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歌繁荣的原因

2024-06-15

唐朝诗歌繁荣的原因(精选4篇)

唐朝诗歌繁荣的原因 篇1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高峰,就是说顶峰也不为过,因为日后的朝代、诗家,尽管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是总体上没有能够超越唐朝的。所以,鲁迅就很伤心的说出来诗歌到唐代已经做尽了。唐诗为什么繁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可以找出理由来。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不能忽视诗歌的作者,毕竟,诗歌是由人写的,人的不同造成了诗歌的不同。

唐朝,刚刚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但是征荐、门阀制度也没有完全废除,所以,诗人们除了考试之外,还可以有别的方式作官,并且,唐朝的高考,也没有统一的答卷,没有钦定的复习资料等,所以诗人尽可不用费劲心机的去背去抄。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唐朝的诗人在一起互相以年龄排序,没有说谁谁谁是同年。李白、杜甫两个大诗人都没有考上进士,但是他们的诗名却是远播。唐朝诗人在一起互相切磋,感情很深,是一种自由的交流,李白、杜甫就不说了,连后来的人都在怀念他们。这种风气使得唐朝的诗人们在一种宽松的环境气氛中来开怀畅饮,自然诗兴勃发了。

唐朝因为不去背八股,不用太计较于应试,因此诗人有闲心来扩展自己的修养,事实上,唐朝诗人的个人修养也确实了得。

唐朝诗歌繁荣的原因 篇2

一、唐朝音乐教育概述

唐朝时期在音乐方面借鉴了外来音乐的多种类型, 并将其与唐朝音乐融会贯通, 唐朝音乐的不断改革发展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由于唐朝统治者实行开放性政治政策, 此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文人雅士, 并对唐朝音乐在教育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 这些也成为了唐朝音乐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唐朝的几位统治者都兴建了专门的音乐教坊机构, 负责为宫廷进行音乐表演, 同时创立了梨园, 作为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机构, 从而大力推动了唐朝音乐的繁荣发展。唐朝众多专门钻研音乐文化的人士经过不断地开拓创新, 使得很多唐朝经典的音乐作品能够保存至今, 因此, 唐朝也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二、唐朝音乐教育繁荣发展的原因

1. 唐朝时期的社会发展繁荣。

唐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汇集于此, 由此成为了世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这也为唐朝音乐的开拓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唐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不断发展也对唐朝经济繁荣起了关键作用, 长安作为唐朝中心城区, 其道路建设四通八达, 促进了唐朝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和保卫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很多国家都派出了专门人士到唐朝学习音乐文化, 促使唐朝保卫战争成功之后与其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这是因为唐朝有着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唐朝的众多音乐家不仅吸收和借鉴了外来音乐的精髓, 并且将中原音乐文化进行了广泛传播。唐朝之所以能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 并将它们很好地融为一体、综合发展, 这是因为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唐朝音乐文化是以中原音乐作为基础, 同时借鉴了周边国家的一些音乐文化, 并将其与唐朝音乐文化相互融合, 由此创造出新的乐种, 经过不断的流传和深入, 最终被广大劳动者所接受。唐朝音乐文化发展如此迅速并不是以固定的音乐形式生搬硬套, 而是以新乐种的开发和流传逐渐发挥了其积极引导、创新开拓的作用, 最终成为了世界音乐组成的一部分。

2. 唐朝时期的音乐教育制度机构的设置。

唐朝初期, 统治者就建立了管理礼乐的行政管理机构, 即太常寺, 并且在其下设置了大乐署和鼓吹署, 负责对音乐机构直接进行管理。大乐署的职责是对雅乐和燕乐进行管理, 以及对音乐艺人的考核测评;而鼓吹署负责对鼓吹音乐进行管理, 以及部分宫廷礼仪活动等。随着唐朝音乐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逐步设置了梨园和教坊,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时期的音乐教育机构分工管理、各司其职, 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全面综合发展。唐朝的音乐考核制度经过不断的完善也越来越严格, 首先将对学生和教师进行音乐考核的成绩上报到朝廷礼部, 再根据得到的结果完成职务晋升。考核制度中对应不同级别的教师和学生还明确了进行考核的年限、考核内容、考核规定等等, 与现代社会的音乐考核制度已经极为相似了。

3. 唐朝统治者非常偏爱音乐文化。

唐朝时期, 大多数统治者都对音乐文化非常喜爱, 这对唐朝音乐的繁荣发展从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中爱好音乐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统治者是唐太宗和唐玄宗。唐太宗在亲自参加了《秦王破阵乐图》的绘制工作的同时, 还经常自己进行琵琶的演奏。在唐朝兴建初期, 有部分人士建议唐太宗废除《伴侣曲》和《玉树后庭花》, 认为这两部音乐作品是亡国之音, 但是, 唐太宗却坚持音乐的悲喜是由欣赏音乐者的内心情感而定的, 并不是来自乐曲的本身, 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开明的音乐观点为唐朝音乐开创了新纪元。

三、唐朝白居易的音乐教育思想分析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被免除了校书郎一职之后, 前往华阳观闭门潜修, 总结了唐朝当前的发展形势, 完成了策目七十五门的创作, 其中有三门专门对礼乐进行了论述, 分别是《复乐古器古曲》、《议礼乐》和《沿革礼乐》。这些都表明了白居易继承了儒家道德思想, 分析了礼乐在唐朝治国中的关键作用。

白居易所在唐朝中期经历过了安史之乱后, 集权统治才逐渐得到恢复。白居易在赞同淫乐亡国的观点, 遵循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 也逐渐认识到了唐朝衰落的本质原因是由于大多数统治者的治国无能造成的。由此, 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现出了在传统与现实中的矛盾, 我们既应该看到白居易对唐朝音乐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也应该看到矛盾的另一方面。

无论是白居易对于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认同, 还是唐太宗爱好音乐对其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都应该将其与实际相结合, 应用于现代音乐教育当中, 为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教育作出贡献。

四、唐朝音乐教育对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1. 音乐教育哲学方面。

我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是以追求“和”为最终目的, 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 很多朝代的音乐家和思想家都将音乐的本质属性作为最终的追求目标。例如, 白居易在赞同真正的大乐是和乐、稳定之乐, 同时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音乐思想。白居易认为人们通过乐器和乐曲进行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表达, 大多数人对音乐的追求在于其能够表现的音乐思想和实际现象,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音乐技艺的高低。如果人民富裕、社会安定, 演奏出的音乐必然是和谐愉快的;如果民不聊生、社会动荡, 必然没有精力创造音乐、表演音乐。中国古代音乐正是认为音乐所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正感情, 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目前, 在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中, 不同阶段相应颁布了不同的教学大纲, 其中明确了教育的目的、任务等等, 由此, 教育大纲成为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重要方面之一。我们能够发现, 无论是在现代音乐教育中, 还是在唐朝音乐教育中, 对于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 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换, 都是始终是以“天人合一”和“和谐社会构建”为指导思想的。但是, 在唐朝音乐教育和现代音乐教育中, 教学目标发生了变化, 由唐朝的统治者和宫廷享乐为目标, 转变成为了培养现代社会人民审美的作用, 这些都标志着社会在不断地进步, 人们的音乐素养在不断提高。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现代音乐教育发挥的作用, 还应该注重其如何能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服务。

2. 开放音乐教育方面。

唐朝宫廷中所有俗乐总称为燕乐, 包括了唐朝民间歌舞、十部乐等, 其中, 十部乐又包括了燕乐、西凉、康国、清商等等。唐朝的音乐文化与十部乐充分融合后, 才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坐、立部伎的音乐创作包括了西凉和龟兹乐, 其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对唐朝音乐文化的影响, 这是一种音乐文化的进步, 不但将新鲜的音乐注入到中原音乐当中, 并且保留了中原音乐的精髓, 从而推动了我国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很多人担心引进其他国家音乐文化最终会丧失本国音乐文化优势, 使得民族音乐逐渐被国外同化。但是, 经过唐朝音乐文化发展, 这种观点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唐朝音乐的繁荣发展正是因为不断吸收了边疆民族音乐文化和其他国家音乐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 不但不会使得本国音乐文化成果丧失, 更能够将我国音乐推向世界, 否则, 我国音乐文化只能停滞不前。由此, 我们能够看出, 正确地吸收和借鉴外来音乐文化, 能够促使我国音乐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我们应该明确音乐文化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将多元化音乐教育当作必然发展, 在遵循音乐文化良性发展的前提下, 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 不断完善音乐教育体系, 继续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音乐文化的交流合作,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音乐教育道路。

3. 经济文化发展方面。

唐朝时期, 与周围国家高丽、日本等都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唐朝的繁荣富强在世界上具有较高的声望, 同时, 唐朝发达的水陆交通建设, 也使得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交往更为紧密。唐朝时期, 很多国家都专门派人到唐朝学习音乐文化, 从而达到相互促进音乐文化的发展的目的, 长安作为唐朝中外音乐文化的汇集之处, 将西凉、高丽等音乐文化融会贯通, 在长期交流合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全新的唐朝音乐文化, 唐朝有效地借鉴和吸收了各国文化的精髓, 唐朝统治者的开放性政策制度和经济制度, 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我国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音乐文化教育发展前景良好, 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交流越来越多, 这些都能够促进我国在音乐教育方面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所以, 在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 在弘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 应该时刻秉承怀疑、批判、理性、继承的态度, 吸收有价值的外来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姝.中西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D].四川大学, 2007.

[2]车新春.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音乐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D].上海音乐学院, 2010.

[3]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D].中央音乐学院, 2010.

唐朝诗歌繁荣的原因 篇3

关键词:曲项琵琶;唐朝琵琶;艺术

琵琶作为传统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弹拨乐器,在中华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洗练千年。[1]琵琶在中华民族弹拨乐器中具有较长的历史,集较强的表现力与优美的音色于一身。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步入了多次高峰期。然而,唐代在发展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我国琵琶艺术首次繁荣。公元5世纪前后,波斯梨形曲项琵琶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经过我国劳动人民的再创造,而逐渐演化为一件神奇的华夏民族乐器。本文从记谱形式入手,主要从琵琶的地位、形制、演奏技巧等层面阐述唐代琵琶及艺术。

1 唐前期琵琶艺术发展

处于秦汉、隋唐时期的琵琶是各种弹拨乐器的一种统称,也即是各种弹拨乐器的一种泛称,比较早的记载源于东汉刘熙所的“批把,马上鼓也——《释名》。琵琶形状像鼓,所以才得此名。不难得出,“批把”体现了两种弹奏手法。后汉应劭在期创作的《风俗通》中是这样记载的:“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因此,古人在称呼“批把”乐器时,是将其形象化了的。也有称“枇杷”的,表示的是木质乐器的意思,大约追溯到魏晋时期,结合了我国琴瑟用字的实际情况,不再使用两字的木字旁,也不使用提手旁,转而使用两个“王”并列的字头。这种形式是将“枇杷”或者“批把”变成“琵琶”。就这样,“琵琶”两字到了今天仍然在使用。在秦汉,琵琶具有两种形式。其中之一的琵琶形式是在修筑长城时,从国外引入,是一种形状类似于鼗鼓的弹弦乐器,被人们称之为弦鼗,或者也可以称作秦琵琶,第二种琵琶形式产生于汉朝,是一种木质圆形音箱,也称作汉琵琶。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汉琵琶乐器是由弦鼗演变形成的。后人称琵琶为“秦汉子”,表示是通过秦汉两国人民改良形成的。此种直项琵琶曾在汉以后非常流行。汉代主要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后来逐渐发展成魏晋时期改变了早期的“徒歌”形式,形成了具有乐器伴奏的歌曲形式。琵琶是伴奏与合奏乐器不可缺少的,这种琵琶也即是直项琵琶,随后,直项琵琶通过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琵琶独奏曲与演奏胜手。独奏曲——《陌上桑》与一些依据琴曲移植的《明君曲》《飞龙引》等就是此种形式。这一时代的演奏家有谢尚、褚渊、范晔等,甚至还有“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阮咸擅长弹琵琶,此外,还改良了此器,后人也就直接将直项琵琶称之为“阮咸”。张骞出使西域时,通过丝绸之路将曲项琵琶带入我国。曲项琵琶早在北周武帝时就开始兴盛起来。隋唐时使用胡琵琶或胡琴,也称作曲项琵琶,用来区分先前传入中国的直项琵琶。虽然阮咸盛行于汉以后一段时期内,然而受限于时局动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音乐大量进入内地,并与内地音乐进行了有效融合,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融合。曲项琵琶逐渐被直项琵琶取代,成为主要的琵琶类乐器,琵琶艺术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发展阶段。

2 探析唐代琵琶艺术发展

2.1 唐代的琵琶演奏技艺

琵琶广泛应用于唐代,是一种非常时尚的乐器,优雅而不俗气,在唐代音乐艺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贵族与平民百姓都非常喜爱它,并且为其写了大量的诗篇,其中从敦煌出土的壁画中可见一斑。唐朝琵琶在演奏技艺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为我國琵琶演奏艺术发展做出了突出对贡献。当时的京都长安非常繁华,到处都能听到琵琶演奏的声音;即使是地处偏僻的凉州地区,也能够看到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情形。这是我国有关琵琶比赛较早的记录,通过在街市上摆擂台就可以比较琵琶技艺的水平,为观众展现精彩绝伦的琵琶演奏技艺,从中得出,平民百姓也具有一定的琵琶艺术鉴赏功底,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琵琶艺术在当时民间已经初具规模。其中的规模之一有“燕乐”。隋唐盛行燕乐体制,多使用曲项琵琶与五弦琵琶,燕主要将琵琶作为使用乐器。不同种类的歌舞形式与琵琶在当时的乐器演奏中占有一席之地,对琵琶在当时的兴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演奏技巧逐渐趋于成熟,已经产生了左右手演奏技巧,将琵琶演奏鲜明地表现出来。一些琵琶高手的演奏功底非常深厚,同时,有大量描写琵琶演奏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绘画比较著名,如从敦煌壁画《韩熙载夜宴图》能看到琵琶演奏者演奏对情形。《乐府杂录》对秦琵琶的记载有两法:手弹与拨弹,根据个人不同进行选择。不难发现,唐朝当时同时出现两种技法:右手指弹与拨弹。唐代琵琶具有丰富的演奏技巧,并运用了一些技术,如捻、左手有拢等,即便是有关右手技术的记载,但是,我们依然能从众多的诗词歌赋中感受到不同的技法。唐代琵琶演奏家——裴兴奴长于使用左手拢,而曹纲长于使用右手运拨,兴奴长于拢,下拨稍软。琵琶音色优美,具有较强的质感,表现力突出,表达起源缠绵的情感,展现激烈战斗的场景,倾诉凄苦悲怨的心情,流露轻松热烈的心情。琵琶诗也即是描写琵琶音乐及与琵琶相关的各方面为主要内容的诗作。[2]

2.2 唐代的琵琶编制与曲谱

在融合了传统直项琵琶与外来曲项琵琶的基础上,唐代琵琶具有半梨形与曲项的形质特征:在改良了曲项琵琶的基础上,形成了十二柱、十四柱等的直项琵琶,伴随着音柱的增多,使得音域范围进一步拓宽,展现丰富多彩的琵琶演奏。通常情况下,琵琶琴使用的材质有红木与乌木等,面板的材料通常为楸木与梓木等。唐代出现的紫檀琵琶非常流行。乐谱为音乐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需要将信息记录并保存下来。我们能从唐朝琵琶发现乐谱的身影。唐诗具有广泛的题材,有很多诗篇的内容都涉及音乐,其中记载琵琶及其演奏的更是为数不少。[3]白居易创作的琵琶曲中的诗句:“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唐时记谱法主要有两种系统类型:燕乐半字谱与古琴减字谱,包含于音位记谱法体系。琵琶记谱形式通常情况下是燕乐半字谱,也是较早时期使用的古工尺谱,又称之为半字谱。考古学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谱》是一种曲项琵琶乐谱,采用燕乐半字谱抄写,是一种二十个音位、二十个谱字的乐谱,谱字构成于笔画简易的半字符,也叫作半字谱。例如,唐琵琶大师贺怀智的琵琶就非常特殊,其槽是用石头制成的。琵琶弦材质种类多样,如有丝弦与狗肠弦等。鸡筋弦适用于古琵琶。段善本用皮作弦,开元年间的贺怀智弹奏的琵琶采用鸡筋做弦;段师能使用皮弦弹琵琶——《酉阳杂俎》。唐代琵琶下面的面板嵌入了“捍拨”,采用了彩绘或皮制的方形装饰物。捍拨具有两种功能:功能之一,起到保护面板的作用,减少拨子对面板形成的碰撞损坏。功能之二,捍拨对琵琶的效果起到了美化用。

3 唐代琵琶文化

初唐“贞观之治”与盛唐“开元之治”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统一和经济繁荣,文化自由开放、蓬勃向上。在此种大背景下,音乐大放异彩。无论是民居庭院,还是边塞驿馆等都能看到琵琶伴随人们生活的身影,到处留下了琵琶艺人的足迹。隋唐时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与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各族音乐文化相互交流,并进行了整合。唐朝具有发达的社会经济,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国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派人到中国学习音乐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音乐,唐都长安成了当时音乐交流的枢纽,在整合了外来音乐与本土音乐的基础上,产生了符合我国音乐特征的文化。琵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迅速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乐器。北周武帝非常喜爱琵琶,并擅长此器;北齐武成帝及后也热衷于琵琶;隋文帝也颇爱琵琶。民间往往将学习外来乐器作为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不仅帝王将相喜爱,而且民间百姓也推崇,进一步为琵琶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琵琶文化在唐代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唐诗对琵琶的描写丰富多彩,如王昌龄写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白居易的“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以上情景,能让我们想象到酒的场合就有琵琶相伴,琵琶与歌舞相伴的情形。在唐代饮筵酒令活动中,无论是优美的琵琶伴乐,还是美酒慢酌,都反映了唐代尤其是初、盛时期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景象。这有助于后续琵琶艺术的传承与提高。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琵琶不仅在音乐文化娱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在一些宗教迷信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民间的卜筮活动可以看到琵琶的身影。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记载了盛唐时期,长安崇仁坊的阿来婆善用琵琶占卜。

4 新时代、新发展、新展望

琵琶是一件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它既是朴素的,又是充满力量的,琵琶在中国的乐坛上一直大放异彩。[4]20世纪60年代,在传统琵琶音乐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新的西洋作曲技法,形成了一种独具时代信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良了演奏手法与曲子结构,并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实现了琵琶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高潮。吕绍恩的《狼牙山五壮士》与王惠然创作的《彝族舞曲》是琵琶作品的杰作,随着这些现代作品的形成,迎来了第四次琵琶高潮。原有的规范文武曲进行演奏这些作品是行不通的。创作技法、曲式结构等的改变,开启了琵琶创作新的篇章。例如,《彝族舞曲》运用了传统的文曲风格,另外,武曲手法的使用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效地促进了作品内容中的文武搭配,将鲜明的民族特点展现无遗,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这些新作品要求较高的演奏技巧,需要不断完善演奏技法。(1)轮指手法主要以拳形轮为主,改变了汪派的扇形轮。这种改变有助于演奏者把握演奏作品中的乐曲。(2)左手根据指换把多样性,融入西洋二度把位系统,将不同风格曲目的质感演奏的淋漓极致。在这段时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琵琶音乐家,如叶绪然、王惠然、馬圣龙等,他们创作演奏的现代作品看不见文武的区别,文中带武、武中带文、刚中有柔,新时代的琵琶艺术家也不再循规蹈矩,不断创新,吸收了各种创作的长处,通过自身整合,形成了符合自身需要的一种形式,并着力于发展琵琶。我们很难再看到传统的琵琶派别。

5 结束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唐朝琵琶在记谱方面已经趋于成熟。唐代琵琶具有实现较大的艺术发展,取得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深刻的影响到明清琵琶艺术的发展。当前,传统琵琶民乐已经走向国外,让更多的人开始接触它。琵琶是民族音乐中非常光亮的一环,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坚信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琵琶演奏艺术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马海垒.唐代琵琶音乐繁盛的原因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4.

[2] 余晓雪.唐代琵琶诗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3] 孙玮志. 《全唐诗》中的曲项琵琶史料考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03):47-51.

两宋时期花鸟画繁荣与发展的原因 篇4

摘要:两宋是唐代之后中国绘画史上又一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虽然上承唐朝的五代与下启元代的南宋都在绘画发展中具有继往开来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绘画领域许多变化是前所末有的。皇家画院以致画学的兴办,文人士大夫绘画的兴起,以及适应民间需要的商品性绘画的兴盛,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美术现象。山水、花鸟画的成熟与地位的上升,水墨画的发展,各科画家对“真”的致力与“形似”能力的提高,诗歌、书法对文人以至宫廷绘画的渗入,作品由偏重描写客体,到有意识地展现主体,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绘画的发展变异。

关键词:两宋 花鸟画 北宋画院 繁荣与发展

一,两宋时期花鸟画繁荣的时代背景

1.花鸟画空前繁荣的社会背景城市阶级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形成。

2.两宋花鸟画坚实的政治基础是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并有大批皇室成员参与其中。3.科举制的发展以及崇文抑武政策的实施,极大程度上解放了文人大士的思想。4.北宋画院的建立

二.两宋时期花鸟画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花鸟画正式产生并形成独立的画科应始于中唐以后,五代时期是中国花鸟画逐步发展时期,宋代是花鸟画的鼎盛时期。就花鸟画而言,五代两宋三百余年可说是这一画种臻趋高度成熟、名家荟萃的繁盛时期。特别是五代花鸟画的两大宗师:黄筌和徐熙对花鸟画不同表现形式的形成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以徐熙和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争鸣于南唐和西蜀,他们同为后世花鸟画鼻祖。由于他们或以师徒父子的形式相传;或以朋辈之间相互竞争、影响,把花鸟画推到了一个高峰,成为风范后世的楷模。“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说的就是两人不同的艺术风格。

徐熙,出身江南名门,但一生却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进入南唐画院。他个性淡泊宁静,衷于田野之乐,他的画直接用墨笔画出物体形态,略施色彩,以不掩去墨线为度,墨线和彩色在画面中相互映发,使所画神气迥出,得生动之意,因而有人认为他是“没骨法”创始人。徐熙作画题材甚广,但大多为江湖水鸟、岸花汀草、野竹渊鱼之类,表现隐逸者对田园风光的精神向往。由于上述原因徐熙被称为“于画院外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品有《雪竹图》。

黄筌,是一位自幼聪颖而终生勤奋的画家,他一生供奉画院,写珍禽异卉,妙能夺真,风格富丽,他的绘画倍受皇室的宠爱,“黄家富贵”的风格影响了北宋前期的百余年,不愧为工笔花鸟画的一代宗师。他的花鸟画承袭了唐代以来工笔重彩的装饰风格,所绘题材多为宫廷中的奇花异草。他的画法是先以细线勾出轮廓,然后着色,层层渲染,色不压线,线不碍色,后人称为“勾填法”,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工笔画绘制中运用的勾勒填色法。黄筌作画,注重写生,笔下形象生动逼真,色彩丰富妍丽。现存的《写生珍禽图》是他绘画艺术风格的见证。在仅长七十厘米的绢幅上,画了20余种昆虫、禽鸟、动物。所绘形象刻画精致细腻,用笔细劲,笔痕不明显、设色艳丽。这是他为儿子黄居宝学习花鸟画所绘制的范本,这件传世之作也成为了后世学习的经典楷模。

历史进入了北宋,皇家画院的花鸟画以黄体为标准。黄居寀,黄筌幼子,画史上与其父齐名,画艺甚至超越其父,是北宋院体花鸟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黄筌工细写生的勾勒赋彩法,现藏《山鹧棘雀图》是他艺术风格的体现。蜀灭之后,黄居寀随父归宋,深得宋太宗的礼遇,委以搜访前代名画之任,鉴定品目。北宋初黄体独盛的时候,徐熙之孙徐崇嗣初画花鸟,卓有祖风,但世多趋好,也被迫改变画风,只以色墨塑造形象,创“没骨”法。徐崇嗣的没骨法主要是受黄家画“殆不见墨迹”的启发,进而省去墨骨,直用彩色,后经发展,成为花鸟画的一种重要法式。至此徐黄走向融合,打破黄家独盛局面。

中国工笔花鸟画也被称为“帝王艺术”,两宋是工笔花鸟画的黄金时代。当时涌现出了很多有名的画家,可谓人才辈出。宋代以来不断完善画院体制,提高画家地位,按职位设立画学士、艺学、待诏、祗候、供奋等名目。宋徽宗时设立画学,正式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部分。徽宗朝兴“画学”,在封建社会里是空前绝后之举,因为此前和此后绘画都没有被列入国家科举制,它培养了许多画家,提高了画家绘画能力和文化修养,促进了绘画的发展。

在宋代花鸟史上,宋徽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北宋后期工笔花鸟画的领导者。徽宗赵佶,北宋末代皇帝,书画家。政治上昏庸无能,艺术上却是一个真正的行家,对宋代书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徽宗登基之后,大力经营画院,推动了宫廷绘画的发展。赵佶一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艺术作品,如《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等都是他的经典之作。

《芙蓉锦鸡图》是赵佶富贵风格的重要代表作品,作品描绘了芙蓉花、菊花盛开的时节,一只美丽的锦鸡与蝴蝶戏舞、追逐,落在一株盛开的芙蓉花上,树干被压弯,隐然有摇曳的动感。画面富丽堂皇,形神兼备,诗趣十足,设色华丽鲜艳,整幅作品以锦鸡为贵,画面充满生机,有贵不可言的端庄与雍穆。《瑞鹤图》与此画相似,是帝王霸气的体现,画面中描绘了宫殿上方有十八只丹鹤呈内弧状飞翔盘旋的形态,又有两只栖于殿顶,是吉祥好运到来的象征。画面背景天空的蓝更是衬托出了仙鹤圣洁的白,突出此画寓意的华贵。

在工笔花鸟画繁盛的两宋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工笔花鸟画画家。如赵昌、崔白、李迪、李嵩等。他们以自然为师,以写生为宗,具有精细不苟的写实精神。中国花鸟画向来注重写生,以写生作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写生不是对现实花卉禽鸟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真实描绘客观对象的同时,表现出花鸟各不相同的特征和生命力,不以外部的形似为目的,而更重视传神。就是这些优秀的艺术家把整个宋代院体花鸟画推向了高峰。

赵昌,擅长花鸟画,他非常注重对自然生物的真实描绘,自称“写生赵昌”。《写生杏花图》是赵昌的代表作品之一,画中描绘了一枝盛开的杏花,花瓣茂密,姿态纷繁,花朵饱满,花枝从右下角伸出,整幅画以白色为主,却又不过分渲染。细细体味我们仿佛看到整个园子里的杏花都在竞相争放。苏轼曾写诗称赞说:“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写生杏花图》是这句话的最佳验证。《岁朝图》、《写生蛱蝶图》是赵昌的另两幅佳作。

崔白,宋仁宗时未经考试直接入画院。他的花鸟画,在手法上将徐黄二体结合起来,以墨为骨干,勾染结合,色墨融合。他的《双喜图》,描写了寒冬来临前的花鸟情态:深秋的晚风肆虐的劲吹,枝草枯黄,树叶随风舞动,两只喜鹊仿佛感到严寒将至,扑翅惊鸣。树下的土坡旁,一只山兔则轻举一足,蓦然回首,且警觉仰视。在技法上,画家对自然环境中鸟禽竹树的形象由逼真而趋于生动,大笔触画成的山坡,树干的勾皴点染灵活娴熟、竹叶、杂草用笔劲挺巧妙,与禽兔细腻工整的笔法相映成趣。《寒雀图》也是崔白的代表作品。

李迪,曾为宣和画院待诏,《枫鹰雉鸡图》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幅画在以小品画盛行的南宋,可谓是巨幅力作。画中描绘了在一棵绿叶繁盛的老枫树上,有一只苍鹰站在横出的老干上,对闻风逃匿的雉鸡虎视眈眈,眼神锋利,紧盯雉鸡。雉鸡仓惶逃窜,两足前后分开,周身毛羽悚然而立。在构图上鹰与雉鸡位置呈对角线,上下呼应,右边的巨石、老树、茂叶和杂草与左边空旷的山坡形成疏密有致之感,右边构图的严密恰巧表现出雉鸡身处险境的危急感。整幅画生动有趣,富有情节性。李迪的作品还有《雪树寒禽图》、《风雨牧归图》等佳作。

李嵩,供职于光、宁、理宗三朝画院。代表作《花篮图》,此画的构图,是南宋院体花鸟画中少见的风格样式,近于西方的“静物画”却早于西方静物画的产生。在一只藤编的花篮中满盛着梅花、山茶花、水仙花等名类花卉。虽为插花,但花、叶团簇有致,婉然如生。

三、两宋工笔花鸟画的艺术特点

两宋工笔花鸟画主要是在黄家风格影响下,特别是各代皇帝的推崇和宋徽宗赵佶的倡导、规范之后,黄家画派花鸟画,成为了当时宫廷花鸟画学习创作的样板。这与当时的审美观念和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两宋院体花鸟画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严谨的态度,真实的形象。两宋院体花鸟画画家都非常注重写生和观察自然物象的真实形态。《东斋记事》卷四载赵昌“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色写生,自号写生赵昌。”,所画的花果,得到“写生逼真时未有其比”的赞誉。宋徽宗赵佶远承黄派的富贵风格,并将之推向极致。不论是对月季花在四季和早晚的花、叶、蕊形态的严格区分,还是对孔雀升墩先举左脚还是右脚的仔细观察,都可见当时对于真实生活的考究之深。再如易元吉,为表现描绘对象的“天性野逸之姿”、“动静游息之态”,他经常深入山林观察猿獐鹿的生活习惯,在自己家里植养花草,蓄养鱼虾水禽,每天细心观察,以此提高自己的写实技能,经过长期不断地积累,终于能“心传目击之妙,一一写于毫端”。两宋工笔花鸟画作品中,不论是对鸟群或是花木的描绘都非常地写实入微。崔白的《寒雀图》卷中,那些情态各异的麻雀飞鸣跳跃于树梢,没有两只情态完全相同的,他们各具姿态,生动逼真且自然,丝毫没有做作之态。有的梳理毛羽,有的回首仰望,有的静栖枝头,还有的来回飞旋。还有《宣和画谱》中载道黄筌奉命于蜀宫为淮南送来的生鹤写真,其生动的程度,竟往往引得生鹤在画前站立。

第二,工致周密,笔精色妙。从两宋院体花鸟画可看出,当时以工整细腻为美。画家们的笔力都很深,因此线条都比较雄劲,但又恰到好处,从来没有草率轻漫之举。这些应源于他们严谨的绘画态度。石头的硬朗,花瓣的轻薄在他们笔端显露而出,再加上设色之妙使得画面生动有趣。

工笔花鸟画中的设色是其较为重要的方面。谢赫“六法”中的“随类赋彩”和南朝的宗丙的“以色貌色”,概括了传统中国画用色的基本原则。“随类赋彩”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物象之色,一是随画家艺术需求之色。“以色貌色”的原则也表明了中国画以物象固有色的“色”与艺术需求的“色”来貌色用色的规律。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工笔花鸟画的色彩最终必须受到线的限制,线是骨干,色是辅助。同时线的界定也为色彩的应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使色彩的诸多变化有了依托。花鸟画中线与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两宋富丽鲜艳的院体风格。色不盖线,线不离色,浑然一体,所以作品完成后,墨线依然清晰、有神。敷色也极讲究,层层渲染,循序而成,用色秀润无火躁甜俗之感。

宋人作品如《出水芙蓉图》、《罂粟图画》、《果熟来禽图》、《雏鸡待饲》、《山鹧棘雀图》等等,无不是由写生中的来,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工整细致、设色秀润,是不朽的优秀佳作。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曾说到:宋初有一种画法,“其画皆无笔墨,惟用五彩布成”。说的是《出水芙蓉图》,此画用浓重的墨绿染出荷花的叶面,留出浅色的叶茎,荷花的花瓣渲染明丽但艳而不俗。娇嫩雅洁的荷花几乎占满了圆形构图的画幅,浅粉色的花瓣,嫩黄的花蕊,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第三点,院体花鸟画中意蕴的体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院体花鸟画追求的境界,不论大幅和小品,全景或折枝,都有其特定的意蕴和内涵,这就是经营的巧妙,匠心的独运。以《写生杏花图》为例,整幅作品只画了一枝盛开的杏花,图中准确地画出杏花各组成部分的自然的微妙色彩,以及斑驳苔点老枝的百年古杏沧桑感,但细细描写的老枝新芽,高古宁静中有生机出落,仿佛那圣洁的杏花开了满园子都是,其间有蜂蝶飞舞,让人有欣欣向荣之感。在给我们满园春色的感觉的同时,着意表现一朵掉了一片花瓣的缺瓣杏花,暗示了盛极必衰行将凋零的物意。又如《寒雀图》描绘隆冬时节一群麻雀在枯枝上自由嬉戏,不知严寒为何物,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的感悟和留恋。真可谓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国。中国的传统绘画,历来都希望在具象中表达具有人生哲理或伦理道德观念意义上的抽象精神与情感,因此,工笔花鸟画不仅是客观自然物象的再现,更是画家审美理想和情感的表现。花鸟画中的题材常常被赋予了人格,用花来表达艺术家对美好未来的良好愿望,鸟为和平安宁之意,也常是情爱的象征。

四、两宋院体花鸟画对后世的影响

两宋院体花鸟画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其严谨的作画态度为历代绘画继承者所传颂和继承,还因其细致、工整精妙的画面效果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以及其自然的题材极能寄托人的情感。综合以上因素,两宋院体花鸟画对后世的影响致深,元明清至近现代诸多画家都深受其影响。两宋之后的绝大多数工笔花鸟画画家的艺术创作都从不同方面显示出宋代工笔花鸟画艺术风格的影子,他们都深受宋代院体画重视写生、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的影响。将自己的学识修养、身心体悟融合各代优秀的画家或流派的艺术精神、艺术理念以及绘画技法,再与黄筌为代表的两宋院体画的风格特点结合起来创作出了许多不朽之作,极大地继承发扬了两宋院体花鸟画的艺术精神。如元代的王渊,所绘花鸟画虽为水墨画,与两宋院体画中设色艳丽的作品从视觉上迥然不同,但其鸟禽造型画法、构图语言、画面的空间处理等都受到了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启发。明清重要花鸟画画家如边文进、吕纪、华喦、恽寿平、居氏兄弟等在宋代院体花鸟画精神指导和熏陶下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花鸟画作品。近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画家们也在继承院体花鸟画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扎实的基本功,把握时代气息,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工笔花鸟画杰作。当代许多高校对工笔花鸟画的学习,往往也是通过对宋人作品的临摹,从而领会和体悟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内蕴,学习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技法,并以此指导提高自身的创作和审美的能力。

总而言之,通过对了两宋院体花鸟画的题材表现、代表画家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年轻的一代学习者深刻地体悟到中国“帝王艺术”的艺术美,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宋代繁盛时期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等方面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为今后继续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绘画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国画派研究丛书—黄筌画派》作者 孔六庆 吉林出版社 版次:2003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两宋院体花鸟画教学与研究》作者:金纳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中国美术.五代至宋元》作者 薛永年、赵力、尚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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