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国人的教育观

科举与国人的教育观（精选4篇）

科举与国人的教育观 篇1

摘要：本文从科举制度的产生引出科举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而从价值观念、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方面探讨科举文化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因素以及对当代文化教育体系的建构具有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科举文化,当代文化教育,建构

一、科举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一)初创

在科举制度推行之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主,这样的选官文化强调的是家族地位。汉代的察举制没有严格的选举标准和考察方式,因此难免会造成选拔人才时的不公平现象,小地主阶级和贫寒人士很难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人才容易被埋没。隋炀帝大业二年,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考试取制度开始实行,由于相对公平,科举考试取制度受到士大夫的欢迎。科举制度在创立之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特征,把管理国家的权利下放到平民阶层,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发展

在唐代,科举考试范围开始扩大,不仅有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还有进士科考试时务诗赋等等,此外还出现了武举,这对唐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代,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确立三级考试的制度,府试、省试、殿试,并且严格管理考试,锁院、糊名、誊录,使考试更加规范、公平。在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实现极大融合。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元代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成就,科举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使北方的游牧民族感染了读书向学的风气。北方游牧民族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元代科举文化极具民俗色彩,但同时又有一定的民族狭隘心理。

(三)从兴盛到衰败

在明代,科举考试达到兴盛阶段,科举考试和官办教育体系相结合,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高度规范化,并形成了完备的功名体系。明代科举考试和宋元一样,只设进士科,考试科目单一,忽略了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科举内容的僵化和考试的程式化终于使科举制度走向了衰落。明中后期世界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变革,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众追求功名而不务实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清代,读书人只读圣贤书和写作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因而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制,存在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虽然科举制度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但是某些价值观念和物质遗产却留存了下来。

二、科举中的文化因素

(一)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居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核心地位,科举文化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儒家思想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儒家文化强调“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学生不分高低贵贱,这对于科举文化公平公正的录用原则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奴隶主贵族控制着文化和政治,而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有习俗,给予平民学习的权利。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而许多贫寒之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布衣卿相”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很多文人埋头苦读,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功名,这与儒家“学优则仕”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科举制度文化

科举制度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代光绪年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即科举制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便于君主的专制统治。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控制政权的局面,科举考试的标准和制度由中央来定,人才的选用也由中央来决定,这就为统治者广泛吸收人才为中央效力打下了政治基础。从经济层面来考虑,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商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大批的读书人把时间耗费在科举考试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抑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教育的层面来考虑,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使教育具有导致一种功利性,并且受科举考试内容和评定方法的制约,人们读书的内容和做学问的方法也受到了限制。

(三)科举物质文化

科举制度在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科举文物和科举建筑上。如敦煌科举文书中就存有不少关于科举制度和科举习俗等方面的记载,这是后人认识和研究科举文化的重要资料。在科举建筑方面,贡院作为科举考试的地点,是科举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贡院产生于唐代,是科举文化兴盛的产物,在南宋时期被大量兴建并普及,这与参加科考人数的增长有很大关系。如南京江南贡院曾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馆内的碑刻、书画、建筑,都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三、当代教育体系的建构

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是科举文化却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对当代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弊端,某些方面与现代教育注重素质教育的要求不相符,但科举制度也有许多值得现(下接第209页)代教育借鉴的地方。

(一)政府主导下,加强学校教育的体系化建设

科举制度是为了便于中央集权,其选拔人才是为统治者服务,选拔人才的权力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中;现代教育培养的人才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同时教育的发展是以人为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隋朝以后,科举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唐代开始分科办学,学校教育和各种制度也比较完善。明清时期,考试等级明确,有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这种考试文化对现代教育的考核方式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学校教育应平衡好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综合性院校与艺术类、师范类、高职院校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并采取的不同发展措施。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要有机结合

在封建专制政体的父权社会下,除部分宫官外,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这就使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只限于男性,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女子读书持一种淡漠态度。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尊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当然科举文化中也包含一些可取之处,贫寒之士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采用糊名法、誊录法等措施杜绝作弊等。而当今社会,存在着许多考场作弊和靠关系的现象,与教育公平的理念是不相符的,因此,现代教育体系应有严密的监督机制,赏罚分明,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教育的质量。科举制度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力、想象力,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少,知识面过窄。现代教育体系要吸取应试教育的教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素质教育,并加强教育质量的评估。

(三)教育制度改革与整个社会相关领域协调发展

文化与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之间的关系密切,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教育更是与社会发展和需求息息相关。因此,教育制度改革要与整个社会相关领域协调发展。科举文化在封建制度兴盛的时候繁荣起来,随着封建体制衰落而最终废除,可见教育体制的发展不能忽略社会政治以及外来环境等因素。在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其实也是为发展经济打下基础,在城市地区的学校要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受教育情况,同时,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出去,如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平台作用。

浅谈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 篇2

科举取士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 经过分科考试, 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 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并伴随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终结。根据资料显示。“科举”这一名称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中产生演变而来的。开皇十八年七月, 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 笼络人心, 加强中央集权,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诏京官五品以上, 总管、刺史,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从此, 便开启了分科举人的制度, 科举更从此演变而来。

科举制度的萌芽是在南北朝后期, 正式成立在唐朝, 宋代历经改革、完善, 一度衷落在元朝, 经过明清时期的鼎盛, 并最终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写完结篇。科举制度历经数代的风雨改革, 此消伏长, 历经多次废止, 而又重新站起。到其后期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成为了封建王朝笼络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都成为书呆子而心甘情愿、毫无抱怨地听其使唤的一种卑劣的手段。由于科举制度只注意四书五经、文学诗赋, 严重地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也由于其忽略自然科学, 不利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并使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世界领先到逐渐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最终陷入落后状况。如何一种制度已经无法在一个大一统、多元化、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近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了, 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1905 年9 月2 日清政府正式下诏:“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时代于1905年写下了它上千年的结篇。

二、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关系

(一) 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 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前身。因此, 两者有着相似之处, 它们都适时而生, 历经数次变革, 强调以考试为基础, 强调公开竞争, 强调自愿报名原则, 扩大了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出路。在科举制度建立初期, 考试科目较多, 内容灵通, 真的可以选拔出有真才实干的文士。到了后期, 尤其是明清时期,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专注于四书五经, 以固定八股文为考试文式, 因此最终走向衰落。现代教育制度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不断发展。

(二) 不同的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模式

众所周知, 科举制度发展后期, 其八股文的形式和四书五经一些固定的千百年不变的知识, 让读书人一味死读书书, 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读来读去就只局限于这一些近似乎愚民的知识, 人的个性丧失了, 才智被扼杀, 人成了应付科举的工具, 状元爷们整天被一堆之乎者也围绕, 不可不谓之“读书虫”。而当代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想能力, 注意培养和保持学生的个性, 并在社会中表现出来。同时, 教育方式也不再是单方面的输入, 而是师生间的互动, 沟通, 交流。与现代教育模式相匹配的, 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其考试内容涉及面广、领域多、范围大, 形式多变、变通, 除了笔试, 还有面试, 除了政审, 还有专业要求, 有原则宗旨要求, 有实践能力要求, 有实际能力要求,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 必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对人民服务的态度, 知识能力不少, 实践能力更缺不了, 当然, 在这内容之下选出来的精英才可谓是真才实干的能人, 知识结构好, 动手能力强, 组织能力行。选官制度中内容的不同, 选取的人自然不同, 内容合理科学才能真实地测量出人的能力水平, 才能真正为人民选取能干的人民公仆, 好好地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

(三) 不同的社会地位

其选官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考科举, 曾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由于当时重农抑商政策, 即便从商发达了, 也希望能借钱以买来一官半职, 这才算是真正的扬眉吐气了。而现代教育制度, 提供真才实干, 鼓励创新创业。虽然从政的职业选择依然热门, 可谓高而难下, 当然这是由于与其高要求相对应的职业的稳定性、待遇的优越性, 但也不再是像当年科举一样唯一出路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许多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 人们不再一味地朝政府里涌, 外企、私企甚至于自主创业, 也是不少人的心头所好。这一切的一切, 都归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都归于教育模式的改变, 都归于人民思想的转变。

三、总结

科举与国人的教育观 篇3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4·23”是世界读书日, 4月22日,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了《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2008》。相对于第四、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第六次调查结果让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感到, “该读书的人不读书、该读书的时间不读书、该读的书不读”现象如今仍然存在, 但已经有了缓和, 甚至出现转机。郝振省说, 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从2007年开始, 我们的纸质图书阅读率止跌回升, 去年回升了0.1个百分点, 今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当然这也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但是在数字出版迅猛发展的情况下, 传统阅读还能回升很不容易。现在世界各国的纸质图书阅读率都在下降。另外, 也感受到我们的阅读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得到政府的重视。这次调查有一组数据, 47.5%的人表示“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 34.5%的人表示“没有读书的习惯或不喜欢读书”, 甚至还有2.9%的人认为“读书没用”。郝振省认为“不习惯”读书主要和应试教育模式有关。应试教育给青少年很沉重的负担, 使他们从小学开始, 除了教科书外, 还要用大量时间消化各种教辅材料, 家长在这方面也很舍得花钱。这样的后果就是败坏了学生的阅读胃口, 或者说使得学生在不需要应试时, 也对读书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抗。我感觉, 应试教育使得整个教育界没有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作为重要方向来加以考虑和保证。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篇4

在宋代历史上, 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 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 令人肃然起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 公罪不可无”的话, 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 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话, 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可说到底,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 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 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 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 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 一方面期盼着自己仕途的发达。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 早年有过清苦求学的经历, 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 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 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正因为如此, 他为政尚可守正, 居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 他讲求奢侈。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 每日必餐。一天, 他游自家的后花园, 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 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 随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随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 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 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 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 生活上还是有别, 大宋注意分寸, 小宋却奢侈放纵。一次上元节夜里, 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 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 闻听昨夜烧灯夜宴, 穷极奢侈, 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 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 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真是毫不掩饰, 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 满足于享乐, 这倒也罢了, 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 没有胡作非为, 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 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 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他们随波逐流, 争权夺利, 甚至为所欲为, 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 更将为人的良知放到一边, 连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 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 一味迎合帝王。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 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 就询问国库的底子。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 明知此举劳民伤财, 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 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 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这之后, 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 既担心遭到反对, 又怕落得恶名, 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 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 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果然, 无人敢提出异议。

更有甚者, 则是那些败坏国家根本利益的官僚。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 论学问知识, 论书法造诣, 水平都是绝对的上乘。可此人罔顾国家利益, 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需要, 肆意破坏秩序政纲, 以朝廷的名义巧取豪夺, 致使民怨沸腾, 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蔡京四度当政, 贪恋权位, 毫不在意外界观感, 即使“目昏眊不能视事”, 也不知退位。当他一度失宠时, 竟不顾起码体面向宦官哭诉求情。于是上行下效, 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 以权谋私、卖官鬻爵、贪污索贿的现象比比皆是, 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 见怪不怪, 终于导致王朝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随后被金军灭亡, 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