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春秋（精选9篇）
浅谈春秋 篇1
浅谈春秋
春秋，有多种含义，或泛指岁月，或指我国古代鲁国的史书《春秋》，还可以表示历史上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时代。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那个被命名为“春秋”的时代，那个继夏、商、周三代鼎盛统一之后的第一个**年代。
对春秋的认识最初来自《左传》。《春秋》的原文精简凝练，不过一两句话就把一件复杂的事说完，而《左传》结合史实对《春秋》进行详细的解读，我想，读《左传》应该会更容易明白吧，于是，我开始了《左传》的阅读之旅。读《左传》读了没几页，我发现以我浅薄的古文知识根本啃不动这部经典，无奈之下，只好再借了一本现代文写的《春秋史解读》以帮助理解，这样以后，才能继续把《左传》啃下去。啃书的过程中，对春秋有了更深的认识。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真是很弱小，小到连一个小诸侯国都不如，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已是名存实亡，但他毕竟还保有这个虚名，于是便被各个强大的诸侯借来当作称霸的一个工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晋文公称霸时的“天子出猎”一事，所谓“天子出猎”，实际上就是晋文公叫周王来见证自己成为盟主的事实，只是当时写书的人避讳直白地写这件让周天子如此丢脸的事，因此写成是“天子出猎”。由此我又想到《左传》中一些字眼，在《左传》中，对各诸侯国的称呼并不完全相同，如在说到齐侯时说的是“侯”，而在说到楚王时并不称其为“侯”，而称为“楚子”，据参考书所写，对诸侯国的称呼不同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周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等等级，这里的称呼是按照各国的爵位来说的；另一种说法说“子”这一称谓是针对夷狄的叫法，表示中原人对蛮夷君主的轻视。两种说法，不知孰真孰假，也许都有道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种说法都体现了《左传》，又或者说是体现了《春秋》的作者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仍然非常注重等级身份，难怪即使是晋文公、齐桓公也只称霸主而未敢称王。另外，《左传》非常注重礼的宣传，例如，《庄公十八年》中说到“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教，不以礼假。”《成公十三年》中写到“礼，身之干也”，(鲁)僖公二十七年“民未知义，为安其居”，“民未知礼，未生其共”„„
都说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但从与春秋有关的书来看，春秋的等
级、礼制观念并非完全受到破坏，也许这里所指的礼制受破坏多指上层阶级的越礼行为，如国君的丧葬规格僭用天子规格，楚国国君自称为王等，而从整体上看，下层的奴隶、平民与上层的贵族之间依然是等级分明，礼教分明的。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猜想，但同时也是我阅读的一些感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值得深究之处，春秋这个时期，战争频繁，但同时社会的经济、生产力以及思想等也在长矛铁戈中发展，要想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春秋，单凭一两本书是远远不够的，探索大时代，从管中窥其一斑，难见其全貌，以后还要更广泛地阅读，这样，即使不深究，从宏观上来说也能拓宽自己的眼界，能够从多个侧面了解春秋。
浅谈春秋 篇2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 他的主要政治观点是“清净无为”, 认为“当代不如古代”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 他的阶级立场明显是站在了奴隶主贵族那方面的, 试图阻碍社会发展和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庄子是战国时期老子的继承者, 他痛恨“窃勾者诛, 窃国者为诸侯”的社会现象,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对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不理解, 是站在奴隶主立场上观察客观世界时的一种思想感情的宣泄, 也是有碍社会发展的。
春秋时期的孔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也就是主张搞阶级调和, 主张奴隶主阶级要善待奴隶, 新兴地主阶级不要推翻奴隶主贵族的政权, 人们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些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看法, 这也是反对社会发展的, 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继承者孟子, 他明显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不侵夺农时, 给农民一定的劳动时间, 保证农民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些都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发表的看法, 迎合了时代的潮流。这些主张对刚刚进入封建阶段的社会来讲是非常及时, 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有利于尽快建立正常的封建社会秩序。
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显学就是墨家思想, 创始人墨子。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主张人们“兼相爱”“交相利”, 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反对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尚贤”就是主张选举贤能的人为官, 反对贵族阶级利用“恩荫”做官, 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这有利于打击旧的奴隶主贵族, 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掌权。那么墨子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基础相当雄厚, 为什么并没有成为官方推崇的主流学说呢?原因就是他站的阶级立场主要是农民, 而农民阶级不完全是生产资料的主导者。这时候社会的主导者是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急需要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学说, 而墨子的思想显然不符合这一历史要求。这时候地主阶级需要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需要的是革新和兼并战争, 这样法家思想就成为地主阶级的首选。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 篇3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思想
1.儒家
儒家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对于音乐问题的某些主张，对其后儒家音乐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与空谈理论者所不同的是孔子能从相当广阔的角度看音乐问题，对音乐美学思想的突出贡献是把美和善作为不同的范畴加以区分，并认为两者结合是音乐审美的基本原则。
孔子认为音乐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功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肯定音乐对于建立正常秩序、改造社会风气的作用。在孔子主张的政治措施中间，也突出地包含着有关音乐的政策，认为音乐是造成良好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强调了要对不同的音乐加以甄别，选择好的音乐，摒弃坏的音乐。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也继承了孔子对音乐的看法，高度评价音乐的作用，认为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著名人物，也是先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音乐思想集中于《乐论篇》，他认为音乐能够配合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他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荀子的言论，维护了儒家“倡乐”的主张并予以进一步发展，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体系，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和总结，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当时的儒家理论，已经自成体系，而且有其一定的作用。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儒家已经看见了音乐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意义，也为音乐的运用指出了道路。他们对于音乐，既有观点，又有方法，而且，儒家强调的正式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正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2.道家
这一时期道家的音乐思想，以老子为代表。他对音乐持否定态度，这与墨家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当时社会身份的不同，导致了他与墨家的思想意识是不同的。他代表了当时没落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他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因此他提出了“无为”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音乐思想上是和儒家相对立的，否定人的音乐，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他的音乐观点是“大音稀声”，认为最美最好的音乐应该是无声的、自然的境界。因此，对于音乐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
3.墨家
墨家音乐思想以墨子代表。他的思想是跟遭到破产的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有联系的。他对音乐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音乐对人民是无益的，使用音乐会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浪费物力人力，可能使国家灭亡。首先，他认为王公贵族爱好音乐，就会“厚措敛乎万民”，搜刮民脂民膏办乐器；其次，如果提倡音乐，举国上下都热衷于音乐，就会“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白白耗费民时民事；最后，他还认为音乐根本就靠不住，既不能治天下之乱，又不能防御敌人入侵。他的这种音乐理论在谴责贵族奢侈享乐方面，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墨子作为小生产者阶级的代表所提出的音乐上的主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要引起注意的是，墨子忽视音乐对社会和人类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蔑视了现实生活中人民对于音乐的需要和他们在音乐发展上历来的创造与贡献。这是墨子不认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社会、对人所具有不同功能的缘故。
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思想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音乐思想发展的源泉，对后世音乐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仔细分析这一时期音乐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并结合各个学派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社会地位，还可以看到音乐思想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1. 认识音乐思想与社会形态的密切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摧毁奴隶制残余的时代，尖锐的阶级斗争成为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孔子的思想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所以他的音乐思想是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肯定音乐对于建立正常秩序、改造社会风气的作用。墨子是代表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所以他反对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认为使用音乐会加重人民痛苦和灾难，浪费物力和人力，所以他是主张“非乐”的。老子是位原始唯物主义者，他的主张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消极、神秘的因素。他主张“大音希声”，即“非乐”。透过这些历史。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的初期，音乐有着强大的社会功能，推动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和演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淫乐的音乐，却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一点在经济并不发达，人民并不富裕的封建社会是尤为重要的。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作为统治者利益的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音乐思想的社会功能，强调音乐对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和作用，而作为中下层劳动人民代表的墨子却更加强调音乐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给经济造成的浪费。所以，他们的音乐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失偏颇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音乐思想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的，并且是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不同时代的音乐思想不仅仅是上一个时代音乐思想的变革和延续，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所处时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经济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特点。其次，同一时代的不同学派之间对音乐的看法是迥异的，这时由于不同的学派代表着同一社会中的不同人群和不同阶级，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和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音乐思想是具有很强的阶级性的。第三，虽然不同的学派对音乐思想的看法迥异，但是我们在分析不同时代的音乐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时，我们应当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坚持两分法，既看到音乐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推动力量，也应看到在不同的阶段音乐思想对不同的阶级带来的不同的影响。只有把握住了这些规律，我们才能够更加精确地再现不同时代的音乐思想，更加客观地评价不同时代的音乐思想。
2.给当代音乐思想研究提供哲学视角
在庐山写意春秋 篇4
踏遍庐山的角落, 陶公终是选择了山脚下那抹绿树环绕的池畔。那束清雅的菊花在这里绽放了千年, 而那缕幽香却融入庐山的雾中飘溢远去。
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该是陶公不曾预料的, 桃花源变得如此嘈杂, 他眼中的山原是清幽寂静的吧, 如若此时还能否在这热闹中考问静思。多年的宦海浮沉, 摆脱世事牵绊, 寄情山水, 晨有书香、晚有炊烟。陶公以归隐的方式面对壮志难酬, 相比屈子跌宕磅礴的一生多了几分智慧和豪气, 陶公的选择是如此的柔和, 虽方式不同, 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能摆脱名利追求的人, 才是最高尚的, 陶公做到了。41岁那年, 他与仕途诀
别, 在庐山脚下归隐。未能成就政治抱负, 而是名垂青史的诗人、散文家。
车子渐行渐远, 雾越来越浓, 相距千年, 寻着你的气息来到庐山, 拜谒你的祠堂。踏上归程, 似乎看到那千朵万朵菊花在田野里绽放。已是午后光景, 庐山的雾依然没有散去, 不晓得身在庐山何处, 只见清澈的山泉在路旁乱石间流淌, 不由想起“虎溪三笑”的故事, 慧远的目光永远的停留在这里, 没有忧郁、怨恨与疲劳。眼前的山水、草木, 澄
由陶公祠前往白鹿洞书院, 是离开庐山的最后行程。浓雾笼
罩下的山峰若隐若现, 虽已在山上游住多日, 但萦绕于脑海
的庐山仍是
一团迷朦。
MM撰文O、摄U影N
杰
澈了双眼, 洗净了尘埃, 也凝固了慧远的足迹。那一次的邂逅, 他再也没有迈出庐山一步, 在这里筹建东林寺, 并译经、布道36年。东林寺作为佛教在庐山的道场、净土宗的祖庭, 一千多年来香火延绵不断, 汇入庐山的云雾。同陶渊明的归隐相比, 慧远大师已勘破红尘, 了悟人生, 将潜心佛理、普度众生作为自己的信仰。
简寂先生的俗名是陆修静, 来庐山比慧远早, 作为道教繁荣发展的奠基人, 他认为庐山更适合他修炼以致羽化成仙。简寂取自止烦曰简远嚣为寂, 他发髻高束, 一袭青衫、佛尘再怀。在山脚下他修建了简寂观, 并留住于此。
庐山的自然风光很美, 飞瀑流泉、玉峰叠翠, 无不让人慕名而来。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的“人文圣山”四个字, 是对庐山的最好诠释。
车子转过一个弯, 雾也随之散去许多, 眼前那座山峰就是庐山最高峰大汉阳峰。早在汉朝, 史学家司马迁就曾造访, 并写下“余南登庐山, 观禹疏九江”。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 道教宗师简寂先生, 净土宗祖慧远和尚书圣王羲之, 画圣顾恺之等等纷至沓来。在庐山的云雾里写意春秋, 尽显风流。
自唐开始, 庐山之美更是名满天下。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将他心中的沉郁、阴霾, 抛入九霄云外, 然后扶眉仗剑, 豪气满胸的投向心中的梦想。白居易来了,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草堂花径, 山寺春迟, 大诗人写下《大林寺桃花》并筑草堂, 久居庐山。紧随其后, 娴静淡雅的孟浩然, 沉郁顿挫的杜甫, 奇诡璀璨的李贺, 瘦硬新奇的黄庭坚, 雄放流畅的陆游都曾在庐山游住, 写下壮丽诗篇。
来庐山的不仅是大诗人和大画家, 还有各领风骚一时的学者和思想家。更有帝王朱元璋、民国的蒋介石、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毛泽东和与之相随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与之共聚庐山造就出的政治庐山。六百余栋西洋别墅和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也见证了世界宗教和多元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和并存的景象。时光飞逝, 斯人已去, 转眼已是二十一世纪。庐山来了很多朋友, 有布衣平民和锦衣显贵, 而庐山的云雾一然飘渺没有散去, 庐山再不是归隐、修道、成佛的清净之处。而人类的争斗却一如从前, 没有一刻停歇。我们那颗奔波疲惫的心灵该安置在何处呢?还能否有隽永的诗句在诗人笔下清丽的划出。我想, 庐山还在等, 等待与知己的重逢。还在无声的俯视、无私的付出、宽容的面对。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凝结了多少莘莘学子矢志不渝寒窗苦读的报国之心, 六百余年, 这里群英荟萃, 泽及四海, 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但自豪之余, 总有一丝隐隐的痛楚紧紧地包裹着我, 如同迷离的庐山云雾, 让我挥之不去。
“庐山最美在山南, 山南最美在秀峰”车子驶过星子镇, 眼前的秀峰缠绕在云雾之中, 鄱阳湖也是水雾弥漫静卧于山前。车子驶入群山之中, 柏油路随山势在山谷中向庐山深处延伸。然而曾在远处看到的雾霭却不知此时飘到了何处。但高大的松树覆盖了群山, 直到那灰瓦白墙闪现在眼前。才知道我已来到此行庐山的最后一站, 也是我向往已久的白鹿洞书院。
心系供热写春秋 篇5
11年来，怀仁县供热公司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供热面积由当初的3.1万平方米猛增到现在的4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增加到2500万元，顺利地实现了安全生产4000天的目标。公司曾荣获“山西省精神文明单位”“山西省建设系统行风优良单位”“全省建设系统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和“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经理师当阳也连续多年受到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并被人事部、建设部授予“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93年8月，怀仁县供热公司在欢庆的喜炮声中宣告成立，师当阳受命担任公司经理。当时公司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技术、四无办公场所，面对如此困境，怎么办？师当阳没有被眼前困难所吓倒，没资金，“借鸡下蛋”；没有办公场所，租借；没有生财创收基地，他就四处筹借资金，成立起水暖器材部。公司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不到一年的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当年实现利润11万多元，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接着，他带领全体职工展开了一区、二区供热建设，当时设计资金1700万元，而实际只到位518万元。面对资金紧缺的困难，师当阳向全体职工发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令，公司上下掀起一个“艰苦奋斗建供热”的高潮，不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供热建设工地上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挖沟、下管、焊接到试压、掩埋，项项活儿都是职工们自己干。师当阳带头吃在工地、住在工地，眼睛熬红了，身子累垮了，但他一天没下“火线”，职工们看到他忘我苦干的精神，很受鼓舞。就这样，他们提前完成了两个小区铺设管道的艰巨任务。仅此一项就节约工程款460多万元，提前一年半实现了早期集中供热的目标，试车一次成功，供热面积当年达到了3.1万平方米。
供热事业是个“温暖”的事业。为了让更多的单位和人民群众享受到集中供热的温暖，师当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一是发动技术人员搞改革，搞革新，向科技要效益，针对两台水泵电机浪费能源的弊病，师当阳与技术人员通过精心计算、反复革新，改为四台ISR200—150—400型水泵电机，不仅节省技改投资11万元，而且仅耗电一项每年可节约资金51.2万元，同时，他又与技术人员苦心钻研，成功地改造了一台变压器，这项革新每年又可节省电费118万元。此外，他们又成功地使一台10吨热水锅炉单机供热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辐射半径达到1.7公里，是原设计能力的2.5倍，该经验先后在全国七次会议上进行了交流，赢得了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也受到了建设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三是他们把强化管理作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公司实行分管经理区站蹲点制，全面负责分管区站的安全运行工作；行政管理经理值班制，每日由值班经理发放《逐日工作登记卡》，早领晚收，详细填写各自当日的工作情况，以此作为月底考勤及日后晋级、评模的可靠依据；对收费工作实行收费承包提成制，多收多得，少收少得，充分调动了收费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师当阳始终把提高队伍素质，开展文明建设作为公司的头等大事来抓。他们坚持班前l小时组织职工学习党的政策、方针、法规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党员民主生活会、职代会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廉政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通过知识竞赛、剪报、展览使职工养成了自觉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五是围绕行风建设，促进了公司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他们先后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 28项300多条，成立了企务公开督察办、企务公开领导组和行风评议领导组。同时，他们向社会公开承诺，供暖期间，坚决做到全天24小时运转不失控，节假日不休息，出现故障 5分钟赶到现场，小故障30分钟抢修完毕，大故障不出当天。自供热以来，已累计为用户排除各类故障500多起。此外，他们还在全县范围内发放征求意见卡和行风调查表1000多份，收回956份，满意率达96％以上，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六是对原煤采购实行公开招标，不仅制止了各种不正之风，而且购进了质优价廉的原煤，大大减轻了公司的经济负担。七是实行财务收支公开化，阳光工程得人心。11年来，他们严把收支两条线，对所收的费用全部入账。从集资建家属楼到购置锅炉及办公用品，全部实行阳光作业，有关部门曾多次对他们的财务工作进行审计，从未发现一例违反财经纪律的事件。
我的读书春秋 篇6
记得那时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光景，校园里弥漫着浓炽的诗歌味道，读诗、写诗成为一种潮流，而我却埋头故纸堆里，在同学们眼里我简直成了老朽，甚至有的同学干脆呼我为“老古董”。不过我倒也不在意，仍然痴迷于那些“之乎者也”。
那时看书主要靠在图书馆借，但是借来的书不能在上面划杠杠，更不能作批注，而且一张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当时学校条件有限，一个学生只发一张借书证。那时精力旺盛，恨不得一次看几本。有时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文字，好像出现在看过的某一本书上，但是那本书早已还了。那个急呀，简直没法子说。特别是阅读古典文献，讲究一个训诂。训诂就是要相互比照参见。那时我就想，要是有一本将典籍都放在一起的书，那该多好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家新华书店看到了《十三经注疏》，两巨册，相当于四本《辞源》那么厚，立马兴奋地叫售货员把书搬到柜台上。天蓝色封面，书脊呈现清晰的布纹质地。那封面纸质厚实坚重，简直像木板一样。打开内里，那字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全是芝麻粒一般大小。可是等我一问价，傻眼了。35元！天啊，那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猪肉才9毛8分钱一斤，一本书相当于现在300多元啊。我那时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之一，穷得夏天没有蚊帐，冬天只穿两条单裤，全靠助学金生活，偶尔家里寄点钱来，一次5元就算多的了，而且一学期也不过寄一两次啊。我本能地叹了一口气，售货员也很在意料之中吃力地将两大本书挪回到书架上。
回到学校，我竟有些茶饭不思起来。我到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呢？我想到借。但是借钱要还呀。我又到哪里去弄钱还人家呢？向家里要？两个弟弟在上学，两个妹妹因为我们兄弟仨已经辍学在家，我又怎忍心向父母开口呢？那时正值冬季，晚上只有一床被子，既没有垫单，又没有垫被。实在冷得不行，我就将被子缝成筒状。那被子非常小，一米七的个子扁担一般伸直在里面，沒有办法蜷一下腿。睡到半夜，实在受不了，也就不顾所以地蜷腿，就感觉到线被绷断的声音，马上就感觉冷风往里面送。就这样天亮以后，就看到那些绷断的线头拖在被子上，到了晚上临睡前，我又得缝起来。后来成家后，妻子惊讶我缝衣服如此的快捷。她哪知道，我的这般功夫就是在念大学时练就的哩。
我开始隔三岔五地往那家书店跑，生怕那书给人买去了。要是在现在，我看上哪本书，忘了带钱，要么底气十足地对书店营业员“吆喝”一声：“给留着啊，明天来买！”要么大方地将书拿了就走，甩下一句，“明天给钱！”因为书店老板跟我熟啊，可是那时我没有这个胆气啊，我怎么敢跟人家许诺什么时候把钱给人家呢？后来去多了，我竟无须走到柜台前，老远就能一眼看到书架上那耀眼的一片蓝。我就知道，那两本书还好好地在那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伙食。早饭改吃一个大馍，午饭由四两改为三两，菜嘛，全为五分钱一份白菜，晚饭嘛，还是一个大馍。好在那时开水非常便宜，一分钱一瓶。感觉饿的时候，就喝点开水。说来也怪，我那时也并不觉得有多么饿。就这样一天省下三毛钱，我用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攒够了35元。当我兴冲冲地把35元交到营业员的手里，说要买两本《十三经注疏》时，我分明看到了她一脸的诧异。是啊，一个穿着破旧、面容黄瘦的学生模样的人，居然敢出比她一个月工资还要多的大钱，买两本其实根本无人问津的就要被折旧的书，实在是有些不可理喻。
（作者单位：安徽舒城师范学校）
微博春秋 篇7
不久前,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下发通知, 暂停支付宝、财付通的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业务。事发突然, 业界惊动, 这让人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呼声已不绝于耳, 具体监管方式众说纷纭, 业界对于监管加强已有心理准备。这还只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一个起点, 意味着互联网金融正开始被纳入中国金融业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
@王岩岫 (银监会创新部主任) :金融机构和金融互联网企业都要严格防范支付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必须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互联网金融企业做银行业务, 也应同样受到监管。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柔性缓冲带, 我建议在出台规范的时候软法为先, 先通过建立社会组织提升行业自律, 制定行业的公约或者标准。在这个基础上, 行政监管层对软法进行广泛调研, 得到大家的认可, 最终将其转化成为法律。
@XConstructor (普通网友) :互联网金融刚刚开始发展, 尚未经历过一次危机, 加之处于政策空档期, 对风险缺乏理解。不能再假装支付宝不是金融企业, 必须以金融监管原则梳理风险、确定监管框架和责任, 支付宝代表的互联网力量才能可持续地重塑中国金融业。
@信海光 (普通网友) :限制与叫停不应该是保障互联网金融安全的主要方式, 监管部门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如何在信用支付使用中保障安全上。至少在现阶段, 对待互联网金融这类新生事物, 手段上的安全保障与监管比制度上的变动更为妥当, 与其动辄否定叫停某种支付方式, 不如在手段上敦促和帮助其完善安全细节。
@刘文君 (普通网友) :金融制度的变迁是利益主体相互冲突, 最后达成妥协的过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如此。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来说, 也许不存在最优解或最理想的制度结构, 唯有可能达到的是某种博弈均衡。目前各方博弈正在进行, 结局尚有变数, 但监管和规范已不可避免。
【4G春风渐起而竞争加剧】
随着联通正式发布4G业务, 三大运营商激战4G吹响了最后一声号角。自去年12月工信部正式发放3张TD-LTE牌照以来, 中移动即抢占TDD先机, 高歌猛进;中国电信紧随其后, 但声势不大;姗姗来迟的联通企图以3G/4G一体化和低价策略翻盘。在这场三方博弈的迷局里, 谁能更快一步?价格战会导致什么局面?而4G真正到来又将对整个互联网产生什么影响?
@贾敬华 (著名IT评论家) :如果说3G让3家运营商面临一次变革, 那么4G将会让3家运营商面临一场颠覆, 颠覆现有业务模式, 重构4G商业模式。从三大运营商在3G时代的表现来看, 对于4G商业模式的重构, 3家运营商并没有良方, 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行。4G时代3家运营商不仅彼此是敌人, 还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4G网络经营。
@兰纳瑞 (爱立信东北亚区移动宽带解决方案总监) :4G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典型特征是数据流量的爆发式增长。移动互联网用户对于数据有很强的饥饿感。对于运营商来说, 需要能够从移动用户的增长需求当中寻找到价值。随着网络速度的提升, 它不仅带来了用户体验的变化, 同时对运营商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马秋月 (普通网友) :如果说资费和终端是目前各自手中兵器的话, 那么“沙场秋点兵”终于开始, 在各自建网的沙场上拉开阵势练一练。随着竞争的展开, 资费进一步下降成为趋势。而终端, 尤其是手机成为各自手中摇旗呐喊的擂鼓以及“开疆封土”的“利刃”。
@陈志刚 (普通网友) :资费并不能构成规模运营的核心竞争优势, 除了网络连续覆盖的速度、终端品类丰富度和价格下降速度, 服务的差异化将是影响4G市场竞争格局的第3个核心外围要素。
@汉水河谷 (普通网友) :在4G的博弈中, 价格战只是开始, 随着基站的扩张、终端的完善, 多方面融合的用户体验才是决胜关键。
【路由器之争——谁在占领客厅?】
2014年春节过后, 关于智能路由器的新一轮竞争启动。此前, 小米、百度、360、盛大果壳等公司进入智能路由器市场, 部分电信设备公司也涉足智能路由器领域, 而乐视在不久前也表示不排除推出路由器的可能。互联网巨头们普遍认为, 提供Wi-Fi信号的智能路由器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入口, 不容错失。他们的口号是:得入口者得天下。
@王楚云 (极科极客创始人) :带有鲜明互联网基因的智能路由器的出现, 将掀起一场“客厅革命”。那些被认为是网络入口的产品, 如搜索引擎、浏览器, 甚至是手机应用商店, 在Wi-Fi环境下, 都无法逃离智能路由器的管控。路由器是家庭上网的顶端、互联网的末端, 在整个互联网生态圈中处于软硬结合的地位, 在目前已经很难再找到其他更好的互联网入口。
@李易 (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路由器热需要降一降温。从全球来看, 还没有哪个互联网企业把路由器当作入口从而取得成功的。以路由器为核心构建智能家居和物联网虽然具有一定的可能, 但前景并不容乐观。物联网是一个说了好几年的概念, 也有不少企业为此投入良多。站在现实的角度, 对于路由器厂商这么一个边缘化的产业来说, 成为物联网中心的愿景有些不现实。
@成博 (移动互联网行业分析师) :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 智能路由器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因素。首先是用户需求, 对于多数用户来说, 普通的路由器已经能够满足日常需求, 对于智能路由器的实际需求并不迫切。另外, 作为冠以“智能”两字的设备而言, 智能路由器现在的功能延伸和应用的丰富程度并不够, 充其量处在一个市场初期, 想要真正构建出一个以路由器为核心的互联网产业模式, 还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奕霖南谨 (普通网友) :智能路由器是现代互联网行业和IT数码圈追求用户体验的新产物, 是消费市场的新生力, 是互联网公司抢占入口的新武器, 更是督促传统设备商革新的一记重拳。这件产品, 谈不上什么科技含量, 却意义非凡。今天的路由, 早已改头换面。
【“来往”将回归电商本质?】
对比当初“杀到企鹅家”的豪气, “来往”在近期的表现可谓低调。近日“来往”方面透露, “阿里不会放弃‘来往’这项业务, 但会调整策略和打法。新的策略不会强求短期增量, 而是追求有效的访问量。”与微信的社交电商不同, “来往”或将回归电商社交, 电商将成为阿里在IM领域的核心。但“回归电商”也让人迷惑, 难道“来往”会成为“旺信第二”?加上刚刚入股的美国IM软件Tango, 阿里在IM领域的布局显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王祺 (IBM资深战略分析师) :从社交切入商务显然更顺畅, 从商务切入社交却是一个逆过程。尽管阿里是一个逆过程, 但基于商务的闭环可能更牢固;如果观察美国的互联网历史, 会发现逆袭上位的社交产品不在少数。而阿里的IM策略可能是走两条路, 一方面继续改造“嫡系”的“来往”, 另一方面, 投资并购其他移动IM。
@李攸也重名 (普通网友) :阿里是“取法乎上得法乎中”。“来往”最初瞄着微信来定位, 然后回归本真, 最后将这个“小功能”做成大功能。如果一上来就老实说“来往”是电商社交, 那最后就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效果。
@碧君 (普通网友) :阿里无线此前的路线押宝在“来往”上显然不够明智, 而在这狂推“来往”的过程中, 基本与微信没有太多的正面交锋。相反, 倒是微信支付杀了支付宝一个措手不及。“来往”不要和微信竞争, 就像电商行业不会出现第2个淘宝一样, 但是可以出现京东, 如果微信是淘宝, “来往”何不往京东的方向努力?
春秋时期的习武之风 篇8
中国武术自古便不是单纯身体技巧练习, 除了自卫防身和强身健体之外, 习武更是一种武德文化的外化。春秋时期的习武之风蕴含着深刻的武德文化内涵, 并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它主要表现在“仁”、“义”、“信”三个方面。
“仁”的思想是一直处于我国传统道德思想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核心, 几乎所有古代社会思潮与文化内容都与之有关。春秋时期战火连年, 政局动荡不安, 各国都在为生存和发展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 而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施“仁政”。武术的发展因此也受到了“仁”的思想熏陶, “仁”对习武之人行为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判断起着标准性和指导性作用。习武之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与个人涵养, 遇事不得轻易以武力伤人, 而要以仁爱待之。在武术技巧的运用上也体现了“仁”的思想, 例如《绘像罗汉行功》就记载了可以制人却不伤人的点穴之法。春秋的习武之风也大多是习武者武艺切磋、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并强调要以博大的胸怀和正确的态度进行有身体接触的武术较技, 在此充分体现出习武之风中“仁”的因素。
“义”是依托“仁”而产生的一种理念, 它强调为人处世应遵守的准则、规范或伦理观念。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民不聊生, 习武者中有不少志士为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而做出不少“义”举。他们的侠客之“义”并不为各国统治者认可, 但由于春秋时期习武之风所带来的“义”的行为是国家在言论、思想统一管理之余难以覆盖领域的有益补充, 因而尽管它存在无限性、不定性甚至非法性, 也被社会所接受, 特别是习武者对此鲜有反对之声。
“信”即是信守承诺、诚实可靠。春秋时期习武之风的出现和发展, 以及侠客思想的流行, 重承诺、守信用成为习武者一致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武德情操。春秋时期习武者“信”的武德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也让百姓对此倍加推崇。习武者与百姓相互监督, 形成了“言必行、行必果”的良好社会风气。习武之风中经常出现的盟誓, 本身也就是“信”的一种表达或行为方式。
二、春秋时期习武之风在军事上的表现
习武之风在春秋时期得以存续, 说到底还是各国混战的环境使然。在《春秋》所记载的两百多年春秋史中, “战”、“侵”、“伐”、“袭”等战乱性质的用词多达近400次[1], 而在冷兵器战争年代, 武术是军事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因此习武之风随着军事形势的需要而存在也是理所当然。
军队数量的不断攀升助长了习武之风, 让习武者大量增加。率先称霸春秋的齐国, 在齐桓公时军队数量不到一千乘, 而到春秋晚期其军队已经超过三千乘。继齐国之后强大起来的晋国, 在城濮之战时只有不到七百乘兵力, 到鲁昭公时期兵力已超过五千乘。春秋初年还是地位低微的小国郑国, 至春秋晚期已经成为二流强国中的佼佼者, 拥兵也在千乘之上。如此众多的军队数量使习武之风在军事领域不盛行也难。
冷兵器的迅速发展也助推了习武之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发展至全盛, 以青铜铸造兵器的技术也已经十分纯熟, 青铜兵器无论是在数量上、外观上, 还是质量上都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据《考工记》所载, 春秋时期青铜兵器铸造中铜、铅、锡等元素的含量有科学规定, 所以冷兵器的迅速发展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后世所知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季子之剑等都堪称春秋时青铜铸剑的杰作。同时, 作为铁器时代的开端, 春秋时铁制匕首、戈、剑等已在个别地方少量出现。冷兵器技术的不断改进提升了军队实力, 也让习武者有机会开拓包含兵器在内的新的武术套路和技巧, 从而助推了习武之风在军队内外的蔓延。先进的兵器不仅被习武者重用, 而且也深受统治阶级喜爱。他们生时习用, 逝后也有兵器随葬。例如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墓葬出土的129件青铜兵器和铁制兵器, 以及山西省太原市晋国大墓出土的500多件随葬兵器都是春秋时期习武之风的“活化石”。总之, 春秋时期战争连绵不断, 与之相适应的多国军事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 由于战争的需要, 崇尚武功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 习武之风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可谓势在必行。
三、春秋时期习武之风在礼仪上的表现
春秋时期习武之风在射礼、田猎、投壶等礼仪上同样有所反映。首先在射礼方面, 《礼记》中曾记载了孔子在乡饮酒礼后表演射箭之术时围观之人群水泄不通的盛况。《左传》中也有言:鲁襄公迎接范献子行的就是射礼, 射手连中三靶, 体现了鲁襄公对范献子的礼遇;只是鲁襄公时期朝中既懂得礼仪又善射的臣子屈指可数, 以至于鲁襄公不得不请朝臣们将自己家中符合条件的私门家臣带到迎接现场表演射礼。此外, 《礼记》中还有内容记载, 射礼有乡射、燕射、宾射、大射、士之射、卿大夫之射、诸侯之射、天子之射之分。各级统治阶层都可以以射箭作为一项礼仪之举。这尽管有些全民皆兵, 但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作为习武内容之一的射箭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活动。
其次在田猎方面, 春秋时期每隔四年便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田猎活动。《左传》有言, 在四季农活的间隙段唯有狩猎可称得上是兼具温饱功能的劳动。而那些动辄上万人的大规模田猎活动则兼具了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功能。《春秋》中所言更加详细, 提到齐桓公四年正月时节率众在名为郎的地区大规模田猎;齐昭公在昭公八年的秋天于昌间田猎。这些大规模的田猎与普通人的狩猎活动不同, 后者是为青黄不接时满足温饱之需, 而前者大多只是借田猎来习武, 猎取禽兽并非主要目的。
再次在投壶方面, 它与射礼类似, 也是一种礼仪。只是在技艺方式上与射箭不同, 它是将剑投入放置在远处的壶中的一种技艺。据《左传》记载, 晋昭公十二年, 晋侯宴请齐侯之后以投壶作为一项礼遇仪式。杨伯峻先生在为《左传》记载的这一段作注解的时候谈到:春秋时期宾客宴饮娱乐之余通常还有一项投壶之礼[2]。《礼记·投壶》有言提及:主人向客人奉上剑, 司射将壶放置在远端, 让客人投掷。作为一项武艺娱乐活动比试, 如果在宴席上不能将剑投中多少有失颜面。因此春秋时期统治阶层几乎人人都会练习射礼或投壶, 这也客观上让习武之风深入人心。
四、春秋时期习武之风在教育及官制上的表现
春秋时期习武之风渗透进了教育及官制方面。春秋延续了西周的做法, 教育是贵族的特权。贵族的“小”学、“大”学主要教授的是射、御之术, 礼、乐次之。“士”及以下的普通官僚阶层的教育也是如此, 射御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各级贵族官僚都精于射、御武艺, 而且朝中大臣也是文武不分, 着文臣官服模样的人也多少具有武术技艺, 甚至原本应该是文臣的国相也可以领兵出战, 而原本应该驰骋沙场的将军亦可以做当朝国相, 就连周天子也能自封为将军征战。例如春秋时期曾做过一代霸主的晋文公, 就是靠城濮之战中的出色统帅之才登上的霸主宝座。秦穆公以及后来的秦康公、秦景公也都是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国君。由此可见, 由于贵族官僚教育对射御武艺的重视, 以及官制上的文武不分,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文武不分教、文武不分职, 使习武之风被人们自然接受。
摘要：春秋时期, 各大小诸侯国林立, 尽管风俗各异, 但也存在一定共性, 习武之风便是其中之一。纵观春秋之世, 习武之风首先表现在武德的发展与成熟上, 然后盛行和表现于军事、礼仪、教育及官制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春秋时期,习武
参考文献
[1]童书叶.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守望者春秋 篇9
春秋2008年仍然盈利2100万元。能够逆市飚升。其中有怎样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许多人都说中国民航业“国进民退”，民营航空的冬天来了，然而春秋航空的执着与坚忍，给业界为民营航空进行集体判定产生很大障碍，春秋案例的解剖，有着怎么样的标本意义?
中国民航业，在2009年走入了全行业困境，王正华怎么样看待生存环境发生的大变化。周围众多的民营航空陷入困境——鹰联航空已被收编，奥凯航空曾被停飞，东星航空进入破产；国有航空巨额亏损，政府部门巨额注资，各大航空联合涨价，处于风暴眼中的他有藿怎样的感慨和思考?
春秋的廉价模式不断受到业界的质疑，甚至很多人都在怀疑春秋国旅在填补春秋航空的亏损，那么春秋的廉价航空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持续盈利是真实还是谎言?
从云端来到现实，我坐在了王正华的面前。他的办公室在上海虹桥机场正对面租来的一栋小楼里，室内整洁而简单。套着干净白布的长条沙发。已经陪伴了他18年，当年买时花了100块钱。这个年营业额60亿元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只有12平方米，甚至不如大部分农村的村长办公室。
在接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王正华没有热情激昂的演讲，也没有兜兜转转的推托；他声音低沉、语速缓慢，很多时候你会怀疑他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你试图提醒、引导、打断的时候，他又以清晰的思路来继续他的陈述。他不时从手头的记录本上援引出监管部门领导的讲话来解读政策。而眉头的深锁分明显示出他更多的焦躁与不安。
王正华的底牌
2008年，相比其他民营航空的悲惨境地，春秋航空的日子表面看来似乎不错，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航班，以及在集体困境中宝贵的盈利。
但事实上春秋航空也并不好过，仅2100万元的盈利，其中主要部分还是来自政府退还的2000余万元的下半年民航建设基金。王正华与春秋的坚守，已经很悲壮了。
王华感慨“一切像一场梦”，2005年的盛况犹在眼前。春秋航空、鹰联航空、奥凯航空以至次年的东星航空相继起飞，中国的天空中，开始出现民营航空的身影。这一年，民航运营对民营企业开放，曾经被称为民营航空元年。而短短四年之内，民营航空由集体狂欢，到集体谢幕，仓促得如同一场闹剧。民营航空作为激活市场竞争的鲶鱼力量，仿佛正在被遗弃。
一时之间，中国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言论喧嚣直上。然而，在王正华看来，将2009年民营航空的集体挫败，归结为政策上的“国进民退”，是不客观的，毕竟更多的动荡与不安还发生在国有航空之间。天文数字的巨额亏损、合并重组的流言蜚语、惊慌失措的联合涨价，都在表明国有航空面临了更大的危机。
经济危机使航空需求持续低迷，全服务航空公司也进人廉价的队伍，蓝海不再。与低迷的需求相矛盾的是，中国也已迎来了飞机数量快速增长的高峰期。飞机采购，一直扮演中国与欧美国家平衡外贸、政治压轴的角色，这也是政府采购的一般特点。然而，飞机需求较大的时候采购，到飞机制造出来交付使用，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现在是中国航空市场最为艰难的时候，正好迎来飞机供应最为旺盛的时期。
王正华说：“市场需求没有翻番，甚至有所萎靡，而飞机数量却翻番了。”
事实上，无论是国有航空的亏损，还是民营航空的黯淡，都源于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整个行业危机，和中国航空业的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所不同的是，国有航空的亏损可以由政府来埋单，民营航空的生死只能交给市场，只能取决于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
而春秋航空，之所以能够在2008年哀鸿遍野的中国民航业挺立，是因为王正华拥有两张坚实的底牌。
廉价航空的信仰
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曾经说王正华是“中国廉价航空滚地雷的人”，王正华后来觉得是有那么点意思。然而，“滚地雷的人”还在滚地雷，而兰世立的东星航空，却更早地陨落。东星航空的破产让王正华唏嘘不已：“其实东星航空应该可以做好，只是资金链先断了。”
事实上，在东星航空收到中航集团收购要求之前，春秋航空也曾经拒绝过收购。“2005年新加坡航空的一个副总裁每个月到我公司一次，他说春秋航空注册资本是8000万元，我给你4个亿，用你现在的团队。”虽然2005年的春秋航空，只有一架飞机在天上飞，但出于对廉价航空的信仰，王正华还是拒绝了这笔买卖，
这种信仰源自王正华多年以来对廉价航空的研究与尝试。1995年，王正华拜访过全世界所有出色的廉价航空公司，而从1997年开始，春秋国旅以旅游包机的形式包过中国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他对于旅游包机的盈利价值和廉价航空的发展趋势，毫不怀疑。在严格控制春秋航空的充裕现金流与低负债率的同时，王正华更热衷于逆势增长。在国内外航空公司减员、缩小规模的情况下，春秋航空从去年的9架飞机在短短3个月内发展到现在的13架飞机。“我们还在规划，在获得政府批准的前提下，和空客公司商量订30N50架飞机的大订单，”
差异化生存
持中国民航业“国进民退”论的人还忽略了民营航空公司之间的个体差异。事实上，春秋航空不只与国有航空公司们存在商业模式的差异，而且与东星航空二者之间，从最开始的业务理念与经营理念也都不同，这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东星集团业务同时涉及旅游、房地产、交通公路、航空、电信等多个行业，各子公司相互担保贷款，形成糊涂账，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而春秋航空则在从事20多年旅行社的基础上。只拓展了航空业务，投资更为专一，对行业了解也更加深入。
从经营理念上，春秋航空和东星航空也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春秋认为，旅游是奢侈消费，只有消费者有了多余的钱才会出行。而航空是必要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乘坐飞机变成消费者的必要出行选择之一。所以春秋把旅行社业务定位高端，而航空公司则选择做成廉价航空模式，但东星的经营理念却完全相反，把其航空定位到高端。部分机票价格比国有大型航空公司还高，同时为了让旅客舒服，还采取了把飞机座位改少等举动。但由于航空业是非常烧钱的行业，长期的巨额投入让其资金链吃紧，反而在旅游方面，东星经常推出超低价格。
回过头来，探讨中国民航业到底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中国民航业是无数个由完全垄断走向逐步开放的行业中的一个，从政策层面来看政府既没有将民营航空收归国有的普遍性意向，也没
有将国有航空集体私有化的可能。“国退民进”只是民航业逐步开放的一个假象，而“国进民退”则是众多仓皇进入、没有抗风险能力民营航空集体瘫痪而给人们产生的一种错觉。
未来的中国民航业，谁能在这个舞台上越走越远，谁能在这个领域越做越强，只能取决于各自的商业模式、成本控制、资源整合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2009年民营航空的集体衰败，只是一次行业衰退对企业的风险检阅，
旅游与航空的合力
王正华与他的春秋集团，是中国行业监管体制下比较另类的企业样本。一家企业所涉及的旅游与民航两种业务分属不同的行业，需要接受两种风格迥异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监管。
这两个行业，一个过度分散过于混乱，一个过度集中过于规范：而春秋集团，在分散的旅游做到了全国第一，在集中的航空排在了所有国有航空之后。在不同的监管部门与竞争对手之间，寻找平衡本就艰难，因此王正华紊乱与灼伤的体验更频繁、更茫然、更无奈。
中国有2万多家旅行社，然而真正能够主导行业格局的大企业，至今尚未出现。春秋国旅的业务做到了全国第一，然而在行政监管与小、散、差、弱的旅行社群体围攻之下，也只能屡被打击。在行政手段的监管体系下，每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受到打击的并不是那些不规范的小旅行社，而是像春秋国旅这样的大社。
最典型的是2006年，海南的旅游市场整顿进行得如火如荼，通知了某月某日要严查价格。不知名的小旅行社闻风而逃，而春秋国旅之类的大旅行社则被放在了众目睽睽之下。而且大旅行社也很难临时掉头，旅游团很早就在销售，飞机包机早已预定，然而早就销售的票又实在与新的价格调控体系有冲突。于是，春秋国旅的飞机抵达海南，游客刚下飞机，便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查价格。甚至很多小旅行社也自告奋勇，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加入旅游协会，参与对春秋国旅的围攻。时至今日，王正华谈起来仍大呼：“悲哀!”
后来，王正华给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写信，表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应以大企业为主导，因为大企业更为规范，如果这个行业始终由小、散、差、乱的企业群体搅动，肯定会更乱。卫留成很快在信中批示了“应支持大企业”，甚至促成了海南省旅游部门与春秋国旅的合作。
采访过程中，王正华谈起旅游行业提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的旅游行业，政府多用行政手段，而很少用市场方式，这样管理的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变得更加混乱。”他认为，包括刚刚发布的新《旅行社条例》，政府出台的文件初衷是好的，但也存在行政监管的迹象，旅游产品的价格标准和服务水平等，更多的应该交给市场来调节，而不是一刀切地进行详尽界定。
在旅游行业，王正华呼唤市场秩序：而在航空行业，王正华期待市场松绑。
相比谈起旅游，王正华对于航空行业监管部门与政策的意见，要含蓄得多。然而言谈之中，那种民营出身清晰的孤独与无奈，仍不时流露。
“北京?我天天都在想飞，也是最应该飞的。”当问起春秋航空为什么没有开通北京航班，王正华无奈地说，“没有批。不能飞。马上高速铁路就来了，由北京中心到上海中心5个小时的车程，票价600元。我和有关人士说，民航能抗争的只有廉价航空，因为两个小时的航行，廉价可以卖到400～500元。其他航空公司想要与高铁抗争，也要按廉价航空的模式。”
虽然春秋航空的飞机与航线越来越多，仍然有很多早就想飞、仍不能飞的地方。
作为领先者，旅游行业政策无差别地干扰与干预，使王正华苦不堪言，只想做一个期待秩序的安分者：而作为追随者，航空行业政策偏向性地溺爱与保护。使王正华哑口无言，只能做一个激活竞争的创新者。
在左右摇摆的政策中，笼罩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焦躁不安和愤怒不平，很容易引导企业与企业家自身走向政府和行业的对立面。改革三十年的企业史，基本是一部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政策中颠沛流离、在迷失中寻寻觅觅的过程，敲敲打打中，秩序才初露端倪。企业家是否能够端正心态，找到一种把控自我的规律，甚至推动秩序的建立与成熟，尤为关键。
“我们的航班每飞到一个城市，我都要派总经理到同行的当地公司那里去拜访，报告一下：‘我们的飞机飞到这里来了，我们的细分市场是自掏腰包的。公务客人一般也不坐我们的飞机。我们是去抢火车卧铺的客人。’从感情上讲，这么做同行能接受一点，毕竟礼多人不怪嘛!”
“在春秋，旅游为航空带来客源，而航空增强了旅游的竞争力。”王正华的旅游与航空。显然不是两个平行的事业，虽然两个行业带给王正华不同的动荡与不安，但也形成了一种竞争对手不容忽视的合力。
成本偏执狂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曾经说过：“航空公司要把票价降下来了，旅客就会多起来。乘飞机能不能像乘公车那样，拎个包站着乘机，不要托运行李，不供应餐食。连水也不供应的便捷航空?”聊到这个话题，王正华显得特别兴奋，他告诉记者，自己对于“站着坐的飞机”非常感兴趣，为此还曾经专门和空客公司联系过。说到兴奋处，王正华还站起来，向记者演示“站着坐”的姿势，并十分认真地探讨这种座位的舒适度。王正华表示，虽然航空史上没有先例，但是只要能批准，他是非常想尝试“站着坐”的飞机，毕竟这种飞机又可以增加40％的乘客，而价格也可以再减少40％～50％。
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另外一位企业家朋友，他惊讶无比大呼王正华疯了。而在我眼里，年过花甲的王正华，丝毫不掩饰对于任何新事物的激动与兴趣，即使想法并不成熟，也不会埋藏心底。或许，正是这样性格简单的人，在推动着这个世界的变革。
国内第一的春秋国旅，“第一”的风光背后，其实并不洒脱。毛利率仅为1.5％，已经使春秋国旅团队焦头烂额、左右摇摆的政策。更使春秋国旅的发展步履维艰。涉足民航业，则意味着进入一个资金密集、回报低和周期长的陌生游戏，更何况民航业还存在一个“航空公司做得再好也要亏损3～5年”的所谓业内规律。
王正华在考察了德国途易等公司以后，坚信民航业与旅游业的密切关联，而面对亏损规律的压力。他更坚信已经从美国西南航空找到了破解之道。
2005年7月18日至2006年年底，尽管春秋航空大多数时间只有一架空客A320飞机，仍然实现了1000万元的盈利。而至2007年。春秋航空已经实现了年度盈利近8000万元的业绩。
在采访过程中，本刊记者最为关注的、王正华最为骄傲的，就是春秋航空的低成本之道。所谓的低成本，很多业内人士也并不理解，民航业80％的成本是固定的：飞机涉及飞行安全不能省：航油每小时消耗3吨也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飞机的维修、保养、航材都很难省下来：而春秋航空为了能将人才从其他航空公司挖过来，人力成本往往更高，否则人家也不愿意过来。因此，很多人觉得春秋航空所谓的低成本是骗人的。
王正华自豪地向本刊介绍，春秋航空定位廉价航空，有个“三两”诀窍——“两高、两低、两单”。
“两高”是指高客座率和高飞机利用率。20世纪90年代，全服务类型的航空公司习惯于75％左右的客座率，在机票折扣不大的市场环境中，能够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而春秋航空自运营之初，便维持95％以上的客座率。在王正华看来，飞机的座位空着，起飞之前当然有销售价值，飞机一起飞，这些空位的价值就变成了零，为什么不在起飞前将位子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想乘飞机的人呢?因此，春秋航空不断以较低价格提升客座率，即使预订第二天的机票，只要春秋的航班有座位，也可以享受较低折扣。更何况99元、199元、299元甚至1元的机票，本身就是一个极强的宣传渠道。
高飞机利用率则以每一架飞机每天在天上飞的时间来计算。目前全服务类型航空公司的飞机利用率在10个小时左右，而春秋航空通过规划点对点的航线结构、高密度地编排航班，使飞机利用率达到11个小时，比其他航空公司多一个小时左右，这还是在上海机场起落架紧张、机场繁忙的客观条件制约下的水平，实际上还有提升空间。
“两低”则是低营销费用和低管理费用。王正华认为两个小时的飞行过程，吃饭不会是太重要的事，也吃不好，因此春秋航空并不提供免费的食品与饮料，仅有的一瓶330毫升的矿泉水，也在计划中的删减之列；而没有送餐、送饮料的服务内容，则平均为春秋航空每次航班节省两名空乘人员的人力成本，空保与空乘完全可以岗位合并；而机票的电话预定、网络直销与自有渠道销售，则更节省了较大的代理成本，
“两单”指单一机型和单一舱位。飞机的管理要求非常严格，会开飞机不代表可以开任何型号的飞机：哪怕是空乘人员，每一种新的机型也都要重新考航；飞行员、机务工程师等更是如此；而航材的配备，每一种机型都不一样，每种类型的飞机预备几个亿的航材，都是常有之事，不同机型的同时运营是对成本的巨大考验。目前春秋航空有13架飞机投入运营，而无论是租赁的前12架，还是购买的第13架，机型统一都是空客A320，航材的配备成本低，飞行员与空乘人员跳上任意一架飞机，都能起飞。单一舱位则更能体现春秋航空的廉价航空特色。常规航空公司飞机上的头等舱、商务舱座位，你在春秋航空的飞机上永远看不见。通过改装，春秋将原本156个座位的A320，改成了紧凑的180座，加上客座率的差异，可以实现比传统航空公司飞机多近50％的座位，即使票价比传统航空公司便宜30％，仍然能维持比别人更高的利润。
春秋航空的成本控制，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境界，大到新旧飞机维护、保养、油耗等成本的差异，小到一瓶水、一本杂志甚至一张纸会给公司带来的长期整体油耗成本，都计算得极为精明。
乘飞机的人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飞机中活动项目有限更能聚焦阅读，飞机上精准发行成本较低，都决定着航空杂志无论是为乘客提供附加服务，还是增加收入来源，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此，国内的航空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有自己的航空杂志，而唯独春秋航空例外。王正华告诉记者，春秋航空也曾经做过航空杂志，但是每本杂志半公斤，每次航班180本杂志，最后折算到全年，发现光是杂志增加的油耗成本，就已价值不菲，因此取消了。
春秋航空的成本观念不仅体现在飞机上，王正华丝毫不介意抠门公司的形象渗透到日常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而对于自己，更是苛刻得要命。
有一次王正华去伦敦，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住处竟然花了150英镑，令他心疼不已。此后，受邀去英国航空访问的时候。他选择了只需要花费5英镑的地铁作为交通工具。无奈地铁并不能直接到达英国航空的总部，铁了心不坐出租车的王正华等人通过沟通后才得以搭乘上英国航空的班车，谈及此事，英国航空CEO对这位廉价航空公司的同行肃然起敬，计划1个小时结束的会谈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
春秋航空的成本观，体现在从业务到管理、从集体到个体的各个方面，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成本近乎苛刻的偏执，才使一家没有官方资源、没有政策后盾、没有行业基础的草根航空公司，成长到今天。
100亿元注资带来的困境
经历过数年的爆发式增长，中国的航空公司在2008年经历巨大考验。年报显示，中国国航2008年巨亏超过90亿元，东方航空净亏损近140亿元，南方航空亏损也达48亿元。放眼全球，中国这三家航空公司近300亿元的亏损额，约占全球航空公司2008年亏损额的48％。全球经济危机、航运需求低迷、航油成本高企以及燃油套期保值交易失利，成为各大航空公司巨亏的重要原因。
“现在亏得多。以前人家赚得也多!”提及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巨亏，王正华丝毫没有表现出高兴和庆幸。2007年，春秋航空盈利近8000万元，利润率6％：而2008年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航线才实现2100万元盈利，利润率尚不足1％。
政府注资的担忧
为了帮助国有航空摆脱亏损困境，政府曾在2008年底分别向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注资70亿元和30亿元，而最新消息透露政府有意再对东方航空追加20亿元的注资。
国有航空的老板是政府，它们有困难了政府追加注资，本来也算合理。然而，在王正华看来：“这是不适当的方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都饿着，甚至有人饿死了，你还能酒肉欢畅，这不是要人命吗?
当然也会有人说，民航注资事件体现了政府在解决行业难题的时候，由市场方式到行政手段的倒退，在三大航空公司之间，注资的依据也是亏得越多、注资越多。而让王正华无奈的却是注资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中国有句老话叫‘救急不救穷’，企业都会有困难，可以通过贷款的方式以市场方式解决。而‘救穷’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大困难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损伤内在的动力，而且很容易破坏市场竞争环境。”
显然，王正华有关竞争环境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民航业环境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愈发恶劣，而国内的航空公司竞争也开始加剧。三大国有航空的国际航班大幅减少，飞机改飞国内，以低成本、廉价航空的票价来参与国内市场的争夺。
“春秋航空走的是廉价航空的路线，采取的是差异化的细分市场竞争策略，本来与全服务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客户群，现在这100亿元一进来。全乱了!”王正华认为这
种注资方式，对于国内航空市场的成熟、增强竞争力、优化民航运营结构，十分不利。
市场化手段的呼吁
王正华认为，政府直接注资，“还不如用这100亿元来补贴国际航线。”
在国际航空市场，中美、中欧之间互通航线，双方都有一定比例的航班量控制。由于国内航空公司在管理、服务及成本控制上与老牌的国外航空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航班比例开始逐年下降，对方的航班数远远不够，希望能提高比例，而中国的航班数尚未用完。
“为什么不能用这100亿元扶植国际航线呢?假设飞欧洲一个航班补贴30万元，飞美洲一个航班补贴50万元，用补贴强化国际市场，而且既可量化，也公平公正。”事实上，春秋航空现在并没有开通国际航班，但是他认为这种市场方式比行政手段要科学，即使自己补贴不到钱也高兴，“每个公司都必须在自己内部多下功夫，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在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许多煎熬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汇集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凉。
迷茫2009
无论如何，作为民营航空中最后的力量，春秋航空仍在前行。
2009年，春秋航空还会有很多的突破，更多的城市。更多的航线，甚至国际航线也将在年内开通港澳地区，未来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考虑之列。
有着太多的无奈，但是不影响业界将春秋航空比喻为“未来中国的西南航空”。然而，展望这一年，王正华的脸上分明还有更多的凝重：“2009年。我不是很看好。”飞机数量增长的高峰期、政府不适当的注资，已经从某种层面改变了这个市场原有的秩序。而经济局势的持续低迷，已经使春秋航空2009年内赴香港上市的计划继续延迟。
王正华守望着虹桥机场上空的蓝天，那是春秋航空翱翔的地方，那里满是希望，又似乎有些无奈。
记者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发现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曾在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字：
有西南航空的梦想，也有西南航空没有的蹉跎；
有西南航空的坎坷，也有西南航空没有的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