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策略探究

二十一世纪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策略探究

二十一世纪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策略探究 篇1

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策略

──对东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

潘嘉来

一个完整的社会构架应包括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例如，在采集渔猎生产条件下的鬼神文化（图腾观念），以及中国农耕生产条件下的儒家文化（理教观念）。这种文化所建立的是一定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型，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的价值体系。这种完整的社会构架（生产方式与文化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的，它不但需要文化大师的谋划更有赖于社会公众（包括社会精英）的判断、实践与认同。一种生产方式能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关系到一种文明的前途与命运，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关系到它是否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问题是，发端于西方的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没有能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规范。其主要表现是，它没有能够提供工业生产条件下完整、健康的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型，并且缺乏相应的社会价值认定体系。这样，一方面在一个更加社会化（全球化）的空间中，人与其他人的情感联系反而被割裂（人际关系的淡漠），另一方面，强大的生产机器表现出对自然的敌视态度（资源与环境问题），当我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提供的便利的同时，这种文明正在破坏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大气、水和食物被污染）。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工业生产条件下，社会对人的价值认定只是肤浅地将人与他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相联系，失去了对人性的根本意义与价值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人类在采取掠夺、欺诈和游戏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可悲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这些问 题能够仅仅通过技术的改进就会得到解决，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策略出现了失误。当然，象臭氧层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当年古罗马人面对的相同问题，能够挽救古罗马文明衰落的高技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不会产生，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恰恰相反,从本质上来说，它只能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当下困境，只能通过调整文化策略的方式才能获得最终解救的答案。

一

20世纪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鼎盛期。工业生产方式以其绝对的强势摧毁了一切旧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观念随着他们的军舰和工业产品一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并且一直被当作是一种最进步的东西获得接受和认同。当我们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当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要将地球和全人类带入羞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是到了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和估价的时候了。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瘸子。西方文化来源的重要一穴是古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至6世纪由家长制氏族社会到城邦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受到地域和文化特质的综合影响，生产工具由铁器替代铜器以后，没有建立起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而是发育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并驾齐驱的混合经济模式。古希腊人热衷于制作精巧的金银器，热衷于通过贸易致富，与其相伴随的是移民浪潮和为了争夺航线商站、金银、土地、市场（甚至美女）而爆发的战争。古希腊人看不起种地的人，他们 将巴尔干半岛上的狭小平原和坡地让奴隶去耕种，确实，在这样一个多山的地区，缺乏大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古希腊没有发育出东方样式的农业文明，这有什么不对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想到要问的问题。古希腊人的混合经济模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产业经济，说它是一种经济模式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岛民求生存的权宜之计，如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考察，它是天生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古希腊经济基础的缺失同样在它的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在信仰方面，建立了城邦的希腊人与他们的前辈比较没有多少进展，仍然承继着氏族制度的多神信仰，每一族、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祗。在从氏族社会走向成熟国家的关键时候，希腊人没有能够割断自己与鬼神的联系，使得它以信仰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特征仍然保留着氏族社会的鬼神文化的尾巴。在政治制度方面，希腊人也没有什么创新，在城邦的政治构架中他们只是移植了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梭伦按财产多寡来区分人的等级，以及以此为标准来规定人的权利义务，开创了以财富作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的先例。在学术方面，希腊人开始了对物质本原的探索，然而希腊的学术之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也就是说，在它的学术视野里没有包括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生活在狭小城邦里的希腊学者们可能想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过。希腊的学术成就是逻辑学，它引导西方人局部地、割裂地而不是全面地、互相联系地看待世界。逻辑学为实验科学奠定了思维定式，但是，因为它缺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且没有能够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策略，导致近代科学技术在成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最重要力量的同时，又成为了破坏自然的凶手，西方文化的这个大笑话是可以一直追究到古希腊时代的。在艺术领域，狭小的 城邦和地中海式气候造就了希腊艺术的敏感气质。它是纤细的、繁琐的、阴柔的、装腔作势的和貌似完美的。在希腊半岛上不可能出现秦兵马俑这样雄强霸气的制作，也不会有埃及金字塔这样伟岸的作品。希腊艺术所缺少的正是并吞四海的豪情，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的大家风范。

公无前2世纪中期，希腊被罗马征服。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它的经济模型、政治构架及文化观念方面的缺失已经暴露无遗。有趣的是，在希腊这样一个被西方民主社会引以为傲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1967年成立了一个军事独裁政府，这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不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无法了解西方社会。那么古罗马的情形又如何呢？

古罗马人将农业经济建立在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他们将数百万战俘变为奴隶，并且强迫奴隶在庄园、手工工场和矿坑中从事各种劳动。而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与牲畜的区别仅在于奴隶比牲畜多了一项会话的能力，古罗马时代的奴隶压迫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的一幕。与此同时，罗马的自由农民和自由手工业者，在与廉价的奴隶劳动的竞争中失去了土地和职业，逐步沦落为流氓无产者。古罗马的经济是以战争掠夺和残酷榨取奴隶的血汗来维持的，这种经济模型的非道义性决定了它是不会获得持续发展的。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流氓无产者以及视劳动为可耻，过着荒淫糜烂生活的贵族骑士成为社会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这一大帮不劳而获的人加速了罗马经济的衰败。

在古罗马的掠夺性经济之上是不会出现高尚的意识形态的。古罗马人不但没有时间思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在对 人生的价值评估和道德操守方面，放弃正义和腐败堕落到了人性丑陋的底线。古罗马贵族的口号是“吃和玩”，公元106年，罗马曾进行了持续123天奢侈的娱乐活动。在贵族和骑士阶层中，两性关系污秽到了乱伦的地步。在塔西佗《编年史》中，尼禄皇帝和罗马贵族骑士的寡廉鲜耻白纸黑字可检可点，与外表堂皇的罗马柱同在的是挥之不去的人性的腐臭气。

古罗马文化的最大败笔是从南亚引入了基督教，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正式奉为国教，这样就使得罗马在农业生产条件下，无法完成从神道到人道的历史性跨越，它将中世纪的欧洲更深地引向了鬼神文化的泥潭。总之，正如史书已经告诉我们的，与古希腊文明一样，古罗马文明也不可挽回地破灭了。

有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回顾作铺垫，再回过头来认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就会比较有头绪了。

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革命，它的能量来源是矿物燃料。我们知道，矿物燃料是一次性燃料，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有限的。矿物燃料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它的代谢物严重地污染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土地、大气和水），换句话说，工业生产方式是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相对抗的。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没有找到煤和石油的有效替代物，如果有一天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或者地球上的煤和石油终于被消耗殆尽了，当我们不能再使用矿物燃料而又找不到新的替代能源时，现代意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就该消亡了。显而易见，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脆弱的，它依赖于某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肮脏的物质支撑着，另一方面，它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良性互补的，相反是毒害的，破坏性的。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与他们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前辈一样，没有能够建构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在工业化体系中没有充分考虑和解决好生产方式与自然及人的关系问题。能源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得解决，而一种生产方式如果不能最终处理好与社会、自然及人的关系的话，它就必定只能是美丽的昙花一现。

在西方脆弱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致命的病患。

西方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理想的政治构架。它至少从表面上让人觉得，一些人是通过公平的方式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的；它使得国家权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移交或转移；它在国家权力中设置了对最高决策者的监督和罢免机制。但是，在这种制度下，民众仍被无情地排除在决策范围之外。米利班德在《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中就说：“要避免让民众享有决策的权力。”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一方面让民众在适当的范围内参与政治，同时却又避免让民众享有决策的权力“议会制度使这一目标有可能达到；因为它既尊崇民众参与的原则，又尊崇民众回避的原则。”（《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第47页）在代议制政府中，人民仅享有普选权，却没能直接参与决策，所以体现了民众回避的原则。马尔库塞评价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选择了自己的主人，自己仍然是奴隶，仍然是受奴役和控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中，“权力结构外部的人想参加讨论乃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只有在需要人们的选票时，才让他们听一听，而这些人的选票也许能把同一权力结构的、归根到底有着同样利益的一个新集团送上台。”（《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88页）卢梭说过：“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 等于零了。”（《社会契约论》第125页）所以民主制度是一种并不完善的、软弱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经济大萧条），它很容易就会蜕变为独裁统治。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就是最好的例子。１９３２年７月３１日在德国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获得了１３７４万票，窃取了２３０个国会议席，使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为日后纳粹党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创造了条件。在民主的故乡之一的意大利，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当墨索里尼出任首相的初期，意大利还是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仅仅数年之后墨索里尼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操纵大选、清除反对派、镇压革命力量、取缔法西斯以外的所有政党，最终废除了民主制，确立了“领袖”独裁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所以弗罗姆曾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革命’是在现有政权的保护下发生的”（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应当指出的是，事实上当时的选民也多多少少参与了这场“革命”，人们担心“由选举产生的独裁”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连续获得四次总统提名，担任总统职务长达13年之久，他推行的“新政”加强了国家对各个领域的干预。美国最高法院曾于1935年和1936年宣布许多重要的“新政”立法为违宪，但仍不能阻止“新政”措施的推行，使得立法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受到削弱。如果罗斯福不是体弱多病，如果他不是过早地病死于总统任期之内，那么他将把美国的民主社会带向何方还很难说。

说到底，现代西方民主制是由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原始民主制度演化而来，一方面，古罗马的共和制就曾演变为苏拉、凯撒和屋大维的军事独裁帝国，另一方面，原始民主制度并没有能够阻止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衰弱。将西方民主制神化是弱智的表现，它就象 希腊的著名雕塑维纳斯，表面上好看同时又残缺不全。

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准则中，约翰·密尔提出了“自由”的概念。自由当然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在社会化的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前所未有地投入到社会大家庭中，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与其他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充分的合作关系。在工厂管理制度中，受到重视的是合作精神和服从的品质，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大。密尔的自由概念没有提供积极的人际关系准则，在解释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时将判断限度设置在了道德的最底线。密尔的两条基本原则是，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

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可以看出密尔没有能够建立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权力义务准则，只是对个人行为设立了一个最低限制。问题是我们往往不能对“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对他人可能带来的损害）作出精确的预见和界定，同时在一个社会化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与他人的利害紧密相联的。密尔的自由概念只是强调了个人的权力，但没有同时提出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义务，我们知道不承担义务的权力是并不存在的。密尔的错误在于，他的理论不是促进了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相反，它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加剧了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分裂，造成个人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在这种境遇中，不但自由的兑现不能实现，个人还要承担因这种文化矛盾带来的难以排遣的痛苦。密尔给我们吃了一 颗空心汤团。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社会契约论》第8页）

下面再来看一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说：“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因而，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社会契约论》第9页）卢梭的这个想法是比较接近东方智慧的，就是在讨论社会时从家庭开始。据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与《社会契约论》有关，《社会契约论》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理想的蓝本。但是人们忽视了一点，《社会契约论》第三卷中专门有一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而在《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一章中卢梭告诉我们：“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了。因此，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个聚讼纷纭的标志吧！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归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社会契约论》第111页）卢梭确实是试图描绘人与社会关系的图本，但他并不是要给后人提供一个完美无缺的现成的答案，在他看来政治体制的样式是由社会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样板存在。卢梭还看到了政治体的消亡“政治体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起就开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社会契约论》第117页）卢梭理论的缺陷在于，在他的社会契约模式中仍然没有能够包括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样的内容，这位日内瓦公民的眼界还是略为狭窄了一些，他没有能够想到，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政治体或是国家都 不可能在没有水、大气和土地的地方生存下去的。工业社会带给人类的当下困境，卢梭或许也是该负一些责任的。

近来受到责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它促使我们对源自西方的科学理性进行反思。实验科学使人类干涉自然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积蓄起来，当这种力量存在于缺乏人与自然关系准则的文化背景下，并且被一帮不懂得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所掌握；当这种力量被滥用而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我们不能对科学再采取迷信的态度了。也就是说，今后我们不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仅仅寄托在依赖新的科学发现与成就之上。研究新的抗生素与病菌变异的矛盾就是一例。医学界已经知道，仅仅依赖研究新的抗生素来对抗病菌变异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目前的策略是，制定严格的抗生素的使用规范，这种要求社会全体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可以被纳入文化范畴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策略，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文化策略。当物理学在进行原子级操纵，生物学完成了基因操纵后，科学界面对的主要不再是技术难题，事实上，科学家将更多因为技术合法性的问题（如人体克隆技术），而面对一系列的文化难题。在今后的前沿科学中，科学家必需首先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文化理由，否则他就可能会因自己的科学活动而受到良心和社会的谴责。

西方工业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特征促使了家庭经济的破产，当经济因素从家庭关系中分离出来后，家庭也随之破裂了。在采集渔猎和农耕生产条件下，家庭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生产劳动和分配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当人们走出家庭与社会发生经济联系时，家庭变成了一个孵蛋器，成为人们晚上睡觉和生孩子的地方。社会通常将劳动报酬付给某个家庭成员而不是一个家庭，为了保护自己，家庭成员都会争取与社会取得经济联系（就业）。这样，一方面社会替代家庭提供了经济和福利保障，在个人的经济独立能力加强的同时家庭的凝聚力消散了。另一方面，一些觉悟较早的人从经济和感情两方面衡量，都以为建立一个现代家庭是风险和成本颇高的投资，他们选择了有别于独身和结婚的另类的结合方式（如同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与生孩子都不是以组织家庭为必要条件的。另外，孩子也成了纯粹的家庭经济负担而不再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不再是农业劳力和养老的依靠），所以人们在对待是否要孩子的问题时也更加谨慎了。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已经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开始裂变了，它对社会机体的损害是可以想见的。或许正如海森伯所说，我们终将无家可归。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社会将自己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基督教的权威被消弱了。但是，西方社会没有同时建立能够替代基督教神学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基督教神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某些最圣洁的领域，西方社会的一些艺术家、哲学家甚至科学家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时，基督教神学仍然成为他们的最后选择和出路。让人惊讶的是，西方社会常常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现代高科技与鬼神文化缠在一起的矛盾图像。西方社会直到工业时代仍然没有能够割掉鬼神文化的尾巴。

综上所述，西方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地建立过一个包括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完整的社会构架，在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中，生产方式与自然及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 分裂的，社会的价值体系仍然是鬼神文化或者财富决定论。西方模式或许在某些时候能聚集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因为总的文化策略的失误，物质财富最终成为了社会腐败的腐蚀剂，它的最后结局毫无例外地都是走向了生产关系破裂、社会解体、文明陨落。

二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农耕生产条件下，建构了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包括了农耕环境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框架以及相应的价值体系。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构架，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数千年一以贯之，生 生不息。

事情开始于周灭殷，殷人承继的是氏族社会和采集渔猎时代的鬼神文化，殷人相信自己是与鬼神相通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相信自己是神的后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总之殷人与以色列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创造的神所统治和支配的世界当中，只是以色列人爱祈祷，殷人则爱卜筮。殷人拥有当时中原最先进的文化（以文字为代表）和物质成就（以青铜器为代表），并且以为有神在天上护佑着自己（“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慢慢地就在行为和道德上放肆了起来，好象他们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可以随心所欲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尚书·武成》）。大约到了帝辛（纣）的时候，生活的腐败和统治的残暴已经登峰造极（“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尚书·泰誓上》），终 于引发了物质和文化相对落后的臣邦周的抗议，于是武王伐纣，经过牧野之战，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殷的一统天下，建立了周朝。周人总结了殷灭亡的教训（历史上所谓的“殷鉴”）开始了文化观念的重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尚书·梓材》），尝试着以“德”的观念来替代“神”的观念，中国文化出现了由神道向人道转换的光辉曙光。

孔子承继和光大了周的文化成就，一方面在成熟的大一统农业国家诞生的前夜，将“怪力乱神”从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驱逐出去，割断了中国农业文明与鬼神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阐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以及“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的文化观念，从个人和家庭开始，建立了东方形态的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型。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人文关怀始终贯穿于人生、社会与自然平衡、和谐发展的理念之中，这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天”的观念。“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都是将人生和社会放在天地之间来思考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周易·序卦传》）在中国农业文明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对人、社会与自然关 系的关注是一贯的。从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唐刘禹锡的《天论》到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以及张载《正蒙》和二程的《程氏遗书》中都有关于天人关系的精到表述。汉以降，武帝有鉴于秦的“以法为教”、“仁义不施”的失败教训，以“德治”、“礼教”、“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再次获得了强烈的认同，而此时的儒学已经融入了道家和阴阳家的自然观，开创了华夏注重自然，强调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世界观。“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五行相生》）在这里汉儒将仁、义、礼、智、信的礼教观念与东、南、中央、西、北的地理及木、火、土、金、水的物质观念融为了一体，而他们对阴阳的认识也如出一辙：“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这就是融合天地、阴阳、夫妇、父子、君臣、春夏、生养之关系于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大文化观和大智慧。从此，以人伦为本、师法自然与天地同参的儒家礼教成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文化基础。这样，在实现了生产方式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同时完成了生产方式与文化观念的统一与整合。

儒家在中国农业生产条件下构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当这样一种文化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互结合，我们所说的包括了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完整的社会构架就成立了。在 这个社会系统中，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纵观东西方文化史，只有中国儒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文化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当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先后衰亡之后，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的最重要的原由。我们想特别指出的是，一种文明有这样强的生命力或许是唯一的，但决不是偶然的，它的支撑来自中国先哲文化观念和文化策略的创新与圆通。也正是这一点，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凸显出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和指导价值。

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是，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发育出西方式的科学思维模式及工业文明？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合理的，它是用西方的判断标准来规范中国的事物，这就象是问，在中国的菜谱里为什么只有炒青菜而没有沙拉，或者西方人为什么只会使用刀叉而不会用筷子？我们知道提出这一类问题是愚蠢的，因为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答案的话，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成了生产方式与文化观念的整合，基本解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价值认定体系，寻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观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再成为必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策略是超越实验科学的范畴的。另外，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是不会制造出蒸汽机这样与自然抗衡的机械的，我们祖先所追求的是更完美的某种东西。

近代以来西方民主与科学理念成为流行世界的统治学说，西方 理念也只有在中国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在中国它遭遇到了一种强大到能够与之对峙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模式。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都战败了，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几场战争的失败或者某个朝庭的腐败无能，就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加区别地贴上封建主义、保守主义的标签封存起来，一概给予否定的话，我们就会犯大的历史性错误。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揭示出这样一条道理，不管是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在工业化进程中，全盘西化或者全盘苏化的尝试，全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挫折与失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种选择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前辈们为此争论过，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实践已经或者正在证明这种选择可能是唯一正确的。任何人想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首先站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上来思考和探索，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某些岛国或者原始部族不同，认为只要将西方的现代理念和方法移植过来就能办好中国的一切事情的想法，是天真的、幼稚的和不负责任的。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是依据近代史的一些片断在作推论，实际上他们对西方世界和中国传统并没有化功夫进行历史观点的、深入的比较研究，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断。如果不加选择地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的话，我们是会吃大亏的。不顾中国实际的全盘西化论是要不得的。

“五四”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转向东西方文化论战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迸发出了最激烈的火花。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碰撞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背景下没有发生，除了在中国之外西风似乎压倒了一切。“五四”论战的双方势均力敌，今天回过头去看，可以说是一个和局，或者叫做双赢。因为双方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 使命，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关头，用不同的方式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论战“启蒙思想家”们将西方现代理念传播开来，为中国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在二十世纪实现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格局，进行了先导的思想准备。这一派学者所代表的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意愿和对域外文明的包容，以及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者深刻揭示了西方价值观的缺失，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促使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的实际，抵制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论调，为中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进行了学术探索与铺垫。这一派学者所代表的是对本土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继往开来的意愿，以及保持中国特色的坚定信念。“五四”积累起来的这两个方面的精神财富，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虽然“五四”文化论战本身没有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但它提出的一些重大课题，已经通过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政治家群体的社会实践初步得到了解决。问题是，文化界仍常被“五四”论战的文化硝烟所迷惑，迈不开前进的步子。与政治家群体比较，文化界似乎缺少一些“中庸”的品质和兼收并蓄的气度。

要完成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界仍然面临突破重围的挑战，其主要课题是，探索一条中国文化理念与现代生产方式相整合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及走向世界之路。

余论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工业时代与成熟的农业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颇为相象。生产力在短时间里获得极大提高，生产机器制造出了 一系列华丽但笨拙、不太实用的产品。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遍地看重物质财富，轻视精神道德。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和悲观的、不负责制的生活态度在四处弥漫，社会腐败的烂疤已经暴露无遗。问题在于，工业时代与青铜时代一样，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定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关系模型，以及相应的社会价值体系。如果说青铜时代是从采集渔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一种过渡形态，那么工业时代就可能是我们进入某种新的、更成熟的经济模式的过渡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东方强大的商王朝和西方华丽的希腊城邦都覆灭了。

人类再次走到了一个关系到自己前途与命运的十字路口。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告示了一种全新范式的导入，它所预示的是人类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价值体系、文化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本质变化，它将是超越近三百年来世界由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生产方式（工业经济）的根本性的改变。今天，当我们面对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过度的消耗；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局部和全球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最终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物种群消亡，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正在破坏人类自身的生成条件和环境的局面时，人类逐渐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人类的前景将会是十分黯淡的。当工业经济开始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时；当人们开始关注人类全面发展课题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评估和作出深刻反思，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已经在这种世界性的新思维中凸现了出来。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以及人、社会的协调发 展，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单纯依靠技术发展和物质增长并不一定就等于社会的进步，只有即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相对稳定，又可以避免个人与社会对立、异化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才具有进步的意义。中国文化圆融的自然观和对人世的伦理关怀对于下个世纪的人性复归和文化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能在下个世纪为世界“明道立法，制礼作乐”的民族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伟大的民族。我们一方面企盼着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复兴，另一方面是要将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文化力”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拉动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2000 1 参考文献 《四书五经》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塔西佗《编年史》 《中国现代化史》 《论自由》 《社会契约论》 《西方民主史》 《法西斯体制研究》 《资本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