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共4篇）
春秋笔法 篇1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 它记载了上至周穆王, 下迄鲁悼公约514年的历史, 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 楚、吴、越八国之事, 共21篇, 以记载西周春秋时期君臣治国的言论为主。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史书, 它的语言文字在表达思维上非常缜密, 加上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文章的对话生动活泼形象鲜明, 在对人对事的褒贬态度上充分地运用了“春秋笔法”这一史家的著书方法, 其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更是世人的治世之道。
“春秋笔法”是史家的一种著书方法, 所谓的“春秋笔法”就是史家用简约和隐晦的手法, 对君臣的善恶附上自己的褒贬态度, 最后达到劝人为善的目的而运用的一种著史方法。“春秋笔法”的运用, 正好实现了史官在记载历史时“为王者晦, 为尊者晦, 为贤者晦”的原则, 用简约和隐晦的手法, 又达到了惩恶而劝善的目的, 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左传·成公十四年》将“春秋笔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 即“春秋五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 就是指为文的简约和隐晦来说的, 这四例被钱钟书称为是“载笔之体”, 是方法和原则, 第五例被称为是“载笔之用”, 是目的。“春秋笔法”是含有“微言大义”的, 在《辞海》中将“微言大义”解释为隐微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深远意义。“褒贬善恶”是《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意蕴, “微言大义”之“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 “笔则笔, 削则削”正说明了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谗而弗见, 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 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 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 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 为之不知其义,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 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 父不父则无道, 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 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笔则笔, 削则削”是史官著史的一种手段,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惩恶而劝善”, 修法度, 以正礼义, 这才是孔子制《春秋》的意旨。而关于“微言大义”之“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在《国语》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国语》中多是劝谏之辞, 运用“微言大义”之法直抒其恶, 弘扬其善, 褒贬得当。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史官修史的一种手段, 是君臣之间固有的话语模式。“微言大义”之法不但能显示出历史的真实, 更能以一种恶而贬、善而褒的态度表现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也就是以孔子的王道思想为君臣树立一个模板, 何谓有礼、何谓无礼, 自然明立于心。而《国语》就是要通过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来表明何谓善、何谓礼, 对有礼行为予以褒奖, 对非礼行为进行惩劝, 把一种儒道观注入到人们的心里, 教人们如何从善, 如何以礼待人。《国语》从这方面对“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进行了阐释, 进而明示孔子的儒道思想。而作为“载笔之体”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惩恶而劝善”的社会功用得到很好的体现, 使史家著书更加严密, 使历史更具有时代性。
《晋语一》“蒸于武公, 公称疾不与, 使奚齐莅事。”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冬祭武公这样的大事晋献公竟然不亲自主持, 却让奚齐代替, 无视太子的存在, 显然是厚奚齐而薄太子申生, 从这里我们看出晋献公已经有意要奚齐换掉太子之位了, 只是没有直接说明而已。而晋献公这种违背礼法的行为终将留下祸患, 同时也为太子申生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语言虽简洁精炼, 而表达的意思却耐人寻味, 这就是“微而显”这一原则的妙处, 以达到既显其恶, 又给予讽刺。这里又写到太子申生的“孝、敬、忠、正”, 太子申生用“事君以敬, 事父以孝”来对待晋献公, 可是晋献公却要舍弃申生, 情何以堪?这一鲜明的对比正好反衬了晋献公的行为, 褒贬善恶自见其中。
同样“志而晦”这一原则的运用也使“惩恶而劝善”这一社会功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周语中》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 王劳之以地, 辞, 请隧焉。王不许。”王不许这是合理的, 晋文公请求用隧礼这是违背礼法的。根据礼法, 隧礼是天子的葬礼, 墓道全是地下通道。晋文公属于臣子, 请求用隧礼有一种与周襄王平起平坐的意味, 但是由于晋文公刚刚帮助周襄王坐稳郏地的王位, 所以周襄王不好直言拒绝, 于是周襄王从宗朝礼法出发, 给晋文公上了一堂礼法课, 最后晋文公知难而退。通篇史官都用了简约而幽深的言辞记述周襄王的答话。这就是为文“志而晦”的精妙之处, 通过这种描写方式不但委婉地拒绝了晋文公的请求, 既不伤彼此的和气, 又保住了周王室的威严, 使违礼行为得到遏止, 以正君臣之位, 最终达到“惩恶而劝善”的目的。
“婉而成章”这一原则是指用委婉曲折之言为文载事, 使表达顺理成章。《晋语四》中 “楚子问于公子曰:‘子若克复晋国, 何以报我?’公子再拜稽首, 对曰:‘子女玉帛, 则君有之。羽旄齿革, 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 君之馀也, 又何以报?’对曰:‘虽然, 不谷愿闻之。’对曰:‘若以君之灵, 得复晋国, 晋、楚治兵, 会于中原, 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 其左执鞭弭, 右属櫜鞬, 以与君周旋。’”楚成王执意要重耳报答他, 重耳的答词婉转委曲, 而又顺理成章, 让人听起来又于情于理。又如《周语中》“刘康公论俭与侈”一文, 对君德与臣德做了具体的阐释:“为臣必臣, 为君必君。宽肃宣惠, 君也;敬恪恭俭, 臣也。”刘康公去鲁国聘问, 用季文子、孟献子的节俭与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的奢侈对比给周定王讲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 最后以季文子、孟宪子和叔孙宣子、东门子家他们的下场劝诫周定王为君要有君德, 要行王道, 为臣要有臣道, 忠心为国。刘康公的这一番话实际上就是说给周定王听的, 他并没有直接对周定王说为君的该如何如何, 而是通过季文子、孟宪子和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的事例来暗示周定王作为一国之君将如何实行君德, 才能让臣子忠心的为国家效劳, 才能让百姓归顺于自己。同时也表明了史官的一种态度和观点, 对季文子、孟宪子的褒奖, 对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的贬斥, 用辞委婉而态度鲜明, 褒贬自见其中而又顺理成章。
“尽而不汙”这一原则杜注解释为“直言其事, 尽其事实, 无所汙曲”这是记载史实的一部分, 对君臣的违礼行为直言不讳, 关于这一原则的运用在《国语》中不胜枚举, 如《周语上》“虢文公谏不籍千亩”根据《礼记》记载:“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 天子亲载耒耜, 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 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 躬耕帝藉。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 卿诸侯九推。 反, 执爵于大寝, 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 命曰劳酒。”天子千亩, 诸侯百亩。每年春耕前, 天子诸侯举行籍田仪式, 以此劝勉农耕, 并用籍田所获奉祀宗庙。“宣王即位, 不籍千亩。”于是虢文公上前劝谏, 讲述了籍田礼的过程、籍田礼的重要性, 敬神祭祀取自农耕, 失去农耕就等于失去民心, 国何以立?然而宣王没有听虢文公的劝谏 , 最终被西戎打败了。宣王的行为违反了周代的礼制, 史官却能直抒其非礼行为, “尽而不汙”手法的运用使善恶分明, 又彰显礼义, 给历代君王以明鉴。这种不听从臣子劝谏的国君在《国语》中数不胜数, 史官用“尽而不汙”的手法直接抒写, 毫不隐讳, 对那些不听忠言的国君, 也只能当做历史的反面教材去教育世人了。
“微言大义”之“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用婉转委曲的笔法记载历史史实, 通过“褒贬善恶”的“微言大义”之法实现“惩恶而劝善”的目的。“载笔之体”与“载笔之用”的完美结合使史官对历史的记载生动而鲜明, 具有感染性。“《春秋》采善贬恶, 推三代之德襃周室, 非独刺讥而已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可以见出“惩恶而劝善”是“春秋笔法”的宗旨, 但惩恶不是目的, 劝人为善才是孔子修《春秋》的真正目的。《国语》中臣子劝谏君王从善尊礼的言辞婉转委曲而又有理有力, 充分地体现了“春秋笔法”的妙处。《国语》作为一部史书, 内含一种法度, 一种思想, 一种文明, 更深刻地蕴含了孔子修《春秋》的意旨, 而《国语》对“春秋笔法”的解读也更加形象具体, 更加深刻。
摘要：“春秋笔法”是史家的一种著书方法, 用微言大义阐释义理, 褒贬自见其中。被称为载笔之用的“惩恶而劝善”的社会功用在史家的笔端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国语》运用, “春秋笔法”“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汙”, 为“载笔之用”的“惩恶而劝善”服务, 进而体现孔子的王道思想。
关键词：《国语》,“春秋笔法”,惩恶而劝善
春秋笔法 篇2
教学目标：
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
教学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
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也有“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等说法。《史记秦本纪》还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之”作为一桩大事记载下来，以示重要。
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政论。《史记》中提及的《谍记》、《春秋历谱谍》，以及《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中提到的《郑志》，《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梼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属各诸侯国的年代记。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多亡佚，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
早期史官记载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现代学者王国维等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和事迹的可靠性，因而也不能排斥《夏本纪》中包含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等便认为，《尚书》中所收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词《甘誓》，“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揽诙啻沼谛纬梢恢质妨狭鞔揭蟠倍槐4嫦吕吹模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能忽略早期史官所起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和史表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
这里还应提及，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的，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其客观公正性，习惯上，连当世的皇帝也不得观看，其中亦寓有督促帝王不得为非作歹的含义。这一点，到南北朝时仍有所表现。如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他却词不稍屈，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虽有过失，但其“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高允身上继承的正是古代史官独立不阿的精神。西魏时，史官柳虬还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史官的这一职能，使那些想获得后世好名声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如东魏权臣高欢即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他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但唐以后，这一传统渐遭破坏。首先是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观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为后世所诟病。
二、春秋笔法
释义 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
出处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孔子撰《春秋》，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后人就称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所谓“不露山水”，实指不显露那些不宜明说或不愿直说本意的语句，宜与名家画山水一样，“妙在含糊，方见作乎”，或旁敲侧击，或含义模糊，或闪烁其词，或含蓄委婉，或意在言外，或从旁烘托，或虚掩伪饰，或上下暗示，总之不露本意。当然也有涉及本意的，则往往从轻从宽，或隐隐约约，未见庐山真面日，或扑粉涂脂，顿使恶语变美言。为此，本文仅就读者欣赏春秋笔法必须具备的能力方面作一点管窥。
一、欲说还休，以少引多 作品中所渲染、抒写的人物逐渐接近主旨时，作者忽然收笔，即“欲说还休”，不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余地。由于世界观，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读者得出的主旨与作者的主旨可能迥异，各个读者得出的主旨也可能不同，但人们又不会因此去追求，这类语言正是在这种猜度、体察、品味之中显示出语言的“不露山水”之美。例如《红楼梦、第九十八回中写林黛五弥留之际：
“……猛听寞王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心冷汗，不做声了。”
有人试图为黛玉这“好……”字后面难言之隐语填空，但无法填出，也无须填出，因为黛玉临终前，哀恨交集，至情倾泄，“闲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二、不著一字，以无胜有．春秋笔法犹似画龙，见首不见其尾，方是神龙。“露其要处而藏其全”，才能显示其潜涵的魅力。春秋笔法又如乐曲，戛然而止，则余音缭绕，韵味无穷。倘若倾箱倒箧，一泄无余，则使人索然乏味。文中的直观形象仅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凭藉形式，其真实意图不著一字，但读者9、要作穿透性深究，就会无中悟有，“尽得风流”。例如《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时与宝玉闲话；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 次。”
读者不禁要和宝玉一样急于知道是“什么好处，你细细儿的告诉我。”可是作者恰恰在此辍笔，写道：“……只听：外面一声，正是宝钗来了。”其实宝钗的好处书中早已交代，这里不过借莺儿之口，用不著一字的手法，让人意会，顿生光辉。
三、烘云托月，以彼写此 不正面刻划作品中的主要对象，而是通过渲染其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在适当处稍露鳞爪，给读者提供循彼寻此的线索，从而使主要对象鲜明突出。例如《西厢记》第一折写崔莺莺的美丽，就是运用“烘云托月”的春秋技法。莺莺兼有“国艳”与“天人”的美丽和神采，作者“因而画云”，借众僧入和张生的“惊艳”来烘托莺莺的美丽。张生虽也曾“颠不刺地见过万千”美貌女子，但当莺莺出现在他面前时，竟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由此，莺莺之美可想而知。通过对张生“惊艳”的渲染烘托，莺莺的绝世之美就活现在读者的眼前。
四、设想幻化，以虚寓实 要写眼前，却着墨设想未来；要写现实，却描绘幻化世界。笔下之虚，扑朔迷离；虚中之实，更具神韵。试看《杂文界》1988年增刊中刘征的《秦俑》：
秦俑大喝一声：“止！走近始皇陵者死尸然而，大大批的游人，中国人，外国人，戴着旅游帽的，背着照相机的，一个个说说笑笑，同秦俑擦身而过。泰俑的手是僵硬的，不能动 作；剑是锈住的，不能拔出；喉咙是陶瓦制的，不能出声。然而，他下能容忍拿他的命令当儿戏的人，仍无声的大喝道：“止，否则汝将血吾刃！”
两干多年前，秦始皇下令制作秦俑是为了守陵护墓，以展示“六王毕，四海一”的第一位皇帝的威严和雄姿，使伟业长存、江山水固，想下列两千年后却成了展品。从秦俑身上设想幻化，以虚寓实地写出一种社会变迁的沧桑感；秦俑不去审时度势，却一味守旧，无疑是
一个悲剧。一边是严整的方阵，一边是自由的人群‘一边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边谈笑风生，“擦身而过”，“不露山水”中寓滑稽和悲哀，别开生面。
五、语近意遥，以浅藏深 艺术作品中常常选择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场面，用浅近通俗的语言迭设悬念，将读者引入彀中，从浅中悟深，在有限的画面之外，创造出广阔的艺术天地，从而收到语近意遥、言短味长、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金昌绪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全诗口语化，虽然怨妇唯恐黎明来得太快，难以重温美梦，但溥的开端凝聚在“打起黄莺儿”，为什么要打?打是为了“莫教枝上啼”。莺歌美妙，为什么不准它叫呢?是怕“惊妾梦”。黄莺啼晓，本该醒了，怨妇做的是什么梦?为什么怕惊醒呢?末句答复是：怕惊醒“到辽西”的梦。句有余味，篇有余意：她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什么人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春怨”到底怨什么?迭设悬念，都留给读者去思索，想象，真是语近意遥，浅中藏深。
六、背面敷粉，以表掩里 有些语言似乎感情显豁，但读者切勿轻信上当，因为表面的感情是虚假的，内里的真情藏在背后，如喜掩盖着悲，褒掩盖着贬等。请看李商隐《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稗，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首句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和睥都指花心，红露指红色露水，白蜜指白色蜜汁。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不是同时来到，向这朵鲜花采蜜。第三句点明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了一个风流梦，这里“春”字指《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末句说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丈夫)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背面敷粉，以表面似乎轻薄的艳情掩盖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实质。
七、喷腾跳跃，以点代面 艺术笔墨可以跳跃，可以飞腾，可以喷出。只要点出几个有特征、有代表性的物象，即可牵动读者的思绪，去补充略去的空白，零散的点就构成意境，组成完整的画面。即使省去开端，挖掉中腹，删除结尾，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情发展的线索，依然隐约可见。这种“不露山水”的技法，似乎与数字上的两点定线，三点定圆等法则有相通之处。例如郁达夫《故都的秋》中一段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作者春秋笔法的诀窍，就在于以感情的触角喷腾跳跃，以点代面地写出细微的视觉、听觉、嗅觉，意觉，从而构成北京秋味的心灵图示。不仅对客观世界逼真的描摹，而且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调动五官，心往神驰，突破时空的界限，让思想和情绪喷腾起来，融万物于笔端，把作者抑郁、愤懑、孤寂、哀伤的内在情思“不露山水”而曲折地跳跃于字里行间，既有情化自然的艺术美，又处处隐约抒发出一个“真”的有“个性”的我。在这幅以点代面的绘画中凝聚了一个漂泊天涯的游子彷徨愁苦的浓厚感情，确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三《晋灵公不君》
翻译：
晋灵公不行国君正道。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墙壁。他还从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子炖熊掌没有炖熟，灵公就杀死他，把尸体装在草筐里，命妇女用车装着尸体经过朝廷。赵盾和士季发现了厨子的手，追问厨子被杀的原因，并为这件事忧虑。赵盾准备进谏，土季说：“您进谏，如果国君不接受，那就没有谁能接着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吧，没有采纳，您再继续劝说。”士季往前走了三次，伏地行礼三次，灵公假装没看见。到了屋檐下，晋灵公才看了看他，说道：“我知道所犯的错误了，准备改正它。”士季叩头答道：“哪个人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却能改正，没有什么善事能比这个更大的了。《诗经》上说：‘没有谁没有个好的`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照这样说来，能够纠正错误的人是很少的。您能有始有终，那末国家就巩固了，哪里仅仅是臣子们有所依靠呢。《诗经》又说：天子有没尽职的地方，只有仲山甫来弥补。意思是说过失是能够弥补的，您能弥补自己的过失，君位就丢不了啦。”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清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晋灵公仍旧不改。赵盾多次进谏。晋灵公很厌恶他，派鉏麑暗杀他。鉏麑清早赶去，看到卧室的门已打开了。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由于时间还早，端坐在那里打瞌睡。鉏麑退出来，感叹地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主啊。杀害百姓的主，就是不忠；不履行国君的使命，就是不守信用。在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种，都不如死了。”便撞死在槐树上。
犹不改。宦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癖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齐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灵公赐给赵盾酒喝，预先埋伏好身穿铠甲的武士，准备攻杀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情况，快步走上堂去，说：“臣子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了三杯，不合乎礼仪。”接着扶赵盾下堂。晋灵公唤出那条猛犬向赵盾扑去。提弥明徒手搏击猛犬，把它打死了。赵盾说：“不用人而使唤狗，即使凶猛，又顶得了什么？”一面搏斗，一面退出宫门。提弥明为赵盾殉难。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当初，赵盾在首阳山打猎，在翳桑住了一晚。看见灵辄饿倒在地，问他得了什么病，灵辄回答说：“已经多日没有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灵辄留下一半食物不吃。问其原因，答道：“我在外当奴仆已经多年了，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现在离家近了，请让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她。”赵盾要他吃光，并给他预备一筐饭和肉，放在袋子里送给他。不久灵辄做了晋灵公的甲士，却把戟掉过头来抵御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免于难。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我就是您在翳桑救的饿汉呀。”问名字和住处，他没有告诉就走了。——接着赵盾也逃亡了。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的山界就回来了。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条记载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赵盾说：“唉！《诗经》说：‘由于我怀念祖国，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大概是说我吧！”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法直书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记事的原则而承受恶名。可惜呀！要是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掉罪名了。”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四、《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肴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肴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春秋笔法 篇3
学术界通常用独立董事对公司出具的否定意见的比例来衡量其工作价值。但是，如果统计一下独立董事出具的意见，明确的否定意见比例不足1%。这个比例显然太低了。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年薪多则50万，少则3～5万。因此，这些人要缴的税金相当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这些人看起来又什么也没干，自然不讨舆论喜欢。
有口难辩
那么，1%的否定率是否可以宣告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失败？未必！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那99%的肯定意见中，也可能包含着很多独立董事的尽职之举。须知，董事会关门议事，期间的过程如同黑箱。即使独立董事阻止了一个侵害中小股东的提案，他也无权公布这一事实。实际上，肯定意见的背后，可能有下述三种情景。
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区分上述三种情形，如果认为所有的肯定意见都是情景C，就可能对A和B情境下的独立董事过于苛刻。问题还在于，要证明A情形的存在，在董事会不公开议事过程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
一堂和气
上述ABC三种情景，和高校里论文答辩的情景非常类似。我们通常会看到，在正式答辩中，答辩委员会否决论文的比例低之又低。其间的道理，在于一旦在正式答辩中否决论文，将会对学生本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正常就业，还可能引来学生家长的频繁探访。因此，对于极差的论文，校方或是通过预答辩否决，让学生重写再来答辩；或是让学生在正式答辩中通过，但需要大修改。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很少在正式答辩中看到否决论文的情形。最终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因为用人单位不会介意学生毕业时是否经过论文的大修改。而在答辩的结果中，论文的质量也因是否需要大修改而得到了区分，可谓一堂和气。其中，预答辩否决的论文类似于情景A，大修改的论文类似于情景C，正常通过的论文则类似于情景B。
微言大义
那么，独立董事有没有可能在不出具否定意见的情景下，区分B和C两种类型？如果是，他将运用什么手段呢？
近期，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李峰教授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在数字以外，文字同样传递了重要的财务信息，他用严谨的档案研究证明，公司财务报告的文字情感和股价是相关的。为此，笔者阅读了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出具的肯定意见的具体文字信息，发现其中赫然存在“无过”和“有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情感，具体见下表：
表中两个同为肯定的意见，在情感上却一个无过，一个有功。其间的差异，仅在文字。在所有的样本中，两类意见的比例约为2：1。两类文字虽然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意见的性质，公司不会因为文字差异受到监管方的区别对待，从而引发再融资的困难，因此管理层并不介意这种微小的文字差异。但是投资者就不同了：分组统计揭示，无过组意见的平均市场反应为-0.3%，有功组的平均反应为+0.4%，说明投资者将无过型肯定意见视为坏消息，也说明独立董事用微小的文字差异区分出了B和C两种情景，向市场传递了信号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中庸之道
简单概括独立董事在微言大义中的行为模式，即其在权衡大股东、监管方和投资者三方压力之后，会作出理性的选择，看起来有点中庸之道的意思，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微言大义的首要条件是，报告人不能得罪最不能得罪的一方，就独立董事而言是大股东。第二个条件，大股东对独立董事的态度是，只要不出具否定意见，不引起监管方的注意，在文字上的差异可以容忍。这便是春秋笔法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系盛行
独立董事的春秋笔法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存在关系，比如校友关系，那么他们通过文字情感传递信号的意愿就会下降。这一结果也有重要的意义，表明关系会削弱公司治理的效率。实际上，根据监管法规，独立董事如果和公司内部董事存在校友关系，并不违反独立性的要求。因此，很多公司会优先聘请高管的校友来做独立董事。而各界对此的反应也是持怀疑态度，因为投资者担心非血缘的关系同样可能削弱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我们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关于关系和文字报告的史料，就会发现两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清乾隆年间，官僚之间逐渐形成一个互相偏袒的关系网络，大幅增加了中枢对地方贬损的难度。所谓官官相护，就是指官员通过社会关系链接成一个互通有无的网络，在和皇权的博弈中形成优势。即使精明练达如乾隆，也对此无可奈何。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记载，1768年中国爆发妖术事件，地方巡抚汇报当地案情，奏章结尾的文字为：“……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
这段文字报告的关键，在于“与臣所访无异”这句话。试想，巡抚通过汇报来邀功，希望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但如果妖术案情是巡抚发现的，那么同样有监察职责的当地布政使与按察使就失察了，意味着要遭受惩罚。由于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那么在又要邀功，又要维系网络的情况下，巡抚通过这样的语言可以保住自己的头功，又为属下推卸了责任。也就是说，报告人要强调，他们是一起发现案情的。
乾隆无奈，题了一句：“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岂能事事如此？”。由此可见，乾隆一朝，“与臣所访无异。”恐要成为无数奏章的关键句出现。关系网络，促使报告人在报告时要考虑关系人的利益，其机理与独立董事报告如出一辙。和内部董事有校友关系的独立董事，会更在意校友的利益，从而不再在文字中传递信号。
结语
公众希望独立董事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中国的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最终控制人往往拥有上市公司较大的投票权，从而对董事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给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监管方对独立董事的职责设置了法规，但独立董事的渎职风险又取决于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此外，人们希望声誉机制能够让这些专家有足够的动机去顶撞那些有不良动机的大股东，但新兴市场中声誉机制的效率未得到有效检验。于是，在巨大的客户压力和渎职风险的双重约束下，独立董事的行为体现出本土化的特征，他们可能会尽量避免出具否定意见，因为这会给客户带来巨大的麻烦。但是在肯定意见的出具中，他们会利用有限的文字裁量权，传递信号，并被市场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他们在局限中努力着，作出无需否定的否定。”
（详细研究数据可参考《管理世界》2014年第5期“无功”和“有过”：独立董事意见中的文字信号）
赵子夜：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春秋笔法 篇4
一、从先秦的史实来看实录与春秋笔法的关系
其实中国史学虽然一直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众多史家更是把“实录”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推崇实录精神的同时,历代官方史书以及私修史中的“春秋笔法”也是绵延不绝的。“春秋笔法”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按照左丘明的解释就是“《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春秋笔法”其实是包含了众多的内容,它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明善恶,寓褒贬,对于有些限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而不能直接叙述的史实,则以委婉而曲折的手法来表现,这一点恰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论赞中说的:“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说明由于牵涉到当代的政治原因,孔子写史对不同的时代记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记述比较详尽,有些记载简略而幽微,但是这与歪曲史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史记·孔子世家》云:“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在这里孔子的记述并没有改动事实——周天子参加了践土之会,但是由于“践土之会”是晋文公发起的,为了尊重天子的尊严,所以孔子用了“天子狩于河阳”这种较为委婉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了解历史真相。这与后世所谓的“曲笔”是有着原则的区别的,如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也给予曲意回护。北魏史家魏收撰《魏书》,每每借修史之权以酬恩报怨,凡参与修史诸人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并且饰以美言,而“夙有怨者,多没其善”。他曾公开地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种颠倒黑白,是非不明的歪曲史实的做法,显然是与孔子的著史观念有别的,不属于“春秋笔法”的范围的。
从先秦时期我们就确立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的写史原则。按刘勰的说法就是“直肇南、董”。下面这两件史实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实录的源头。《春秋》宣公二年曰:“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宣公二年对其解释说:“……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同时又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件史实是否能称上是实录,我看是有问题的。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杀死晋灵公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但董狐却记载“赵盾弑其君”,他所依据的只是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这是从礼法上判断赵盾更应该承担“弑君”的恶名,那赵盾是不是幕后主使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假如赵盾是幕后主使的话,显然他决不会让赵穿去弑君,要弑君也要吩咐别人去做。任何人都知道赵穿和赵盾的关系,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赵盾显然不会在政治上有如此幼稚的举动。另外从“宣子未出山而复”来看,假如他是幕后主使,在弑君前他必定对晋国局势已有一番周密的安排,那他也就大可不必急急忙忙回来收拾残局了,而可以从容出境之后再回国。正是由于事发突然,所以他才着急回来收拾残局,免得局面失控。再看孔子对赵盾的评价“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他在这里称赞了赵盾,说明了他并不认为赵盾是弑君者,对于赵盾出于礼法的考虑而甘受恶名的做法给予了赞扬。但是,虽然孔子认为赵盾不是弑君者,他同时对于董狐的做法并没有表示异议。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评价中却蕴含着统一,就是他们三个人都维护了礼法。董狐记史要按礼法的标准,所以他要写“赵盾弑君”,赵盾出于礼法的考虑甘心承受恶名,孔子以礼法的标准来衡量人物,所以才出现了对于上述两个人物近似矛盾的评价。可见,所谓“书法不隐”,指的是史家记事依据“道义”来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至于史事本身记叙是否真实则显然要服从这个标准。“书法不隐”所体现的是史家主体的价值判断,带有史家强烈的主观意识。董狐的做法受到孔子的称赞,也就是说他的著史之法符合孔子的著史标准,符合“春秋笔法”。由此可见这一通常被作为实录精神源头的史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春秋笔法”的著史精神的。
再看《春秋》记载的另一条史实,襄公二十五年南史的“据事直书”,“大史书曰:‘崔弑其君。’崔子杀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特别详细记载了大史及南史“据事直书”的经过,说明“崔弑其君”记载的就是实实在在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一字之“弑”仍有春秋笔法的精神在里面。
这两则史料其实也反映了先秦官方史官的记史原则,那就是以礼法为标准,按孔子的说法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至于他们所记载的事件是不是实录,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实录精神并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追求,而是他们在维护礼法的过程中的一种不自觉地流露。这两件史料所关涉到的两个君主,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荒淫“不君”之人,但是两位史官对此却没有一点记载,对于昏君被杀的原因闭口不谈,却只记下了臣子的弑君行为,这分明是在为君主的丑行遮掩,显然这不是实录行为。倘若不是孔子在《春秋》中提及经左丘明详细解释,后世之人恐怕很难知道事情的真正始末。再结合孔子对于本国一些事件的回避,如鲁国君的被杀,被逐,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先秦史官并不是以实录为最高追求的,时刻笼罩在史家头上的是至高无上的礼法。后世将实录精神追溯到先秦恐怕是不合适的。
二、实录精神的正式确立与春秋笔法的隐形化
到了汉代,才出现了确切的“实录”概念。《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记载:“……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将“实录”视为《史记》的最大价值和“良史之才”的主要标准。《后汉书·班彪、固传赞》中把“其文直,其事核”写作“文直事核”。可见这种“实录”精神实质上就是指史家要对史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了解和掌握历史上的人和事的真实性,并加以如实、准确地记载,为后世留下真实客观的历史。这实际上就是秉承了南史的“据事直书”。
“实录”的另一个特征是“不虚美,不隐恶”。指的就是史家的正确态度和严肃的作风,也就是史家记载历史不能凭空添造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不能有意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这只是对史家在史事记载上的要求,并不妨碍史家对史事的褒贬判断。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春秋》笔法,充分发挥了史家的价值判断,他把《史记》中的一切历史人物都放在自己的价值天平上加以衡量,或讴歌,或鞭挞,善恶昭彰,褒贬并用,体现出史家强烈的主体意识。《秦始皇本纪》中太史公借贾谊的《过秦论》批评秦始皇;《项羽本纪》中太史公不无遗憾地指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信陵君不惜笔墨描述其急人之难,大仁大义,对于影响其形象的事件却加以安排并轻描淡写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春秋笔法”对于司马迁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刘勰所尊的“理”主要就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他说:“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子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虽然重“信史”,主张“直笔”,但是同时也没有轻视圣人之旨,也就是说他也同样重视“春秋笔法”。
三、春秋笔法的强势反弹与实录的削弱
在传统史学中,两宋史学由于受到了较多儒家义理特别是理学的影响,“史以载道”,“以理入史”,成为一种风气,史学逐渐理学化。师法春秋,重视褒贬,成为众多史学家的不懈追求。这一现象受到了当代及后世许多史家的批判,而赞同的声音较少。其实对于两宋史学我们应该进行细致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理学的兴盛,理学逐渐扩展到了史学的领域,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史学的发展呢,自从史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以来,儒学还没有像其他时候对史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史学有重新沦为经学附庸的危险。这种担忧我们不能说是不对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史学的确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危险性。比如有的史家明确指出:历史撰述的“善恶得失”,关键在于史家能否依循“天理之正”认识历史,夸大了《春秋》寓含的政治思想,对孔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义”当作是对于历史的评价褒贬之义,也就是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片面强调《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把弘扬儒学义理作为明道的宗旨,视为历史研究的鹄的。他们主张研究历史必须以明义理为先务,把义理作为衡量历史的尺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呢?即对于长久以来传统史学中史家主体意识极度衰弱的一种反动。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史学过于严格地要求实录,甚至于要求史家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动声色,不加以褒贬评论,绝对客观地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使史学著作几乎变成了史料集,成为历史记录的流水帐,二十四史中的大部分著作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类。整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脉络,只是一些人物事件的汇总,对于人物事件的评价也较为零散。
而两宋义理史学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不管结果如何,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抹杀的。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后圣明理以为经,记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史,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朱熹则主张:“《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2]”这就明确了两宋史家的“褒贬义例”,即是主张历史撰述的关键在于史家能否依循“天理之正”来认识历史,能否从历史中求得统一的义理。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以贯彻严格的道德裁判:“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后世权谋术数利害苟且之私,一毫无得参焉。[3]”至此“春秋笔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甚至一度凌驾于实录精神之上。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一直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固有影响,或者史家有意的追求,“春秋笔法”的传统也绵延不绝,极大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樵：《通志·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朱熹：《朱子读书法卷下》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8&ID=16764
[3]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M]．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