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精选12篇）

科举考试 篇1

人情大于天

清代, 凡是未考中秀才的人, 不管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

雍正年间, 有一位老童生颇有才华, 但由于没有后台, 加上性情耿直, 不肯送礼给考官, 因而连考十二次都落第。他仍不灰心, 继续应考。考官看见他的名字很不高兴, 随手将他的考卷丢在一边, 还吟了半联来讽刺:上钩为老, 下钩为考, 老考童生, 童生考到老。

语气尖酸刻薄, 老童生知道后感慨盈怀。他想, 自己之所以“考到老”, 就是因为考官徇私舞弊, 于是一气之下大声吟出半联来回敬考官:

二人成天, 一人成大, 天大人情, 人情大于天。

将考官的贪赃枉法, 凭人情来录取秀才的恶行展现出来了。考官听罢, 气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尽管考官和老童生的立场截然不同, 所写的内容也不一样, 但都是用拆字的方法来写:“老”和“考”区别于最后的那一钩是向上或是向下;“天”是“二”和“人”组成, “大”是“一”和“人”组成。此联的构思很巧妙。

不嫌文丑, 唯爱颜良

清代末年, 太史徐花农被派到广州府当考官。有个姓方的大财主为了让儿子考上, 在考试前千方百计打通关系, 携着厚礼带儿子去拜见徐太史。徐太史要方公子即席写字来看看, 方公子就提笔写了“一品当朝”。这是极大的恭维, 徐太史自然十分高兴, 加上已接受贿赂, 所以就录取了他。

方公子的容貌漂亮但胸无半点墨, 所以发榜后众论哗然。那些受了十年寒窗之苦却榜上无名的考生更是愤愤不平, 因此有人在试榜的旁边贴了一副对联来抒发感叹:

不嫌文丑, 唯爱颜良

文丑和颜良, 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 作者借这两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来进行讽刺:“文丑”就是文章丑陋, “颜良”就是容颜美丽, 尖锐地揭发了考官作弊的事实。

烈女嫁豺狼

清代规定, 每年对秀才考查一次, 称为“岁试”, 根据成绩分为六等。

某秀才水平很低, 连某些常用字也含混不清, 此人之所以能当上秀才, 是由于他的父亲是当朝的京官。次年岁试, 考官换了人, 而这个秀才却毫无长进, 在考卷中竟将“豺狼”写成“才郎”, “权也”写成“犬也”。结果, 不知其背景的考官将他评为六等, 还将他狠狠地训斥一顿。消息传出, 秀才成了人们的笑谈, 秀才的妻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上吊自杀了。后来考官知道这个秀才的父亲是一名京官, 于是匆忙将其成绩改为一等。为此, 有人在秀才的家门口贴上了这副对联:

权门生犬子, 烈女嫁豺狼。横批是:“六一居士”。

这副对联, 将秀才的权贵出身, 妻子的“英烈”行为和他所写的错别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讽刺得入木三分。“六一居士”意即从六等跃升为一等, 也很幽默。

要说明的是, “六一居士”原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号, 含意是家有藏书一万卷, 金石遗文一千卷, 琴一张, 棋一局, 常置酒一壶, 自己是一个老翁, 伴着这五物终老。如今作者拿这一雅号来讽刺这个愚蠢的家伙, 虽然含意不同, 但若欧阳修泉下有灵, 也会生气的。

科举考试 篇2

1、一举成名：原指一旦中了科举就扬名天下。后指一下子就出了名。

2、白蜡明经：白蜡：比喻光秃空白。明经：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比喻屡试不中。

3、风檐寸晷：风檐：不能蔽风雨的场屋；晷：日影，时间。在不蔽风雨的破檐下争取一寸的时光。形容旧时科举考试的紧张状态。

4、蟾宫折桂：蟾宫：月宫。攀折月宫桂花。科举时代比喻应考得中。

5、郤诜高第：比喻指科举高中，荣登榜首。

6、沆瀣（hàngxiè）一气：沆瀣：指唐时的崔沆、崔瀣。比喻臭味相投的人结合在一起。

7、大魁天下：大魁：指旧时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即状元。指中了状元。

8、异路功名：旧指没有科举考试，凭功劳而得到的官位。

9、月中折桂：在月亮中折桂树枝。比喻科举及第。

10、及第成名：及第：科举时代考试中选。通过考试并得到功名。

11、独占鳌头：鳌头：宫殿门前台阶上的鳌鱼浮雕，科举进士发榜时状元站此迎榜。科举时代指点状元。比喻占首位或第一名。

12、郤诜丹桂：晋郤诜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自视为“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13、朱衣使者：指科举考试官。

14、小题大作：小题：明清科举考试，以“四书”文句命题。拿小题目做大文章。比喻把小事情当做大事情来处理。

15、十年窗下：科举时代，读书人要取得功名，终年埋头在书本里。形容十年时间闭门苦读。

16、金榜题名：金榜：科举时代称殿试揭晓的榜；题名：写上名字。指科举得中。

17、攀蟾折桂：攀登蟾宫，折取月桂。喻科举登第。

18、年谊世好：年谊：科举时代称同年登科的关系；世好：两家世代友好。科举时代两家因同年登科而为世交的人。

19、得意门生：得意：称心如意；门生：亲授业的弟子或科举中试者对座师的自称。后泛指学生。最满意的弟子或学生。

20、桂林一枝，昆山片玉：昆山：昆冈，古代产玉的地方。桂花林中的一枝花，昆山中的一块玉。比喻科举考试中的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21、杨穿三叶：原指射技高超。也比喻兄弟三人相继科举及第。

22、开科取士：科：科举考试。指旧举行科举考试以选取优异的士人。

23、暴腮龙门：象鱼仰望龙门而不得上一样。科举时代比喻应进士试不第，后也比喻生活遭遇挫折，处境窘迫。

24、连中三元：三元：科举制度称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

李白无缘科举考试 篇3

当然,李白会说他是天才,天才哪有参加考试的?果真如此吗?

唐代的一个读书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要出人头地,仁人志士通常有两条途径:若是王公贵族的后人,可以享受“政府”特殊照顾;如果不是,又想上进,正规的渠道就是考进士。

唐代的进士文化对诗人的人格影响太大。哪些人诗写得雍容华贵,哪些人诗写得苦大仇深,都跟考进士有关。像王维那样一考就中的,诗肯定雍容华贵。诗写得苦大仇深的,要么是没考上,要么起码经过“八年抗战”才考上。杜甫的诗为什么苦大仇深?因为他考了两次都没考上。孟郊更惨,考得心态都扭曲了。为了考进士倾家荡产,他把家具都典当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多伤心啊!孟郊46岁终于考上进士了,心花怒放地写了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

唐代考上进士之后,有两件最荣耀的事情:一件是慈恩塔上题名。白居易就写过“慈恩塔上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还有一件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青楼都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都是新科状元来游。大把的钱往里头扔,我估计背后也有很多厂家赞助。当时的大族选女婿,都瞄着新科进士。因为你在唐代考取进士,如果又能做翰林的话,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做宰相。

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走科举这条路。李白凭什么不走?原来,这跟他的身世有关。

唐代考进士,先要通过资格审查。“政审”的时候要注明:一、“郡县乡里名籍”,你是哪个地方人?二、“父祖官名”,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外还规定,如果家里是做商业买卖的,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是做生意的,你就别来考进士。当然,罪犯的后人更没有资格。

雅思考试与科举考试之比较 篇4

关键词：雅思考试,科举考试,相似

一、雅思考试与科举考试比较的基础

1. 从宏观层面来看。

第一,两者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中国古老的科举考试是为国求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选取有才华、有抱负的人为国所用,它的存在,既适应了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要求,又与儒家文化思想的选官制度相契合。

雅思考试则是为世界范围内的学子欲走出国门、跨国学习或发展的需要所设置的语言测试。因目前英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居全球领先地位的缘故,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英国文化协会、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开发了通行全球的语言测试——雅思考试,为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子提供了海外就学入门申请的途径。

科举考试和雅思考试都是为了国家和社会进步而设定的考试,因而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第二,两者具有相同的文化功能。中国的科举考试在文化功能上可以说是充分体现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科举在沿袭的1300年间,为中国历朝历代选拔出了不可计量的人才——近十万的进士,数以百万的举人、秀才。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者,多数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客观上确实使国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

雅思考试作为一种统一的语言测试,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一种信任度较高的考试方式,并且得到了世界各地的验证和信任。这种考试加强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实现了全球文化教育共同进步的目标。可以说,雅思考试对于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有着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2. 从微观层面来看。

(1)科举与雅思都属于大规模的考试。两种考试制度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即均为大规模人才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制度,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自不待言。

科举与雅思都属于大规模的考试。科举考试三年举行一次,每到子、午、卯、酉年秋桂花飘香的时候,全国士子都从各地赶来参加在省会贡院举办的乡试,每一省都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考试。江南贡院是人文荟萃的江苏和安徽两省士子参加考试的场所,应考者人数最多时超过2万多人。

而雅思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参加考试,2009年全世界有140多万考生参加雅思考试;至2012年,来自世界各地参加雅思考试的考生已约有200万人。雅思考试已经当之无愧的被认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体系。

(2)具有相似的组织形式。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实行的。无论是科举考试时间的规定还是考试内容的设定,都是由国家的行政机关统一管理执行的。就这一点来说,也体现出了我国千年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特点。

雅思考试是由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UCL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英国文化协会及IDP教育集团所共同拥有,考点设置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考试组织力量和高超的试题研发水平。

(3)具有相似的考试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始终由国家统一设定。为了防止试题漏泄,大臣于殿试前一天在文华殿直庐密拟。内阁预拟三至五题,考前一天呈皇帝圈阅,这也许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题库了。

雅思考试为了确保考试标准的科学和公正,选取经严格培训过的高素质专业人士当考官。雅思考试试题的设计、研发极具周密、严谨性,并有系统化的体系对整个过程进行监测。这一切都是为了是要确保试卷中的材料和题目涵盖应有的测试范围,以求达到最佳效果。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的体现考核的公正公平。

我们知道,雅思考试是前往英国等国家留学、工作和移民申请前首选的一种语言考试。目前,雅思已得到全世界8,000多个教育机构、专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他们一致认定,雅思考试是一种标准的国际化的英语考试。

由上可见,科举与雅思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仍然需要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鉴别。

二、两种考试制度的不同之处

1. 考试性质不同。

科举考试与雅思考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科举是做官的考试,雅思是出国的考试,考试的性质明显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官考试性质。不仅如此,科举制还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国家的治理、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雅思考试仅是从听、说、读、写四方面对英语水平进行的测试,就其本质上来讲,仅是一种语言测试,不涉及任何其他的方面。

2. 竞争激烈程度不同。

科举是一种淘汰式的考试,而雅思是一种达标式的考试,只要你达到标准了就可以考得过,而科举不是这样的,是竞争比较残酷的。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雅思考试虽然竞争也很激烈,虽然不同学校以及同一学校的不同专业对海外留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都各不相同,能否录取取决于所申请的学校及专业对英语的要求,当然,也取决于所申请学校的名额限制,但是只要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很有可能被所申请的学校录取。故此,从竞争激烈程度而言,科举与雅思不可同日而语。

3. 考试的侧重点和内容不同。

有关科举考试的相关知识点 篇5

我隋唐以前，朝廷的很多官吏都是依靠后辈的功勋入朝为官，士族垄断了官职，因此统治阶级几乎是士族所掌控。

这样的后果就是容易造成皇权分散，士族门阀崛起，而真正有才学的人才却被挡在了大门外，无法入朝为官，这样容易造成两级分化。

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封建官僚阶级是十分腐朽的，后到了隋唐，尽管朝廷大兴科举制度，但是在地方上选拔人才依然是士族门阀所掌控，从唐朝时期的牛李党派争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级矛盾是何等的尖锐。

即使是在唐朝初期，还是有不少大臣反对科举的推行，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靠祖上恩荫庇佑的士族门阀，后在武则天时期，士族的气焰才逐渐被打压下去，武则天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提拔起来的，这也正是为何武则天可以建立周政权的原因之一。

而到了宋代，门阀士族垄断官僚阶级的问题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因为宋代对科举制度的实行是十分重视的，即使祖上是朝廷高官，后代也是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可以入朝为官的，一次学界也将科举的兴盛时期定位在宋代。

而且宋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健全。

所以诗歌辞赋也是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在宋代出现过很多名家诗人，像张择端三苏等都是宋代时期的名家，从唐代开始就涌现出不少的名家。

可见科举制度是有利于文化传承以及文化繁荣的，我国诗词歌赋发展达到顶峰恰好也是在这一时期。

之后的元也延续了隋唐时期的科举，但是并不是很重视，直到元仁宗时期才真正得以实行。

而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就逐渐暴露了弊端，出现了很多专门垄断科举的士族，不少宗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势力，不过这个时期还是会有寒门子弟通过考试中举。

从上面的史载来看，科举是有利于提高官僚阶级的文化水平以及为官的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识字率。

不仅如此，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好学的风气，传承了尊师重教的好风气，也奠定了古代和近代教育体系的基础，因为科举的创立，在民间也不断有人开办了学堂私塾，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体系雏形。

再者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科举是沟通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也是极大的促进了老百姓的激情，有利于避免因为阶级分化严重导致的社会动荡。

科举考试促成唐诗繁荣 篇6

关键词：科举考试    促进    唐诗繁荣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08.203

科举制始于隋文帝十八年（公元583年），止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前后绵延1400多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度选拔出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优秀人才，建立起了文官治国的原则，促进了中国文化、古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唐代的科举考试直接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全唐诗》共收集唐诗近5万首，其内容之繁富，风格之多样，及作品与作家传诵于众口之多，均为其他任何朝代所难以比肩。而唐代诗歌走向繁荣，攀上顶峰，与唐代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有直接关系。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唐以诗取士，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唐既然以诗取士，作诗就成了文人的进身之阶。诗歌、仕途、利禄紧密相连，这必然吸引士人毕其全副心血精力倾注于诗的创作上，从而促进、推动了诗歌的繁荣。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壮大了诗歌的创作群体，开掘了诗歌博大深广的内容，形成了五彩斑斓的风格。

科举制度为寒士庶族提供了公平进取入仕的可能性。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士阶层只有“学而优则仕”，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科举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士子终身的注意力都吸引至磁场的周围。这一点直接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诗人们多半来自庶族士人阶层甚至下层社会，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身经验与深入认识，对唐诗博大深广的内容与五彩缤纷的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科举考试还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举子们汇集京师，无论及第还是落第，他们的流动量都很大。这就在唐诗中形成了许多送人赴考、贺人及第、慰人落第以及自述这类经历的诗篇。前人说，唐诗之佳篇多产生于羁旅行役之中，这跟士人们奔忙于科举之途关系甚大。

落第的诗人张继来到了苏州。美丽的古城，触动了诗人愁情。月亮西斜，意兴阑珊;乌鹊悲啼;江岸上，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如霜;江上渔火二三;钟声响了，张继无眠……这是一个不朽的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那篇不朽的诗篇——《枫桥夜泊》。

科举考试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虚心向学、勤奋治学的风尚，这对于唐诗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北宋晁冲之《夜行》诗有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时如此，唐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虚心向学、勤奋治学的风尚。

士子们孜孜不倦寒窗苦读，加入到了“读书破万卷”的行列中去，同时“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苦痛，使得他们奋力挣脱，这在某种程度上练就了士阶层认真勤奋的治学精神，以至有了唐代士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赋诗风范，有了“推敲”的典故。

唐代的科举考试盛行行卷之风。所谓行卷，就是在考试前把自己的代表作品写成卷轴，投献名公巨卿，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故应考前，考生必云集京师，“拜谒”之风盛行。“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唐时考生朱庆余在考前写给主考官张籍的诗。诗人杜牧在参加会试前，也拿自己的千古名篇《阿房宫赋》投献名公巨卿。这就说明，在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影响之下，士子们在考前进行着多么广泛而艰苦的创作，这无疑是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

考前如此，考后那些及第士子的荣宠又是怎样的呢？

唐科举放榜常在二月，“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新科进士春风得意，扬鞭策马，长安市民万头攒动，争睹风采。中唐诗人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登科及第士子荣宠心理的真实流露。

另外，一些士子由于个人的性格和遭际，他们未能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屡试不第，但是这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受到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影响。

他们之中也有彪炳史册的大诗人，其诗作流传甚广。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淚血滴来千里书。”（赵嘏）落第文人的辛酸在诗篇中又是怎样的呢？杜甫就有进士不第的深切体会。他困局长安达10年，四处投献诗文，行卷干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商隐、孟浩然、温庭筠、韩愈、孟郊、李翺等都曾有过屡试不第的经历。

以“落第”“下第”为题材的诗篇几乎形成一大门类。落第的苦痛，“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艰辛，又使得他们奋力挣脱，星转斗移，年复一年，矢志不渝地向着目标挺进，这种奋进在客观上又促使他们不懈地读书、创作。

清代科举考试阅卷公平性考察 篇7

一、考试内容便于判别

清代的科举考试是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举行的, 清顺治三年 (1646) 对科举乡、会试的内容和题型均作出明确规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 五经各四题, 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 诏、诰、表各一, 通判五条。第三场, 经史时务策五道。”[1]此程序和方式完全是按照明代科举程式进行的。其中, 四书五经为传统儒学经典, 用以考查士子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认识,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诏、诰、表、判为行政公文, 用以考查士子的行政知识;时务策为论述文, 用以考查士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虽然诏、诰、表、判几类题型在清初为区分不同考生的能力水平起到了一定的选拔作用, 但是相对而言过于简单, 对考生的区分度不高。经过几轮考试运行后, 发现诏、诰两种题型的形式与现实显得有些脱节, 实属虚设, 继而在康熙二十年 (1681) 议准取消。至乾隆二十一年 (1756) , 又把表和判的题型从乡试考试中“概行删省”, 乡试的考试题型与内容确定为:“嗣后乡试第一场, 止试以四书文三篇, 第二场经文四篇, 第三场策五道。”[2]

会试的情况也相似, 公文性质的表逐渐为律诗所代替。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由于表文篇幅稍长, 难以有效评价士子水平, 于是将会试的第二场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 “诗虽易学而难工, 然宋之司马光, 尚自谓不能四六, 故有能赋诗而不能作表之人, 断无表文华膽可观, 而转不能成五字试帖者, 况篇什既简, 司试事者得从容校阅, 其工拙尤为易见”[2]。既然通过诗赋能够考查士子水平, 同时篇幅较短易于判别, 表这一考试文体自然会被诗赋所代替。此后, 加试五言八韵唐律的考试的题型和形式成为科举乡试、会试的最终形式之一, “乡会试题, 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 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2], 一直相沿到清末。

作为一种考试的内容与题型, 评价它是否合理, 首先要考察它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 其次要考察它是否能区分考生掌握知识水平程度的高低。清承明制, 康熙前, 科举考试内容完全照搬明代科举, 但很快进行了调整, 力求考试贴近社会、政治需要, 力求能够区分不同水平的考生, 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说明清政府非常重视科举考试的实效性, 力求在考卷内容设计上确保有效地判别考生掌握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的情况, 当认识到诏、诰、表、判几种考试题型的形式脱离现实, 最终从科举考试中删去, 从而满足对社会所需要人才的挑选, 达到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目的。

二、阅卷程序公正严密

科举是一个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 为了充分体现它的公平、公正, 清代在整个考试过程制订了许多监督条例和实施措施。在阅卷环节上, 为防止因认识考生笔迹而出现的串通舞弊行为, 考官不能在考生原墨卷上批阅, 只允许在经过弥封、誊录处理后的朱卷上校阅。而对试卷的运行程序也是精心设计, 其规定亦是层层设防、环环相扣。当考生回答完毕的试卷, 通过受卷、弥封、誊录、对读与套分朱墨卷等各个环节传递过程的加密, 才能将誊录后的朱卷送到考官手中校阅。弥封又称糊名, 弥封和誊录也是科举考试考校试卷、防止考场作弊的措施。阅卷固然关键, 但试卷的传递过程是阅卷的基础, 传递各环节能否严格按照章程秉公办事, 直接影响内帘阅卷质量的优劣。

朱卷封送进入内帘评卷场地后, 主考根据同考官人数将考生所有的试卷进行分配, 同考官分别对分到的试卷分房进行评阅, 即“分房阅卷”。首先, 同考官依据评阅标准和要求将认为合格的、可以取中的试卷写于荐条上, 同时把取中的理由附上推荐给主考, 称为“同考荐卷”, 即阅卷的同考官向主考推荐自己认为满意的试卷。其次, 副主考官和主考官把“荐卷”一起批阅、分别写出评判之语, 决定试卷的取舍。为了表示取中的卷子是正、副主考两人共同的意见, 而不是以一人的意见匆忙定评的, 在取中的卷面上由副主考官书写“取”字, 正考官书写“中”字, 这一环节为“主考取中”。

为防止同考官阅卷草率、各房荐卷受数量限制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优秀答卷遗落, 主考官还要负责对各房同考官评阅后未推荐的“落卷”进行搜阅, 发现优秀答卷照样可以取中, 此过程即是“搜落卷”。搜落卷的做法可避免阅卷操作中出现的疏忽和失误, 同时也是对阅卷过程产生偏差的一种补救办法, 充分表明主考官在录取时是按照成绩取信于士子,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阅卷的公平、公正行为。

三、试卷格式要求严格

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执行中, 考官评阅试卷内容是按照程序和要求进行, 并决定是否取中。在评判考生文章的具体操作上, 卷面格式的评阅有着严格的规定。考官阅卷时必须对考生答题的卷面加以详查。即从考生书写卷头的个人情况填写开始, 到三场考试的顺序内容;从试卷字迹, 到行文避讳;从虚字的要求, 到答题的格式等等, 检查考生是否遵守规定执行。

试卷评判中倘若发现“卷首书排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 真草不全, 越幅, 曳白, 涂抹、污染太甚, 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 二场表失年号, 三场策题讹写, 及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3]等情况, 即便是考生一不小心逾越, 即为犯规, 均以“违式论”, 则“俱行贴出”。所谓“贴出”, 就是把违式考生的姓名、籍贯用蓝色笔书写, 并把试卷裁去一角, 写明所犯规的缘由, 并张榜公示于贡院门外。凡是贴出者就是被除名, 不能予以录取。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 这些要求可能过于苛刻, 不近人情;但是这些要求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统一士子试卷的格式, 一方面是为了试卷整洁、便于批改, 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勾结舞弊, 以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四、评判标准有章可循

乾隆皇帝曾命令大学士方苞选录四书文的时文程式颁行, 目的是要求广大的考生掌握八股文体的写作方式, 向考官们推广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方苞道:“凡所录取, 以发明义理, 清真古雅, 言必有物为宗。”[4]即考生作答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义理内容要符合题目的要求, 并切中主题, 所作的论述宜“体会先儒传说”, 融会个人的理解以“阐发圣贤精蕴”, 不仅内容独出心裁, 在传统的基础上还要有理论创新, 切忌泛泛而谈;文辞的写作既要言之有物又要贴切现实、不拘俗套, 不能是陈言滥语或华丽辞藻的堆砌。只要“辞达理举”, 整个阐述的文章“自然合度”, 必是考官所录取的。

清代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命题, 以八股文为专用文体, 有固定的结构和撰写要求, “文有定评”, 考官易于把握、有章可循。通过客观标准的使用, 可降低由考官个人主观意志带来的人为因素, 有利于考官公平公正地评判试卷。而考官判卷主要是从文章体现的“理法辞气”四个因素进行全面考察的。

清末文人刘熙载对八股文章“理法辞气”的评价是:“文不外理、法、辞、气。理取正而精, 法取密而通, 辞取雅而切, 气取清而厚。”[5]如果作进一步解释, 理, 即文章阐发的义理是否符合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法, 文章的作法是否符合八股文所遵循的固定格式;辞, 文章字句的表达是否朴实自然, 言之有物;气, 文章文辞的使用是否体现文章义理的气势[6]。从《清代朱卷集成》中大量文章的批语来看, 同考官、正副考官基本是围绕“理、法、辞、气”四个因素进行成绩评判。

可以看出, 考官们对应试文章的衡文标准是“理、法、辞、气”, 而“理、法、辞、气”落脚于两点, 一是理, 即“义理”, 也可谓文章的中心思想的内容;二是文, 即表达“法、辞、气”写作的“文采”、“文风”, 又可称为文章中语言组织结构的表达。当一篇文章的文理内容表现俱高, 其成绩可定为上上;文高理平或理高文平, 成绩为上中;文理俱平, 成绩为上下;文理粗通, 成绩为中上;文劣理滞, 则为不第。

五、评判原则导向明确

清代科举考试对试卷主要从理、法、辞、气四个因素进行评判, 而“清真雅正”这一原则始终贯彻于清代科举考试, 屡次被反复重申。雍正十年 (1732) 谕:“特颁此旨晓谕考官, 所拔之文, 务令雅正清真, 理法兼备, 虽尺幅不拘一律, 而支蔓浮夸之言, 所当摒去。”[7]乾隆十九年 (1754) 谕:“场屋制义, 屡以清真雅正为训, 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 皆取典重正大, 足为时文程式。”[7]嘉庆十九年 (1814) 谕:“国家设科取士, 制艺代圣贤立言, 必以清真雅正为宗。”[7]同治元年谕:“我朝制艺取士, 人才辈出, 奉行既久, 不免有空疏剽窃之弊, 急须崇尚实学, 力挽颓风, 嗣后乡会试, 责成考官, 详加校阅, 头场四书文, 以清真雅正为宗。”[8]

关于“清真雅正”的理解, 清人李元春曾作过全面的阐释:“国朝定文品四字:清真雅正。清有四:意清, 辞清, 气清, 要在心清;真有五:题中理真, 题外理真, 当身体验则真, 推之世情物理则真, 提空议论则真;雅有二:自经书出则雅, 识见超则雅;正有二:守题之正, 变不失常。”[9]可以看出, “清真雅正”就是运用简洁、典雅、顺畅的语言和朴实的文风来阐述士子所领悟到的孔孟之道、程朱之学。

作为多次向考官重申的宗旨, “清真雅正”也就成为阅卷过程中考官应遵循的原则, 它更多地将“理法兼备”、“崇尚实学”作为选拔合格人才的基本, 从某种意义上引导着考官的评价观念从“以文取士”逐渐向“以能取士”转变。

参考文献

[1]昆冈.大清会典事例[M].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卷331礼部.贡举.命题规制.

[2]昆冈.大清会典事例[M].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卷15三场试题.题目成式.例案.

[3]赵尔巽, 柯劭忞.清史稿[M].卷10.选举三.文科.

[4]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刘熙载.艺概.经义概.

[6]龚延明, 高明.论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4) .

[7]昆冈.大清会典事例[M].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卷332礼部.贡举.试艺体裁.

[8]礼部.钦定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卷17乡会试艺.例案.

浅谈科举考试制度的公平性 篇8

关键词：科举制度,公平竞争,公平性

中学教材用虚构的范进形象抨击科举制度, 指斥科举中人的可笑可怜, 科举制度的可恶可耻。范进中举以后, 他发了疯,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对科举制度的无情嘲讽。其实, 范进中举这一事件可以有另一重解读: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 挣扎在饥饿边缘上的下层人士,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却可藉由科举考试而跻身社会上层。这体现的正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公平性。

一

西晋太康五年 (公元248年) , 尚书仆射刘毅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今之中正, 不精才实, 务以党利;不均称尺, 务随爱憎。所欲与者, 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 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 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 不顾才实, 衰者削下, 兴则扶上, 一人之身, 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 或以计协登进, 附托者必达, 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 必见割夺;有私于己, 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度, 由世家大族充当中正官, 他们在品第人物时, 专讲家世门第, 真正的贤才反被排斥, 而贵族子弟尽管无才无德, 却可以凭借其显赫家族背景担任高官。东晋诗人左思《咏史》诗“郁郁涧底松, 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 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 英俊沉下僚”, 描述的旧是下层人士遭受门阀制度压制的现象, 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不满。

而在科举时代, 下层人士历经艰难奋斗得以骤至卿贰的故事, 我们已屡见不鲜。这点可以从描写科举制度的小说《儒林外史》和官学史料中得到佐证。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言中说:“稗官为史之支流, 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作为一部批判科举制度的小说, 《儒林外史》也同样反映了科举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梁启超曾言:“《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 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 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 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虽然讽刺了周进、范进在科举制度下的麻木和人格的萎缩, 但是也客观反映了下层人士可藉由科举制度向社会上层攀升的这一客观事实。

宋真宗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房, 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随人, 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要遂平心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反映了社会下层人士对由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而流传甚广的《神童诗》“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就是下层士人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的真切写照。所以, 科举时代才有“蓬门之下, 或有兰香;茅茨之屋, 或有王公”的说法。

《明实录》:“绩学博一第者, 强半寒素之家。”也就是说靠读书然后登科做官的人, 有一半以上是出自贫寒之家。潘光旦、费孝通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书中做过统计:清朝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 在科举录取总人数中约占13.35%, 而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 约占33%。

随着封建制度土崩瓦解, 科举也被废除。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但我们也不能把一切的罪恶和耻辱加之于它。《儒林外史》中, 马二先生虽然迂拙不堪, 但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敬仰, 却是多数士子的心声。第十三回, 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 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 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 行寡悔, 禄在其中’, 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上, 这是极好的法则, 就是夫子在而今, 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 行寡悔’的话。”这一段话通常被当成是对科举制度的典型讽刺。可换一个角度, 这正表明科举制度在当时是被认可的。

二

科举制度废除之前, 人们对它的赞誉俯拾皆是。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 盛赞科举选官制“条式具备, 可守而行, 至公无私”, 是一种公平公正的选官方式。欧阳修也认为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

废除科举后的第五年, 梁启超宣称:“夫科举, 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 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 不胜其弊, 及一八九三年, 始改用此种试验, 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 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 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 自此法行, 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 我乃惩末流之弊, 因噎以废食, 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废除科举后的十三年, 孙中山说:“往年罢废科举, 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 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梁启超和孙中山认为在封建社会, 科举作为一种取士制度, 自身并无不良, 只是考试的材料不良而已。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这样描述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此制用意, 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 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 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 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 公开竞选, 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此制度下, 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科举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了各阶层身份地位攀升的可能性, 并且在操作层面也上力求公允。《明史》记载, 宰辅张居正的儿子几次科举都未能取中。《儒林外史》中, 中堂之子娄三、娄四公子, 状元公之孙杜慎卿、杜少卿, 贵州总督之子汤实、汤由, 南昌太守蘧佑之子蘧景玉, 其孙蘧公孙等, 都是世家大族或者是官宦人家的子弟, 但是这些人都未曾中进士。由此可见, 科举时代, 权利世袭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家贫、亲老, 不能不望科举”是社会底层对它的热望与信任, 这也是它被社会所下层认可的根本原因。

1838年, 西方人默德赫斯特 (Medhurst) 称赞科举:“该制度的好处显示出来, 它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接纳各阶层的人。在这个制度面前, 等级制度被废除了, 不分尊卑贵贱, 财产和等级失去了其优势, 穷人只取决于勤奋与否, 也能得到高官显爵。在那些布衣之伍, 靠勤奋而跻身国家要臣之列, 把握国家之权柄者, 例子不胜枚举。”科举制度所创建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选官机制, 蕴含了不分阶层、不论贫富、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等丰富的现代精神。

当代研究科举制度的专家, 厦门大学张海峰教授称赞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西传欧美, 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物质领域的“四大发明”。所以, 我们更应该去挖掘它的现代价值, 而不是去丑化它。

参考文献

[1]房玄龄, 等.晋书·刘毅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2]《明实录》 (神宗实录) 卷五三五“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10143.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官制与官规》[M].北京:中华书局, 1989:68.

[4]《宪法为立国之基础——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时的演说》 (1918年2月7日) , 《孙中山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7:529.

[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405-406.

[6]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与汪龙庄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334.

科举考试 篇9

一、加强对考卷和阅卷方式的防范

1.糊名制度。《隋唐嘉话》中记载“:令试日自糊其名, 暗考, 以定判之气。”这就是糊名制度的由来。糊名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开始实行, 在宋代的时候被称为“封弥”或“弥封”, 具体做法是在科举考试结束之后由考场专人负责用纸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 然后再把考生的试卷交给考官评阅, 最后在统计考生成绩的时候才能拆封、公布应试考生的姓名, 否则即认定为作弊。糊名制度对防止科举考试营私作弊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公正地选拔官员。

2.誊录制度。誊录制度, 具体来说就是在科举考试结束之后, 由考场专人将考生试卷交给专门负责誊录试卷的书吏誊抄为副本, 然后将试卷的副本交给阅卷官评阅的制度。根据宋人的记载, 在糊名制度实行之后, 科考场上又出现了考生在考试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问题, 考官可以以标记和暗语来辨认与自己有关联的考生试卷, 从而提高该考生的考试成绩。为了防止这种科考作弊问题, 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朝廷开始在科举考试中实行誊录制度。誊录制度的实行, 对考生试卷进行誊抄, 进一步减小了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可能性, 进一步强化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3.试卷的评阅、磨勘制度。在唐代, 科举考试实行的是考生参加考试与荐举人荐举相结合的制度。荐举人一般由考生自行选定, 但是荐举人举荐考生的依据就是应试考生平时写的作品。此外, 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没有对考生的试卷实行糊名, 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的姓名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主考官的面前, 这就使得主考官在评阅考生试卷的时候拥有很强的主观权力, 主考官也容易出现营私作弊的行为, 难以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

在宋代, 朝廷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科举考试试卷等级的评定规则, 即为“双重定等第”制度。“双重定等第”是指应试考生的试卷会先首先通过两位考官的评阅, 然后由第三位考官根据前两位考官所评阅的试卷成绩来确定考生的等第。也就是说, 同一份试卷先由第一位考官评阅之后, 将第一位考官给试卷定的等级弥封起来, 再由第二位考官评阅, 之后第三位考官拆开前两位考官所定的等级封条, 如果前两位考官所给的试卷成绩没有不同, 那么就以此确定考生的等第;如果前两位考官所给的试卷等级相差过大, 那么只能以第一位考官或者第二位考官所给的试卷成绩来定考生等第。这种对试卷“双重定等第”的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考官评阅试卷的主观随意性, 也有效避免了只由一位考官给考生试卷定等第而可能出现的科考作弊行为。

明清时期, 科举考试的阅卷程序非常的严格。首先, 外帘官将考生的试卷糊名、誊录、对读之后送入内帘, 然后内帘的官员才能开始评阅的工作。在试卷评阅过程中, 主考官让各个负责评阅的房官以抽签的方式分发试卷。在评阅试卷的时候, 各房官只能评阅自己所分到的考生试卷, 不能干预其他房官评阅试卷, 也不得相互抽看应试考生的试卷, 各房官之间更不得私自谈论考试试卷中的内容。试卷的评阅, 只有主考官才有最终决定权, 各房官只是负责向主考官推荐比较优秀的考生试卷,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考官之间相互串通、营私舞弊的可能。

此外, 在科举考试试卷评阅工作结束之后, 还要对考生试卷进行“磨勘”。“磨勘”, 也就是复核。如清代制定了科举考试磨勘条例, 从应试考生的试卷到科举考试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磨勘的范围之内。

二、加强对考生及考试过程的防范

1.识认制度和搜检制度。为了防止冒名替考或者代考, 唐朝规定考生必须提供个人履历, 履历上必须注明详细的体貌特征。同时, 朝廷设置识认官, 在考生进入考场时, 专门负责识认考生, 根据考生的个人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 识认之后考生才能进场考试。此外, 朝廷还设立搜检官, 在考生进入考场时, 专门负责对进场考生进行搜查, 不准考生将片纸只字带进科考考场。

2.准考证制度。考生进入科考考场时, 还必须出示“识认官印结”, 即相当于现在的准考证。如在清代, 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准考证被称为“院试卷结票”。清代规定, 考生必须在科举考试之前亲自去指定机构领取“院试卷结票”。如果考生在进入考场时不能出示“院试卷结票”, 则不能参加本届考试。此外, 在“院试卷结票”上必须填写有考生详细的家庭信息如曾祖、祖父、父亲、老师甚至是邻居的名字, 同时, 考生的“院试卷结票”上还必须有两位担保人的签字画押, 以备在考试的时候验明考生的真实身份。

3.互保连坐制度。所谓互保连坐制度, 就是指朝廷将属于同一地区的所有考生, 按十个考生编为一保, 在这一保十个考生当中, 只要有一个考生出现冒名代考的情况, 其他九个考生也要受到惩罚, 更严重的可能是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此外, 还加强考试过程中的监督, 在宋理宗宝庆二年, 考生入号房后, 每个考生都有号军一人监视, 并由御使进行场内巡视。防范作弊的措施可以说是全面具体。

三、加强对考官的防范

1.考官的任命制度。在唐宋时期,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被称为主考、主文等, 由主考官全面对科举考试的每一个环节负责, 如考试命题、试卷评阅、最终确定选拔录取名单等等, 主考官是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录取官员的关键性人物。此外, 朝廷任命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般都是进士出身的高品级官员, 这也成为以后历朝历代所遵循的惯例。唐代的主考官是朝廷设立的一个专门职位, 权力非常大, 考务人员也相对比较固定, 易于考官营私作弊。宋代则将主考官改为朝廷临时派遣, 年年更换, 且品级较高。明清时期, 朝廷又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主考官的品级, 但主考官都是朝廷任命的临时性职务, 属于临时派遣, 在科举考试结束之后主考官仍要回到原来的职位。

2.锁院制度。锁院制度, 就是指在科举考试开始到完全结束这段时间里, 主考官必须一直在贡院中居住, 不得与外界联络。为了防止主考官出现考试漏题或者受别人请托录取考生等徇私舞弊的行为, 在宋太宗淳化元年, 朝廷开始规定, 主考官在进入贡院之后, 便不得与外界进行联络。这项举措被称为“锁院”, 此后也成为历代定制。锁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主考官考前漏题、考后说情的可能, 对防止科考作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回避制度。“别头试”, 是指朝廷为考官的子弟专门设立考场进行考试, 也就是说主考官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朝廷要特设考场, 主考官应当回避。“别头试”制度在唐代时已经开始实行, 只是时兴时废, 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在宋代“, 别头试”制度已经在解试、省试中普遍实行, 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制度。此后一直为历代所沿用。“别头试”制度的实行, 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主考官因与考生存在亲属关系而出现作弊行为, 有利于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

4.殿试制度。殿试最早出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 但没有形成定制。在宋太祖开宝六年, 因为有落第的考生上告主考官在选拔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正的情况, 宋太祖就亲自在讲武殿命题对这一批录取的考生进行复试。从此, 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 为元、明、清所沿用, 殿试就成为常制。殿试的最初目的是皇帝复查主考官的作弊或失误情况, 之后逐渐成为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 提高得第者身份的一项重要举措。殿试的时候, 皇帝是主考官, 大臣是读卷官, 由皇帝亲自御定名次, 得第者都称为“天子门生”。在宋代时, 朝廷禁止进士得第者向主考官谢恩, 并且规定得第者和主考官不得以“座主”、“门生”的名号相称谓, 此外北宋皇帝还有意通过殿试来抑制朝中那些权贵子弟的升进。更为重要的是, 殿试制度的实行, 把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最高权力收回到皇帝手中, 强化了皇帝的权威, 杜绝考官通过科举考试私予恩惠、营私作弊。

四、科举考试作弊的防范举措对我们的启示

“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回顾和反思古代科举制度史上对考试作弊的防范措施, 学习借鉴古人在科举考试管理上的经验, 给当前的考试管理制度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一是更新教育理念, 重新定位考试。二是加强考试立法, 强化对考生、考务工作者的法律规范。三是建立诚信档案, 严格执行考生作弊的处罚措施。四是严格试卷管理。五是采用高科技手段防范作弊。六是加强招考人员建设。

摘要：本文以科举制度史上防范考试作弊问题为研究对象, 阐述了隋唐以来历代制定的防范科举考试作弊的主要举措, 其许多做法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科举制度,考试作弊,防范,启示

参考文献

[1]王培宇.科举制度史上的作弊防范及其当代启示[J].教育与考试, 2010 (1) .

[2]张跃先, 杨增洪, 马爱兵.科举考试中的防弊措施及其启示[J].长治学院学报, 2010 (3) .

[3]毛丽萍.千年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及其现代思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8 (1) .

[4]冯会明, 刘佩芝.试论宋代对科考舞弊的防范[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1) .

[5]周宝砚.宋代科举考试防弊举措及其启示[J].世纪桥, 2012 (17) .

[6]张利.宋代科举考试防弊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 2007 (136) .

[7]廖亚菱.科举考试舞弊、防弊及对现代考试的启示[N].西南大学, 2006.

科举制度与人才问题 篇10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起,至今已过去110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过革命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科举”在人们头脑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举被废既是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屡被嘲讽成古代教育制度失败的一个负面标本。但是,自从科举废除之后,恢复科举的呼声就一直存在,从梁启超到任继愈再到当今的许多学者,人们发现了科举制度的很多正面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阶层流动性差,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公平性与公信力不足,只有恢复科举才能做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解决教育问题和人才问题。

重新认识科举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一般人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就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隘。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

科举制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知识群体身份的合理分类。科举考试是一次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如考中进士的可以进翰林院,有机会当上宫廷里面的大臣;考中举人,虽然进不了中央一级的机构,但可以当县官,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中层干部;只考中秀才,县官当不上,那就在乡村里面当教书先生,当一名乡绅。科举是一种选拔和安排人才的机制,基本会严格按照考生考试时显露出的才能,分别配置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种虽不是绝对均匀,却相对合理的分布状况。

第二个特点是,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始终不变的,这是它跟贵族等级制度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试,就有可能进入官僚行列。相对应的是,中了举当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还得返乡服务。既然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尽量均匀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上下循环更替流动,它就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官员们不管当过多大的官,大都会选择退休后还乡,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贡献。而当代社会则无法提供类似的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层。

所以,按照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姚中秋的理解,科举制度做到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在科举制度之下,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一制度将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更为有利于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科举让民众重视教育,形成了中国式教化之道,塑造了中华文明极为独特之处。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五四”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平、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或许就借鉴了科举制度。明朝末年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就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1621年在英国出版的伯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在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说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也认为,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一切荣誉利益都从个人能力的平等竞争中得来,这远甚过当时西方的世袭贵族制度。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倡导废除科举的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也表示应恢复科举:“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现代大学者任继愈晚年也说:“我们应该学习过去科举的方式来改革中国的教育。”他认为,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很优越,而且公平、严格,还能让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向学之风,不像现在只有学校教育而缺乏家庭、社会的教育风气。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堪称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只是英美等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经典内容。如1855年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初建时,考试的内容均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避免了中国科举考试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

人才问题的症结

科举三场考试兼顾的是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的确,科举制度是一种经过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它使得普通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天赋进入上层,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而现今的人才选拔制度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人才上升管道不畅,人才甄选还做不到彻底的公开、公平、公正。

但是,在今时今日重建科举制度并不可行,或者说,当代的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就是如今的科举。

科举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科举制并非单一的制度,它的设计和运行,与皇权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跟基层地方宗族的产生和培养也是一体共存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通过上下不断循环、不断演变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现代已经没有传统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堂君子到乡村士绅这一整套的体系。传统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宗族制度也被废除了,没有宗族制度在基层做人才储备的依托,士绅阶层随之消失,没有士绅的支持,科举制在地方社会是很难推行的。所以,当今人才问题的一个症结在于,我们教育和培养出来的都是迎合市场、迎合需求的“人才”,而非君子、绅士,没有道德的血脉、理想的脊梁,如此“人才”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另一方面,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了科举考试制度,是科举的变相复归。只不过,没有学到科举的精华,反学到了科举的糟粕,将科举中的官本位文化延续了下来。结果,高考绑架了教育,中小学教育以高考为教学宗旨,不考的,老师不教,学生不学。如此,人才培养和教育模式难有创新,难有突破,顶尖的人才更难以培养出来。

要解决当代的人才问题,自然需要借鉴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多下功夫。正如历史学家杨念群所说:“科举三场考试兼顾的是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其学问导向甚为妥帖,现代教育则一味追求实用,而没有人文的根基做底盘,培养出的人才自然难免步入偏颇之途。”

历史上“零纪录”的科举考试 篇11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延揽人才、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中，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野无遗贤”常常被统治者当作政治清明来炫耀。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很得意地看着鱼贯而入的社会俊彦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总体来看，科举考试还算比较公平，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用人体制，让更多的社会底层才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当然，历史上也有几次科举考试十分荒唐，我们姑且称为零纪录的考试，至今仍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零录取率的考试

公元746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初到长安求官，当时唐玄宗正沉湎盛世的繁华和温柔的富贵梦里，已经懒得亲自处理政事，把“外朝”交给李林甫，“内朝”交给高力士。第二年，即公元747年，杜甫等一大批当时杰出的才子参加玄宗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举”考试。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李林甫，他是当朝宰相，但却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对于朝中百官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或者官位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像张九龄、严挺之、贺知章、李邕、李适之、房绾等一大批杰出人物都受到了李林甫的迫害甚至暗杀。他尤其嫉恨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封赏进官的士人，害怕朝外的贤士得以接触皇帝的机会，上书揭露他的本来面目，痛陈他的奸恶。所以这个“口有蜜，腹有剑”的宰相便千方百计地阻塞言路。结果参加“制举”考试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也就是说，那次考试结果的录取率为零。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对考试结果，他自己还向玄宗上表祝贺：“天下贤士都在为国报效而没有遗漏，这是多么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啊！连尧舜明君都不能如此明察秋毫吧！”而更加可悲的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竟然默认了这样的考试结果。参加那次考试受到愚弄的还有著名诗人高适和元结。在人类考试的历史上，零录取率的纪录恐怕至今也没有谁能够打破的了，而这次的考试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耻辱考试。

零岁考生录取的纪录

一代奸臣秦桧，由于在绍兴议和卖国有功，先后把持朝政十九年之久，他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不但如此，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年龄不到一岁（只有九个月）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他利用手中权力，任命其亲信御史中丞魏师逊、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吏部郎中权太常少卿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等人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从而可以取得高官厚禄。于是，他们就串通作弊，准备录取秦埙为状元。后经人揭发，状元没有当成，但也高中榜眼（第二名），这对于那些穷数十年时间皓首穷经的举子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更有甚者，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其侄子秦焞秦焴、姻亲沈兴杰、朋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零活着回家考生的考试

张献忠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七年（1644）8月9日攻破成都，起义军号称60万大军进入成都，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王位，成为大顺第一任皇帝。这年秋，眼看着清朝军事节节胜利，自己的大顺政权摇摇欲坠，为了不给新政权留下人才，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征集四川各地举人、贡士、监生、民间才俊、医卜僧道、隐士应试，有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就被“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到了成都后，他以方便管理为名，将所有考生十多万集中在成都青羊宫，一个不留，全部坑杀，自谓“无为后人有也”，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抱着希望来替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全部命丧黄泉。张献忠的残忍变态行为遭到了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掉转枪口，迎接满清入川，共同对付毫无人性的大顺政权。很快，大顺政权就在四川人民的唾弃中灭亡了，张献忠不久就在盐亭县凤凰山中箭身亡。

零有效的考试纪录

零有效的考试就是指考试结果公布后，全部推翻，而且原来录取的考生在第二次录取时一个也没有录取，甚至有的考生不但没有录取，还因为这场考试丢掉了性命，这场考试就是发生在明代洪武三十年（1697）的“丁丑科”会试。洪武三十年（1397）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骚乱。3月5日，是三年一次的“会试”放榜的日子。这天，黄榜一开，人群大哗。原来金榜上的所有高中举子都是南方人，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科举考试中是非常罕见的。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北方的考生们认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都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由于吏部处理不够及时得力，这场学子的骚乱最后演变成一场暴乱，京城南京陷入动荡之中。朱元璋得知消息后，他一边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一边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经过查实，本次考试并没有作弊，南方举子的考试成绩确实都比北方举子的成绩好，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属实的。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位刚正、不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没想到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气得将刘三吾赶出京城，还把其他几位考官都撤了职，重新组织考试。北方举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大声欢呼，得寸进尺，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次由朱元璋亲自督考，主持复试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很不知趣，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说北方试卷确实不如南方卷，原来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是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以蒙蔽皇帝。他宣布，以前的结果一概无效，由自己亲自裁定。一个月后，复审结果宣布，这次朱元璋又走了极端，新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的举子都没有。更可悲的是，参与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和一些考生被指称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全部被处死。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并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问题，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可怜一批正直不知变通的大臣成了专制体制下的牺牲品。

链接·历史上的科举四宴

屈殿奎

从隋文帝杨坚废除了士族特权的选举官吏制度——九品中正制后，实行开科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一直沿袭了1300余年，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办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封建科举制度能延续这样的漫长时间，与封建统治者着意笼络知识分子的办法是分不开的。在科举制度中列为成规的科举四宴，就是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例证。科举四宴中的鹿鸣宴、琼林宴是一种文科宴，会武宴、鹰扬宴为武林宴。

鹿鸣宴兴起于唐，是为新科中举的举人（称为举子）而设的宴席。在省城举办的乡试以后，由州、县长主持宴请中举的士子，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悠悠鹿鸣……”而取名为“鹿鸣宴”，有祝贺之意。《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每年仲冬……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僚属，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也写到：“杨侯始冠，举于其鄉，歌鹿鸣而来也。”

琼林宴是通过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为新科中进士而举行的宴会，起于宋代。“琼林苑”是设在宋京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因之称“琼林宴”。《宋史·乐志四》又载：“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于辟雍，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所以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

鹰扬宴是武科乡试放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共同参加的宴会。所谓“鹰扬”是取威武如鹰高高飞扬的意思。

会武宴是武科在皇宫殿试放榜后在兵部举行的宴会，其规模排场浩大，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高考论争与科举隐喻 篇12

一、当代高考论争中的科举隐喻

以科举隐喻高考, 并非当代高考论争中的发明。“文革”时期有关高考的批判中, 科举隐喻现象已经比较突出。如有人说“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很广, 影响甚大。……它是新的科举制度, 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1]。还有人说“文革”前的“升学考试”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流毒和变种。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就是一小撮人‘层层考试, 步步高升’, 把四书五经、三教九流污秽合一”[2]。到上世纪80年中期以后, 随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的加剧, 教育界围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日趋热烈, 尤其是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 批判高考、主张取消、废除高考的声音此起彼伏, 科举隐喻更大量出现。最常见的是在标题中直接以科举隐喻高考, 如《勿使高考变成当代科举》[3]、《取消现代科举》[4]等, 更多人是在文章中以“现代科举”、“当代科举”、“新科举”、“科举幽灵”等来隐喻高考[5]。著名学者许纪霖指出, “不要看科举制度废除了百年, 但科举之历史幽魂, 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 继续缠绕在国人的心头”, 又称“哀哉神州!百年之前科举制度已告废除, 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 木乃伊归来了”[6]。龙应台在分析当代大学生为什么“关心面那样狭窄”现象时, 认为激烈的竞争环境让学生形成“只要把书读好, 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观念, 并认为“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7]。

总的来看, 高考论争中的科举隐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科举的消亡隐喻高考必然而且必须被废除;二是以科举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弊端直指高考给现代教育带来的种种“灾难”;三是以科举制度中的某一部分隐喻高考中的相应形式与内容, 如以八股文隐喻作文等。值得注意的是, 在高考论争中的科举隐喻, 暗含着强烈的价值取向。由于“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 科举制作为被批判的对象, 成为‘封建教育’、‘落后’、‘腐朽’的代名词”[8], 因此, 科举隐喻事实上已经成为取消高考制度的一个利器。这也成为高考制度支持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 即如何消解科举制度在社会大众中的印象。相应地, 重评科举制度也就成为高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试图证明科举制度并非“万恶之源”, 另一方面强调科举制度与现代高考的差异性, 这时, 科举隐喻也大量出现在高考支持者的论述中。以高考存废以及高考改革为中心, 科举隐喻也就成为高考论争中的普遍现象与焦点问题。

二、科举隐喻:从相似性到同一性的冲突

在反对统一高考的人看来, 科举隐喻所以成立, 来自于统一高考制度以“指挥棒”引发“片追”现象, 导致中学偏离“素质教育”的轨道, 走入“应试教育”的怪圈。他们认为, 这种“应试教育”导致了学生的沉重负担, 摧残学生身心健康, 忽略道德培养, 导致知识与能力的脱节, 扼杀学生乃至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既然这些特征与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如此惊人相似, 高考不正是科举的翻版、科举的复活?不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科举?在其看来, 由于高考的存在, “应试教育”造成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巨大的考试压力。在论者看来, 由于高考的存在, 高校以考分作为录取的唯一准绳, 意味着严酷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 学校、家长对学生层层加码, 学生往往需要承受巨大的学习负担。与此同时, 高考不仅将学生困守在麻木而残酷的“考试”中, 更将这一“圈地运动”扩充到“考家长”、“考学校”、“考社会”。正如论者所说:“若说中国的家长, 为了这场考试, 付出了半条老命, 是一点也不夸张的”[9]。

二是摧残身心健康。在高考面前, 大多数学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长期处于焦虑、紧张、担心、恐慌等消极情绪状态, 会形成个性中的特质焦虑, 严重摧残学生身心健康。

三是扼杀创新思维。传统科举考试具有鲜明的“统一性”, 政府主导的考试流程, 儒家学说的经典地位, “代圣贤立言”、“思不出位”的政治准则, 八股文“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10]。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 这些技术性标准确实对于民族创造性有相当的制约作用。当代高考的“统一性”特征使其成为“现代科举”, 对民族创新精神产生严重的禁锢作用。有论者指出, “中国统一考试制度的要害就是统一”, “这种统一泯灭人一生中最有创造性年华的发展, 让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沉湎于死记硬背和冗长繁琐的揣摩求证之中……统考制的影响在本质上与科举制读十三经并无大异……统考制度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与之有惊人之雷同”[11];高考的“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 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 弄得语文考试比之八股文还僵化。……这不但贻误了青年, 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9]。

在不少人看来, 作为“现代科举”的高考, 其罪状实在“罄竹难书”, 因此, 上述三个方面不过是举其大端而已。这种基于高考与科举的相似性而提出的高考的弊端与问题, 事实上也是切中高考的要害的。以此为基础, 高考废除论者继续沿用科举消亡来隐喻高考的废除也就顺理成章了。但笔者认为, 这样的逻辑事实上存在着将科举与高考的关系从相似性认定为同一性的误读。

首先, 从隐喻的角度看, 两个不同的事物虽然可以用隐喻的手法建立起联系, 但是, 这不等于说隐喻可以消除本体与喻体这两个不同事物固有的差异性, 也就是说, 在隐喻中语义的冲突始终是存在的。“因此, 用适合另外范畴的情况来提出某一范畴的情况, 隐喻判断显然没有直接明确地断定事物的特有属性, 也不足以反映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命题”[13]。也正因为如此, 用隐喻的手段对于理解科举与高考都存在一定的偏差。而这也正是许多反对高考者所漠视的。

其次, 高考与科举制度的相似性源于它们同属于竞争性选拔考试, 前面所列举的科举与高考的弊端也属于竞争性选拔考试在教育资源、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所导致的相同结果。但这一特征并非是科举制度灭亡的根本原因, 同样也不必然导致高考被废除。科举被废止, 实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诸多矛盾冲突交织的结果。晚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 兼之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全面危机, 最终将之废止。这一措施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自救”, 是国人急于走出时代困境、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反映, 与竞争性与选拔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正因为如此, 科举废除或者高考废除并不能解决竞争性与选拔性所带来的基本问题, 科举废除了有高考继续承担资源分配的任务, 而高考废除了, 也会有另外一种评价手段取代高考的基本职能。只要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 竞争与选拔就必然存在, 由之而带来的“指挥棒”效应、压力问题也不会消失。

第三, 高考与科举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还是不可划等号[14]。正如论者所说, “高考与科举既十分相似, 又有重大区别, 只有在深入了解两者异同的基础上, 才能科学地比较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问题”[15]。两者在考试目的、生长的时代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考试内容、手段方面也存在差别。科举与高考虽然能够建立隐喻关系, 但是在语义冲突的背后, 两种制度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也就意味着科举隐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举隐喻, 尤其是简单地从科举废除到高考废除的观点存在着从相似性到同一性的冲突。

三、直面高考问题, 走出科举隐喻的“怪圈”

当前,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不仅仅负有为高校招生、社会选才的基本职能, 更承担着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调节社会分配的重要功能, 后者对于缔造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 统一高考的发展方向是高校自主招生, 由高校来确定录取标准, 其中就包括如何使用考试成绩。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承认社会差别并以多种手段统筹协调, 逐步缩小社会差别的过程中, 坚持和完善统一高考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百年来中国在考试制度建设中走过的曲折道路证明, 一个稳定进步的社会, 应当是一个“考试社会” (在承认社会差别前提下强调能力优先, 在维护秩序公正基础上谋求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的社会) 。当前, 有关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 应当充分听取各种意见, 允许形式多样的学术争鸣与讨论。但是, 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在尊重考试历史、尊重考试基本规律基础上, 努力揭示“考试-社会”的内在联系。虽然批评者强调中国的高考改革始终落后于时代与教育的要求, 但笔者认为, 批评者固然看到了滞后的矛盾与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改革的发展, 但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待改革中所带来的矛盾纠葛。批评者往往忽略了改革实践中的利益冲突以及理想与实践的落差。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有前进、有权衡也有妥协, 这或许就是高考改革总遭人非议的原因。但“批判不应该导致对三十年高考改革整体成就的负面评价;漠视高考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与努力, 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态度”[16]。

正如反对统一高考者单纯强调科举与高考的负面作用, 不足以消解高考在当代社会的合理价值;高考维护者单纯地强调科举与高考的合理性, 也不足以抵消高考的残酷性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尤其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里, 高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值得重视与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是高考的反对者还是高考的维护者, 其实都是高考的建构者, 共同推动高考不断改革与发展。直面高考问题, 就必须面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面对当前高考与素质教育在实践中的困境。笔者认为, 高考的指挥棒作用、高考与素质教育在实践中的冲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 考试的发展方向是由非营利组织或者各省联合考试, 因此考试内容将从以中学课程为基础向能力立意、素质立意转变,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也将逐渐弱化。其次, 随着高考的发展, 高考的职能将由复杂、过于负重走向单纯。作为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连接, 高考的职能始终在中学教育与大学选拔之间徘徊。但作为选拔性考试, 高考唯一或者主要的使命只能是为高校选拔人才。随着考试多样化, 作为评价中学学业成绩的专门考试将取代过去由高考承担的职能。第三, 提高教师素质, 让教师学会教学、让学生学会学习是当前的一个核心任务。摆脱“题海战术”的关键是学习方法的学习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让学生从“苦”中“苦”学, 学会享受学习的乐趣。无疑, 这也正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问题事实上牵涉到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即高考观或者高考评价的问题。高考评价, 可以理解为主体对于高考制度于人的意义的一种观念性掌握, 是主体对于高考制度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所作的判断。高考是一个大众话题。可以说, 每个人都和高考发生过或者将要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 每个人事实上都会形成个人的高考评价。普通大众对于高考制度事实的了解, 主要以自己的个人体验或者情绪为出发点, 他 (她) 的认识方法、认识手段都是非专业性的, 了解的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 情感对认识结果的解释和评价具有相当的影响。作为研究者来说, 尽管他 (她) 也有相当的情绪体验, 但是这种体验在揭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人类利益的同时, 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社会和人类利益。其次, 研究者所进行的“学术评价”决定了它的认识过程要以科学认识为指导, 在情绪体验的背后寻找问题的症结、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并推动高考改革。如何形成科学而理性的高考观和高考评价对于高考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科举与高考研究。以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作为隐喻往往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在这面镜子中, 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和可能的演变。

摘要：用科举的命运、功能及其价值来隐喻高考, 是当代高考论争中的普遍现象, 更凸显了高考制度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但是, 科举隐喻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尤其是简单地从科举废除到高考废除的观点存在着从相似性到同一性的冲突。在高考改革实践中, 我们需要直面高考问题, 走出科举隐喻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