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情结（共4篇）
悲剧情结 篇1
萧红的《小城三月》是唯一的一篇美化萧红的家及其亲人的作品, 在这里, 她不再像以往那样寂寞与孤独, 家充满着“爱”与“温暖”。这与她生命记忆中的“家”形成极大的反差, 所以小说里的怀乡情结是非常态的。“非常态”意味着不同寻常。本文试图探寻的是这种“非常态”的本源, 以及把握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蕴。
一、非常态的怀乡情结
众所周知, 萧红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 她的作品大多是自己生命活动的诗意再现。在《小城三月》中, 非常态怀乡主要表现为人物形象的非常态刻划和家庭氛围的非常态描写。
先是继母形象的刻划。母亲的印象在萧红的心灵是不大深刻的, 她九岁就没有了亲生母亲。母亲死时, 她还在后花园玩耍, 倒比不上祖父死时, 在后花园喝酒来得伤痛与悲哀。《小城三月》里的继母给萧红最难以忘怀的是“很客气, 不打我。就是骂, 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2]她是一位充满悲悯之心的妇人, 体谅翠姨的寂寞而常把她接到“我”热闹的家, 共享天伦之乐;她是一位成人之美的君子, 猜着翠姨的心思是在“我”哥哥的身上, 而不是那个又小又矮的未婚夫, 所以母亲故意派哥哥送礼物给翠姨, 让年青人有相会的机遇;翠姨因无爱病死后, 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 那也是可以的, 假如他们当我说”;她是一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时尚者, 她戴流行的长穗的耳坠子, 穿时尚的高跟鞋;她还是一位与“我”相处融洽的朋友, “我”去外地读书, 家中的事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这样的继母显然是萧红的诗意构想。
伯父的印象在小说中也变了样。在萧红的记忆深处, 伯父尽管也教她读诗诵书, 给她榛子吃时也会把她“裹在大氅里”, “抱着”进去, 但更多的印记则是他遇事无论大小都喜欢沉着脸, 一本正经地说教;和顽固的父亲站在同一战线上, 坚持不让萧红上中学。而小说中的伯父, 他是一位热情开朗、平易近人、有平等思想的大朋友:晚饭后和晚辈一起玩乐器;正月十五和年青人去看花灯;开翠姨的玩笑叫她“林黛玉”;窘迫了, 会喝一些酒来掩饰。这样的伯父是一种艺术的虚构。
还有父亲, 虽然在小说中着墨不多, 但决非是一个“斜视着你, 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3]的冷血动物, 而是一个“革过命”、“咸与维新”的新潮家长。
《小城三月》不但对人物进行了非常态刻划, 家庭氛围的描写也是非常态的。现实中萧红的家是她宁愿流浪街头也不回的!尽管经历了更为长久的漂泊, 萧红也还认为这个家是寂寞的、荒凉的。《呼兰河传》写尽了这种况味。后园里的蝴蝶有白的、黄的, 大蝴蝶满身的粉是金的, 蚂蚱是绿的, 花是红的, 草是青的。明媚的背景下, 一切都是活的、自由的:有顽皮的小萧红, 有终日陪萧红玩的不老的祖父, 但这一切正是为了衬托出“我家是荒凉的”,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花园越是鲜艳家就越是黯淡。院子里的砖头与破坛子, 猪槽子与铁犁头, 坛子里的似鱼非鱼的生物, 大缸下边的潮虫, 猪槽子上的蘑菇都配了对, 成了双, 这些热闹的景象呈现了萧红的寂寞与孤独。还有鲜活的后园到了冬天要封闭, 院子里的漏粉人的荒凉的歌声, 拉磨人的凄清的梆子声, 街上的热闹与家的静悄悄, 无不给人寂寞与荒凉之感。这些都是萧红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在《小城三月》里, 家是热闹的、温暖的、自由的。“我”和翠姨买了配不着的花边回来会有家人的热烈评论;饭后长辈和晚辈融入音乐会中;男女老少一起逛公园, 正月十五看花灯, 一天到晚打网球;就连翠姨到我家来也是喜欢它的温暖与热闹。这样的家不是现实中的家, 它是漂泊异乡的萧红在寂寞无依的香港时的一个梦,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二、生命深处的无家意识
这就是萧红在《小城三月》里非常态怀乡情结的真实展示。要追根溯源, 本文以为, 和作者的生命活动联结起来, 更为容易探讨。
萧红是一位身心俱受摧残的女性, 她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因为无法忍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4]无法接受无爱的人的婚姻, 所以逃离了那个冷酷阴沉的家。这一刻意味着“无家”;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是“家”的彻底破灭:萧红被家所放逐!流浪的路啊, 是一条多么险恶曲折、寂寞凄凉的不归路!先是被无爱的人欺骗, 终而遗弃在冷寂的旅馆, 这时萧红怀着一个无望的小生命。如果不是萧军悲壮而浪漫的拯救, 她肯定会沉沦青楼妓院;而拯救的同时, 伤害也接踵而至。“两萧”的爱情历尽了饥饿、寒冷:“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5]“我暖着他冰冷的身子颤抖了。都说情人的身子比火还热, 到此时, 我不能相信这话了。”[6]这些在没有饥寒交迫的我们读来, 也有不可抑制的心酸!但经历了艰难的爱情还是走到了尽头, 萧红一句“三郎, 我们分手吧”, 划了一个极不完满的句号。实际上, 萧军是一个侠义但粗枝大叶的男子, 而萧红是软弱的, 表面的坚强掩盖不了女性的依赖感和强烈的归宿感。在外流连不归家的萧军无法满足萧红的精神需求, 更无法给她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至于后来的端木, 貌似相合, 实则神离。他哪怕连萧军式的爱也无法满足:邻居吵架, 只让萧红一人出面挡架, 哪里谈得上给她以归宿感!甚至在萧红的生命弥留之际, 不知去向, 这足以让泉下的萧红遗恨千古!所以无家可归的萧红欲在爱情的伊甸园里营构家园简直是天方夜谭。她被爱情放逐了!爱的破灭是痛苦的, 加上永远走不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的压抑:“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 [7]临终时的话语道尽了性别的艰难与痛苦。萧红不像丁玲, 可以在政治的风云里模糊性别而获得男性般的话语权。她游离于政治, 忠实于自己的感觉, 作为女人的感觉。所以无论在延安还是重庆, 她永远是孤独的、无家的。萧红灵魂的深处永远埋藏着无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在生命终点的香港, 这种无家的凄凉更为深刻。她在《致白朗》一信中道出了此种心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 ———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 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我将可能在冬天回去。”这里的“回去”实则是渴望回归精神家园, 但她无法回家, 只能在同样弥漫着战火的香港遥望家, 通过对家的诗性想象, 构建一个温暖的精神归宿。《小城三月》里非常态地描写家和亲人正是这种心境的流露。
综上所述, 萧红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 既逃离物质意义上的家, 又渴求归依精神意义上的家, 它的本源就是萧红生命深处的无家意识。《小城三月》里非常态的人物刻划和家庭氛围的描写, 实则是再正常不过的怀乡情结。或者说它是一个美丽的梦, 是萧红的理想, 它让我们窥见了萧红灵魂的更深处。
三、悲剧性的回归
萧红的回归是悲剧性的。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 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物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 决非其他”。[8]在《小城三月》里, 萧红是回到了故乡, 尤其是回到了“家”, 她应是尽了一个作家的“天职”了, 也接近了“美丽”的“本源”。但无法回避的是, 小说中的家是虚构的, 不真实的。有谁比在美梦醒后要面对恶梦般的现实来得更痛苦, 更悲凉呢?萧红是深味这种境况的。对家的诗性想象并不能改变漂泊异乡的无依, 也不能改变“蜇居”香港的孤苦, 更不能改变身染重病而无亲人关爱的彻骨悲凉。梦是暧的, 现实是冰冷的。被切开喉管无法发声的萧红的临终遗言充满悲凉与无奈:“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 留半部红楼就由别人写了, 半生多遭白眼冷遇”。[9]“与蓝天碧海永处”一句透露出萧红还是漂泊的, 还是寂寞的, 还是无家的, 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回归精神家园的人才会有如斯感触。
综上所述, 《小城三月》的非常态形式的回“家” (怀乡情结) 昭示了一个现实:越是美的, 越是理想的, 就越是悲凉的, 这恰是萧红生命深处的体味。所以她的回归充满了悲剧意蕴, 令人久久地回味, 久久地叹息。
参考文献
[1]萧红散文《失眠之夜》。
[2]萧红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
[3]萧红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4]萧红散文《初冬》。
[5]萧红散文《饿》。
[6]萧红散文《最末的一块木柈》。
[7]转引自葛浩文《萧红评传》第152页,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8]海德格尔《Exisen and Being》。
[9]骆宾基《萧红小传》。
悲剧情结 篇2
【关键词】传统声乐 现实情怀 悲剧情结
中式声乐文化的现实情怀
中国传统的民族思维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是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思维形式。在华夏大地上孕育和发展的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在这种思维模式和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以感悟人生、优化人生和主客观境界为导向的关怀现实人生的声乐文化情怀。
1.感悟和优化人生
老子以有与无的和谐来阐释处世之道，庄子以至乐无乐来明晰人生的苦痛与解脱，因此，可以说，道家哲学本质上讲得是人生。将道家的“有和无”和“至乐无乐”这种精神移嫁到声乐艺术当中，便是借助声乐艺术这一文化载体来感悟和优化人生。
琴歌是我国古代声乐题材的重要载体，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了道家的人生哲学。琴作为四艺之首，自古以来，琴歌都是琴家直抒胸臆、淡然怡情的艺术方式。荀子在《乐论篇》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可见，文人君子以琴瑟来娱心吟唱也是其感悟和优化人生的途径。文化和艺术是传递人的感情和生命表现的最佳渠道，是领取自然、体悟人生较好的表现形式，同时，艺术也是人生张力的扩延。琴歌和散曲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传递的最佳载体，从其繁盛的历史原因可以窥见，琴歌和散曲正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吟咏创作、感悟和优化人生的最佳方式。可见，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所要传递和表达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体悟，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崇拜。关注人与艺术间的关系是探究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重要基线，也是正确领悟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中所传达的生命优化这一中国文化中人的终极艺术追求。
2.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
儒家文化极力推崇艺术的美与善，强调美善相生相乐，并将之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这与道家所推崇的有和无、至乐无乐的精神自由不无相同。儒家文化虽也落脚于个体生命的境界优化和完善，但是通过美与善统一来达到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才是其追求的目的[1]。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歌咏主题。
为了能够“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文艺志），周朝专设采诗官，以收集各地的民歌和民谣，来知晓治国的得失。作为集大成的《诗经》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其包罗万象，非常丰富，从节气法令、战争徭役，到祭祀风俗、民间爱情等。《诗经》同西方的凭想象而虚构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它是根据现实人生而进行的真实感的描述，而诗经中所传递出的“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传统及民歌中关注人生现实的情怀，也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以现实为歌咏基调的源头，这不仅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而且歌咏体裁也始终将现实人生为主要的歌咏对象。与道家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了古琴文化精神内核[2]，儒家主要是希望通过琴瑟和诗乐，陶冶君子的道德情操的人身素养，以琴音的敦厚修正人心的不正邪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教化目的。儒家的这种以操守、修身、涵养和性情为歌咏出发点的模式，较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后来的声乐艺术。
其在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宗教意识淡薄，重视现世人生，与西方强调来世的信仰不太相同，阻碍了西方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制度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与发展，进而避免陷入宗教悲剧的泥淖。感悟和优化人生及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艺术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和发展主线，以道家哲学的优化个体生命和以儒家哲学的美善相生相乐的艺术审美观，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的艺术发展和演变导向。
西式声乐文化的悲剧情结
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不同，理性推理超过感性体验[3]，以致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始终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在发展科技文化、推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它们对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产生着旷日持久的影响，深刻制约着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1.日神与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克制与理智”，酒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放纵与痴狂”，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精神的两面，成为不可分割的精神对立的主题，同时也是西方悲剧情结的源头，制衡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尼采将这两种极端的精神体验写入了《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并将阿波罗所展现的日神精神与狄俄尼索斯所展现的酒神精神两者的对立尽力表现和反映到音乐领域当中，成为西方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主题和导向。
尼采认为任何艺术家不是阿波罗的梦幻艺术家，就是狄俄尼索斯的醉狂艺术家[4]。上古时期，希腊人用史诗《荷马史诗》和用合唱与拟态舞来歌颂日神和酒神的颂歌，就是后来希腊悲喜剧的源头。悲剧和喜剧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两者相互对立，凡一方涉足，另一方必遭抛弃和毁灭。这种二元性的相生相克，共同制约和支配着西方声乐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歌剧产生的初期，一度被认为是“音乐写成的悲剧”，且多以神话作为歌剧创作的题材，通过歌剧和音乐来展现作品的悲喜精神。综合而论，在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当中，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克制与理智”的，属于日神阿波罗精神，而在西方歌剧中所揭示的人类的自然本能和情欲人性，则属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
2.基督教义存在的自我悖论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万物，而人类罪恶深重，唯有信奉上帝，自赎其罪，才能战胜病痛与魔鬼，使一切的罪恶得以赦免，死后才能进入天堂。然而，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存在着自我悖论，即至善的上帝创造出了罪孽深重的人类。在这个悖论和人神、灵肉绝对的对立中，使中世纪的人们陷入到一个黑暗的时期，生命意识跨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苦难意识，一个献身精神。早期的基督教反对希腊文化和艺术，塑造了耶稣基督这一中年修道者的形象和极具抽象及心理暗示的十字架造型，使西方民众自此背上了忏悔赎罪的漫长道路。
基督教和古希腊所孕育的悲剧情结，均是西方文化和思维定势发展的必然形成，而昭喻基督教精神的完美性和缺陷性，正是这种悲剧情结铸就了基督教教义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不竭源泉，以及人性的完美与缺陷产生的碰撞冲突，成为了西方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的不变主题。莫扎特的《魔笛》、比才的《卡门》和古诺的《浮士德》就是通过歌剧将这种完美性和缺陷性展现出来的突出代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声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世纪时的那种原本为吸引民众来圣坛祈祷忏悔的目的逐渐发生了偏离，人们不再关注歌词本身，反而更注重词乐对人感官的冲击。西方的传统声乐艺术就是在宗教意识和感官体验中相互消长，以致到后来音乐剧的诞生和歌剧的形成与风靡，无不是在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的消长均衡中探索发展而来。
结语
中国将感性与理性归一，强调和谐贯通，而西方则将两者相互割裂，互不依赖，此消彼长。中国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围绕和关注着现世的种种，立足于现世实际，追求主客观境界的统一和精神得达观自由。而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难以走出悲剧情结的藩篱，在长期的探索与发展中，也仅是在寻求感性与理性平衡的支点。中西方在传统声乐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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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农.琼林瑶树声 行云流水韵——论中国古代琴歌的演唱特色[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2， 21（4）：64-68.
[3]尼采（著），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4]杨加力.中西声乐艺术文化内涵新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2006， 25（2）：59-66.
悲剧情结 篇3
恋母情结 (Oedipus Complex) , 也译作“俄狄浦斯情结”或“伊底帕斯情结”, 是指儿子亲近母亲、反对父亲的复合情节。这一名称来自希腊神话王子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违反意愿, 无意中杀父娶了母亲。它是弗洛伊德主张的一种观点。在精神分析中指以本能冲动力为核心的一种欲望。通俗地讲是指男性的一种心理倾向, 就是无论到什么年纪, 都总是服从和依恋母亲, 在心理上还没有断乳。弗洛伊德发现, 他的许多病人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看过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之后, 他相信,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冲动, 在男性表现为“杀父娶母”, 在女性表现为“杀母嫁父”。其实, 杀父娶母只是恋母情结的极端表现。恋母情结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恋母情结的本质是相似和互补。以男孩为例, 男孩与自己的父母形成了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可以用“恋母仿父”来概括。恋母和仿父常常相互促进。父亲爱母亲, 而男孩模仿父亲, 他就会越来越爱母亲;母亲爱父亲, 男孩为了获得母亲的欢心, 必须让自己越来越像父亲, 这就是恋母情结的表现。
二、《儿子与情人》中恋母情结的悲剧表现及原因
劳伦斯懂得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且在《儿子与情人》中极好地运用了恋母情结作为基础以探索小说人物保罗与母亲的关系。保罗是无可救药地忠于他的母亲, 而这种爱往往近似于浪漫的欲望。劳伦斯刻画的许多场景都是针对两个人超越传统母子亲情界限的描写。保罗完成了恋母情结的形式——他痛恨自己的父亲, 并常常幻想父亲死去。但劳伦斯又扭曲了俄狄浦斯情结:莫瑞尔太太同样陷入其中。她对威廉和保罗的欲望有着相近的浪漫方式, 她鄙视所有他们所有的女朋友。她也转移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到她的儿子们窒息地爱恋。在小说结尾处, 保罗迈出了一个重要一步从他的恋母情结中释放了自己——他故意给他将要死去的母亲过量服用吗啡, 此举可以减少她的痛苦但也颠覆了他的恋母情结的命运, 因为他没有杀死他的父亲, 而是他的母亲。
三、文中主要有四对悲剧性的两性关系:
(一) 莫瑞尔夫妇
互补性性格的两人婚姻会幸福吗?作品中莫瑞尔夫人和她丈夫个性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斗争的命运。莫瑞尔夫人受过高等教育, 性格高傲, 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支配欲;而莫瑞尔先生虽然天性开朗、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激情, 但在高贵的妻子面前, 他胆小却懦, 压抑自己的愤怒, 无助地忍受妻子的鄙视。终于, 莫瑞尔夫人从精神的层面抛弃了丈夫。当孩子出生后, 莫瑞尔太太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从他们那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
(二) 保罗与米丽安
米丽安聪颖美丽, 曾撩动过保罗的心, 但由于她个性冷傲高贵, 又深受宗教影响, 总是刻意回避情爱, 固执地认为爱的最高境界不是肉体而是精神。以至于保罗在与米丽安相处的日子里, 总是处于极超然的状态。他硬把自己心里像一般男人对女人那样对她的需要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而压了下去。正是这种所谓的纯洁作梗, 弄得他们连初吻也不敢尝试, 这只不过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而他们在精神上有着某种默契和沟通, 这就是他对她爱的全部所在。即便如此, 米丽安完全不知操纵保罗感情的是莫瑞尔太太, 他们的爱还是由于母亲的干涉而走到了尽头。保罗的初恋, 两性间最珍贵的感情就这样被他自身的恋母情结断送了。
(三) 保罗与克拉拉
克拉拉虽然生性冷淡, 但她胸中却燃烧着熊熊烈火, 她丰盈的身体, 独特的韵味深深地吸引了保罗。而他与情人克拉拉之间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之间的爱是一种赤裸裸的性爱, 缺乏精神上的任何交流。保罗从克拉拉那里从来得不到心灵上的安宁, 只有性爱的满足。他对她的爱也仅止于此。初次见到克拉拉, 莫瑞尔夫人就预见这个女人将永远不会得到保罗。事实上, 保罗不久就厌倦和抛弃了克拉拉。
(四) 保罗与母亲
莫瑞尔夫人因为患有癌症, 饱受病痛折磨, 保罗始终在身边陪伴她, 安慰她, 就像照顾生死离别的情人一样。这种“恋母情结”使他丧失了理智和情感的和谐, 保罗也由于母亲的病重而痛不欲生, 最终在喂母亲喝牛奶的时候放入超量吗啡结束了母亲的苦难, 恋母情结在作品中又一次悲剧上演。
综上所述, 《儿子与情人》中引起恋母情结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原因是失败的婚姻引起了一系列的家庭矛盾。莫瑞尔夫妇婚姻不合引发母亲在儿子出生后转移爱恋, 过度溺爱儿子;另一个原因是莫瑞尔太太对保尔的非常规教育。出于强烈的占有欲, 莫瑞尔太太总是干扰保罗与女友的发展, 并从中阻挠她唯恐别的女人会从她身边抢走保罗。以上一系列连贯的社会因素促使了保罗的恋母情结的最终形成。
摘要：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被誉为是20世纪最具创新的长篇小说之一, 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在作品中, 主人公保罗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全身心地爱一个女人, 在感情上强烈地依恋母亲。保尔对母亲的这种感情符合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俄狄普斯情结”, 即恋母情结。恋母情结指的是发生在儿子与其母亲之间的爱情, 这种畸形依恋注定造成悲剧。本文首先对“恋母情结”这一术语进行诠释, 然后分析作品中恋母情结有哪些体现, 再根据这些现象分析恋母情结的起因。
关键词：儿子与情人,恋母情结,畸形母爱,弗洛伊德心理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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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超, 邓兴义主编.《新编英美概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4]李超, 邓兴义主编.《新编英美概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悲剧情结 篇4
路遥是以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关于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曾说过:“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 实际上不过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特征。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物, 而对我们来说却是每天的现实。但是我认为, 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 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文化。”[1]
作者笔下的晓霞是现代女性的典型代表, 她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 是在一个宽松和民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全然没有一些官宦子弟的不良习惯, 她从小爱读书, 善思考, 对事物有超出年龄的不凡见解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能力。长大后她逐渐养成了豪爽、洒脱的男孩子性格。由于她生活在城市, 受现代教育, 从而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意识和比较开放的心态。在她的身上负载着时代的气息, 焕发着新时期的激情, 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她和少平的爱情, 更是温暖了很多读者寂寞的爱情之梦。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 “没有爱情, 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 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 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 活着的闪闪发光。”[2]它使我们平凡的生活变得不平凡起来, 真正的爱情, 亦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虽然一个是省报记者, 另一个只是黑暗煤层底下的挖煤工, 可是如果你几年来一直注视着他们由少年的友谊发展至这真挚热切的爱情, 难道还怀疑能有什么距离能够横亘在这样两个心怀广阔的人心中吗?一切有一种顺理成章的美, 不顺理成章的, 只能是这滚滚尘世中庸人自扰的成见。那些成见如固执坚硬的南极冰层, 很多时候甚至也要让少平望而却步, 幸好, 他不是哥哥少安, 他一直在往前走。
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素养、语言爱好和意向志趣, 能心有灵犀相互沟通。所以他们的交往逾越了竖在他们自身地位的这一座巨大的屏障, 他们对于人生有着共同的感受与理解, 对于事业都有一种献身的热情, 他们热爱文学, 在读同一部作品时, 往往发生情感的共振。少平是田晓霞心中的男子汉, 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不断得从对方身上吸取新的思想、知识、经验和力量, 充实与提高自身。田晓霞在日记中写道“我放纵我的天性, 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 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 而应该是利他的, 是心甘情愿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 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3]。他们破除陈旧的爱情观念, 以最纯真的感情演绎并推动着现代意识的发展, 追求的是心有灵犀, 平等的人格及自我尊严, 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证自身价值的共享状态。
这是一种真爱, 是心灵的相通与交汇, 是情感的依恋。但是, 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 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和艺术本身并不是矛盾的, 更不应该是背反的, 反而应该是协调统一的, 是相辅相成的。小说虽然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但“高”得太多便会脱离现实。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让他们的爱情变得虚幻莫测。
虽然他们爱得很执着, 彼此也有坚实的情感基础, 但是他们在感情世界中刻意地回避了许多现实层面的问题, 如田福军在晓霞牺牲后才知道女儿的这份感情, 在此之前晓霞居然没有向她的父亲透露一点!这一切都表明了田晓霞所处的文化圈内尚不知道她与一名煤矿工人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还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 他们很清楚, 要想达到最后的结合, 他们要注定超越现实的很多东西:晓霞要超越世俗的观念、地位、物质利益的羁绊。而少平则要超越自己观念中的自卑以及两人在现实中的鸿沟。他们的爱, 幸福、甜蜜, 却包含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尽管晓霞爱得无比坚定、执着, 尽管我们都最真诚、迫切地祈盼他们永远幸福, 但理想的终点是现实, 现实是无情的, 任何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都会鲜明地洞悉他们无法结合的最终结局, 他们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旦面临婚姻就会遭遇“门当户对”这一社会规则, 他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试想一下, 如果田晓霞不死, 情节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 他们或许会破除世俗的偏见, 与少平结合, 然而婚后的生活呢?会使婚姻缺乏现实生活的依据而显得虚空, 文中已经多次暗示到孙少平心系煤矿, 不会往其它地方调, 而田晓霞也有自己的事业, 她是记者, 以她的才华、热情, 不可能一辈子屈居在一个煤矿里。要想婚姻幸福美满, 至少得有一个人作出牺牲。但我相信, 无论哪个人做出了牺牲, 彼此都是遗憾的。
另外, 依照晓霞的个性, 在面对她与少平之间悬殊的地位, 她是不可能半途抛下少平去寻找“门当户对”的新的幸福, 更不可能委曲求全接受高朗这个高干子弟的求婚, 否则晓霞的完美形象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大打折扣, 她将丧失其自身的光彩。我们谁都不忍看到这样完美的晓霞最终落入世俗必然的命运之中。所以, 作家忍痛割爱, 悲痛地安排了她的殉职, 这样一个承载作家和读者审美理想的人物, 路遥含泪安排她的悲剧, 我想正是作者对她的"不忍心"才让她死去的, 这种"不忍心"也正是作家忠实于现实的理性表现, 或许这样死去就能让这样勇敢、善良、纯洁、美丽的晓霞永远定格在作者以及我们读者的心中, 从而使她善良崇高的品质和她传奇浪漫的爱情扩大, 闪耀出悲壮凄惨的美!可以说, 正因为晓霞和少平的爱情是纯粹的, 所以那份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便也是极度不现实的;正因为是美好的, 所以当晓霞死了以后, 那种悲剧的力量才是震撼人心的。晓霞的死成就了全书写情的一个高峰, 从而也将整部作品推向了一个艺术的高峰。
不是他们爱得不真、不深, 也不是他们太世俗, 而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性注定他们难以结合。生活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爱情, 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 否则, 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摘要：在路遥的作品中, 田晓霞身上闪烁着母性美的光芒, 不仅让作者的梦想在现实的社会中插上翱翔的翅膀, 更让我们感受到一颗流溢着真情的心灵的震颤和激动。这种形象可以理解为是作者本人的“情节”和“白日梦”的投射。笔者将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形象, 由此说明小说在对这个女性形象的描绘中体现着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理想女性、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关键词：平凡世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尔克斯.多数[C].第2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2
[2]路遥.平凡的世界[M].第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