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制

唐朝科举制（通用3篇）

唐朝科举制 篇1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 完备于唐朝。隋朝统一全国后,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加强中央集权, 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 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 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 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 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 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 以试策取士的办法, 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 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 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 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 招天下之人, 聚于京师春还秋住, 乌聚云合。”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 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 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 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 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 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 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 秀才一科, 在唐初要求很高, 后来渐废。所以, 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生徒, 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 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 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 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 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 故又称春闱, 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 最初都只是试策, 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 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 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 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 将左右两边蒙上, 中间只开一行, 再用纸帖盖三字, 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 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 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及第很难, 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 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 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 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 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 叫探花宴。宴会以后, 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 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 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 还要经吏部考试, 叫选试。合格者, 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 以博学宏词, 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 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 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 三次选试都未通过, 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 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 不仅看考试成绩, 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 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 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 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 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 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 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 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 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唐朝科举制 篇2

唐朝科举考试时不采用“糊名制”，所以非常方便考生走后门。举子们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就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带到京师，呈给当时在政治或文学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看，这叫做“行卷”。其风气之盛，甚至成为一种制度。不要说蠢才跃跃欲试，连天才也都颇爱走这个后门。

王维就把关节打通到了岐王那里。然而，诗人张九皋也把关节打通到了公主家里，公主写信给京都的主考官，让他取张九皋为第一名。岐王势力不及公主，就让王维换上华贵的衣服，捧着琵琶随自己一起到公主家去。

酒酣耳热，歌舞升平，公主留意到了长得清秀白晰的王维，岐王就势让王维独奏。王维弹琵琶时技惊四座，连公主也动容了，岐王赶紧趁热打铁，强力推荐王维的诗词文章，王维这才把怀里的文章呈献给公主。公主读了王维的诗，被他的才华震惊了，之后将他请到了客位的首席位置上。

王维俊美飘逸，谈吐潇洒，在座的达官贵人们无不赞叹。此时，岐王才慢慢地道出真相，说今年科考没人举荐王维做第一，王维是不肯参加的，并且听说公主已经举荐了张九皋……于是，公主就把主考官叫到家里，说明了情况。由是，王维一举夺魁。

因《新唐书》没有记载王维的发迹史，所以这个故事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但同类故事在唐代的笔记小说里却比比皆是，比如，陈子昂是怎么成名的？以前，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某天，他在东市买了一张要价百万的胡琴，并招呼大家去他家欣赏佳乐，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琴砸了，再把自己的`文章散发给大家看，于是“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他成名了。而杜牧则完全是因为跟太学博士吴武相熟，他俩去拜访考官崔郾，连蒙带哄，让人家把他录为了第五名。

虽然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些故事，然而“行卷”之事是有的。这样的考试制度，漏洞百出，很不严肃。但奇怪的是，唐代，尤其是“行卷”风行的盛唐和中唐时期，是杰出诗人纷纷涌现的时代；到了中唐以后，举人以传奇小说行卷，这时候，唐人的小说又开创了一个高峰期。这种主要依靠主考官的眼力、品味、良知和判断力的选士制度，似乎对唐代的文官选取并未造成什么伤害，反而有所裨益。当然，前提是这些走后门之人确实有真才实学。

唐朝科举制 篇3

一、考生来源的广泛性

李渊的诏令已经说明, 唐朝科举应试者有两个来源, 一是学士, 一是白丁, 后来更加通常的说法是生徒和乡贡。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 通过规定的学业考试, 选送到尚书省的, 叫作生徒;不曾在各级官学学习, 自学成才或在私学中学习的人, 在州县“投牒自举”, 提出报名申请, 并参加县、州府考试且成绩合格、被举送到中央参加考试的, 称为乡贡。

国子监是唐朝的最高学府, 它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 六学加上弘文馆和崇文馆, 构成了中央官学。中央官学的生徒, 大都是官宦子弟。主考官在录取时, 往往有意偏袒, 因此在唐朝前期, 学校生徒占有明显的优势, 而录取的乡贡人数极少, 很多科往往只有一名乡贡及第。唐玄宗之后, 社会动乱, 政府无力、无暇兴学, 各级各类学校“生人流离, 儒硕解散”, 就连国子监也“室堂颓坏, 军士多借居之”, 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 因为科举面向全社会开放, 自学的人也可以自由报考, 学校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中唐以后, 应试和录取的主要是乡贡。

一般而言, 生徒尤其是中央官学的生徒主要是世家权门子弟, 乡贡则多为寒门庶族子弟。生徒和乡贡地位轻重的变化, 说明科举向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敞开了大门, 人才选拔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不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 不必有官员举荐, 甚至不必有在官学学习的经历, 只要你有一定的学识, 就可以自行报名, 申请考试。这就极力地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参与面, 以至于每年到长安应试的有数千人之多。牛希济在《荐士论》中说:“郡国所送, 群众万千, 孟冬之月, 集于京师。麻衣如雪, 纷然满于九衢。” (《全唐文》卷八四六) 由此可见唐朝投考的人数众多, 来源广泛。

二、考试科目的多样性

唐朝的考试科目, 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常年正常举行的科目, 也称岁举或常举;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 则称制举或制科。

根据《新唐书·选举制》的说法, 唐朝取士科目, “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明法、明字、明算, 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是考核专门人才的, 当时不见贵, 后世不见重。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 名额少, 仕途窄, 士人不热心, 社会不关注, 举行得少, 影响也小。秀才科在唐朝声望最高, 是“尤异之科”, 列在诸常科之首。由于秀才科地位崇高, 录取得少, 要求也非常严格, “取人稍峻”, 结果士人往往怯于应试, 以至于越来越少。再加上贞观年间, 规定举送的秀才如果落第, 则该州的长官要受责罚, 这导致了此科“贞观后遂绝”, “士族所趣, 唯明、进二科而已。”在唐朝的科举史上有影响的, 主要是进士和明经两科。

进士和明经两科考试的内容, 在唐朝屡有变化, 但其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 明经重经学。明经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相关注释就可以中试, 进士则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因此进士科“为时所尚”, 为世人所推重, 许多俊才英彦也将精力用于此科, 唐朝通过进士科也选拔了大量人才。据刘海峰教授统计, 两《唐书》有传的1 3 8 3名官员中, 进士有469人, 占总数的40%;唐朝后期697名官员中, 进士出身的多达344人, 占总数的49%。唐朝后期, 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8 0%以上。“唐众科之目, 进士为尤贵, 而得人亦最为盛, 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 而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 由于进士科得第艰难, 而明经科相对容易,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一旦进士登第, 则荣崇非凡, 因而又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称谓。

唐朝在常科之外, 还有天子自诏, 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制科不循科举常规, 希图不拘一格, 以得非常之才。由于制举登第后马上就可以授官, 与通过常科及第后, 还要经过吏部的“释褐 (意即从此脱去老百姓穿的麻衣, 换上官服, 步入仕途) 试”或“关试”之后才可以做官不同, 所以很多已经进士、明经及第的人, 乃至有现任职官的人, 也往往和普通百姓一同应制举。“开元以后, 四海晏清, 士无贤不肖, 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 多则二千人, 少犹不减千人, 所收百才有一。” (《通典》卷十五) 由于名义上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所以当时也称为廷试或者殿试。

制举因时之需、因事设科, 名目之繁多及怪异, 令人瞠目。唐朝制举的科目数, 历来说法不一, 少的说有63科, 多的说有1 0 8科。宋末的王应麟, 一人就有两说, 在《玉海》中说有5 9科, 在《困学纪闻》中则说有8 6科, 总之非常之多。一些科目名称的差别不大, 往往只有一两个字的不同, 不少科目用过一次之后, 就束之高阁, 不复再用。

有这么一则事例, 说明唐代制科科目的离奇和可笑。根据《因话录》的记载:“昔有德音, 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 有人逢一书生, 奔驰入京。问求何事, 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不求闻达, 也就是不求显达, 不求人知, 更是不求功名, 不求受人称誉。朝廷以此设科, 并居然有人奔马驰赴京师以应试, 而且是那样的急不可待, 这也难怪历代引以为笑谈。

三、考试方法的灵活性

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 为了避免因为偶然的因素而遗漏真正的人才, 允许并一度鼓励超出考场之外的行卷和公荐的存在。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平时的诗文作品, 写成卷轴, 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 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 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最初行卷的送呈, 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天宝元年, 韦陟主持科考, 认为过去“有司取与, 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 不尽其才。”要求应试考生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给主考官, 以供评阅试卷时核实并知其短长。这使得日后唐朝的科场“请谒者如林, 献书者如云”。

至于在官僚中, 则盛行公荐, 也就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坛名宿, 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向主考官推荐那些自己熟悉的考生。《唐摭言·公荐》第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崔郾受命到洛阳主持科考, 临行前, 百官公卿设宴为他送行。时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 把他叫到一旁, 向他推荐杜牧, 并朗诵了杜牧的《阿房宫赋》。“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 即第五人。’郾未遑对, 武陵曰:‘不尔, 即请还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 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 郾曰:‘已许吴君矣, 牧虽屠沽, 不能易也。’”在正式考试之前, 只有判卷之后才能确定的名次就已经确定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写得虽好, 但因为在吴武陵之前更有他人请托, 他也只能屈居第五名;他的人品再坏, 也因主考官答应了自己的同僚, 录取也是不容更改的铁定事实。

就是在考试过程中, 唐朝人的做法也出人意表。唐肃宗时, 李揆主持科考, 他认为以往的科举考试, 都不注重士子实际能力的考察, 出一些偏题怪题, 单纯考察书本知识, 这严重背离了科举考试是为了求取贤才的本意。因而在他主持科考时, 将《五经》、历代史书及《切韵》等工具书放置在考场上, 并对考生说:“经籍在此, 请恣寻检。”他这一大胆的举动, 不仅没有收到责罚, 而且“数月之间, 美声上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