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土地制度

唐朝的土地制度（精选8篇）

唐朝的土地制度 篇1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 完备于唐朝。隋朝统一全国后,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加强中央集权, 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 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 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 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 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 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 以试策取士的办法, 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 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 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 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 招天下之人, 聚于京师春还秋住, 乌聚云合。”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 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 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 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 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 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 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 秀才一科, 在唐初要求很高, 后来渐废。所以, 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生徒, 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 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 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 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 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 故又称春闱, 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 最初都只是试策, 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 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 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 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 将左右两边蒙上, 中间只开一行, 再用纸帖盖三字, 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 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 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及第很难, 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 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 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 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 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 叫探花宴。宴会以后, 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 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 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 还要经吏部考试, 叫选试。合格者, 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 以博学宏词, 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 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 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 三次选试都未通过, 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 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 不仅看考试成绩, 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 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 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 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 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 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 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 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 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唐朝的土地制度 篇2

赋役制度（严格说来，似乎应称赋役制度，而不应称赋税制度，因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内容都是由赋税和差役两大部分组成，而一条鞭法更是主要改革役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土地所有制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的状况如何，直接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状况。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唐朝，一方面表现封建经济业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峰，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趋向，出现了以前不相同的若干经济特点。因此，研究唐朝至清朝的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一些发展变化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些轨迹。

一、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法

唐朝是经过隋末大战建立起来的，战乱使百姓大量伤亡，流离失所，户口锐减，唐初时全国仅有三百万户，只及隋盛时户口三分之一。同时土地大量荒芜，关东、黄河南北，长江南北广大地区人烟稀少，荒草无边。因此，民生凋敝，财政拮据，“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治，才供当年”。这样，恢复发展经济是新开国的唐朝的当务之急。

根据全国土旷人稀，荒地太多的情况，唐高祖李渊于624年颁布实行了均田法。

谈到均田法，有必要先谈谈唐朝的户籍制度，因为这是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实行的根据。据《旧唐书.仓货志》载：当时，男女初生四岁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帐，三年造一次户籍。唐中期时将中男、丁男的年龄延后了两岁，老的年龄提前了两岁。

均田法就是根据这个人口分类的情况实施授田的。均田法规定：丁男、中男授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可以世代相传的永业田，十分之八为供受田人一生使用，死后归还官府的口分田。老男、病弱人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田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工商业者授田减半，官僚贵族授田数据视官品高低而异。如一品官授田六十顷，九品官授田两顷，亲王授田一百顷，武骑尉授田六十亩等等，对各级官府还授职分田、公廨田、寺院授常住田。法令规定受田者必纳税，土地原则上不准买卖。

与均田法同时也就颁布了租庸调法。这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法。该法包含三个内容：租，即粮食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织物税，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施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尺。庸，徭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口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作抵。国家有事时，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全免，加役连同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遇灾害，收成减四成以上免租，减六成以上免调，减七成以上赋役全免。租庸调是当时的正税，另外还有些杂税，如地税、户税，这些税还带有一定的义务性质，如地税就是丰收时另纳少量粮食储以备荒的义仓。

由此看来，均田法实际上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一个方法，对朝廷，对人民都有利。朝廷将荒地指派给民众，让其垦植，到时收租庸调，事情很简单。而民众也多少有了田地，并有法律保障，也乐于开垦，并且，租庸调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赋役，民众一般还能负担。正因为唐朝前期在比较广大的地区程序不同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所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逐渐兴盛，造成了唐前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从一开始实施就存在着矛盾、脱节的问题，因而也就潜伏着败坏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

一、租庸调是以“人丁为本”，即按人头摊派赋役，这说明它维系的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关系，这本身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从长远来看注定是要被突破的。从它的现实执行情况来看也有矛盾，它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顷的假役为依据的，而不管纳税人是否实有这么多的负担能力，许多受田不是或没受田的人同样照数纳租庸调，使租庸调日益变成人民的沉重负担。

二、均田法实行得并不均。朝廷总是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对广大民众实行剥削，在均田法的制定上就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差别。如前所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寺院地主的授田面积就大大多于平民，并且都是永业田，相差十分悬殊。而在实际施行中，他们利用权势占有的土地往往比法定的还多。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授田不足则是普遍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授给农民的田（也包括一些无权势的中、上等户），一般少于法定数，其中口分田又少于永业田，这种授田不均已为以后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创造了条件。

三、均田法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驰，大官僚地主可以大量买田，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二、唐朝中期以后的两税法

唐朝前期的均田法促进了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兼并，地主阶级凭借权力、财力掠夺这些田地，据为私有。结果，不少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后，组成一个个称为庄的农业生产单位，这种由一个地主所有的大片田园就被称为庄田。据史料记载，唐朝名将郭子仪拥有的庄田在京郊黄峰岭至河池关之间达百余里方圆。陆贽《奏议》说：“贫考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居。”大小地主占有庄田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农民失地、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出路不外两条：一条是到地主庄园当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忍受高于官租数倍至数十倍的剥削；一条是逃亡他乡，躲避赋役，因为朝廷对于失地农民照样按人头收租庸调。至天宝年间，庄田已经盛行全国。752年，唐玄宗不得不下诏责备土地兼并，富豪伤民的现象，但最终又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承认了兼并事实为合法。这个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言书，从此，庄田制代替了均田制，大土地私有制代替土地国有制而成为当时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均田的败坏，使与均田制相应的租庸调赋役法发生危机。表现在：

一、大量农民成为地主庄园的佃农，是地主的私属，不再负担官府的赋役。

二、大量农民逃亡他乡，摆脱了本地户籍的束缚，也不向国家纳税服役，而官府对此采取由未逃亡的人分摊逃亡者赋役的办法，使未逃亡者不堪忍受，激起了更大规范的逃亡。

三、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有的不纳税，有的按人口纳税也极少，与其负担能力大不相称。这样，封建国家日益丧失了赋役的主要负担者－农民，财政来源日益枯渴，特别是安史大乱后，户口削减更甚，按丁收税已很困难，改变“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已成必然。

780年，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为两税法。两税法是按田收税，即按资产收税，仍保留按丁、户派役的赋役法。两税从不同角度讲就是地税和户税，夏税和秋税。唐德宗规定的两税法九条规则是：

（一）量出制入，即朝廷根据头年实际财政支出来制定第二年应收的总税额。

（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实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

（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五）两税都按钱计算。

（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

（七）保留丁额。

（八）租庸调及其他一节科目全部废除。

（九）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

两税法规定按每人实际田亩纳税，比起租庸调来可说是个进步，在安史大乱后，苛捐杂税繁重的情况下，实行两税法确实也起了统一税制，适当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作用。所以，实行两税法的初期，收到了一定实效，据《新唐书.仓货志》记载，当时，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社会有所安定，表现为户口增加，全国增加二十九万多户，钱米增加，一年收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

但是，两税法仍然是朝廷盘剥人民的方法，从它的规则和实施情况看，我们可看出它包含了许多弊害。

一、量出制入，这等于说朝廷要无限制增加税额。统治者贪欲无底，军费浩大，挥霍无度，每年都借口“量出制入”加税，而决不会“量入为出”减轻人员负担。

二、按贫富定等级，实际在报告时，官府往往对富豪的田产不详查，对贫弱的田产一分一厘不放过，定出的贫富等级极不公平。逃税的依然是富豪，受盘剥的依然是中下农户。

三、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不分主客户，在当地立户籍，这也是不利于人民的，为贪官污吏舞弊留下漏洞。因朝廷规定以该年田数和丁数为基数，土地和户口不能增加，不能减少。于是各地方官便采取强令民众分家拆户，诱使外地客户逃入本境以增加户口，而将增户的税摊派于本地立户；对减少的户口也用摊派填补的办法，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四、夏秋税征税时间规定得太急迫，使农民“敛获始毕，执契行贷，得不容积，粟不暇春”。

五、两税按钱计算，更是利用物价对农民巧取豪夺的办法。农民按官府定出的物价折算应交的粟帛数，但官府压低物价，多收实物。如初行两税时，三匹绢抵一万钱，后来要六匹、八匹才抵一万钱，表面上税额不变，农民实交的实物多了两倍。

两税法在弊端百出的情况下，一直为唐以后历代沿用，其间虽有些小的修订，但并未解决其根本问题，直至明朝中期一条鞭法问世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三、明朝中期以后的一条鞭法

由于两税法并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同时，仍保留按丁、户派役，所以，并没有解决封建国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到了明期初年，朝廷虽然通过丈量土地，造鱼鳞册，对贵族、官吏只封赐荒闲地等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但并不影响富豪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继续兼并土地，逃税漏税。其实，皇帝就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明武宗的皇庄就占地三万七千余顷。一般的官庄占地也是成千上万亩，地主占地也很惊人，万历年间，南京直隶有占田七万亩的大地主。皇庄、官庄、地主庄园所占土地当然大都是掠夺的民田。另一方面，朝廷又通过造黄册，建立里甲制度来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强化按户口纳税服役，且田赋差役日益繁重，如差役就有里甲、均徭、杂泛等多种名目，均徭又分为力差、银差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破产，逃亡日益严重，甚至举行起义反抗，封建政权财政日益困难，而当时社会分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新形势也使这种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内容：一方面，农民随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强烈的人身自由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安排的劳作，需要自由迁徙，从事其他部门的工作，因此，特别强烈地反对束缚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和力役制度；而客观现实也为他们提供了摆脱国家赋役控制的条件。明朝的农民逃亡后不再象前代逃亡农民那样因无路可走最终可能又重新回到原地重受赋役盘剥，他们可以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而再不还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统治阶级也日益追求货币收入，希望通过对人民的剥削积累更多货币，而现行赋役制度造成的财政收入状况却与他们的欲望大不适应，并且由现行赋役制度激起的农民反抗，也危及了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固，因此，对赋役制度进行大的调整便势在必行了。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国开始普遍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统一役法，将所有项目的差役合为一项，改为交银。

二、将原按田交赋，按丁、户征役，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银，而将丁银按比例摊入田亩。

三、所交赋税一律交银赋。

四、以县为单位每年编审须征收的丁亩银额。

五、赋税的征收解运由民收民运改为官收官运。

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改革，它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改革了役法，特别是废除了对人民危害甚大的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因而也不再按丁、户派役，这是削弱了封建政权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使人民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二、摊丁入地，使赋税较完全地成为资产税，从而使赋税负担比较均平，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

三、肯定了银在赋税收入中的重要地位，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四、促进了土地商品化、刺激了地主投资工商业，从事经营活动。总之，一条鞭法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了农民的分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成长。

一条鞭法在明朝各地实行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并且没有完全达到丁银分田赋的合一。清朝统治者在沿用一条鞭法的同时，作了进一步完善的工作，从雍正以后全国普遍实行了“地丁”制度，就是彻底的“摊丁入地”的办法：将固定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平均摊入各该地的田赋银中，统一征收，以缓和因康熙末年取消人口税而造成的人口增长过快，田地一条鞭赋税负担过重的矛盾。

当然，一条鞭法作为一种剥削制度，实行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加派和差役名亡实存。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统治者贪欲无边，再加上官僚机构日益庞大，朝廷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便大量加派各种名目的税款。另外，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仍向民众征派非法的徭役，以至到清朝时，朝廷不得不明令终止非法徭役，但是在事实上，封建徭役的存亡，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

唐朝保辜制度探究 篇3

关键词：唐朝;保辜制度;影响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81-01

“保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旨在保护侵权案件中被害人利益的法律制度。保辜制度在华夏大地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唐朝时逐渐定型，并详细的规定在了《唐律疏议》中。可以说，唐朝是保辜制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唐朝确定的许多保辜制度精髓为宋、元、明、清所继承并发展，甚至对于当今社会还有借鉴意义。

一、唐以前保辜制度的演变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失，保辜制度精确的产生时间目前不得而知，有关保辜制度最早的记载是在《春秋公羊襄公七年传》中“郑伯髡原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但关于这里提到的是否就是后世保辜的源头，各学者争论不休。东汉的何休就指出“古者保辜，诸侯卒名，故于如会名之。明如会之时为大夫所伤，以伤辜死。君亲无将，见辜者，辜内，当以弑君论之，辜外，当以伤君论之。”他认为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保辜制度。但在当时，出现了意图弑君等类似的举动，究竟能否适用保辜制度就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到了秦朝，虽然在出土的《睡虎地云梦秦简》中没有关于保辜的规定，但是其中有大量关于损伤检验制度的规定。虽然在当时法律严苛的环境下，这些检验损伤的规定可能不是为保辜而设立，但是这对于后世保辜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在能够精确认定伤情后，可以更加合理的规定“辜期”。

汉朝的保辜制度更加成熟，但是仍然没有在正统律典中出现。《汉书》中就记载到，“昌武靖信侯嗣候单德，元朔三年，坐伤人二旬内死，弃市。”从中可以看出汉朝的保辜制度还是以律外刑的制度出现的，而且已经出现了类似保辜期限的规定，可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综上，唐朝以前的所谓保辜制度只能说是一种雏形，还处于一种零散分布的状态，并不系统，在正式的律令条文中也难以发现。

二、唐朝保辜制度的具体规定

唐朝的保辜制度可以在《唐律疏议》中找到具体的条文。现将其中的有关保辜制度的条文列举一下：

《唐律疏议·斗讼》“兵刃斫射人”：

若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及折人肋，眇其两目，堕人胎，徒二年。堕胎者，谓辜内子死，乃坐。若辜外死者，从本殴伤论。

《唐律疏议·斗讼》“殴人折跌支体瞎目”：

诸斗殴折跌人支体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折支者，折骨;跌体者，骨差跌，失其常处。辜内平复者，各减二等。余条折跌平复，准此。

《唐律疏议·斗讼》“保辜”

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殴伤不相须。余条殴伤及杀伤，各准此。

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

（一）保辜制的适用范围

从“余条殴伤及杀伤，各准此”一句中可以看出，只要发生殴伤人等侵权类的案件都可以援用保辜制度。另外，“殴伤不相须”，即只要发生了殴打等侵权行为就可以开始保辜程序，而不必等到损害结果的产生。这种规定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被侵权人的权益，防止隐藏的伤害会对其造成不利。

（二）明確的辜期

从斗讼篇“保辜”一节中可以看出，唐律根据加害人所用工具及被害人的伤情将辜期明确分为了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五十日四种。使得不同伤情、不同犯罪情节的案件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适用辜期，做到罪刑一致。

（三）立法基础

保辜制度的立法基础是一种延后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即，发生侵权案件后不直接确定侵害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而是根据犯罪情节等因素确定不同的延长期限，根据期限后的结果来确定因果关系。此时就有可能产生犯罪结果消失、结果不变、结果加重三种情况，进而根据不同的结果确定最终的量刑。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促进犯罪人挽回侵权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痛苦。可以说，这也与唐朝宽松的立法思想相吻合，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

有关唐朝保辜案件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康失芬行车伤人案”了。在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这个案件的记载。由于文献残缺，现摘录一段如下：

勒嗔奴快车人康失芬，年卅。

问：快车路行，辗损良善，致令困顿，将何以堪？款占损伤不虚，今欲科断，更有何别理？仰答。但失芬快车，力所不逮，遂辗史拂郍等男女，损伤有实。今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情求准法科断。所答不移前款，亦无人抑塞，更无别理。被问，依实谨辩。铮元年建未月 日。

从上述这段文字可以看到，本案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致使车马不能控制，轧伤了在张游鹤店门前玩耍的两名儿童金儿、想子，致使两人身受重伤。官府在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之后，征求了交通肇事人康失芬的意见，提出了本案的判决意见，责令被告实行保辜。因此，唐朝的保辜制度的适用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基本所有的侵权案件都可以适用，而并不仅限于条文中的斗殴行为。唐朝的保辜制度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贯彻执行力可见一斑。

四、唐朝以后保辜制度的发展

唐朝在保辜制度的发展史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朝代。后代宋、元、明、清等朝代一定程度上都借鉴了唐朝保辜制度并适应时代发展继续完善保辜制度。比如宋断狱令规定“诸伤损于人得罪应赎者，铜入被伤损之家。至于明清的保辜规定大致相同，其基本骨架还是构建在唐律保辜制度的基础上。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辜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而一直延续，其内在是存在许多合理因素的。而这些都可以为当今法治社会建设服务。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侵权案件与日俱增，在保护被侵权人利益的问题上就可以借鉴保辜制度，将最终的赔偿金额或者定罪量刑与被害人一定期限后的受损害情况相联系。这对于解决当今受害人获赔难问题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受害人得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而不是法院判决的一纸空文。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 篇4

一、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

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德主刑辅, 礼法合一”, 注重发挥法律和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法律的作用, 唐太宗说:“国家纲纪, 唯赏与罚”, “为国之要, 在于进退不肖, 赏善罚恶, 至公无私”, 认为法律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 “朕看古来帝王, 以仁义为治者, 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 虽救弊于

作为刑事处罚对象的是宠妾灭妻的男子, 并非其中的妾、婢。规定的颇为详尽, 表明不但妻妾之间等级分明, 妾婢之间同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并且部分学者认为, 即便夫妻离异或妻子去世, 妾也不会被扶正为[2]85。

(3) 奸婚、冒婚与近亲结婚。尽管唐代民风开放, 甚至部分开明家长允许子女自由恋爱, 但对于婚前性行为却是严令禁止。即使两情相悦, 未成婚前也不可太过亲近。一旦有了婚前性行为, 不要说订婚, 哪怕是成婚多年, 已经养儿育女, 一经人揭发此事, 也要被强制离异。是谓“奸婚”之罪。另外, 如果互换婚书后冒名顶替而成婚姻者, 女家妄冒,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男家妄冒, 罪加一等。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中, 近亲结婚不被允许, 如果有因疏忽而结婚者, 会被自动归为无效婚姻, 但并无相应处罚措施。唐代为了避免近亲结婚, 便是下有严令:禁止同姓同宗者成婚。并且针对该项法令, 有着极为强硬的处罚:各徒两年。从前面的一些处罚条例上基本可以看出, 唐律是本着“权利越大, 责任越大”的信条制定处罚措施, 一般在婚姻中涉及男女双方的刑事处罚里, 男方所受处罚皆较女方更重一些。但在“同宗不婚”这一条下, 却是“各徒二年”。有此可见这一法令之严格。

三、唐律婚姻法与现代婚姻法的比较

《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绝大部分都对关系双方中男子的处罚力度较大,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完全的弱势群体保护措施。当社会给予男子巨大的权利的时候, 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的承担只能算是在维护了男子全部利益的情况下给予女子的一点小小的补偿, 却已经比之前数代的婚姻法妥善了许多。

而“七出三不去”之条, 其中蕴含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礼一时, 败亡亦促”[1]193, 认为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 礼制比法治要更加有效和持久。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法律的历史传承来看, 唐律承袭了隋朝的《开皇律》, 隋《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 兼采北周律。北齐律、北周律本于后魏律, 而后魏律出于晋律, 晋律以魏律为基础, 魏律采自汉律, 汉承秦制, 秦律源于《法经》[2]。在秦朝时期, 法家重刑主义一直为法治思想的主导, 儒家法律化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儒家思想成为法制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法制化就走上了礼法结合的道路。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法治变迁的唐朝, 对秦隋苛政二世而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会, 对汉朝以来儒家重德崇礼的观念深表认同, 在唐朝法律的订立中更加注重凸显礼制的作用, 将德礼融合在法律的规定中。礼制的内涵, 主张把儒家的礼作为全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 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法家主张严刑峻法,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同, 儒家主张的社会是一种尊卑有

法和社会伦理观。即便是现今社会, 七出的痕迹也并未去除。在离婚官司之中也不过是将“七出”改成“不懂照顾爸妈”、“这么多年没孩子”、“跟人在外面好上了”、“见个女的就吃醋”等等现代大白话, 而其本意倒是丝毫没变。至于他人干预, 如父母迫使夫妻离异等更是无从处罚, 只能对干预方进行劝导。

至于目前使用的婚姻法中的刑事处罚, 仅仅应用于法律援助的范围, 即是说, 如果婚姻受到侵害却不主动上诉法院, 即便报警也未必能给予侵害方相应惩罚。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本质上男性、女性之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并未有太大改变。而在此基础上新婚姻法使用刑事处罚民事违法的范围却越来越小。有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束缚, 却失去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婚姻问题上, 法律保证了独立个体所谓权利、保证了“和离”的顺畅, 却不能保证家庭的完整。因为出轨、一夜情、包养等与传统道德观相驳之事, 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只有离婚时会对财产分割稍有影响, 而这影响完全可以通过聘请一位优秀的律师消除下去。作为一个以血缘亲缘关系温养伦理道德观的民族, 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可以说并未与社会的传统完美融合。

古语有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 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 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 至于九族, 皆本于三亲焉, 故于人伦为重者也, 不可不笃。唐律使“刑罚为政教之用”。现代法亦应结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而使百姓安于室, 而使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1]翟同祖.翟同祖法学论著集[A].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戴炎辉.唐律各论[M].台北三民书局, 1965.

[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M].商务印书馆, 1966.

序的社会状态, 法律儒家化就把儒家的等级秩序嵌入到法律中, 使得法律成为儒家礼制思想大框架下的一种规范。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在唐律“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总原则下制定的, 并将儒家思想系统地融入到刑事司法制度中, 成为确立刑法原则、罪名、刑罚和量刑的主要依据。在唐朝初期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刑罚世轻世重、宽平简约、恤刑慎杀、十恶制度、八议制度、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司法思想和制度。唐朝的立法、司法和守法无不体现出儒家礼制的影响。

二、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历史渊源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刑事法律时, 重视贯彻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刑罚世轻世重指法律的运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实际考虑从重或从轻实施法律的一种法律施行规律。《周礼秋官大司冠》中记载“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揭示了刑事法律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武德律》是唐朝最早的一部立法, 虽然消减了很多严峻的立法, 但刑罚上仍然偏重, 适合当时唐初地方势力割据、战乱频仍的社会状况, 从重打击犯罪, 有利于迅速消灭反叛势力, 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唐太宗时期制定了《贞观律》, 将法律制度削繁为简, 变重为轻, 唐代的刑事法典基本奉行用刑持平的政策, 这与唐太宗时期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贞观之治”是相适应的。唐高宗时期制定的《永徽律疏》, 即为后人广为传播的《唐律疏议》制定后基本不再改动, 成为中国封建法典的不朽高峰[3]。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思想在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古已有之, 韩非子曾说, “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 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 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三代不同法而治”是我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积累和历史经验得出的规律, 早在秦朝的统治者就了解并施行了法因时变、通行古今的道理。当社会动荡, 政权不稳时期, 严刑峻法可以杀一儆百, 迅速平息社会动乱, 恢复稳定的秩序。当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时期, 法律的宽简平和对维持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整体上是“宽平”、“简约”的风格, 这与唐初统治者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唐太宗作为唐初杰出的政治家, 为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经历隋王朝盛极而衰的唐太宗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 以隋朝因暴政峻法而灭亡为教训, 摒弃了严刑治国的思想, 强调“死者不可再生, 用法务在宽简”[3]303。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还力求稳定, 对于修律和立法比较慎重, 唐高宗修订《永徽律疏》大多直接采用了唐太宗《贞观律》的规定, 科条简要, 宽严适中, 用刑持平, 周密完备, 立法技术高超。刑事司法制度的稳定也对当时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有积极作用。

三、恤刑慎杀的刑事司法特点

恤刑慎杀的思想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推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 将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逐步与儒家经典相结合, 刑事司法制度逐步成为实现儒家理念的工具。董仲舒认为, 儒家的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 反对严刑峻法等暴政统治, 在死刑问题上, 更是主张宽仁爱人, 不可轻易判处死刑。而且, 对执行死刑也有严格的规定, 要符合天地的法则, “秋冬行刑”是汉代确立的死刑制度, 将“儒家经典”引入法条, 儒家经典认为, 春秋为万物萧瑟的季节, 所以有权收回生命;而春夏为万物生长的季节, 所以杀人有悖天理。汉朝“春秋决狱”的传统, 对规范法制有重大的影响。统治者很容易因为个人好恶而以言废法, 以言代法, 恤刑慎杀的制度规定约束了统治者的任性恣肆、生杀予夺, 随意践踏国法的行为, 对于死刑制度的规范和慎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冷冰冰的死刑注入儒家的人文关怀。

以十恶重罪为例, 十恶见于律条者始于北齐, 历经魏晋及隋朝沿革, 到唐朝时候更加规范, 是唐律打击的重点犯罪。《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更加指出十恶重罪的“亏损名教, 毁裂冠冕”, 所以要“特标篇首, 以为明诫”, 在对十恶重罪的否定评价中, 没有引用《法经》, 而是引用了《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十恶罪名虽然有十个, 但贯穿其中的, 只有忠孝两字, 违背的正是孔子的“仁”的思想核心。死刑中除了法家的复仇思想, 更有了儒家的思想教化。

唐朝创造性地对死刑的审批程序进行了改造, 实行死刑的“九卿会审”、“三复奏”、“五复奏”制度, 实行严格的死刑执行程序, 从严控制死刑的执行。贞观元年, 太宗下诏:“自今以后, 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 庶免冤滥。”[3]303贞观五年时, 死刑执行已有“三复奏”, 后来又改为“五复奏”:“人命至重, 一死不可再生。比来决囚, 虽三覆奏, 须臾之间, 三奏便讫, 都未得思, 三奏何益?自今以后, 宜二日中五覆奏。”[4]2140死刑的奏请制度, 是唐朝避免错杀和冤杀的有效措施。此外, 唐朝还健全了“录囚”和刑讯制度, 体现了对刑罚和刑讯的慎重态度, 贞观六年, 唐太宗的“纵囚”之举更传为史话美谈。在唐朝, 死刑等重要刑罚比前代明显减少了, 刑事司法制度开始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四、刑事司法制度量刑情节的历史渊源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 刑罚的量刑情节也有较多的完善, 对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革新。例如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八议”, 其实起源于周代的“八辟制度”, 规定特定范围的人犯罪可以享受减轻刑罚的优待。曹魏时候, 八议制度首先入律, 晋朝和隋朝时候沿用。唐律将八议制度发展为一套周密完善的制度。八议的作用是“重亲贤, 敦故旧, 尊宾贵, 尚功能”, 实际上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刑事豁免权。八议制度是根据儒家的主张“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而建立的, 在刑事处罚上维护统治阶级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更是在八议制度外, 又规定了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特权, 构成了一套不同统治阶层享受刑罚优待的体系。

再如, 《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为隐”。“同居相为隐”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体现, 西汉首先规定了“亲亲得首匿”的条款, 为亲属隐瞒罪行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观。“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儒家主张忠孝的价值观, 在同居相隐问题上, 反映了忠和孝、法和情的冲突, 唐朝法律规定对一般罪行是尽孝, 但对于严重危及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重罪等要尽忠。这种规定将刑事法律和道德规范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法律对儒家道德和人情伦理的保护。唐朝传承了中国的优秀法律思想和儒家的历史传统, 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其稳定宽和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息息相关的。

摘要：唐朝刑事司法制度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顶峰, 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与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唐朝成为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制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刑事司法制度,刑罚世轻世重,恤刑慎杀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2]刘俊文.唐律渊源辨[J]历史研究, 1985 (6) .

[3]王玉杰.盛唐刑事政策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

唐朝文书避讳制度研究 篇5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时期, 各项制度都趋于完善。这一时期的避讳制度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唐朝避讳制度的各种表现:

1. 把文书避讳制度写入法律, 使其法律化, 从而确立了避讳制度的法律地位。

《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 误犯宗庙讳者, 杖八十, 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 笞五十。既为名字触犯者, 徒三年;若兼名及二名偏犯者, 不坐。”其中, “二名偏犯者不坐”的原则, 是由太宗李世民确立下来的。在此以前, 两字兼避, 动辄触讳犯禁, 文书拟制中文字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两字不兼避原则, 被称为立法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旧唐史·本纪》记载有:高祖讳渊, 皇祖讳虎, 皇考讳昞, 太宗讳世民, 高宗讳治, 则天皇后讳曌, 中宗讳显, 玄宗讳隆基, 肃宗讳亨, 德宗讳适, 等等。因此, 文书工作者一旦触犯了这些名讳, 就得遭受刑罚。

在一般文书如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都要求依避讳和平缺之式。避讳和平缺制度其旨在维护皇帝统治的权威和神秘, 这对公文格式和内容的合理规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在避讳的方法上, 除了前朝的改字法、空字法外, 唐代又创造了缺笔之法。

所谓缺笔法, 就是在写字刻书时遇到应避讳的字不改不空仍写上原字, 但缺其字的一笔或二笔, 意即谓所写之字不是原字, 不是帝名。如唐初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名字, 把“世”字、“民”字都写作缺笔。现存的唐碑, 除有空字外, 亦有缺笔的字, 如唐碑中一字多次出现缺笔, 即可证明此字为避讳之字。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清代。

3. 唐朝的避讳制度更加严格, 除了本字, 连音同音近的字也要避, 并且唐要求七世以内的君主的名字都要避讳。

这种避讳方法延续了很久, 在唐太宗李世民死后的一百多年之后,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还说“以俊夫观人风者得焉”—用“人风”代替“民风”, 以避太宗之名。唐太宗叫李世民, 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

4. 在避讳的对象方面, 除了避国讳之外, 唐朝把避家讳也写进了法律, 载入《六典》之中。

《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 徒一年。”因为这个规定不少人丢官去职, 断送仕途, 贾曾的父亲名言忠, 朝廷拜, 其为中书舍人, “忠”与“中”同音, 他就以犯父讳为由坚辞不受 (《新唐书》卷119《贾曾传》) 。唐著名诗人李贺, 其父名晋肃, 当时有权贵嫉恨李贺, 便以晋与进同音为由, 反对李贺参加进士考试, 虽有韩愈为之帮忙, 专门写了《讳辨》一文为之辩白, 但也无济于事, 致使 (《新唐书》卷203《李贺传》) 。5.避讳之本意是处于对国君、父祖和圣贤的尊敬和畏忌, 不敢或不愿直呼其名, 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时, 都看做是忌讳而避开不用。

而在唐朝, 又出现了另一层意思, 即恶讳, 用来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如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元气大伤, 唐肃宗憎恶安禄山, 凡郡县名有安字者, 一概更换 (《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 。在至德元年和二年的两年时间内一口气就改了35个地名, 现在的广东东莞在安史之乱以前本叫宝安, 就是避安禄山的“安”字恶讳才改为今名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 古代的避讳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避讳在中国风行绵延了两千多年, 辛亥革命后, 随着封建帝制的彻底废除, 作为它的伴生物的避讳也就油尽灯灭, 寿终正寝了。

参考文献

[1]冯惠玲.我国封建社会文书抬头制度.历史档案, 1985 (1) .

[2]赵彦昌.唐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档案管理, 2008 (6) .

唐朝选官制度对胥吏阶层的影响 篇6

一、胥吏何为?

“胥吏”这一词语,出现在韦庆远先生的《中国官制史》一书中,其中给予的解释很充分:“胥,指的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押解官府物品的杂事;吏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虽然也有役的性质,但毕竟不同于胥,其地位略高于胥,他们在官府负责文书事务,承办具体事务,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事务。”[1]358简言之,胥吏就是“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和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1]358。古代各封建王朝胥吏职责虽有变化, 但大体来说基本相同,明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胥吏》中把汉代以后的吏,全称为“胥吏”或者“吏胥”,后人基本沿袭这一称谓。

隋唐以后,采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才,科举选拔出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员在官僚机构中担任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要职,负责一个地区的司法、行政、税务等的决策权,是政府监管的主要力量,而科举选官选拔的大量文人使得胥吏这个阶层受到了影响,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影响。

二、科举重文使吏权阶层壮大

封建王朝的科举选官制度主要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其中,明经可以分为“帖经”和“墨义”两类,其主要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对于经典诗词的熟练程度,根据实际情况又增加了考察“时务策”内容,其目的是考察学生的政治思维;进士在唐朝初期主要测试“时务策”,后来增加了杂文和帖经两个项目。对考生进行杂文的考察,初始阶段只考察文体,后来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开始考察作诗和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举选官着重于考察读书人对经义的记忆和理解、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这种考试内容使得应试者能够精通书本知识,但是他们缺乏实用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使得不同类型人才的权力分配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例如,在史书中有以下几句记载:“胥吏所习,钱谷薄书,乃当世之务”,“胥吏之人,少而习法律”。官与吏所习内容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在狱讼、 钱谷等有关法例的熟悉上,科举选出来的官与胥吏存在差异。正如赵匡在《选举议》中就有所提及:“士人读书,诵疏文,不习政务”,“及临人诀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甚至连唐朝宰相,处理政务时都要依靠胥吏,如唐代宗时,曾出任宰相的元载,史书上就说他凡事“外委胥吏”。

胥吏不仅掌握法例等实用性知识,在任期方面,胥吏和官员也有着差异,使得胥吏阶层的权力不断扩大。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其核心意思是官职是不能够世袭或者传给亲属的,而胥吏虽然也不能世袭,但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使其职位成为自家的封建领地,实际上这一职位得以长期保留。历史上,为了防止“官有封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常常对官员实施任期制,规定官员的任期,意在防止一位官员在同一地方任年限太长,形成巨大的权力圈。有的统治者还实施回避制,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家乡任职,也不能使得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同一州县甚至同一部分工作,避免出现拉帮结派现象的出现,有效地控制了腐败的蔓延。但是,官员任职时间的缩短使得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疏远,影响了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当然,为了限制胥吏,也有一些相应的政策,规定胥吏任期为五年,只是这个规定收效甚微,胥吏与官员不同,他们可以改头换面,让自己的亲属继续担任这个职位,经过亲属之间的传递,使得胥吏这个职位一直在一个家族中存在,而胥吏就成为家族的“世业”。例如曾经在浙江某地的衙门当中有一个“通供”的职位,雍正元年御史汪继燝在上奏给朝廷的奏折中称,“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2]275通过这一途径逐渐形成了“吏有封建”的现象,胥吏阶层不断地将基层政府部门演变成自己家族的权力领地,大发其财。官员们不熟悉律例,不得不依赖熟悉事务的胥吏办事。这样就使得胥吏在与官员博弈中占据了上风,有些愚昧的官员甚至被胥吏牵着鼻子走,胥吏也就掌握了实权。

通过科举做官的士人,虽然在文辞方面有一定的特长,但是治理一方需要有法令、经济、文教等实用知识,这些正是他们所缺乏的。除此之外,他们在行政事务处理上缺乏经验,通常情况下这些事务都由胥吏来处理,这使得长期参与实际运作的胥吏获得权力的上升空间。宋朝时期甚至出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的局面。

三、科举选官限制胥吏升迁

科举选官最为重要的地方就是保证了“取士”的公平性。但是这种公平仅仅是相对而言的,作为重要群体的胥吏阶层却没有得到重视。例如,唐朝后期统治者决定不能让胥吏阶层参加进士科考试,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升迁的道路,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至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最早阻止胥吏参与科举考试的政策出现在唐宪宗时期,《全唐文》卷六一《宪宗》中有记载,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 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入。”如早在武则天建立周政权之时,尽管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拔擢人才很滥,但仍“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至中唐更进一步。唐德宗“敕: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即胥吏不得任地方长官、要职。到宋甚至规定:“凡吏职年满,依法不、补授侍郎。后有恩赏者,许循修职郎,用考地关升,至从政郎止”。也就是规定了胥吏出职后晋升,一般被控制在八品之内,即使胥吏有幸突破种种限制跻身官员之列, “吏”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只能处于官僚集团的下层。

经过种种限制,胥吏仕宦前途就变得极为有限。这也就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限制了胥吏的升迁,使得胥吏缺乏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官僚体系末端的胥吏,其政治地位卑微,且无升迁之望,经济上又仅有微薄的俸禄。因此,迫于生活压力,胥吏阶层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不顾法律和当朝者的要求,利用职务的便利开始大肆贪污。

四、地位低下,良莠不齐

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科举选制实行后,使得胥吏的命运与这种精神正好背道而驰。既可能随时遭笞杖,“毁伤”身体发肤,又遇到各种限制,一般说终生无 “扬名于后世”之日。所以“胥吏”渐渐地为世人所不齿,甚至连平民都不肯为吏。随着社会日益发展,封建王朝统治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央王权的控制越加严格,通过颁发更多的律令来加强管理,这样就使得胥吏的分工越来越细,人数也就越来越多,分工变细,所从事的事务也更容易掌握,这样封建王朝对胥吏人选的政治、文化素质要求就没有之前那么严格。胥吏的选拔门槛不断降低,只要身家清白、字迹端正、文理通顺即可入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胥吏的来源繁杂,素质低下。“汉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爱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贵。唐宋以来,士其业者, 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3]349明清时期要成为胥吏,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知识。这一方面为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子孙以及地痞流氓们开启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更是从制度上放纵了胥吏对于道德修养的提高,使得胥吏一职成为一个道德素质低下、良莠不齐的阶层。

综上所述,科举选官制对胥吏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无形当中使得胥吏群体的权力得到不断的扩大;另一方面科举选官后官、吏分途,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限制了胥吏的升迁,使得胥吏缺乏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此外,科举选官之后社会产生流品观念,胥吏的社会地位日渐卑下,士人以出任胥吏为耻,使得胥吏日渐成为一个道德素质低下、良莠不齐的阶层。通过对唐朝科举选官制度的分析会发现其对胥吏阶层的影响,其考试的内容重视文化知识而使胥吏阶层权力扩大。对胥吏参加考试的限制使这个阶层丧失向上的机会和信心。国家的发展使得科举选官不得不对胥吏素质要求变低而造成流入胥吏阶层的人变得鱼龙混杂。

摘要：科举选官制度一方面提供了胥吏阶层产生和繁荣的条件,客观上促使胥吏政治权力的扩大;另一方面科举选官限制胥吏参与的政策,使得官、吏分途,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从而限制了胥吏的升迁。

唐朝的土地制度 篇7

一、唐时期马政制度

马政制度是唐代马政思想的主要体现,马政主要是指我国封建时期的一种对官用马匹的管理制度。唐朝畜牧业的兴盛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朝代中的第一位,马政也是在唐朝时期开始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的[1]。唐朝建立之初,曾从突厥那里得到2000匹马,从隋朝赤岸泽那边所得的马匹有3000左右,为更好管理马匹,特将其全部迁到广阔的陇右地区,至此开始出现监牧之制。唐朝马政制度虽然主要因西北政治需要而起,但与当时唐王朝统治者对马的喜爱也有一定关系。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历史上十分爱马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可以说唐王朝后来的兴盛都离不开唐太宗的铺垫。史书中关于唐太宗爱马的记载有很多,李世民不仅爱马,同时也是识马的伯乐。为了将马养得更好,他特意找来两位养马专家,这两位养马专家都来自西北,有胡人血统,但李世民仍然给他们很好的待遇。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迎接西域各族酋长和外国使节要举行国宴,并明确指出这两位有胡人血统的养马专家也可以参加国宴。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不妥,一位叫马周的大臣上书说他们只是两名养马的普通人,且没有其他特长,身份地位都不适合这种高贵的国宴,认为唐太宗太抬高两个养马人的地位。唐太宗则认为养马专业人员对大唐的创立也有很大的贡献,必须给予他们相应的尊重。由此故事也可见,唐朝对马的重视。

唐朝的马政事务掌管者为太仆寺,由下类推则还需要从三品的卿一人,从四品上的少卿二人。廨牧、辇舆之类的政事由卿掌管,对道路的维修及御马的训练则由乘黄署主管,喂马之事由典廨主管[2]。乘黄、典廨、典牧、车府四署虽然在级别上比较尊贵,但仅仅是唐朝马政的一小部分,其主要部分是诸牧监,诸牧监分散在全国各地,太仆寺掌握的主要内容就是诸牧监。在确定规模大小的基础上,诸牧监会被分为三等,即上中下,在官员的级别上也有一定差别。其分级的标准以掌管马匹的总数为基准,上监的马匹总数为5000,中监的马匹总数为3000,马匹总数小于3000则为下监,每监都设有人数不一的正副监、主簿等职。丞、别的殿中省这种与太仆寺同级的部门,也设置了一个对内外闲廨之马进行专掌的部署,即尚乘局。尚乘局在性质上类似于皇宫动物园与仪仗队,这一差事只属于园苑的官马坊,为上供给君王的马匹服务。唐朝的马政制度,对唐朝的边政有重要作用,其兴衰对西北地区有重大影响。

二、唐时期马政制度兴衰对西北地区的影响

唐代马政制度,除了包含饲养和管理马匹外,还包含着马匹的训练,《新唐书·兵志》中首开马篇,已经足够说明在大唐政治、军事斗争中马匹的地位和重要性。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短短的三个月内便势头一片大好,与李唐神速的骑兵是分不开的。东突厥、吐蕃与大唐关系的不断变化,实际上都与双方马政兴衰有一定关系,正如历史对突厥的评价“,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3]。

1.唐朝马政初创与对西域用兵。唐朝初期来自突厥的2000匹马与隋朝的3000多匹马,形成了唐王朝扩大骑兵编制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也是马政的初创时期,陇右马场的创建给唐王朝骑兵编制的扩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从当时情况看唐王朝仍然没法抗衡骑兵强大的突厥。突厥对陇右地区不断地进攻,武德九年不仅进攻原、灵,而且对凉州进行突围,进犯泾原。突厥给唐王朝带来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根据突厥依仗骑兵的战略特点,李世民提出对骑兵加强建设,通过骑军对峙进攻的战略对抗突厥军队,解决突厥问题的同时给今后的边患问题奠定坚实的军事力量基础,一劳永逸。武德九年九月,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将诸位将领召集到武德殿,并对众人说道“:朕不指尔等修池建苑,仅望精于弓马,战场之上无横敌。”唐太宗李世民对唐朝军队训练的重视,使得唐朝精锐军队越来越多。唐太宗始终在观察反击突厥的时机,并通过马政制度培养出了一定数量的骑兵和大批的马源,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遣十多万的军队,将其分为六路,大规模地向突厥发起进攻。战争开始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从马邑出击,带领大批精锐骑兵破了襄城,突厥可汗在战争中狼狈出逃。在这次反击突厥的战争中,马政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4]。为了确保军队对战马的大量需求得到满足,此次战争之后,陇右地区官营牧场越来越受到唐政府重视,马政管理制度开始逐步完善起来。张万岁当时正任太仆寺卿一职,全国马政都由其直接负责,张万岁在西北地区划分了上千里的土地设置了八坊,八坊就是官营的牧地,八坊内的马匹会被分为48监,之后因为马匹数量增长太快太多,八坊的土地逐渐不能满足畜牧业的发展。唐政府于是又另外在西旷野之地分出八监。为了使马种质量得以提高,唐太宗、唐高宗都曾派人到境外多次对品质优良马匹进行大量采购。唐初期马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西北游牧民族骑兵独霸的局面,大大稳固了西北边境地区的局势,为唐朝的大一统和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2.唐玄宗时期马政恢复、发展与陇右地区。唐玄宗对前一时期马政的得失教训进行吸取后,对开元时期的政治舞台进行了改变。唐玄宗对一批能力较强的官吏选拔重用,将马政交给他们来掌管,当时的唐玄宗对太仆寺卿王毛仲尤为器重,不仅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还在开元十八年将王毛仲刚出生的儿子封为五品官。在唐玄宗的器重下,王毛仲对马政管理十分上心。除此之外,为充实军马唐玄宗还对少数民族马匹积极加以购买,开元年间,仅从突厥一族唐朝每年都能购买三四千匹马。唐玄宗还在朔方郡西建造受降城,用金帛交换马匹,然后在陇右地区放牧马匹。开元二十四年所买马匹数量已经达到1.4万匹左右,这一时期的这些马匹一方面是充军所需,另一方面则用来监牧。在长安到陇右一带地区,唐玄宗设立七马坊,那一带的土地凡是没有主人的都被划归七马坊,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陇右地区官营牧场的规模,唐代马政制度在玄宗时期有很大起色。开元十三年,唐朝统计马匹数量为43万匹,虽然高宗时期麟德年间的马匹数量比这一时期更多,战马总数提高并不明显,但与高宗时期相比,玄宗时期畜牧业整体却取得了无法忽视的发展,处于整个唐代的巅峰。马政制度对民间畜牧业的重视和鼓励,使得民间畜牧业进入空前发展时期。陇右地区官营牧场的职能在这一时期已经从单一饲养战马转变为以贮备战马为主。开元十三年有43万匹马,天宝十三年为32.5万匹,且这些数量中还涵括了驹20万匹,仅4万余匹的成马是用来作战的。这种发展主要是因为,玄宗时期唐朝已经比较稳定,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马匹的需求量较小,且民间可以征集到大量马匹。但马政制度的这种大发展中实则潜伏着一定危机,天宝十四年的安禄山叛乱便是证明。安禄山通过对兵权的利用,对陇右地区的战马进行征调,也是安史之乱能够爆发的基础。

3.马政制度的萧条与陇右地区的丧失和西北地区吐蕃化。综观唐朝历史,其转折点即为安史之乱。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发动叛乱,因早有谋反准备,叛军进军速度很快。太平盛世时间太久,在长期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李唐王朝军备涣散,根本没有抵抗叛军进攻的力量。为了防备吐蕃,当时的陇右地区由哥舒翰统领,是重兵聚集之地。但为了阻止和防备安禄山进攻长安,唐玄宗将哥舒翰的驻军征调到潼关[5]。军队的东调,正是吐蕃占据陇右地区的好时机,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吐蕃乘机占据陇右地区。陇右要地相当于大唐的左臂,吐蕃对陇右地区的占领,无疑给唐王朝带来重创,安西、北庭也随即被吐蕃占领。吐蕃仍不满于陇右地区,与南诏联合,对唐朝西南地区虎视眈眈,外忧内患使唐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广德初年,秦、渭、原、兰等州都被吐蕃攻陷,国马基本全部被吐蕃吞没,与此同时监牧使与七马坊也全部被废。河北一带的好马场,也在安史之乱后被各个藩镇据为己有,唐王朝中央政府根本无力从藩镇手中夺回马匹。唐朝马政制度的萧条,致使其更加无力与吐蕃兵马对抗,吐蕃除了占据陇右地区,甚至一度占领长安,并对所占地区吐蕃化,在将西北汉人吐蕃化的同时吐蕃人也开始对汉族的文化进行学习和吸收,至此河西一带长期保留着吐蕃各种文化形式。

由此可见,唐朝时期马政制度的兴衰对西北地区有重要影响,给后世王朝带来了诸多借鉴之处。无论宋朝、元朝,还是明、清,历代统治者们都十分看重马政。

摘要：良好马政制度的建立,为唐朝西北开边战争提供了大量优质战马,对巩固唐初边境局势有重要意义。从史实与唐朝西北局势变迁来看,唐朝时期马政制度的兴衰对西北地区有极大影响。

唐朝的土地制度 篇8

首先我们来看刘后滨先生对“六押”和“五花判事”内涵所作的详细界定:“六押”是六员中书舍人按照尚书六部的分工, 每人负责押判一部的上奏文书, 其余五舍人也要在已判的文书上同押连署;“五花判事”是在押判的过程中, 其余五员中书舍人不再对主判舍人的意见一律签名表示同意, 诸舍人如有不同意见, 则另作商量状, 将反映不同意见的商量状与主判舍人押判的本状, 一同进奏。如果本状与商量状存在大的分歧, 则中书令需要在两状后进行优劣的评判, 然后申奏。

刘先生得出如此结论, 其材料来源于开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崇对中书省的改革。《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条:紫微令姚崇奏:中书舍人六员, 每一人商量事, 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 理均与夺, 人心既异, 所见或殊, 抑使雷同, 情有不尽, 臣令商量, 其大事执见不同者, 望请便作商量状, 连本状同进。若状语交互, 恐烦圣恩, 臣既是官长, 望于两状后略言二理优劣, 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 官无留事。敕曰:可。该材料对唐朝前期中书舍人“参议表章”的程序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开元二年姚崇的改革中, 中书舍人“参议表章”的程序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就是“六押”向“五花判事”的转化, 仅凭这则材料恐怕是无法说清的。因为文中虽有六员中书舍人同押共署的记载, 但并未出现“五花判事”或与之类似的字眼。“六押”和“五花判事”到底是什么?先看“六押”。《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注云:六人分押尚书六司, 凡有章表, 皆商量可否, 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奏。这是“六押”制度最早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标点, 意思各不相同。一种是将“六人分押尚书六司”后标为句号, 这样前后两部分各形成为独立的句子。刘先生即是这样标的, 他们认为, 前者即“六押”制度, 后者即“五花判事”制度。另一种标点即如本文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后半部分真是“五花判事”制度, 那么“五花判事”也是“六押”制度的表现形式。

那“五花判事”又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耐人寻味的是, 唐朝官修政典、国史、会要等虽有“六押”的记载, 均无“五花判事”的明确记载。“五花判事”最早见于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凡中书有军国政事, 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 杂署其名, 谓之五花判事。”[4]30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所记与此同, 可能来源于此。

“五花判事”这一名称出现于宋, 而非出现于唐, 表明这一名称很可能是宋人对唐朝中书舍人“参议表章”职掌的形象概括, 但这里面是否有程序变化的含义呢?由前可知, 宋人对“五花判事”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执所见”, 二是“杂署其名”, 下面分而述之。

先看“各执所见”。刘先生认为, 开元二年姚崇改革前, 六员中书舍人按照尚书六部的分工, 每人分别押判一部的上奏文书, 其他五员舍人虽也要在主判舍人的文书上同押共署, 但那只是一种形式, 他们并不对主判舍人负责押判的文书负连带责任;开元二年后, 姚崇要求所有舍人都要参与所有文书的商量, 此时虽仍有主判舍人与非主判舍人的区分, 但如果非主判舍人持有不同意见, 则必须在主判舍人押判的本状外另附商量状, 因此中书舍人“各执所见”只可能是开元二年姚崇改革以后的事。

笔者以为, 刘先生误读了姚崇那段话的意思。从常识上来讲, 署名即是权力、责任关系的体现, 署上名字即表示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 非主判舍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拒绝署名以避免承担责任。当然, 不可否认, 署名也可能流于形式。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在唐前朝, 尤其是太宗统治时期。太宗励精图治, 多次要求中书、门下省官员互相检核, 以纠正错失偏漏, 他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比如贞观元年 (627) ,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 颇有意见不同, 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 本拟相防过误。”[5]15对诏敕等要求“各执所见”。

论者或以为, 开元二年姚崇改革后才出现本状与商量状并行的情况, 在此之前只有主判舍人押判的本状, 而无商量状, 则“各执所见”体现于何处呢?实际上, 有无商量状与“各执所见”并无矛盾之处。开元二年姚崇改革前中书舍人押判尚书省上奏文书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主判舍人收到上奏文书后, 马上召集其他五员舍人一起商量, 最后将商量的结果写入本状中。如果主判舍人与非主判舍人意见相左, 主判舍人也必须把他们的意见写入本状, 否则, 非主判舍人完全可以拒绝署名。唐政府一再强调中书舍人在押判尚书省上奏文书时要同押共署, 实际上也是要求主判舍人在押判文书的过程中, 要听取其他舍人的意见, 至少在本状中要反映出他们的不同主张, 从而使决策层能够尽可能听到更多的不同声音, 避免主判舍人权力过大, 影响政务决策的正常进行。

既然尚书省上奏文书的押判实际上要求全体舍人商量, 为什么又要有“六人分押尚书六部”的分工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为了工作的方便。在唐朝三省六部体制下, 百司的奏议都要汇聚于中书省处理, 不进行分工是无法完成这一重任的。事实上, 正如袁刚先生指出的, 从魏晋南北朝起, 中书舍人就已经按照尚书省的分曹进行分工了, 比如南朝梁陈时, 五员中书舍人分掌尚书诸曹二十一局[6]188。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主判舍人与非主判舍人的区分上。尽管所有的上奏文书都要由全体舍人商量, 但毫无疑问, 在具体处理某一件文书时, 主判舍人的地位和作用是超乎其他舍人之上的。由于本状最终是由主判舍人执笔的, 因此, 即使主判舍人与非主判舍人的意见相左, 主判舍人也可以通过文字上或技术上的一些调整, 使自己的意见占据优势。考虑到姚崇改革前中书舍人押判文字不需要经过中书侍郎、令的连署, 而是直接呈送皇帝或宰相办公会议 (即政事堂会议) , 则主判舍人权力之大、地位之重于此可见一斑。姚崇要求舍人们意见相左时, 除本状外还必须提供商量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主判舍人玩弄文字游戏的可能。不仅如此, 姚崇还要求押判文书必须经中书令连署, 如“理有异同”, 则由自己对诸种意见做出最终评判, 这大大削弱了中书舍人的政务决策权。开元二年姚崇改革的意义即在于此。

下面来看“杂署其名”。据前引姚崇改革材料可知, 以开元二年为界, 中书省押判尚书省上奏文书的署名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前期只有六员中书舍人的署名, 后期除中书舍人署名外, 还有中书侍郎、令的署名。不过, 既然有主判舍人与非主判舍人的区分, 则“杂署其名”自然是名不符实的, 只能是非主判舍人之间不分先后次序署名。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 处分百司有堂帖, 不次押名曰花押。”[6]堂案、堂帖是宰相办公会议集体商议的结果,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没有地位上的区分, 故押名亦无先后之分。

不过, “五花判事”名称的由来还的确与署名有关, 确切一点讲, 与署名的字体———“五云体”有关。所谓“五云体”指的是草书署名。初唐时期, 政府对公文署名有严格规定, 严禁使用草书署名, 宋张淏《云谷杂记·书后花押》:“唐文皇 (太宗) 令群臣上奏, 任用真 (楷) 草, 惟名不得草”。开元中韦陟开始用草书署名, 并自称为“五云体”, 此后草书署名成为时尚, 历代相沿不改。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 (韦陟) 每令侍婢主尺牍, 往来复章, 未常自札, 受意而已, 词旨重轻, 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 皆有楷法, 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 如五朵云, 当时人多仿效, 谓之郇公五云体。”[7]737这种“五云体”其实就是一种为署名而创造出的美术化的草书,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艺术签名。中书舍人押判文书时因用“五云体”署名, 故称“五花判事”。

总的说来, 所谓“六押”是唐人对中书舍人“参议表章”职掌实施形式上的形象概括;而“五花判事”则是宋人对唐朝中书舍人“参议表章”职掌署名字体上的形象概括。两者实际上是同一制度的不同称呼。不过, 严格来说, “五花判事”并不等于“六押制度”, 一方面五花体的形成是在开元中, 另一方面开元后几乎所有的公文署名时用的都是五花体。顺便说一句, “五花判事”可简称为“花押”, 但一般不简称为“花判”, 因为唐朝“花判”另有所指。洪迈《容斋随笔·唐书判》:“唐人判语必骈俪, 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世俗喜道琐屑遗事, 参以滑稽, 目为花判。”

摘要：“六押”和“五花判事”是同一制度的不同称呼, “六押”是唐人对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实施形式上的形象概括;而“五花判事”则是宋人对唐朝中书舍人“参议表章”署名字体上的形象概括。

关键词：“六押”,“五花判事”,中书舍人,唐朝

参考文献

[1]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J].安徽史学, 1996 (4) .

[2]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M].台北:台大图书公司, 1995.

[3]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1994.

[4]钱易.南部新书 (乙) [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5]吴兢.贞观政要 (卷1《政体二》) [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6]李肇.国史补 (卷下) [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