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共7篇）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1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 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 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 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 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 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 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 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 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 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 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 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 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精子中已经成形, 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 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 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 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 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 文化, 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 社会偏差不断扩大, 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 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 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 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 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 提高女性的观念, 纠正社会偏见, 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 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 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 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 因为女性热爱和平, 参与养育, 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 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 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性侵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 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 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 本体论的认同。

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 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 重视观念的作用, 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 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 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 它以本体论为基点, 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 如:国家, 无政府状态, 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 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 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 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 打破从属制的观念, 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 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 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 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 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 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 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 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 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 被从属于男性权威, 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 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 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 双方会产生观念, 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 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 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 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 农民既定, 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 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 权力的认同。

共同的本体论认同, 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 例如:权力, 身份, 制度, 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 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 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 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 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 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 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 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 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 志向和恐惧, 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 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 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 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 由权力建构的身份, 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 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 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 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 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 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 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 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 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 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 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 性别的认同。

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 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 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 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 例如:护士, 幼教等, 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 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 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 具有话语权;下层, 即女性一方无权, 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 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 是能动的, 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 即社会性别, 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 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 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 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 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 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 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 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 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 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 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 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 由权力建构的身份, 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

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 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 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 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 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 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 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 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 因为女性热爱和平, 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性侵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 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摘要：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 自我反省, 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 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 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 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 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 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 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 2006, 3

[4]Locher, Birgit and Prügl, Elisabeth.Feminism and Constructivism:Worlds Apart or Sharing the Middle Ground[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1

[5]Prügl, Elisabeth.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2

关系主义并没有因美学立场而放弃文学性质的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这一方法，它有效地将美学形式与立场结合了起来。在南帆看来，话语分析“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可见，关系主义所强调的美学立场以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前提。借此，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硬性区隔得以被有效地穿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粹的内部研究，因为任何语言形式本身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替代物，只有依托于语言形式本身，才能产生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美学能量。针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南帆指出，“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陶东风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正。他着力于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模式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情况。显然，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沟通内部与外部研究，找到两者汇通、契合的一面。不过，审美的感性功用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使得文学形式与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努力之间依旧处于割裂状态。

在此，我们暂且撇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谈。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文学异常冷清，其美学能量似乎无从张扬。作为关系主义“美学立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尔库塞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没有局限性呢?在后现代语境当中，美学立场的宣示与坚守是不是有可能滑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对此，詹姆逊的一些探讨无疑至关紧要。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学说认定感性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量。但詹姆逊认为，马氏生活的时代依旧沉浸在一种理想的政治话语实践中，即“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面性格》)，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乌托邦色彩的存在”。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半自主性”显然已被

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所摧毁。因此，这些激进的观点，到今天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詹姆逊认为，“从否定性、对立性、反抗性、批判性的到内省性——这种.种口号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本质上以空间观念为本的假设：一言以蔽之，那正是人所共称(却已不合时宜)的所谓‘批评距离’的确立。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所有左翼理论里，凡是有关文化政治的分析皆无法不借助于至少一种最基本的美感距离论，务求将文化行动本身置于资本的偌大存在以外。一旦有了适当的批判距离，文化实践才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立足点上攻击资本的存在。”在后现代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之伴随的是新空间的形成，它“涉及对距离(本雅明所说的辉光)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重组，最终导致了批评距离的撤销：“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察觉到，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控制了这些据点，也就是操纵了发挥批判效能的最佳立足点。”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无孔不入，连我们曾经作为抵抗据点的无意识都被有效操控和征用了。詹姆逊意识到了主体的尴尬处境，所谓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使得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这种情形下，思维能力无所作为，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这个过程表现为所谓的主体之死，或更确切说，是这种主体破碎的和分裂的解中心和消散(它们甚至不能发挥詹姆斯式的反射器或‘观点’的功能)。”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3

关键词：刑罚积极主义；刑法适用解释；扩大解释

为正确应用刑法，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应注意刑法规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体系存在着刑法规范不足的情况，因此，就要联系实际情况用刑法适用解释研究刑法规范不足问题，以便发挥刑法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一、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

1.刑罚积极主义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来说，也叫刑法积极主义，其实质就是积极刑法很少或不涉及宪政基本架构，它所代表的也只是司法立场与态度[1]。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各个企业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这些企业间又存在竞争，因此，在使用刑法的过程中就要十分小心。通过研究刑法理念得知，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共同存在，而刑罚积极主义则是指合理追求现实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法官有无权利行使释明权，同时也包括诉讼信息的交换[2]。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积极刑法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众认可，所以只有全面了解积极刑法主义才是关键。

2.刑法适用解释

在利用罪行法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防止出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的情况，只有做到两者分离，才能有效避免执法者随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况。然而，对于绝对罪行法定来说，在审理案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具体事就无法与抽象法律规范相映衬，只有在必要措施的作用才能实现两者间的比较。现阶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刑法适用解释[3]。首先，对于刑法规范来说，其主要构成部分为文字词语，但由于这些词语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在使用中就需要应用到刑法适用解释。其次，刑法规范的实现来自于现实生活，而这些规范的使用对象则是那些没有出现的事实，基于此，案件事实是否被法律规范所涵盖，也需要用刑法适用解释来完成。由此可见，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大，所以，应重视刑法适用解释的应用，以此促进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二、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適用解释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立场来说，要了解类推使用与扩大解释可以从是否存在明显突兀得知，如果某种结论的推出会让人产生突兀感，就意味着它的出现给人民带来了“突然”之感，但由此得来的结论却与词语真实含义还存在一定差异，且超出了正常预测范围，所以，应将其看做是类推适用。如果结论得出以后没有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那就是扩大解决。

1.类推适用下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

通常情况下，总是以是否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确定类推适用。在我国一直对执法人员抢劫怎样量刑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对于执法人员的这种情况应着重处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按照冒充执法人员来处理，其实通过观察可以得知，他们所纠结的无非是“冒充”这一名词。在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使用解释中，在“冒充”一词被应用以后很容易让人对其身份产生突兀感，这种说法多超出大众预测，这就出现了类推适用。如果是对真正的执法人员抢劫要着重处理，大众还不会对此产生突兀感。

2.扩大解释下能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对于扩大解释来说，主要指某些结论在被提出以后，并没有让大众感到意外，而是在合情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讲，有些事例的出现可以解释某些结论，但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对于“信件”一词来说，其中涵盖了很多内容，不仅包括纸质信件，还包括电子信件，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信件，如果没有经过收件人的允许就私自起开或损坏都属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力的行为，都要按照相关刑法严肃处理[4]。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不会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但如果将“雇佣他人杀人”解释为“正常劳务雇佣关系”就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正常劳务雇佣关系”所从事的是正当工作，而不会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而“雇佣他人杀人”则已经直接对他人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也就不能被看做为扩大解释范畴。但属于同类的事物可以用其扩大意义来解释，如有些人喜欢将船票称为车票，这样的词语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恰当，但又没有不合理之处，更没有超出人们预测，所以，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的，才能被看做为类推适用，其原因在于只有存在疑问的解释才是类推适用范畴，这里所指的疑问是本质上的疑，对于将船票解释为车票的说法并没有不妥之处，只能算作形式上的疑问，而非本质上的，船票确实是车票的一种。由此可见，只要不是本质上的疑问均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由于刑法规范中存在一些问题，就需要用刑法司法来解释，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刑法作用，发挥其应有作用。通过研究得知，在刑罚积极主义的影响下，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并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只有区分开才可以。所以，应当用是否存在显著突兀感作为界定标准，如果所得出的结论让人强烈的感受到突兀感，就属于类推使用范畴，反之则属于扩大解释，这也是保证刑法能够被利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杨兴培.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J].法学家，2013，01：30-47+176-177.

[2]孙道萃.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04：8-20.

[3]王统.试析刑法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性[J].法制博览，2015，01：145+144.

[4]宋保振.教义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效力与规则——兼对“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认定的反思[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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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4

党的十七大指出, 要不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 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不断武装自己。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进行结合。党政干部在学习和掌握的时候, 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化学习, 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思想水平, 增强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全面、有效地贯彻党的理论、基本纲要和各项政策, 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开放, 将市场化向全面小康方向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争取民族解放;还要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方法进行改变, 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创造性、预见性和系统性。对党员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 学习理论知识, 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端正员工的工作态度。

二、坚持社会主义理论, 贯穿马克思主义观点,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理论, 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最重要的问题, 也是广大人民干部要深化学习并解决的问题。

要想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就必须将服务人民作为主要任务, 与人民建立友好真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进展下, 社会化形式越来越复杂, 在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影响下, 社会中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 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扎实做好人民群众的基础工作。在工作中, 要牢记党的宗旨, 将人民群众当做服务的主人, 将自己作为人民的公仆, 认真贯彻党的思想。人民群众里面有很多智慧型人才, 党政人员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听取人民的意见, 将执政本领和学习的新技术运用到党政群众中, 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学习新知识, 吸收新能量。

党政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真正做到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按照权利对自己执行的事务进行要求, 主动接受监督,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武装并改造世界

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 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中人类发展规律的观点,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 就要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观点”进行落实, 将执政兴国作为主要任务;不断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政治文化协调观点,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将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目标, 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 坚定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 还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落实, 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 用唯物辩证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形成的统一方法, 可以指导我们辩证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是一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

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 必须进行辩证法的学习, 要认识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观察和认识事物。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 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唯物辩证理论, 是党政机关必须坚持的基础思想理论。在学习的时候, 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拉近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为推动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奋斗。

五、结语

本文主要对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 在实际进展中, 必须将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作为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理论, 贯穿马克思主义观点,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将服务人民作为最大的责任,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武装并改造世界, 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进行落实, 提高领导水平。希望本文可以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借鉴。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5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纵观历史，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1.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才能无往而不胜。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回望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必须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谋划发展，最了解实际情况的，是人民群众;推动改革，最大的依靠力量，也是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去的坎，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要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去。

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2.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到那时，“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我们党始终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我国发展富强的目标，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同志也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进入新时代，我们走上了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还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推动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显著提升。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发展是基础，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没有发展，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

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同时，还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体现出来，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3.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坚持群众路线，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要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方法。党的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就是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决策，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将决策化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这些决策是否正确。

坚持走群众路线，绝不是喊喊口号走走过场，而是要诚心诚意、实打实做。要善于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善于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使作出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充分体现民心民意。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6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在讨论人的同时, 阐述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 论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形成及过程, 是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具体的人的现实基础的揭示。在这个过程中, 马克思没有强调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儿童, 而是在人的总体性的生存自由解放的视野中来讨论人及人的发展。但是, 在已经作为普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 关于人的理论, 关于人的存在、发展的理论主要的是从一种全人类的视角讨论人的问题, 即使是谈到具体的单个的人, 那也只是从人的吃喝住行思等各方面来讨论人的意义、人的生存。那么,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讨论过人的问题中的性别差异, 有没有从单独的层面研究过女性人学问题?毕竟,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 有关妇女解放、女性独立人格发展的女性主义也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历史, 女权运动也还在不断地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而且从没完全间断过。那么, 在如此共同的历史环境中, 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共同时代中,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研究过或关注过女性的解放吗?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是否有女性立场, 是否包含女性学的思想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也许马克思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细致地研究女性主义、女性学, 也许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女性放在了同男性无差别的人的整体性上考察有关人的理论, 但是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过程中的诸多论述及论著, 都可以找到其中的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 事实是,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包含了丰富的女性解放思想, 且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女性立场是坚定的。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女性解放思想的研究和探索, 是现代女性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而马克思主义人学也是现代女性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能够更好地理解女性学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能够从一种人学的理论渊源中找到女性解放的深层动因。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人学著述中几处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作一些简要回顾, 以此论证这一阐述性论题。

一

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作为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真实的人及真正的人性, 从而提出女性解放必须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出发, 使女性的非人性的一面得到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 还一再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而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这是一种“符合实际生活的”“观察方法”。确立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学说的出发点,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前人思想的各种出发点进行批判的结果, 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1]以这种人学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脱离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的实际需求的抽象道德伦理观念和批判性宗教观念, 提出妇女解放的秘密在于要“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的非人性”[2]之处, 以人性解救女性, 而非以批判性的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扼杀女性。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 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 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马克思认为:“拿妇女当做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 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4]妇女解放的实质就是要回到男女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之上, 回到人性的本质上, 而不是回到宗教的天堂幻想中。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 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妇女的非人性的处境作了详尽的描述, 更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人性的毁灭, 凸显出共产主义的人性的解放和张扬, 也说明了妇女的解放只有走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世界这一条道路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包含了妇女的解放, 妇女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并且妇女的解放代表了人的最终的解放。

在《论离婚法草案》中, 马克思从一种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离婚法的合理人性的部分, 并论证了离婚法实施的必要, 对反对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人以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提出:“要使人相信用以判断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确定得正确而毫无成见, 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 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当然, 要能达到这一点, 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 (法律) 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6]马克思对离婚法持一种赞同态度, 他不阻拦离婚, 而以自然机体比喻婚姻关系, 认为:“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 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 那么你们是否还会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呢?”[7]这里, 马克思完全是从婚姻实体的实际状况出发考虑婚姻的存在与否, 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之一, 即坚持从现实的人的实际基础出发讨论问题, 而不是从其他的或者抽象的或者类本质的或者观念的概念领域出发讨论问题。马克思区分了婚姻的实质在于一种如自然机体一般的健康的、稳定而健全的关系, 一旦这关系受损, 婚姻的实质也就打破了, 还能坚持这种关系的形式的存在吗?当婚姻关系的存在已经不符合其本质, 离婚就是解救这种状况的前提方式。马克思就从这种自然人性出发解读婚姻, 而不是从抽象的伦理观念出发解读婚姻。对于反对离婚法的人, 马克思持一种严格的批判, 他指出:“谁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国家伪善, 谁就是冒失。只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道德沦丧现象的人们, 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8]马克思认为伦理关系的概念, 只要不合乎伦理的事实, 就是可以取消的, 婚姻这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如果不再是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缺点, 在于, 只是要人们盲从地服从超伦理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要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力量, 是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到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这就深刻揭示了这种反人性的法律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离婚法的这些论证, 对女性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振奋作用。妇女解放的最初重要之处就在于使妇女从深受压迫和困扰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 使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婚姻正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国家法律的压制之下禁锢了大批的女性, 使女性囿于婚姻关系中不得解放, 特别是那些已经丧失了婚姻实质的婚姻关系, 更是对女性的人性摧残。而迫于伦理关系的观念束缚, 女性不能提出自身的合理要求, “个人愿望的软弱”, 往往就成为了她“个人本质的残酷”。[9]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 制定合理的离婚法, 是女性解放的必须, 而离婚法, 也是大批女性或其真正人性发展的法律依据。虽然, 离婚法的制定, 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定, 但在传统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下, 与其说离婚法是为了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不如说它是传统社会女性意志的产生。马克思对离婚法草案的论述, 对后世女性解放事业,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女性解放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 即在法律上制定了相应的离婚法, 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体现, 也是坚持人的解放性的一种体现, 更是一种女性解放的思想体现。

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给现代女性学研究的启示就是:从女性的生活现实出发, 而不从对有关女性的纯粹概念出发研究女性学, 研究女性的发展。女性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及女性所遭受的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 是由于传统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观念造成的, 是传统的男权话语中的观念才造成了今天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 主张从观念领域中解释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 特别是从一定的女性话语中追求一种单纯的意识层面的所谓解放, 而忽视真正生活层面中实际的解放。如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就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但这种强调话语权的作用进而主张取消男女话语权的思想, 其结果反而会使女性丧失主体性丧失其女性的真正本质, 不是对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 而是适得其反。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 就需要坚持在女性学研究中立足女性的现实状况, 从女性的现实问题入手找到真正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法。

二

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人的存在的交往形式及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的理论, 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人的解放就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相应地, 妇女解放的前提就在于经济基础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第一个需要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 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在这其中人形成自身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并在这一定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提出其经典的关于人的实质的结论:人就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 真正的人是不能脱离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的, 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 其本质性将退回到动物性层面。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对于动物来说, 它的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1]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入手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史观认为,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才能使人真正摆脱劳动产物的异化统治, 使人回归到一种自然人的本性之中, 回到一种“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中”。[12]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的解放,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而实现共产主义, 必须具备两个现实前提:生产力的巨大提高, 以及在这基础之上的社会普遍交往的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3]这就给妇女解放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导。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关系理论引导, 女性学研究的重心就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 不能离开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的交往方式去谈单纯的女性学、女性解放, 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研究女性的解放, 特别是从经济关系中研究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对女性解放提出具体指导的重要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时候, 提出了分工概念, 而“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 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相互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 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 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 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14]恩格斯在他的论著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这些论述, 进一步论证了妇女受压迫的深层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妇女失去了经济支配权, 女性逐渐退回到家庭领域中, 变成男权统治的产物。女性脱离了社会大生产范围, 一定程度地脱离了社会关系, 失去了自身发展的社会属性。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人学理论看, 女性要解放就必须重新找回自身的社会关系, 重返回社会大生产环境中。要达到这样的条件, 首要的就是参与社会劳动, 把女性从家庭的劳动中解救出来, 到社会大生产中劳动, 而要达到这一点, 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即社会生产力提高到生产出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状况, 都在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共产主义中得以实现。这些论述, 普遍地出现在恩格斯的这部著名论著中,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部分, 构成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关于人的解放的道路的重要进程。

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研究, 关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形成过程的研究, 关于阶级斗争中经济斗争的研究, 对女性学的启示在于, 要从经济基础研究入手研究女性遭受压迫的深层原因。这一启示促进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产生, 并且是当前女性学研究, 特别是中国女性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指导,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 结合女权主义思想内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Marxism Feminism) , 它们认为女性问题只有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 才能探讨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 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转变男权制的社会心理。[15]但是西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不是完全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全部女性解放思想, 而是对其有所吸收和增加, 即以一种批判借鉴的态度把西方女权主义中有关妇女解放、女性权利的某些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而形成一种新的女权主义理论范式。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主要的理论基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所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式的解放道路。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其发展和实践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妇女解放理论。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革命实践的主要方面, 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创立的终极目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求人的解放为目的的活动。共产主义不是目的, 目的是人类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人学理论没有女性解放的思想, 那是不可信的, 那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部分的人, 是不全面的人, 而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是, 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的坚定的女性立场, 那就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寻求妇女解放真正实现的、寻求实质的男女平等的女性立场。而这种坚定的女性立场, 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内容的重要部分, 不可分割。说马克思主义忽略女性, 忽视女性的解放, 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真实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唐坤.马克思主义人学新探五题.江汉论坛, 2003.12.

[2][3]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 1982:249, 250.

[4][5][12]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76, 77, 77.

[6][7][8][9]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人民出版社, 1984:12, 12, 13, 13.

[10][11][14]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2003:24, 25, 27.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中国妇女出版社, 1978:128.

立场主义道德主义 篇7

关键词：国家立场,新闻专业主义,曼德拉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逝世”的相关报道中, 国内报纸出现了明显的同质化倾向, 宣扬、赞颂是报道的基调, 而纵观西方媒体的报道, “自由”与“偶像”是其对曼德拉的集中评价。不管如何, 我国媒体在报道西方主流人物或事件中难见国家立场与核心观点, 易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下文以央视报道为例, 进行分析。

一、“国家立场”的缺失

曼德拉逝世的消息被证实后, 央视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北京时间2013年12月6日5︰45分南非总统祖玛发表电视讲话向外界证实曼德拉病逝, 15分钟后,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播出快讯, 对曼德拉的一生进行了简要回顾。12月6日当天节目中,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滚动播出曼德拉逝世的相关消息, 并及时推出了特别报道, 对曼德拉的一生进行回顾和解读。[1]在节目中, 尤其强调他与原白人统治者和解, 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伟大功绩, 不断强调这位世纪老人为自由平等, 特别是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奋斗, 树立起“全球公民典范”的光辉形象。

在曼德拉逝世报道中, 倾向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 欧美主流媒体一贯是普世价值观, 但若认真解读必能发现, 政治倾向性掩盖在其表面下。这种国家立场往往在具体的新闻语言上转换成一套政治上普遍主义的标准, 事实上却表里不一, 是受到国家或阶级利益的主导。然而, 在我国国家级媒体的国际新闻中, 除了与本国主权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对其他国际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却很难发现一以贯之的国家立场。我国的新闻报道却与欧美等国一样, 把南非种族间的最终和解简单地归结于相互妥协, 归功于某一个人的努力。欧美媒体试图将曼德拉塑造成民主和平的偶像, 我国国家级媒体便动辄出动所有传统和新兴媒体, 不遗余力地去跟着塑造和建构。央视的报道, 更是从早晨的《朝闻天下》到晚上的《新闻联播》。而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却很难看到中国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也很难看到中国这一大国对于曼德拉的独立态度, 有的只是随波逐流, 令人失望。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新烽所评, 由于掌握当今世界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充分进行报道, 我国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让人感到是在跟风;我们报道曼德拉为南非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就让人觉得我们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全面的态度去报道新闻事实, 挖掘事实的真相, 把事实的原貌不偏不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在现实中, 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 只能是有选择性的报道, 免不了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 受众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不真实的“拟态环境”。

在有关曼德拉的报道中, 就存在着被央视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历史真相, 连最起码的客观性报道都没有做到。

首先, 在央视的报道中, 竭尽全力展示曼德拉“非暴力”寻求和平的一面, 这一点有失偏颇。央视选择性地引用曼德拉的名言, 内容大都是要抛弃仇恨、达成谅解, 塑造一种伟大宽容的精神, 以求用非暴力的方式最终达成人类的和平。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 1961年, 正是因为不同意“非暴力原则”, 曼德拉自行组织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独立军事组织, 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当地共产党的配合下, “民族之矛”对约翰内斯堡等地的市政厅发动武装破坏行动。[3]曼德拉并不是因为参与“不服从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狱, 而是因为发动暴力袭击才被判终身监禁, 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 却被媒体“无意识”地掩盖。

其次, 20世纪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和解局面的最终形成, 并不是由于一个人, 而是取决于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二战之后亚非拉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条件是冷战的最终结束。经过几十年的斗争, 种族平等和政治平权的呼声已经在典论上完全占据上风, 南非的白人精英统治者必须做出让步, 最终走向妥协也是一个不得不去接受的结果。[3]

由此不难看出, 南非的种族和解, 不是哪个英雄人物缔造的结果, 更不是冲突双方本着和平的意愿自然形成的结果。媒体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选择, 建构了另一个历史, 让人们所期盼的真实和全面游荡在公共视野之外, 既无客观公正地选取事实、也无自由独立地申明“国家立场”、更无真实证据使公众信服, 而是将“新闻专业主义”抛之脑后。

三、一些思考

作为国家级媒体央视尚不能平衡好报道中“国家立场”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 做到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楷模,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国际新闻大多都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 所以要想做到不受他国报道的影响并非易事。但我们要尽力独立了解事实真相, 铭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提升业务人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 做到既要有牢靠的理论知识和专业功底, 又有清晰广博的文化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1]常江, 杨奇光.名人逝世报道中的问题与反思——中外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观察[J].中国记者, 2014 (2) .

[2]李新烽.对曼德拉的报道过头了吗?[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217/c1002-23858418.html.2013-12-17/201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