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情结

自然主义情结（精选12篇）

自然主义情结 篇1

时间老人悄悄地走, 走过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空隙。 流年的光景, 像潮水般荡涤着我的心际, 水光潋滟徐徐荡开。 当忧伤、愤恨、快乐、幸福悄然降临, 是什么促使着一丝丝情感化作缕缕春风, 吹进心田最深处, 从而发散出更美的情感? 于是我探索, 追寻。

推窗远眺。 当东方的天空探出一丝丝红晕, 当沉寂的世界被破晓的黎明唤醒, 浸润着万物的是光明。 于是日出便成为大自然所演绎的最美的电影, 即使浓重的化学烟雾覆盖了迷蒙的天际, 也总有一团灼热的生命, 极力驱散这久聚的雾霾。 每当我观望日出, 我总是保持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情。 因为无论多么愤怒、沮丧的心情, 都会被这温暖的景象安抚, 我的内心会感到震撼与感动, 原来人生像初升的太阳一般灿烂、美好。

深蓝色的夜, 夏的繁星, 秋的月色……这些是缥缈神秘的存在, 不知引领了多少人进入甜美的梦乡, 也不知历经几轮岁月的冲刷, 大自然却依旧不改她美丽的容颜。从古至今, 有多少哲人为她的美丽所倾倒, 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仰望天空, 古人借星宿占卜吉凶, 今人对流星暗许心愿。

历史在混沌的天地间,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飞速旋转, 千年、万年, 也只是弹指一挥之间。 但在这千万年的历史中, 人类文明点亮了它;而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化沉淀, 都是大自然所提供的。 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还是西方的玛雅文明, 无一例外都是自然孕育所诞生的, 它促使文明高速发展。在适当的时候, 大自然似乎总会挑选一些适合的人, 将自己封锁已久的文化内涵奔泻出来, 赋予他们无限的灵感。

幸运的是, 我们能与前人一起欣赏、感悟同样的自然, 一起被自然所感动。 但在同样的自然界里, 我们却可以创造更不一样的世界。

在自然中, 感动是我们不变的情结。

点评:在繁重的作业与学业的压力下, 小作者却能抬头仰望自然, 态度虔诚,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其独特的美给作者的心理带来了独特的感受。 文章结尾豪气冲天, 读来感慨万千。 如小作者能抓住自然界的“一花”或“一草”来关注自然的变化和美感, 可能文章会更具有深度。

(指导教师:陈丽君)

自然主义情结 篇2

成春红

（陕西工运学院陕西西安710003）

【摘要】英雄主义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宁折不弯的抗争与超越意识，这在路遥笔下的奋斗型人物中得到体现。路遥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为某种事业奋斗直至献身的英雄主义人物，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更多的以悲剧结局。陕北的地域文化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其英雄主义情结形成的主要原因。路遥小说所显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当下缺失了“硬”度的文学不无矫正的作用。

【关键词】路遥；小说；英雄主义情结

路遥是当代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他逝去多年之后，其作品越过纷繁喧嚷的时日，依然被众多的人群所喜爱；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除了他像屈原“用生命歌唱”那样注入他全部的生命热量、全部的爱与恨等原因之外，还因为英雄主义笼罩着他的小说世界；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我们不能不经受灵魂的洗礼。

一、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积极进取的奋斗者形象

他们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生活强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实，不满于父辈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想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生存环境，去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跻身于城市文明的勃勃野心和不怕苦难的超人毅力中无一不体现着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中学时他忍受着饥寒困苦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仍挤时间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当全家人已经能够吃饱穿暖时，他却离开家乡，到黄原去揽工。他“到外面闯荡”的不安分冲动，既不是为了捞一份工作，也不是像“盲流”那样胡混一番。他的抱负超越了安土乐命的传统农民，也超越了仅仅为钱奔波的揽工汉，他是要在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中，充分实现人生价值。他无法长期忍受矿工单调的生活，除了尽可能搜集报纸阅读外，他还准备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校，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中，他的精神在琐碎的生活中得到了升华。

《人生》中的高加林尽管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但有一点都达成了共识并被人肯定，那就是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是一位不甘于平庸勇于追求的青年。上高中时，他发奋苦读希望凭借读书上大学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高考落榜后，回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很出色，充分显露出了他的才干，以他的勤奋好学和多才多艺成为全公社拔尖的教师。当他重新成为普通农民时，面对千年的生活旧习，他毅然在村里污秽的吃水井里撒下了漂白粉，搞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卫生革命”。就是他在县城当通讯干事人生如意的时候，也不是安于享乐的庸人，仍以英雄般的献身精神投入抗灾第一线，发出一篇又一篇的新闻报道。他们出身贫穷，要想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只能通过个人的奋斗来实现。他们在不断挣扎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今天依然激励和鼓舞人们不懈追求、勇敢创造。

二、英雄主义强调的更多的是对于某种辉煌事业的奋斗直至献身

英雄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在小说中就是主人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英雄主义更多的是以悲剧结局的，在路遥的小说里，在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变革的激流中，在那些背负着沉重的生活的普通人身上，蕴含着沉郁的悲剧色调。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一方面具有传统农民的许多美德，勤劳、俭朴、正直。为生计辍学，放弃学业；他在文革时当生产队长时为了乡亲的利益屡次遭到批判；因彼此身份不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人。他付出学业、工作、爱情的代价，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行走着。但他又具有新时代农民的开创意识，不安于现状，极力谋求新的出路。为了改变家庭和村队的生活困境，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受到重大挫折也不回头；为了办砖厂，日夜操劳，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承包砖厂盈利后，捐资助学。孙少安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艰苦地奋斗了十多年，在振兴家庭振兴村庄开发经济扶持教育上成功了，但失去的是伴随他支持他的妻子。

三、英雄主义强调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与不惜献身的牺牲精神

路遥在创作上就有一种为文学永无追悔的牺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从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明显看出。他形容自己进行的创作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创作伊始，进行了三年准备：读书、体验生活、思考种种创作的问题。一次次病痛的折磨和孤独感的袭来，都被坚定的创作意志所击退。创作的过程也提前透支着他的生命。路遥对文学的执著奋斗和作品中主人公的奋斗是同一的。

首先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肖云儒先生曾经这样阐述：“在路遥的家乡陕北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次生文化、异质文化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带，构成一种全息性与流失性相结合的特异色彩。”造就了这个地区人们特殊的性格，既善良又骠悍，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着质朴的民风和豪爽的气概，充满着英雄血和美人泪。黄土高原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是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

其次，长子的家庭地位及艰难的成长经历。在路遥凄凉的少年记忆中，寄人篱下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情结往往是个人情结经验中的一处重大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伤害被埋进潜意识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变得充满情绪色彩，并总是影响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童年时代的心灵创伤，为滋生英雄主义情结提供了土壤。其后，在求学的道路上，在窘迫的生存状况中又感受到强烈的自卑和巨大的屈辱。这些，都磨练了他坚韧的意志，锻铸了他非常人能够想象的生存毅力和与生活搏斗的顽强精神。

四、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上古神话到当代文学贯穿着一条英雄主义的线索，路遥是这条线索中比较独特的一环，作品中回荡着别样的英雄主义旋律。

路遥小说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不同于《红岩》、《林海雪原》等小说中的战争英雄表现出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等为了社会理想奋斗甚至牺牲生命的崇高英雄主义；也不同于《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在和平的日子里”将自己融入改造社会，建立幸福未来的伟大事业中的英雄主义；更不同于文革十年时如《虹南作战史》所表现的那些完全没有真情实感、高居于人民头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主义；路遥小说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是主人公在艰难曲折的奋斗过程中，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索和超越平庸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路遥的小说具有的诗性的、理想主义的美与激情，显示了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思想意义，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英雄主义被有力地消解了。文学缺失了英雄主义，就缺失了硬度，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而路遥其人其文所显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恰恰反衬出我们生活的苍白和无奈，能够燃起人们心中的激情，去追求一种人生的力度和

伟大人格的高度，给颓废、疲软的生活注入阳刚之气，给缺乏“硬”度的当代文学补充了钙质。

【参考文献】

[1]孙先科.英雄主义主题与“新写实小说”[J].文学评论，1999

[2]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3]路遥文集.第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路遥文集.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莫言.我想到的痛苦、爱情与艺术[J].八一电影，1986

[6]畅广元.神秘黑箱的窥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艾斐.论陕北题材文学[J].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8]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89

清醒的浪漫主义情结 篇3

第三个原因，是李云迪的出名和成长，使得肖邦音乐随着这位钢琴家日趋成熟稳健的为人处世和相貌，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中国人口并不总是被用在除法显示其资源匮乏或发展不够等，用在乘法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用在肖邦身上，如果每个中国人听一首肖邦作品，全世界所有的钢琴家都录一遍肖邦全集每人都发行几十个白金销量，都供不应求。

2010年是肖邦音乐大年，因为肖邦诞辰200周年了，在这一年几乎所有钢琴家都举办肖邦专场音乐会，最忙活的当属肖邦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李云迪了。前几年爆出他不好好练琴导致经纪公司与之闹矛盾的负面新闻，可人家弹肖邦就是好。我们说实力加上吹捧就成为千古奇谈，两个关键缺一不可，学过钢琴的人都知道，肖邦作品并不是最难驾驭的，相比之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人的作品结构复杂寓意深重，那简直是小菜一碟，比起莫扎特、海顿、斯卡拉蒂等人作品的高深莫测，更是相差悬殊。李云迪就适合演奏肖邦，气质、风度、技巧、相貌、性格，都对，符合中国中产阶层对肖邦神情并茂在各种感官刺激方面的心理密码。

这张专辑再现了2010年5月李云迪北京国家大剧院独奏音乐会，那是虔诚的码键盘工匠对心中真神老老实实的顶礼膜拜。这场音乐会上，李云迪演奏了自己最欣赏的肖邦作品，包括了5首《夜曲》、《平稳的行板和辉煌的大波罗乃兹》、4首《玛祖卡》、《第二奏鸣曲》及《“英雄”波兰舞曲》，《第二奏鸣曲》是全场最佳水准，我们听到了一个青年钢琴家对轻浮人生的淡定思考，个性独立的四部分在李云迪演绎下显得柔性十足，谁说蚂蚱一定是串在一根不打结、不绕弯的绳上的？相信钢琴家在经历跌打滚爬和甜蜜幸福的体验之后，悟出了对生死和荣耀归于谁的新感受。同样的音乐2010年12月27日出现在上海大剧院，《平稳的行板和辉煌的大波罗乃兹》作品在演奏短暂间隙时遭到现场观众不和谐掌声的惊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错版演绎，像一台15匹马力的机头拉着50台擎天柱式大货车死命地寻求扶持，可怜的山穷水尽。所以，这张北京现场录音的专辑，可以弥补许多人的遗憾，两首肖邦作品中最展现功力的作品，连续拿下，着实不易。

《DG111》第二辑

2009年的第一辑55CD 加上2010年末发行的第二辑56CD，两套CD合体后，完整的111片CD，将DG的经典、领先创意完全呈现。阿巴多指挥《比才：卡门》、阿格丽奇独奏《普罗科菲耶夫：钢琴协奏曲等》、巴伦伯伊姆演绎《贝多芬：“月光”、“悲创”、“告别”钢琴奏鸣曲》、芭托丽演唱《巴赫：咏叹调》、伯恩斯坦指挥《马勒：第一交响曲》、吉利尔斯演绎《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小克莱伯指挥《威尔弟：茶花女》及波里尼、郎朗、李赫特、沙哈姆、王健等多位艺术家经典唱片。另附一本120页的精印原文解说，也为这个发行添加更多收藏的价值。

201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实况

一年一度的元旦庆典例牌项目——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今年由较为年轻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瑟-莫斯特执棒，他是现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音乐总监，也就是说，他是指挥自己的乐团演绎，非常罕见。2011新年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除了传统的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之外，有6首全新的曲子，其中包括李斯特的《梅菲斯托圆舞曲第一号》，作为向李斯特诞辰200周年的致意。

戴维·嘉雷特《摇滚交响曲》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情结 篇4

而在诺贝尔科学奖这百余年的历史中, 一直有着中国人的梦想和渴望。尽管已经有多位流淌着华夏民族血液的杰出人士获得了这个荣誉, 可他们都有一个限定词——“华人”。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获奖科学家中, 连邻国日本目前都已经有了16名科学家上榜, 可中国本土科学家竟榜上无名。这对“诺贝尔情结”很强的中国民众来讲, 无疑被戳到了痛处, 我们不禁感叹:“中国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究竟有多远?”

诺贝尔奖背景

诺贝尔, 出生于1833年, 卒于1896年12月10日, 享年63岁。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用他的遗产设立基金奖励“在前一年对人类做出最有利贡献”的人。由于一项发现的意义究竟如何, 通常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诺贝尔奖所奖励的成果如今多是10年前或更早的成果。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项。

诺贝尔基金会每年向1 000多个个人和机构发出请柬征求提名, 然后将被提名者提交每一项奖金的评定委员会评议。未被邀请提名的个人和组织的提名以及毛遂自荐的提名均无效。负责评定物理和化学奖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研究院负责。研究提名的时间为6个月, 讨论记录保密50年。诺贝尔基金会的那些保密50年的档案第一次向公众公开是在1975年。每一个奖项的获奖个人不得超过3人。

自然科学的评奖标准是明确而又严格的, 获奖人必须有一次开创性的发现, 最好是体现于一项已发表的文献之中, 最后的决定是在每年的10月上旬宣布, 颁奖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看重的就是获奖成果的独创性。

诺贝尔科学奖已走过它的112年历史, 全世界已有37多个国家、197人次、165人次和201人次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 它已经成为人类原创性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1901年至2010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统计分析表明, 诺贝尔自然科学三大奖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 中, 最重要的是重大科学发现, 占58.7%, 重大的理论性突破占22.8%, 重大的技术和方法发明占18.5%。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次 (人) 数最多的前三名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和德国。20世纪30年代以前, 德国科学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始终保持在获奖总数的20%以上。进入40年代以后, 这一比例下降到10%以下。进入80年代以来, 德国科学家每年获奖人数又升高到10%以上。英国曾经是世界科学的中心,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 英国科学家获奖人数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70年代以后, 才逐步下降到10%左右。

美国没有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许多著名科学家 (如爱因斯坦) 移民来美国, 使其科技和经济实力大增。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国科学家获奖人数急剧增加, 进入50年代以后, 每年获奖人数竟然达到大约占总获奖人数50%的高水准。以1995—2005年为例, 在这一阶段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科学家竟有56位, 占同期获奖者总数的65%。2006年诺贝尔科学奖所有奖项全都授予美国科学家。

中国离诺贝尔科学奖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人的智商是很高的, 到目前为止, 已有8位炎黄子孙、具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除此之外, 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至少有过三次机会与诺贝尔科学奖擦肩而过:赵忠尧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赵忠尧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

193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赵忠尧, 在实验中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现象。赵忠尧发表了论文《硬γ射线的散射理论》。以后, 又有两位科学家重复做了同样的实验。可惜一位因为操作步骤错了, 另一位因为使用的测量仪器灵敏度不够, 实验均未能成功。而当时与赵忠尧相邻实验室的一位同学安德逊 (C.D.Anderson) 从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 他1932年在宇宙射线的云雾室照片上观察到了正电子的踪迹, 并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第一个发现者没有获奖, 反而是第二名获奖的怪事呢?从50年后解密的诺贝尔物理奖评审资料中我们发现, 原来在当年的评审过程中, 两位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 竟然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同样结果的论文当成了赵本人的文章, 张冠李戴, 影响了科学界对这一研究的正确评价。1997年, 前诺贝尔物理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在他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坦诚地写道:是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独自首先发现了后来被确认为正负电子对湮灭所产生的辐射即正电子。

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安德逊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也承认:当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正在赵的隔壁办公室, 当时他就意识到赵的实验结果, 已经表明有一种人们尚未认知的新物质存在。他的实验是受到赵忠尧实验结果的启发并直接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

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在诺贝尔奖上, 他也同样有过被人“喧宾夺主”的经历。

1933年奥地利科学家泡利提出:在原子核的β衰变过程中, 可能存在着一种人们尚未发现的物质, 这就是当时被称之为微观粒子—中微子的假说, 但一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假说的正确性。人们将这一难题称为“中微子假设”难题。1941年王淦昌设想出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 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 王淦昌无法将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付诸行动, 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 投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 于1942年1月发表。

同年美国科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的设想, 在实验室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后来美国科学家莱恩斯 (F.Reines) 在王淦昌设想的启发下, 用核反应堆做实验, 终于比较精确地测定出中微子物质的存在, 并因此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奖, 而实验的最初设计者王淦昌却被抛在一边。

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主的小组, 在前苏联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 他从研究成果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超子, 即人们所称的[反西格马负超子]。当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发现的带负电的超子, 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反粒子物质的认识, 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列为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可惜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 王淦昌再次失去了一次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

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合成

胰岛素这种物质是诺贝尔科学奖中, 唯一使科学家获得两项诺贝尔科学奖的同一物质。加拿大科学家班廷 (F.Banting) 和英国生理学家麦克德 (J.Macleod) 因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胰岛素的存在, 获得了1923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英国化学家桑格 (F.Sanger) 在世界上第一个阐明了胰岛素的化学结构, 从而荣获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

1965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汪猷、徐杰诚以及北京大学化学系季爱雪等在世界上首次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当时这项世界第一的科学成果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著名《科学》杂志专门报道了这一成果。1966年底,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访问中国, 对这项成果评价甚高, 并希望中国推荐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但由于“文化大革命”, 中国没有参加诺贝尔奖的角逐。

1975年, 杨振宁博士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再次推荐了这一研究成果,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愿意考虑杨振宁博士的提议, 但由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研究成果, 参加的主要科学家有10余人, 最后平衡的结果, 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 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 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管中窥豹探缘由

尽管有过至少三次机会, 但都运气不好, 失之交臂, 一百多年来, 中国本土科学家一直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一般来说,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往往越是梦寐以求的, 久而久之, 就会萌发一种诺奖情结, 特别是每年的12月10日, 诺奖发榜时, 总会刺激我们的神经, 触动内心深处的“诺奖情结”。是啊, 我们太需要一次诺奖经历, 来证明自己, 而且中国的科研似乎就缺“诺奖”这样的标志性成果了。很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问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杨福家院士曾对2004年以色列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进行了分析。他说, 以色列两位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虽然他们以前也有科学家获奖, 但不是本土的。杨福家院士想知道以色列本土科学家获奖是不是偶然的。于是他仔细研究以色列的整体科研水平, 特别是免疫学这一个他一点也不熟悉的学科的研究情况, 结果发现, 在以色列, 研究免疫学的科学家几乎都在威茨曼大学!这个大学里这一学科所有的13个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 是国内的“chair professor”。因此, 他们有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而且, 即便是未来几年再有几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奇怪。

反观我们, 在诺奖100余年历史中, 我国与以色列颇有相似之处。但是, 目前国内有哪所大学能够告诉世界, 我们某个学科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有哪所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能够告诉世界, 我们的哪些教授与学者, 正在全身心做着他们感兴趣的、站在世界前沿的某些科学研究?

为什么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问鼎诺贝尔科学奖?

这个问题是多解的。有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寻找原因, 但是, 我发现, 一百多年来, 全世界大概有37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哲学修养, 这表明诺贝尔科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越国界、跨越制度、跨越文化背景、跨越宗教隔阂的, 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不是主要原因。那么,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现象就是, 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几乎都受过大学的高等教育。那会不会是中国的教育, 特别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陈丹青教授在北京香山宾馆召开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上的一段斗胆发言醍醐灌顶, 他是这么说的:“今日中国高等教育, 有大学, 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 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 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 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 没有教育的尊严。”

陈丹青斗胆说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五个有, 五个没有”, 而这“五个有, 五个没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显然是培养不出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如果我们再追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五个有, 五个没有”, 稍微一想, 就会明白, 这是教育管理失误惹的祸!

我国大学的管理,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外行领导内行”。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 一些革命者担任大学领导, 他们对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不懂, 但带着开创社会主义教育新局面的理想, 领导着一批懂高等教育办学的专家, 建设大学。

第二个阶段是“外行尊重内行”。“文革”之后, 百废待兴, 国家求才若渴, 高等教育亟须发展。所以, 这个阶段教育界的领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谦虚和豁达, 他们尊重办学内行的学者专家, 引领教育改革不紧不慢地进行。

第三个阶段是“外行就是内行”。这就是目前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 没有人说自己是外行, 大家都是全能专家。虽然大家广泛质疑“教授治校”没有得到体现, 可是, 大学的校领导们哪个不是教授?大学的机关处长们哪个没有高级职称?只要走上领导岗位, 不管你是否具备学术水平, 是否具有教育从业经验、是否具备高等学校管理能力, 无一例外的都是教授, 都有高级职称, 都被赋予内行的职权, 在什么领域都可以拍板决策。

这样的大学教育体制, 如果能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 也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相反, 经常出问题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很多很多,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原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的汉芯造假事件;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雇凶报复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 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 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不仅与国外同行, 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 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 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 短短7年的历史, 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 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 在茅草屋里上课, 在煤油灯下看书, 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 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 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 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自然主义情结 篇5

在1932年春天，应米哈伊尔，奥索尔金的邀请，加兹达诺夫参加了在巴黎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成为共济会会员，这一长达39年的经历对他的日常行为和创作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巴黎的俄罗斯共济会是有着普世目标和神秘启示方向的秘密组织，共济会追求道德完美的精神层次，这是一个准宗教的博爱组织，“博爱”对加兹达诺夫至关重要。吸引加兹达诺夫参加共济会的原因是：战争初期的“俄罗斯反乌托邦”的痛苦经历教导他在生活中不抱有社会乌托邦形式方面的幻想，而后，至少在法国民主的痛苦经验给他展示了“底层的生活”，加兹达诺夫按照自己的存在主义的状况，在非传统形式的共济会协会中来寻求孤独的出路。他生存状况的独特性使他属于所谓的“被忽视的一代”，是社会使命被剥夺的一代。共济会成员称他“加兹达诺夫兄弟”。这让身居异国的加兹达诺夫在精神上感到了温暖，这种体悟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三、加兹达诺夫审美意识中的存在主义

及乌托邦情结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加兹达诺夫的自传式长篇小说《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иCTopHииOДHoronyTeшeCTBия)《夜路》(HOчHыeДoporи)中的叙述者都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存在主义英雄”。《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的主人公在童年时，他爸爸给他讲的永远没有结局的童话故事正是发生在一个犹如“乌托邦”的岛上。而女主人公的名字“克莱尔”在法语中的意思就是“光明”。在这部小说中，加兹达诺夫提出并求索着关于生活存在之意义，主人公幻想在赢得克莱尔的过程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并将普希金诗句“必然能够与你相见，我整个生命就是见证”作为小说的题记，极富哲理性和预示性。加兹达诺夫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在自己后来的几乎所有小说中

自然主义情结 篇6

一

“对压迫者的圣母情结”[1]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揭示了作家创作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动机，反映了潜意识状态中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对底层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与关注，这与19世纪以前的众多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与进步。第二，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圣母”式的人物，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圣母”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出生在拿撒勒，与木匠若瑟许下婚约，没有出嫁的玛利亚由“圣神感孕”而生耶稣，后被尊称为“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圣神感孕”，成为没有“原罪”的第一“受造物”。投射在人类社会中，母亲是伟大与崇高的化身，是宽恕和仁爱的代名词。“在人的灵魂走向至善至美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信仰（爱）的引导。”[2]《神曲·炼狱》中也写到“玛利亚转动钥匙开启了崇高的爱”[3]，（“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向她传达的要她怀孕生救世主的使命，天国就对人类敞开了，将爱降临到了人间。因此说是玛利亚转动了钥匙，开启了上帝的爱。”[3]）这种角色所赋予的形象与概念长久地在人们意识中沉积并根深蒂固，形成了对母性认知的哲学观，这种观念发展到19世纪，在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中鲜明的确定与体现出来。

“圣母情结”可理解为“圣母情综”“圣母原型”。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情结[4]”又称“情综”，指人的潜意识层次中的原始意象（原型）。“圣母玛利亚”形象是爱、仁慈和救赎的象征，表现了对一切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指引。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圣母情结”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仁爱、善良、宽恕、救助等美好圣洁的意象和情感的渴求。结合19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现实主义的演变，“圣母情结”这个概念又渗透了宗教、人道主义等思想。

因此“圣母情结”可理解为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宗教神学、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下，在创作中形成的以仁爱，宽恕为基础，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和生存状态，尤其是深刻同情和救助下层苦难人民的共通情感和普遍愿望。

二

“圣母情结”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对底层人物的关注

第一，对苦难儿童的同情和怜悯。儿童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代表，在表现对儿童生存状态关注方面，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有着一贯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使其“小说性质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马克思语）。“狄更斯笔下的儿童主人公往往是天使的化身，在污浊而冷酷的世界中保持着善良的天性”[5]，其关注苦难儿童命运的作品有《雾都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等。他的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大卫·科波菲尔曲折的一生，通过大卫的辛酸苦难的经历，狄更斯再次展示了英国社会中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悲惨的生存境遇等。大卫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狄更斯深层次创作心理中的“圣母情结”，狄更斯结合自身特殊的经历展示英国孤儿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总是贯穿着对苦难儿童深深同情与怜悯，“圣母情结”的创作意识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他的这部作品中。

第二，“圣母情结”还表现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关注。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等。这一类底层妇女形象都具有忠厚、善良、淳朴的典型性格，她们的苦难和不幸，除了自身过失外，更多是社会的压迫与黑暗所造成的。对这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真实描写，表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阶级观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对被压迫人民深刻的同情和救赎。

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形象玛丝洛娃。从她人生的三个阶段看来，玛丝洛娃由天真纯朴，美丽可爱的少女沦为底层的妓女，再由妓女变成“苦役犯”。玛丝洛娃堕落、沉沦、流放的一步步悲惨命运是由罪恶的社会所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是被迫害被侮辱的下层妇女的悲剧。

《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形象是托尔斯泰第一次把普通人民身份的主人公写入其长篇小说中。从对玛丝洛娃苦难命运的描写到最后使她精神上复活，反映了“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之实质的深刻洞察，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5]，同时也表现了托尔斯泰对这一类人物的深入观察和潜意识中的无限怜悯与救助之情。这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与“圣母情结”相互作用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作者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哈代的《苔丝》中同样描写了底层妇女苔丝一生的悲惨命运，纯洁的少女苔丝一次次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人生的短暂的欢愉。哈代通过描绘苔丝这个典型形象，批判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风尚，流露着对被侮辱损害的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中，作家内心的怜悯与仁爱处处体现着，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即表达了作者对人物肯定与同情。

（二）塑造“圣母”式人物，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塑造了一位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令人尊敬的女性简·爱。她的善良、包容和正值的品格，感化了罗切斯特的固执，冷漠与傲慢，也深深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在小说中，罗切斯特命运的犯戒、受罚、忏悔，正是与简的宽容、仁爱相呼应，深刻表现了简身上所具有的“圣母”救赎精神。而作者夏洛特·勃朗特，在1845年11月18日给黑格的书信中曾说：“愿上帝特别留心保护你，并赐给你特殊的祝福。”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浓郁的宗教情结意识已深深融入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潜意识中。“圣母”式人物的塑造一方面是作家内心思想的流露，另一方面又是对广大受众的感召和影响。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同样塑造了一位“圣母”式人物，即德·雷纳夫人。与简·爱不同的是，德·雷纳夫人是一个贵族妇女，出身名门，富有教养。但她没有贵族后裔的傲慢与势利，反而充满了平等友善的民主的思想。她身上具有典型的“圣母”般的气质与性格：仁慈、善良、温柔，富有同情心和广阔的胸襟。这同小说中于连的野心勃勃，追求功名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德·雷纳夫人对于连的爱和关怀，最终融化了野心控制下的冷酷的于连，使他意识到只有真诚的爱才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作者司汤达塑造的德·雷纳夫人，富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广阔的胸襟，她对于连的爱包含着母亲般的关怀。这种真诚无私的爱，最终使于连在精神上获得救赎。作者司汤达在七岁时，母亲去世，由于长久对母亲的眷恋，投射于他笔下的德·雷纳夫人形象，便成了典型的“圣母”式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是作品最后主人公得到精神升华的重要原因，也深刻表现了现实的主题。

三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下层苦难人民的怜悯与救赎，这种“圣母情结”的表现有着深刻的创造心理与精神意识渊源，同时也与宗教、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紧密相关。寻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量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圣母情结”，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心理层面来看，“情结”这个概念的来源，最早是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的情绪性观念群，它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取向和发展动力，并可以成为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6]“圣母情结”正是作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影响下，以其对黑暗动荡的生存环境的深刻体验，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框架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这种创作倾向受到时代的驱动，正如荣格谈艺术创作时说“他觉得自己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伏流在推动着他”[7]，因而此处的“情结”是历史与当下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不应该把原型看做是心灵中完全洗好的照片，而应该视它为一张有待于被经验（也可以说是个体无意识）冲洗的底片。”[4]“圣母情结”即是一张有待被经验冲洗的底片，它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19世纪西方作家在现实黑暗中无意识的召唤起了这份“情结”。

第二，从宗教渊源看，“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因为宗教重在情感和想象，一如艺术。宗教的热诚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8]。而基督信仰对西方人长久的艺术创作和精神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中的仁爱与救赎的精神是一个“累积的传统”，“由于累积的传统所具有的那些材料构成了每一代人的超验信仰的基础”[9]。从宗教历史上看，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光辉形象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起着长久的作用。“圣母”所代表的仁爱、宽恕、救赎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构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因而也深刻影响着作家艺术创作的思维意识。

第三，从文学和文化史传统上看，在古代的东西方神话中，都有“母神”这一形象，如中国远古的大地之母女娲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后圣经文学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关于“圣母”形象式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但丁《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10]都表现了“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她是爱的化身，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永恒。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种内在沉淀的情感倾向和资本主义社会背景相碰击，使得众多作家不满于现实，将内心深处圣母般悲悯与救世的情怀投注于作品中，从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广泛而集中的体现出“圣母情结”的创作倾向。

第四，从人道主义的发展看，发源于14世纪后期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具体来说，“人道主义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观或伦理观，即把人的全部价值置于现世的经验和关系的基础上，并且把全部人类（不分民族、种族或宗教）在现世的幸福和自由，以及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主张在各个领域内实现言论自由和各项公民自由权”[11]。因此人道主义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的重要元素。发展到19世纪，这种精神意识逐步完善，集中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人类自我幸福的追求。在文学领域，19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本着艺术以人为本的信念，以人道之心来洞悉现实。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作家强烈的社会关切与救助之情。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其作品中的愤慨与悲悯，同情与关怀意识体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随着19世纪机器化大生产的日益推广，逐渐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使那些狂热反击资本主义的作家不得不开始冷静地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追寻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看到了自身的真正处境，同时更发现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民众。他们理想的自由与平等在现实中遭到彻底的破坏，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在现实中遭到颠覆。依据罗洛·梅的焦虑本体论，“焦虑是对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反应”[12]。在19世纪，浪漫与理想的现实认知与信仰价值受到了重大挑战，深信的社会基本价值受到威胁，因此这些作家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而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他们开始更关注于命运的维护，以现实的目光寻求拯救苦难人民的良方。

四

以“仁爱，怜悯，救赎”为内涵的“圣母情结”反映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开始更客观，全面的观察社会，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成长，表达了同情，怜悯与救世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了“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一观点，关注大众的生存与命运使其作品产生了崇高的精神内涵，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批判现实时往往未找出其罪恶产生的根源, 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圣母情结”虽然看到了现实中被压迫者的悲惨生存境况，却没认清悲惨状况的根源，不赞成被压迫者起来推翻压迫者的制度，企图用阶级调和与合作来代替工人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希望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得作家创作中产生立场的矛盾，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许多作家都陷入无法自拔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同时对苦难人民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不利于社会的革新。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北大出版社，2003年。

[2]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意大利]但丁：《神曲·天国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4][美]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合著），张月（译），李小江（校）：《荣格心理学纲要》。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5]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6]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7][瑞士]C·G·荣格（著），孔长安，丁刚（译）：《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8]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2年。

[9][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德]歌德：《浮士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1][美]科利斯·拉蒙特(著)，贾高建等(译)：《人道主义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12]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自然主义情结 篇7

“对压迫者的圣母情结”[1]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它揭示了作家创作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动机, 反映了潜意识状态中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对底层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与关注, 这与19世纪以前的众多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与进步。第二, 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圣母”式的人物,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圣母”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 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 出生在拿撒勒, 与木匠若瑟许下婚约, 没有出嫁的玛利亚由“圣神感孕”而生耶稣, 后被尊称为“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圣神感孕”, 成为没有“原罪”的第一“受造物”。投射在人类社会中, 母亲是伟大与崇高的化身, 是宽恕和仁爱的代名词。“在人的灵魂走向至善至美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信仰 (爱) 的引导。”[2]《神曲·炼狱》中也写到“玛利亚转动钥匙开启了崇高的爱”[3], (“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向她传达的要她怀孕生救世主的使命, 天国就对人类敞开了, 将爱降临到了人间。因此说是玛利亚转动了钥匙, 开启了上帝的爱。”[3]) 这种角色所赋予的形象与概念长久地在人们意识中沉积并根深蒂固, 形成了对母性认知的哲学观, 这种观念发展到19世纪, 在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中鲜明的确定与体现出来。

“圣母情结”可理解为“圣母情综”“圣母原型”。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 “情结[4]”又称“情综”, 指人的潜意识层次中的原始意象 (原型) 。“圣母玛利亚”形象是爱、仁慈和救赎的象征, 表现了对一切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指引。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 “圣母情结”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仁爱、善良、宽恕、救助等美好圣洁的意象和情感的渴求。结合19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现实主义的演变, “圣母情结”这个概念又渗透了宗教、人道主义等思想。

因此“圣母情结”可理解为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宗教神学、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下, 在创作中形成的以仁爱, 宽恕为基础, 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和生存状态, 尤其是深刻同情和救助下层苦难人民的共通情感和普遍愿望。

二

“圣母情结”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对底层人物的关注

第一, 对苦难儿童的同情和怜悯。儿童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代表, 在表现对儿童生存状态关注方面,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有着一贯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也使其“小说性质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 (马克思语) 。“狄更斯笔下的儿童主人公往往是天使的化身, 在污浊而冷酷的世界中保持着善良的天性”[5], 其关注苦难儿童命运的作品有《雾都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等。他的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 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描写了大卫·科波菲尔曲折的一生, 通过大卫的辛酸苦难的经历, 狄更斯再次展示了英国社会中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 童工悲惨的生存境遇等。大卫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狄更斯深层次创作心理中的“圣母情结”, 狄更斯结合自身特殊的经历展示英国孤儿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里, 总是贯穿着对苦难儿童深深同情与怜悯, “圣母情结”的创作意识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他的这部作品中。

第二, “圣母情结”还表现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关注。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等。这一类底层妇女形象都具有忠厚、善良、淳朴的典型性格, 她们的苦难和不幸, 除了自身过失外, 更多是社会的压迫与黑暗所造成的。对这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真实描写, 表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阶级观的巨大进步, 反映了对被压迫人民深刻的同情和救赎。

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形象玛丝洛娃。从她人生的三个阶段看来, 玛丝洛娃由天真纯朴, 美丽可爱的少女沦为底层的妓女, 再由妓女变成“苦役犯”。玛丝洛娃堕落、沉沦、流放的一步步悲惨命运是由罪恶的社会所造成的, 是社会的悲剧, 是被迫害被侮辱的下层妇女的悲剧。

《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形象是托尔斯泰第一次把普通人民身份的主人公写入其长篇小说中。从对玛丝洛娃苦难命运的描写到最后使她精神上复活, 反映了“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之实质的深刻洞察, 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5], 同时也表现了托尔斯泰对这一类人物的深入观察和潜意识中的无限怜悯与救助之情。这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与“圣母情结”相互作用在文学中的反映, 也是作者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哈代的《苔丝》中同样描写了底层妇女苔丝一生的悲惨命运, 纯洁的少女苔丝一次次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人生的短暂的欢愉。哈代通过描绘苔丝这个典型形象, 批判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风尚, 流露着对被侮辱损害的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中, 作家内心的怜悯与仁爱处处体现着, 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即表达了作者对人物肯定与同情。

(二) 塑造“圣母”式人物,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 塑造了一位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令人尊敬的女性简·爱。她的善良、包容和正值的品格, 感化了罗切斯特的固执, 冷漠与傲慢, 也深深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在小说中, 罗切斯特命运的犯戒、受罚、忏悔, 正是与简的宽容、仁爱相呼应, 深刻表现了简身上所具有的“圣母”救赎精神。而作者夏洛特·勃朗特, 在1845年11月18日给黑格的书信中曾说:“愿上帝特别留心保护你, 并赐给你特殊的祝福。”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 浓郁的宗教情结意识已深深融入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潜意识中。“圣母”式人物的塑造一方面是作家内心思想的流露, 另一方面又是对广大受众的感召和影响。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同样塑造了一位“圣母”式人物, 即德·雷纳夫人。与简·爱不同的是, 德·雷纳夫人是一个贵族妇女, 出身名门, 富有教养。但她没有贵族后裔的傲慢与势利, 反而充满了平等友善的民主的思想。她身上具有典型的“圣母”般的气质与性格:仁慈、善良、温柔, 富有同情心和广阔的胸襟。这同小说中于连的野心勃勃, 追求功名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德·雷纳夫人对于连的爱和关怀, 最终融化了野心控制下的冷酷的于连, 使他意识到只有真诚的爱才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作者司汤达塑造的德·雷纳夫人, 富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广阔的胸襟, 她对于连的爱包含着母亲般的关怀。这种真诚无私的爱, 最终使于连在精神上获得救赎。作者司汤达在七岁时, 母亲去世, 由于长久对母亲的眷恋, 投射于他笔下的德·雷纳夫人形象, 便成了典型的“圣母”式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是作品最后主人公得到精神升华的重要原因, 也深刻表现了现实的主题。

三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下层苦难人民的怜悯与救赎, 这种“圣母情结”的表现有着深刻的创造心理与精神意识渊源, 同时也与宗教、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紧密相关。寻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量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圣母情结”,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从心理层面来看, “情结”这个概念的来源, 最早是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 “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的情绪性观念群, 它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取向和发展动力, 并可以成为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6]“圣母情结”正是作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影响下, 以其对黑暗动荡的生存环境的深刻体验, 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框架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这种创作倾向受到时代的驱动, 正如荣格谈艺术创作时说“他觉得自己在游泳, 但实际上却是一股伏流在推动着他”[7], 因而此处的“情结”是历史与当下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 是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不应该把原型看做是心灵中完全洗好的照片, 而应该视它为一张有待于被经验 (也可以说是个体无意识) 冲洗的底片。”[4]“圣母情结”即是一张有待被经验冲洗的底片, 它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 19世纪西方作家在现实黑暗中无意识的召唤起了这份“情结”。

第二, 从宗教渊源看, “宗教本身便是艺术, 因为宗教重在情感和想象, 一如艺术。宗教的热诚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8]。而基督信仰对西方人长久的艺术创作和精神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中的仁爱与救赎的精神是一个“累积的传统”, “由于累积的传统所具有的那些材料构成了每一代人的超验信仰的基础”[9]。从宗教历史上看, 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光辉形象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起着长久的作用。“圣母”所代表的仁爱、宽恕、救赎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 构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因而也深刻影响着作家艺术创作的思维意识。

第三, 从文学和文化史传统上看, 在古代的东西方神话中, 都有“母神”这一形象, 如中国远古的大地之母女娲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后圣经文学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 关于“圣母”形象式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但丁《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 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10]都表现了“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她是爱的化身, 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永恒。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 这种内在沉淀的情感倾向和资本主义社会背景相碰击, 使得众多作家不满于现实, 将内心深处圣母般悲悯与救世的情怀投注于作品中, 从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广泛而集中的体现出“圣母情结”的创作倾向。

第四, 从人道主义的发展看, 发源于14世纪后期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国大革命后, 资产阶级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具体来说, “人道主义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观或伦理观, 即把人的全部价值置于现世的经验和关系的基础上, 并且把全部人类 (不分民族、种族或宗教) 在现世的幸福和自由, 以及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主张在各个领域内实现言论自由和各项公民自由权”[11]。因此人道主义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的重要元素。发展到19世纪, 这种精神意识逐步完善, 集中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人类自我幸福的追求。在文学领域, 19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本着艺术以人为本的信念, 以人道之心来洞悉现实。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作家强烈的社会关切与救助之情。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 其作品中的愤慨与悲悯, 同情与关怀意识体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 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 随着19世纪机器化大生产的日益推广, 逐渐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使那些狂热反击资本主义的作家不得不开始冷静地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追寻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看到了自身的真正处境, 同时更发现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民众。他们理想的自由与平等在现实中遭到彻底的破坏, 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在现实中遭到颠覆。依据罗洛·梅的焦虑本体论, “焦虑是对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反应”[12]。在19世纪, 浪漫与理想的现实认知与信仰价值受到了重大挑战, 深信的社会基本价值受到威胁, 因此这些作家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 而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 他们开始更关注于命运的维护, 以现实的目光寻求拯救苦难人民的良方。

四

以“仁爱, 怜悯, 救赎”为内涵的“圣母情结”反映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开始更客观, 全面的观察社会, 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成长, 表达了同情, 怜悯与救世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了“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一观点, 关注大众的生存与命运使其作品产生了崇高的精神内涵, 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 他们在批判现实时往往未找出其罪恶产生的根源, 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 “圣母情结”虽然看到了现实中被压迫者的悲惨生存境况, 却没认清悲惨状况的根源, 不赞成被压迫者起来推翻压迫者的制度, 企图用阶级调和与合作来代替工人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并希望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得作家创作中产生立场的矛盾, 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许多作家都陷入无法自拔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 同时对苦难人民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 不利于社会的革新。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3年。

[2]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3][意大利]但丁:《神曲·天国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

[4][美]卡尔文·S·霍尔, 沃农·J·诺德拜 (合著) , 张月 (译) , 李小江 (校) :《荣格心理学纲要》。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年。

[5]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6]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

[7][瑞士]C·G·荣格 (著) , 孔长安, 丁刚 (译) :《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年。

[8]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1992年。

[9][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 (著) , 董江阳 (译) :《宗教的意义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10][德]歌德:《浮士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11][美]科利斯·拉蒙特 (著) , 贾高建等 (译) :《人道主义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年。

设计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情结 篇8

后现代主义文化于本世纪50年代在西方工业社会兴起,随后迅速的蔓延到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生活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虽然大量的商品涌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初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对利润的无止境的欲望追逐所产生的恶劣后果,人们普遍出现焦虑、压抑的情绪,此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摈弃了传统文化中的雅俗观念,代之以亦雅亦俗的人人都可参与的文化,因而注重的是人们轻松的消遣。

二、设计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后现代主义文化虽然并非当代西方的设计艺术现实,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他对传统及现代的质疑和批判却也值得我们深思,它将矛头指向反对僵化封闭的教条和形式主义,批判经验主义,它不断地开拓我们的视野,支持观念的更新,倡导交流融合,更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

设计艺术是人造物的艺术,因此设计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形成,进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设计艺术的组成要素,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相互对立却又统一,因而,设计艺术又是科学所依托和审美价值所依托的艺术。

1、形态的隐喻

后现代主义文化主张以视觉上的丰富来达到满足心理的需求,而且将在多功能主义的动机参与下,结合隐喻的处理手法表现设计中的细节。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包括传统、通俗等文化,还有各种艺术风格,都能为设计艺术所用。设计艺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对艺术手法的运用更是不拘一格,多角度多层面的运用夸张、变形、隐喻等,注重设计的人文感受,在设计中大量创造性地运用符号语言,将产品的功能与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

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设计师对生活状态及方式的理解,因而延伸到他们的设计中,赋予形式、造型以象征意义。实际上,设计艺术正是在美好生活方式方向上一路探索前进的,后现代设计某种程度上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后现代主义中文化引导下的设计和创作会让人们更接近充满诗意与艺术化的生活。

2、形式与功能的多样化

设计艺术的重视设计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表现,而在后现代设计中,一个设计除了技术上的功能外,也要注重艺术化的审美情趣,不仅如此,在后现代设计的形式上,需要设计者不断的开阔思维,打开思路,明确形式在设计中的地位与意义,后现代主义重视装饰,认为装饰不是产品的附加物,而是产品的内在本质的表现之一。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来表现设计者的情感与观念。是产品具有浓厚的艺术观赏性与审美体验。

另外,后现代主义设计也强调功能的多样化,能够在得到审美体验的同时,在设计中加入更多的人性化的功能,后现代主义文化里达到的各种文化主义的融合,注重人们使用时的愉悦,因而反对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单一,抵制简单化,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者将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中,给人们带来新鲜体验的同时,实现所要求的各种功能。

三、不同领域设计艺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1、建筑设计

具有后现代社会主义文化情结的建筑设计者们,反对现代主义下的理性,倡导重视人的情感,强调建筑的精神功能,注重设计形式的变化。同时,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建筑更加强调历史文化,并认为建筑语言应具有更丰富的语言,如“隐喻”、“象征”等,在设计中则表现为建筑造型与装饰的娱乐性和处理装饰细节的含糊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的是功能的多样性,受此影响的建筑设计师们更在建筑设计中探寻建筑的本质,反对生硬的附加。后现在主义文化对价值观的包容体现在建筑设计上。

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建筑主张从历史风格与手法中兼容并蓄,对素材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泛,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发展经历了历史主义和新折衷主义的倾向过程,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繁荣,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与欢迎。

2、品牌形象设计

品牌形象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物质化的阶段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和关注的,为更好的创立市场,企业就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产品知名度,发挥品牌形象对市场的影响力,使消费者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

后现代主义的品牌形象设计以其独具特色情感诉求,拉近了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在为品牌营造轻松愉悦氛围的同时,还保持着对人类环境的关怀,大大增加了品牌形象的亲和力,后现代主义的品牌形象设计更注重差异性、变化性,追求民俗化的风格,也打破了现代主义的生硬,以及精英文化的高高在上的难以接近的传统。

四、设计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义

后现代设计以其靓丽的色彩和轰动的展示效果一时成为传播媒介的热点,后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感性色彩,探寻设计中无序背后的纯洁性和浪漫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设计艺术的通俗性,从而给人们的生活增添更为轻松愉快的气氛,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里,人们生活在“现在”,后现代主义设计师们认为“好的生活比好的形式更重要”,因而更加注重情感的满足以及心理的愉悦感受。

设计艺术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所倡导的回归理念,使人们在喧嚣忙碌的尘世生活中回归自然、回归本质。以夸张的色彩和造型,使人们重新认识真实的自己,对过去未来的重新审视。设计中赋予作品趣味性与艺术性,是作品更加人性化,设计艺术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相逢,碰撞出灿烂的火花,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五、总结

后现代主义文化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化,运用的设计手法也丰富多样,不拘一格,“变形、借鉴、戏谑、夸张和象征”都是其常见的表现手法,另外,其多种历史风格的整合拼接也引人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风格的批判,同时注重历史文脉的延续性,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理念,实现设计的多元化、大众化、自由化,为现代设计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影响。

摘要：本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设计艺术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对其中的意义与影响进行深入剖析,期待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对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设计艺术,后现代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崔立东.后现代主义之文化艺术设计理念研究[J].建筑设计管理,2012(2).

[2]李晖.从艺术化进程看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本质[J].文教资料,2009(2).

[3]罗广宇.后现代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J].东北师范大学,2008.

自然主义情结 篇9

关键词：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东方雕塑,东方情结

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崇尚自然、科学的西方雕塑, 与起源于古印度、古中国等地追求神韵、意境的东方雕塑在表现形式、风格样式、精神表达等美学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而随着20世纪初西方反传统、反理性的“现代性”艺术思潮的兴起, 现代主义雕塑孕育而生, 在突破传统自觉意识的驱使下, 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向具有异质特征的东方艺术样式、观念借鉴, 分别从视觉表现及精神表达两个层面来激活自身的创作力, 由此使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呈现出风格迥异的东方特色。这场西方邂逅东方的相遇让我们不由追问, 为什么西方雕塑会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对东方雕塑产生浓厚的兴趣?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中的东方情结具体如何体现?西方现代主义雕塑通过学习异质文化来突破传统的变革历程对当下中国雕塑的发展有怎样的启示意义?这几个问题成为了笔者撰写此篇论文的最初缘由。

一、西方邂逅东方的发展必然

(一) 早期的姻缘

究其东西方艺术的姻缘, 可追溯到17、18世纪,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的萌芽, 东方的茶叶、丝绸、瓷器等沿着“丝绸之路”被带到了遥远的西方, 自此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被掀了起来, 很多具有东方特征的元素开始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英国著名现代艺术理论家赫伯特·里德在他的《现代雕塑史》一书中, 多次谈到中国艺术风格对西方现代雕塑的影响。他认为在现代艺术发展的百年历程中至少有包括远东艺术在内的七种艺术风格融入了现代艺术的主流之中。并且他特别肯定了中国艺术风格对西方现代艺术进程的影响。

(二) “现代主义”是东西方雕塑联姻的加速剂

从西方雕塑发展的脉络来看,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崇尚和谐自然、呈现完美形象的理想化雕塑, 到中世纪以基督教服务为中心、再现圣经故事的宗教化雕塑, 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反宗教的思考, 主张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要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文精神, 西方雕塑一直都没有跨越“再现客观世界”的藩篱, 而上个世纪之交“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思想消解了艺术对自然的依赖, 由此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之风”全面来袭。法国美学家波德莱尔就将“现代性”解释为一种具有新鲜感的审美趣味形式, 强调了对当下的感觉、情绪的捕捉与表达, 而不是如传统风格的艺术家那样, 运用经典的规范去寄托纯艺术的、永久可靠的美的理想。

因此, 具有反叛意识的改革先驱们, 为了实现新的艺术理想, 一方面对传统提出质疑并进行反叛, 一方面在寻找新的异质文化, 使之成为孕育新生的供体, 而正是出于这样的自觉意识, 西方雕塑家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东方雕塑里浪漫的造型、飘逸的线刻、神秘而有意味的形式以及空灵幽远的意境都让他们神往, 所以他们将能启发灵感的东方雕塑嫁接到自身的系统中, 使其生成崭新的艺术样式。

二、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中的东方表达

英国著名美术史学家贡布里希说, 20世纪重要的艺术运动和潮流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反对研究自然形象, 并且他在谈到抽象表现主义时说, 艺术家在创作时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必须听从自发的冲动。所以, 如果从精神物质二分法的角度分析, 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中的东方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视觉呈现上, 向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寻找“有意味的形式”, (1) 不断在视觉语言中探寻东西融合的可能性;二是从精神表达的角度出发, 强调“主体意识”的现代主义, 极力地寻找永恒的精神世界, 而这种具有哲思性的精神诉求与东方艺术中探求生命终极意义的意境表达产生了某些交集。

(一) 异质相吸的视觉表达

倡导现代主义的西方雕塑家们不再困惑于“还原客体真实”的窠臼, 而是重新寻找本体语言的“美的规律”, 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 于是神秘、原始、有意味的东方艺术元素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因此,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灵动的线刻、生动的装饰趣味和立体构成中的形式美感。

“立体派”代表画家、雕塑家毕加索, 在他完成了“立体派”绘画的代表作《亚威农少女》后, 开始把解构自然的创作方式运用到雕塑上, 他完全不顾客观物象中自然形的束缚, 而是把它们肢解为三角形、菱形、椭圆形等, 再用构成的方法重新组合, 以塑造他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于是, 在怪异的头像中, 在被夸张和扭曲的身躯里, 在所有背离传统美学并充分表达自我的“立体派”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非洲雕刻原始、神秘、张扬的东方艺术美感。所以, 赫伯特·里德在谈到毕加索的雕塑时, 这样写道:“毕加索的雕塑在塞尚的形式深度和黑人雕刻、罗马雕刻外表的简练之间, 完成了必要的衔接。” (2)

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三大支柱的雕塑家布尔德尔 (另外两位是罗丹、马约尔) , 作为雕塑大师罗丹的助手和学生, 布尔德尔一方面受到老师的影响, 用强烈的情感表达突破古典主义的束缚, 一方面他又坚持回归对视觉语言的探索, 他的作品常以和谐的结构空间表现优美的韵律, 并且在造型语言上借鉴了东方雕塑的特点。布尔德尔的代表作《拉弓的赫克力士》, 就汲取了埃及、印度雕像的特点, 造型洗练单纯, 在关键部位上加以夸张, 使雕塑富有重量和体积感。

(二) 不谋而合的精神诉求

探究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从艺术本体出发进行的这场视觉革命, 其内在的动因是由精神性的观念转变带动的,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精神, 是人的“志愿的选择”, 是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行为和举止的方式”。 (3) 所以说, 从精神诉求的角度来说,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强调从本我出发来表达个体对自然的直观感受, 而不再就范于某种既定的社会认知体系, 这种内在本真的精神表达恰似与东方艺术主张表达的象征寓意、天人合一的意境有不谋而合之意。正如英国艺术史学者苏利文教授在谈到东方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时说:“东方艺术对于现代西方艺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加强烈, 不仅技法, 连哲学思想都明显地接受了东方的影响。” (4)

英国现代主义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雕塑因流畅的形式美感、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以及静谧、空远的意境表现都蕴意着东方美学的神韵。亨利·摩尔的很多雕塑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 他曾在自传中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我希望能把生命的意味赋予我的作品。”亨利·摩尔把大自然作为雕塑创作的无限源泉, 把对万物生命的理解与感受用抽象的雕塑语言表达出来, 使他的作品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活力与超然洒脱的美学品格, 而这与东方美学中强调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意境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语

西方雕塑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对传统权威全面挑战, 并通过汲取异质东方艺术的营养, 取精去糟地在母体枝干上发出崭新的枝芽, 从而重获新生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源头。而如今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 世界雕塑艺术已经进入到了以多元融合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 而与西方相比, 中国雕塑的后现代进程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 回望历史, 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保留民族特点、学习优秀文化的诞生历程, 应该值得我们研习和借鉴?

注释

1[英]克莱夫·贝尔.塞尚之后[M].张恒,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32.

2[英]赫伯特·里德.现代雕塑简史.余志强、栗爱平, 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9.

3[法]福柯.何为启蒙.文化与公共性.汪晖等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430.

自然主义情结 篇10

1、刻画的西斯和瑞茄两个女性人物

作为一片阴暗中的两个亮点, 西斯和瑞茄体现了狄更斯对于妇女作为“家庭天使”的理想化想象。她们温柔、善良, 比如小说对西斯的描写, “站在那儿的, 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位年轻女郎——穿得朴朴素素, 非常地文静, 非常地标致。他引她到屋子里来, 搬了张桌子请她坐下来之后, 就借着烛光打量了她一下, 觉得她比他刚才所看到的第一个印象还要漂亮得多。她的脸又天真又显得年轻, 表情非常可爱。”

她们能够改善家庭环境, 可以使家庭充满温馨, 能够使人在家庭中远离冷漠、枯燥、繁重的工厂生活。比如瑞茄到斯梯芬家里细心温柔地照料着斯梯芬和他发疯的妻子, 让斯梯芬终于能够在下班之后得以安歇, 更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

其实在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处于从属男性的地位, “她几乎丧失所有人权, 就像当今的重罪犯进入监狱时一样。她没有全权支配她的劳动所得, 不允许选择自己的住所, 不能合法的处理自己的财产, 签署文件或充当证人”。正如我们在《简·爱》中看到, 简虽然有知识, 但在社会中只能担任家庭教师这样的职位, 实际与佣人无异。女人也只能依靠男人才能获得生活。就是在《艰难时世》中, 即使葛擂硬先生和庞得贝先生很有钱, 我们也没看到葛擂硬太太和路易莎 (庞得贝太太) 能够掌控很多钱财。 (否则小汤姆就不用偷盗银行而可以直接向他的妈妈和姐姐要就可以了。) 妇女的经济也是依附丈夫的, 因此庞得贝先生并没过多关注路易莎的情感, 而只是向葛擂硬抱怨他的感情受到伤害, 态度也极为蛮横。

在这样的状况下, 西斯和瑞茄却在《艰难时世》中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 尤其是西斯。西斯可以说是拯救了葛擂硬的整个家庭, 在葛擂硬太太临终之时一直像一个女儿一样紧紧守护;在路易莎遭受骚扰的时候, 潇洒有风度的赶走了詹姆斯·赫德豪士先生;教导葛擂硬先生的小女儿, 使其健康成长;而在最后机智地解救了小汤姆。

我们先不管西斯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下能否做到救世主。而当我们去探求“救世主”的成长历程时, 我们发现狄更斯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白。西斯小时候是一个马戏团小丑的女儿 (暗示她的幼年是伴有幻想的) , 被葛擂硬先生收留, 她甚至学习平凡, 没有各种才华。而在小说中间十余章内, 西斯就影踪全无, 末尾出现时就成了集温柔、贤淑、机智、善良于一身的女子, 反差如此之大, 却不做描述。这无论如何不是小说应该有的写法。至少要把这十年中西斯的成长轮廓为读者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如果说这不是作者的纰漏之处, 这就只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救世主”的成长被抽成真空, 留下一片神秘。意义何在?

2、对雇佣关系的理想化认识

虽然狄更斯从自己的贫穷经历中获得的切身体会, 也很同情劳工的境遇, 但他不主张劳工与雇主之间的权益纠纷要使用暴力方式解决。他在小说中用讽刺的笔调戏耍了宣传暴动的斯拉克步瑞其。在他看来无论是劳工还是雇主都被功利主义所遮蔽, 工人企图暴动、老板企图监视工人, 都不是雇佣关系的理想模式。而斯梯芬则代表了他的理想化认识, 认为通过和平的协商才能获得权益的最大化。不得不说狄更斯的理想具有前瞻性。现代西方社会就在不断提高劳工的薪资水平, 不断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而西方社会的相对稳定似乎证明了斯梯芬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群情涌动, 英国宪章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 不知能有多少人能够保持清醒。而这样清醒的人会是斯梯芬这样最普通、最老实的“人手”的可能性还是值得质疑。小说既没提到他的文化水平, 又没介绍他的心理。人处于社会中被社会左右的蒙昧和异化并没体现在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而不加解释, 这是为斯梯芬构造的空白。

3、对中产阶级的非理性化转变

这集中表现在葛擂硬先生的转变上。葛擂硬先生在小说开头部分是一个极其古板的人物。甚至在刻画他的外貌上狄更斯也是极尽嘲讽之能事。“讲话的人的顽强姿态, 四四方方的外衣, 四四方方的腿干, 四四方方的肩膀……”。而这样呆板的中产阶级的转变却是极为突然和突发式的。甚至于读者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他的“事实”, 他的功利主义在其女儿一哭面前便土崩瓦解。

我们知道英国人是顽固的, 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则是更保守而顽固的。我们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可以看出, 鲁滨逊的父亲一直不同意鲁滨逊去航行冒险。其脸孔、动作之生硬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时代依据。而就是这样古板的葛擂硬先生, 发生了这样巨大的转变, 狄更斯甚至没有给我们剖析人物心理的变化。而我们知道, 人物性格的剧变在小说中是极为重大的元素。

二、理想主义探因

弗洛伊德解释, “人的心理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上层为意识、中层为潜意识、底层为无意识。一个观念的意识转瞬即逝, 但消逝了的观念一旦需求时可以再次进入意识, 这便是随时可以召回或浮现到意识中来的潜意识;无意识则因其内容被意识反对, 所以, 它一欲出现, 就遭到意识的抵制, 被压抑下去而摒弃于意识领域之外”。

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作品中。这可以称作“有意识”。虽然作品有一定的社会纪实性, 也难免被打上作家的烙印, 带上作家的憧憬。即使是狄更斯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不例外。

童年时的狄更斯生活困苦, 家里弟妹众多, 只能得到很少的母爱。这让狄更斯在刻画母亲形象上, 总是自觉非自觉地打上冷漠、爱无能的色彩;而因为狄更斯在年轻之时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恋, 并且因为女方家长 (一位银行家) 的阻挠婚事无望。但正因如此, 他在小说中经常有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女子。狄更斯这样安排小说是便是不自觉地潜意识的流露。甚至于他不去在乎事实的合理性, 不去阐释事实的合理性, 笔锋一提直接便有了带有神圣光芒的西斯。

又或者他是有意地安排, 一步步人生的发展或许太现实化了。像西斯这样的女子狄更斯或许更想赋予她更为超越现实的成长, 而最超越现实的, 或者说最梦幻的成长, 恰恰是不可以描述的。西斯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

比如他对庞得贝先生的刻画便是入木三分。庞得贝称工人为“人手”, 这是一个明显的蔑称。歧视、鄙夷工人, 希望可以培植一个监视工人的“人手”。而自己则一再撒谎宣称自己家世贫苦, 为母亲和外祖母所弃, 自己则一直努力奋斗才有了现在的成功。他以欺骗炫耀, 并以此激励工人为其卖命。同时也能看出在19世纪的英国, 家庭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地位了, 它已经让位给了财富, 赤裸裸一点说是金钱。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会一直雇佣一个看似不起什么作用的斯巴赛太太, 并且一直津津乐道地向一个个人说明她的贵族身份。她能够成为其陪衬和炫耀资本。

而社会现实越是残酷, 对理想未来的憧憬越是强烈。就是这样游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 一张一弛, 反而使作品获得了无尽的张力。在面对雇佣关系激烈矛盾之时, 像斯梯芬这样的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这也反映了狄更斯对社会现状深深的焦虑。在这忧虑之中, 狄更斯为斯梯芬设置了“阳光型”的死亡, 他死在了瑞茄的怀中, 并重新获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

而就算是呆板的中产阶级也幡然悔悟, 对从前充满悔过。我们可以对比《俄狄浦斯王》和《艰难时世》中主要角色的转变。俄狄浦斯王面对着无可悔改的事实, 严酷的落差, 终于自刺双目, 开始了自己孤单而漫长的旅行, 并且谁也不知道他流浪的方向。而在《艰难时世》中, 葛擂硬先生虽然也面对着女儿婚姻的不幸, 自己毕生坚持的教育方式的失败, 这样巨大的落差, 但这毕竟不是伦理上的, 无可更改的, 因此在葛擂硬先生幡然悔悟之后, 仍是可以获得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甚至像小汤姆这样的狗崽子也死于爱的忏悔。

“狄更斯拥有朴素的宗教思想, 他没有提出宏大的宗教理论, 也没有创立单独的宗教流派, 所表明的只是一种对待宗教的立场和态度。狄更斯目睹了工业化给社会下层人民所带来的悲惨境况, 从社会‘另一半人’的精神需要出发, 呼吁宗教关注现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 希望宗教能具有人道主义品质。”而就是这样的人道主义情怀让在他在自己的小说中, 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不断给自己给读者心灵上的希望, 精神上的治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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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乡土情结与市民情结 篇11

先来说说文中所凝聚的乡土情结。

老舍在他生命的67年中，有42年生活在北平，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北平滋养了老舍，老舍也以自己的笔墨来回报北平的养育之恩，以一生的创作讴歌北平，以自己一生的心血描画北平的风土人情，以此种方式来表达对北平的爱。看看他一生中创作的小说戏剧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剧本《龙须沟》《茶馆》等，都是表现老北平的人和事，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北平社会风情，语言上也都散发着浓浓的“京味”。

在《想北平》这篇散文中，老舍是这样表达自己对北平的深情的。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

这是老舍一段如痴如醉的内心独白。所谓“大音希声”，对于最深的感情，人们往往显得拙于言辞，似乎无论用怎样的语言都无法完整地传达心中的情感。真正深沉的情感，往往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在不经意的一举手一投足间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同样，老舍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他“要说而说不出”，于是只能用一个不知被人们用了多少遍的比喻——“母亲”，将北平比作“母亲”。这个比喻打动人心的力量不在于“新”“奇”，而在于“真”。的确，这个比喻早就为世人所惯用，比如“母语”“母校”“祖国啊母亲”等，但老舍用这个比喻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应该读读他的另一篇散文《我的母亲》，才能感受到老舍对自己的母亲是怎样的一种深情：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八国联军入了北平城后）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老舍一岁半时丧父，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被养活长大的有三女二男，老舍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一个妇女要将这一大帮儿女拉扯大，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因此，老舍将北平比作“母亲”，所表现出的对故土的爱是多么深沉：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只能用心体味的深情，是一种溶于血脉又自然流淌出来的挚爱，是一种渗透肺腑的真情，是蕴于灵魂深处的苦涩而又甜蜜的滋味。

老舍将北平比作母亲，不仅表现了一种血脉深情，也有对“母亲”——北平——历经沧桑风雨磨难的心痛之情，甚至还有只能看着“母亲”受苦而自己无力施以援手的无奈，以及无以回报的遗憾和歉疚。

这篇散文写于1936年，作者当时不在北平，在青岛，而此时的北平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适应日本侵略需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都说明华北危急，北平危急。这使得老舍更加忧心如焚，思念家乡之情自然更为强烈。

在散文的结尾，老舍写道：“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这句简单的话里，蕴藏了丰富的心理密码，远远超出其字面的含义，耐人寻味。“要落泪了”，这是一句极朴素平静的叙述，然而字面下涌动着的是沉甸甸的情感，借用诗人艾青的诗句，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老舍怎能不为自己的故乡担惊受怕忧心如焚？那份牵肠挂肚的苦涩的思念又怎能不深深地打动读者？

同时，老舍在散文中，处处流露出自己对北平那种“家”的依恋感以及自己与北平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的关系。请看文中的这些语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我所爱的北平）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

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

它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我的北平。

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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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在这些语句中，老舍多次使用了“家”“摇篮”“心”“血”“我的”“我心中”等词语。这些用语虽然看似平淡朴素，却字字句句浸润着老舍对北平那种溶于血脉铭心刻骨的深情。只有在北平，他才能感受到家的温馨、温暖、平和、满足，才能有安全感和皈依感。“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从这句话中，读者仿佛能看到老舍就像久别的游子匍匐在慈母膝下一般的温暖、恬适、平和与满足。只有北平，才是老舍可以寄托灵魂的地方。

这种乡土情结使得老舍对北平的爱显得近乎偏执。他在散文中写道：

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

虽说巴黎的布置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可是比起北平来还差点儿。

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所谓“月是故乡明”，艺术家笔下的世界是不客观的，一切只为表达感情的需要服务。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未必就不如北平，上海和天津也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老舍的眼中，它们都无法和北平相提并论，自己也无法爱上它们。这简直是带着孩子气的执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于这些城市来说，老舍只是一个观光客，老舍也无法将自己融进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同样也无法融进他的心灵世界。“我心中有个北平”，只有北平，滋养了老舍生命的北平，陶冶了老舍性情的北平，才能与老舍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心灵相通。老舍对故乡北平情有独钟。

老舍曾经不止一次地坦言自己对北平的爱。

一九四九年年尾，我回到故乡北京。我已经十四年没回来过了。虽然别离了这么久，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她。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这是真话。（老舍《我热爱新北京》）

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地思念北平。北平的年节是多么花哨有趣呀！一闭眼，我就走回记忆中的世界，那里有百果的腊八粥、什锦糖、红白蜜饯、走马灯、带琴的风筝，和多少多少别处见不到的东西。越想北平，越觉得苦闷，倒好像只有北平会过新年似的！（老舍《新禧！新禧！》）

再来说说散文中所凝聚的市民情结。

在散文中，老舍一直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叙述自己对北平的感情的，因此，老舍的乡土情结中又自然地表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色，老舍的“乡土情结”集中外化为一些朴素的平民化生活细节。《想北平》是一篇散文，在一篇短短的散文作品中，如何表现北平，老舍觉得很为难：“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写什么？他又不愿只“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不知道的”，更怕挂一漏万，埋没了北京的种种好处。如果只是机械地罗列，平铺直叙，写成一篇北京地方风光的指南就更没味道了。老舍决定写出“我的北平”——一个平民眼中心底的北平。

我们来看看散文中所出现的老北平景象：

住的，是小胡同、平房四合院、小房子、小院子。

城市景观，是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北山和西山。

赏玩的，是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花不多的钱而种的一院子的花;便宜的草花儿，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省钱省事且足以招来蝴蝶;雨后什刹海的蜻蜓。

吃的，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和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的韭菜;爱进了城还带着一层霜儿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新鲜的蔬菜;带霜儿的玉李;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

老舍坦率地说：“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这句话也许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一份赞许和满足。这些裹挟着最真挚的市民情感的田园都市物象，蕴含着老舍心目中的北平城的文化魅力，让他直想得要落下眼泪。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份赞美，那份满足，令人感动。平静温和敦厚的叙述中充溢着动情的微笑和泪光。正是上述这些看似极端平常、普通、微末的物象，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的“市井化了”的老北平所独有的整体风貌和气氛。

这就是老舍眼中的北平城，是一个平民眼中的北平城，是平民的生活世界里最真切的北平城，是实实在在平民化的生活细节，是北平市民的社会风情画。一枝一叶总关情，正是这样的叙述与描写表明了作者与北京的亲密关系，它们真正融进了老舍的生活，渗入到了老舍的血肉肌肤之中直至灵魂的最深处。如果老舍是北京的一个观光客，即使对北京再喜欢，也不可能有如此细致入微的体验，当然更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难怪他在述说北京的种种好处时不禁“要落泪”，禁不住深情地呼唤：“真想念北平呀！”

北平是天子脚下皇城京畿，多的是豪宅名园宝物美食。但在老舍的《想北平》中，故宫、长城、庄重巍峨的宫殿楼阁、秀丽多姿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满汉全席、全聚德的烤鸭……这些全不见了，或许是因为这些是贵人生活世界里的北平城，或是观光客眼中的北平城，不是“我的北平”吧。

然而，最打动读者的，恰恰是老舍笔下那些平民化了的物象，因为这些物象浸润了老舍的深情，是真实的力量在感动读者。

老舍逝世后，舒乙给他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他是北京人;他是一个满族人;他是穷人出身的一个人;他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生活在国外;他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的确，这是对老舍的人品与文品的最合适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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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乡土面前，谁不是一个“平民”？富贵、权势、名誉、地位等人生的附着物都悄悄淡退，人还原为“本我”，表现出一种“赤裸裸”的最真实的赤子情怀。恰如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洗尽铅华，还我本真，当褪去华丽庄严的权势的外衣，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句亲切的乡音最令人感动。“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最让诗人王维牵挂的是老屋窗前的那株老梅树，因为这是在少年时候关于故乡最深刻的记忆，陪伴着诗人的一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正是“遍插茱萸”这一寻常生活情景凝聚了诗人最深厚的思乡之情。“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温庭筠这个异乡游子对故乡的回塘凫雁情有独钟、念念不忘。至于晋朝的张翰，在洛阳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秋风起来了，想起了家乡的鲈鱼莼菜，口水就流了下来，连官也不做，回家吃鲈鱼莼菜羹去了，真是率真可爱之极。

站在故乡的面前，你切不可显摆自己这一生有过多少的财富或多高的地位，也不必羞愧自己碌碌无为所获不多，你只是一个“赤子”，这就足够了。文学家们都深谙此理：唯有真情，才有永恒的魅力。因此，在表达乡土之思的文学作品中，他们都自觉地将自己还原成“真我”。唯有如此，才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因为在物质化的世界中，人与人有着太多的差异，唯有这个“真我”才具有一种共性，最容易引起所有人的心灵共振。

故乡对于我，它不仅是出生地，还是一个人的生存和精神居所。

（刘亮程《村庄的事情》）

我们汉民族没有宗教，死亡成了每个人单独面对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故乡便是全部唯一的宗教。从古到今，回乡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大风景。

（刘亮程《对一个村庄的认识》）

人在旅途，精神与心灵的归宿却永远指向生养自己的那片故土。在人类情感世界的锦囊里，有一颗由甜蜜、温馨和苦涩凝结成的珍宝，那就是乡情。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一株遍身疤痕的老树，一声熟悉的乡音，一缕袅袅的炊烟，都是引发游子乡情的催化剂。老舍的《想北平》，也许算得上是对乡情最真诚的诠释之一。老舍有一首七律《乡思》，同样让人感动：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自然主义情结 篇12

关键词：反现实主义,背叛情结,懦弱性,贪婪性,冷漠性

1.引论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 , 捷克裔法国作家, 自幼年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 经历过二战时期, 被迫戴上过黄星标志, 那时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就已显露出来。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 获得巨大成功, 同时他还涉足文学评论, 如《小说的艺术》, 而后在1984年完成了巅峰之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典型的反现实主义作品, 没有人能够否定这样一部著作的伟大之处。 确实, 它在阐述生命哲学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 “轻与重”, “灵与肉”, 这两对前人探讨无数次企求弄清的关系, 在他谦逊的笔下生动跳跃着, 外科医生托马斯与摄影爱好者特蕾莎、 画家萨比娜这三者的关系及他们面对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引发读者去思考。

感受生命中带给我们的轻与重, 而后选择。 在昆德拉看来, 自由为轻, 而责任为重, 同情心为重, 一切束缚到人、使人不得自由的皆为重。 但是, 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在轻与重之间何为正, 而从主人公托马斯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出他一直在选择轻, 追求轻。 从这个程度上讲, 追求轻即意味着背叛现状, 摆脱原位, 投向未知。 这种基于对现实不满而不断背叛现实, 企图寻求一片精神乐土的观念无疑迎合了当代不少试图改变不满现状却屡次失败近乎绝望之人的想法。 那么, 这种反现实主义真的毫无弊病吗? 这种一味追求理想层面的观念做法真的适合我们于这个现实社会的生存吗? 笔者是不这么认为的, 下面分别从托马斯这个角色出发就反现实主义的懦弱性、贪婪性及冷漠性论证其不合理性。

2.反现实主义的懦弱性

小说的一开始便抛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秘的话题:永恒轮回。 生命并无轮回之说, 昆德拉之所以提轮回只是为了带出生命的唯一与不可重复性。 这种特性让托马斯在要不要面对特蕾莎这份爱情时犹豫不决。 “托马斯自言自语:einmal ist keinmal, 这是一个德国谚语, 是说一次不算数, 一次就是从来没有。 只能活一次, 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4]9。 假如生命真的有轮回, 假如生命真的得以无限重复, 那么托马斯大概就不会这么为难苦恼。 因为生命不会重来一次, 他无法检验自己将要做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他怕。

他怕错误, 怕失败。 之前不堪的婚姻已经让他不敢再轻举妄动, “性友谊” 是他在惧怕女人与渴望女人之间找到的平衡点, 他不知道一旦打破这个平衡, 他能不能承受住那份重———“是否该建议她来布拉格住下? 这份责任让他害怕”[4]7。这里的女人正代表着现实社会的欲望和责任, 他渴望着、需要着女人满足他的欲望的同时, 却又惧怕承受这些女人带给他的包括责任、压力等一切在内的沉重。 他企求背叛, 背叛现状而到达一个轻的境界, 在那里, 他可以拥有爱情又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种对责任的惧怕恰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可是现实并不总是那么温顺乖巧, 当人们还在犹豫着不知道怎么选择时往往已被卷入其中, 所以, 托马斯还是没能摆脱特蕾莎。 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托马斯用了一个“捆”字描述了他们在一起7年的生活[4]36。 在这期间, 托马斯过得并不痛快, 他还是继续游离于其他女人之间, 一边爱着特蕾莎一边背叛着与她的这段婚姻, 享受着所谓的自由, 同时他又不允许特蕾莎做出半点背叛他的举止。 放任自己随意背叛这个现实世界, 既要享受随时抛弃这个世界的自由, 又不愿意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 特蕾莎走了, 带着累人的爱情, 留下了托马斯要的自由。 “他去饭店吃饭。 他感到很伤心, 但吃着吃着, 原本绝望的情绪好像放松了, 仿佛绝望已经淡去, 只剩下几许忧郁……此刻他才发现, 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更加美好”[4]35。 此时, 似乎托马斯的伤心瞬间便变成了对自由的享受。 可是仅仅不超过两天, “星期六和星期日, 他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 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4]37, 这种绝对自由没有了重的束缚显得那么空洞、无味。 于是他背叛了想要并得到了的自由, 回到了特蕾莎身边。 然而重逢时刻的轻易到来并非让托马斯像小狗卡列宁一般欢呼雀跃, 当他想到自己以为的“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 到头来依赖的竟是他们之间如此偶然的爱情时, 他又开始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托马斯的周而复始的自由与被缚就类似于钱钟书的《围城》, 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却想出来, 打着“自由”的幌子, 任由欲望横流, 却没法承受住围城内的无奈。 托马斯把自己对特蕾莎的爱情归为所谓的“同情心”作祟———重;同时他又渴求着自由———轻。 这种对重的逃避而只想一味占有轻的自私何尝不是一种骨子里的懦弱。

3.反现实主义的贪婪性

“卡列宁讨厌变动。 对于一只狗来说, 时间运动不是直线式完成的, 它的流逝并不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运动, 不是一步一步向远方推进, 而是循环运动……”[4]92卡列宁不喜欢变动, 生活中稍微一点不一样都可以让它生气不已, 这个“生活之钟”规律、呆板。 可是, 她却是不贪心的。 要知道, 那些寻求有可能只是让人穷尽一生瞎忙活的骗局, 到头来, 它竟是虚无, 就如同《等待戈多》的结局一般。现实如何, 不管喜不喜欢她都尽力去适应, 去生活, 而不是一味地想要背叛, 想要逃避, 寻求那些虚幻的想象。 连动物尚能懂得的道理, 为什么人就不懂呢? 这便是人的贪婪。

当托马斯遇到爱情时, 他想要爱情, 有了爱情他还想要自由, 有了自由他又渴望回归到特蕾莎的怀抱, 当一切都如他所愿时, 他内心却还觉得远远不够, 觉得一定还有某些完全符合他理想的未知在等着他探寻。 这种了无终日的对现实生活的背叛, 最终给托马斯带来的却只有虚无。 除此之外, 托马斯的上司对他一直器重, 而他曾守着那习惯于称作生活意义的医生和科学家工作, 但只是曾经, 他明显不满足, 他还想要表达的自由。 在发表了一篇有反当局嫌疑的文章后, 警察一直找他麻烦, 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会妥协的时候, 他反而毅然辞了职, 背叛了这种生活, 再一次投向了未知, 当了一名窗户清洗工。 不是他不想再当医生了, 因为之后他还总乐意地对别人的病情提供意见, 只是他觉得这种突然又不合常理的举动可以帮助他推翻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重”, 他觉得这种背叛或许可以为他带来更好的、理想的生活。

事实上, 否决贪婪并不是让我们只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面对现实, 为自己找一个点, 去奋斗, 去战斗, 不能一味追求虚无。 昆德拉说, 来到世上, 就是来到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的中间, 不拼尽全力, 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4]160。 托马斯总是在不断地背叛, 拼命要得更多, 到头来只能失去更多。

4.反现实主义的冷漠性

背叛总是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 托马斯与第一个妻子生活不到两年, 有一个儿子, 离婚后他竟可以做到完全不管前妻跟儿子。 究竟是一个多么冷漠的人才能做到对自己的骨肉不闻不问, 这一切到底是源于他前妻阻隔导致见儿子一面难, 是源于他已经累了, 还是他根本就对他儿子没有感情? 是托马斯俨然背叛了之前的生活,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可是从一定层面上讲, 这种背叛让他沦丧了自己的道德。

事实上, 托马斯的冷漠不止于此。 他总觉得自己对特蕾莎是有“同情心”的, 这也是昆德拉所谓的“爱情”。可是, 占有着一个女人的同时又背叛着这个女人, 继续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完全无视特蕾莎因嫉妒和没安全感而日渐憔悴几近神经质, 这样恐怕不是同情。 我们不可否认托马斯对特蕾莎还是有不一样的感情, 只是他太擅长关掉自己的感情, 擅长到他自己都未曾察觉, 自己已经如此冷漠不堪。

或许有人要反驳, 他给报社写的那篇文章不正证明了托马斯是一个热血青年吗? 报社确实发表了一篇声称托马斯医生写的具有反当局嫌疑的文章。 可是托马斯再三强调过, 那篇文章已经被改了三分之一, 并非他本意。 他关注着这场战争, 但是关注并不代表着关心, 如果你期望在他身上看到任何实际行动, 那么你就要失望了。 托马斯从未明确表示自己是站在哪一方, 他背叛着现实生活, 被迫辞掉了医生工作当起了一个轻松的窗户清洗工, 当读者觉得他是站在反当局的一方时, 他却拒绝了那个记者和儿子找上门的关于反当局的签字。 可见, 他根本不在乎这场战争, 他只是随着自己的意愿, 因为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背叛着他的当下生活。

萨比娜爱上托马斯是因为他的背叛性格, 是因为他的“不媚俗”, 可是他们可曾想到过他们对现实的这种背叛, 追求的这种不媚俗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 在媚俗的王国里, 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在这里, 表面看上去什么都是美好的。) , 带来的却是对人世的冷漠, 对人情的冷漠。

5.结语

每一次阅读这本书, 都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书中的托马斯是否就是昆德拉实际思想上的化身, 是否就是昆德拉的精神之凝聚, 是他在精神上对当局的默默抗争? 在战乱年代, 人总是迫不得已, 人的抗争总是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我们只得从精神上寻求解脱。然而反现实主义却是一种懦弱。逃避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反现实主义是一种贪婪, 托马斯的反现实主义就是属于纵向追求的无止境, 是一种不可取的贪婪。 因为无法承受的“重”而一味背叛, 一味追求无止境。反现实主义是一种冷漠。托马斯的反现实主义他所背叛的这个世界里还有那些他爱着和爱着他的人。

背叛还是坚守, 这是个问题。 “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 它引起更多的背叛, 如同连锁反应, 一次次地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4]11。 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在选择现实与反现实间也是一个现实, 我们挣扎在其间, 可是不能完全脱离之, 我们需要勇敢面对, 积极克服, 而不是一味地背叛。

参考文献

[1]Aji, Aron, Milan Kundera and the Art of Fiction[M].London:Rutledge, 1992.

[2]Kundera, Milan.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Z].Michael Henry Heim translated.Harper Perennial, 2010.

[3]Robert, Porter.Kundera:A Voice from Central Europe[M].Aarhus, Denmark:Arkona Press, 1981.

[4]米兰·昆德拉, 著.许钧, 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文中只标明页码的引用皆出于此书)

[5]米兰·昆德拉, 著.余中先, 郭昌京, 译.好笑的爱[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6]米兰·昆德拉, 著.董强, 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7]彭少健.米兰·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