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精选12篇）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1

翻阅中国的史书和小说、戏剧等, 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是史料还是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中, 都用大量的篇幅文章来给清官立传, 对他们进行歌颂。在历代史书中, 对清官的称呼一般称之为“循吏”, 这种称呼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之后的史书中如《汉书》《后汉书》等许多史书中都有“循吏列传”。而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 清官的传说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等, 而且更是把包拯推崇到神的地步, 说他“日判阳案, 夜判阴案”。

而且这种清官情结, 无论是历代统治者, 还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都具有。统治者会为这些人立传, 视其为官吏之楷模, 倍加褒扬。此种偶像式宣传成为封建统治者澄清吏治, 维持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但是清官崇拜更是民间社会的百姓大众为自己创造的理想官吏, 是百姓大众以自己的心灵和感情供奉的“神”。也可以说, 清官是封建社会中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对管理的共同要求。

或而言之, 这已经成为一种情结。“清官”情结已经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 可以说, 对清官的肯定与认同, 已经成为旧时代全社会和全民的一种共同心理和共同价值取向。每当百姓有了冤案, 总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位“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们做主, 似乎有了清官他们便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因此在国人的理想的人格系统中, 清官就格外值得推崇。似乎万民的福与祸, 国家的兴与衰, 都系之于有无既智慧超群, 又鞠躬尽瘁、克己奉公的清官身上。

人们的每一种崇拜情结都有它独特的原因, 那么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为何会产生这种崇拜, 而这种崇拜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别的原因, 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一、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是清官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看, 清官意识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安民”、“保民”、“养民”、“为民请命”等思想行为, 在历代清官身上体现的都比较突出。包拯说:“民者, 国之本也, 财用所出, 安危所系, 当务安之为急”。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心论, 它强调从政者应处处以民心为转移, 认为民众意向对统治者有较大的制约作用, 包含着某些民主的因素。民心论付诸于政治生活, 就得以重民为前提。但在民本思想中, 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 实践了重民主张的, 被称为有道明君、青天大人。

另一方面, 清官还是皇权社会中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 也是当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思想中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 孔子怀抱着“天下有道”、“礼治”的社会理想, 孟子憧憬着“仁政”, 他们都为这些理想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而后世清官作为儒家的信徒, 同样怀抱着社会政治思想。而孔孟的“礼治”“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如果关注一下清官的作为, 就会发现, 到地方任职的清官, 几乎不约而同地先从减免赋税、减轻徭役、整顿吏治、劝勉农耕、兴除利弊、改革风俗、建立学校等方面入手, 一步步推行自己的从政措施。总的来说, 都是在将孔孟的“仁政”思想具体化。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写到:自谓颇挺出, 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写的正式诗人年轻时期意气风发, 对自己才能前途的无比自信和致君泽民、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他给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是要成为甚至超过周公、管仲那样的良相贤辅, 辅助君王成为比尧舜还要伟大的圣主明君, 实现“王道”“仁政”, 泽惠天下百姓。宋代范仲淹, 在他的名文《岳阳楼记》中, 阐述了自己对古代仁人的追求, 表示自己要“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海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 臣子们要“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 (《明史·海瑞传》) 。

二、社会的黑暗促使百姓呼唤清官

人们对清官的评价一般指“廉洁奉公”, 它更多的侧重于下层百姓的愿望, 如廉洁自守、爱民如子、为名请命、公正执法等内容, “清官”更多的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期盼与愿望。

金人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诗》中讲到:“能吏寻常见, 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 人信有清官。”由此可见,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 也能看出在古代社会中清官的难得。王亚南先生说:“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崇敬, 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中国古代的小民百姓对清官无上崇敬, 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人们越是怀念、崇拜清官, 则表明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越是严重。也可以说, 社会的黑暗是清官崇拜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就好比一个由权势和等级组成的金字塔, 而最下层的无疑是普通百姓, 除了不断地把自己的物质、精神产品无限的奉献上去, 供养上自帝王、下至地主的各层统治者外, 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丝毫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 也毫无利益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被完全排斥在整个政治过程之外。这种政治上的无权地位, 使他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更无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而社会的黑暗, 我们从汉哀帝时期鲍宣的上书就可以体会到: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 水旱为灾, 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 二亡也;贪吏并公, 受取不已, 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 四亡也;苛吏徭役, 失农桑时, 五亡也;部落鼓鸣, 男女遮列, 六亡也;盗贼劫略, 取民财物, 七亡也。七亡尚可, 又有七死:酷吏殴杀, 一死也;治狱深刻, 二死也;冤陷亡辜, 三死也;盗贼横发, 四死也;怨雠相残, 五死也;岁恶饥饿, 六死也;时气疾疫,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 欲望国安, 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 欲望刑措, 诚难。

通过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皇权社会中普通百姓要收到的压榨和剥削是多么严重, 老百姓要想安定的生存是何其困难。因此, 他们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清官来管理统治他们, 但是皇权社会的官场又是非常黑暗的。甚至在唐德宗时期, 发生了皇帝密旨劝贪和理解受贿的事情发生。陆贽是唐德宗时期名副其实的清官, 而当时的皇帝唐德宗亦是非常欣赏他, 但是德宗曾派人向陆贽传达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 诸道馈赠一皆拒绝, 恐事情不通”。密令他如不能纳贿财物, “如鞭靴之类, 受亦无妨”。皇帝直接密令臣子纳贿, 确是旷古罕见之事, 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貌, 可以看出当时朝风腐败的程度。

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 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只能是目光向上, 将希望寄托于贤明的统治者。而在权威人物中, 当然是君主为首位, 但天高皇帝远, 辽阔的地域限制了对君主的直接膜拜。自然而然, 民众把希望就寄托在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吏身上, 对清官加以颂扬, 希望清官重民、爱民、富民, 担负起为民众造福的责任。百姓希望能够在清官的治理下, 过上安定的生活, 他们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星, 这种观念本身, 更是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因为就个人看来, 清官能在世风日下腐败横行的社会中坚守节操, 不为利欲所动, 身体力行, 为民请命, 精神勇气固然可嘉, 但就其社会意义来看, 清官却是社会政治机构设置不合理的映射。因为从本质上讲, 民众对清官的膜拜和向往, 只是对其高尚人格和道德修为的赞美和期盼, 而只有在政治结构不合理、贪官渐多、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的形势下, 缺少反抗勇气的民众才会在无奈之下寄希望于清官, 期望他们能以个人之力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

三、法治与人治

中国历代是一个人治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法。而统治者却又始终标榜法治, 说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在人治社会中, 国家的治乱兴衰, 社会的安定发展主要依赖于当权者的能力和个人品质, 而不是一整套完整确定、行之有效的法令制度, 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大抵出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 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处置。这种治理社会的方式是随意的、主观的, 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因此传统中国人把通往正义的道路的障碍归结于贪官身上, 他们对所谓的国家大法不是不信, 而是认为只有清官才可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判案。在封建社会中, 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因此, 他们更希望能够出现清官保佑他们, 这从对包拯的神话就可以看出。在文学作品中, 包拯被塑造成为一个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清廉如水, 更在于他能够明察秋毫、用法律来解决世俗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既是个清官, 又是个能法之士。他们之所以推崇包拯这种清官, 乃是感于帝国法律不能真正达到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的境界。换句话说, 不仅仅豪势要每每凭挟‘特权’超越法律之上, 而且由于帝国官僚的腐败和昏聩, 致使违法作恶之人往往成为漏网之鱼。可以说, 包公故事的不断复制与改写源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 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强烈的清官崇拜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 使自己日益远离国家政治生活, 对统治者产生强烈的依附。同时, 清官意识也模糊了人们对专制制度的注意力, 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人, 而不是制度。当出现危机时, 不是从制度上去探求原因, 而是期盼“圣人”、“贤臣”来化解危机。

可以说, 清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持和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但必须指出的是, 清官信仰实际上是一出被清官话语遮蔽了的超级悲剧, 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真正悲剧;清官信仰暴露了传统中国的平民百姓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 一种由集权专制长期奴役而养成的顺从人格。中国人有清官情结, 无数的文艺作品都是赞清官批贪官, 百姓的心也是动不动就被那些清官感动, 把自己所处的恶劣境况往往都归罪于无良官员的贪腐罪行。却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境况之所以老在恶性循环中反复, 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主体地位。而且, 清官无论如何“爱民”, 从本质上讲, 他们仍然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坚决维护者。汉宣帝曾经说过:与我共此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这就是说, 清官的背后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 清官也就没有栖身之处, 所谓“救民水火”的理想, 根本无法实现。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的产生和发展在本质上说明在古代中国或者说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黑暗,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主意识的缺乏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无助。或而言之, “清官情结”的出现更是一种悲剧性的, 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面对悲苦生活和等级森严社会的一种妥协的选择。只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这种“清官情结”才会消失, 而人们才会真正的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丁铁丘.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M].济南出版社, 2007.

[2]、单远慕, 刘益安.中国廉政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3]、朱义禄.清官情结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心理[J].探索与争鸣, 2001 (10) .

[4]、陈旭.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J].同济大学学报, 2004 (6) .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6]、汉书[M].中华书局, 1962.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2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北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 关键词： 

户外人士的“处女”情结 篇3

“处女”情结在户外圈里大行其道，大江大河有人去争着“处女漂流”，高山峡谷有人争着去“处女穿越”，天坑地缝有人争着去“处女下降”，为了保护自己看中的“处女”免遭他人下手，往往还神神秘秘像FBI在执行任务。曹峻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1989年他所带领的国内民间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玉珠峰，登山队千辛万苦以为是“第一个”登顶，却发现山顶上早立着沉重的铁架子和岘标。实际上，很多登山前辈多年的登山生涯中从未攀登过一座“处女峰”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具有独立攀登理念和不断探索精神的登山者。希拉里和梅斯纳尔的壮举固然值得钦佩，但普通人克服自己的极限登上梧桐山(深圳最高峰，海拔946米)也一样值得尊敬，人惟一可能挑战并获胜的只有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第一次”突破自己内在的障碍都应该自豪，而不应该把这种得意与外在的事件捆绑。

2008年8月我参加了KAILAS念青东段隐秘山峰的考察活动，赞助商已经显得低调沉稳多了，把他们赞助的一系列探索尚未有人涉足山峰的计划命名为“中国未登峰计划”，虽然不如“处女”那么响亮和吸引眼球，但依稀可以感觉到十年来观念的进步和改变。试想，倘若这个庞大的系列活动被命名为“中国处女峰计划”那么闹翁翁的这群人怎么也容易让人联想到长着酒糟鼻子的色狼——而在若干年前，大群对“未登峰”觊觎不已的登山者却不会这么低调，“挑战”、“征服”这个字眼在圈子里风行的岁月，早就远远超过我的年龄。

塞林格的“中国情结” 篇4

关键词：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禅

美国小说家塞林格日前去世了！提起他的《麦田守望者》，很少有人不被这本书的名字打动的。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遁世”作家。他热爱中国文化，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意趣影响至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书里。他还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他的这种热爱。

1951年出版的《麦田守望者》，是塞林格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也成为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麦田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买下了90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

看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看不出他哪里受到了禅的影响。只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尔顿跟一个自己欣赏的校友在酒吧见面，对方谈到在跟一个中国来的艺术家同居，并沉迷于东方哲学。但用这个来作为小说中禅的渗透似乎又有点牵强。只有读读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才能领略到禅在小说深处的体现。

禅的核心在于排除逻辑、因果的束缚，从而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比如常被引用的“当头棒喝”就是最直观的体现。而最高级的公案对答，也常常是答非所问，无厘头：华林曾经跟灵佑争夺沩山山主的位置，怀海禅师出了一道题考较二人高下，他指着桌上的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唤做什么？华林答：可唤作木牍。而灵佑一言不发，把净瓶踢出门去。灵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怀海的陷阱里面。

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禅的情态。他也同样没有陷入到自己叙事的陷阱中去：两个一起打网球的好友，一个带去需用的网球，一个负责回来的出租车费。然后出车费的那个女孩子觉得自己亏了，于是某次上门索要，另外一个女孩借口自己妈妈睡着了，让她一个人在客厅久等。她在等待的期间先后跟对方的哥哥，之后是跟对方哥哥的朋友闲聊。很久之后，那个女孩出来，她上去说那车费她不想要了，反正你提供了网球……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很上去有点无厘头。结尾也很有意思：对方的哥哥曾经给她一个咬过一口的三明治，她盛情难却只能装进口袋里，出门之后想扔掉，然后想了想，又放回兜里。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5

故事是从上世纪40年代两个台湾年轻人陈秋水和王碧云的邂逅开始的。陈因做家庭教师而来到王家，并与王碧云一见钟情，很快私订终身，但适逢台湾局势动荡，陈为躲避迫害从台湾辗转来到大陆，两人坚守着“等待彼此”的誓言而互相思念对方。作为军医的他奔赴朝鲜战场，饱经战争与炮火的洗礼。一边怀着保卫家国的热血豪情，一边默默思念海岸对面的亲人。此时他结识了战地护士王金娣，就像他与碧云一样，王金娣第一眼就爱上了陈，开始了对他执著的追求，并在战争结束后一直追随已援藏的他到了西藏当地的医院。由于海峡两岸的分隔，又几度寻找王碧云无果，在这种绝望中，王金娣的真情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陈秋水，陈秋水最终与她结婚了。此时身在台湾的王碧云则以儿媳的身份主动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重任，并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她发誓要用一生来寻觅爱人的踪迹。直到68年她终于得知了陈的消息——陈和妻子双双殉难西藏雪山。

在影片的开头是这样的画面：擦皮鞋的少年、吆喝的卖报人、喝茶的闲人、横行的兵痞、当地的婚嫁以及传统的闽南戏、台湾的布袋戏等，从黑白转为彩色，勾勒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市井风貌，展示了独特的民俗民情，宛如一幅 “清明上河图式” 的画卷，显示出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的态势。

《云水谣》 的画面显示出了独特的民族意蕴，尤其是秋水与碧云在西螺时光的唯美的画面，色彩饱和透亮，画面清晰自然，吱吱的水车、清澈的溪水、青石小路、木质结构的房屋、农耕的水牛、浣衣的少妇，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未受世俗污染的乡村美景，人、情、景完美融合，俨然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风情画，也如同一首婉约的宋词小令。

正如导演尹力所说，影片虽然讲述了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但是他并不单薄，不是小桥流水，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情怀。和美国影片 《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 等影片弘扬美国的主流价值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一样，《云水谣》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感情故事，还隐含着家国情怀之类的主流价值。这种情怀首先鲜明地体现在陈秋水——一个 “觉着自己像鲁迅小说里的斗士” 的左翼青年身上，参加“二·二八” 爱国民主运动，投身革命、抗美援朝、支援西藏，他也正代表了无数台胞的家国情怀。

影片表面描写一个恋爱悲剧故事，其立意却是对非正义战争的抨击和否定一样，影片 《云水谣》 隐含着国家统一的主题。影片一开始就通过小芮和王碧云的通话暗寓了这个主旨，碧云告诫侄女 “世界这么大，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跑来跑去，哪天是完，人是不可以这样漂浮在世上的。” 小芮的 “在人世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人是什么？” 问题，随着剧情的展开，从 “二·二八” 爱国民主运动、抗美援朝、支援西藏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知道了云、水二人的爱情悲剧不是性格悲剧，也不是家庭悲剧，而是政治和战火隔开了彼此相爱的恋人，从而让人们思考历史背后、政治动荡中的个人悲剧，来呼唤呼唤祖国的统一。而影片结尾，一只雄鹰从雪域高原穿越云层，飞越群山峰峦、黄河长江直至海峡对岸来呼唤两岸人民的心，期盼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家国情怀。

文化处女房情结 篇6

后来有一阵,楼上就开始装修了,我是晚上工作的人白天一般都睡得比较迟,每每被装修的声音吵醒,心情就很不愉快。心里想着,都住了这么久了,这会儿装修,还挺不嫌麻烦。但是也不好说他们,因为白天睡觉是我的恶习,没理由上午十点了还不让人开工。又过了一阵,楼上的生活习性似乎完全改变了。我算是睡得比较晚的,可是有时候我都躺到床上了,楼上还有走来走去的声音,关门开门说话——看看时间,凌晨三点多,我就想,老头老太太成精了?

再后来一打听,原来是老两口把房子卖了,一对小两口买下来,装修了之后住了进来。这就解释前一阵子的装修问题,虽然我们小区是精装修的房子,可是买了二手房的业主仍然大张旗鼓地重新装修之后,才人住的。

这大概是很多人的心理。为什么一手楼、新房的价格总是那么坚挺?为什么一提到买房,80%的人想也不想地就奔着一手楼去了?为什么电视剧《蜗居》搞了那么多事之后,海萍终于买了一个小小的二手房来结尾,以表明她对生活的妥协?就是因为大家喜欢新房,喜欢自己作为房子的第一任业主出现:即使不是第一任业主,那也得是第一任使用者,即使不是第一任使用者,也要成为这一款装修的第一任使用者……

我不知道这和过去N多年埋藏在中国人心中的处女情结有无关系,只不过每每在中介门口看到以醒目字样打出的“处女房”三个字时,总是百感交集。

感慨完了,就总结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装修是不能给房子增值的。比如现在常常出现的婚前房产纠纷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双方家长出钱出力给小两口买房,男方出钱买了房,理直气壮在房产证上写上儿子的名字。女方家长一看对方表现不错,一挥手拿出十万二十万装修钱,把房子装得漂漂亮亮。过了几年,闹离婚的时候一看,房子是婚前财产,男方出的钱,产权当然归男的。装修花了很多钱?那属于消费性支出,对房子的产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女方什么都得不到。

试析《将进酒》中的中国文人情结 篇7

李白写此诗大约是天宝十一载, 时年52岁, 他与好友岑勋、元丹丘山居为乐, 登高饮宴, 回首人生路, “赐金放还”已达八年之久, 感悟朋友情, 面对这段快意的时光, 满怀思绪吟啸而出, 跌宕起伏间, 让我们从哀喜怒乐中品鉴《将进酒》。

一、命途多舛的哀

全诗开篇两句“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历来受人称道, 奇特想象, 合理夸张, “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 却不堕纤弱, 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 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周啸天《李白〈将进酒〉赏析》) , 这种代表性说法中, 我们不难体会出, 李白“巨人式的感伤”是经历坎坷多舛后的哀, 24岁“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30岁首入长安, 献诗玉真公主, 遍谒王公大臣, 以求举荐却终无结果, 以致潦倒京城, 颓废中怅然离开长安。42岁奉诏再入长安, 从“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踌躇满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到两年的时间, 李白充分感受到国家繁荣背后的危机, 官场的龌龊, 小人对自己的谗害, 无奈苦闷中被“赐金放还”。人生最宝贵的二十载, 就在这样的追求和受挫中匆匆而过, 让人慨叹, 不仅李白有过这样的仕途艰辛, 许多文人都有过和他如出一辙的经历, 情感的共鸣之处毋庸赘言, 但是李白却在开阔的空间和时间交织中, 让感情如“天上来”的黄河水一般奔涌而出, 表现出“诗仙”的生性豪迈。面对易老人生、壮志难酬, 哀痛中的那一份激愤之情被洒脱的外化成行乐之举, 与友相聚, 以酒为伴, 此番高蹈出世的行为, 又非李白莫属, 心性如此, 以致心高命薄, 诗中“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用曹植典, 二人均是奇才而难有伟功, 那种“斗酒十千”的“欢谑”场面, 李白是神往的, 却也正好乐景衬了哀情。而这哀情中又涌动着“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 在将进的酒中, 酝酿着哀而不伤、悲却显壮的胸襟, 知天命的李白如此的让人心生敬意而又难以企及, 李白对酒的“神会”, 后辈的效仿, 诠释出中国文人对酒的心灵相通和难舍情结。

二、知己聚会的喜

李白与元丹丘、岑勋的友情, 非泛泛之交, 从青年时结识, 历经二十余年考验, 李白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元丹丘影响, 能奉诏入京, 得到元丹丘的极力引荐。在好友的家中, 李白是轻松无拘束的, 而把这样的聚会视为“人生得意”, 自然“须尽欢”, 如何才能尽欢, 在李白看来, 自然离不开酒, 这种知己聚会的喜悦之情, 李白在《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过更为精彩的表达:“开颜酌美酒, 乐极忽成醉。我情既不浅, 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得, 一顾轻千金。”知己相悦, 酌酒而喜, 寻求“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 (《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的快意, 此时此情, “金樽”怎会“空对月”?更催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与豪放, 透过表面上容易让人误解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 李白表现出的是在知己面前畅所欲言、肝胆相照的坦诚与可爱, 当他向两位好友连连劝酒“岑夫子, 丹丘生, 将进酒, 杯莫停”。作为有才有用的“我”, 这一点更是表露无疑, 来、来、来, 喝酒、喝酒, 莫停、莫停, 这份喜悦中, 掩饰不住的是李白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报国的积极心态。以酒会友, 在面赤耳热中放浪地畅叙人生, 哪怕是酒后狂言, 这是李白的追求, 也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文人内心的渴望和追求。

三、直面现实的怒

42岁再进长安, 李白怀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豪情壮志, 对大唐盛世心存自豪与敬仰, 尤其是进京之初, 礼遇甚重, 唐玄宗“召见金銮殿, 论时事, 因奏颂一篇, 帝喜, 赐食, 亲为调羹, 诏供奉翰林”。 (《唐才子传·李白》) 。可见, 李白在极高的文学才华之外, 满腹经纶, 洞察世事。可惜, 皇帝的赏识也仅是昙花一现, 李白的多数光阴虚度在奉诏写诗赋文, 陪侍君王的尴尬境地中, 皇帝也只是视他为博人一乐的弄臣而已。加上宦官的专横、外戚的骄纵、小人的谗言, 一切笼罩着李白, 压抑着李白, “丑正同列, 害能成谤, 格言不入, 帝用疏之。” (李阳冰《草堂集序》) “赐金放还”也许原因种种, 终究击碎了他报国济民的理想, 以至于八年之后的朋友聚宴上也难以释怀, 而用他那种独有的洒脱放浪, 在一片醉意中吟咏出“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视金钱权势为粪土的豪气彰显无遗, 曾经的“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在黑暗现实面前似乎已渐行渐远。李白用这种寄情于酒、豪放豁达的方式尽吐心中块垒, 难以掩饰的却是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比的愤怒。一句“不愿醒”和“皆寂寞”中, 透露出的是怒气下的伤感和无助, 一介书生的美好才智就这样被蹂躏, 飘零成瓣瓣落花。酒, 成了此时李白最好的精神寄托, 让这样的“饮者”留下了“酒仙”“诗仙”的美名, 让“太白遗风”的酒旗千百年迎风招展, 飘扬在后世文人心中。

四、恣肆纵情的乐

李白短短一年多的供奉翰林的仕途经历, 让他感慨良多, 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中小结道:“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官场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为李白所不齿, 性格上的疏朗散淡带来的是谗佞小人的无端毁谤。这让他在长安城里难以喘息, 内心的苦痛难以名状, “功成谢人间, 从此一投钓”的愿望有一半已经无法实现。所以, 李白长叹一声“行路难, 归去来”, 骑上白鹿, 访名山, 结好友, 喝美酒已然成为他调适心理, 自我平衡的方式,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 (《行路难·其三》) 这一“乐”, 可以让他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与好友佳朋打成一片。此时, 岑勋、元丹丘, 多年的挚友, 聚宴饮酒作乐, 怎能不让李白狂歌放情,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如此张扬夸张的李氏手法, 此时此刻, 自然而然地挥洒出来。此两句诗意源于李白心仪的曹植所写《箜篌引》“烹羊宰肥牛”“乐饮过三爵”, 随性的化句和用典中, 把内心压抑的情感在欢宴上宣泄而出, “开颜酌美酒, 乐极忽成醉”, 世间的烦恼苦闷, 人生的难酬壮志, 在李白追求自由、对抗传统、狂放不羁面前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难怪“主人何为言少钱”时, 李白带着醉意, 步履虚飘, 狂妄地说“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喧宾夺主中及时行乐的情态, 难免被后人在理智状态下众说纷纭。但是我们闭目沉思, 在那令人神往的酒宴上, 主人也罢, 宾朋也好, 不正是这样的豪爽把内心的真性情唤醒, 把欢聚推向高潮吗?人行于世, 面对苦多乐少的现状, 一味地内敛拘束, 其实于人于己危害颇多, 在友情、酒意的催化下, 放纵任性一番又如何, “相知两相得, 一顾轻千金”不正是我们心灵最软处存放的美好人生体验吗?李白的慷慨激昂将“万古愁”在推杯换盏中荡涤殆尽, 也许是短暂的, 却又如此的荡人心腑, 有时, 我们唯有如此, 才能换得个李白所言“人生飘忽百年内, 且须酣畅万古情”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

卡夫卡及其小说中的中国情结 篇8

关键词：卡夫卡,中国,情结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7 月3 日生于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 是欧洲文坛的“怪才”,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 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是伟大的作家, 却又是现实生活的弱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教材中精选了其短篇小说《变形记》《骑桶者》, 作为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卡夫卡以他另类的人格和看似荒诞的作品来到中国, 使很多人感到惊诧和费解甚至回避, 其实卡夫卡及其作品却有很多和我们相似的情结, 卡夫卡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卡夫卡与鲁迅

卡夫卡与鲁迅同为20 世纪30 年代伟大的小说家。他们是同龄人, 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 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童年时代都经历了痛苦的“家难”。青年时期都热衷于对尼采思想的探讨且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们都以冷峻幽默犀利讽刺眼光观察社会针砭时弊;以近乎无情冷漠残忍之笔鞭挞社会, 抒发他们对世界的炽热滚烫之心。

众所周知, 鲁迅生于1881 年, 比卡夫卡大两岁, 由于“家难”, 童年十分不幸, 祖父考场舞弊罢官入刑, 父亲身染沉疴, 终至死亡, 家境的败落, 世人的冷漠, 鲁迅沉痛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 我以为在这途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 , 在世人冷眼中鲁迅度过了屈辱的童年。卡夫卡在肺病折磨下终身未婚, 过早离开他热爱的世界。鲁迅也在肺病的摧残下匆匆走完了一生, 虽有家庭, 也终身没有结婚。但是他们都为这个世界不幸的人们高呼过, 都成为二十世纪蜚声世界的小说家。相似的不幸, 共同的社会思潮影响, 使他们不约而同把笔墨切入对社会的观察和无情的鞭挞。读到卡夫卡的作品, 我们似乎看见了鲁迅的影子, 卡夫卡离中国并不遥远。

二、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促织》

卡夫卡接触过老庄的哲学文章, 也读过孔子的《论语》, 而且谈了他的感受。他说:“读孔子的《论语》, 起初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 但是越往后面读越来越感觉虚无缥缈让人难以捉摸。”认为“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 我被他们陶醉了, 但是核心依然紧锁着, 我反复读, 发现就像小孩子玩的玻璃球游戏那样, 从一个角落滑到另一个角落, 透过这些我发现了自己思想的肤浅, 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 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 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的游戏”。再看看他的小说代表作《变形记》和我国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促织》, 尽管两人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两颗巨星, 但是这两篇传世之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篇小说都以非常荒诞的艺术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 表现了一个厚重的主题———人变成虫的悲剧, 或者叫“异化”的悲剧。尽管二位作家在时间空间上都相隔久远, 但都洞察了相同的社会问题, 小人物在面对强大生存的压力面前只有变成小小虫子。

三、卡夫卡的小说《骑桶者》和旧中国的乞讨者

阅读卡夫卡的另一短篇小说《骑桶者》。这篇小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外国文学欣赏》。小说写寒冷的冬天一户穷苦的人家, 由于天气出奇的冷, 家里没有御寒的煤, 只剩下两只空桶, 又没有钱去买煤, 而向煤老板借煤的故事。小说看似荒诞其实令人心酸流泪。荒诞在于其行乞的方式离奇。

其实, 行乞在中国比比皆是, 穷人乞讨也是种艺术。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是骑着桶飞起来去乞讨, 最终没有成功, 人在现实中多么无奈。旧中国穷人们乞讨为了避免这种无奈, 想尽各种花样和手法来引起别人的同情施舍。有“范家门”乞讨的, 他们上门讨要时, 身上背一个长三尺六寸的布褡子, 凡是见到街门上贴有对联的户, 不论这家是干哪行的, 都能讨要。因为只要街门上贴有对联的, 就说明这户有识字的人, 那就是孔夫子的弟子, 就要得口粮, 让他们替祖师爷还账。还有一种在湖北叫“找乾龙船”的, 过去“沙湖沔阳州, 十年九不收”农民遇到凶年沿门托钵沦为乞丐, 他们是用一种叫“找乾龙船”的形式乞讨, 用木头做成龙形的小船, 长二尺余, 宽约一尺左右, 船中供奉三圣娘娘神像, 用彩色画成, 神像前供三炷香。船身下面悬红布袋一条, 宽与船身相等, 长约二尺余, 中有长柱一根, 柱下安置插机一具, 可以插在地上, 船身旁设置小锣和小扁鼓一套。施舍时有一定规矩给钱需丢在船上, 给米要用杯勺之类盛装, 而放置其袋里, 如果以手抓米给他, 则亵渎圣母, 即拒不接受。借此欺骗农村妇女, 私求圣母送子或配得良缘。

卡夫卡小说中的乞讨是骑着空煤桶飞起来去借, 是荒诞的不合情理的, 旧中国的现实乞讨看似是合乎情理, 其实更为荒诞而且还充满了迷信和欺骗。二者一虚一实, 一个彰显文学艺术的高明, 一个是行乞手法的高超。两种乞讨都没有向施舍者在语言上过多的诉求求得同情, 都用很怪异的方法来引起别人注意, 以此表明乞讨者来的目的, 卡夫卡小说中的骑桶者和中国旧时的乞讨者心理完全相同, 他们都明白人们对于惯常的请求都麻木不仁, 乞讨的方式完全是为了避免失败, 虽然乞讨者很穷但是都有强烈的自尊心, 都害怕受到别人的鄙视, 一旦得不到钱物大可以离开, 避免过多的言语冲突。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9

对于具体的国家品牌, 来源地效细化为消费者对于这些国家品牌的憎恶情绪, 本文将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憎恶情绪称为仇日情结。

Klein于2002年提出观点:仇日情结只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而不影响购买意愿, 本文试图探索此观点是否适用于所有的产品, 因此研究重点是:仇日情结所导致的中国消费者在面对中、日、美、韩这四个国家的品牌时对日本产品 (典型产品和非典型产品) 做出的质量评价和购买意愿。

一、理论背景

1. 来源地效应

Schooler于1965年的开创性研究认为, 消费者对不同国家的产品有不同的认知, 这些认知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态度, 进而影响其购买倾向。这里的“认知”就是产品来源地形象。

如果某个国家长期以来都给消费者同样的信息, 消费者就会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固有的、模式化的印象, 这种印象就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国产品品牌的评价, 从而影响其购买态度。

2. 仇日情结

通过上面可知, 来源地形象说明的某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特殊印像, 具体到中国和日本, 我们就使用一个新的变量:仇日情结, 来表达中国的消费者对于日本的印像。这个变量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经济, 战争和政治。

经济方面:如今的中日经贸关系在我国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已连续10年为我最大贸易伙伴.但其间我国出现的逆差日益严重;战争方面:中日之间的战争不用累述, 都是中国人无法忘记的惨痛历史。在八年抗战结束后, 中国人民为了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决定不索取赔偿。照一般人所想, 日本应该将不会忘记这期间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在以后的日子里, 应会以实际的行动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补偿。但就目前的事实而言, 几乎每届日本首相均会去参拜靖国神社, 不见丝毫反悔之意。更甚者, 对之前的历史进行篡改, 将对中国的侵略描绘成带着美好意愿的帮助, 企图抹煞历史;政治方面:钓鱼岛事件, 南海石油事件等, 中日摩擦频频发生。这三方面都使得中国的消费者对日本产生复杂的情绪, 统称为仇日情结。

二、研究过程

1. 来源地的选择

选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国家: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日本和美国均是与中国有着战争关系的国家, 韩国与中国在近代则在经济政治上有着较量。中国的消费者针对于这三个外来国的品牌都有着复杂的态度。

2. 产品的选择

在仔细研究了这三个国家的产品之后发现:数码产品 (例如数码相机) 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典型产品, 而日本的服装品牌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不能称之为典型产品。因此, 选择数码相机作为研究的典型产品, 服装作为非典型产品。为了证明以上观点, 收集了100份问卷作为前测, 让被测者对数码相机和服装在典型性上进行打分 (0～7分) , 分数越高则说明越能说明是典型产品。

表1说明数码相机可以被认为是日本的典型产品, 服装可以被认为是非典型产品。

3. 研究假说

根据Klein在1998年的研究结果:中国的消费者对于日本的憎恶不影响产品的质量评价而只影响购买意愿。本文提出假说:H1:对于典型产品, 仇日情结只影响质量评价而不影响购买意愿;H2:对于非典型产品, 仇日情结既影响质量评价也影响购买意愿。

4. 研究过程

发出300问卷, 回收294份。采用精神会计 (mental accounting) 进行研究:请被测者从质量评价和购买意愿这两个方面分别对中日美韩的数码相机和服装品牌进行打分, 例:在质量评价方面请被测者对中国和日本的品牌进行选择, 如果选择中国品牌则中国品牌得一分, 如果选择日本品牌则日本品牌得一分, 然后整理中日美韩四个国家在质量评价和购买意愿这两方面的得分, 得到最终结果。

5. 研究结果

结果如表2～表5所示。

可以看出:质量评价方面, 对于数码相机, 日本的得分为615, 在四个国家中居于首位;而服装仅为172, 在四个国家中居于末位。购买意愿方面, 对于数码相机, 日本的得分为377, 低于美国;服装为173, 仍居于末位。H1和H2均得到证明:中国消费者的仇日情结只影响日本典型产品 (数码相机) 的购买意愿, 而不影响质量评价;但是对于日本的非典型产品 (服装) , 则仇日情结既影响质量评价也影响购买意愿。

三、应用与发展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得出, 如果所出售的是日本的典型产品, 则利用日本这个国家品牌则会起到很好的刺激消费者的作用, 但如果是非典型产品, 则应该努力使消费者忽略日本这个国家品牌, 而采用其他的促销方式。

本文选择的具体产品是数码相机和服装, 但只是给消费者一个想象的产品, 并且没有给出任何稍微具体的线索, 这样可能会造成四个国家产品的不一致性 (例:消费者对于日本的相机, 可能设想的是位于3000元左右, 而其他国家的则低于或高于这个价格水平) , 由此也造成了在质量评价和购买意愿上的不真实性。如果给出具体的产品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参考文献

[1]Jill Gabrielle Klein (1998) .The Animosity Model of Foreign Product Purchase:An Empirical 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Marketing

[2]Terence Shimp (1987) , Consumer Ethnocentrism: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CETSCAL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10

一

在中国诗歌史上, 至今可查的最早的抒写思乡情感的诗应该是《诗经》中的《邶风·击鼓》篇和《魏风·陟岵》篇, 但这两首诗并不是单纯写思乡情感的, 还表现了士兵征役过程中的遭遇,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怀乡之情。这里的怀乡之情表达得还不是很明显, 也不是写诗的主要目的。以表现思乡之情为主题的诗歌到唐代才大量涌现, 而且表现最多的是以诗人, 也可以说是以文人为对象的思乡诗, 而不再是《诗经》中单纯出现的征人思乡之情。但《诗经》毕竟为思乡诗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以此发轫, 后代的诗人们开始大量创作思乡题材的诗歌。这其中以唐人的成就为最高, 诗作也最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和律诗体制短小, 浓缩性强, 能以很少的字句概括浓厚的感情内容。因为思乡情感毕竟不同于其它东西, 意会的成分更多一些, 单纯靠语言是无法表达得清晰、完整的, 而且这类题材写得太长、太罗嗦, 反而会失去本来的意义。而唐诗借景抒情、以景传情的创作手法, 为这种情感的抒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 唐朝国势强盛, 诗人众多, 诗人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抱负也更强烈。唐朝诗人们为实现理想抱负, 四处游历, 四处交友, 这也造成诗人群中人员流动性加大。如李白就曾从四川游历到京师, 再到梁园东鲁等地;杜甫也曾四处游历, 后又因安史之乱而四处漂泊。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是诗人们思乡情感爆发的客观因素。唐以前, 诗人很少写思乡题材的诗, 唐以后的诗人虽也多漂泊, 但多因贬迁或战乱, 再加上这一类题材的诗多半已被唐人涉猎, 难以再有所创新, 所以整体成就不如唐人。

在中国诗歌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思乡诗是唐人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这应该是最早的一首纯粹以写思乡情感为目的的诗歌。在这以前的诗人总是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在别的主题中顺带表达出来, 思乡情感只是其他情感的附属物。可以说是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唤醒了潜藏在诗人们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 自此以后, 思乡诗创作成就才真正达到顶峰, 出现了许多思乡诗和描写思乡情感的名句, 例如:

杜甫《月夜忆舍弟》:“戌鼓断人行, 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孟浩然《早寒有感》:“乡泪客中尽, 孤帆天际看。”

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 寒灯独夜人。”

崔涂《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 孤烛异乡人。”

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 寒梅着花未?”

宋诗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欧阳修《春日寄谢法曹歌》:“少年把酒逢春色, 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 惟有东风旧相识。”

李觏《乡思》:“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 碧山还被暮云遮。”

叶绍翁《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范成大《题岳麓道山台》:“故园东北望, 游子栏干曲。”

戴复古《夜宿田家》:“身在乱蛙声里睡, 心从化蝶梦中归。乡书十寄九不达, 天北天南雁自飞。”

二

我们通过归纳可以发现, 描写思乡题材的诗主要分布在游历诗及表现客居生活的诗、边塞诗、描写宦旅生活及表现贬迁生活的诗这三大类。

(一) 游历诗及表现客居生活的诗

这类诗中, 写思乡题材的诗最多。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不同, 宋代诗人多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合一, 许多人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当时著名的诗人, 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安定一些, 少了漂泊之苦。到南宋, 虽因战争之苦, 再加上外族入侵, 漂泊多一些, 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多被爱国题材所占据, 表达的也多是对故国的思念。因此在这一类型的诗中, 唐人成就更高一些, 更多一些赤子之心。其中以李白的《静夜思》最有代表性:“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诗人中夜漫步于庭间, 看到井栏前的月光如霜, 铺满一地, 不自觉地就思念起故乡来了, 此时这月光也该照到故居的窗前了吧。诗中的语言平淡如水, 然而给人的感触却是深刻的, 浓浓的思乡之情于平平的叙述中抒发得淋漓尽致, 以至读此诗, 无人不起思乡之情。李白还作有《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诗人闻笛声而生故园之情。笛声与思乡本是联系不大, 只因诗人是正思乡, 而笛声使这种思乡之情更为强烈, 听笛声便如听乡音一般亲切而泪欲下了。

在客居他乡的人看来, 故乡总是那么亲切而让人怀念, 远离故乡的人便总爱拿他乡与故乡作对比, 他乡的人没有故乡的人和善, 他乡的水没有故乡的水甘甜, 甚至他乡的月亮也没有故乡的月亮大, 没有故乡的月亮圆、明亮。正如杜甫在《月夜忆舍弟》中所写:“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其实月亮本来只有一个, 故乡的月也好, 他乡的月也好, 都是发着同样的光, 也是一般的明亮。“月是故乡明”, 看似无理却有情, 这种情是浓浓的思乡之情, 发轫于诗人内心里的那个浓浓的思乡的“情结”。

这类思乡诗,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大量使用“雁”意象。罗邺在他的《雁》中写道:“暮天新雁起汀洲, 红蓼花落水国秋。想得故园今夜月, 几人相忆在江楼。”这首诗是触景生情, 托物起兴, 以抒发故乡之思的。诗人借大雁来寄托乡思, 雁是候鸟, 春天北去, 秋天南来。诗人联想到雁还能一年一度, 去而复返, 而人却常在异乡, 不得回归, 因此更加想念起故园来了。通过大雁这一意象来寄托思乡之情, 在唐诗宋词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如同以寒蝉意象表达士不遇之情, 孤帆意象表达天涯羁旅之情一样, 诗人们借助大雁来寄托自己的乡思, 大雁成了思乡人的信使, 传递着天涯游子的怀乡之愁与悲。例如:

韦庄《庄台夜思》:“芳草已云暮, 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 秋雁又南回。”

王湾《次北固山下》:“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周必大《行舟遇永和兄弟》:“数点家山常在眼, 一声寒雁正关情。”

陈均《九江闻雁》:“烟波渺渺梦悠悠, 家在江南海尽头。音信稀疏兄弟隔, 一声新雁九江秋。”

何应龙《客怀》:“客怀处处不宜秋, 秋到梧桐动客愁。想得故人无字到, 雁声远过夕阳楼。”

(二) 边塞诗

这类诗多表现戌边将士的思乡之情。军情的紧急, 战争的残酷, 边关风雪严冬的酷寒, 时时压迫着边关将士的心, 在这种环境下怀念故乡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故乡安宁的生活, 慈祥的双亲, 温柔的妻子, 可爱的儿女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那颗被战争消磨得近乎冷酷迟钝的心。而在行军途中, 战争间隙, 回忆在故乡时的生活, 就成了边关将士们最好的安慰了。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霜。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经过艰苦的战斗, 夜晚士兵们本应好好睡一觉的, 但对故乡的思念却使得他们难以入眠, 听到不知何处吹来的芦笛声, 而尽起望乡之念。这种思乡之情是何等强烈。李益在另一首《从军北征》中也表达了同一种情感:“天山雪后海风寒, 横笛偏吹《行路难》, 啧里征人三十万, 一时回首月中看。”一曲《行路难》撩动了征人们的乡思, 看着眼前如霜的月色、凄冷的沙漠, 想起心中温暖的故乡也同样被笼罩在这月光之下, 千里之遥, 征人们便一时都在月光之下, 回头东望了。然而故乡是那么遥远, 或许这一生也没有再回去的机会了。

与征人思乡相对应, 故乡的亲人们也在挂念着远在边关的征人, 担心征人的安危。在这种情形下, 频繁往来的书信就成了互通双方消息的纽带, 成了真正的“家书抵万金”。碰到回乡的故乡人, “马上相逢无纸笔”, 便只好“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 《逢入京使》) 还有一类表现身在敌国的人的思乡之情的诗, 他们或者是在战争中被俘, 或者是被敌军掳去, 远离故土, 生活在异族的国家里, 那种“思乡情结”便无时不在绞纽着那颗痛苦的心, 甚至绵延到后代, 成为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如宋朝诗人曹勋的《入塞》诗:“妾在靖康初, 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 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 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 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旗, 鄢致临风悲。”这首诗表现的就是这一种情形。

(三) 描写宦旅生活及贬迁生活的思乡诗

如:李白《黄鹤楼闻笛》:“一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杜牧《旅宿》:“寒灯思旧事, 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 家书到隔年。”

司空《华下》:“故园春归未有涯, 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 犹自残灯照落花。”

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李白的《黄鹤楼闻笛》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 诗人因“李嶙事件”获罪流放夜郎, 经过武昌时所作。诗人无辜被流放, 所去之地是一个只在传说中听过的地方, 想到朝廷的冷漠, 帝王的寡恩, 诗人闻玉笛吹奏《落梅花》, 心中的思乡之弦也被拨动了。在杜牧的《旅宿》中, 那种“思乡情结”更充满了一种赤子之情:“远梦归侵晓, 家书到隔年。沧江好烟月, 门系钓鱼船。”寄寓异乡, 家书也要隔年才到, 思乡之情便时时牵扯着诗人的心, 因此看到旅舍旁那渔家门口系着的渔舟, 诗人也感到无比羡慕。

如同游历在外征役在外的人思念故乡一样, 在异乡作官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 他们在故乡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故乡接受学问, 又从故乡走出, 去外做官, 从此便很少回家, 但他们的根却留在故乡的山水里。思乡的情结使他们无论到哪里任职都无法忘记故乡, 一旦年老退职或者因罪被消夺官职, 回归故乡便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故乡成了他们的避难之所, 养性之地。就算客死异地他乡, 也要将遗体送回故乡归葬。而一旦因罪被贬而又无法回乡时, 那种思乡之痛就更令人揪心了。如宋代诗人王禹偁《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 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 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 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 村桥原树似吾乡。”此诗是王禹偁于宋太宗淳化二年 (公元991年) 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时所作。诗人宦游异乡, 却因替徐铣辩诬而遭贬谪, 抱负难展, 心生归去之念, 但又有家归不得, 所以看到异乡景物似故乡而感叹。

在历朝历代的宦游人中, “思乡情结”最为深厚的应该算是晋代人张翰了。据说张翰在洛阳做官, 一日见秋风起, 忽然思念起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来, 于是就辞官回家了。因见秋风思故乡而连官职也不要了, 比起那些因被贬而生思乡之情的人来, 张翰的举动确实让人惊异, 也可让人想见其思乡之深之切。叶绍翁在他的《夜书所见》中就借用了这一“闻秋风而思归”典故:“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三

综合以上三类思乡题材的诗,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绝大多数思乡诗都是写客恨乡愁, 在这样的作品中总是充满对家乡的留恋和怀念, 对客况充满了慨叹和伤悲。这些诗的情感的基调总是低沉、哀婉的, 凄迷而又感伤。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 如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在这首诗中就没有了传统思乡诗那种凄迷、伤感的基调, 作者反其道而行之, 成了一首翻案之作,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诗人看来, 故乡是无处不在的, 关键还在于自己的感受。如果在所处之地同样也感受到同故乡一样的热情和亲情, 那么也就无所谓异乡与故乡的区别了。另一位唐人刘皂的《旅次朔方》则又是另一种感受:“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咸阳本是刘皂的故乡, 然而为了功名之望, 诗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出外游历, 在并州居住了十年。然而十年的并州生活并没有实现什么理想抱负, 十年积聚起来的乡愁却成了诗人心中一个沉重的负担, 以至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然而就是在回到了故乡咸阳后, 却又思念起了并州, 把并州看作是自己的故乡。对诗人的这一复杂情感, 沈祖棻先生分析得最为透彻, 也最精彩:“对于诗人来说, 过去十年只感到对咸阳的思念之情, 这十年的怀乡之情, 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万万没有想到, 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 在这久客之中, 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 它在自己的心中已经成为第二故乡了, 所以当再渡桑乾, 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 另外一种思乡情绪, 即怀念并州的情绪, 竟然出人意料地, 强烈地涌上心头, 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唯一的, 而‘无端更渡’以后, 后一矛盾就突出来。这时, 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受到, ‘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 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 究竟哪一边更有份量, 也难于断言了。”这首诗虽然表现了不同的情感, 但其情感基调同样也是低沉伤感的。

四

为什么在众多的思乡诗中会出现这种低沉、感伤的情调呢?这可能要从思乡诗本身的特点去回答。思乡情感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感伤的情感, 它总是寄托了客居异乡人太多的委屈、痛苦、寂寞和伤悲, 对前途的迷茫恐惧和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它总是出现在客居异乡的人最潦倒落魄, 最孤寂无助、危机重重的时候, 它的出现给了他们以安慰和慰藉。在每一个被“思乡情结”缠绕一生的人心中, 故乡是他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乐土。潦倒落魄的时候, 是故乡最后敞开胸怀容纳了他们;孤寂无助的时候, 是故乡的亲人给了他们无私的关怀和鼓励;危机重重的时候, 故乡又成了他们歇脚的旅店, 避风的港湾。“叶落归根”, “鸟倦飞而归巢”, 这是自然界之常情, 也是人之常情。当漂泊异乡的人有家归不得时, 那种浓浓的忧伤、郁闷和感慨反映在作品中, 就化成了永世也解不开的“思乡情结”了, 这也就是古典诗歌中出现大量思乡诗的原因所在。这种思乡情绪从古代作品中一直延续到现代, 它也必将还会延续到后世的作品创作中, 无穷无尽。

参考文献

[1]余冠英选注.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2]李道英.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邓魁英.中国文学史.宋辽金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4][清]蘅塘退士编.于雯雪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 2006.

[5]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6]缪钺等著.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别给处女情结贴上“封建”的标签 篇11

社会层次较低的男性，更容易成为被戴绿帽子的对象。

姑娘们，不要相信所谓的处女情结是中国才有的封建糟粕。

无论承认与不承认，贞操确实是一种很珍贵的女性资本。

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开放，短短教十年间，随着避孕工具的普及，婚前同居已经从争议行为变成了默认规则。而甚嚣尘上的男女平等论，也一度让女孩们深信不疑，在男人们的鼓吹和诱惑下试图身体力行地在性行为上和男性看齐。

但是，又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男性和女性的择偶策略是不一样的。男性永远没办法确认孩子是自己的，父子关系不确定性(patenityuncertainw)这个生理弱项意味着他们必须采取一些什么行为来保证后代确由己出。我们可以理解，从两性的生育方式来说，男性更需要重视配偶的性忠贞，否则他们很容易抚养别人的孩子，导致自己的基因被自然淘汰。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男性严防死守女性出轨的进化史。那些不重视配偶性忠贞的男性祖先的基因早就化为了灰烬，只有好猜忌、重视配偶性忠贞的男性基因，才有可能一直流传并延续到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那些好猜忌、重视配偶性忠贞的男性祖先的后代。

也就是说，如果女孩们不注重在性史上男女有别这一点，很可能为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布下绊脚石。有很多男性会选择婚前贞洁(prenlarital chasty)来衡量女性的忠贞度。

当然，这些与处女膜无关，事实上，拥有处女情结的男人，往往不是一位佳偶。为什么呢?让我们试想一下哪类男人更容易被戴上绿帽子吧。众多生物学家的一系列观察和实验结果显示：社会层次较低的男性，更容易成为被戴绿帽子的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答案很简单：女l生需要较好的基因来制造后代，但拥有较好的基因的高阶层男性却未必愿意娶这些女性作为长期伴侣(长期择偶策略)，不过他们并不排斥与她们发生短期性行为(短期择偶策略)。所以从动物本l生上来讲，一个低阶层的雌性最好的选择就是挑选一个愿意和她结为长期伴侣的雄性为夫，然后去采集高质量精子男性抚养下一代

这是生物学普遍公认的英国著名统计与遗传学家费希尔的“性感儿子”理论。只要不被她的法定配偶发现，那她完全可以获得一个更优秀的儿子，这个儿子基因会非常出色，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子孙。

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越是穷苦的、缺乏性魅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的男性，似乎越容易成为被背叛的对象。地位较高的男性被蒙骗的比例大概是1％(美国、瑞士)；中等阶级的男性约为5％－6％(美国、英国)，而地位较低的男性被戴绿帽子的几率甚至高达30％(英国、法国、美国)。可想而知，地位更低的男性：更会强调性忠贞。

根据调查，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地的居民，男人选择潜在配偶时对贞洁高度重视。而瑞典、挪威、法国、前西德、荷兰、芬兰等国的男人们却对是否处女毫不在意，只在意婚后忠贞(postmarital sexualfidelity)。专家认为这也许可以部分归结为女性依赖性的不同，经济的独立性和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同。不过，在任何存在性别差异的文化中，男性对贞洁的重视程度始终高于女性。

姑娘们，不要相信所谓的处女情结是中国才有的封建糟粕。看清楚，在任何存在性别差异的文化中，男性对贞洁的重视程度始终高于女性。

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更贵重的陪嫁，比如骄人的学历、雄厚的嫁妝、漂亮的脸蛋、过硬的家庭背景……一切可以弥补男性父子不确定性被毁损的资本，请你尽可能保持贞洁。即使已经没有了，也不要因为太寂寞或者能用性变相换取一些什么就滥交，纵使没有绝对贞洁，那也还存在相对贞洁。此外，避开那些有严重处女情结的男性，他们不是佳偶。

中国人的处女情结 篇12

一、文本内容中的中国情结

1.“羁鸟恋旧林”之怀乡寻根主题

从台湾文学的内容和主题来审视, 给予我们最大感受的是对故土的追忆和思念。这种对故土文化的缅怀之感深深的蕴含在文本之中, 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的迁台作家们的创作中。

《姗姗, 你在哪儿?》是迁台作家聂华苓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它借李鑫在台北寻找当年纯情少女姗姗时的回忆, 把自己记忆中那充满牧歌情调的三峡橘乡鲜活地展示开来, 从而让橘乡风情、巴渝农家、纯情少女共同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三峡橘乡图画。从小说的叙述中, 我们可知李鑫到台湾已经十五年了, 姗姗也已嫁为人妻, 但李鑫却丝毫没有在台湾找到精神的归属。他人坐在台湾的公交车上, 但是心理面却想着十五年前的四川、重庆, 想着过去那单纯而漂亮的姗姗。在李鑫的世界姗姗“象征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一个缥缈而又美丽的梦”, 而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在台生活的精神寄托, 他时常在空虚寂寞的时候将这个梦唤起, 已成了一种习惯。

他的精神家园是十五年前有姗姗的四川和重庆, 但是他却从那里流落出来了。当他认出姗姗正是公交车上遭人厌恶的嚼舌俗妇, 那个已有几个孩子又正挺着大肚子, 浮肿着双脚的生育机器时, 他的梦彻底碎了, 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在瞬间奔溃。小说的标题“姗姗, 你在哪儿?”是一种无奈的追问, 是一个漂泊异地, 无根者的追问。姗姗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物形象, 而是一种符号象征, 它象征着一段逝去的回忆生活, 象征着梦中的故乡, 象征着一种精神家园。李鑫流落到台湾, 失去了他的“故乡家园”, 同时也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 变成了一个寻根而不得的精神流亡者。

2. 生之庄严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迁台作家借助于“此地他乡”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状态流露出对中国大陆的怀念与归一情怀。而作为台湾本土作家, 在不存在寻觅生命之根的境况下则通过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书写来表现自己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意识。

在中国这一礼仪之邦, 人的生命和生活常常被赋予庄严的色彩, “尊生”观念十分强烈, 连“红”、“白”都作为喜事并列, 其隆重、庄严胜于过节。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历来被认为是寄寓两岸和平统一的典范之作。但在这部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命运所负载的生命庄严化的书写。小说一开始, 即以葬礼的进行, 让一种悲喜交合的语言气氛贯流而来。中间悲剧情节的展开和喜剧意味的穿插, 使一种高洁的“尊生”观念——物质穷困而精神不衰, 命运多舛而生命欢悦得以互相渗透, 以排遣病态的过分感伤。在文章最后, 男女主人公伴着《王者进行曲》, 带着“婴儿那么干净”的夙愿, 走向死亡。这种以乐景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死亡预示的并不是一种终结, 而是一种新生, 是灵魂升华到更高、更完美境界的手段。因而在那片苦难的故土上, 他们死得“安详、滑稽, 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两个人躺的直挺挺的, 规规矩矩, 就像两位大将军”。从小说开头的葬礼到结尾的殉情, 作家划了一个时间的圆圈, 不是流水, 却也千载不腐——生命之树常绿, 即使死了, 也还要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 而这正与中国人文精神中贫贱难移患难之交的恩爱情深, 地久天长, 解脱人世悲苦而享受生命狂喜的人生价值观不谋而合。

二、东方意识流的艺术建构

台湾文学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 与祖国大陆新文化传统长期处于一种断裂状态, 这种状态致使不少作家开始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寻找思想营养和文学技巧。聂华苓和陈映真都对西方现代派技巧有过研习, 并在他们的创作中有过实践。通过他们的小说创作我们可见他们对西方现代派技巧的运用并非完全西化, 而是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将西方精神和艺术技巧融入其中, 开创出一种东方式的现代派文学。

小说《姗姗, 你在哪儿?》和《将军族》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 让故事情节在“现实”、“梦幻”和“回忆”之间穿梭。然而, 它在进行诸多对传统超越的同时, 又不是盲目的模仿, 而是有着自身的艺术过滤和澄清, 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就主人公而言, 它有别于西方意识流小说偏于从上流社会扑捉人物, 而是更多的塑造浪迹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在情节构造方面它并未完全拆除引导读者的路标, 作者在展现现实世界与心理世界时, 常用人物对话或“想起”之类, 以示人物返回现实世界。应该说作者的这种处理方法, 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式的阅读框架内, 为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寻找一个合适的支撑点。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飞鸟犹知恋故林”的故土情结无时无刻不暗含于文学创作中, 即使在遭遇外来文化的侵袭也终究摧毁不了其与大陆文化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它在广泛接收西方文学艺术的同时又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 始终表现出一股浓郁的中国情结。在艺术新变和本体固守的共时演绎中, 台湾文学开创出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文学, 但又始终不离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存在。

参考文献

[1]尉天娇.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