之罪。

贪佞为己

当吴王阖闾伐楚入郢之际,他的一个潜在对手越国,则乘吴国后方空虚的良机,发动了“伐吴”战役。历史由此翻到了“吴越之争”的新的一页。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因为攻楚时相邻的越国常来袭击骚扰,心中恼怒,便下令伐越。越王勾践迎击,双方在欈李(今浙江嘉兴西南)爆发了一场著名决战。勾践先以敢死之士冲击吴军,又以“罪人之行”在阵前“自刭”激励士气,乘势大破吴军。越将灵姑浮以戈击吴王阖闾,伤其大脚趾。阖闾退师,死于离檇李七里之遥的陉地。他的儿子夫差继立为王,任命伯嚭为太宰。太宰,掌管王家内外事务,因为与王室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很有权势,易受宠信。夫差为报父仇,大力整饬军旅,积极备战。并且派人朝夕立于庭门,每逢夫差出入,就向他发问:“夫差!你忘记越王的杀父之仇了么?”夫差即大声回答:“呵,我怎么敢忘记!”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见时机成熟,就调遣了全国的军队,以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取太湖水道攻打越国,双方激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西山)。吴军耻丧先王,誓死图报,夫差更是亲立船头,秉袍击鼓,全军勇气倍增。恰好北风大起,波涛汹涌,吴军大舰顺流扬帆而下,俱用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越兵迎风,无法抵敌,大败而走。逼得越王勾践仅以五千甲兵固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越之危亡已系于一发。

勾践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卷甲求和。他派了一位娴于辞令的大夫文种作全权代表,入吴求和,“膝行顿首”而告吴王:“大王您的亡臣勾践,派在下文种转告您之执事:倘能允许讲和,勾践请为您之下臣,妻子作您之下妾。”吴王夫差正在洋洋得意之中,很想就此答应了事。不料侍立一旁的伍子胥却站了出来:“大王!这次打败越师,乃是上天要把越土赐予我吴国呵!千万不可答应讲和!”夫差被伍子胥一语点醒,登时沉下脸来。求和谈判陷入难以缓解之僵局,文种只好还报勾践。

越玉勾践得知求和不成,当即明告臣下,先杀自己妻、子,再烧毁王宫宝器,然后与吴师拼命、“触战以死”!在这危急关头,大夫文种向勾践献谋:“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却志趣不合。吴王敬畏子胥而亲信伯嚭。若能私下以财色结其欢心,使其言于吴王,则和议事成。”

勾践一听不错,立刻派人在内宫挑选美女八名,连同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让文种暗中登门拜见伯嚭。伯嚭起初听说文种求见,并没在意。可是当他的随从禀告他说文种是携重礼而来时,立即下令召见。等文种进到营中,伯嚭又“倨坐以对”,神色傲慢。文种跪着致词道:“寡君勾践,年幼无知,开罪吴王,如今愿作吴臣,又恐吴王不受,故遣文种来拜见太宰,望太宰能在吴王面前美言。”说着,将礼单呈上。

此刻的伯嚭,经过二十年之苦心经营,早已不是当年那位志在复仇而勤于国事的规矩大夫了。他官至太宰,成为“万官之长”,权势之显赫已无以复加。作为先王阖闾的托孤大臣,他也完全可以把骄横而缺少心机的吴王夫差,玩弄于股掌之上。唯一不能令他满足的,便只有对财货的贪求和年轻美貌女子的馋涎了。当文种将一大批金光闪闪的宝器堆在他面前,再把八位花枝招展的美女唤上堂来时,伯嚭那鹰隼般贪锐的目光里,顿时溢满了痴迷、淫邪的喜色。

伯嚭虽然内心欢喜,外表却又假装正经道:“越国旦暮且破,越国所有的财富还怕不全归属吴国吗?你们仅仅用这点礼物,休想收买我。”文种明白他贪心不足,便以攻为守道:“越兵虽败,但还存有几千精兵,仍可力战,即使战败,越国也会焚烧库藏,君臣投奔楚国,吴国又能得到什么呢?即使吴国得到越国的财富,大半也会收入王宫,太宰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文种又点明议和后对伯嚭的好处:“若和议事成,越王并非委身于吴王,而是委身于太宰。那么越国所有贡献,都先经过太宰,再进入王宫,那太宰就可独揽越国的财富了。一席话说得伯嚭心满意足,于是以宾主之礼待文种。

世上从来就没有不求回报的贿赂。不过,以如此露骨的形式,诱使对方出卖国家利益,帮助其大敌度过危难的贿赂,恐怕就不太多见了。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接受这样一桩卖国通敌的肮脏交易。伯嚭身为吴之太宰,岂能不明此中利害!然而,他毕竟太贪婪了--而贪婪,则是可以淹没人性中仅剩的任何一点良知的。

第二天一早文种再次拜见吴王夫差。“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则尽入其宝器、倘若您不肯赦越,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焚毁其宝器,率五千将卒与您拼命!”口气之强硬,似乎比第一次求和更有过之。伍子胥当即出谏;“夫吴之与越,世仇之敌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变这种状况。勾践贤明,文种、范蠡更是良臣。倘若让其求和而返回,将留无穷后患。今不灭越,悔将无及!”反对和解的态度,依然激烈而不可更改。

但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太宰伯嚭却一反当初之沉默,出来帮文种说话了;“我听说古代讨伐敌国的,也不过迫使敌国臣服而已。现在越国已经臣服,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就这样一句话,扭转了吴越和谈的僵局。吴王夫差本就志骄气傲  ,不把越王勾践放在眼里。听了伯嚭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当即拍案定局,答应越王求和,把围困会稽的大军撤离而去。

骄横的吴王夫差当然不明白;大凡出卖国家利益的卑鄙行当,往往是以最冠冕堂皇的言辞为掩饰的。他于是受了伯嚭的迷惑,放过了本可消灭的可怕敌人。伍子胥则不同。他深谋远虑,早已洞察了此次放过越王勾践的危害。所以退朝以后,即愤愤地告诉臣僚:“越王得此缓解之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必能卷土重来。二十年之后,我大吴之国,恐怕要化为一片荒沼了!”这也是一个惊人的预言。然而,伍子胥毕竟不知道,使这一幕求和谈判出现剧性逆转的,竟只是文种进献伯嚭的一批“宝器”和八位“美女”!

祸国殃民

文种求和事成,回到越国。公元前492年五月,越王勾践为实践求和时许下的诺言,毅然率领范蠡等三百人“入臣于吴”,以作人质。这一举动,简直无异于将自身送到凶残的豺虎口中,谁也无法预料,这一去究竟还有没有归国之日?所以,当群臣送之于钱塘江上时,无不垂涕、流泪而哭、越王夫人身随勾践入吴,当然更觉凄恻。

但勾践、范蠡却似乎颇有所待。因为他们知道:此去虽然凶险万分,但也未必找不到一线转机。最关键的是,早在求和之际,文种就已用宝器、美女,在吴王身边安排了一位可靠的越之“庇护神”他就是身居太宰之位的伯嚭。

当勾践来到吴王庭前拜见夫差时,就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极大风险。勾践“稽首再拜”,刚表明愿“执箕帚”,作吴王扫除之仆的心意,夫差已顿时怀疑起来:“勾践,你难道不再记挂败亡之仇了么?”勾践心中暗惊,脸上却依然恭敬有加:“倘不是大王您宽宏大量,臣当初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又哪敢记挂什么仇怨?”吴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侍立一旁的伍子胥,立即向吴王高声进谏:“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且还要用带丝线的箭射下它来,何况它已栖止在宫池、廊庭之间!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而入我疆土,进我栅栏,这正是送上口来的食物,岂可以放过不吃!”

王庭上下刹时静了下来,越王勾践也不免紧张得涔涔汗出。他似乎有意无意地,盯了吴太宰伯嚭一眼。

伯嚭心中一跳。他原本以为,受了文种的贿赂,扭转了越之求和僵局,就可以抽身事外,再不必管越国的祸福了--那卖国通敌的勾当,实在是罪不可赦的呵!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勾践居然不顾生死,还要到吴国来充当臣仆,真是愚不可及。勾践之命悬于一发,又向自己发出了暗示,他能坐视不救么?倘若勾践横下心来,当堂抖出他卖国通敌的贪迹,岂不要掉脑壳?看来,这卖国的卑鄙勾当。还得再干一次了。他于是越众而出:“大王!伍子胥虽然明于一时之计,却不通长远的安国之道。您没有听说‘诛降杀服,祸及三世’的道理吗?越王既肯臣服,入执仆役之礼,理应好好对待他。大王千万不可听群小的无知之言呵!”

比起伍子胥咄咄逼人的进谏,伯嚭的话无疑更冠冕堂皇,也更动听得多。吴王满意地点头,终于不杀勾践,让他为王宫“驾车养马”。勾践夫人则提汲“给水”,“除粪洒扫”;夜晚均居于石室之中,不得擅离。

就这样一连三年,勾践君臣小心翼翼做夫差的仆隶之臣,居然不露一丝愠怒之色。吴王常暗中登高,伺察他们的行动,也没有发现任何诡秘之迹。夫差放心了,高兴地对随从的太宰伯嚭说:“那个越王,真是个有节之人;大臣范蠡,也是一介贞士!虽然处此穷厄之地,起坐之间仍不失君臣之礼。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了!”

伯嚭却明白:勾践一日不返越国,就存在一日杀身之祸。倘若他伯嚭不能保护勾践君臣的安全,也就难于保证自己的贪赃卖国之罪不被揭露。所以听了夫差的话,他不禁喜出望外:“愿大王以圣王之心,哀怜这些穷孤之土,早日放越王归国才好。俗话说:‘无德不复’。大王您垂仁思于越王,越王岂敢不报答您呢!”吴王正在兴头上,便想下令放归勾践。伯嚭立即将此消息传与勾践。不料伍子胥听说夫差将赦放勾践,急忙入见,以诤言相谏:“大王!从前夏桀囚汤王而不诛,商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回反,祸转成福:商汤反杀了夏桀,文王反灭了殷商!现在大王囚越君而不加诛,臣以为您也受惑太深了,恐怕会重蹈夏、殷之覆辙呵!”夫差有所醒悟,原先准备召见越王的命令,也由此搁置下来,并复有杀勾践之意。不巧此时夫差身染寒疾,认为“禳灾宜作福事”,勾践因而暂免一死。

太宰伯嚭发现形势突变,急将消息透露给范蠡。越王忧心如焚,急催伯嚭从中援手,并答应返国以后送上更多宝器。有此重利,伯嚭焉能不为动心?即以探病为名再谏吴王;“大王!子胥之谏看似有理,其实不然: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割燕公出境送至之地予燕,博得了莫大美名。宋襄公济河而战,不击不列阵之敌,鲁《春秋》表彰了他的仁义。所谓功立而名举,军败而德存。今大王真能赦越王返国,那可是功冠五霸、名越前古的盛事呵,又何必犹豫?”夫差听了心有所动。

三个月后,夫差之病还未痊愈,勾践从范蠡计,主动请求探视。伯嚭亲作引路人,将勾践带到夫差榻前。勾践忍辱含羞,“取夫差之粪跪而尝之”,并假意祈祷夫差病体早日康复。夫差大为感动,伯嚭乘机在一旁盛赞勾践的忠诚,并促成夫差许诺,放勾践回还越国。

待夫差病好,设宴款待勾践。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忿然,拂衣而出。伯嚭见机,谗言于吴王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大王行仁爱事,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子胥离席,是自觉惭愧吧。”夫差点头称是。宴后三日,夫差送勾践归国。

勾践来到三律渡口,不禁仰天而叹:“嗟乎!孤之遭难,谁想到还能生渡此津呵!”不过还有一句话,勾践终于没有说:“倘若不是得到吴太宰伯嚭的庇护,我勾践恐怕早已血溅吴王之庭了!”这句话他当然不能说。因为对吴国来说,贪心的伯嚭此刻已越陷越深,再不能在卖国求贿的泥淖中自拔。伯嚭受越国的贿赂,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勾践得回越国后,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他自己则“苦身焦恩,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又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勾践还优礼下士,招揽各地人才。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越国实力大增。

而吴王夫差将勾践放回国后,并没注意到勾践在国内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而只是看到勾践表面上恭敬如常,又加上太宰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夫差也就失去了对越国的防备之心,而逐渐耽于享乐。

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寻欢作乐。伯额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西施、郑旦两位美女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蒸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是水土不同的缘故。

伯嚭作为吴国的大贪官,害怕的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忠贞廉洁的老臣伍子胥。历来的贪官似乎都不怕君王。因为君王高高在上,本就少有能体恤下情和辨察臣下之贤否的。对于他们,贪官自有一整套阿谀迎合、欺瞒哄骗之术与之周旋。

贪官的最可怕对头只有一种,那就是刚正不阿的诤臣。这类官吏人数虽不多,却代表着广大的民意,而且软硬不吃、进贿无门,实在令贪官望而生畏。

吴国之托孤老臣伍子胥,不幸正是这样一位诤臣。他足智多谋,明于治乱,疾恶如仇。在“吴越之争”的许多重要关头,一再与伯嚭争议于吴王廷上,成了伯嚭贪赂卖国的极大障碍。

伯嚭呢,自从在越王求和中收受重赂,一次次欺蒙吴王,帮助勾践度过厄难。由于始终未被发现此中隐秘,胆子便越来越大,贪赃徇私的丑事也越干越多。其贪名远播之处,甚至连孔子弟子子贡,也对他作出了如下评断:“(吴)太宰伯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伯嚭的贪名到了如此沸扬的地步,不免感到紧张起来。倘若伍子胥从中探出蛛丝马迹,发现他暗通敌国的勾当,告之于吴王,他就罪不容诛了。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个恶人先告状,尽早除去伍子胥,他伯嚭才能高枕无忧。

这机会也真被伯嚭等到了。

夫差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夫差受鲁国鼓动,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越王勾践不忘吴仇,正轻其征赋、养其甲兵,时时寻找着可乘之机卷土重来。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齐国的威胁,却只是疥癣微疾而已;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打齐国的主意,不是错误吗?”吴王没有听从,仍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并慑服邹、鲁两国国君而回国。这样,吴王越来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谋划了。

又过了四年,吴王又要向北攻打齐国。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帮助吴王,又用重金奉献太宰伯嚭。请他力阻伍子胥之谏,怂恿夫差赶快伐齐,以利于越国积蓄力量报吴雪耻。伯嚭于是更加尽心替越国讲话,吴王也总是信从伯嚭之言。将要攻齐时,子胥劝谏道:“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却听信它的虚伪诡诈的花言巧语去贪图齐国,攻破齐国好像得到一片石田,没有用得着的地方。希望大王放弃齐国,而先考虑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然而,此时吴王夫差已是对伯嚭言听计从,而对子胥早生厌恶之心,所以当吴王出师之际,伯嚭向夫差奏请:由伍子胥出使齐国约战。好借刀杀人。不过齐国并没有上当。

待夫差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大破齐师,打了胜仗回都后,伯嚭又乘机在吴王面前说子胥的坏话:“伍子胥强硬凶暴,缺少恩德,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害呢。前次大王想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产生埋怨情绪。现在大王又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专擅执拗,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的事业,只不过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计策高明罢了。如今大王亲自出马,调动全国兵力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未被采纳,他因此装病推辞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况且我派人暗中察看他,他出使齐国时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埋怨,请大王早日除去子胥,以防不测!”

其实子胥的托子于齐臣鲍牧,只是为了想保全子嗣,并没有任何通敌图谋。但伯嚭的此次进谗,妙在事出有因又似查有“实据”,夫差自然难以辨明其中曲直。当即勃然大怒,派使臣赐伍子胥“属镂剑”以自杀。

伍子胥接到赐剑自杀之令,悲愤地告诉门下舍人:“我死以后,请将我的眼睛悬挂在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的侵入、吴国的灭亡……”于是自刭而死。吴王听说子胥的遗言,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鸱夷”形马皮囊中,投入姑苏东南江中。让它在江里飘浮,吴国人怜悯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祠堂,命名为胥山(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一位苦苦撑持吴国社稷的栋梁之臣,就这样被真正“通敌”的伯嚭惨害而死。从此以后,伯嚭似乎可以放手干那贪赃误国的勾当,而不用害怕被揭露了。但他又哪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忠贞之臣被谗害殆尽之日,其实也就是它在风雨飘摇中即将败亡之时!这即使对于贪官,也决非是什么幸事阿……

千古骂名

吴王杀了伍子胥后,就进攻齐国。齐国姓鲍的大臣杀死他们的国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想要讨伐齐国的叛乱分子,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开了。以后两年,吴王召集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在橐皋(今安徽省巢县西北拓皋镇)相会。为进一步称霸,吴王又发兵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并开凿河道,使长江、淮水连结起来,辟出一条通向齐鲁的水道,准备与中原之国会盟。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吴与晋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霸主地位。

然而,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称霸天下,尽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见机不可失,乃率大军袭击吴国。勾践亲自督阵,范蠡、泄庸两翼呼啸而至,势如风雨。吴军老弱,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越国是多年练就的精兵,弓弩剑戟,十分劲利,又积数年之耻,人人奋勇,以致大败吴师,杀死吴太子。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黄池与诸侯争论,连日不休,忽然有使者来报:“越兵入吴,杀太子,焚姑苏台,吴军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砍杀使者,夫差惊问为何,伯嚭强作镇定,答道:“不知虚实,留下使者泄漏风声,于争霸不便。”夫差心惊胆战,记挂都城,却又不敢泄漏半丝惧色。等会盟结束,夫差立即班师回国相救。途中告急报告不断,吴军将士记念家人安危,心胆俱碎,加上远行疲惫,全无斗志,与越军交战,一触即溃。夫差忧急交加,喝斥伯嚭道:“你保证越王不会反叛,故听从你的建议放还越王,如今之事,你必须给我去向越王请成和议。否则,杀子胥的剑当用来杀你。”

伯嚭强忍恐慌,硬着头皮来到越王军前求和,礼数全同以前越王臣服之时。勾践见当时还未到完全灭掉吴国的时机,又考虑到吴国业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便许成和议。

这可以说是“吴越之争”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强梁一时的吴王,当年曾得意洋洋地让勾践献上“重宝”以谈和;而今,他却反而要送去“厚币”向勾践求和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都得归功于太宰伯嚭,倘不是由于他的贪贿、纵敌和谗贤,又安能有此局面出现!

此后的历史进程,节奏就快得多了: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再次率师伐吴。夫差见越国再次大兵压境,更加恐惧。此时伯嚭托称有病不出。越王勾践迫使夫差自杀后,进入姑苏城,上据吴王旧宫,百官称贺,伯嚭也在朝列中,自以为以前曾于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因此面有得色,向勾践拜贺。勾践却下令诛杀伯嚭,罪名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与越国勾结)也”。

吴王醒悟

公元前478年,吴越之战夫差便另派使者作罪臣状去见越王,乞求和议。勾践心中不忍,准备答应和议,范蠡立刻反对道:“大王隐忍二十年,为什么就要功成时又要放弃呢?”于是越王勾践拒绝了吴使的求和,令越兵加紧攻城,不久就破城而入。夫差困于阳山,越王勾践准备将夫差贬到甬东(越东都,甬江东也),“予百家居之”,夫差自叹:“孤老矣,不能事君王。吾悔不用伍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于是自刎而死。临死之际,还令手下将其双眼用三寸帛遮住,说:“我无面目以见伍子胥也!”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二)

羊斟--春秋时宋人

春秋  时 宋 人。 郑 伐 宋 , 宋 华元 、乐吕 御之。 羊斟 为 华元 御, 华元 杀羊以飨士而不及 斟 。将战, 斟  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御,我为政。”驰入 郑 师, 宋 遂败。见《左传·宣公二年》及《史记·宋世家》、《郑世家》。 唐 郑薰  《赠巩畴》诗:“淡薄贵无味, 羊斟 惭大羹。” 金 王琢 《同漕使对雪》诗:“跃马共思追兔迹,抱戈谁与置 羊斟。

郤克——晋国大臣

郤克(?-前587年),即郤献子,姬姓,郤氏,名克,谥献,春秋中期晋国正卿,身残志壮的元帅,郤芮嫡孙,郤缺嫡子。生于世卿之家,而长于阡陌之间。后继父为卿,与赵朔、栾书为至交。

前592年,继随会执政。对内和睦众卿,对外与楚周旋。于前589年,大败齐师于鞍,吹响晋国复兴的号角。对敌虽刻,对内则缓,其博闻多能、惠而内德、智能翼君,有赵衰、范会之风,故谥之曰“献”。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三)

晋出公——晋国君主

晋出公(???--前452年),姬姓,名凿,晋定公之子。是晋国的一位傀儡君主,他在位期间,国内韩、赵、魏三卿联手打败执政的智氏,国君之位完全被韩赵魏架空。最后因不满三卿过度僭越,被迫流亡于齐国,客死他乡。

为了振兴晋国,重建霸业,智伯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我智家先拿出一个万户邑献给晋公,你们呢?”

三家大夫都担心失去土地后,自家的实力会下降,都不愿献出封邑,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晋公;魏桓子也惧怕智伯瑶的威力,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问赵襄子,赵襄子不答应,智伯回报晋出公,晋出公命令智家和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在晋阳攻打了两年没有攻克,后来智伯采用水灌晋阳的方式,可就在要淹没晋阳城的时候,韩、魏两家突然临阵反水,用水倒灌智氏军营,联合赵氏大败智氏,智伯兵败身亡。

韩、赵、魏为了免除后患,开始率军攻打智氏封邑,一次杀智伯家族二百余口,天下震惊!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晋出公大怒,向齐、鲁两国借兵讨伐三卿。韩、赵、魏三卿联手攻打晋出公,出公无力抵抗,只好被迫出逃,结果病死在路上。  晋出公死后,宗室姬骄被立为国君,史称晋哀公。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从此晋国的国君,再无半点权威,历史由春秋时代,逐渐过渡到了不以仁义为重的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四)

晋平公——晋国国君晋平公(?―公元前532年),姬姓,名彪,晋悼公之子,春秋时期晋国国君,公元前557年―公元前532年在位。晋平公即位之初,与楚国发生湛阪之战,获得胜利。公元前552年,同宋、卫等国结盟,再度恢复晋国的霸业。在位后期由于大兴土木、不务政事,致使大权旁落至六卿。 公元前532年,晋平公去世,谥号“平”,其子公子夷继位,是为晋昭公。夫概——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姬姓,吴王诸樊之子,吴王阖闾之弟。公元前506年,楚国令尹囊瓦率军围攻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求救。吴国遂打起兴师救蔡的旗号,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武、伍子胥为大将,阖闾的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坐战船,由淮河溯水而上,直趋蔡境。夫概子孙在吴国者改姓夫余氏,为姬姓的一分支姓氏。夫余氏的部分成员辗转迁徙,到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开拓基业,人丁极为兴旺。以后发展成夫余国、高句丽、百济王室。在春秋时,吴王阖闾使弟夫概筑城为王邑。因城狭而长,故名长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公元9,吴越王改长城县为长兴县,浙江省长兴县名由此始。

春秋战国历史人物故事(五)

许行——先秦农家

许行(xing)(约公元前372年~289年),东周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华夏族,楚国之随人,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约与孟子同一时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所以被归为农家,后世也将许行视为先秦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但因没有著作流传于世,详细思想内容与其他事迹皆不可考。

许行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

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划给他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同年孟轲游滕,遇到陈相,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农”“儒”论战(《孟子·滕文公》)。

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他以农事为主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他还意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作用,并对物价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认识。许行以其独到的农家思想见解和实践活动,对后世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思想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贤德的国君应该要和百姓一同耕种获得自己的粮食,自己做早晚餐并处理国事。  “仓廪府库,是厉民而以自养也”:反对国君设仓库储存米榖,有府库积聚财货,认为这就是伤害人民来供养自己,并否定国君拥有仓库、府库的物权。  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大小等数量、质量规定价格,不赞成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的欺诈行为。 许行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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