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官瘾史

中国人的官瘾史（精选9篇）

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1

不可否认, 山寨建筑这样一个名词, 是在近一两年出现的建筑话语。它的得以命名, 显然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山寨手机等数码产品的戏仿。如果抛开词语的形式套笼不说, 我们或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山寨建筑这样一个词语之前有没有山寨建筑呢?中国当下风行一时的山寨建筑在历史上有它的根源吗?

至少在笔者看来, 答案是肯定的。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 我们大致可以综括出这样一条粗略但却不失明晰的历史线脉:从19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向北京看齐, 再到上世纪后期迄今全球资本时代的西化风潮——这就是中国山寨建筑的历史谱系所在。

60年的城市化运动史, 山寨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直尾随着中国城市和城市建筑的建设进程不曾离去。今天, 我们唯有正视它, 才能真正想办法去解决它。本文即从这三个历史阶段入手, 试着去为读者归纳这段不那么痛快, 然而却须得面对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作家铁凝在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中, 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所在的城市:“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从50年代开始, 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 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 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 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 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 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 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 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 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 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 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 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

如同“安德烈”这个后来被认为“很苏修”的名字, 在中国各地拔地而起的众多苏式建筑基本上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 它们或直接出自于援华的苏联建筑师们的手笔, 或是中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山寨成果。当时, 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一五”期间, 由苏联老大哥援建156个工业建设项目。铁凝小说中所写到的纺织厂应该就是这156个援建项目中的一个。

当时, 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援建项目多涉及城市标志性建筑, 再加上“向老大哥学习”的社会政治语境, 苏联风格建筑成为主流。各地纷纷建造起模仿苏联风格的建筑, 包括省级政府机关以及50年代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大学的主楼等。这些仿苏式建筑, 有些可能采用了苏联方面留下的图纸, 比如因刀郎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那句歌词而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八楼”, 也就是新疆昆仑宾馆, 和北京前门饭店 (前苏联援建项目) 用的就是同一张图纸;有些则是借鉴了苏联建筑的风格, 比如清华大学的主楼, 传说是莫斯科大学的再版。

今日翻阅中国的城市版图, 我们仍能看到一些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所熟识无比的“苏联记忆”。比如上文提到的“八楼”, 叫它“八楼”是因为它是当时新疆最高的建筑, 就好比后来广州人把广东国际大酒店称为“63层”。而对于北京人来说, 类似的记忆是由北展、“老莫” (莫斯科餐厅) 所牵引的。北展原名“苏联展览馆”, 它由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 1954年建成, 建成后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北展曾经是北京最高的建筑, 它的大尖顶、红五星已经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尤其是塔尖上那个巨大的红五星, 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照亮前路的灯塔”。

至于附属于北展的“老莫”就更不用多说了, 我们已经在王朔的小说、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感受到“老莫”的气派和辉煌。在那个年代, 能到“老莫”去吃饭就是一种范儿, 而男生追女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请女生在“老莫”吃一顿饭, 哪怕因此花掉半年的生活费也觉得值。现在的“老莫”, 干脆用叶京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作为广告语——“梦开始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即使在北京, 三四层高的楼房也可享有“大楼”之誉。从而, 高大厚重的苏式建筑出现在其中, 便自然有了一种鹤立鸡群式的注目感。苏式建筑遍地开花, 它在沈阳、洛阳、石家庄、兰州、乌鲁木齐等北方城市随处可见, 甚至远在农村的供销社, 也采取仿苏式风格, 而且门梁上方都有个红五星。这些带着浓重苏俄风格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它们的冷峻和单调, 它们突兀地嵌入到中国城市圆融谦和的传统肌理中, 与以往的城市建筑主体四合院、胡同、庙场等夹杂相处, 在革命时代人们的想象中, 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革命生活的现实城市场域。它们形成了新中国城市史的重要记忆之一, 同时, 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植下了山寨建筑的谱系基因。

向北京看齐, 向权力看齐

很显然, 不同于此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是, 这里要说的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所以如若我们要以“阶段”去表述它, 或竟不如以一种山寨建筑的山寨倾向去表述它。作为一种山寨倾向, 它在形态上表现出对国家权力中心城市北京的极度膜拜和跟风, 其实质则是“向权力看齐”的权力欲望驱使下的变态式权力表达诉求——这一诉求的变态在于, 除了权力, 建筑的其他表达和功能诉求皆可抛却一边。通过权力这种强势性的单向表达, 建筑主体 (地方主政者) 在建筑中获得了他的“权力中心”的想象, 从而获得某种个人权力欲的虚拟实现的满足感——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此阶段的山寨建筑, 也适用于其他山寨建筑, 甚或也适用于今日在城建进程中随处可见的很多一味求高求大的政府建筑。

如果硬要给这一阶段 (或这一倾向风行的周期) 以一个时间的界定, 我们大致可以把时间确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诸多地方城市的苏式建筑, 其实可以看作五六十年代苏式建筑风行之时, 地方城市对首都北京山寨苏联之后的又一轮二重山寨。北京向老大哥学习, 地方城市虽说没有苏联专家, 主政者或不曾到过苏联考察, 但是老大哥学不到, 老二的总可以学的。北京成为政府建筑的风向标, 在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下,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建筑风潮一直风行到今天。

推之于具体的建筑风格, 最初也就是在1950至1960年代时期,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风潮体现出两种风格内容, 其一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民族形式”;其二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苏式风格为主的“红色建筑”。在政治决定性的时代语境中, 这两种风格又同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民族”、“革命”、“阶级”的浪漫外衣下, 皆包裹着红色乌托邦时代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想象和表达。除这两个风格外, 其他的建筑, 如“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平顶屋等, 都一律被杜绝。

1953年, “民族形式”的倡导者、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提出, 是否包含民族形式, 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 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他还说:“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帮助他们前进。”于是, 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 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 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另外, 这种风格也在老大哥那里得到了肯定——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内容, 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 这无疑为梁思成等中国建筑师在当时的红色革命主旋律下倡行民族建筑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理论解释。而由此也可反观出, 所谓的“民族形式”, 最终也还是要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建筑;从根本上, 它最终都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就算是这样半遮半掩的民族路线也好景不长。1954年底, 赫鲁晓夫上台, 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否定;而在中国, “民族形式”也被官方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 苏式建筑全面兴起并一直延续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76年, 毛泽东逝世, 天安门广场上建起的毛主席纪念堂, 这座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 有着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 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 象征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纪念堂以句号的方式, 成为中国建筑“红色时代”的正式终结。

紧跟着,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中国建筑也正式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真正到来。

改革开放至今:向着多种可能性的山寨狂飙

这是经济建设的三十多年, 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运动狂飙突进的三十多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 中国被纳入全球经济政治体系, 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的参与者——直至最后到现如今的主力推动者。经济建设被提上台面, 在新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地压倒政治生活, 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销。然而, 行政权力的表达并没有因此在城市建筑中消失, 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 还是往往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建筑师开始涉及城市的设计程序, 然而官方建筑体现的却多是领导们的审美。领导存在于时代的审美中, 建筑师们也学会了怎么样与他们相处——他们知道领导喜欢什么, 很简单, 看看北京是什么样的, 照抄过来就是了。

于是, 我们在上文说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的“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倾向得以在这个时代继续, 我们也将要在本段对它继续进行叙述——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南城楼”, 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同样大红色的墙身, 在毛泽东画像的两侧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也曾建造“天安门”, 在那里, 城楼、金水桥与华表, 一应俱全。在此之外, “天安门”还出现在了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 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事实上, 各地对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门, “鸟巢”也在山西省境内出现。在沈阳、山东等地也出现了长安街两端的彩灯——它中部断开, 像一对张开的翅膀, 很好辨认。兰州的东方红广场上, 也矗立起56个“民族团结柱”。它们与曾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极为相似, 一样的大红色的柱身, 两端金黄, 撑住天空。

另外, 对国外政府建筑、名胜、名地的山寨模仿也在兴起。如各地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的“白宫”, 出现在各种广场或园区里的“艾菲尔铁塔”、“金字塔”等等。这些山寨行为已经超越了“向北京看齐”, 它们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的结果, 然而其内涵里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那种为我们所熟知的某种长久隐藏着的权力和物质的欲望。

这是山寨建筑得以命名的时代, 同时也是此一建筑汹涌出现的时代。全球化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是一出可以不计成果的纵情欢歌。在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 跨国资本用廉价劳动力及奢侈品为当下中国的权贵们构建了一副蔚为可观的盛世图景, 而山寨建筑的权力表达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山寨式”全球化色彩——这或许正是此一阶段的山寨建筑的真实起因所在。也就是说, 这些建筑的山寨的动机, 其根本还是权力表达的诉求, 然而它们的途径已经不单是通过“向北京看齐”, 还可以通过“向美国看齐”——为什么有了“天安门”还要造“白宫”?要知道这世界权力最大的, 是美国总统。

至此为止, 我们已经大致回溯了整个中国的建筑史, 及其内里一直存在着的某种山寨问题或现象, 同时也对所谓的山寨建筑的谱系作了一番梳理。综而观之, 山寨建筑或建筑的山寨倾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存在, 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在我们的历史中长久存在并一直沿延至今的现代性焦虑的问题。

然而, 什么是现代?山寨能现代吗?

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2

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

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

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三、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The Hutchins 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Hawkes，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56：155—168，1954。

[3]Daniel，Glyn，A short historyo far 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Dictionnairede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dela publication AndreLeroi－Gourham，Press Universitairede France，Paris. （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见http：//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8]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9]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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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中国舞蹈史感悟舞蹈的发展 篇3

一、艺术舞蹈与生活舞蹈

在舞台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舞蹈”我们统称为“艺术舞蹈”, 它就是我们人类艺术皇冠上的钻石, 是普通人不可触及、只能欣赏的“视觉艺术”。而我们身边的那个“舞蹈”, 则是属于每一个人, 是随时可为的“生活文化”, 也可以称为“生活舞蹈”。“艺术”和“文化”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各有不同的价值, 谁也替代不了谁。

我们既然从事舞蹈工作, 就应该对舞蹈 (特别是中国舞) 有更多了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舞, 当今的这个“中国舞”又是怎么来的呢?别说普通中国人不明白, 很多基层舞蹈工作者都稀里糊涂, 包括我们的专业院团演员, 心里清楚的也不多。

二、简述中国舞“种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人类在创造语言和文字文明之前就有了肢体语言, 也就是“舞蹈”的雏形。在世界各地各民族, 几乎都记载着本民族的舞蹈历史, 因为它和民族的发展史紧密相关无法分割。但是中华民族的舞蹈史却很特别, 中国舞蹈的史书从远古开始就有记载, 但到了近代, 也就是隋唐五代之后, 从宋代开始,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舞蹈艺术发展史出现了空白, 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断层期。这个时期不是一年两年, 也不是十年八年, 而是好几百年, 是好几个朝代, 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民族舞蹈艺术的历史性悲哀。

到公元907年唐代灭亡的动荡历史时期, 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格局, 大约有50多年。在那个时候, 五代十国还延续着宫廷乐舞的制度和机构 (也就是国家歌舞团制度和机构) , 但虽然承袭唐制, 却又远不如唐代兴盛。逐步逐步, 随着宋代的建立, 宋家皇帝宋徽宗酷爱书画, 加上那时经济状况远不如发达的唐代, 那么随着皇帝的喜好, 先后解散了宫廷乐舞机构 (即解散国家歌舞团) , 将歌舞艺人们发放生活费遣散到民间去了。这些艺人即不懂务农也不会务工, 在民间只能靠卖艺为生, 并不断在民间繁殖。也就是从宋代开始, “中国舞蹈”由宫廷流落到民间, 民间舞蹈开始大规模流传和盛行。在史书上被称作“宋代的队舞” (即民间艺术社团, 今天俗称“民间舞”或“社火”)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分析这些舞蹈, 很多都有皇家的影子, 比如“狮子”, 狮子原是外裔来的动物比如“龙”, 龙被看作皇帝的象征比如宫廷每年开春时节举行的大型春耕仪式“打春牛”, 又叫“鞭春”以及“鞭春”之后的插秧歌舞 (即秧歌) , 都曾盛行于宫廷和地方政府 (各县均由县太爷亲自执鞭) 。

自从宋代解散了“国家歌舞团”之后, 宫廷艺术 (也就是国家艺术) 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家常说“唐诗宋词元曲”, 也就是说宋代盛行“词”, 元代盛行“曲”。“词和曲”紧密相联, 都与说唱 (吟唱) 有关。那个时代“曲艺”开始在官方盛行, 皇家也逐渐改以“听书”作为精神享受了。元代时间不长, 进入明代已经开始有了戏曲, 直到清代, 戏曲受皇家追捧, 使得中国戏曲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完善, 发展到极致。我们可以回想, 在介绍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书中都能够看到皇家经常和“戏子”交往, 甚至皇子业余时间会去做“票友”唱几场戏, 而各地的官家更以包养名戏子戏班为时髦, 比方《红楼梦》中的贾府、包括民国时期的《家春秋》等等。这时候, 我们可怜的舞蹈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彻底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八九百年。在中国的词汇库里有一个词叫“看戏”, 很长很长时间以来, 这个词几乎是所有“舞台艺术”的代名词, 中国人只会说“看戏”, 找票的时候会说“谁有戏票”, 连我们遗留下来的演出古迹也都叫做“戏台、戏楼、戏园子”, 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 那么大中国、那么多的人口, 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代赵飞燕、唐朝胡姬那样名垂千古的舞蹈家, 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大地上, 仍不存在任何一个正规的歌舞艺术团体和可以供舞蹈演出用的剧院。

建国后, 中国舞蹈艺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号召下决心重建中国舞蹈艺术体系, 这个重建的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 从那时起步到今天, 中国舞蹈艺术体系从无到有的蓬勃发展, 已经另世人刮目相看, 在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 “年轻的中国舞蹈艺术”走过了两个“制高点”。

1、风格化语言形成的制高点, 既然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舞” (包括现在舞台上的民间舞、民族舞、古典舞等) 是在解放后逐步产生和建立的体系。

2、性格化语言形成的制高点, 中国舞蹈发生最大的革命, 就是“编导”概念的出现。并且由这个概念产生了“创作”。

张继钢老师的藏族独舞《母亲》, 从始至终, 演员都没有直起过腰, 这个节目高级就高级在他选用了这样一个体态来完成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看似简单, 其实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类似这样的节目也给我们许多启示, 什么是美?什么动作才是美?美绝不仅仅是华丽, 也绝不是曼妙的身材、漂亮的脸蛋才能够传达美, 美是由心灵来传达的, 准确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感染力传达美, 独特鲜明典型的个性传达美。

三、总结

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篇4

胡小伟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

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著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著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

，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Z，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r、徐干、陈琳、应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

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当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上佳题目。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K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曹植《与吴质书》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范云《赠学仙者》曰：「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有「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而毕卓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身为吏部郎，还曾夜入邻舍盗酒，被人当场抓住。《晋书》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史书上记载的石崇使美人劝酒事，显示出主人的残酷的殷勤。这些都是说明问题的材料。

这一时期的「隐逸」大诗人陶渊明，可称是把酒与诗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不但以酒大量入诗，以至于几乎篇篇有酒，又把饮酒所得的境界用诗歌熨贴地表达出来（参见王瑶《中古时期的文人生活・文人与酒》）。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若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谓渊明的隔代知音了。由这一线索观察当时的其他重要诗人，如曹植、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也可以从他们怪诞的行为中窥见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领略到他们诗歌的底蕴。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曾经出家为僧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著，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文献的人，钟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刘孝标《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都是东晋时中原士族南下后，相继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中短暂梁朝的人。范文澜有「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梁朝已有新体文学的萌芽」的看法（《中国通史》第二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比较一下这种论点与鲁迅的有何不同。

说起来，  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编・四声三问》）。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四，盛唐之“盛”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腾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

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后来百年以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后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后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其人或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有神鬼暗助。令后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但是如何评论唐代大诗人的渊源，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歧见。我认为，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

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他们的诗才也是盛唐之「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命运又与唐之盛衰相始终。这说明早在盛唐之音里，已伏下后世「三教圆融」的基因了。中唐以后，又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懂，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理学发端之源，对后世影响至巨。至于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物，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于后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以至清人所选的一部《唐诗三百首》，成为近世中国人的发蒙及普及读本，所以造出一句口号，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新唐书・文艺传》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制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嚅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合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一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这也大体道出了唐代诗风的演变和特点。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于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

文化上的「南北」之说，首见于魏徵《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他在比较了汉魏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我们不妨比较以下南北诗风的差异。北歌如《琅邪王歌辞》：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刚健质朴，奇特新警。而南歌则以《子夜歌》为代表：

「宿昔不梳头，

丝发被两肩。

婉伸郎膝上，

何处不可怜？」

哀怜婉转，形象生动。同是情歌，一则大漠雄风，展其阳刚之长，一则清溪百回，极尽阴柔之美。唐诗恰好就是沿着魏徵设想的「各去长短，合其两长」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使它拥有着历史上从未具有，从此以后则视为当然的雄厚优势。

诗歌对于唐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就是他们思维、存在的方式。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所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故事。《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还是唐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唐人集中有大量的「应制诗」，那属于官员们的例行公事，不必多谈。宦海浮沉，朋友聚散，也例应有诗，以至出现了专擅此类诗歌的应时名家，如《全唐诗》介绍玄宗时诗人郎士元时，说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缙冢、宋（之问），后有钱、郎。』」

这种风习还深入民俗，比如当时婚典中迎娶女方，女方要以扇遮面，合扈相见才撤扇，谓之“却扇”。要见新人之面,  男方例须作“却扇诗”。敦煌卷子中还保留着几首诗句：“青春新夜正芳新，鸿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P.3350“鸿叶”疑为“红叶”），李商隐也有《代董秀才却扇》诗：“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到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两相比较，自然有雅俗之别。从颜真卿有《请停障车、下婿、却扇诗等》奏章（《唐会要》卷八三），可知那时风俗盛行之广泛。

此外敦促新娘打扮离家，还例有“催妆诗”。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语气温存而迫切，实不亚于后世西人的小夜曲。

唐诗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的「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题与诗景的错位，简捷曲折地传达出作者的当下关怀。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活脱一组电影蒙太奇，句句有生动形象，句句富鲜明色彩，句句是跳跃灵动，句句含寓意无穷。

唐诗甚至也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事。为了博取诗名，唐人

用尽心机，做尽张致。如陈子昂居京师十年，不为人知，听说有胡琴价百万，无人能辨，而日有豪贵传视，于是不惜巨资购得，并且声称明日某处具酒演琴，盼邀闻名者与之。第二天当着百余名流之面，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独异志》）这种爆炒自我的做法，在今天亦不失新异。毕竟陈子昂以《登幽州台歌》独步一时，不是大款弄富之恶俗。进士们更会找辄扬名，李肇《唐国史补》中罗列了他们的种种鬼花活儿，如“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等等等等。可见为了诗名，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u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所以雄据中国诗史金字塔之颠峰，其地位连近世傲慢不可一世的的「进化论」者都不可动摇，也是因为它普及之广，底面积之大的原故。现在所知的多位唐代诗人中，其社会身分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下至和尚、工匠、舟子、樵夫、婢妾，更多的是出身寒素的下层文士。元稹、白居易的诗不但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而且进入了今人所谓的「文化商品市场」，「街卖于市井」之中，供歌伎演唱，村童竞习（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集异记里》有一则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偶聚旗亭，“忽有梨园伶官数十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渐而约定歌何人词最多，即分甲乙。昌龄高适诗先后被歌，之涣不服，又约“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二子争衡矣。”结果妙伎所歌，正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事虽不必有，但既出唐人所载，必为唐人艳羡。若以版税为生，名诗人当不必穷愁潦倒，吟诵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只会写点“噢呀呀，我好痛苦好痛苦”，恐怕是没有“追星族”拽着找你签名的。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歌之于唐人，有如空气和水，须臾不能相离，这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地方。

五，不尽诗流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后，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著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据说钱先生对《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比较以后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理论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在古典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具一格，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研究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后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后，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

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著称于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与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我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于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设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于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自然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面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

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但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的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社会**而思想活跃的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或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艺术样式，几乎都呈现于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涛、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的「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经验和后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期文坛理论著述之多，是空前的。无论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都不乏大家之作，其影响直贯如今。其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还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

第三个特点是「善融通」。康、乾时代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借鉴融通是相当广泛的，尤其表现在后起样式长篇白话小说上，如《红楼梦》是灵活圆熟地把诗词歌赋运用于表现人物，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于组织故事，推动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环境上。

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是相匹配的。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化总结。作为皈依了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代异族君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历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设上超迈前人。其中，乾隆弘历更是雄心勃勃，要作为创记录的「诗歌创作冠军」。据礼亲王昭?《啸亭杂录》记载，弘历的《御制诗》为「五集，十余万首。」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御制诗》是乾隆称帝六十年的诗作集，平均下来每天他要作将近十首。现存刊布的《御制诗》有五卷四万余首，加上当太上皇时的《余集》和皇太子时的《乐善堂集》中的诗篇，总计为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无怪乎他在去世那年回顾时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这更多的只是具有数字上的意义，而且即便是这种意义，也曾为沈德潜不得体的行为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沈德潜既为天子近臣，而又兼着诗坛盟主之一，自然舍不得使自己为天子的代作之句埋没不彰，于是不知趣地偷偷地留下一笔私帐，沈死后乾隆极不放心，「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参《清朝野史大观》）结果沈被死后戮棺。这事颇煞风景，全然没有了乾隆当日下江南，赐见已退休致仕的沈德潜时「水碧山明吴下春，三年契阔喜相亲。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御制诗・赐沈德潜》）那份君臣「鱼水之欢」的风雅和情份。当然，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怀疑这首诗说不定又是哪个文学侍从之臣「恭拟」的。乾隆好以虚字入诗，有人很不以为然，鲁迅和周作人都作文挖苦过。可见如果单单是数量上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么不追也罢。

作为「文化政策」的另一面，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帝们亲自导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连台戏。导演充利用了中国文字和词汇的多重歧义，搞得有声有色，卷进去的「演员」和「群众演员」又出奇地多，当时的观众可能都麻木了，但是后人看这场戏，却只有四个字的感想：「残不忍睹」。不料两百多年后，这个构思又被发扬光大，在更大的舞台上广泛深入地搬演起来，观众也上台充当了角色，其规模气势和富于想象，一定会令这爷儿仨汗颜，自愧弗如的。但这已是后话，按下不表。

乾隆逝后不到五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西文化开始了大冲撞，以后出现了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奉上帝教」为思想武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波，然后有清廷所谓的「同治中兴」，诗坛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同光体」。这是最后一个传统诗歌的派别了。「五四」的文化选择，是「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紧接着开始了「文学革命」，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占领了文坛的主流，欧化的「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的诗歌。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内容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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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诗为心声」。一部中国诗歌史，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通过《中华五千年，诗歌一万首》的选编，我们可以浏览到这一曲折动人的历程，或雄奇壮观，或哀恸欲绝，或蕴籍风流，或刚烈勇猛，或冲淡平和，或绚丽多姿，或愉悦兴奋，或柔情万种，或睿智明达，或质朴无华，或含蓄婉转……战争风云，政治兴衰，人际遇合，离情别愁，山川风物，民俗演进等等，也一一奔涌眼底。这是一个真正的海洋，但又不止于海洋般空间的博大，还兼有时间的悠远和想象的无穷。

「文化学」是一个当代热门话题。至于什么叫「文化」，据说上世纪末以来，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但我们认定的是以下这一种：即「文化是以语言文字为符号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淡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科技迷信的减弱，随着旧的价值体系崩解后，信仰危机的加剧，随着信息时代人们更明晰地认识客观世界后，对自身认识的需求，文化的意义再次凸现出来，如同纪元初始时期的「轴心时代」一样。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人类的历史，展望着新纪元人类的未来。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它铭刻着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睿智与思索，想象与呐喊，坎坷与坦途。有人预言，今后艺术将成为人类的上帝。如果没有「彼岸」上帝的话，我想是的。

(《中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胡小伟 [-8-3 7:48:44]

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5

关键词：西方现代设计史,中国设计史,设计规律探索

一、西方现代设计史中流派产生的主要原因

现代设计流派风格不断变化和发展与许多因素有关, 比如社会背景、相关流派思想影响、设计人员等因素, 最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背景, 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一) 经济的影响。18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着现代设计, 而工业革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比如英国, 工业革命的起始国,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 所以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强国, 最先开始工艺美术运动。

(二) 政治的影响。政治影响设计的例子在家具设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如新古典时期的设计, 其设计风格为了体现君王的权威, 设计都相对繁琐复杂些。除此外,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和日本, 其设计都是政府扶持发展。

二、西方设计史主要流派发展的线索解析 (时间)

按时间为线索详细概括

三、西方相关流派发展的影响 (联系)

首先, 艺术流派的风格影响到艺术设计产品的外观。比如新古典主义与工艺美术运动设计品之间就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相似性。再有美国的流线型设计和商业性设计都是形式上的设计, 表现在产品上都是形式第一, 功能第二。其次, 艺术流派的主张和观念成为指导艺术设计的原则。艺术史上许多艺术流派在形式方面并没有统一或稳定的风格, 将它们定为一类往往是因为有共同的主张。比如荷兰风格派和构成主义设计师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现代设计的形体特征——理性的几何形式, 这种实用产品的设计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

四、总结与思考

了解西方现代设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学习其设计的经验和理论, 以便“西为中用”。同时, 探讨中国传统设计的发展演变, 总结其得失, 由“借古思今”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发展适合中国的设计之路。

(一) 中国艺术设计发展状况 (按时间) 。中国设计历史悠久, 其内容博大精深, 涵盖面广。根据设计风格主要分四个阶段:1. 秦以前的艺术 (距今约7000年) 。这时期的艺术设计有比较鲜明的宗教性、政治性和象征性;2. 秦汉艺术 (公前221- 公元220年) , 秦汉时期作品围绕美化生活的目标从事艺术创作, 构思非常巧妙;3. 魏晋以后的艺术 (公元3世纪 -1840年) 。魏晋期间艺术风格呈现不断强化和丰富的趋势, 形成具体的画论和乐论;4. 近现代艺术 (1840年 - 改革开放) , 由于闭关锁国政策, 这段时间中国的艺术可谓是完全滞后。

(二) 联系西方现代设计史进行中国设计史规律思考

1. 设计的目标——造物宜人。英国工业设计和工业协会在1935年阐述纲领时说:“艺术设计和工业协会的主要原则和主要关注是符合功用。”而中国传统设计, 同样是以生产为人所用的产品为主要目的。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 出现过宗教祭祀造物时期, 但生产为人所用的器物一直是主流, 其它目的的设计为支流。

2. 设计的特色——天工意匠。中国传统设计将自然因素和人的创意、巧思融合发挥到极致。古代陶器、漆器、瓷器和明代家具等都是不同时期自然因素和人的创造思维的代表设计。但是中国的设计技巧, 在古时候传男不传女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所以, 在设计发展的今天, 天时地利人和的特色精神对于现代设计仍有意义。

3. 设计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的文人将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提高了较高的层面。像宋代瓷器、明式家具集中体现了文人的特征和意蕴。这里值得提到的是, 中国古代也有宫廷文化, 其产品设计上和西方新古典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造物功能上, 满足豪华生活需要外, 产品突出等级, 身份, 地位;在装饰上, 突出错彩镂金之美;在工艺上, 也是以豪华刻雕为主。

4. 设计的科技特征——科学设计。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而且制瓷技术直到18世界中期还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从明末开始, 中国的科学开始落后于西方。随着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兴起,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步入机器化的大生产时期, 而中国闭关锁国, 所以中国现代设计落后西方是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张婷.西方现代设计史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J].山西建筑, 2007 (28) .

[3]钱凤根.世界设计史的中国设计史板块构建[J].装饰, 2008 (06) .

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6

形成知识链条

课程的设置是有一定的秩序的, 每门课程所含有的知识点大多也有一定的关联。在授课时, 教师要有意地提示学生, 通过设计一定的问题, 来引发学生的思考。

首先, 对同一章节中的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总结概括, 形成知识链条。

如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政治制度中, 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学生并不明白其中的关系, 所以教师在讲课的时候, 需要有意识地将这些知识点贯穿起来, 而且是采取提示学生自己总结的方式, 不是教师直接把答案告诉给他们。我在讲解这部分的时候, 给学生设计了一个题目是“九品中正制、谱学、户调式、门阀、士 (世) 族、西晋分封复古、寒士用事、科举制之间的链条关系。围绕着什么中心发展?”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并发言。训练了学生的思考总结概括能力。当时, 不同学生的回答各有千秋, 基本上紧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教师作出评价并提示:到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寒士参政, 一般不能够形成大的集团、家族势力, 所以, 不能说他们也是进入贵族领域。“王与马共天下”是士族发达时期的表现, 但是到了宋朝就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了。同时, 寒士用事是由士族、门阀制度向科举制转变的一个中间环节。由于各个部门, 居于高位的负责人不管事, 实际负责的则是那些处于下手的低级属员。这导致了士族处理事务的能力的降低, 而寒士的能力有所增强, 我认为这是后来科举考试出现的原因之一。所有以上链条中的中心:选官与士族。

同时让课堂上回答较系统的同学, 课下继续分析整理充实后给我发到我的邮箱里。这种活动, 对于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概括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一种就是对不同时期所学的同一问题知识点的贯穿。如学习过元代的“十等人分”, 即“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1]后, 我让学生思考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儒者地位的变化”, 并总结为这样几个阶段:

阶段一:受到严酷迫害:秦“焚书坑儒”;

阶段二:尊崇:汉朝, 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阶段三:文科考试受到重视, 很易做官:唐朝“科举考试”;

阶段四:文人不被重视, 做的官位很低:五代十国;

阶段五:受到极大重视, “与士大夫共天下”:宋代;

阶段六:儒者地位为第九位 (倒数第二) :元。

第三种就是让学生总结贯穿《中国政治制度史》所有阶段的问题, 锻炼学生的归纳能力, 我提出三个专题让他们总结:中国古代中央行政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通过总结, 锻炼了学生的归纳能力。

介绍研究现状

课程涉及的内容很多, 对于研究现状的了解, 也是有技巧的,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

首先, 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研究现状。

从1978年2011年, 有四篇文章是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现状的:薛明扬《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6期;白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6期;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姜远飞《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沧桑》2007年第4期。

其次, 重点介绍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如科举考试中的一些问题, 学生很感兴趣。科举制度自隋开皇年间创立, 到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废止, 在我国历史上共实行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甚相同的。[2]《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一书对于科举制度的介绍就很好, 讲课时可以直接引用, 如下:揭示各时代的科举特征, 成为科举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方面, 唐、宋、清三朝的科举研究成果尤其丰硕。唐代科举研究成果较多, 仅专著就有近二十本。较有代表性的如《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1980) 、《唐代考选制度》 (赵同喜, 1984)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1986、2003) 、《唐代进士与政治》 (卓遵宏, 1987)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吴宗国, 1992) 、《唐代贡举制度》 (阎文儒, 1992) 、《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 (刘海峰, 1991) 、《唐诗与科举》 (陈飞, 1996) 、《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 (侯力, 1998) 、《隋唐贡举制度》 (高明士, 1999) 、《唐代试策考述》 (中华书局, 2002)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 (俞刚, 2004) 、《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 (王兆鹏, 2004) 等多部著作。阎文儒的《唐代贡举制度》书稿实际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 该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唐代科举制的各个侧面, 具有一定的价值。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比阎文儒的著作更深入, 书中对一些制度的考释颇为详细, 对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进士科与高级官员的选拔等专题的研究尤有见地。高明士的《隋唐贡举制度》除概述唐代的常举科目制度的建立、考试过程及其改进、制举、吏部选试、贡举与礼仪以外, 着重分专题探讨科举制的起源、“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唐代贡举对儒学研究的影响等六个专题, 属于此类研究的上乘之作。此外, 尚有不少博士论文以唐代科举为题。[3]并强调其中部分内容, 尤其是“宾贡”, 很多教材中并未提及, 可以提及到一些较新的研究“唐代科举制的官方标准名称应是贡举。贡举的参加者分为三种人:一是中央学馆的生徒 (士贡) , 二是州县的乡贡, 三是外国的宾贡。‘宾贡’与其他士子一同应试, 并没有单独为他们开科, 只是在录取名额上有特殊的规定, 给予眷顾。‘宾贡’代表应试者的身份, 专指应试的外国或边疆少数民族酋长国的学子, 并不存在所谓‘宾贡科进士’, 只有称‘宾贡进士’才是恰当准确的。”[4]

再次, 介绍工具书。

如《宋代研究工具书指南 (修订版) 》, (美) 包弼德原作; (比) 魏希德修订, 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8年。该书按照研究类别进行分类 (A到L共12类) , 其中D类“政治·法律”中又分为6类叙述。其第2类研究回顾中, 有政治制度与中央政府、政治人物、外交三种。编者列举的很多书名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包伟民著《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综述20世纪有关宋代制度史的国际研究。包括有关宋代政治史、法律、军政、地方政治、吏治、修史、财政、户口调查、土地、驿传等制度的研究回顾。[3]方震华《一九八0年以来宋代政治史中文论著回顾》, 《中国史学》9 (1999) :17-39, 综述有关宋代政治史的中文研究。又如李之亮主编《宋代京朝官通考》, 成都:巴蜀书社, 2003。该书全面系统地开列出宋代京朝官僚, 包括宰辅、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院、东宫官、群牧司、谏院、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秘书省、寺监。附录有按拼音编排的人名索引、四角号码与笔画对照表、冠名别名表等。[5]

介绍了这本工具书以后, 便可以使学生比较深刻地了解关于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现状, 也为他们将来能够从事这方面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指导, 对科研的感悟进一步深入了。

第四, 介绍研究现状的时候, 要按照不同类别依次介绍, 由专著到学位论文到期刊文章都应该介绍到。并且要能突出介绍其中哪些资料是最重要的。

第五, 各种教材的编写, 都是特定年完成的, 而教师在讲课的时候, 应该补充上最新的研究现状, 以及时更新学生的知识。如教师在2010年讲授该课程, 就应从知识库中查阅研究现状, 一直检索到2010年的最新文章。如介绍宋代官制时, 我提到研究官印的有高慧撰写的西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官印研究》。

了解专家学者

本科学生对科研的认识, 不仅来自于教师对研究现状的介绍, 也来自对研究人员的感知。一般说来, 教师应该采取“本单位→本省→外地”的专家学者, 由近及远的方法, 向学生介绍。

学生对身边任课老师还是感受最深的, 由了解本单位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入手, 更能使学生对科研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我在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 讲到宋代科举制度的时候, 就向学生介绍了本系教师刘树友教授的研究。他在1989年发表过卷放榜和对主考官的限制四方面考察了两宋的科考制度。

同时, 本省的很多大学有一些学者学生比较熟悉, 向学生适时传达这方面的信息。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一些老师的研究。如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军事制度方面的研究时, 指出包括军事领导体制、兵种、兵役、编制、装备、官兵的俸饷与恤赏、官兵的培养与考核、马政、驿传等。告诉学生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教授的研究很深入, 他的著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宋代军政研究》论述的是北宋武将、军政等问题。同时告诉学生陈峰教授的很多研究生也都是研究军政的。2001年至2010年期间他的学生写的很多论文涉及到:军法、置将法渊源、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西北地区城寨制度研究、军队回易问题、冷兵器、阵法与阵图、军费、对辽战争中军粮供应、御营司与机速房、节度使、文人论兵、武将王德用家族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最后, 可以介绍省外的专家学者。如宋代官制的研究中, 我就向学生介绍了河南大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及浙江大学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

设计科研课题

教师在讲授教材各种知识点的时候, 适时地根据教材的提示, 来设计恰当的科研课题, 能够让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更为直接一些。

在设计科研课题时, 要紧密依据所配备教材内容来挖掘可以进行科研的课题。我在2010年授课时, 采用的是张鸣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2004第1版) 。讲到元朝部分, 发现有以下课题都值得研究:元代的汉人生活、元代的学习蒙古语热、元代的战争技术 (灵巧的战术) 、元朝的马政和牧监、元代做到高位的汉人、元代征东行省研究。我把这些研究题目提供出来, 希望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逐步去研究。并指出其中有些题目的研究应该很少, 如元代做到高位的汉人研究, 很有继续开掘的空间。

无论是形成知识链条, 还是介绍研究现状、了解专家学者、设计研究课题, 所有这些环节之间都是互相渗透的, 绝非单一操作的, 前面的环节是后面的环节得以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最后一环的设计研究课题是前面所有积累的结果。这些环节的实现, 就需要教师要对所讲授的内容、所从事的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专家学者等都十分熟悉。在此过程中师生能得到共同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2004:176.

[2]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761.

[3]陈兴德.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20.

[4]邹鑫.唐代科举中的“宾贡”制度[A],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编.孔庙国子监丛刊[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205.

中国裙装史简论 篇7

魏晋时期的裙长戋地, 贵族女子的裙长要戋地五尺。一般庶民或奴婢等女子, 裙长亦要掩足。晋六朝女裙崇尚细裥, 裥密如齿, 俗谓马牙裥。"石榴裙"这一称谓也起源于南朝梁元帝《乌栖曲》:"交龙成锦斗风文, 芙蓉为带石榴裙。"这里"石榴"主要指颜色, "石榴裙"即为红裙, 这些红裙多为石榴花提炼出来的染料染成。到隋唐时期更是千家万户染红裙的壮观景象。也可用茜草浸染上色, 也成"茜裙"。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巅峰的朝代, 崇尚丰满, 追求繁复, 绚丽, 喜爱热烈, 明艳, 织绣印染工艺空前的发展, 西域文化的交流, 使唐裙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盛况。唐代绘画中我们看到, 唐裙为了彰显丰满之色, 特意将裙子做成六幅, 八幅, 十二幅, 故有"六幅罗裙牢地"、"裙拖六幅湘江水"的形容, 后世将宽大的裙子称之为"湘裙"。为了增加裙子长度, 不显腰身, 隋唐妇女把裙腰提高到胸间腋下, 体现了圆润的外形轮廓。除了裙幅增多, 折裥也愈加细密, 少则数十, 多则逾百, 每道折裥宽窄相等, 制作时被固定于裙腰, 这一特点五代以后反应的尤为突出, 史书中有"百叠""千折"之说, 就是这的这种裙式。

在裙上绣花的"绣裙", 作画的"画裙"以及镂金, 穿珠或镶嵌宝石的各种装饰工艺都有空前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的百鸟裙, 据《新唐书.五行志》中记载:"安乐公主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 正视为一色, 傍视为一色, 日中为一色, 影中为一色, 而百鸟之状皆见"。可谓巧夺天工。

宋代的襦裙于唐代襦裙的样式大致相同, 保留前代遗制, 有石榴, 双蝶, 绣罗等名目。相比唐代的色彩绚丽, 雍容华贵, 宋代裙装宁静淡雅。这一时期的裙装常在腰间佩的飘带上增加一个玉质圆环饰物, 它的作用是压住裙幅, 使其在活动和走路过程中不影响其美观, 这就是史书中的"玉环绶"。宋代裙长多不及地, 以便露足 (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 。

明代女子的裙装与唐代相比, 少了几分雍容, 多了几分恬静, 却又不像宋代女装那样拘谨直板。肥瘦适中并带有织花图案的长裙显得端庄, 安静。明代的侍女, 丫鬟等年轻女子, 常长裙外再穿戴一条短小的腰裙。这个质地柔软并自然下垂出现褶皱的腰裙, 使得裙装更加层次分明, 动感活泼。同时, 明朝时中国男人长裙的最后一个朝代。

清代的满族女子穿袍而不穿裙, 但汉族女子的裙装却种类繁多, 样式多变。清初时最为流行的是"月华裙", 一种是以10幅布帛折成数十个细裥, 每个折裥各用一色, 轻描细绘, 色雅而淡, 宛如月光浮动;另一种是在一道折裥里, 都具五色, 如同映现的月色光晕。还有一款"弹墨裙", 裙料底色素雅, 以弹墨工艺印得散花颇具墨画笔韵, 非常雅致。具体做法是将纸片剪成各种花样, 或者将天然花瓣, 树叶放置在织物上, 用喷弹法施洒墨色, 干后去掉纸片, 花瓣或树枝, 花样便印在织物上了。所做花纹浓重醒目, 对比强烈, 且无重复, 故深受年轻妇女的欢迎。

康熙乾隆年间流行凤尾裙, 衬裙的外面缝缀上以各色绸缎做成的狭窄的长条, 每条绣以不同的花纹, 两边镶滚金线或饰以花边, 显得富丽堂皇, 多为富贵人家女子穿着, 普通人家的女子在结婚时也要置办一条。清代中叶以后, 人们在原来的基础上有发挥想象力, 将裙料均折成细褶, 最多的有300条褶, 裙摆绣满水纹, 穿着走动起来, 其水纹一折一闪, 非常耀眼。后来在每褶之间以线交叉相连, 使之能展能收, 形同鱼鳞, 因此得名"鱼鳞百褶裙"。清朝末期, 又出现裙上加飘带的, 飘带裁成剑状, 尖角处坠以, 金, 银。铜铃。不但裙身华丽异常, 而且穿着走动时, 裙子叮咚作响。

在我国悠久的服饰长河中, 女裙形制繁复, 从一片单裙到十二幅湘裙, 从粗糙棉麻到锦绣绫罗, 从拖地长裙到摇曳腰裙, 无论在设计, 配色或者装饰上都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 生活习俗, 审美情趣以及种种文化观念。

摘要：裙, 作为女性服装的重要形制, 在中国历代服饰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服饰都采用上衣下裳的着装形制, 裙子与儒袄相搭配, 作为最基本的形制, 与上下连属的广袖长袍相容并蓄。

关键词：裙,历史,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钱琳.服装可持续设计的发展模式研究[J].大众文艺2014 (06) .

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8

一、以立法理念为向导的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

1. 重刑立法理念之古今比对

传统中国在专制主义文化影响下, 有重刑的立法理念。所谓:“禁奸止过, 莫若重刑。” (《商君书·赏刑》) 重刑理念表现在古代立法体系中:刑法是最重要的法律规范。“夏有乱政, 而作禹刑;商有乱政, 而作汤刑;周有乱政, 而作九刑。” (《左传·昭公六年》) 从以“刑”命名的法典名称, 可知奴隶制时代法律体系以刑法为核心。战国时代《法经》的制定, 使刑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至商鞅改法为律, 赋予律典以刑法典的性质。西晋《泰始律》制定时, 杜预指出:“律以正罪名, 令以存事制” (《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杜预《律序》) ;《唐六典》中也讲到“律以正刑定罪”律应当是指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古代律典应当不存在诸法合体的情况。著名法学家谢怀栻认为:“法制史中常称, 中国封建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实际上封建社会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部门法标准去套, 那就只有一个刑法。”[1]日本学者浅井虎夫说:“刑法典, 则律是也。”[2]从中国古代律典的刑法化可知重刑理念对立法活动影响深远。由于传统中国“团体本位”思想的影响, 加上漫长岁月里刑法的一枝独秀。今天尽管法律已实现多元化, 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并存。但刑法在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过分依赖死刑、重刑的威慑作用。”[3]从法律条文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年) 共计452条,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只有156条。我们在课程设计中应当贯通古今, 理解重刑立法理念对传统中国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2. 立法简约主义理念之古今比对

战国、秦朝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 强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应当有法律加以调整, 所谓:“皆有法式”。《睡虎地秦墓竹简》共计1155支简, 包括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内容, 可见秦始皇二年立法活动兴盛、法律规范已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 儒家思想登上历史舞台, 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儒家强调“人治”轻视法治, 一改法家“皆有法式”的立法传统, 强调法律简约主义, 法律规范越少越好, 法律条文越少越好。西晋时期, 伴随儒家人治理论的深化, 立法朝着简约主义的方向发展, 西晋《泰始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删繁就简的分水岭, 将汉律二万余条删至二千余条, 实现了简约主义的立法理想。唐《永徽律》只有502条, 使传统中国的法律简约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朝, 洪武三十年间的《大明律》只有460条, 定本于清乾隆年间的《大清律例》只有436条。从中国古代律典条文数量的发展演变情况看, 有日益减少的倾向。两汉以后, 人情、天理、国法相结合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确立, 法律的单一地位动摇。“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 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4]源于中国农业社会人情、天理、国法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当代中国有不谋而合之处。立法简约主义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 (1) 今天“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说明尽管条文稀少, 却仍然能够实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

二、以立法技术为向导的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

1. 判例与成文法相结合法律体系之古今比对

古代中国, 成文法特别是其中的律地位显赫, 是法律体系的核心。由于成文法过于弹性、原则的规定, 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明、清以后, 律典的修改十分困难。因此, 律外始终有判例作为补充。“判例的形成、适用乃至进一步完善, 均取决于律, 离不开律。”[5]判例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称呼。秦朝称为廷行事, 汉代称为决事比。随着儒家伦理统治地位确立, 法律儒家化倾向越益显著, 两汉死罪决事比13472事, 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着成文法的不足。明、清时代由于律典修改困难:定本于洪武三十年的《大明律》终经明朝而不改。定本于乾隆年间的《大清律例》, 终经清朝而不改。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 律典的规定逐渐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明朝, 做为判例的《问刑条例》出现于明孝宗弘治年间, 经嘉靖年间的多次修改, 至万历年间, 附于《大明律》后形成“律例合编”体例。清朝, 定本于乾隆年间的《大清律例》实际上也采用“律例合编”体例。可见, 传统中国, 判例与成文法并重, 判例是成文法特别是律典外十分重要的补充。及至明清, 实现了判例与成文法合一的法典编纂体例。全国解放后, 我国沿用大陆法系传统, 不承认判例效力。直到今天, 判例的法律地位依然没有确立, 这是和传统中国成文法与判例并行之立法体例大不相同的。我们在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中, 应注意比较古今。

2. 法律统一适用模式之古今比对

传统中国, 从秦朝开始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 从此以后, 开始了大一统的局面。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单一制政权格局自秦至后世中国一直没有改变。适应单一制环境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需要, 秦朝采取“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 (《史记·秦始皇本纪》) 的行政、立法模式, 全国采用统一的法律体系。后世中国与秦朝高度中央集权行政模式一脉相承, 全国适用一套法律体系。以“汉律六十篇”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形成于西汉中期沿用至东汉不改。唐朝, 立法活动强调法律的“划一、稳定。”唐朝各个时期, 以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宋、元、明、清各朝也是如此。受传统中国高度中央集权下单一制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 现代中国, 同样采用一套法律体系。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世界范围内, 除了单一制政权组织形式外, 尚有联邦制政权组织形式。在联邦制国家, 以美国为例, 由于地方的高度自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对松散。法律的适用采用两套体系。中央一套, 各州一套。由于美国地方的高度自治, 因此, 各州适用的法律各不相同, 甚至大相径庭。可见, 传统中国的行政格局, 以高度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 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

3. 法典编纂技术之古今比对

传统中国, 在法典编纂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 法典编纂技术不仅沿用至今, 且为今天的法典编纂活动提供了借鉴。“中国古代悠久的法典编纂传统和近代丰富的法典化经验, 是推动当代中国法典化的历史原动力。”[6]“中国律统时代的法典编纂, 不论是在法典编纂的组织和程序方面, 还是法典编纂的技术和体例方面, 都逐惭由稚嫩走向成熟。”[7]传统中国, 在刑法典编纂过程中, 早期采用以罪统刑的作法, 所谓以罪统刑是指以概括性罪名做为篇名, 在各篇中规定具体罪名及其刑罚处罚。例如, 《法经》分为六篇:《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从篇名看, 《盗律》中规定了“盗”的犯罪及其处罚。是典型的“以罪统刑”的结构安排。这种法典体例安排,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97刑法分则部分也采用“以罪统刑”的做法。例如,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篇目下罗列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具体罪名及刑罚。传统中国, 自《法经》时代起, 已经有类似于今天刑法总则的篇名, 《法经》中的《具律》即是这种情况。《具律》在汉《九章律》中既不在前也不在后,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次调整, 《北齐律》最终将刑法总则固定为“名例”置于篇首, 为后世中国所沿用。我国今天刑法总则在前, 分则在后, 显然是沿袭了传统中国的基本做法。因此, 我们在课程设计时, 应时刻关注今天的立法活动对传统中国的沿袭, 彰显传统中国立法活动对今天的影响。在篇章结构上, 早期中国的法典编纂, 自《法经》至唐《永徽律》采用篇下设条的做法, 《宋刑统》篇下分门、门下设条, 法典内在结构划分较细。明、清律典沿用早期做法篇下设条。我国目前法律, 结构划分较细, 通常章下分节、节下分条、条下分款、款下分项。与传统中国相比, 有相似之处, 也有创新发展。传统中国, 刑法典在内容设计上亦颇有特色, 特别是量刑的规范化在传统刑律中, 表现十分突出。 (2) 为我国今天量刑的规范化提供了借鉴。

我们过去在教学中喜欢向西方国家借鉴和学习, 却淡忘了法律的本土资源, 淡忘了法律的历史传承, 我们在课程设计时, 一定要结合立法实践, 挖掘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精髓, 从中汲取营养, 培养学生重本士资源, 重一国法律传统的意识, 培养爱国情节, 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我们的学生, 也许有一天会成长为立法者。立足本土、注重传统, 应当是立法者的重任。而作为中国法律史教师, 我们有义务在课程设计中贯通古今, 在立法领域中探索传统法律文化之精髓, 为培养社会主义创新人才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 (日本) 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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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官瘾史 篇9

一、我国研究社会学史的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门属于社会学的科学，它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我国传承、延续，逐渐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粗略的可以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9年到1989年，是社会学史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对社会学史的研究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第二个阶段，1990年到1999年，是研究社会学史的争鸣阶段，在这一时期，有关专家学者是对社会学史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主要是对社会学史的范围、分歧、发展缓慢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获得了一些共识。

第三个阶段，2000年直至今天，是深入研究社会学史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对社会学史的研究虽然还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并没有阻止社会学史的发展，在经过起步与争鸣阶段后，研究社会学史这项工作变得更加成熟，同时获得了更硕大的成果。

二、我国社会学史的内涵

我国社会学史的内涵。要想研究社会学史的内涵就一定要知晓我国社会学史研究的重点是什么，要对那些内容进行研究。大体上来讲，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史隶属学术类范围，它主要对撰写古今中外的方法进行总结，一般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人物史。将社会学史写成人物史，主要是突出学术中的历史人物，以人物为主体，对学术史展开描述。学术史的本质脉络是学术专家的思想脉络，一学术专家的思想和成长经历为出发点。展现出学术史的发展经过。

第二类，学派史。将社会学史写成学派史，主要是根据学者进行章节的排序，不足时，只对著名的学者急性介绍，但对于一些重要的研究并不是一位学者的专利，它通常集合了很多学者的共同心血。所以，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很多当代文学作品中通常将文学流派也与其融合在一起，对其影响、成就、背景进行介绍。

第三类，年鉴史。这种将社会学史学成年鉴史的方式不同于法国的年鉴史。法国的年鉴史倡导问题史学、跨领域合作、总体史，是治理历史的方法，但年鉴史主要是对历史进行评论与记载。诚然，年鉴史还会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在当前学术界并不多见。

不同的社会学史研究人员对学术史有着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展现了不同专家对学术史内涵的不同理解。文章认为以上的这些写法都是可行的，对于学术史的撰写需要有不一样的声音，这样才能展现出它的丰富性，各种写法才能得到互相补充。以上各种写法虽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学史学术史发展的复合体，它不仅是一门学术发展史，还是一部思想更新史，又是一部矛盾斗争史，以这样的角度处理问题，或许能将中国的社会学史撰写的更加生动，更有内涵。

三、研究社会学史达成的共识

在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不断研究中，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共识。

第一，在研究社会学史的意义上取得共识。研究专家认为，我国的社会学史是组成社会学科的重要组成内容，是我国的社会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研究我国的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希望能够从这些历史活动中，吸取教学和成功经验，为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科做贡献。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社会学，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学的理论结构，还可以将我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为今后建设社会学学科提供丰富的经验的教训，并且是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知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在界定我国的社会学史时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学史是在中国的社会学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它与中国的思想史不同，是社会学在中国独立活动中形成的一门学科。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史的形成是引进了国外的社会学史以及批判中国社会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和不断探索，进而得到成长的一种历史学科。中国的社会学史属于社会学，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进入中国，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发展，进过逐渐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中国的社会中发挥自身独特的历史作用。

综上所述，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内涵与外延、社会学史的治史原则和态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在和谐社会中研究社会学史，有助于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形成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知。在研究我国社会学史时，还可以使我国社会学对自己研究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有一定的自知之名，这样才可以正确认识社会学在发展中的不足和经验，这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们一定要加强对社会学史的研究，尽快建立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息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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