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

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精选9篇）

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 篇1

讲座心得

讲 座 心 得

题目：学术讲座心得体

院别：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学期学术讲座心得体会

利用课余时间，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一系列讲座，在我看来，旨在丰富我们的生活，积累专业知识，拓宽视野。这些讲座与我们专业知识紧密相关，但是却不单一，涉及不同课题观摩聆听名师讲座, 名师神采飞扬, 听者亦有心得。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面对着鲜活的教学对象，智慧的教师必然没有相同的课堂。

第一次讲座专由我校教授、博导以及校长王乐夫主持，内容是大学的理念、职责与文化。讲座中，王乐夫首先对传统英国、德国、美国、中国大学的理念以及中外大学理念与功能发展的里程碑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阐述，进而提出他对现代大学理念的理解。对于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王乐夫重点介绍了英国、德国和美国大学的模式及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并与师生分享了他在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时的感想。讲座中，他介绍了中西方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情况，并与师生分享了他最欣赏的中外两所大学的校训，即：哈佛大学校训“Let Plato 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应与真理为友”）”和中山大学校训“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辩 笃行”。结合他自身的研究与理解，王乐夫对校园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校园文化应包括：大学精神、办学理念、发展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校风（教风、学风、机关工作作风）建设；校园文化活动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校园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建设。听了王乐夫院长的讲座收获很大，对自己规划大学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今后一定珍惜时间和学习机会，努力学习，争取成为

一名合格的当代大学生。第二次讲座的老师——易建华，所讲内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营管理价值观，主要包括道德发展的基本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观点、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其中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包括1.经营管理价值观对企业经营管理具有指导性作用；2.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必须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3.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应具有时代的精神。

第三次和第四次讲座的主题不离经济贸易，有谈到讲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宏观分析当前形势。当今社会，对外贸易在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国要获得经济快速的经济发展，必须学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对外贸易，进行物产的互通有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贸易行为的分析通常分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总量分析是从量的角度分析问题，而结构分析更注重从质的角度考察贸易行为。而对外贸易结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商品国际竞争能力、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的综合反映，而商品结构和区域结构是对外贸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以成为即美、日两国以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结构上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例如商品结构的不合理，出口产品仍然是低附加值产品。而且，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商品贸易额远远大于服务贸易额，因此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主要是研究我国的商品进出口贸易，达到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五次讲座，关于项目评价与可行性研究，牵扯到项目的投资决策，市场研究与项目的规模性选择，市场预测的规则，项目融资与融资方向评估等，这次讲座对我们对于市场的分析研究，项目的选取确定，以及投资决策起到了引导作用。

这次听讲座，不仅让我对内容有了深刻体会，同时我对如何能更好的听讲座、从讲座中学到东西，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

（一）听讲座时专心听、勤做笔记

其实听讲座的过程跟课堂听课大同小异，就是专心听，兼做笔记。讲座笔记是讲座内容的记录，因此是具有指导作用或学术价值的，准备好一本专用的笔记本用于记录讲座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听的过程中需要与演讲者同步思维，这样才不会遗漏讲座的重点。关于讲座的笔记，与课堂讲课的专业课笔记稍有不同，最好能在页首注明讲座的时间、地点、讲座主题、主讲者个人基本信息等，其次是简明扼要地记录讲座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概念、新观点，值得进一步思考、研究的空间，以及自己在听讲过程中的感悟和思考，这些学术思考的火花稍纵即逝，不管成熟与否，一定要先记录下来。

学生：

2014-3-20

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 篇2

那么,讲座制在日本是怎样被导入的,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现在的讲座制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按照历史脉络来分析这些问题。

一、日本明治时期在帝国大学导入的讲座制及其特点

1877年(明治10年),日本将原来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1893年(明治26年)《帝国大学令中改正》、《帝国大学官制》、《帝国大学教官俸给令》等相关法令先后颁布,规定在这所日本惟一的大学里实行“讲座制”,即规定:“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讲座的责任者是教授,教授不仅负责教学和科研,也负责讲座的人事和财政,只有在教授空缺的专业领域里,助教授或讲师才能顶替教授承担讲座的工作;助教授协助教授授课或实验,助手、书记员则在教授、助教授的指挥下服务于讲座。另外,法令规定了教授、助教授等不同的任命方式以及不同的薪俸水平。[1]

在东京帝国大学实行的这种讲座制又顺理成章地被其后成立的京都帝大、东北帝大等其他帝国大学以及各种官立单科大学所采用。二战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讲座制的情况却基本没变,只是有的讲座增加了讲师的职位,取消了书记员。1947年公布的《学校基本法》重新强调了教授、助教授等讲座人员的上述责任及关系;1956年文部省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又进一步规定:大学必须采取讲座制或学科制的学科组织形式;进行博士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大学必须实行讲座制。这样,在上述各种大学(旧制帝大和原官立单科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所大学和一些“新制”大学都实行讲座制。并且,随着有实力开设博士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实行讲座制的大学也在不断增加。直到2006年3月《大学设置基准》修改时才被删除。可以说,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形式,讲座制在日本各国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国立大学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笔者认为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具有如下优点:

1.讲座制为讲座教授创造了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和良好的人力、物力以及组织条件,体现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它为教授排除了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教授能安心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这显然对学术生产性的提高和研究创新是非常有利的。日本的许多科技成果及研究大奖的获得者都是大学教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讲座制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讲授和演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论文或报告的成绩考查方式,可以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与教授及其他教师直接对话,直接参与教授的科研活动,进而促使他们自己去进一步探究,在耳濡目染中掌握研究的真谛和研究方法,养成创新精神。讲座制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大学其他教学组织制度无法相比的。

3.讲座制有利于大学建设富有凝聚力的团队,有利于提高大学的竞争力。讲座制的顺利运行更多的是依靠讲座教授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而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权威既来自个人因素又来自组织因素时,他的权威能成为保持组织整体性的力量。因此讲座教授的权威成为他所领导的教学、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和智慧的源泉。在现代社会,重大科研课题只靠个人单枪匹马是难以完成的,讲座这种富于凝聚力和智慧活力的研究者小群体是大学科研攻关的最好团队。这种团队的有效工作将大大加强大学的竞争实力,提高大学的学术声望。

另外,日本的民族性使日本大学适合采用讲座制。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社会”,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说,他们对权威和纵向的结构关系能更容易接受,他们更易于“忠诚群体”而少计较个人得失。日本社会这种特有的人际关系结构模式是保证讲座制在日本历久不衰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的弊端

1968年~1969年,以东京大学为主的各国立大学发生了后被称为“大学纷争”的大学“学潮”。在这场学潮中,讲座制与“教授会自治”的大学制度一并受到责难。比如教授被指责为垄断讲座,阻碍了年轻教师的发展,影响了学术发展并导致了学科分化等,以至于有些国立大学的改革方案出现了否定和废止讲座制的倾向。[3]

确实,比起其他实行讲座制的国家的大学基层组织单位(比如德国大学里的研究所),日本传统的讲座更容易导致上述的弊端,这就是其“极细高”的金字塔结构:教授1人,助教授1人,讲师2人,助手1人或多人。这种结构被日本人戏称为“烟筒”结构。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讲座制的反对实际上来源于与讲座制的这种“烟筒”式结构有关的一些学术或人事问题:

第一,教师职业生涯模式单一,学术“同型繁殖”现象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立大学(或帝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模式是:从助手阶段就被讲座录用,然后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讲座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更有甚者,有的教师从考入大学那天起,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就都在同一个讲座里度过,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去学习或工作过。显然,由此带来的学术“同型繁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讲座的“周期化”现象。讲座的“烟筒”式结构一方面使得日本国立大学的学术团队显得很精炼,但另一方面,助教授和位于其上的教授从数量上讲是一对一的关系,各个职位的教师按照下面的程序一一更新:教授一到退休年龄,便从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下面的助教授就自然升为教授,而空缺的助教授的职位则由更年轻的讲师来接替。从成员的年龄看,这个时候的讲座是最“年轻”的。但是,由于日本的国立大学可以保证教授在同一个讲座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个期间讲座内部的所有人都会同步“变老”。随着教授年龄逐渐向退休年龄靠近,渐渐迎来这个讲座的“老龄化”时期。直到这个教授退休,其位置被下面的助教授代替,这个讲座又一次迎来了“最年轻”的时刻,同时也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龄化”和“年轻化”会在讲座内部循环交替出现,这便是所谓的讲座的“周期”(Cycle)现象。年龄上的周期变化往往还带来研究和教学上的周期性变化,所以讲座也存在“学术周期”(Academic Cycle)问题。这表现在研究方面尤甚:随着教授、助教授的年龄增加和人员更替,学术的形式和学术生产性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学术周期性问题对讲座的发展以至于大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三,讲座内部教授与助教授的微妙关系及年龄差问题。从讲座成员的权力构成看,与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一样,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也是教授集人事权、财政权和学术权力于一身;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教授与位于其下的助教授的关系。以前的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助教授的职务是“协助教授工作”,从教育法上规定了“助教授”只有“助”的作用而不能独立领导学术活动,这意味着教授与助教授不是相互独立的。另外,为了保证讲座平稳度过上述周期的“转换期”,助教授和教授的年龄差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年龄差过小,可能还没等到教授退休,助教授就已接近退休年龄,即使学术能力再强,也没有当讲座教授的机会。一般来说新录用的助教授比教授小15岁是最“合适”的。因此,这个“15岁年龄差”是讲座提拔或录用助教授时必须考虑到的。只要教授还没到退休年龄,下面的助教授就没法晋升,助教授与教授的年龄越接近,就越容易出现有业绩的“万年助教授”的可悲情况。这不仅影响了教师的学术生产积极性,而且“15岁年龄差”也限制了讲座对人才的选拔和提升。

三、日本讲座制的发展及其相关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大学教员需求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客观上促使大学教师的流动性有所提高。从这时开始,出现了大学教师如下的职业生涯模式:结束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学业后,先在母校当较短时间的助手,然后再转到其他大学工作,在其他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又被招聘回到母校;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统计,再返回母校时的年龄一般在42岁左右。[4]这正是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也是学术生产性最旺盛的时候,对母校的发展显然很有利。这种流动模式虽然没有使“自校率”(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率)降低多少,但“学术同型繁殖”的情况有所改善。大学教师在其他大学工作的阅历使不同大学之间的学术风格有可能得以相互融合。不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讲座的“学术周期”问题、教授和助教授的年龄差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前者影响着讲座正常研究、教学功能的发挥,后者极大地限制了优秀大学教师的晋升和选拔,抑制了学术研究的积极性。这种缺乏相互交流的、涉及领域狭窄的讲座也限制了一些重大的交叉性研究和开发活动的进行,所以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大讲座制的实行

现在看来,上述问题的真正祸端实际上不一定是讲座制。正如寺崎昌男先生指出的,日本传统的、封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使“教授老板化”的更深层原因;改变“一教授一讲座”的形式可以抑制这种“老板垄断”的条件。在“大学纷争”刚刚结束,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否定或废止讲座制的倾向和呼声,东京大学工学部的一些教师就设想把多个讲座组合起来解决问题,并提交了如下改革方案:将专业领域上较为接近的2~4个讲座集合起来作为研究和人事单位,同时让研究生有自主支配的研究经费,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讲座+研究组制”。[5]这个提案直到80年代末才真正实行,东京大学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由若干位教授和其他教师组成的讲座。之后这种大讲座在其他大学也出现了。小讲座制发展为大讲座制,讲座的结构趋于相对扁平化,加上90年代的一些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使讲座的周期、年龄差以及跨学科交叉研究等问题等到了部分解决。

不过,讲座制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教授比例比以前提高了,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成为国际上教授比例最高的国家。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的结果,各国大学在职教授数占本国全体在职大学教师的比例是:美国是38.8%,德国是48.8%,瑞典是15.7%,澳大利亚是20.8%,韩国是36.1%,而日本则以54.3%的教授比例高居世界各国之首。[6]

(二)取消关于大学实行具体组织制度的法令规定

虽然上述一些改革措施在促进大学教师流动、减少学术的同型繁殖方面收到一些成效,但从国际比较看,除俄罗斯之外,日本是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表示大学教师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人均工作单位变换次数的一个预测值)最小的国家。下表是根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得出的各国大学教师的人均流动次数和人均生涯流动次数的期望值(私立大学教师的流动相对来说更频繁些,因而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的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可能比表中所列值更小)。

各国大学的人均教师流动次数及人均生涯流动

注:数据引自有本章、江元武一编著.『大学教授职の国际比较』.玉川大学出版部.p.191.

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删除《大学设置基准》规定大学实行讲座制和学科制有关条款的问题,这一方案得到文部省的认可。2006年3月,文部省公布新的《大学设置基准》,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删除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制度的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大学和研究生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建立灵活的教育研究体制,也意味着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里可能不再是惟一的组织形式。但到底会发展出何种组织形式,还有待观察。目前,讲座制还是日本国立大学的主流组织形式。

(三)引进利于大学教师发展的人事政策

山野井敦德教授指出,日本的年功序列及终身雇用等人事制度与传统讲座制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上述问题,所以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与大学组织体制改革应同时进行。人事改革与讲座制直接相关的是,2004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导入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的问题。文部省同意此方案,并于2005年7月修改《学校教育法》,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制度从2007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框架如下图所示:用“准教授”代替原来职称系列中的“助教授”职阶,以前的助教授“协助正教授”的规定也从《学校基本法》中取消。这是否意味着“准教授”的名称和实质变得与国际相通,而且“准教授”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权力?同时规定在教师职称系列中增加“助教”这一职阶,规定助教的“主要任务为教育、研究”;将以前的助手分为可以自主研究并可以授课的助教与为上课、研究做准备工作并对设备、仪器进行管理的新“助手”。

这次职称结构改革改变了讲座制的结构,首先它使讲座的四级职称结构变成了五级结构,金字塔的总高度又增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讲座内部的人际关系,提高了准教授和助教这两种职称的学术自主性。这预示着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教师之间那种传统的硬性“纵向”关系趋于“柔软”。

四、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发展趋势分析

在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讲座制对大学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曾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讲座制缔造了日本的大学教师职业和大学教师这一社会阶层。[7]日本新的《大学设置基准》中没有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形式的具体规定以及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方面的改革,这一切有可能意味着今后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学术组织形式。那么,讲座制今后在日本国立大学的命运将会怎样?

第一,进入21世纪,日本也逐步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众化阶段末期的那种诸如本科生“中学生化”、“学力下降”、“学习欲望低下”以及研究生招生进一步多样化等情况,在一般国立大学中会进一步加剧。对这样的学生再采取讲座制进行教育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财力也不允许。所以,今后讲座制(包括大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影响有可能减少。

第二,讲座制本身的优势、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会使讲座制在一些重点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和重点研究基地变得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日本在90年代就制定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独创性、世界一流为目标重构大学体制,实施“COE”建设项目等。看一看近几年国际一流大学排名中日本的大学所达到的名次以及诺贝尔奖和菲尔茨数学奖等国际大奖的日本获奖者的简历和工作介绍,就会体会到日本政府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效。为了继续提高大学的科研实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力,大学还是离不开讲座制,尤其是大讲座制。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纵向关系”、“个人权威”永远是日本民族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普遍心理恰恰更适于在这种纵向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讲座制能落脚日本并进一步开花结果的根本基础,也将是讲座制进一步在日本得以重点发展的内在根据。

总之,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中的应用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作为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和精英人才培养的捷径,又会在重点国立大学中被重点应用。

摘要：日本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作为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的“讲座”是“烟筒式”结构,而且讲座存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周期现象。讲座制在日本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导致教师流动性低,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进入21世纪,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已删除了大学所用的具体学术组织形式的规定,这使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市场有可能缩小,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强国战略和讲座制本身在科学研究和培养精英人才方面的优势又会使讲座制在日本重点国立大学中得到加强。

关键词：讲座制,讲座,烟筒式结构,学术周期,职称结构

参考文献

[1][5]寺崎昌男『.「讲座制」の历史的研究序说-日本の场合(1)-』『.大学论集』第1集.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2]姜远平,刘少雪.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学缘研究[J].江苏高教,2004,(4):106～108.

[3]『东京大学改革准备调查会报告书』『.东大问题资料』3.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4][6]山野井敦德『.日本の大学教员市场再考———过去·现在·未来』[M].COE研究シリーズ15,広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発センター.p.15,p.22.

大学讲座的黄金时代 篇3

但是，高校讲座，曾经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窗口，是引领我走向未来的那一缕光。

在我上大学的1980年代，那些充满温度和新意的学术讲座，是高校校园最美的风景之一。彼时各个高校，学术讲座风行，甚至有一段时间，一所高校若到周末竟然连讲座都没有，同学们就会自惭形秽。

学校敞开大门，欢迎社会和其他高校的学者来本校做讲座。讲座通常是由各学生社团组织邀请的，好像也没有印象需要特别申报和审批的程序，大家关心的是讲座内容质量对同学的吸引力。讲座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武术、气功，甚至特异功能等等各个领域，介绍的大多是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现实的社会问题，演讲者也都是当时的名家大腕，或者有独特见解的学者。他们讲述自己的研究发现，也与师生们一起讨论，每一次场面总是很热烈。

我就读的人民大学，几乎每周末都有各种讲座。小规模的，也有一两百人，规模最大的，是在人民大学当年最大的教室800人大教室举行，也几乎场场爆满。

800人大教室的听讲者，都是如饥似渴的学生和老师；来往的演讲者，算得上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这些演讲者，当年用自己的学识修养，照亮了像我这样许多懵懂的乡下青年的前路。

那些讲座的内容，许多在教科书上，甚至书本上还不多见，可以说，那时候的大学讲座，是在我们学校课程教育之外，给我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还有比这样的讲座更好的社会启蒙教育么？

彼时高校校园还没有被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占领，学校的生活也不若今天丰富，但讲座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余生活之一。我们为了听到讲座，常常得先去抢位置，用布兜装着的饭盆和书去有讲座的教室占位置。

前不久在某地，我还与已是某高校党委副书记的同学聊起当年大学讲座的盛况，同学回忆起自己当年作为学生干部，邀请学者来讲座时，近水楼台，先帮女朋友占了位置，结果被新闻系的同学强占了，还闹了不愉快。

为听讲座抢位置发生纠纷，甚至动手，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但在今天，已近乎天方夜谭了。

我第一次在学校听讲座，大概是1985年的秋冬，是在800人大教室，不过，听讲的内容已经毫无印象。那个时候的我，还刚刚从农村出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主要是来自家人师长和媒体，还很难去理解明白讲座的内容，更多是一种随大流的跟风。不过，到二年级时，我和同学们几乎都是主动追逐着各种讲座了。到寒暑假回家，见了在其他地方上学的同学，还会如数家珍似地得瑟，一年听了多少场讲座，都是名家谁谁谁做的，充满着自豪。

那个年代，听讲座的，不仅有本校学生，也有其他高校学生，我们也曾去其他高校听过。大家都追逐着各种讲座信息，选择自己喜欢的演讲者和题目，也颇有些追星的感觉。

盛况早已不再。

关于令狐兴中律师讲座的心得体会 篇4

在11月19日晚上7点，我系邀请了遵义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令狐兴中律师给我系学生作了一场主题为“法治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的专题讲座。他在这场讲座中提到了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怎样去建设法治文化社会等重要的话题。在这场讲座中，也给我们大学生对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多角度的了解。令狐兴中律师在演讲中语言风趣幽默，思路清晰，逻辑思维严密，给全场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讲座开始之前，我系王红叶老师对令狐兴中律师进行简要的介绍。令狐兴中律师在律师行业从业16年，实践经验丰富，办案技巧娴熟，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能力，思维清晰，逻辑严密，代理的案子不乏精彩之作；办理的“徐刚本医院就医，惨遭恶妻毁容案”被我国民法学杨立新教授评为2002年十大民事案件之一；他还一直担任《遵义律师》杂志的主编，在无任何报酬的条件下无怨无悔，同时得到了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和遵义司法局的一致好评；2008年10月，作为省得4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第七届律师代表大会；同时他还担任遵义市仲裁委员会委员和仲裁员，政协遵义市第二、三届委员。在王老师的介绍中，可以得知令狐兴中律师在律师行业取得的非凡成就，这对于一个喜欢法律的我，对令狐兴中律师接下来的讲座充满了期待。在关于令狐兴中律师的介绍中，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令狐兴中律师之所以取得今天这些成就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当前的情况下，他每天还在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提高专业技能，这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更应该珍惜现在的时间，去创造自己美好的前程。

在这场的讲座中，令狐兴中律师简要的概述了我国从先秦时期到当今的法制化进程，同时得出“法治化水平式与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的结论。他也讲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法治化建设进程的大致情况以及近年来我国在法治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接着，令狐兴中律师分析了我国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在我国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以及在我国怎样建设法治文化。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每个问题的分析的非常的深入，到位。给席下的听众提供了一场法治文化建设的大餐，使我们对法治文化的建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令狐兴中律师的讲座中，他讲到中国当前存在的两大危机：一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危机；二是老百姓缺乏安全感的危机。这两大危机威胁着我们当前的社会。我们建设法治文化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危机，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安定、和谐，让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他的讲座中讲到了一句话：“你思想的天花板有多高，你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你将来就可以走多远”。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我觉得我们当代青年就应该把眼光看远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敢于创新，努力求索，艰苦奋斗，努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的得到提高，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得到进步和发展。

在后边的交流过程中，我站在一名师范学生的角度，向他提出在中小学教育中，对中小学生有效地进行法治文化教育有什么好的建议。他说我们首先要从中小学生身边的事例去着手，用他们身边的小事去教育，让教学贴近生活，让法治文化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置于他们的思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道德是最基础的。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

在令狐兴中律师的讲座中，无处不感觉的他专业理论知识的扎实，社会阅历的丰富，他对待生活、工作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这场讲座的内容值得我们深思，以便在我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去实践，为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尽一点绵薄之力。

最后，感谢系里的领导和老师安排这么一场精彩的讲座，也希望在以后多安排一些类似的讲座，开阔一下我们的思维。

09政经（2）班 蒋桥生

关于大学生就业讲座策划书 篇5

活动目的：由于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量的企业及工厂面临倒闭和裁员的问

题，作为本届毕业生应如何面对人才过剩的就业压力，他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本次活动就有关大学生应如何在乱世之中取得立足之地进行现场的讲解和释疑，帮助和指导大学生找到或创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活动内容:我们请学院招就办的老师来为我们讲述和分析09年就业面临的问题

以及国家关于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引导我校毕业大学生正确和科学的进行就业。

活动对象:我校毕业生为主体，其它院校毕业生或我校大一.大二在校生也可。活动时间：2009年11月20号（星期五）下午1：00

活动地点：报告厅

领导嘉宾：届时我们将邀请团委老师和院学生会.各系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记者

站.活动意义：通过这样的现场指导和解释一方面指导大学生就业，另一方面给未毕

业的大学生敲响认真学习，提高自身修养及文化知识，以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活动流程：1由主持人介绍主讲人及前来的领导嘉宾。

2主持人邀请主讲人开始讲解，讲座进入主题。

3主讲人宣布进入自由提问环节，由主持人主持主讲人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和释疑

4由主持人宣布讲座结束及感谢主讲人

经费预算：茶叶及纸杯30元

横幅180元.海报60元.传单200元

主讲费300元.主持人服装50元

其他费用100元

合计：920元

人员配置：信息网络部：负责联系主讲人及学院领导和嘉宾。

外联部：负责帮助就业宣传部的各项工作。

办公室：全权监督各部门工作。

就业宣传部：负责横幅、海报的制作及发放。

预备人员：负责主席团及综合负责现场意外情况。

大学听讲座心得 篇6

还记得第一次去听讲座场景，那是大一的第一学期，那时的我傻乎乎的，只是听说听讲座可以加学分就去听，但具体是听什么讲座我都不知道，只是为了学分头晕脑胀的和同学一起听讲座。第一次听讲座的确实是很痛苦的，那时天气热，而且人又多，重头到尾我都是站着听完那次讲座，那时的感觉真的不是那么好受。

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隔了好一段时间没有去听讲座。当我在次踏进208听讲座时，我发现其实有一些讲座对我很有帮助，我确实能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在学校里，获得信息的来源有很多种，如上网，看书，参加活动，听讲座等。现在作为一名大学生，获得一些信息的来源很大部分都来源网上，虽然能够上网获得很多的资料，但网上的东西其真伪还得有一定的阅历才能辨别出来，而且，在网上看的东西多，忘记的也快。在大三大四，我觉得有时候去听听讲座获得一些信息的来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去听讲座也要有选择性的，不要盲目的，为了学分去讲座里呆着，那样的话是毫无意义的，还不如留着时间去做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次讲座，都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当然并不是每个讲师讲的每一观点都是对，最起码有一些观点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但毕竟每次讲座都是经过讲师的精心准备过，就算有和自己观点不同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这十五次听讲座的过程中，有一些讲座的具体内容我自己都忘记的，但有一些却留个我很深刻的印象。

比如我听过的王院长关于《我的美丽祖国在长春》的讲座，听完以后我确实是有很大的感触。讲座里面是说关于周游方面的，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原来周游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在这之前，我只是接的游玩能给人放松，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但当我听完讲座之后我发现，其实游玩带给人们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他能给人带来灵感，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有一些难题一直被困住了，久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是越想觉得越烦越累，高的自己整天精神很差，但有时侯出去逛逛，来了灵感，一切难题都因迎面而解。旅游也是创新的动力，很多有名的著作，其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旅游，想一下，古代很多有名的诗人，作家，如李白等，不是向来喜欢理由的吗？

另外，旅游还能使人的心胸更加宽广，在很多情况下，喜欢旅游的人心胸都是比较宽广的，并不是因为其心胸宽广才喜欢上旅游，而是在旅游的过程养成的一种气质。爱旅游的人，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和各式各样的事接触，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气质，而这种气人让人觉得更乐意与其相处。

我还听过一个关于礼仪的讲座，那次听讲座也是让我受益匪浅，礼仪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关系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形象，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太关心礼仪方面的知识，经常是只有在接见客人，会议等方面才会更加注重我们的礼仪方面的知识。其实，礼仪应该是一种行为习惯，不应该只是为了应对某种特殊的情况，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注意自己的行为，了解相关的礼仪知识，提高自己的素养，在他人的眼中，自己的形象也会有所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自己处理事情来会更顺心，生活会更加舒服。那种临时抱佛脚，为了应对某种特殊情况而“装”出来的礼仪，往往会觉得很不日然。

另外，还有注意一点就是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礼仪习惯，在日常的生活中，要认清自己所处的社会角色，了解自己所在的社会角色有关的礼仪知识，当然其他方面的也要有所了解。当是在日常与他人相处的过程，要认清自己把握尺寸，言行举止中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气质。比如作为一名教师，就应该当好教师的职责，表象出教师的气质，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要知道，作为一名教师你不仅是学生知识的授课者，还是学生行为的影响者。你的行为举止，会影响到你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学生也可能会模范你的行为。此时，你的行为要是太幼稚，在班里很难树立起威信，以后管理班级会比较麻烦。要是太过苛刻，学生又会对你产生厌恶。

自己的言行也要符合自己的省份，不要经常说一些不搭边的事情，不要老是幻想，做做白日梦也就算了，不要把梦想中的身份当成你生活中的身份，那样有时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的。比如说你和你的领导说话，不要把自己当成是领导的上司，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要不吃亏的总是自己。

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 篇7

一、学科与大学学科制度

学科的基本含义是指分门别类的知识,这是学科最广义的解释。对学问和知识进行分类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知识范围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致。为了便于对知识的管理和保证人类认知活动的正常开展,人类很早就进行了各种知识分类方法的尝试,例如古希腊时期哲学就被分为逻辑、物理和伦理三个方面,中世纪文科七艺(语法、修辞、辩证、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就涵盖了当时人类的全部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早在大学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但是,自大学在中世纪晚期诞生以来,学科就与大学学术活动结下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因为学科不仅是学问的分支,学科还有规约知识行为的含义,这一点可以从西文对学科一词的释义上窥出分晓。“学科”在英语中的词形为“discipline”,主要包括如下含义:(1)(智力的、道德的)训练、训导;(2)纪律;(3)处罚、惩罚;(4)学科、(大学里的)科目。在法文、德文以及拉丁语中,“学科”一词都有类似的含义[1]。因此,学科既是专门化的知识形态,同时也是规约知识主体和学术活动的基本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以后,大学成为人类知识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学科制度的成熟与大学知识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华勒斯坦所言的学科制度成熟的三种制度性场所都发轫于大学,如研讨班1737年始于德国大学,实验室1780年间始于法国大学,课室1760年始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19世纪的大学形成了生产新知识和培养知识创造者的制度结构,正如华勒斯坦所言,“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的制度化机构”[2]9。由于,学科制度成熟所需的生产新知识和培养知识创造者的制度结构与大学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两种职能相互交叠,因此学科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关系紧密。狭义上的“学科”就是指大学里以分门别类的知识为基础来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基本单位,在学科制度化条件下,“学科”通常与“大学学术组织”被视为同义语。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下面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讲座组织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讲座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成熟,也加深了大学学科制度化的进程。

二、讲座制与大学学科制度化

从词源的角度来说,大学里的讲座(chair)来源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在中世纪时,讲座原指基督教主教布道专用的座椅,基督教会中高级牧师的职位。大学成立后,大学借用了教会名称用以指代教师授课的座椅,并隐喻着具有教学资格的职位[3]。中世纪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所谓大学也仅仅是学生围绕学者而形成的行会组织。因此,讲座在中世纪大学就已经存在,但那时讲座既不是一项基本的学术制度安排,也不是大学基层的学术组织,而是指代大学教师职位的一个称谓。文艺复兴以后,大学讲座制逐渐形成。在19世纪,以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为标志,强调学术声望和研究能力的讲座组织逐渐制度化。洪堡在柏林大学设立现代学科讲座,并从欧洲聘请第一流的学者担任讲座教授,主持运行围绕讲座成立的集教学科研功能为一体的研究所,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的首要职能,大学讲座制因此而得到确立。

从讲座制的形成过程和19世纪德国大学讲座制度的内涵看,讲座制首先是一种新型的大学学术制度安排,在讲座中大学采用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学所不同的教学方法,使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统一,形成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稳定的制度结构;另外,讲座制是围绕讲座教授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大学学术组织,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大学学术资源是按照讲座教授的学术偏好来进行配置的,设立讲座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教授的学术自由得以实现,并且使得科学研究能够制度化,从而保证知识生产的高效率。由此可见,讲座制的建立对于大学学科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按照本·戴维的说法,“科学制度成熟的标志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一体化,这首先并主要发生在1825年到1900年的德国”[4]211。下面就具体分析讲座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制度创新来实现对大学学科制度化的推动作用。

(一)分科教学的制度化

分科教学制度是讲座制的重要内容,分科教学的制度化对讲座制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分科讲座的制度起源于16世纪的苏格兰大学,梅尔维尔在格拉斯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设立专科教师职位以取代传统的全科教师制度,新制度使得苏格兰这个相对贫穷的国家的大学学术水平达到欧洲领先的高度。“数学、医学、天文、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法律、人文学科(古典科目)等单独讲座的设立,对知识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各科教授都把自己的学科发展到使苏格兰成为欧洲思想启蒙先锋的高度。”[5]37虽然这样的做法没能持续下去,但对德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德国16世纪也出现了大学分科设讲座的做法,为了避免全科教师制度下教师为高额讲课费而争夺,大学不允许教师自由选课,而是按照抽签和资历深浅进行安排。“到了16世纪初期,抽签的方式多被弃之不用,而是采取由资深教师组成的学院学术委员会来决定。”[3]这样的做法也客观上改变了每个教师负责全部学科的局面,出现了少数教授固定负责单门学科的现象。贺国庆教授在评价16世纪的德国大学时就曾说道,“在从前的大学文学院,每位教师须负责教授所有学科或课程,如今,几门学科已设讲座,由讲座专门讲授”[6]18。另外,16世纪德国大学讲座教授的薪水已经由政府统一支付,这也从一个方面稳固了教授分科教学的局面。根据克拉克教授的研究,“从1558年莱比锡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讲座制度已经基本成型,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教授及其薪金不再是按照课程进行划分,而是按照讲座进行划分。第二,每位正教授都持有一个讲座,所有讲座都拥有法律认可的资金来源。讲座教授薪金纳入政府年度预算,不得外部兼职。第三,编外教授阶层开始出现,但其薪金最初只是来源于学生学费”[7]。应当说,讲座资金来源于政府预算,是德国脱离中世纪大学影响,向现代大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政府稳定的经济支持保证了讲座教授不受教会影响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而且确立了讲座教授在讲座中的支配地位。到了19世纪,这种强调教授分科教学的理念在柏林大学得到强化,洪堡的柏林大学在神学、法学、医学、化学、农业、语言、物理和数学等学科设立讲座,并从欧洲聘请第一流的学者担任讲座教授。由教授进行分科教学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知识传播的专门化水平,也为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的职能奠定了基础。

(二)习明纳的制度化

习明纳是一种强调师生互动、共同研讨的新的教学方法,是讲座制的主要特色之一,最初运用于文科讲座中,又被称为习明纳研讨班。在德国大学出现习明纳之前,习明纳已经“存在了大约两个世纪”。最早习明纳出现在培养传教士和中学教师的场所,“从教授和学生非正式的集会演进而来,以师生对话取代教师的独白”[8]28。“格斯纳最先将研讨班引入大学教学之中,并于1737年在哥廷根大学创办了哲学习明纳。”[6]581778年,沃尔夫在哈勒大学创办了著名的语言学习明纳,推动了习明纳在大学的发展。但是在1820年之前,习明纳并没有在大学广泛采用,而且仅仅在语言、哲学等古典学科中存在。

1820年以后,德国大学的习明纳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学科范围也从原来的哲学和神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张,最为重要的是习明纳得到了德国邦政府的支持。早期习明纳多带有私人性质,即由教授个人举办,并未经邦政府的明确认可,一般在教授家中开展活动,没有经费保证,规模很小,往往随着举办者的去留而废存。19世纪中叶以后,由政府支持设立的永久性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主流,根据资料记载,“1882-1907年,普鲁士文化部高等教育处负责人阿尔特霍夫(F·Althoff)在柏林、波恩、布雷斯劳、哥廷根、格莱福斯瓦尔特、哈勒、基尔、柯尼斯堡和马尔堡等9所大学建立的习明纳共达到176个”[9]。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习明纳规模日趋扩大,形式日益正规,并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有保障的活动经费。“以柏林大学为例,1820年用于习明纳和研究所的经费为37500塔勒,1870年达到375500塔勒,50年增加了10倍。”[6]64这样,习明纳就突破了作为教学制度的单一含义,而成为大学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单位。与古典大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习明纳已经不再以训练学生掌握经典、熟读文献为首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培养学生从事创造性研究的能力为价值导向。正如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费希特所言,传统大学只能培养“有知识的书呆子”,习明纳则可以培养“有思维的头脑,……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完全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6]。因此习明纳又被称为“科学研究的苗圃”[6]60。

(三)实验室的制度化

实验室是讲座教授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建立在观察、实验、实践的基础上,有学者就认为“大学实验室对科学的价值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画室”[8]27。虽然早在1789年前法国科学家蒙热就在墨西耶学院开始利用实验室进行教学[10],然而由于大学知识传统对实验科学的排斥,直到19世纪初,实验室都没有成为大学教学科研活动中的一项正式制度,即便在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中也是如此。因为洪堡所提倡的科研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是以数理知识为基础的新哲学研究,在洪堡看来实验科学所带有的应用性和技术性与他新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不相符,不应作为大学研究活动的内容。不过随着生物、化学等学科相继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实验科学进入大学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受法国的影响,德国大学19世纪早期也初步开展实验教学活动的尝试,以化学教学为例,有资料表明,当时在哥廷根、耶拿、布雷斯劳等德国大学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实验教学活动。只是实验室带有私人性质,规模小且方法落后,不能适应学生开展实验操作训练的需要[11]。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建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李比希致力于科学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彻底打破自然哲学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训练,使得学生有可能很快掌握并且利用实验仪器开展科学研究。这个实验室不仅是为了教学而存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验室在教给现有知识的同时不断贡献新的知识。为此,李比希实验室被学者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近代教学-科研实验室”[8]25。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李比希创建实验室的想法与洪堡原则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遭到了大学评议会的否决,但是由于得到邦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新颖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很快就体现了优越性,吸引了大批的求学者,并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竞争优势,后来被世界各国大学所效仿[8]26。

继吉森大学之后,德国大学又产生了一批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实验室,如生理学家米勒1833年在柏林大学建立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实验室,成为进行精确研究的代表之一;化学家本生1838年和1852年分别在马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建立化学实验室,训练出很多优秀的青年化学家,他们成为19世纪后半期化学界的重要学者;生理学家路德维希1865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起一个由解剖学、化学、生理学组成的新型生理学实验室,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生理学家,使他居于现代生理学鼻祖的地位;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0)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心理学实验室,首创科学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开启现代心理学的新纪元。可以说,正是实验室这样新型的研究机构在大学的建立,为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四)教授聘任的制度化

讲座教授的资格身份起初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教师提出知识创新要求的,要从18世纪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改革开始。在哈勒大学,“1730年,政府部长在评论哈勒大学入学人数下降时,强调讲座必须使那些不但拥有卓越才能,而且已经建立起世界性学术声望的纯粹教授来担当……1756年,政府部长在拒绝一名讲座申请者时,声明年长不得成为晋升的因素,讲座任命的唯一标准是有价值的著述、理性的作品以及突出的教学”[7]。德国著名的改革家闵希豪生在创办哥廷根大学时提出大学教授应该是能够发表著作的学者,大学教师应该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学有专长并具有传授自己知识的能力。闵希豪生尤其偏爱著述丰厚的学者,他高薪聘请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学者如哲学和物理学教授霍尔曼、古典语言和考古学教授格斯纳、匈牙利医学教授赛格纳、瑞士医学家哈勒等,“虽然不足以证明闵希豪生对著述丰厚的学者的偏爱明显导致了19世纪德国大学注重研究和出版的风气,但结果还是鼓励了发表著作的教师,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世人对他们所在的机构的认识和重视”[6]26。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则对讲座教授的聘任和晋升资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12]。洪堡在柏林大学建立收费讲师和教授制度,前者保证了研究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学者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开展科学研究;后者则表明教授是私人讲师的高级职位,私人教师要晋升为教授就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并且凭借科研成果的水平接受教授会的评议。要想获得教授职位,必须要先取得教授备选资格———博士后研究人员,并被成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en)。私人讲师不拿薪水[13],他们要想获得地位高、收入稳定的教授职位就必须开展科研活动。这样的教师职位和职称晋升制度,使得在柏林大学从教的人员都必须坚持不断地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保证了大学的科研水平。

(五)形成了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制度结构

教学科研相统一是讲座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习明纳还是实验室,他们既是科学研究的制度安排也是教学活动的有效载体,以著名的兰克习明纳和李比希实验室为例,他们在改进大学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保证科学教育成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兰克1825年被聘为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1833年开始创办习明纳(历史研究班)。兰克习明纳的特点在于,不仅仅传授历史知识,而且训练学生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开展研究活动。兰克要求学生“弄清史实真相并深钻资料来源”,并要学生记住工作的三条准则,“批判、准确、透辟”[6]60。兰克去世后,他的一位学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习明纳’是为那些选择史学为其职业的人创设的,他允许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但是随时愿意提供建议,他对于违反原则的过错给予严厉的批评,但措辞则婉转。老师鼓励每人按自己的才能发展专长。”[14]据统计,“兰克的习明纳直接、间接地为德国大学培养出一百多位卓越的学者。这些学者又根据兰克的传统培养学生,不知为德国而且还为美国培养了不少历史家”[6]59。从兰克习明纳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出,习明纳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教学制度,更是一种师生共同探讨的科研活动,或者是未来科学研究者的训练营。

李比希在吉森大学的实验室中一改过去大学只讲授教材并根据教材进行试验的做法。在谈到自己的教育方法时李比希说,“普通概念上的实验室教育,在这所教室里只是由熟练的助手教给初学者的,而我负责指导的学生是根据各自情况来学习,具体的方法是我给我每个学生以研究专题,并检查他们实践的情况,如同一个圆的半径有共通的中心一样。我没有对学生进行一般定义的那种指导”,为保证学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科研能力的训练,创造性地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使学生在实验室中受到系统的训练,然后学生转入独立的研究阶段。“李比希这种让学生在实验室中从系统的训练逐步转入独立的研究的教学体制在他之前并未被人们认识到,从而为近代化学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不但在化学方面,世界各国大学在其他自然科学中也都开始仿效这种科学人才培养方法。”[11]20

随着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制度结构的形成,研究也第一次成为大学制度化的行为,大学形成了发展科学的职能。这不是说19世纪以前大学没有科研活动,其实自大学诞生以来,教授们对未知知识的探究一直都在进行,只是这种科研活动尚停留在教授的个体层面,尚未制度化,大学也缺乏将科研作为正式职能的制度基础。讲座制通过习明纳、研究所、实验室等制度化的形式,要求教师不仅只传授现成的知识,还要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要求学生开展发现式的学习,把学习知识与探索真理结合起来。德国大学这一变革就初衷而言是要改变大学僵化的教学方式,尝试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实际结果是由于师生普遍从事研究活动,科学发展在大学获得了持续的制度支持,大学学术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可以说,正是由于科学研究制度化为大学职能,以及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制度结构的形成,近代德国大学才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大学的领头羊。

三、讲座制与大学学科制度化的变革意义

讲座制顺应了大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要求,这对于激发大学知识生产活力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第一,讲座制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大学知识生产的专门化水平,而且彻底改变了大学知识生产传播方式,从此学科制度成为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制度。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大学通过设立讲座,保证了生产新知识和培养知识新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导致众多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可以说,学者的研究疆域拓展到哪里,新的研讨班、讲座就在哪个知识点上建立,教授们不断创造新纪元的科学活动使各知识领域旁枝茁生,知识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讲座组织是大学里第一个以学科边界划分为组织建制的基层学术组织,学科正是通过在大学里设立讲座组织而完成在大学建制的过程。讲座制保证了学科成为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单元,讲座制的确立标志着大学学科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在学科制度化的条件下,学科不仅为大学学术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材料”,同时也是大学组织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基本单位,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学科明显是联接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的组织方式,……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5]。这彻底地转变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学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图景。从此,大学的学术活动开始以学科的面目出现,大学知识生产的分工也主要是基于研究对象差异的学科分工,而学科知识又是以学科内部进一步分化为“二级学科”和不同学科下的专业方向为主要特征,每一个学科都试图确定自己同其他学科的界限,学科自由意识因之而加强,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出现,教授们被分割在不同知识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内,并逐渐向下延伸分裂为多个亚层,形成新的更加细小的知识领域。新的知识领域形成后,又努力确立各自不同的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并努力在大学里获得独立的学术建制。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是,大学知识的版图不断扩张,大学知识体系专门化和精细化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使得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样评价道,“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15]。

第二,讲座制度所孕育的制度创新适应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从而保证了大学重新回到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虽然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大学开始逐步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但是又陷入了古典文献研究和古典语言学习的泥沼中,面对17世纪爆发的“科学革命”,大学无动于衷,甚至一度丧失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17、18世纪被称为欧洲大学的黑暗时代。讲座制诞生为大学消解知识困境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条件。无论习明纳、实验室还是研究所,它们自身既是大学开展科学教育的场所又是开展科学研究的机构。因此讲座制度的建立表明了自然科学在德国大学里获得了培养学科人才和促进知识创新的制度化场所,也就加快了自然科学摆脱自然哲学获得独立建制的进程。历史事实也是如此,19世纪,大学知识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分别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学科。

从著名社会学家本·戴维和华勒斯坦等人的著作中也可发现大学讲座制度的建立在科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戴维在研究德国在19世纪是如何领先英法等国家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时认为,发展的大学系统是主要原因,其中讲座制建立起了德国大学在科学人才选拔制度上的优越性[4]127;而华勒斯坦则直接断言,“研讨班”、“实验室”、“教室”是推动大学知识体系分化的革命性的要素,正是这些新的教育要素的出现,大学知识活动形成了的新的制度化行为,促成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在大学的形成。可以这样说,讲座制的出现是大学的知识创新和创新知识人才的培养获得了制度化形式的标志,大学进行持续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得到保障,也使得大学重新获得复兴,重新成为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场所。

距离大学讲座制度的形成,历史已经过去了近200年。在这段时间中,讲座制在推动大学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方面创造了辉煌,也面临着危机和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跨学科组织在大学的兴起,学科过度分化和知识壁垒导致了讲座制的合法性遭受批评和质疑,世界各国大学学术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都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如何重构大学学术系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亟待探索的难题。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国家,我国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透露出更加强烈的赶超情结,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战略的指引下,面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组建大团队,构筑大平台,承接大项目,成为当下大学学术组织改革与重建的主流。但是,重建大学学术系统仍需理性认识传统学科组织的历史贡献和存在的现实价值。虽然组建跨学科组织,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合作,打破学术资源分散,是我国大学学术组织改革的当务之急。但这并不能由此否定传统学科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学科组织仍然是大学运行的基础,激发传统学科组织的学术活力依旧是大学组织结构功能转型发展的任务之一。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16]。我们不能在强调跨学科组织的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偏废学科组织在大学学术系统中的存在价值,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发展也绝不意味着传统学科组织在大学即将走向历史终结。相反,我们仍需要加强对讲座制等传统学科组织推动大学学科制度化,激发大学知识创新活力作用的认识与反思,尊重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避免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通过探索多样化的学科组织形态和弹性灵活的学科组织结构,来消除知识分化带来的学科壁垒,建构出促进学科融合的制度结构,或许将成为大学组织与制度重建的基本路向。

(伍醒,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研究员,浙江宁波315100;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讲座制是19世纪大学重要的基层学术组织,它的形成对于促进大学学科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讲座制的建立为大学带来了分科教学、习明纳、实验室等新的教学科研方式和鼓励知识创新的教授选拔晋升制度,由此,大学形成了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制度结构,成为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场所。回顾讲座制的起源,对于加深认识大学学科发展规律,理性推动大学学术组织变革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关于《大学》讲座的心得体会 篇8

关键词：日语；大二精读教学；课内外结合；自主学习

对于零起点的日语学习者来说，大学二年级是由基础日语知识学习到中高级日语学习的过渡阶段。而精读课则是外语学习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所占课时最多，比重最大，学好精读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大学二年级的日语精读课的教学就显得尤为关键。

学生通过大一阶段的学习，已经对日语的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掌握，也初步掌握了日语的学习方法。因此，在大二阶段，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之相应的，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应当与大一有所不同。

一、把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教学活动

为了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把学生分为几个学习小组。在分组的时候综合考虑了各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性格、性别等因素，使每个小组都有成绩突出的和目前成绩不佳的学生，这样能使组内成员互相帮助，提高成绩。

二、教学精读课文的新尝试

大二的精读课文内容与大一相比也有些不同。以我校使用的《日语精读》为例，第一册为基础日语，课文比较贴近生活，对话较多。第二册为中级日语，文章篇幅相对较长，难句较多，且许多主题与日本文化有关，有较大的文化含量。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大二的学习，针对上述问题，笔者采取了以下对策。

1.主题把握

如《着物について》一课中，仅新单词就有160余个，如没有图片辅助说明的话，学生是很难理解的。另外，关于和服的种类、纹样、穿法等背景知识也是必须了解的文化常识。

对这类文章，采取让学生讲解背景知识的方法。每篇课文交给一个小组做背景知识的调查，做成PPT，在课堂上用日文介绍给大家。通过这种方式，给学生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锻炼学生利用图书馆及网络资源进行研究的能力，尤其是收集日语资料的能力，使大家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研究的习惯。学生通过亲自查阅资料、整理资料、制作PPT这一过程，能加深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2.难句理解

大二的精读课文中长句和难句较多，学生学习起来就有一些吃力。但是，单单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未经过思考，被动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句子教师不以为其为难句，但大多数学生却无法理解。针对这一问题，要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预习和课堂提问活动。具体操作方法为：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进行课前预习，并找出本课的难点在组内讨论，或查找资料，寻求问题的答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把本组发现的问题向其他任一小组提问。对方组如果不能回答，可以对其施加一点小“惩罚”。

这样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课堂氛围变得更活跃了，而且学生也乐于思考。有时提出的问题教师也没有想过，这在另一方面也给了教师启示，对教师也有很大帮助。

三、自由讨论

由于精读课的性质所限，在课上教师需要对新单词、句型等进行大量的讲解，并给出例句。这很容易使课堂变成“一言堂”，即一直是教师在说，学生表达的机会相对较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让学生有更多练习听说的机会，利用晚自习时间开展每周一次的自由讨论会活动，作为精读课的延伸。讨论的题目在前一周精读课上由学生投票决定。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主题进行日语的讨论，每次活动时长60分钟，结束后由一名代表对大家的看法进行总结，写一篇小组意见，于次日的精读课上发表，再由教师进行讲评。这种活动不但锻炼了学生的日语听说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写作水平。

四、短剧表演，新闻播报

背诵对外语学习来说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教师应补充适量的记忆材料，以便巩固已学知识，补充课本中未出现的语法、句型及单词。但是由于课业相对繁重，学生对这些补充的背诵作业常常表现出反感和抗拒的情绪，所以记忆效果也并不理想。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尝试采取了一些更有趣的手段，如短剧表演。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搭档，表演内容亦不限，但尽量不要为方言。台词量要适当，不能过少或过于简单。表演时间在十分钟之内为宜。鼓励学生投入剧情，尽量揣摩剧中人物说话的语气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根据课堂时间情况每周会有一到两组进行表演。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证明，这种学习形式深受学生欢迎，课前学生能主动找表演素材，认真研究台词，熟练背诵。

此外，还让学生模拟电视台的播音员播送新闻稿，并做成小视频在课堂上播放，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评比。播音稿一般是最近的时事新闻，由各学习小组自行搜集。通过这种活动，不但可以纠正学生的某些错误的语音语调，使学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由于新闻稿是比较正式的文章，也能丰富学生的课外词汇量，尤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平时在课本中学不到的单词和表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教材比较陈旧、时效性较差的问题。

参考文献：

大学生创业讲座心得体会 篇9

在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是浙江温州的，我们当时都在想着毕业后到哪里去找工作时，她却说她毕业后要回去帮家里开服装店。我们都知道温州人十个里有九个是做生意的，但是这个做生意的理念也使得他们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我那位同学说，他们那里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正是这样的理念，才让温州出了很多企业家，也让那里的人成为最富有的人群。他们掌握着最好的经商技能，也让他们的后辈摆脱了贫穷，走上了不同的致富道路。

所以就温州人的这个理念来说，大学生创业是一种很好的想法。我从来都相信只要你找对了方向，一份付出就一定会有属于你的那份收获。创业之初，我们要充分认识自己创业领域的饱和度，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影响。如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一些情况。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心态问题，我们往往容易眼高手低，太过于心急。所以在创业的过程中要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想着一步登天。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创业者，要具有危机意识。下面总结了几点创业中最常见的问题：

首先，作为大学生，在他们的心目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创业成功的例子。觉得自己创业就是不用受老板的气，可以随意的去指挥他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脱离了现实，太过于幼稚。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创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太过于理想化，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就会感到痛苦和迷茫，就容易产生放弃的想法。

其次 ，大学生如果不是富二代，那么资金就不会那么充裕。这会造成大学生创业的瓶颈，因为再好的技术也没法成为现实生产力。现在社会投资也很难吸引过来，因为一般的投资家不会投资一个没有任何前景的小公司。所以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就要看清楚 ，你有没有这个资金可以支撑你的公司的日常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