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结(精选11篇)
中国情结 篇1
摘要: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看不出他哪里受到了禅的影响。只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尔顿跟一个自己欣赏的校友在酒吧见面,对方谈到在跟一个中国来的艺术家同居,并沉迷于东方哲学。但用这个来作为小说中禅的渗透似乎又有点牵强。只有读读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才能领略到禅在小说深处的体现。
关键词: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禅
美国小说家塞林格日前去世了!提起他的《麦田守望者》,很少有人不被这本书的名字打动的。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遁世”作家。他热爱中国文化,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意趣影响至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书里。他还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他的这种热爱。
1951年出版的《麦田守望者》,是塞林格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也成为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麦田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买下了90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
看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看不出他哪里受到了禅的影响。只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尔顿跟一个自己欣赏的校友在酒吧见面,对方谈到在跟一个中国来的艺术家同居,并沉迷于东方哲学。但用这个来作为小说中禅的渗透似乎又有点牵强。只有读读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才能领略到禅在小说深处的体现。
禅的核心在于排除逻辑、因果的束缚,从而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比如常被引用的“当头棒喝”就是最直观的体现。而最高级的公案对答,也常常是答非所问,无厘头:华林曾经跟灵佑争夺沩山山主的位置,怀海禅师出了一道题考较二人高下,他指着桌上的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唤做什么?华林答:可唤作木牍。而灵佑一言不发,把净瓶踢出门去。灵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怀海的陷阱里面。
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禅的情态。他也同样没有陷入到自己叙事的陷阱中去:两个一起打网球的好友,一个带去需用的网球,一个负责回来的出租车费。然后出车费的那个女孩子觉得自己亏了,于是某次上门索要,另外一个女孩借口自己妈妈睡着了,让她一个人在客厅久等。她在等待的期间先后跟对方的哥哥,之后是跟对方哥哥的朋友闲聊。很久之后,那个女孩出来,她上去说那车费她不想要了,反正你提供了网球……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很上去有点无厘头。结尾也很有意思:对方的哥哥曾经给她一个咬过一口的三明治,她盛情难却只能装进口袋里,出门之后想扔掉,然后想了想,又放回兜里。
中国青年小说家朱文有个小说,叫《小谢啊小谢》。结尾显然是受了塞林格的影响:小谢要去给去世的老领导送花圈,可是错过了追悼会,自己只能扛着花圈回去,然而又找不到地方扔掉,于是拿着花圈穿过很多街巷……跟塞林格的短篇小说《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结尾如出一辙,同样充满禅宗意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无所适从的时候。
中国富翁的“巴黎情结” 篇2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大富翁的公司当时正筠法国的合作伙伴因涉及产品专利的问题打官司,因止匕问我能否请几位中、法记者聚一聚,私下沟通一下。这在法国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即在轰动性新闻暴发之前,先透个底给记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影响记者的观点和立场。用记者的流行语就是开一个OFF的新闻会,即不供发表、仅供参考。在这种合,能够,了解到很多内幕。这在中国官方是很少做的,但中国的富翁却已经凭着自己经商的本能,理解并开始做起来。当时时间非常紧,也就—天。我担闽姒识的一些法国著名记者可自睛域昂有安排。法国的名流和上层见人都要事先预约的。越是出名地位越是高者,预约的期限就越长。你要见我一面?可以,三周以后。我曾有过一次约倒三个月以后!不料,当我告诉他们这位富翁的名字和约会的地点时,好几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媒体人者陡门改变自程而赶来与这位中国的“暴发户”见面。当时我r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原来是一个普世真理啊。
大约两三年前,我曾与一位专门安排法国高档旅游的朋友聊过天。她透露,中国的富翁现在到巴黎,主要还是常规旅行,还没有像她所接待的那些俄罗斯、美国、阿拉伯世界的巨富:乘坐私人专机、居住私^寓所、出入的是私人宴席……甚至连购物也是“私人的”:即。些高档豪华品牌为他们专门安排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销售。不久前我再次与这位豪华旅游高管、偶遇,她兴奋地说,她的顾客名单上已经开始出现中国^的名字。
最近出现的一个新动向,则是巴黎的高档旁地产。巴黎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中国的富翁前来自茛游,而且已经开始诱惑他们前来居住。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巴缈·斯高档房地产公司”在巴黎香街施上的那家著名饭店“富凯”举办的早餐会。富凯饭店因萨科齐当选总统后邀{青一批法国巨鱼在那里大肆庆贺“胜利”而成为法国暴笤的象征:该公苛总裁介绍说,继阿拉伯、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后,中国富翁开始将视线转向巴黎的高档住宅。
巴黎的高档住宅是为全球富翁们准备的,—股都是在最好地段的房产;房子有新有旧,包括一些古老的石板楼房。黎的高档住宅价格不菲,’每平方米价格在1.2万到5万欧元之间,但升值空间亦大。虽然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总体上升值率比不上香港升值700%口上海:52%),但也达到28%。特别是去年一年,当香港高档房产升值26%、上海1_6%时,巴黎升值20‰是一个很不锴的数字。更特殊的是,巴黎高档房产价值比较稳定。2CC8年巴黎在危机中房产跌幅(8%)小于上海(10%)和香港(23%)这些高档房产—般都是超豪华的,如巴孥区一套能够俯瞰卢浮宫的顶层复式楼盘,400平方米加55平方米带泳池的大平台,售价rsoo万欧元,平均4.2万欧元一平方米。据介绍,这套房产不到.周就卖掉了。买主是何人,属商业秘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高档房产买主的名单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据透露,色经有几个中国富翁在巴黎购了高档房产。根据法国法律,购房款都必须有合法收入证明,以防“洗钱”。因此想来购房者应该没有“非法致”的嫌疑……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篇3
而且这种清官情结, 无论是历代统治者, 还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都具有。统治者会为这些人立传, 视其为官吏之楷模, 倍加褒扬。此种偶像式宣传成为封建统治者澄清吏治, 维持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但是清官崇拜更是民间社会的百姓大众为自己创造的理想官吏, 是百姓大众以自己的心灵和感情供奉的“神”。也可以说, 清官是封建社会中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对管理的共同要求。
或而言之, 这已经成为一种情结。“清官”情结已经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 可以说, 对清官的肯定与认同, 已经成为旧时代全社会和全民的一种共同心理和共同价值取向。每当百姓有了冤案, 总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位“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们做主, 似乎有了清官他们便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因此在国人的理想的人格系统中, 清官就格外值得推崇。似乎万民的福与祸, 国家的兴与衰, 都系之于有无既智慧超群, 又鞠躬尽瘁、克己奉公的清官身上。
人们的每一种崇拜情结都有它独特的原因, 那么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为何会产生这种崇拜, 而这种崇拜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别的原因, 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一、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是清官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看, 清官意识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安民”、“保民”、“养民”、“为民请命”等思想行为, 在历代清官身上体现的都比较突出。包拯说:“民者, 国之本也, 财用所出, 安危所系, 当务安之为急”。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心论, 它强调从政者应处处以民心为转移, 认为民众意向对统治者有较大的制约作用, 包含着某些民主的因素。民心论付诸于政治生活, 就得以重民为前提。但在民本思想中, 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 实践了重民主张的, 被称为有道明君、青天大人。
另一方面, 清官还是皇权社会中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 也是当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思想中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 孔子怀抱着“天下有道”、“礼治”的社会理想, 孟子憧憬着“仁政”, 他们都为这些理想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而后世清官作为儒家的信徒, 同样怀抱着社会政治思想。而孔孟的“礼治”“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如果关注一下清官的作为, 就会发现, 到地方任职的清官, 几乎不约而同地先从减免赋税、减轻徭役、整顿吏治、劝勉农耕、兴除利弊、改革风俗、建立学校等方面入手, 一步步推行自己的从政措施。总的来说, 都是在将孔孟的“仁政”思想具体化。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写到:自谓颇挺出, 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写的正式诗人年轻时期意气风发, 对自己才能前途的无比自信和致君泽民、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他给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是要成为甚至超过周公、管仲那样的良相贤辅, 辅助君王成为比尧舜还要伟大的圣主明君, 实现“王道”“仁政”, 泽惠天下百姓。宋代范仲淹, 在他的名文《岳阳楼记》中, 阐述了自己对古代仁人的追求, 表示自己要“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海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 臣子们要“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 (《明史·海瑞传》) 。
二、社会的黑暗促使百姓呼唤清官
人们对清官的评价一般指“廉洁奉公”, 它更多的侧重于下层百姓的愿望, 如廉洁自守、爱民如子、为名请命、公正执法等内容, “清官”更多的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期盼与愿望。
金人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诗》中讲到:“能吏寻常见, 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 人信有清官。”由此可见,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 也能看出在古代社会中清官的难得。王亚南先生说:“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崇敬, 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中国古代的小民百姓对清官无上崇敬, 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人们越是怀念、崇拜清官, 则表明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越是严重。也可以说, 社会的黑暗是清官崇拜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就好比一个由权势和等级组成的金字塔, 而最下层的无疑是普通百姓, 除了不断地把自己的物质、精神产品无限的奉献上去, 供养上自帝王、下至地主的各层统治者外, 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丝毫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 也毫无利益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被完全排斥在整个政治过程之外。这种政治上的无权地位, 使他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更无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而社会的黑暗, 我们从汉哀帝时期鲍宣的上书就可以体会到: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 水旱为灾, 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 二亡也;贪吏并公, 受取不已, 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 四亡也;苛吏徭役, 失农桑时, 五亡也;部落鼓鸣, 男女遮列, 六亡也;盗贼劫略, 取民财物, 七亡也。七亡尚可, 又有七死:酷吏殴杀, 一死也;治狱深刻, 二死也;冤陷亡辜, 三死也;盗贼横发, 四死也;怨雠相残, 五死也;岁恶饥饿, 六死也;时气疾疫,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 欲望国安, 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 欲望刑措, 诚难。
通过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皇权社会中普通百姓要收到的压榨和剥削是多么严重, 老百姓要想安定的生存是何其困难。因此, 他们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清官来管理统治他们, 但是皇权社会的官场又是非常黑暗的。甚至在唐德宗时期, 发生了皇帝密旨劝贪和理解受贿的事情发生。陆贽是唐德宗时期名副其实的清官, 而当时的皇帝唐德宗亦是非常欣赏他, 但是德宗曾派人向陆贽传达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 诸道馈赠一皆拒绝, 恐事情不通”。密令他如不能纳贿财物, “如鞭靴之类, 受亦无妨”。皇帝直接密令臣子纳贿, 确是旷古罕见之事, 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貌, 可以看出当时朝风腐败的程度。
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 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只能是目光向上, 将希望寄托于贤明的统治者。而在权威人物中, 当然是君主为首位, 但天高皇帝远, 辽阔的地域限制了对君主的直接膜拜。自然而然, 民众把希望就寄托在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吏身上, 对清官加以颂扬, 希望清官重民、爱民、富民, 担负起为民众造福的责任。百姓希望能够在清官的治理下, 过上安定的生活, 他们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星, 这种观念本身, 更是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因为就个人看来, 清官能在世风日下腐败横行的社会中坚守节操, 不为利欲所动, 身体力行, 为民请命, 精神勇气固然可嘉, 但就其社会意义来看, 清官却是社会政治机构设置不合理的映射。因为从本质上讲, 民众对清官的膜拜和向往, 只是对其高尚人格和道德修为的赞美和期盼, 而只有在政治结构不合理、贪官渐多、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的形势下, 缺少反抗勇气的民众才会在无奈之下寄希望于清官, 期望他们能以个人之力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
三、法治与人治
中国历代是一个人治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法。而统治者却又始终标榜法治, 说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在人治社会中, 国家的治乱兴衰, 社会的安定发展主要依赖于当权者的能力和个人品质, 而不是一整套完整确定、行之有效的法令制度, 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大抵出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 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处置。这种治理社会的方式是随意的、主观的, 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因此传统中国人把通往正义的道路的障碍归结于贪官身上, 他们对所谓的国家大法不是不信, 而是认为只有清官才可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判案。在封建社会中, 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因此, 他们更希望能够出现清官保佑他们, 这从对包拯的神话就可以看出。在文学作品中, 包拯被塑造成为一个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清廉如水, 更在于他能够明察秋毫、用法律来解决世俗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既是个清官, 又是个能法之士。他们之所以推崇包拯这种清官, 乃是感于帝国法律不能真正达到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的境界。换句话说, 不仅仅豪势要每每凭挟‘特权’超越法律之上, 而且由于帝国官僚的腐败和昏聩, 致使违法作恶之人往往成为漏网之鱼。可以说, 包公故事的不断复制与改写源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 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强烈的清官崇拜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 使自己日益远离国家政治生活, 对统治者产生强烈的依附。同时, 清官意识也模糊了人们对专制制度的注意力, 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人, 而不是制度。当出现危机时, 不是从制度上去探求原因, 而是期盼“圣人”、“贤臣”来化解危机。
可以说, 清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持和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但必须指出的是, 清官信仰实际上是一出被清官话语遮蔽了的超级悲剧, 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真正悲剧;清官信仰暴露了传统中国的平民百姓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 一种由集权专制长期奴役而养成的顺从人格。中国人有清官情结, 无数的文艺作品都是赞清官批贪官, 百姓的心也是动不动就被那些清官感动, 把自己所处的恶劣境况往往都归罪于无良官员的贪腐罪行。却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境况之所以老在恶性循环中反复, 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主体地位。而且, 清官无论如何“爱民”, 从本质上讲, 他们仍然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坚决维护者。汉宣帝曾经说过:与我共此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这就是说, 清官的背后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 清官也就没有栖身之处, 所谓“救民水火”的理想, 根本无法实现。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的产生和发展在本质上说明在古代中国或者说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黑暗,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主意识的缺乏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无助。或而言之, “清官情结”的出现更是一种悲剧性的, 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面对悲苦生活和等级森严社会的一种妥协的选择。只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这种“清官情结”才会消失, 而人们才会真正的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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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结 篇4
故事是从上世纪40年代两个台湾年轻人陈秋水和王碧云的邂逅开始的。陈因做家庭教师而来到王家,并与王碧云一见钟情,很快私订终身,但适逢台湾局势动荡,陈为躲避迫害从台湾辗转来到大陆,两人坚守着“等待彼此”的誓言而互相思念对方。作为军医的他奔赴朝鲜战场,饱经战争与炮火的洗礼。一边怀着保卫家国的热血豪情,一边默默思念海岸对面的亲人。此时他结识了战地护士王金娣,就像他与碧云一样,王金娣第一眼就爱上了陈,开始了对他执著的追求,并在战争结束后一直追随已援藏的他到了西藏当地的医院。由于海峡两岸的分隔,又几度寻找王碧云无果,在这种绝望中,王金娣的真情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陈秋水,陈秋水最终与她结婚了。此时身在台湾的王碧云则以儿媳的身份主动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重任,并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她发誓要用一生来寻觅爱人的踪迹。直到68年她终于得知了陈的消息——陈和妻子双双殉难西藏雪山。
在影片的开头是这样的画面:擦皮鞋的少年、吆喝的卖报人、喝茶的闲人、横行的兵痞、当地的婚嫁以及传统的闽南戏、台湾的布袋戏等,从黑白转为彩色,勾勒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市井风貌,展示了独特的民俗民情,宛如一幅 “清明上河图式” 的画卷,显示出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的态势。
《云水谣》 的画面显示出了独特的民族意蕴,尤其是秋水与碧云在西螺时光的唯美的画面,色彩饱和透亮,画面清晰自然,吱吱的水车、清澈的溪水、青石小路、木质结构的房屋、农耕的水牛、浣衣的少妇,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未受世俗污染的乡村美景,人、情、景完美融合,俨然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风情画,也如同一首婉约的宋词小令。
正如导演尹力所说,影片虽然讲述了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但是他并不单薄,不是小桥流水,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情怀。和美国影片 《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 等影片弘扬美国的主流价值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一样,《云水谣》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感情故事,还隐含着家国情怀之类的主流价值。这种情怀首先鲜明地体现在陈秋水——一个 “觉着自己像鲁迅小说里的斗士” 的左翼青年身上,参加“二·二八” 爱国民主运动,投身革命、抗美援朝、支援西藏,他也正代表了无数台胞的家国情怀。
影片表面描写一个恋爱悲剧故事,其立意却是对非正义战争的抨击和否定一样,影片 《云水谣》 隐含着国家统一的主题。影片一开始就通过小芮和王碧云的通话暗寓了这个主旨,碧云告诫侄女 “世界这么大,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跑来跑去,哪天是完,人是不可以这样漂浮在世上的。” 小芮的 “在人世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人是什么?” 问题,随着剧情的展开,从 “二·二八” 爱国民主运动、抗美援朝、支援西藏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知道了云、水二人的爱情悲剧不是性格悲剧,也不是家庭悲剧,而是政治和战火隔开了彼此相爱的恋人,从而让人们思考历史背后、政治动荡中的个人悲剧,来呼唤呼唤祖国的统一。而影片结尾,一只雄鹰从雪域高原穿越云层,飞越群山峰峦、黄河长江直至海峡对岸来呼唤两岸人民的心,期盼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家国情怀。
中国大妈的健身情结 篇5
“夕阳红”舞出的新生活
广场舞蹈不会受场地、舞种等限制,多是群众自发组织,包括健身操、腰鼓队、扇子舞等多种形式,具有娱乐性、集体性等特征,时间多集中在早晚饭之后,因其一般在广场上组织和进行而得名。这样的运动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社区、街道办及各个单位组织的舞队,因此一般都有专门的经费和场地,并经常参加各类广场舞比赛。还有一种就是小区居民或民众自发组织的舞队,一般会由少数会跳舞者带头,多数成员跟在后面学跳,因而团队比较松散自由。
“我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就是跳舞,所以显得健康、年轻、有活力,你能看出我现在快60岁了吗?”郝大妈停下舞步,开心地说道,“其实接触到广场舞之后,才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刚从乡下和儿子一起来深圳的时候,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记得一次带小孙子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我们等在电梯口,电梯门却一直都不开,一个女孩经过,在旁边按了一下,我才知道这个是有开关控制的。小孙子去上学,儿子去上班,我除了做家务就是做饭,老伴也离开得早,时间长了,就有些难过。经常去买菜,路过小区那边的一个小广场,总是见着一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大姐在一起跳舞,我站旁边看着,后来也就跟着一起跳了……”
经常在这片广场上活动,时间长了就认识了很多“同道”之友。大家在一起聊家庭、谈儿女工作,无意的闲聊八卦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深彼此信任,丰富了业余情感生活,获得一些信息的同时,有时还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张大姐说,她现在的儿媳就是另一个大姐的闺女,她们俩聊得来,使得年轻人之间也有了联系,时间长了就都熟悉了。现在她们经常相互约一些年龄相差不多的老姐妹一起出去购物、游玩,吃了晚饭就一起跳舞,怕打扰别人休息,就把音响声音放小一点,伴着革命红歌、民族乐曲或是一些时下的流行音乐,如当下风头正盛的《小苹果》,也就不单单只是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了,在这些歌声里,还能缅怀历史或拉近时代距离。偶尔,有机会参加社区或街道办组织的演出节目,大家更是起早贪黑的组织人员、排练舞蹈等。
广场舞的快乐与忧伤
然而,随着广场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和人们参与意识的增加,以及广场舞在娱乐中所起到的健身作用,使广场舞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逾亿人,多数是40~65岁的中老年女性。几乎全国各地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广场舞的影子。
但广场舞扰民事件的发生,近年也屡见报端,严重者甚至出现扔水弹、放狗、泼粪等极端阻挠行为,原本热热闹闹的欢腾景象变得剑拔弩张,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要调动舞蹈气氛或因为参与者有年过花甲的老者,听力不太好,音响的声音就不得不放大一点。让我们觉得欢乐动听的音乐在周围一部分人耳中却成了噪音。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被大声呵斥:‘声音放小点,吵死了!还要不要人休息?’”于大妈有些不知所措的诉说。
针对广场舞一再遭投诉而引发的严重性社会问题,宝安区城管局前段时间制定了《宝安区城管局公园广场舞活动管理规定(试行)》。根据规定,广场舞活动时段按季节不同划有不同的跳舞时段:5~10月为7:00~9:00和19:00~21:30;11月至次年4月为7:00~9:00和18:30~21:00。
要求开展公园广场舞活动应调低音量,并符合以下标准控制:离音乐声源(扬声器、音响等)1米处音量值不超过110分贝,团队最外围队员处音量不超过80分贝;离周边住宅楼宇、学校等场所较近时,应确保楼宇窗前1米处音量不超过60分贝。
而我们也希望即便没有政策规定的制约,大妈们也有严格的自律意识,明白在什么样的场合跳舞比较适宜,声音要控制多大不会影响他人休息,跳舞时间在考虑自身承受能力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对他人所造成的一些其他影响等。
运动、快乐、健康三效合一
“能够到广场上跳舞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年轻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我自己喜欢跳舞,也就不在乎会有多少人了”,经常在广场上跳舞的王女士说,自己现年52岁,出于锻炼身体的需要和对舞蹈的热爱,加之先前还曾参加过民族舞培训班,有一定的舞蹈基础。于是就动员了周围小区爱好舞蹈的伙伴们组建了一个舞蹈队,自己来教她们跳舞,每天早晚6点钟大家在广场集合,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却都是为了“舞”出健康快乐。
但最近出了件事,让王女士开始重新考虑舞蹈动作的重新调整、音乐的挑选以及舞蹈休息时间的安排。因为,78岁的刘奶奶在跳舞的时候,竟然差点晕倒了。
为此她问候了刘奶奶,并查了相关的资料才知道,为了赶早跳舞,刘奶奶有时候会不吃早饭,而晚上的时候,有些大妈觉得一两个小时跳得不尽兴,大家就会多跳一会,偶尔,跳到晚上10点多了大家都毫无所知,而运动是讲求科学性的,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偏低的中老年人。
早餐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空腹运动,很可能导致低血糖,严重者甚至会昏厥;一直在极度兴奋的音乐中使身体处于亢奋状态,也容易影响睡眠;晚上太晚的话,打扰他人休息不说,回去的路途也存在安全隐患;跳舞时间过长或强度过大,老年人也会吃不消;而且一些患有心脏性疾病的老人家本身就不适合过多的运动。
试析《将进酒》中的中国文人情结 篇6
李白写此诗大约是天宝十一载, 时年52岁, 他与好友岑勋、元丹丘山居为乐, 登高饮宴, 回首人生路, “赐金放还”已达八年之久, 感悟朋友情, 面对这段快意的时光, 满怀思绪吟啸而出, 跌宕起伏间, 让我们从哀喜怒乐中品鉴《将进酒》。
一、命途多舛的哀
全诗开篇两句“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历来受人称道, 奇特想象, 合理夸张, “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 却不堕纤弱, 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 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周啸天《李白〈将进酒〉赏析》) , 这种代表性说法中, 我们不难体会出, 李白“巨人式的感伤”是经历坎坷多舛后的哀, 24岁“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30岁首入长安, 献诗玉真公主, 遍谒王公大臣, 以求举荐却终无结果, 以致潦倒京城, 颓废中怅然离开长安。42岁奉诏再入长安, 从“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踌躇满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到两年的时间, 李白充分感受到国家繁荣背后的危机, 官场的龌龊, 小人对自己的谗害, 无奈苦闷中被“赐金放还”。人生最宝贵的二十载, 就在这样的追求和受挫中匆匆而过, 让人慨叹, 不仅李白有过这样的仕途艰辛, 许多文人都有过和他如出一辙的经历, 情感的共鸣之处毋庸赘言, 但是李白却在开阔的空间和时间交织中, 让感情如“天上来”的黄河水一般奔涌而出, 表现出“诗仙”的生性豪迈。面对易老人生、壮志难酬, 哀痛中的那一份激愤之情被洒脱的外化成行乐之举, 与友相聚, 以酒为伴, 此番高蹈出世的行为, 又非李白莫属, 心性如此, 以致心高命薄, 诗中“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用曹植典, 二人均是奇才而难有伟功, 那种“斗酒十千”的“欢谑”场面, 李白是神往的, 却也正好乐景衬了哀情。而这哀情中又涌动着“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 在将进的酒中, 酝酿着哀而不伤、悲却显壮的胸襟, 知天命的李白如此的让人心生敬意而又难以企及, 李白对酒的“神会”, 后辈的效仿, 诠释出中国文人对酒的心灵相通和难舍情结。
二、知己聚会的喜
李白与元丹丘、岑勋的友情, 非泛泛之交, 从青年时结识, 历经二十余年考验, 李白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元丹丘影响, 能奉诏入京, 得到元丹丘的极力引荐。在好友的家中, 李白是轻松无拘束的, 而把这样的聚会视为“人生得意”, 自然“须尽欢”, 如何才能尽欢, 在李白看来, 自然离不开酒, 这种知己聚会的喜悦之情, 李白在《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过更为精彩的表达:“开颜酌美酒, 乐极忽成醉。我情既不浅, 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得, 一顾轻千金。”知己相悦, 酌酒而喜, 寻求“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 (《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的快意, 此时此情, “金樽”怎会“空对月”?更催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与豪放, 透过表面上容易让人误解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 李白表现出的是在知己面前畅所欲言、肝胆相照的坦诚与可爱, 当他向两位好友连连劝酒“岑夫子, 丹丘生, 将进酒, 杯莫停”。作为有才有用的“我”, 这一点更是表露无疑, 来、来、来, 喝酒、喝酒, 莫停、莫停, 这份喜悦中, 掩饰不住的是李白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报国的积极心态。以酒会友, 在面赤耳热中放浪地畅叙人生, 哪怕是酒后狂言, 这是李白的追求, 也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文人内心的渴望和追求。
三、直面现实的怒
42岁再进长安, 李白怀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豪情壮志, 对大唐盛世心存自豪与敬仰, 尤其是进京之初, 礼遇甚重, 唐玄宗“召见金銮殿, 论时事, 因奏颂一篇, 帝喜, 赐食, 亲为调羹, 诏供奉翰林”。 (《唐才子传·李白》) 。可见, 李白在极高的文学才华之外, 满腹经纶, 洞察世事。可惜, 皇帝的赏识也仅是昙花一现, 李白的多数光阴虚度在奉诏写诗赋文, 陪侍君王的尴尬境地中, 皇帝也只是视他为博人一乐的弄臣而已。加上宦官的专横、外戚的骄纵、小人的谗言, 一切笼罩着李白, 压抑着李白, “丑正同列, 害能成谤, 格言不入, 帝用疏之。” (李阳冰《草堂集序》) “赐金放还”也许原因种种, 终究击碎了他报国济民的理想, 以至于八年之后的朋友聚宴上也难以释怀, 而用他那种独有的洒脱放浪, 在一片醉意中吟咏出“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视金钱权势为粪土的豪气彰显无遗, 曾经的“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在黑暗现实面前似乎已渐行渐远。李白用这种寄情于酒、豪放豁达的方式尽吐心中块垒, 难以掩饰的却是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比的愤怒。一句“不愿醒”和“皆寂寞”中, 透露出的是怒气下的伤感和无助, 一介书生的美好才智就这样被蹂躏, 飘零成瓣瓣落花。酒, 成了此时李白最好的精神寄托, 让这样的“饮者”留下了“酒仙”“诗仙”的美名, 让“太白遗风”的酒旗千百年迎风招展, 飘扬在后世文人心中。
四、恣肆纵情的乐
李白短短一年多的供奉翰林的仕途经历, 让他感慨良多, 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中小结道:“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官场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为李白所不齿, 性格上的疏朗散淡带来的是谗佞小人的无端毁谤。这让他在长安城里难以喘息, 内心的苦痛难以名状, “功成谢人间, 从此一投钓”的愿望有一半已经无法实现。所以, 李白长叹一声“行路难, 归去来”, 骑上白鹿, 访名山, 结好友, 喝美酒已然成为他调适心理, 自我平衡的方式,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 (《行路难·其三》) 这一“乐”, 可以让他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与好友佳朋打成一片。此时, 岑勋、元丹丘, 多年的挚友, 聚宴饮酒作乐, 怎能不让李白狂歌放情,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如此张扬夸张的李氏手法, 此时此刻, 自然而然地挥洒出来。此两句诗意源于李白心仪的曹植所写《箜篌引》“烹羊宰肥牛”“乐饮过三爵”, 随性的化句和用典中, 把内心压抑的情感在欢宴上宣泄而出, “开颜酌美酒, 乐极忽成醉”, 世间的烦恼苦闷, 人生的难酬壮志, 在李白追求自由、对抗传统、狂放不羁面前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难怪“主人何为言少钱”时, 李白带着醉意, 步履虚飘, 狂妄地说“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喧宾夺主中及时行乐的情态, 难免被后人在理智状态下众说纷纭。但是我们闭目沉思, 在那令人神往的酒宴上, 主人也罢, 宾朋也好, 不正是这样的豪爽把内心的真性情唤醒, 把欢聚推向高潮吗?人行于世, 面对苦多乐少的现状, 一味地内敛拘束, 其实于人于己危害颇多, 在友情、酒意的催化下, 放纵任性一番又如何, “相知两相得, 一顾轻千金”不正是我们心灵最软处存放的美好人生体验吗?李白的慷慨激昂将“万古愁”在推杯换盏中荡涤殆尽, 也许是短暂的, 却又如此的荡人心腑, 有时, 我们唯有如此, 才能换得个李白所言“人生飘忽百年内, 且须酣畅万古情”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
中国情结 篇7
一
在中国诗歌史上, 至今可查的最早的抒写思乡情感的诗应该是《诗经》中的《邶风·击鼓》篇和《魏风·陟岵》篇, 但这两首诗并不是单纯写思乡情感的, 还表现了士兵征役过程中的遭遇,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怀乡之情。这里的怀乡之情表达得还不是很明显, 也不是写诗的主要目的。以表现思乡之情为主题的诗歌到唐代才大量涌现, 而且表现最多的是以诗人, 也可以说是以文人为对象的思乡诗, 而不再是《诗经》中单纯出现的征人思乡之情。但《诗经》毕竟为思乡诗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以此发轫, 后代的诗人们开始大量创作思乡题材的诗歌。这其中以唐人的成就为最高, 诗作也最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和律诗体制短小, 浓缩性强, 能以很少的字句概括浓厚的感情内容。因为思乡情感毕竟不同于其它东西, 意会的成分更多一些, 单纯靠语言是无法表达得清晰、完整的, 而且这类题材写得太长、太罗嗦, 反而会失去本来的意义。而唐诗借景抒情、以景传情的创作手法, 为这种情感的抒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 唐朝国势强盛, 诗人众多, 诗人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抱负也更强烈。唐朝诗人们为实现理想抱负, 四处游历, 四处交友, 这也造成诗人群中人员流动性加大。如李白就曾从四川游历到京师, 再到梁园东鲁等地;杜甫也曾四处游历, 后又因安史之乱而四处漂泊。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是诗人们思乡情感爆发的客观因素。唐以前, 诗人很少写思乡题材的诗, 唐以后的诗人虽也多漂泊, 但多因贬迁或战乱, 再加上这一类题材的诗多半已被唐人涉猎, 难以再有所创新, 所以整体成就不如唐人。
在中国诗歌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思乡诗是唐人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这应该是最早的一首纯粹以写思乡情感为目的的诗歌。在这以前的诗人总是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在别的主题中顺带表达出来, 思乡情感只是其他情感的附属物。可以说是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唤醒了潜藏在诗人们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 自此以后, 思乡诗创作成就才真正达到顶峰, 出现了许多思乡诗和描写思乡情感的名句, 例如:
杜甫《月夜忆舍弟》:“戌鼓断人行, 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孟浩然《早寒有感》:“乡泪客中尽, 孤帆天际看。”
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 寒灯独夜人。”
崔涂《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 孤烛异乡人。”
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 寒梅着花未?”
宋诗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欧阳修《春日寄谢法曹歌》:“少年把酒逢春色, 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 惟有东风旧相识。”
李觏《乡思》:“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 碧山还被暮云遮。”
叶绍翁《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范成大《题岳麓道山台》:“故园东北望, 游子栏干曲。”
戴复古《夜宿田家》:“身在乱蛙声里睡, 心从化蝶梦中归。乡书十寄九不达, 天北天南雁自飞。”
二
我们通过归纳可以发现, 描写思乡题材的诗主要分布在游历诗及表现客居生活的诗、边塞诗、描写宦旅生活及表现贬迁生活的诗这三大类。
(一) 游历诗及表现客居生活的诗
这类诗中, 写思乡题材的诗最多。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不同, 宋代诗人多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合一, 许多人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当时著名的诗人, 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安定一些, 少了漂泊之苦。到南宋, 虽因战争之苦, 再加上外族入侵, 漂泊多一些, 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多被爱国题材所占据, 表达的也多是对故国的思念。因此在这一类型的诗中, 唐人成就更高一些, 更多一些赤子之心。其中以李白的《静夜思》最有代表性:“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诗人中夜漫步于庭间, 看到井栏前的月光如霜, 铺满一地, 不自觉地就思念起故乡来了, 此时这月光也该照到故居的窗前了吧。诗中的语言平淡如水, 然而给人的感触却是深刻的, 浓浓的思乡之情于平平的叙述中抒发得淋漓尽致, 以至读此诗, 无人不起思乡之情。李白还作有《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诗人闻笛声而生故园之情。笛声与思乡本是联系不大, 只因诗人是正思乡, 而笛声使这种思乡之情更为强烈, 听笛声便如听乡音一般亲切而泪欲下了。
在客居他乡的人看来, 故乡总是那么亲切而让人怀念, 远离故乡的人便总爱拿他乡与故乡作对比, 他乡的人没有故乡的人和善, 他乡的水没有故乡的水甘甜, 甚至他乡的月亮也没有故乡的月亮大, 没有故乡的月亮圆、明亮。正如杜甫在《月夜忆舍弟》中所写:“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其实月亮本来只有一个, 故乡的月也好, 他乡的月也好, 都是发着同样的光, 也是一般的明亮。“月是故乡明”, 看似无理却有情, 这种情是浓浓的思乡之情, 发轫于诗人内心里的那个浓浓的思乡的“情结”。
这类思乡诗,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大量使用“雁”意象。罗邺在他的《雁》中写道:“暮天新雁起汀洲, 红蓼花落水国秋。想得故园今夜月, 几人相忆在江楼。”这首诗是触景生情, 托物起兴, 以抒发故乡之思的。诗人借大雁来寄托乡思, 雁是候鸟, 春天北去, 秋天南来。诗人联想到雁还能一年一度, 去而复返, 而人却常在异乡, 不得回归, 因此更加想念起故园来了。通过大雁这一意象来寄托思乡之情, 在唐诗宋词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如同以寒蝉意象表达士不遇之情, 孤帆意象表达天涯羁旅之情一样, 诗人们借助大雁来寄托自己的乡思, 大雁成了思乡人的信使, 传递着天涯游子的怀乡之愁与悲。例如:
韦庄《庄台夜思》:“芳草已云暮, 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 秋雁又南回。”
王湾《次北固山下》:“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周必大《行舟遇永和兄弟》:“数点家山常在眼, 一声寒雁正关情。”
陈均《九江闻雁》:“烟波渺渺梦悠悠, 家在江南海尽头。音信稀疏兄弟隔, 一声新雁九江秋。”
何应龙《客怀》:“客怀处处不宜秋, 秋到梧桐动客愁。想得故人无字到, 雁声远过夕阳楼。”
(二) 边塞诗
这类诗多表现戌边将士的思乡之情。军情的紧急, 战争的残酷, 边关风雪严冬的酷寒, 时时压迫着边关将士的心, 在这种环境下怀念故乡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故乡安宁的生活, 慈祥的双亲, 温柔的妻子, 可爱的儿女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那颗被战争消磨得近乎冷酷迟钝的心。而在行军途中, 战争间隙, 回忆在故乡时的生活, 就成了边关将士们最好的安慰了。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霜。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经过艰苦的战斗, 夜晚士兵们本应好好睡一觉的, 但对故乡的思念却使得他们难以入眠, 听到不知何处吹来的芦笛声, 而尽起望乡之念。这种思乡之情是何等强烈。李益在另一首《从军北征》中也表达了同一种情感:“天山雪后海风寒, 横笛偏吹《行路难》, 啧里征人三十万, 一时回首月中看。”一曲《行路难》撩动了征人们的乡思, 看着眼前如霜的月色、凄冷的沙漠, 想起心中温暖的故乡也同样被笼罩在这月光之下, 千里之遥, 征人们便一时都在月光之下, 回头东望了。然而故乡是那么遥远, 或许这一生也没有再回去的机会了。
与征人思乡相对应, 故乡的亲人们也在挂念着远在边关的征人, 担心征人的安危。在这种情形下, 频繁往来的书信就成了互通双方消息的纽带, 成了真正的“家书抵万金”。碰到回乡的故乡人, “马上相逢无纸笔”, 便只好“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 《逢入京使》) 还有一类表现身在敌国的人的思乡之情的诗, 他们或者是在战争中被俘, 或者是被敌军掳去, 远离故土, 生活在异族的国家里, 那种“思乡情结”便无时不在绞纽着那颗痛苦的心, 甚至绵延到后代, 成为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如宋朝诗人曹勋的《入塞》诗:“妾在靖康初, 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 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 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 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旗, 鄢致临风悲。”这首诗表现的就是这一种情形。
(三) 描写宦旅生活及贬迁生活的思乡诗
如:李白《黄鹤楼闻笛》:“一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杜牧《旅宿》:“寒灯思旧事, 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 家书到隔年。”
司空《华下》:“故园春归未有涯, 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 犹自残灯照落花。”
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李白的《黄鹤楼闻笛》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 诗人因“李嶙事件”获罪流放夜郎, 经过武昌时所作。诗人无辜被流放, 所去之地是一个只在传说中听过的地方, 想到朝廷的冷漠, 帝王的寡恩, 诗人闻玉笛吹奏《落梅花》, 心中的思乡之弦也被拨动了。在杜牧的《旅宿》中, 那种“思乡情结”更充满了一种赤子之情:“远梦归侵晓, 家书到隔年。沧江好烟月, 门系钓鱼船。”寄寓异乡, 家书也要隔年才到, 思乡之情便时时牵扯着诗人的心, 因此看到旅舍旁那渔家门口系着的渔舟, 诗人也感到无比羡慕。
如同游历在外征役在外的人思念故乡一样, 在异乡作官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 他们在故乡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故乡接受学问, 又从故乡走出, 去外做官, 从此便很少回家, 但他们的根却留在故乡的山水里。思乡的情结使他们无论到哪里任职都无法忘记故乡, 一旦年老退职或者因罪被消夺官职, 回归故乡便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故乡成了他们的避难之所, 养性之地。就算客死异地他乡, 也要将遗体送回故乡归葬。而一旦因罪被贬而又无法回乡时, 那种思乡之痛就更令人揪心了。如宋代诗人王禹偁《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 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 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 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 村桥原树似吾乡。”此诗是王禹偁于宋太宗淳化二年 (公元991年) 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时所作。诗人宦游异乡, 却因替徐铣辩诬而遭贬谪, 抱负难展, 心生归去之念, 但又有家归不得, 所以看到异乡景物似故乡而感叹。
在历朝历代的宦游人中, “思乡情结”最为深厚的应该算是晋代人张翰了。据说张翰在洛阳做官, 一日见秋风起, 忽然思念起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来, 于是就辞官回家了。因见秋风思故乡而连官职也不要了, 比起那些因被贬而生思乡之情的人来, 张翰的举动确实让人惊异, 也可让人想见其思乡之深之切。叶绍翁在他的《夜书所见》中就借用了这一“闻秋风而思归”典故:“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三
综合以上三类思乡题材的诗,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绝大多数思乡诗都是写客恨乡愁, 在这样的作品中总是充满对家乡的留恋和怀念, 对客况充满了慨叹和伤悲。这些诗的情感的基调总是低沉、哀婉的, 凄迷而又感伤。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 如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在这首诗中就没有了传统思乡诗那种凄迷、伤感的基调, 作者反其道而行之, 成了一首翻案之作,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诗人看来, 故乡是无处不在的, 关键还在于自己的感受。如果在所处之地同样也感受到同故乡一样的热情和亲情, 那么也就无所谓异乡与故乡的区别了。另一位唐人刘皂的《旅次朔方》则又是另一种感受:“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咸阳本是刘皂的故乡, 然而为了功名之望, 诗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出外游历, 在并州居住了十年。然而十年的并州生活并没有实现什么理想抱负, 十年积聚起来的乡愁却成了诗人心中一个沉重的负担, 以至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然而就是在回到了故乡咸阳后, 却又思念起了并州, 把并州看作是自己的故乡。对诗人的这一复杂情感, 沈祖棻先生分析得最为透彻, 也最精彩:“对于诗人来说, 过去十年只感到对咸阳的思念之情, 这十年的怀乡之情, 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万万没有想到, 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 在这久客之中, 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 它在自己的心中已经成为第二故乡了, 所以当再渡桑乾, 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 另外一种思乡情绪, 即怀念并州的情绪, 竟然出人意料地, 强烈地涌上心头, 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唯一的, 而‘无端更渡’以后, 后一矛盾就突出来。这时, 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受到, ‘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 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 究竟哪一边更有份量, 也难于断言了。”这首诗虽然表现了不同的情感, 但其情感基调同样也是低沉伤感的。
四
为什么在众多的思乡诗中会出现这种低沉、感伤的情调呢?这可能要从思乡诗本身的特点去回答。思乡情感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感伤的情感, 它总是寄托了客居异乡人太多的委屈、痛苦、寂寞和伤悲, 对前途的迷茫恐惧和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它总是出现在客居异乡的人最潦倒落魄, 最孤寂无助、危机重重的时候, 它的出现给了他们以安慰和慰藉。在每一个被“思乡情结”缠绕一生的人心中, 故乡是他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乐土。潦倒落魄的时候, 是故乡最后敞开胸怀容纳了他们;孤寂无助的时候, 是故乡的亲人给了他们无私的关怀和鼓励;危机重重的时候, 故乡又成了他们歇脚的旅店, 避风的港湾。“叶落归根”, “鸟倦飞而归巢”, 这是自然界之常情, 也是人之常情。当漂泊异乡的人有家归不得时, 那种浓浓的忧伤、郁闷和感慨反映在作品中, 就化成了永世也解不开的“思乡情结”了, 这也就是古典诗歌中出现大量思乡诗的原因所在。这种思乡情绪从古代作品中一直延续到现代, 它也必将还会延续到后世的作品创作中, 无穷无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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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结 篇8
中外古今, 在诸多人的记忆中, 那烛光下的颤影, 仿佛才算是活灵活现的生活真身。它们在夜色中现形, 并翻开一页又一页的不朽篇章, 艺术的, 也是人类的神奇故事。中国的历代绘画当中, 也不乏由那些天性神秘的夜游人所留下的种种优美痕迹。
有人就是喜欢夜, 无夜不欢, 他们是黑幕中的人精。有人在日光下高度近视;有人在夜色中却能深度透视, 目睹一切难以觉察的玄秘。人类有太多的丑, 需要在夜色中消弥稀释;人类也有太大的美, 必须在夜的苍茫中绽放。
最早的中国字里就有“日”和“月”。它们是字, 更是一种画, 记录视线中的存在, 进而阐释了我们祖先关于昼夜的概念。正是他们, 对伟大自然现象作出了最早、最形象的判断。昼与夜, 也划分了不同生命行为的节奏与习惯。对于所有生物而言, 日月的行踪便是他们生存行为的座标与轨迹。农耕时代的先民普遍遵循的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准则,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类在特殊时节或个别人群对“夜生活”的特殊徧爱。而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夜生活”的存在则更是一种物质富裕的寓示。
考察与判断祖先们夜生活的最佳途径, 我以为主要有三:首先是灯具。出土与传世的古代灯具所展示出的状态, 大体能说明其主人夜生活的风范。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在炫耀着法老们迎取光明的华丽灯盏;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内也展示着风光无限的诸侯王曾侯乙的葬品, 其奢华与丰盛令人叹止:其主人是一位堪称世界级的、品味高雅、眼光卓绝的艺术鉴品家与赞助人, 大到架子鼓, 小到炭火钩, 一无例外地充满浓郁的设计之美感, 所用灯具最直接地映证了他极尽炫酷的夜生活形态。
途径之二是文字。祖先发明创造出大量的词语, 来表白心中各不尽同的夜。一个可以论证的现象是, 夜情结愈深厚浓重, 其民族、社会或个人的关于夜的文字表白就愈细腻、愈丰富, 各色的专属词、形容词层出不穷, 以试图传递出对夜、对夜生活的复杂理解与无微不至的体验。
途径之三是绘画。绘画是人类专属的技能, 也是表现夜主题的最直观、最普遍、最便捷的手法。然而, 不同时境、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民族, 以至不同阶层中的不同人, 对夜的解读与表达也是千差万別的。同一个夜空, 各自的表述, 也就造就了人类多彩的夜艺术——一个不朽的话题。
中国人的夜情结来得既早又颇为別致。早在我们的《诗经》年代, 人们对夜的眷恋与敬意即已溢于言表, 他们的哼唱至今仍常绕于怀、延绵不绝:月岀啊皎皎, 月出啊皓皓;月岀啊昭昭, 月岀啊皞皞。简洁而深邃的声调令人心醉。那是同一轮的皓月啊, 你依旧眷顾着普天之下的可怜性命!
两汉之后, 随着思想的逐步解禁, 夜空的大门更向着优雅的士人洞开。我称之为中国士人圣经故事的《世说新语》, 竟妙然“揑造”岀一个“王子猷雪夜访戴达”的人间故事, 说的是小王在一个风雪之夜一时兴起, 而动身舟行去访探友人戴, 至戴家门前, 却又不入而返, 言:兴来而至, 兴去而归。好一派豁然通达之态。由此, “雪夜访戴”竟成就了一个千秋典范, 一个永不磨灭的中式夜情结;而劝人“先占要津路”、“努力加餐饭”、“何不秉烛游”的魏晋想法, 也树造了一个另类的人性情操。在漫漫长夜中, 人们更是对“龟虽寿”的观念有了重新的认知, 而趋向在夜的混沌与苍茫中, 寻求与延续生的现实安慰和快乐。
入唐宋, 夜的主题更加突显, 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 更是浸透到了更广更深的层面, 这也与当时之物质的极大丰盛, 西域的直接往来有着密切的关联。我曾在来自伊朗的祅教徒、富商虞弘的墓室中, 见识过那彻夜狂欢的盛大场景画面, 令人不忘。而悲天悯人的杜甫则更是一位夜诗人, 他的作品中, 十有一二与“夜”脱不了干系, 他是“苦性”的人, 在他眼里, 夜, 几乎与苦等意。由此, 艺术创作里的“夜”被分岀了两大情境:“苦”与“乐”。诗家郑谷诗中岀现的“风雪夜归人”形象, 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典源, 它基本也是属于“苦”的一类, 他唱曰:“江上晚来堪画处, 漁人披得一蓑归”。后来的绘画, 往往是这一文句的和声。顾闳中又把另类的夜融入到绘画的表现, 从此, “夜”与“宴”, “宴”与“乐”, 几近平行。马远的《华灯侍宴图》, 虽不及韩熙载家宴的声色, 大体也传递出了一个“乐”的情怀。
在“苦”的类别里, 又分出了对生命普遍的悲叹之苦, 和由个体发出的命运不济之苦。李白之所谓“孤灯不白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此当属前者;马戴的“落叶他乡树, 寒灯独夜人”, 此当属后者。而白居易的“大珠”、“小珠”, 则更是张显了社会良心人士在漫漫夜幕下苦中寻味的尴尬。
两宋时期, “夜”的主题表现则显温和平实, 但近世俗。除了《东京梦华录》中的小市民“夜景”, 在人文的层面上, 无大悲, 无狂喜, 而落脚于斤斤计较的小趣味, 往往是:独门独院的偷偷一乐, 也算是夜生活里的一次胜算;一山一水的徒行独步, 也可得来夜幕里的一次欢愉。又如“梦寐雪蓬边”、“幽人闭户寂无心”, 也算是一种百般无奈的呻吟, 从而树造岀有别于现实的野逸之乐。需要特别在意的是, 由苏轼带来的夜游赤壁之风, 为士夫阶层的夜的浪漫, 拓展了更大空间;为士人画、文人画从院画体系的脱离或称旁岀, 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文化依据。苏轼也由此而成为了一个千古标程, 一盏人们心目中的、事实上的、永不熄灭的夜明灯。
入元、明以至清, “夜生活”的艺术表现, 大多也只可谓“为赋新诗强登楼”之造作一类。因为, “深邃”、“博大”、“天真”的一类, 早已被先贤们发掘殆尽了。但其中也不乏种种对夜的迷恋一往情深的动人作品。
中国情结 篇9
一、《中国学校体育》——我们夫妻都爱上了您
1997年8月, 我们夫妻俩同时毕业于滨州师范专科学校, 之后又同时被分配到博兴县吕艺一中。吕艺一中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学, 操场堆满建筑垃圾, 并且坑坑洼洼, 一旦下场小雨, 便几天不能上室外体育课;破旧的器材室里, 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件体育器材……这与我们的憧憬相差太远, 我俩心里除了郁闷还是郁闷。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 我们两个收货了爱情, 同时也荣幸地熟识了《中国学校体育》——记忆犹新的一篇文章——《体育教师要做自己的救世主》, 点燃了我们夫妻共同奋斗的激情与热情。
二、《中国学校体育》——您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1. 一切从零开始
自从有了《中国学校体育》, 我们从中看到了农村中小学体育课程资源的丰富, 便不再悲观消极;看到了许多扎根农村体育教学也能取得丰硕成果的体育教师, 我们便充满希望地行动。
为了带训练队,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 和队员一起摸爬滚打;为了上好体育课, 我们夫妻努力挖掘农村体育教学资源:不仅亲自制作简易器材, 还发动学生缝制沙包练投掷, 用布条拧成长绳和短绳, 操场的四角挖坑练习跳跃, 用矿泉水瓶做各种游戏, 用编织袋做“袋鼠跳”游戏, 用废旧的轮胎进行上下肢力量的练习, 把废旧的报纸做成小纸球、纸飞机、小足球, 把装满麦秆的编织袋与垫子结合进行背越式跳高练习;师生同编手绢舞, 同玩跳房子、贴膏药、跑城、跑三国、三步罚等新老游戏。因此, 学生都能开开心心地参与到每节体育课的学习活动中。
2. 成长不会一帆风顺
作为母亲, 我欠女儿的太多。由于没人帮忙带孩子, 我们的操场中便多了一位小教练。为此, 女儿不得不过早地进入幼儿园, 站立式起跑姿势、台阶试验方法、仰卧起坐、俯卧撑、立定跳远、相互放松等动作也被小小的女儿做得比较“娴熟”, 如今已是二年级的她却是有着六年哨龄的老队长、老运动员了。每年带领学生参加县里的运动会, 我们总是全家出动, 只能让学生看护女儿, 看到她有时她跑得流鼻血, 那又黑又脏的样子, 令我们夫妻很心疼。那年外出学韵律舞蹈, 我们又是全家出动, 最后, 女儿不但能跟着音乐做“拉手舞”, 还交到了许多“大朋友”, 让所有学员惊喜不已, 也令我们夫妻很欣慰。
除了日常的体育课、体育活动、体育训练与比赛、体育中考、体育俱乐部与社团的组织与展示, 有时我们还要参加镇政府组织的“唱红歌”等各项临时工作, 嗓子哑了、嘴起泡了是常有的事;评优落选时的迷茫, 领导不支持时的郁闷, 学生不听话时的愤懑, 家长不理解时的苦闷……这时的您——《中国学校体育》, 充当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品, 一切依然美好。
《中国学校体育》是我们工作的好帮手。只要遇到困难, 夫妻俩总是向《中国学校体育》求教, 答案自在其中。
邱金国老师的《体育老师也能当好班主任》等文章, 让我学做班主任, 管理工作逐渐走入正轨, 运动会、歌咏比赛、书画展、班级文化、英语大赛、卫生评比等班级活动, 我们班级竟然全是第一名或一等奖, 同事都惊讶不已, 我们夫妻总是会心一笑。
组织健美操学习时, 遇到各种困难, “先教骨干、兵教兵”的方法, 以及学校运动会秩序册的编排、裁判都发挥了骨干学生的作用等, 都是《中国学校体育》传递的力量。
因为有了您的保障, 我们夫妻能坦然面对一切。
作为一名女体育教师, 风吹日晒, 皮肤变得粗糙, 而且也不能穿高跟鞋和花裙子, 甚至不能跟女学生一样每个月都有见习的权利。苦恼之时, 赵晓倩老师的《一位女体育教师的心声》让我心潮澎湃:“阳光下的体育教育事业, 一定离不开我们女体育教师的无私奉献。总有一天, 我们的付出, 终究会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可。”赵老师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于文忠、吕兵文等名家的文章, 也时时刻刻激励我们夫妻奋勇向前。
3. 努力拼搏换得硕果累累
天道酬勤, 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夫妻在教学、教研和训练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体育中考成绩连年名列全县前茅, 多篇论文获县、市、省级奖励, 所带特长生考试成绩优异, 所带队员多次在县级、市级比赛中获奖。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 学校体卫艺工作不但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同事的支持, 也因此很快就评上了中级职称。
三、《中国学校体育》——您永远是我们夫妻的最爱
盘点我们夫妻与《中国学校体育》的15年情结, 从相识到相知, 从1997年的双月刊到2006年开始的单月刊, 再到现在“学体部落”的活动, 我们夫妻尽力参加。虽然能力有限, 但我们从未气馁过, 从未改变过对《中国学校体育》的爱。您就是我们夫妻的“贵人”, 不管风吹雨打, 始终与我们相依相伴, 不离不弃;您是我们夫妻的“指路人”, 让我们在困惑中找到了航标, 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 在失落中找到了快乐。
一路走来, 有您相伴, 我们走得很轻松, 很自信, 很扎实。昨天我们努力了, 今天我们正在努力, 明天我们会更加努力, 相信在您的引领下, 我们走得更加坚定。
中国企业的创新情结 篇10
“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现在把创新当做一个目的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曾鸣教授最近几年一直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在课堂上他讲到了颠覆性创新的相关话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
孙强(华平董事总经理):你讲的是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那么像你举的新科的案例,我觉得它在国内拥有竞争力,但是不是达到了全球竞争力的标准还不好说,而且究竟该怎样衡量一个企业有没有全球竞争力,这个标准是什么?不是很清晰。
曾鸣(长江商学院教授):我对这个标准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要在全球市场上必须占到前三名,这才算是有国际竞争力。像新科的移动DVD是全球老大,而目前全球一共有五家厂商能够生产移动DVD,其他四家全是日本企业。
如果EVD标准更早两年成为中国的行业标准的话,甚至有可能成为全球的实质性标准,因为国外的两大阵营也一直都在争议不止,这中间是有机会的。但现在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非常的可惜。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_国家虽然承认了这个标准,但国内市场的推广很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前端的内容供应有问题,因为EVD和现在的DVD不兼容,所有EVD厂商都要再搞一套新的,就使得这个产业很难走。
刘汉元(通威集团总裁):就算EVD可以兼容DVD的片子,但我觉得主要问题估计还是很多用户群体对DVD的清晰度已经够了,没有更高的追求了。
曾鸣:有可能是。回到颠覆性创新的话题,说不定EVD也好,或者新的DVD也好,可能都已经过了这条客户的曲线了,大家已经对这种东西不敏感了,不像VCD的诞生对市场的冲击,的确是震撼性的,而后面再出现的产品就没有足够的市场拉动力了。
孙强都想发展颠覆性技术是比较难的,有标准问题,有全球化问题,有核心技术问题,有根本性的研究问题。像我们很多企业,尤其传统企业,更新换代没有那么快,怎样去创新,怎样得到全球性的竞争能力?
曾鸣:我觉得中国企业最大的优势在综合力,在中等技术含量、对劳动力技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劳动力所占比例比较高的行业最有优势,而在真正的高科技领域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颠覆性创新的很大的特点就是投入不太大,看起来前期的效果也不太好,但是你坚持下去累积,有了足够的市场群之后就干起来了。我认为在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中国企业未来的创新空间非常大。
王玉锁(新奥燃气董事长):曾教授说到新能源,正好傅总(傅成玉)在这,我就想探讨一下。现在石油天然气在全球范围内价格都比较高,我们目前在国内做能源分销,在卖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石油天然气的同时,就要考虑当这些资源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时,我们还能卖什么?我现在就在探讨把煤变成甲醇,再变成二甲醚来替代液化石油气,还可以替代轻质油做丙稀和乙烯,慢慢就有可能替代石油天然气。毕竟这个市场国内目前就是三大公司,别人只能跟着,只有另辟蹊径,去找一个未来有可能替代的产品,才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我想听听傅总的高见。
傅成玉(中海油总经理):这个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用煤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低,应该有比较广阔的前景。另外石油天然气的价格长期会偏高,即便面临竞争也可能不会压价。外界看着石油天然气好像成本很低,但这个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大,找到油气资源的成功率比较低,想降价也很难降下来。你会赚大钱的。
周成建(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我想听听教授的意见,像我们这些做传统制造业的,还有没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或者还有哪些机会没有利用,因为我总觉得中国现在可以整合的资源非常丰富。像我所在的服装行业,去年总销量有2500多亿元,我们单个企业销售额还很小。而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品牌不仅在国际市场、甚至是国内市场真正有影响力的并不多,服装业也是如此。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做出世界级品牌的可能性?如何去把传统制造业做好?
曾鸣:可能性肯定有。而且创新跟企业规模并无必然关系,不是大小的问题,更多的是找准一种思路。中国市场上比较典型的两个创新案例,一个是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及信用卡,还有就是你们公司的虚拟运营模式,都很有借鉴意义。
吴鹰(UT斯达康中国董事长):颠覆性创新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初期不成熟,有缺陷,就像PC和数字相机,它都能够不断演化。为什么我要强调在中国要发展这种产业?因为中国的市场群体非常大,十几亿人口,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即便是一项刚出来的应用,也有人能够忍受它的不完善性,那就可以以此来慢慢培育这个市场,逐渐成熟后便可以大规模推广,乃至到全球市场。所以我觉得中国做这种颠覆性创新的摇篮是最好不过的,市场环境好。
郭广昌(复星集团董事长):创新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有一些误解。原则上说,创新更偏重于技术层面,但我觉得创新更应该偏重于商业模式层面,技术是商业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的手段之一。我对中国以创新为核心的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充满信心,因为创新是需要成本的,大家都想创新,但怎么能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有商业价值的创新,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像华为,并不是说它的颠覆性思想更强一些,但它敢赌,它赌成功的是自己的创新成本比人家低。
以前我们在算整个出口账时,总是说在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有优势。但这太贬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劳动力了,我们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成本相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低的,如果能把这个成本充分利用起来的话,把用于创新性工作的这批人的价值充分地挖掘出来,我们的整个技术,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能迅速提高了。像我们复星集团,在医药行业就一定要按照华为的模式去做,研发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我的成本比国外低很多,那我当然就是比他有利可图。
吴鹰:经常大家都说中国做世界工厂,你不能说这不对,因为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对建立长期竞争力而言没有特色,越南的成本更便宜。中国一定要做世界的研发中心,这绝对是有基础的,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就有几百万,基础性人才不缺。
马云(阿里巴巴CEO):我就讲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你现在把创新当做一个目的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现在你要为创新而创新是很难的。就像我有一个同事,就想生孩子,但计划了半年多也没有如愿,后来就说不要了,结果反倒搞定了。所以说创新不等于研发,研发也不等于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做得松弛一些,无意识中获得的成果,那反而会非常开心。
中国情结 篇11
一、文本内容中的中国情结
1.“羁鸟恋旧林”之怀乡寻根主题
从台湾文学的内容和主题来审视, 给予我们最大感受的是对故土的追忆和思念。这种对故土文化的缅怀之感深深的蕴含在文本之中, 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的迁台作家们的创作中。
《姗姗, 你在哪儿?》是迁台作家聂华苓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它借李鑫在台北寻找当年纯情少女姗姗时的回忆, 把自己记忆中那充满牧歌情调的三峡橘乡鲜活地展示开来, 从而让橘乡风情、巴渝农家、纯情少女共同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三峡橘乡图画。从小说的叙述中, 我们可知李鑫到台湾已经十五年了, 姗姗也已嫁为人妻, 但李鑫却丝毫没有在台湾找到精神的归属。他人坐在台湾的公交车上, 但是心理面却想着十五年前的四川、重庆, 想着过去那单纯而漂亮的姗姗。在李鑫的世界姗姗“象征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一个缥缈而又美丽的梦”, 而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在台生活的精神寄托, 他时常在空虚寂寞的时候将这个梦唤起, 已成了一种习惯。
他的精神家园是十五年前有姗姗的四川和重庆, 但是他却从那里流落出来了。当他认出姗姗正是公交车上遭人厌恶的嚼舌俗妇, 那个已有几个孩子又正挺着大肚子, 浮肿着双脚的生育机器时, 他的梦彻底碎了, 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在瞬间奔溃。小说的标题“姗姗, 你在哪儿?”是一种无奈的追问, 是一个漂泊异地, 无根者的追问。姗姗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物形象, 而是一种符号象征, 它象征着一段逝去的回忆生活, 象征着梦中的故乡, 象征着一种精神家园。李鑫流落到台湾, 失去了他的“故乡家园”, 同时也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 变成了一个寻根而不得的精神流亡者。
2. 生之庄严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迁台作家借助于“此地他乡”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状态流露出对中国大陆的怀念与归一情怀。而作为台湾本土作家, 在不存在寻觅生命之根的境况下则通过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书写来表现自己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意识。
在中国这一礼仪之邦, 人的生命和生活常常被赋予庄严的色彩, “尊生”观念十分强烈, 连“红”、“白”都作为喜事并列, 其隆重、庄严胜于过节。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历来被认为是寄寓两岸和平统一的典范之作。但在这部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命运所负载的生命庄严化的书写。小说一开始, 即以葬礼的进行, 让一种悲喜交合的语言气氛贯流而来。中间悲剧情节的展开和喜剧意味的穿插, 使一种高洁的“尊生”观念——物质穷困而精神不衰, 命运多舛而生命欢悦得以互相渗透, 以排遣病态的过分感伤。在文章最后, 男女主人公伴着《王者进行曲》, 带着“婴儿那么干净”的夙愿, 走向死亡。这种以乐景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死亡预示的并不是一种终结, 而是一种新生, 是灵魂升华到更高、更完美境界的手段。因而在那片苦难的故土上, 他们死得“安详、滑稽, 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两个人躺的直挺挺的, 规规矩矩, 就像两位大将军”。从小说开头的葬礼到结尾的殉情, 作家划了一个时间的圆圈, 不是流水, 却也千载不腐——生命之树常绿, 即使死了, 也还要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 而这正与中国人文精神中贫贱难移患难之交的恩爱情深, 地久天长, 解脱人世悲苦而享受生命狂喜的人生价值观不谋而合。
二、东方意识流的艺术建构
台湾文学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 与祖国大陆新文化传统长期处于一种断裂状态, 这种状态致使不少作家开始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寻找思想营养和文学技巧。聂华苓和陈映真都对西方现代派技巧有过研习, 并在他们的创作中有过实践。通过他们的小说创作我们可见他们对西方现代派技巧的运用并非完全西化, 而是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将西方精神和艺术技巧融入其中, 开创出一种东方式的现代派文学。
小说《姗姗, 你在哪儿?》和《将军族》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 让故事情节在“现实”、“梦幻”和“回忆”之间穿梭。然而, 它在进行诸多对传统超越的同时, 又不是盲目的模仿, 而是有着自身的艺术过滤和澄清, 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就主人公而言, 它有别于西方意识流小说偏于从上流社会扑捉人物, 而是更多的塑造浪迹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在情节构造方面它并未完全拆除引导读者的路标, 作者在展现现实世界与心理世界时, 常用人物对话或“想起”之类, 以示人物返回现实世界。应该说作者的这种处理方法, 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式的阅读框架内, 为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寻找一个合适的支撑点。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飞鸟犹知恋故林”的故土情结无时无刻不暗含于文学创作中, 即使在遭遇外来文化的侵袭也终究摧毁不了其与大陆文化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它在广泛接收西方文学艺术的同时又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 始终表现出一股浓郁的中国情结。在艺术新变和本体固守的共时演绎中, 台湾文学开创出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文学, 但又始终不离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存在。
参考文献
[1]尉天娇.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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