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精选12篇）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篇1

一、孙中山先生生平分析

孙中山先生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姓孙,名文,号为日新,又号为逸仙。儿时曾用名帝象,后来化名为中山樵,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名为孙中山也是由此而来。无可厚非,孙中山先生作为我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孙中山先生作倡导三民主义,是《五权宪法》的创立者,其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推动人物,也是我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者。

孙中山先生是广东人,在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诞生(广东省香山县现如今名为中山市)。广东人民斗争的常态深深影响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这也在他幼年的心中也深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孙中山先生青少年起就对太平天国反清事业极为推崇,更有甚者曾经以洪秀全第二而自封。到了一九零五年也就是大约为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毅然决定起义。辛亥革命过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一九四零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全国下通令,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二、孙中山先生的新闻思想分析

纵观孙中山先生新闻思想体系,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实际上同时具备多层次的特点。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将孙中山先生的新闻思想体系比作一个高高的金字塔,而支撑这些的则是三大层次结构:1、位于最顶层的名为党报理论;2、最为基础的则为新闻业务观念理论;3、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就是宣传观了。笔者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新闻思想体系,其实是和其具备多重角色身份是密不可分的。要知道,孙中山先生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同时孙中山先生还是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家。我们所说的金字塔支撑层新闻业务观是孙中山先生对于新闻媒体的综合性认识;而党报理论思想的产生则是缘由其作为政治家和政党领袖对于党报工作的看法和理论观点,这点其实也是孙中山先生核心的新闻思想所在。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新闻思想构成的三个层次,缺一不可,互相依存,形成整体。

三、孙中山先生的法治思想分析

1、关于考试权独立的法治思想

我国从隋唐时期以来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进行选拔有德行,有技能的人才主要靠这套体系。孙中山先生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并借鉴了西方的二权分立的基本做法,然而觉得相较于欧美的共和制来说还是存在不少的弊病和缺陷所在。在孙中山先生的观点里:一般的官员大多是通过委任或者是选举而产生的,这样一来,真正有才和有德行的人就很难获得彰显的机会。如果一些丧失道德观念的人运用一些不法手段来对正常的运作模式进行干预继而影响到了选拔的结果。所以说,中华民国应当成立独立的考试机构,同时还要具备相对独立的考试权。

2、关于检察权独立的法治思想

众所周知,权利就好比一把具有双刃的双刃剑,如果运用的好就可造福一方,恩泽百姓;相反的,如果权利被滥用则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孙中山先生为此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监察权和西方国家的监察权。在综合了两者之间的精髓之后,孙中山先生对于监察权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当时西方制度中的监察权很容易被他们的议会和国会所掌握,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议会专制”。所以说,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当中,监察权必须要有了相对独立的机构在进行操作。由此,孙中山先生根据当时的五权宪法进而设立了专门的监察院,该院可以相对独立的行使监察权。在现在看来,这个创举无论是对于古代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法制思想发展来说有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所在。

四、孙中山先生的晚年土地思想分析

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而发现,在孙中山先生晚年的时候,其革命生涯是屡受排挤和挫折的。然而,这样的经历也给予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革命经验产生了兴趣,由此加强接受苏俄的革命援助。无独有偶,孙中山先生的历程也被当时的共产国际所广泛关注,他们也广泛注意到了孙中山先生国民党的强大革命力量。于是,当时的列宁来到了我国,连同一些国际代表进行当时著名的国共合作,也提出了当时著名的三大政策:1、联俄;2、联共;3、扶助农工。由此更是引发了孙中山先生一些列的思想变化,也推动了当时国民党的改组,旧三民主义也升华到了新三民主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土地思想和当时强大的社会背景休戚相关,这也是新时期我们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思想道德意识的重要环节所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其思想形态极具代表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新时期我们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道德观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乐观者,成功之源,悲观者,失败之因。必有乐观之精神,乃有坚忍之毅力,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持之主义乃克达其目的焉。”这也成为了笔者终身奋斗的座右铭。当然,笔者资历有限,本文之观点也当属沧海一粟。未来,我们更要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思想道德观,努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

摘要：孙中山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人物,对于我国的发展历程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自身的思想道德形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详细阐述了其自身发展历程和主要功绩。而后又深入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的新闻思想和法治思想。最后,针对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土地思想相关问题,笔者做了观点性和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关键词：孙中山,生平,新闻思想,法治思想,晚年土地思想

参考文献

[1]陈尧.孙中山思想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4.

[2]刘丽蓉.孙中山教育思想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5.

[3]李昌娟.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5.

[4]邹永厚.孙中山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与困境[D].山东大学,2016.

[5]李丽坤.孙中山行政伦理思想体系初探[D].黑龙江大学,2010.

[6]赵艳芝,张冰.孙中山互助论的仁学渊源[J].前沿,2011,12:146-150.

[7]周剑.孙中山德育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篇2

在成都，一个女司机变线“别”了一个男司机。

男司机逼停女司机后，拽着该女人的头发，一个“大背”将女人腾空飞摔在地上，然后上前继续拳打脚踢。视频上可以看到；该男人至少用到了“揪”、“摔”、“掴”、“踢”，四种武功。

那个男司机“教训”女司机后，叫好的人居然占了绝大多数。

要么说大多数人都没有社会责任感。这些叫好的人，有一天自己的老婆女儿，叫人这样当街殴打。他们还能高兴的起来？

后来，又出了“新情况”。尽管网上一直没有“人肉”到该男人的背景，倒是该女人的背景被“人肉”出来。至于这个反常的原因，有人分析了；

第一 那些网络高手恨这个男人的少，倒是愿意把技术和时间花在那个女人身上。第二 最主要的原因是交警明显偏袒施暴者。

二人的车都扣了。交警有人私下把女司机的车牌号甚至姓名公开。但对男司机的车牌号打死不说。所以很多人认为男司机背景很深。

你想啊，敢于那样残暴的打人，又有交管部门保密。说没有后台也没人信。

这下好，女司机被“人肉”了，后续背景资料源源不断出现在网上。有人把女司机开房记录发到网上，意思该女平日道德也不咋样，这回“别”人家的车子。该打！

央视的白岩松，也就自然再次成为了全中国、全社会的道德判官，在电视上对该“女犯”进行再次的道义鞭笞。以此警告其他人，尤其是妇孺老弱，别没事找抽。

许多网民紧跟白岩松出来作义务陪审团，认定女司机有罪在先。同时认定男司机打女人是对该女的“执法”，所用的“掴”刑，“揪”刑，“踢”刑，“摔”刑，也均符合大众心理和大众道德要求。

当有人从道德和法律层面，否认男司机打人的“合法性”时；这些叫好的人群中，也有人突然想起自己还读过几天书，好像有法律和道德这样的玩意。

这些人于是从单纯的“打得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干嚎中，开始与人也争辩法理问题。

他们认为；你随意变道，首先违反了“法理”。后面的男司机，就自然成了道德法庭的现场法官，并兼任行刑官。对该“女犯”执行“惩戒”。

包括那些说“打的轻，应该打死才好”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就是“谁挡我的道，谁就该死”。

去年在电视上看过一段视频。一个北京妇女，带着一个身高和她差不多高的孩子，掌掴公交车上一个不给她让座，正在发烧的残疾大学生，嘴里还骂骂咧咧说这个学生没有道德。

此时那个北京妇女，就是临场的道德法官兼行刑官。她自认为是有这个权利的。

我也说个不讲理的话；那个男司机下车后，如果发现“别”他的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的人，他敢动手？

那个掌掴残疾大学生的妇女，如果看到坐着的是一个膀大腰圆，袒胸露背，浑身刺青的家伙，她敢抬手吗？ 男司机一下车，看到是一个瘦弱女人，那浑身的雄激素立马上涌。

那个女人一抬眼，看到是一个带着眼睛又瘦又小的学生，虚弱的瘫坐在椅子上，浑身的荷尔蒙顿时涌起。所以啊，那个男司机和这个带孩子的女人，都是懦夫。欺软怕硬。—————————

在全民舆论争论中，人们都试图用道德标准来理清是非。也就出现了“泛道德主义”这个词汇。包括众多认定女司机有罪在先的义务陪审团，和道德教官白岩松，都属于“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通俗讲就是；如果被你侵犯的人，不是一个圣人，那他（她）就活该！

女司机平日和人“开房”，如此道德败坏的人，不打你打谁？就是没有“别”我，就凭你“作风问题”就可以打你。女家长认为；那个学生你作为一个男人，看到我带着孩子（视频上那个“孩子”，身高比坐着的学生都高）不让座，属于没有道德，凭此就该打。

这就是“道德泛滥”。

辞海百度，对“泛道德主义”的解释是：

“对他人道德人品要求过高，要求其道德水平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外。各种问题都归结为道德。” “为攻击他人有效，可以不择手段争抢道德制高点。”

“泛道德主义缺乏理性思考，容易被当权者制定的道德规范利用。”

“被道德攻击谴责的人，会导致仇恨反抗社会心理，导致人们弃善从恶，自暴自弃，产生暴民。”

“泛道德主义”，也同“历史虚无主义”一样，是中国山寨版。

外国没有这个词汇。人们推测是有人参照「泛神论」(pantheism)而来的。把“泛”，加在道德主义前面合成。所以有学者认为，发明这个词的人，一定是把这个“泛”，定义为“泛滥”、“越位”等贬义。所以辞海百度才会有了上面的解释。

尽管“泛神论”的含义，根本不是神仙泛滥，到处都是的意思。

“道德泛滥”，并不是指人人都讲道德。真是那样就好了。

“泛滥”的结果是，人人都只对别人讲道德，自己毫无道德约束。道德只是一种自卫和劫掠他人的武器。

我们从小受到的道德教育，就与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相去甚远。我们的道德教育，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儒学教育环境。

儒学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生来就是善良，洁白无瑕。我们的道德是与生俱来的。万一有点道德缺失，不是受父母影响，就是别人给“带”坏的。自己没有任何原罪。自己身上的道德资源总量，且用不完。

人的自然属性，说白了就是带有原始兽性的动物属性。是极其自私和残忍（丛林法则）的本质，无人例外。所谓人性，只是被“人类社会”这个东西压抑，所表现的表面顺从性。

政府如果明天宣布银行可以任意抢劫，杀人放火不管。你试试看就知道结果。

千百年来，皇上、官员、儒生，道学、理学家，要求老百姓循规蹈矩，他们自己高喊仁义道德，干着男盗女娼之事。让黎民百姓生活在丛林中相互倾轧，在“囚徒困境”中选择生存之道。

那从上至下，谁还在相信道德？遵守道德？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里，讲了一个观点：在“君子国”里，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吃亏，最终沾光最多的人，一定是道德水平最为低劣者。于是“君子国”，“共产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的。这就是所谓“道德的悖论”。而基督教的“原罪说”，从源头上就遏制住了“泛道德主义”文化的生存。

第二 斗争哲学教育环境。即阶级斗争道德观；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是从斗争中引申出来的。人道主义，慈悲博爱，是超人类超阶级的道德欺骗，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所以必须彻底摈弃”。

阶级斗争是激烈的生死搏斗。不容有任何“温情主义”存在。

这就更助长了缺乏道德基础的百姓，血管中充满“斗争基因”，变为暴民。

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使得大批民众充当过法官和行刑队。任意对“地、富、反、坏、右、知（知识分子）”的“坏人”执法。就形成了庞大暴民群体以及遗传基因。

我认定你是不道德的坏人，并且我占有态势优势，我就可以惩戒你。

所谓“态势优势”是一种强势优势；男司机认定女司机不敢还手，北京妇女认定大学生不会还手，革命群众认定“地富反坏右知”不能还手。白岩松认定电视观众无法还“嘴”。

泛道德主义社会，人人都口称道德，人人却都不讲道德。有人出来正经讲道德，讲人性，就会受到“歪理道德”攻击。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理性和宽容。

近代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仅没有训练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制精神，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客观上一直不断强化国人的“泛道德主义”习气。

“泛道德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空泛”道德宣传。

历代统治者，精心制造一些道德模范故事；用来教育人民忠君爱国。也会让人常常以此来做百战百胜的法宝。一次凤凰卫视的经济学辩论会，一个嘉宾处于理论劣势时，喊出“我爱我的祖国”。获得全场掌声，台下观众立场顷刻转向他。

另一次是浙江一个企业家因盗版国外专利被外企起诉。在他举办的个人新闻发布会上，他同样是喊出“我爱我的祖国”，现场一片掌声，连那些记者也不得不无奈的拍手。

因此要说谁想占据道德制高点，最高点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无人能敌。

“泛道德主义”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却会带来伪善盛行。

道德主义的代价 篇3

那个年代，新移民满怀希望源源涌入美国。传闻此地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是种种合法与体面的位置似乎都让早到者捷足先蹬。于是，赌博、卖淫等非法经营便兴旺起来，大有形成行业的趋势。

人类有些欲望，实在难以遏制，赌博即是一例。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道德教化的地方，也屡禁不止，甚至有越禁越烈的趋势。在美国，当然就更难了。美国人的整个生活，本身就带有几分赌博性质：投机、股票、冒险、开发新产品，无不如此。明令禁止赌博，使人们更热衷此道。芝加哥曾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取缔吃角子老虎机与掷骰子。赛马博彩却无法处理，经营人抗辩说，他是个清白无辜的体育消息发布人。搜查之后，他的营业额反而大增，一年净赚三十六万美元之多。一九一○年，国会通过了《禁止贩卖妇女为娼法》，但亦遭重重障碍。

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美国道德主义的抬头。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先生，企图一举提高国民素质。当然，他们提不出“一心为公”或“斗私批修”等玄妙的道德要求。他们找到的缺口是酗酒犯罪。一九一七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此案禁止在国内酿造、运送和出售酒类饮料。为实施此法案，一九一九年国会又通过另一法案，认定任何酒精含量超过千分之五的饮料均为“致醉酒类”。接着又诞生了另一法案，禁止向病人出售药方上开出的啤酒。看来，培养道德新人的方法尽善尽美了。

始料不及的是，禁酒法给美国犯罪活动带来了巨大的良机。组织严密的黑帮，就在这一时期诞生。

禁酒法触动了众多美国人的个人习惯，侵犯了他们的嗜好。此法无力禁止它想禁的东西，反而将众多公民推向支持非法活动的位置。乐天的美国人更加倾向喝酒，表现“醉酒”状态的俚语不断翻新，据《美国俚语词典》载，它的同义词达三百三十一个之多，为同义词数量之最。酒价上涨，私酒商更加有利可图，嗜酒者也设法保护他们，好像某些国家民众保护革命党一样。这个时期，私酒窝、妓院和赌场开始疏散到郊区。保护他们的黑帮组织应运而生。

美国的犯罪活动当然自来就有，但终究是少数人的勾当。只是在禁酒法实施之后，才出现了这些半公开的黑帮。他们不搞纵火、爆破及谋财害命的活动，而是对私酒窝、妓院及赌场提供保护，并定期敲诈。这些黑帮组织甚至遍布全国，有些还同地方法官勾结，分赃获利。黑帮获利甚丰，装备精良，远远胜于执法机构，可以迅速甩脱警察，处置仇敌，逍遥法外。

禁酒法的实施，使美国付出极大的代价。一九三二年，罗斯福竞选总统时，依旧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废除禁酒法，反映了上层人士依然留恋道德的标榜。但是，大萧条的经济和失业，使得道德主义成了一件奢侈品。一九三四年，国会终于批准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废除了禁酒法。

全国废除禁酒法后，一些州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禁酒法。一九五九年四月，俄克拉荷马州居民再次面临公民投票，决定是否使酒类合法。在即将投票的最后一夜，演出了很有趣的一幕活剧：渴望暴利的私酒贩子和标榜道德的新教牧师，同时彻夜祈祷，希望禁酒法永世长存！

二十世纪初是各类救世主诞生的时期，旗号不同的主义满世界飘扬，纷纷自称能解脱人类苦难，而且一举即可成功。美国当时就有个“促进世界民主运动”，起一股道德狂热。民众追求不同的道德价值，犹可说得过去。政府若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个人自由，最终会使民众责任感消失。“斗私批修”，使人人说假话；“螺丝钉”在岗位上磨洋工；禁酒法养出了黑帮。重提付出的沉重代价，也许使我们今天呼吁道德回归之际，不致又误入歧途。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篇4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道德,利益,关系,科学内涵

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 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它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其基本含义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 现阶段我们对道德与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才能深刻认识到对道德与利益关系必须正确理解的重要性, 才能对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目前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理解。源于此, 理论界对目前出现的人们对道德与利益关系产生误解的原因, 如何科学正确地理解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内涵, 怎样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近年来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对道德与利益关系产生误解的原因

马克思伦理学认为, 道德是历史的产物, 而不是超历史的抽象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 道德观念也要跟着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道德建设却出现大面积“滑坡”,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 对道德与利益关系的误解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在古代体现在义利之辨。义利之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形成了儒、墨、道、法家等学派互有区别的义利观, 在中国历史上至今影响最深的是儒家的义利观。传统的中国人在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大多持重义轻利的态度,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这一原则几乎成为大批仁人志士的行为准则。这种传统的义利观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 几乎成为民族思维定势。中国传统义利观讲的“利”, 不在于谋利本身, 而在于谋利的手段所谓谋利的正当性, 是以谋公利与合乎义的利为原则的。我们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利益是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是推动国民经济前进的直接动力。但是利润的获得, 必须合乎国家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手段, 即从仁中取物, 从义中取利。否利, 便是不道德和不文明的手段, 并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 目前这种状况源于对道德与利益的分割理解。长期以来, 我们认识不到道德利益的统一关系, 在道德科学研究和宣传中, 不是强调道德而忽视利益, 就是强调利益而忽视道德, 把二者割裂开来。在一个时期内对利益很少进行研究, 更没有把利益提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来认识,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物质利益原则的。千篇一律地按照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去要求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层次觉悟的人, 评价人们的行为, 使道德超越了历史阶段, 脱离了现实, 成为空洞无力的道德说教,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先进性要求, 忽视道德的广泛性要求, 脱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觉悟水平来进行道德建设, 是不切实际的。目前出现只讲物质利益, 不讲道义原则的非道德主义倾向,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 又从另一个极端割裂了道德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 对道德利益的片面理解是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往往认为, 道德都是利他的, 即使承认有利于道德行为主体, 也只是从精神性方面加以肯定, 实际上, 道德利益不仅是指利他, 而且包含着利己, 利己的内容既有精神性的, 同时也有物质性的。道德利益是利他和利己的统一, 这两方面的统一构成了道德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精神上的道德利己性表现在道德行为者的某种成就感、幸福感。物质上的道德利己性表现在, 道德行为建构了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利于道德主体争取和获得物质利益。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当经济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 就会受到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人们会支持、理解、同情其经济行为, 从而有利于物质利益的获得。

还有学者认为, 市场经济的运行对人们道德价值观念带来强烈冲击。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调节资源分配和引导经济运行的一种经济模式, 基本动力是以利益调节为杠杆, 通过市场为利益的时空载体和实现中介, 促成各种不同利益因素优化组合, 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竞争是商品经济社会化的产物, 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 有些人将竞争等同于自然界的弱肉强食, 为争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因此, 利益成为明确目标, 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 这就很容易造成见利忘义的社会弊端, 形成对既有道德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

二、道德与利益关系的科学内涵

道德和利益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道德是利益的表现, 离开利益这个基础也就谈不上道德观念。众多学者认为道德与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并且对这一关系有多角度思考。

一是从道德的角度。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在人类历史上比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要早, 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总是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原则和规范, 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鄙、光荣与耻辱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 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认为, 道德源于利益, 存在于利益行为之中, 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利益行为。没有利益关系道德就失去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 人们的各种逐利行为中, 必然包含着各种道德行为, 但并非一切逐利行为都是道德行为。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核心。

二是从利益的角度。利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给出, 人们对“利益”也常常没有共识, 一般认为, 利益就是对人们未来有好处的事物,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来源于人的本性。有学者认为, 道德可以分为无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 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又可以分为有物质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精神利益诉求的道德。有利益诉求的道德与无利益诉求的道德, 两者相互作用, 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调节物质利益合理分配是道德的起源与基本任务, 在人类基本存在价值观——追求物质利益、追求效益、追求生产力发展等没有多大改观的条件下, 道德仍然发挥着它起源时的基本作用。而道德由调节物质利益到调节精神利益、由有利益诉求到无利益诉求的发展, 则必意味着现代人类文明由重物质向重精神的重大转向, 意味着人类将揭开新的文明篇章。

三是从对道德利益的正确理解角度。有的学者认为, 道德也是一种利益, 不能把利益概念狭隘的理解了, 利益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 不仅包括物质利益, 而且包括精神文化利益, 道德利益并非是外在于利益之外的事物。道德利益具有与一般精神文化利益不同意义的特殊性, 通常比精神文化利益层次更高。属于精神或精神文化利益的范畴, 但是, 道德利益的超越性却是精神文化利益所不具备的。道德利益与精神文化利益相互支撑, 道德利益的获取依赖物质、精神文化利益。物质、精神文化利益受约于道德及物质利益原则。道德是物质、精神文化利益获得的依据。道德利益是道德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道德只有给行为者和行为对象都能带来利益, 才能较全面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 道德也才更具有生命力, 偏执于任何一方的理解与强调, 都是不完整的。有的学者认为, 道德利益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滋生, 并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 精神道德利益不断成长, 使人类不断进入新的精神境界, 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 精神道德利益的追求是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 成为人们一种驱动力、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 任何时期均如此,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四是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双重影响角度。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市场经济的发展包含着道德上的进步和解放, 为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使人变得更具有主动性和进取精神, 提供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更进步的道德模式, 积极肯定了个人利益, 也肯定了人合理欲望的充分发展对道德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对道德有消极影响。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总是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萌生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人们对社会整体道德的认可和维护, 必然会受到利益来源市场化的冲击。社会主义社会中, 物质利益仍是人们历史活动的直接动因, 在调整人们积极性方面仍起着积极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与利益关系的重建

道德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 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它既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又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准、精神品格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也影响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兴衰。鉴于人们长期以来对道德与利益关系的误解, 以及如何正确理解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靠法制的力量维护社会道德。有学者认为, 法制是道德的依托, 多部经济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而经济领域中的非道德行为仍屡禁不止, 必须要严格执法。

2、道德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出发, 完善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 强化公民社会道德意识。

3、明确集体主义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 促进社会道德建设。在道德上引导和鼓励人们, 把为社会集体的劳动摆在第一位, 顾全大局, 服从集体。

4、正确处理好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坚持道德和利益的辩证统一观, 以社会集体利益为基础, 实现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 既要反对忽视或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的空洞无力的道德说教, 又要反对蔑视或否认社会集体利益的道德虚无主义倾向。

5、批判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道德与利益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 为我所用。

6、从研究邓小平道德理论出发, 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

有学者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道德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汲取了人民群众道德生活的时代结晶, 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 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道德思想, 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和发展等诸多问题。以物质文明为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德建设思想。以义利结合为特征,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的社会道德导向思想。兼顾各种利益主体,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道德利益思想。倡导先进分子身体力行,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道德垂范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讲究效率与公平平衡发展的道德发展思想。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目标思想。邓小平的道德思想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基本框架, 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要求,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性质,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道德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利他主义与道德义务 篇5

作者：姚大志

社会科学战线 07期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05-0024-07

当我们以道德的观点观察中国社会时，经常看到这样令人困惑的现象：在观看或聆听某位英雄或道德模范所做出的非凡善举时，人们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不肯做一些举手之劳的善事(如帮助路人、以诚相待或不乱扔垃圾)。这些非凡的善举是利他主义的，人们对此顶礼膜拜。这些举手之劳的善事是普通的道德义务，人们却轻于履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面对利他主义行为时的顶礼膜拜也许正是对自己平时不履行道德义务的心理补偿。起码对某些人来说，或许对利他主义顶礼膜拜更容易使自己逃避应尽的道德义务，利他主义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以他人的利益为重，替他人着想，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人，这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各种文化传统中的道德楷模通常都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者。与其相比，道德义务是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一个人只有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他才能算作社会的合格成员;一个社会只有其大多数成员都履行了他们的道德义务，这个社会才会有健康的道德秩序。利他主义的行为与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是道德义务的履行。如果这样，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利他主义与道德义务的区分。如果我们没有区分开利他主义与道德义务，把利他主义看作人们的一种道德义务，那么这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它会使人们在对利他主义顶礼膜拜时更容易逃避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它会给人们增加过重的道德负担，并且引起道德与幸福生活之间的冲突。

一、一个典型案例：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一种最有影响的现代道德理论。自19世纪初，功利主义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就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到1960年代，功利主义的统治达到这种程度：除非一种道德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功利主义的，否则道德哲学家不会把它看作一种“道德体系”。直到1970年代，在罗尔斯(John Rawls)和其他道德哲学家的强烈批评下，功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但它仍不失为一种与康德伦理学相抗衡的道德理论。

功利主义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观念简单明了。功利主义实际上只有一条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按照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解释，最大幸福原理主张：“行为按照其有助于促进幸福的程度而是正确的，按照其有助于产生不幸福的程度而是错误的。”①功利主义在解释个人行为方面符合人们的直觉，因为人们确实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并尽力达到幸福的最大化。为了达到幸福的最大化，个人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忍受痛苦：一个人可以节衣缩食，以积攒资金进行投资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在患病的时候，为了维持生命而割掉某些器官。既然功利主义作为应用于个人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福利，最大程度满足自己的理性欲望，那么它作为应用于社会的原则也应该是尽可能地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程度实现其所有成员的理性欲望。

功利主义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关注利益(或功利)，特别是功利的总量。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功利主义主要考虑的是比较不同个人之间的功利得失。比如说，现在涉及两个当事人的选择有两个，A选择是一个人能得到5元钱而另外一个人也能得到5元钱，B选择则是一个人能得到8元钱而另外一个人只能得到3元钱，功利主义者会选择B，因为它的功利总量是最大的。如果一种选择是一个人能得到5元钱而另外一个人也能得到5元钱，另外一种选择则是一个人能得到8元钱而另外一个人只能得到2元钱，那么这两种选择对于功利主义则是等值的，因为它们的功利总量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功利主义关心的东西是利益的总量，而不是利益属于谁。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选择能够导致功利最大化的行为，这是一种道德义务。比如说，一位功利主义者应该选择B，即使这会使他得到3元钱而非A选择的5元钱。为什么功利主义不关心利益属于谁?在功利主义看来，利益属于谁，这与道德无关。道德要求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按照功利主义的要求，我们应该做使功利最大化的事情。

这意味着功利主义在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功利主义者，他必须具有利他主义的动机。现在我们来看这样的假设：有两个选择，A选择能够使我得到8元钱，而使另外一个人得到2元钱;B选择则能够使另外一个人得到8元钱，而使我得到3元钱。如果我是一位真正的功利主义者，那么我应该选择B。因为B的功利总量更大。但是同时，如果我选择B，那么我必须是一位利他主义者。否则的话，我不会选择B，因为这种选择会使我的利益受损。在功利主义的思考中，“我”这样的词汇是没有道德分量的，因为只有在利他主义占上风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够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行事。如果“我”占了上风，那么我不仅会考虑利益数量的大小，而且更关心利益属于谁。我会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性质具有更深层的含义。让我们假设：到了年末，为了奖励自己辛苦工作了一年，一位教授想在一个高级餐厅吃一份昂贵的晚餐。当他坐下来准备点餐的时候，他发现，这份晚餐的价格相当于他们学校贫困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他知道，与吃掉它相比，假如他把这份晚餐的钱捐给他们学校的某个贫困生，所产生的边际功利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样做?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性质给他的选择施加了很重的负担：如果他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他就不会在这里吃这份晚餐，尽管他确实想用一份美好的晚餐奖励自己。也许更严重的事情在于，即使他最终决定奖励自己辛苦工作一年而享用这份晚餐，但功利主义的边际功利考虑也会使他的“享用”过程并不轻松。

二、功利主义批判

人们通常以为，功利主义是利己主义的。与这种直觉相反，就理论性质而言，功利主义比任何其他派别的道德哲学都更是利他主义的。没有利他主义，功利主义本身无法立足。没有利他的动机，一位功利主义者不可能选择功利最大化，如果这种选择的受益者不是自己的话。就此而言，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

功利主义者认为，同样一笔钱，花在不同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边际功利是不同的。与百万富翁相比，同样100元钱花在穷人身上会产生出更大的边际功利。按照这种功利主义的边际功利理论，某个份额的钱(比如说这份晚餐的费用)与其花在这位教授身上，不如花在比他更贫穷的人们身上(无论他们是谁)，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会产生更大的边际功利。尽管这位教授可能争辩说这笔钱是他辛苦挣来的，所以它应该花在自己身上，但是功利主义者会反驳说，功利主义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采取一种“非个人的”(impersonal)和“不偏不倚的”(impartial)态度，它只关心功利的大小，不关心功利属于谁。

功利主义依赖于这种“非个人的”态度，同样，利他主义也依赖于这种“非个人的”态度。起码我们可以说，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依赖于这种态度。一个人只有采取了这种“非个人的”态度，他才能够在面对各种选择时“不偏不倚”，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假设我想把100元捐给某个更需要它的人，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我的亲戚，另外一个是我碰巧知道生活困难的“陌生人”。功利主义的非个人道德要求我只应该考虑两个人中谁的生活更为困难或者谁更迫切需要这笔钱，而不应该考虑他们是谁;我应该不偏不倚地对待他们，亲朋的需要不比“陌生人”的需要具有更大的道德分量。而且，“陌生人”在原则上可以是任何人：我所居住社区的贫困者，或者国内西部偏远山区的贫困者，或者南亚或非洲的贫困者。

如果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具有这种“非个人的”性质，那么它就会在我们身上强加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道德负担。如果我们吃一顿美餐都要考虑那些目前还饥肠辘辘的人们，那么我们就永远都不要谈论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要求是如此沉重，以致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无法承受。

道德的要求是一种“应该”去做的事情，而这种应该去做的事情同时也是“能够”去做的事情。就此而言，“应该意味着能够”。如果一种道德要求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做到的，那么它就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道德要求应该是合理的。如果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要求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采取一种“非个人的”立场，对所有人都持有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那么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不是合理的。关于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的不合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就个人本身来看，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integrity)。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关切，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而这些计划构成了个人的品格。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格，但是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对个人的品格形成了威胁：如果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要求与个人的品格及其生活计划是冲突的，那么功利主义就会要求个人放弃他的计划。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的品格以及生活计划是个人生命之完整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功利主义要求个人必须放弃与利他主义相冲突的个人品格和生活计划，那么它就破坏了个人生命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其次，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忽视了人们之间的“分别性”(separateness)。③功利主义者以非个人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来设想自己处在每一个人的地位，以想象的方式体验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的欲望满足，最后选择能够产生最大满足净余额的行为。在想象中，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是通过把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当作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在其体验中包含了所有人的欲望及其满足。因为功利主义把所有欲望都合并为一个欲望体系，所以功利主义是非个人的。因为功利主义在做出决定时把所有人都看作同一个人，而“我”的利益没有任何道德分量，所以功利主义是利他主义的。但是，这种非个人的利他主义把所有人都合并为一个人，把所有人的欲望都合并为一个人的欲望，因此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性。

三、道德义务与超义务

我们以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为例，并对它进行批评，其目的不是想证明利他主义是错误的，而是想证明功利主义是错误的，即它没有区分开道德义务与利他主义。对于功利主义者，按照功利最大化行事，这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要履行这种道德义务，就需要功利主义者具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没有利他主义的动机，功利主义者就无法履行功利最大化的`道德义务。在这种意义上，道德被等同于利他主义，道德的行为就是利他的行为。因为功利主义把道德与利他主义紧紧绑定在一起，所以它给人们施加了不适当的道德负担。这种道德负担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与利他主义是连在一起的，而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了;因为这种道德要求过于严格了，人们更容易在此借口下逃避他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

我认为，道德义务与利他主义不是一回事。把两者混同在一起，既不利于人们履行其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也不利于人们评价和高扬利他主义。因此，我们需要从观念上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1)我路过河边，见一个儿童跌落在河里，由于河水很浅，我很容易地把这名儿童救了上来。

(2)他路过河边，见一位成人跌落在河里，由于河水很深并且波涛汹涌，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这个人救了上来。

(3)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受伤的女童躺在马路上，马上打120急救电话，叫来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

(4)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受伤的女童躺在马路上，费了很大力气拦住一辆车并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因为医院规定治疗伤患必须先交医疗费，他拿出自己的银行卡为这名女童交了费用。

(5)某地区发生大地震，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我把自己当月工资的百分之五捐给了灾区同胞。

(6)某地区非常贫困，有很多家庭难以支持孩子上学，他每个月都把自己工资的百分之二十捐给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行动者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利于他人的，在规范的意义上也都是道德的。但是例子(1)、(3)、(5)显然与(2)、(4)、(6)不同。虽然“我”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我”只能说自己尽了普通的道德义务。“我”既不能说自己是利他主义者，也不能说这些行为是利他主义的。然而，“我”必须承认，例子(2)、(4)、(6)中的“他”是一位利他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是利他主义的。而且，“我”也必须承认，我所做的事情通常情况下都属于举手之劳，而“他”的这些行为则是“我”目前无法做到的，尽管“我”愿意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道德榜样。

“我”为什么做不到例子(2)、(4)、(6)中的事情?要做到(2)，行为者必须冒极大的生命危险。要做到(4)，行为者必须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许还包括金钱和无穷无尽的麻烦。要做到(6)，行为者必须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的牺牲。冒这样的生命危险，付出这样的精力和金钱，作出这样巨大的经济牺牲，这些东西不能作为道德要求强加于人。这些要求不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给人们增加了过于沉重的负担。因此，做这些好事是利他主义的，但是它们不是道德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利他主义是自愿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利他主义的好事，那么他不是不对的，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责难。相反，道德义务是强加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履行其道德义务，那么他是不对的，并应该因此受到责难。

道德义务是指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如果他做了道德义务要求他做的事情，那么他是对的。如果他没有做道德义务要求他做的事情，那么他就是错的。按照道德义务行事，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在这种意义上，道德义务之于公民个人具有强制性，它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你没有借口逃避这些义务。

什么是人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一些道德哲学家试图对道德义务进行概括，把它们归纳为为数不多的几大类，如忠诚、赔偿、感激、正义、仁慈、自我提高、不伤害等等。④但是，任何这样的概况都是不完善的。因为，一方面，人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文化的不同，不同地方的人们或民族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把“孝道”看作一种头等重要的道德义务，而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则未必这样认为。

除了对道德义务的内容进行概括，我们还可以从形式上对它们进行分类。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规则伦理学”，另外一个部分是“美德伦理学”。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道德义务：一种道德义务对应于“规则伦理学”，它要求我们按照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行事;另外一种道德义务对应于“美德伦理学”，它要求我们培养美德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美德。另外一种分类是把道德义务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如“互相援助”的义务，后者如“不伤害”的义务。

利他主义则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表明它不属于道德义务。为了明确两者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对比：(1)道德义务是强制性的，利他主义是自愿的;(2)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未必值得赞扬，而利他的行为都是值得大力赞扬的;(3)道德义务通常不会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利他主义则与自我牺牲是连在一起的;(4)利他主义者更为重视他人的利益，而道德义务并不包含这样的要求。概括起来，道德义务是一种“必须”，它对每个人都具有强制性;利他主义是一种“应该”，它是人们道德努力和道德完善的目标。

因此，道德哲学家通常把利他主义的行为称为“超义务的”(supererogatory)，比如说“博爱、怜悯、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这样的行为。⑤这些“超义务的”行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做出这些事情的人也被看作道德的楷模。这样的人处于更高的道德境界，在不同的时代，他们也被看作各个时代的圣人。在这种意义上，履行道德义务是一个“成人”的问题，而追求利他主义则是一个“成圣”的问题。

虽然超义务的行为比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是更值得赞扬的，但是两者相比，道德义务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因为一个人需要首先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然后才能做超义务的事情。你首先是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够做“圣人”。也就是说，利他主义是更值得赞扬的，但是道德义务是更基本的。另外，道德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达到的道德底线，而利他主义体现的是更高的道德追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道德义务都是在先的。

虽然履行道德义务是道德的底线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很容易做到。影响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是义务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某些场合，一个人负有不同的道德义务，而这些道德义务之间则可能是冲突的，这样就会使他处于困境。比如说，一个朋友犯了某种罪，逃到你家里，请求你找一个地方把他掩藏起来。你处于两难的境地：“忠诚”的义务要求你把他藏起来，“正义”的义务要求你把他送到警察局。对于这种情况，道德哲学家主张，两种义务中有一种不是你的义务，而哪一种不是你的义务取决于你的反思判断。⑥

影响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更重要因素是义务与自我利益的冲突。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应该把待扔的垃圾放在自己家里，但是他们为了自己家里的整洁而把它们放在楼道里(侵占了公共空间并破坏了公共卫生)。再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应该帮助遭遇车祸倒在地上的女童，但是他们为了避免麻烦而扬长而去(给120急救打一个电话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履行道德义务看得太轻，那么当个人利益与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被放弃的永远(或通常)是道德义务。

一方面，我们应该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某些场合，两者会发生冲突。比如说，目前在中国被广泛关注的“老人倒地”问题：一些路过的人们扶起了倒地的老人，随后就被该人或亲属指认为肇事者。毫无疑问，帮助伤病倒地的老人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但是，如果帮助他人会使当事人面临极大的“被讹诈”风险，那么这种道德义务恐怕就止于给120急救打个电话了。道德义务不能给行为者施加过重的负担，不能要求他做出重大的自我牺牲。否则，它就不是道德义务而是超义务了，它所奉行的就不是行善原则而是利他主义了。

四、正义的社会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把道德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另一类是超义务的行为。前者在道德上是强制性的，而后者是自愿的。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的一名成员，他必须履行与其相关的各种道德义务。在这种意义上，道德义务是一种更基本的道德要求。超义务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它作为一种美德，要求人们舍弃“小我”，关心他人，体现出忘我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因此，这样的利他主义者成为人们学习的道德楷模。

就个人来说，每个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生活。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幸福生活，而这些生活之间可能是冲突的。道德的功能在于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给予了约束，使之符合公共的规范。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说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这并不否认某些人能够像康德伦理学所说的那样“自律”，而是说道德是一种公共规范。作为一种公共规范，道德对人的行为施加了约束。因此在很多场合，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道德要求是冲突的。

那么如何解决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是人之本性。如果一种道德是合理的，那么它应该承认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尽管它要对此加以约束。道德之所以要对人们的追求加以约束，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可能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在这种场合，道德本质上是对人们之间利益的调节，为此，这些道德约束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义务。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我们曾把道德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义务，另外一类是超义务。如果幸福生活与道德义务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让步的应该是幸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必须调整他的生活计划，使之符合道德的要求。如果幸福生活与超义务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超义务没有理由使幸福生活让步。或者说，超义务要求幸福生活给它让步，这不是合理的。当然，幸福生活本身也没有理由要求超义务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正是很多人经常面临的道德难题：他想让自己特别是妻子和孩子过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同时他也想做更多的利他主义善事。在这种意义上，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实质上是它与超义务的冲突。由于面对这种冲突的人通常对自己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所以这种冲突在心理层面上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要解决幸福生活与超义务之间的冲突，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个人性质的，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公共的。⑦

所谓个人性质的道路是指，当事人决心做一个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为此他不仅要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而且也要放弃使自己的孩子和家庭过更幸福的生活。他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而活。“我”这个词不再有任何意义，为他人着想占据了所有的心灵空间。他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他人，他能够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尽管某些道德哲学家认为只有通过宗教上的皈依才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我认为不必如此。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位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而这样的人是终身的、专业的“志愿者”。所谓公共的道路是指，这些先前由个人来做的利他主义善事现在改由社会来做。社会或者国家承担起照顾人们福利的责任，为人们的生老病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这些社会制度涉及就业、医疗、教育、老年等等，它们从各个方面为人们过一种幸福生活提供了保障。这样的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目前，我们有可能做到的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做出这样的正义安排，但是从道德的观点看，整个世界也需要类似的正义安排。这就是全球正义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人的一生中，你在某个时刻(童年、伤病或老年)必然需要别人的帮助。当然，你在很多时候也能够帮助别人。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社会)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并且也应该互相帮助。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依赖于这种互相帮助。没有这样互相帮助的社会如何能够存在，这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互相帮助有三种表现形式，它们或者表现为道德义务，或者表现为超义务，或者表现为社会正义。正如个人无法承担所有帮助他人的事情一样，社会或国家也不能承担所有的事情。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所有这三种形式的互相帮助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注释：

①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37.

②这个批评首先是由威廉姆斯提出来的。参见Bernard Williams,“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J.J.C.Smart and B.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erson,Character,and Morality,” in Moral Lu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③这种批评是罗尔斯提出来的。参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4,164-165。

④罗斯：《正当与善》，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76页。

⑤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

⑥R.M.Hare,Moral Think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26.

⑦在这个问题上我受惠于内格尔的思想，尽管他的第一条道路是宗教上的皈依。参见Thomas Nagel,The View from Nowher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5-207。

超越“非道德家庭主义” 篇6

书名：《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起弗朗西斯·福山，人们马上会想起他那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在中国人看来，历史就是过去發生的事实，有时间就有历史，历史不可能终结。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历史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逐渐发展、逐渐进步的过程，如果没有进步，则历史也就终结了。正如苍蝇，我们不会具体描述它的历史，因为在完成最后一次进化后，这几十万年来它的行为就是在不断重复，并无发展可言，所以它没有历史可言。

黑格尔曾说：“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其中虽有偏见，却体现出西方人的历史观。

福山认为，人类已创造出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今后不会再有重大的、跨越式的发展了，所以历史将终结。

“历史终结论”出台后，引起巨大争议，促使福山部分修正了自己的思想，即：政治史确实终结了，但社会史还将继续，社会将变得更加丰富。在本书中，福山即将论述的重心聚焦在社会上。

所谓社会，就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

对中国读者来说，社会可能是个费解的名词。因为古代中国社会相对孱弱，几等于无。黄仁宇先生曾有一个著名判断，说传统中国社会犹如三明治，两边面包很大，中间夹的馅料却很单薄，因长期缺乏中层，致无法实现精细化管理（即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过去五百年，人类走向现代化五百年，英国率先完成了历史性跨越，这被称为“英格兰模式”。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英格兰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江南道路”。

“江南道路”指以珠三角、长三角为核心，当时中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萌芽。据麦迪森测算，在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长达0.85%，而整个欧洲仅从23.3%提升至26.6%，年均增长仅为0.21%。

从生产总量、交易网点密度、社会分工程度等方面看，“江南道路”曾远远领先于“英格兰模式”，可为何最终成功的却是后者？

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专制主义压垮了“江南道路”，有人认为是传统重农抑商的思维拖了后腿，还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出现了环境瓶颈，因大量砍伐树木炼钢，致整个长三角基本上看不到自然森林，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不产煤，制约了“江南道路”的前行……

福山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掐断了“江南道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福山发现，华人企业有一个重大短板，就是做不大。一般华人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基本上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不奇怪，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一开始都是家族企业。2002年美国家族企业中，董事会中仍留有三至四名家族成员的比例高达87.5%，但一般来说，美国企业到第三代时基本都已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可华人企业就不行，绝大多数企业到第三代时已经倒闭，所以我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

不仅大陆的华人企业存在这一问题，海外华人企业也一样。

据调查，20世纪墨西哥的华人企业只相当于非华人企业资产的二分之一。在菲律宾，华人企业资产仅相当于非华人企业三分之一。

在台湾，58%的企业是小型企业，剩下33%是中型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中型企业统计标准很低，只要雇员在30人以上就叫中型企业），两个数据加起来，竟达91%，占据了经济的主体。从企业规模看，台湾公司仅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一，台湾规模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仅相当于韩国最大十家的私人企业的百分之二三十，相当于日本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的百分之几。（福山书中引用的数据比较老，与当下情况未必相符）

为什么华人企业做不大？可参考当年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

王安是超天才，他到美国后完成了许多发明，后来开设王安电脑，一度压倒IBM，可全公司2000名员工中，138人需向他直接汇报。王安退休后，公司交给他的儿子，可他儿子的能力根本支持不了如此集权的体制，不断做出错误判断。很多创业元老劝谏王安，认为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可王安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

几年后，王安公司倒闭，一个曾响当当的华人品牌就这么倒下。

福山认为：华人企业在升级中遭遇了巨大瓶颈，这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更喜欢家庭，只相信家里人，用福山的说法，叫“非道德家庭主义”。

什么是“非道德家庭主义”？就是不承认普世道德，行事全凭亲疏，一旦出了家庭这个小圈子，便不愿对他人承担同样的责任，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则社会呈现为低信任状态，降低了整体效率。

中国人创业时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只好全家一起上，可公司发展了，依然只依靠亲戚，无法引进人才，结果只能三代而终。

当然，中国人并非天生的“非道德家庭主义”者，而是几千年来，权力不断压榨个人空间。表面上，我们是所谓“家国同构”，但事实上皇权只负责收税，从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不过多榨取已是天大的恩德，在这种局面下，除了家人，你还能相信谁？从唐代到清代，非节日期间三人以上喝酒都被认为是犯罪，除了家庭，还有什么社会组织可以依靠？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法国、意大利南方也如此，因专制主义的戕害，那里的人们同样只被驯化为“非道德家庭主义”者，当地的企业同样规模较小，人与人信任度同样偏低，整体效率同样低下。

清末盛宣怀本是巨商，可他却把企业60%的资金挪成家庭内部基金，供亲戚子女使用，结果盛宣怀死后仅几年，好不容易集聚起来的这笔资金就被败光了。这些钱本可以支持发明，可以开办企业，可大清皇帝不承认私人产权，今天你是盛宣怀，明天你就可能成为穷光蛋，而真到那时，只有家人才是最可靠的。

正是“非道德家庭主义”，最终约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使江南道路走向失败。

在本书中，福山颇具见识地提出：商业并不必然将一个国家带入现代化，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要达成人的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训练，丰富和发达的社会自组织则是最好的培训所。是组织起来的人将商业扩大了，而非商业将人有机地组织起来。

在一个标准的美国社区，陌生人住进来后，很快就会有宗教组织、社区义工、邻居等登门拜访。美国人标榜个人主义，但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习惯，美国许多社会组织已存在数百年。相比之下，一个中国社区则安静得多，人人都是“关起门来当皇帝”，楼道里有垃圾，人人都装作没看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经济繁荣？又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超越文化桎梏的民族才有未来，福山的这本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作者：涩泽龙彦【日】

译者：林青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篇7

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下, 广大记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工作的核心目标, 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赞美社会上的真善美和人间正道, 让群众都能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从建国以来, 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进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闻行业也不例外, 其传播更加迅速、受众更加广泛。但与此同时, 行业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唯利是图、道德底线缺失的记者和从业人员,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严重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威信, 败坏了社会风气。“整天开着采访车, 拉着朋友到处喝;早上说你违法纪, 中午夸你是兄弟;嘴里说着为正义, 其实写的是垃圾。”这样的调侃已经在民间传开, 大家听了哈哈一笑, 但其实折射出的是广大群众对当今新闻从业人员作风不正、报道不实的讽刺。新闻从业人员所暴露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下若干方面:

(一) 有偿新闻。把新闻这种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 实行以金钱为中介的新闻买卖。如新闻广告化或广告新闻化、出卖版面、用一定的版面或时间刊播买方指定的报道内容。同时往往打着“协办”、“赞助”、“专刊” 的旗号, 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二) 收受礼金。采访人员主动索要钱财、礼物等。 个别利欲熏心的新闻从业者在得逞一两次后, 更加变本加厉。采访对象给的, 来者不拒;别人不给的, 主动索要, 毫无道德底线可言。被曝光后, 对整个新闻记者行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 贪图享受。总是喜欢停留在所谓的“高大上” 的场合。只愿意去参加一些诸如“新产品发布会”的活动, 拒绝深入群众, 拒绝条件差的地方, 采访风格轻浮虚伪, 有时竟然把厂家提供的产品介绍加上自己的姓名, 摇身一变, 成了新闻稿件。

(四) 报道失真。作为记者, 竟然放弃了“真”字诀, 这可是新闻的底线!个别从业人员利欲熏心, 他不管真假, 就是为了赚眼球、赚点击率, 通过炒作, 提高自己的身价和知名度, 结果害人害己。

(五) 导向错误。负面的新闻往往更容易造成激烈的讨论, 所以有些记者在自己的新闻稿内大肆渲染不道德、负面消极的思想和错误的价值观, 用低俗的内容挑逗大众的神经, 把不好的内容大量充入新闻稿件, 追求刺激。

二、新闻职业道德观缺失的根源

(一) 政治原因。记者所报道的新闻, 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听众对事件的“第一印象”, 这也是他们手中所谓的“权力”, 但这个“权力”理应受到制度的限制。 放眼世界,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 自出现以来就宣称他们的“自由主义”, 可是这种“自由”也是被当地的法律或政体所控制的。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所报道出来的消息和新闻, 其价值观都近乎统一, 归根结底都是在宣扬资本主义的先进性, 即便是讽刺和抨击, 也是在对外宣传破坏资本主义先进性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其实这一套办法, 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十分常见。

(二) 经济原因。记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首先是要选择主体和素材, 如此则经济效益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甚至会成为第一要义。怎么样才能创收、如何能拿到钱, 这在中国媒体界是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可是我们都清楚, 记者采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还原事件的真相, 也就是新闻的“社会效益”。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就会导致新闻记者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三) 社会、文化原因。记者和相关从业者在选择要报道的新闻前, 要让所报道的新闻内容与当今社会的整体文化方向一致。既然是做新闻就是要它传播出去, 而只有群众接受, 这样的传播才有意义, 才会作用于广大受众。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问题, 保持一致不是无原则地迎合, 而是要让新闻有价值。

(四) 信息原因。信息原因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信息自身的原因、传播者的原因和信息受众的原因。 信息自身的原因很常见, 新闻有什么价值, 是否是当下最新的事件等等。而新闻工作者自身条件和素质的不同, 也会对新闻造成不同的过滤效果, 因此这就对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留下什么新闻, 过滤什么新闻, 前提是要对受众的身份和需求以及听众的素质和审美有一个精准的了解。当前社会人员构成十分复杂, 受众人数众多,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不同的价值取向, 不同的受教育程度, 又从事着不同的事业, 有着不同的岗位, 接触的东西千差万别。所以说, 只有事先了解清楚、摸好底, 才能科学地对新闻进行筛选过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构建的路径

既然新闻职业道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提出的, 那么就要求当代新闻工作者讲究党性原则, 要自觉维护新闻媒体的权威, 扩大新闻的影响力。这样的目标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定要坚守廉洁奉公的底线, 从自身做起, 让自己肩上的摄像机、手中的麦克风、眼前的新闻稿, 真正为党所用。所以, 新闻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至关重要。

(一) 增强党性观念,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媒体人, 讲究党性必须坚持正确向上的媒体方向。不论是广播电台或是新闻报社, 既然是宣传部门和党的喉舌, 就必须在思想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就必须讲政治, 必须服从于党的管理和指挥。有人说, 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者, 都是半个政治家。不管你在媒体中从事什么职务, 上到报社社长, 下至普通记者, 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都是必备的。遇到新闻, 首先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这不仅仅是一个岗位, 一份职业, 更是我党政治工作的一份重担。这条新闻安排在哪个版面、 那条新闻选择何时播放, 都不是单纯的业务性工作问题, 很多时候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思考题, 媒体工作者必须绷紧这根弦。党中央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作为新闻人要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毫无条件地宣传, 所有的宣传必须要对国家发展、民生进步、民族团结有推进作用。把优良的社会风气、传统美德传播到整个社会中, 鼓励各族人民为国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坚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利用媒体发表和鼓吹反社会的言论和思想, 坚决不允许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因此, 我们才一直强调新闻媒体人思想政治的重要性, 对动摇我党执政地位的言论要坚决抵制。不过对于一些本身没有政治性的新闻, 例如旅游风光、科技产品创新等, 也不要强加政治色彩。

(二) 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媒体人每天做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过程。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 受到鼓舞和启发, 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所以, 广大媒体人任重而道远, 只有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工作, 才会作出新的成绩, 达到新的高度。

新中国建立至今, 我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屏障, 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就, 究其原因, 就是我党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合二为一。作为媒体人, 心中要装着党的事业, 更要装着群众的生活, 让媒体真正成为我党和百姓之间的桥梁。要通过媒体的报道, 把我党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在第一时间传播到群众中, 让百姓认可党、相信党, 都能体会到生活的富足和社会的进步。

(三)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想让媒体人心中充满工作热情, 首先要求媒体人树立正确的三观, 这样才会自觉地践行职业操守和道德, 真正成为我党的喉舌。坚持舆论导向就是要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下毫不动摇。在宣传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同时, 也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媒体是党的喉舌, 那么讲党性、讲政治就是必不可少的, 时刻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并不是一句老话空话, 而是真实存在的实际要求。 对政治, 必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否则, 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新闻媒体人。特别是面对原则问题, 一定要站稳正确的立场, 保持清醒的头脑。

“真”字诀是媒体人的底线, 更是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新闻不真实, 不仅会破坏媒体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更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新闻不真实, 就没有了传播的价值, 虚构的事物也称不上“新闻”二字。因此, 职业道德和操守是广大新闻媒体人所必须遵守的。报道新闻,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多去田间地头、寻常巷陌探究百姓真实的生活状态, 让真实的生活为新闻润色。

(四) 确立清正廉洁的理念。“写稿廉洁”、“办报廉洁”, 是人民群众对新闻界的热切期望。这种清正廉洁的理念要想牢固树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要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因为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名利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也影响到我们的新闻队伍, 而这些都是和新闻纪律及职业道德相违背的。作为一名有作为的新闻记者, 必须树立清正廉洁的理念,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绝不能把严肃的新闻工作当作商品去交换, 要淡泊名利、洁身自律、拒腐防变。

(五) 健全新闻机构内部的监督约束机制。第一,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度的内容要细致周密, 不但要规定什么可为, 什么不可为, 而且还要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的处罚措施, 要有章可循、有制可依。第二, 各级新闻单位的领导要按制度办事, 把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使各项规章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第三, 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对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和在新闻报道上作出显著成绩的记者, 要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给予表彰或奖励; 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人和事, 要根据错误的性质、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危害, 分别予以批评教育、处分, 个别严重者应调离新闻单位, 对违法者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历史教学与道德培养 篇8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 必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知道怎样爱人, 怎样做人。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了, 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古往今来, “德”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品质, 任何时代, 一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 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会使人产生无尽的力量, 能够创造无尽的财富。学生高尚道德的建塑和养成, 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复杂工程, 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和学生多方配合、共同努力。本文仅从中学历史教学这一侧面作一浅述。

一、注重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做人的第一步

有道德的人, 首先是爱他的国家, 爱他的民族的人。历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源泉, 历史知识本身就充满爱国主义的内容。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 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种民族精神的先进与落后, 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潮流, 能不能跟上历史潮流。古代世界曾经产生过20多种不同的文明, 但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究其原因, 就是这些文明或者说民族精神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不得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教师要充分利用其中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 让学生明确“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怎样爱国”。正如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避趋之。”

二、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提升自身的人格魅力

有人说历史老师全是些老古董, 这话从另一个角度看, 倒有些道理, 说明了历史教师在维护社会公德, 社会秩序中的一身正气。我们要把自身塑造成道德典范, 影响学生, 感化学生。

其实教师的自我教育比教育学生更重要也更艰难, 因为教师作为成年人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知、情、意、行, 而学生的可塑性则更强一些, 教师一方面要摆脱传统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先天缺陷, 另一方面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给教师观念带来的冲击。

教师要有坚定的信念。学生的教育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 当教师所宣扬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阻力时, 教师要有捍卫科学、捍卫人文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教师是兼知识与道德为一体的化身, 岂不更好?

三、挖掘教材中的美的元素, 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历史课程展现了几千年的历史画卷,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丰富生动, 蕴藏着丰富的美的元素, 包含着对自然的赞美、对人类伟大业绩的赞叹。教师要把历史中的美传授给学生, 让学生在美的氛围中同化自己, 提升自己。

培根说过:“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 心灵之美有胜于形体之美。”历史人物表现出的高尚品德, 起到了历史的典范作用, 是进行德育的绝佳教材, 能激励学生去追求。如屈原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等。学生在学习中必然受到感染, 自然能够加深对真、善、美的理解。

四、建立新型的历史课堂, 提高学生的行为素质

历史教师在教学中, 要创新教学方法,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这样学生既可以掌握知识, 又可以提高行为素质。首先, 道德来源与人性的内部, 所以自主学习是培养学生道德的重要方式。历史人物的感召和引导作用, 不是靠教师说, 而应该靠学生自己感悟, 用心灵体验, 主动地“接触”历史, 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其次, 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的另一个重要领地。学生通过合作学习, 除了能互相学到知识外, 还能加深彼此的情感, 领悟到团队精神的重要, 使课堂变成资源共享的团队工作空间, 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能自然领悟到团队精神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再次, 体验学习。教师可通过游戏、多媒体展示、情景设置及活动来调动学生的情感。在众多途径中, 教师应尽量创设能表达不同的观点的环境, 让学生在思维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尽情表达自己的情感, 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当学生在学习中发现了那么多美时, 他又怎么会不热爱生活, 珍惜生命呢?

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 篇9

一、形成行业不正之风的道德因素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的发展还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人们的需要不能顺利地得到满足时, 他们就可能突破原有的道德界限而采取某些可以达到目的的行动, 从而使不正之风的产生有了可能性。应该说, 形成行业不正之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道德的角度看, 产生行业不正之风的条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道德观念的变化使行业不正之风有机可乘。改革的大潮, 推动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荡涤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发生的显著改变。相应地,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过去信守的一些道德条律开始被抛弃, 新的道德观念正在树起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从而为人们采取不道德行为创造了某种条件或提供了某些温床。

二是行为者个体价值取向的变化是行业不正之风产生的内在条件。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务虚转向务实的过程中, 个体的价值取向也从重名位向重实利转变。过去尊奉的洁身自好、名声清白的道德信条虽然没有完全丢弃, 但更多地注意行为的功利性, 已经成为人们新兴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行为功利性的过程中, 有的人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驱动下, 便不顾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 搞起了不正之风。

三是职业道德规范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政策等方面存在某些漏洞, 是行业不正之风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改革中, 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 而新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 还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加之一时难以革除的体制上的弊端和在具体政策上的某些失误, 给了一些人及单位以可乘之机。他们无视职业道德的行为准则, 使行业不正之风由可能变为现实。

四是道德舆论导向的偏差和道德舆论环境的变化是行业不正之风得以形成的外部因素。从前众口皆碑的美德, 如团结互助、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很少听到赞扬声, 而原先众口皆贬的劣行也很少听到批评声。舆论的倾向性无疑对人的行为起着导向的助推作用。“个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各顾各的处世思想, 不论是非, 也使得道德评价失落, 道德环境走样。某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相互仿效, 不能说与舆论倾向的偏差没有关系。

五是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是行业不正之风形成的历史根源。封建道德在我国影响很深, 今天我们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权谋私, 本质上都是封建遗毒的反映。资本主义“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在我国也有很深的影响。这就使社会干群中某些意志薄弱者成为腐朽道德的俘虏和金钱的奴隶。

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道德手段

职业道德的社会作用就在于, 它既是行业控制的辛勤使者, 又是播种行业新风的光明使者。它通过对人的心灵的感召而整治各行业乃至社会, 又在各行业乃至社会的整治中净化人的灵魂。克服和纠正职业活动中的不正常关系和行业不正之风, 是促成社会新风尚的重要环节。因此, 应当从道德方面着手“正风”, 并认真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从思想上消除导致行业不正之风的因素。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对从业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道德影响, 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的过程。它是影响职业道德风尚发展、变化的直接因素, 使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职业道德得以转化为从业人员的内在品质。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把提高认识和培养行为习惯相结合。职业道德教育还应同各行业、各单位以至各部门的内部改革结合起来, 保持经常化、制度化。通过职业道德教育使人们懂得自己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 自己在职业活动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懂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和社会。这样, 在道德法庭和“心灵审判官”的监督下, 使更多的人遵守道德规范, 自觉地克服不道德行为,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 使我们电力企业的职工解决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问题, 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

第二, 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道德规范, 约束从业人员, 防范行业不正之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处理各种道德关系时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 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电力企业来说就是为用户服务, 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职业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团结协作。在这个原则下, 各行各业应针对行业特点, 结合自己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传统和职业责任, 从本行业的要求出发, 制定和发展各种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建设是群众的“自我改造”和“自觉锻炼”, 要注意发动职工总结经验教训, 对照正反典型, 使职工真正认识到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怎样做, 并将其概括成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易记易行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成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自我约束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效应, 起到行政和法律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三, 开展道德评价活动, 弘扬道德楷模, 抨击不正之风, 充分发挥职业道德舆论的导向作用。职业道德舆论是对人们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一种社会舆论, 凡是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 就会受到它的支持、鼓励、赞扬, 从而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 巩固这种好行为;凡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 就要受到它的批评、指责、鞭挞, 给人造成一种强大的精神上的压力, 促使他改变不道德行为。这种外在的强制对于遏制和消除行业不正之风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使一切不文明、反社会的行为和行业不正之风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或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职业道德舆论有多种表现形式, 最常见的是人们的议论, 单位内的表彰或批评, 以及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要正确合理地引导道德舆论, 净化舆论中的杂质, 要创造一种敢于直言、公正评价人们的职业活动, 扬善贬恶, 扶正抑邪, 以监督和保证人们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 符合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符合时代的要求。

第四, 克服职业道德淡漠现象, 形成一个讲究职业道德,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良好职业风尚。一个时期以来,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 职业道德观念淡漠, 以权谋利、以职谋私的行业不正之风盛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有“拜金主义”及某些政策失控产生的利益导向偏差, 是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淡漠致使一些人丧失了职业道德。因此, 要从人的心理需要和利益引导入手, 把他们的信念真空充实起来, 造成一个尊重和赞许职业道德行为的工作环境, 提倡一种切实可行的不局限在物质需要上的更充实的生活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忽视职业道德的倾向, 把职业道德强化为纪律, 使从业人员培养健全的劳动观, 形成牢固的服务意识,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理直气壮地宣传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 理直气壮地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气, 要发挥领导和党政机关的模范作用, 领导不仅要重视本单位的职业道德建设, 还应带头遵守道德规范, 带头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克服腐败现象, 做到勤政、廉政、优政, 成为各行各业讲究职业道德的楷模。

初中历史课堂应牵手道德教育 篇10

塑造有道德素养的年青一代, 初中是非常关键的阶段, 初中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形成。今后想做什么样的人, 怎样做人的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开始变得清晰;何为善恶美丑, 他们心里开始有了评判的尺子;今后追求什么, 权利、责任与义务也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经常考虑的问题。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上的正确引导, 对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很有帮助。历史课有着比其他科目更多的道德教育素材。那些鲜活的历史人物, 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 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杜威曾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 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历史教育是极富德育功能的, 充分发挥历史课的德育功能, 有利于推动学生的道德品质向前发展。

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史为鉴, 对学生加强德育教育。

一、确实落实教学三维目标

新课标把教学目标分成三块, 其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是在前两个目标实现基础上的升华。“育人为本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以学生的发展为要旨, 这是教育的灵魂和终级目的。”新课标进一步指出, 要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素质高且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平时的备课教学设计中一定要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目标的落实。现实教学过程中, 我们许多教师往往由于考试的需要, 关心学生对某个结论是否记得住, 记得是否准确, 对某项技能是否掌握、运用得得心应手, 而忽视了学生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和形成的正确价值观。殊不知三维目标本身就是一个联系的整体, 学生对所学的历史产生情感、态度, 反过来又能增强对这一历史知识的识记和理解运用的能力。因此, 我们在备课时, 可以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 贴近学生, 贴近社会实际, 让学生去谈感受。这样, 学生不仅仅得到知识, 更能驾驭知识。

二、充分运用课本中的人物教育学生

对历史来讲, 今天是昨天的沉淀, 明天是今天的延伸。古往今来, 人民群众和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人文品质和情操丰富了中华五千年美德的内容, 这正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大厦的基石。我们教师在讲述这一类题材时, 一定要注意准确把握, 把此类人物身上的光辉形象生动鲜明地展现给学生。对于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人物, 我们教师自身应态度鲜明, 用自身的情感态度来感染学生, 让学生明辨是非。比如在教学《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时, 我们可以利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展示戚继光的英雄形象:为国为民, 呕心沥血, 一生经历大小百余战, 功绩显赫。尤其在打击倭寇方面更是能力非凡, 但他的志向却是“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教学时教师要把他虚怀若谷的坦荡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样,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就在学生的面前更加鲜明, 学生对于戚继光的印象就会更深刻, 这时再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由于受到教师情绪的感染, 学生有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会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对于那些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的人, 教师也应痛指直陈, 让学生明辨是非。

三、注重利用活动实践课启迪学生

现在课本上每一单元之后几乎都有活动课, 开展活动课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我们应注重在活动课上对学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指导。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喜欢“指尖上的智慧”, 学生自己创作, 享受活动的欢乐, 更会有情感的经历过程。教师应适时抓住时机, 对学生予以思想上的点拨。让学生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 升华思想道德情感。比如在教学《古代世界文化之旅》时, 让学生自己动手收集各种文明图片以及自己的旅游照片, 编写导游解说词。学生由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创作, 会有收获的成就感。这时, 学生会对古代劳动人民产生尊敬之情, 也会对那些破坏人类文明的行为表示鄙视, 在观看近代中国的圆明园废墟的图片展示时, 学生在心灵上受到震撼。同时, 也可以结合乡土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

挖掘历史资源 塑造道德灵魂 篇11

关键词：生存；发展；精神

思想道德素质是每个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但是多年以来人们的道德缺失等问题凸显出来，这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人们的道德教育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好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中学历史学科教学也应承担起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日常的历史教学中进行有效的德育渗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用中国古代领先的科技文化和新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古代的科技文明辉煌灿烂，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很多方面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在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文化史的教学中，教师把大量的感性材料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去进行理性分析。这让学生体会到我们的祖先在勤劳朴实等优秀的道德品质作用下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科技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推动了世界向前发展，从而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自豪感及历史使命感。

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在经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后建立了新中国。尽管面对一片废墟，新中国人民也没有畏惧。新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发扬了先国后家、先人后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了各尽其能、发挥所长、团结协作、共同奋进。经过几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用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青少年，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

古老的中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起支撑作用的是传统的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这种思想道德文化凝聚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的思想道德智慧。它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血脉和动力。作为历史教师要重视传统思想道德对当今学生的教育作用。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祖国的传统思想道德文化資源，进行批判继承使用，使之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传统道德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供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典型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都发生过很多激励后人的故事。虽然这些人物距今已经久远，但其故事所体现的道德品质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

三、以中国近现代史为素材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和爱国教育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一部屈辱、苦难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历史。近代我们的民族遭遇苦难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为了国家和人民以身献国、团结奋进的爱国人物。他们身上体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支撑着中华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在近代史的教学中要以不同的形式把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理性分析，领会所体现的优秀道德品质，引导学生用这些先进的道德思想引领自己，逐步提升自己的爱国情感和道德品质。

四、运用国外优秀的道德文化资源，提升学生为了人民和人类命运而献身的道德情操

世界历史上不乏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典型历史人物。有甘为人类奉献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如布鲁诺、达尔文、伏尔泰、马克思、但丁等，他们为了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置生死于不顾，勇敢地同强大的旧势力作斗争；有顺应历史发展，引领社会革命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家、革命家如林肯、列宁等，他们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无私奉献，既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些人物通过努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五、把课堂渗透与现实行为相结合，用优秀的道德品质引领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我们在教学中应根据中学生的特点，把历史人物的事迹按照道德培养的角度进行加工和组织，运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手段来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强烈共鸣中进行道德情感体验。通过科学的分析和概括，理性认识这些先进的思想道德品质。仅仅利用课堂进行道德知识学习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学到的道德知识落实到学生的实际行动中来。历史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把历史上榜样的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具体行为有机联系起来，用先进历史人物的道德精神引领学生的日常行为，逐渐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

作为教师，让学生学好知识考得高分不是教学的唯一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道德灵魂。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除了要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还要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我们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德育资源，让人类历史积淀的精华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日常道德行为，使学生逐渐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

美军道德教育发展历史考察 篇12

一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78年, 为了进行独立战争, 北美殖民地建立了由各阶层和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新型军队——大陆军, 其中包括黑人以及一些进步的欧洲人。建军伊始, 大陆军仿照英军设立随军牧师制度, 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在大陆军建军和作战的过程中, 华盛顿在坚持严格训练部队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加强团结、整顿纪律、保持荣誉等道德教育工作。初期的大陆军内部地方主义严重, “康涅狄格的部队中不愿有马萨诸塞人, 马萨诸塞人则认为不需要在他们的队伍里安插罗得岛人”。 (1) 华盛顿对这种不利于军队内部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倾向, 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坚决的斗争, 积极促进“美利坚”民族统一, 呼唤民族独立, 指出“除了团结取胜, 别无他策。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不可动摇, 就不怕大不列颠的任何伎俩。” (2) 大陆军时期虽然实行正规军、民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军事制度, 但事实上美军士兵主体是民兵, 他们多来自劳动人民, 有技工、手工业者、农民和社会最底层的黑人, 尽管他们为民族而战斗的热情很高, 但他们服装不整, 装备很差, 纪律涣散。华盛顿曾向大陆会议抱怨民兵缺乏纪律, 他写道, “他来了, 你不知道怎样来的;他走了, 你不知道何时走的;他作战, 你不知他在何处浪费你的装备, 消耗你的库存, 而在紧急关头却脱身而去。” (3) 为严肃军队纪律, 制止逃兵和惩处叛变分子, 华盛顿通过视察部队、讲评工作、发布命令等形式, 开展了纪律教育和整顿。华盛顿十分注重激发士兵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同时十分注重物质利益在维护军人荣誉中的重要作用, 他多次建议大陆会议改善军人待遇, “缺乏衣服使人们痛苦, 使士兵丧气, 使军官心灰意懒, ……从军的荣誉也因之荡然无存, 而无荣誉感的士兵是不能一战的”, (4) “爱国主义本身可能激励人心, 使人们行动起来, 忍受艰辛痛苦;但是, 如不以利益相辅, 则不能持久”, (5) 这奠定了美军以物质利益激励军队士气和维护荣誉的传统。

二南北战争时期

美国独立后, 建立了大奴隶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但北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南部的奴隶制度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 并日趋激化。1861年4月, 南部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 南北战争爆发。林肯发布征召志愿军的命令, 号召所有忠诚公民行动起来维护联邦统一。1862年5月, 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解决土地问题, 把美国农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9月, 林肯签发《解放宣言》, 规定自1863年1月1日起, 所有叛乱各州境内的黑奴即被视为自由人, 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以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 鼓舞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和联邦军队的战斗意志, 内战开始发展为真正的群众性革命战争。获得解放的黑人参军参战是北方取得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林肯曾赞叹地说:“倘若从我们这方面拿走20万黑人, 并且让他们到战场上或玉黍地上来反对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将被迫在三个星期内放弃这个战争。” (6) 尽管如此, 招募黑人参军的工作还是遭遇不少阻力, 一方面怀有种族歧视的白人士兵羞于与黑人为伍, 不愿与黑人并肩作战;另一方面, 由于反对派的造谣中伤, 使许多黑人心怀疑惧, 不敢参军。为此, 联邦军队进行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 对广大白人士兵讲解黑人参军的意义和作用, 并号召广大黑人站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平等, 针对黑人在军队中待遇问题, 国会于1864年7月通过法案, 实现了黑白人士兵同酬。经过内战的洗礼, 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快车道, 同时军队增添了黑人兵源, 开始种族纪律的教育, 美军的许多优良传统都是在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军队中形成的。

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为了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 资产阶级军事家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理论对美军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军越来越重视精神教育和道德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为克服军内外的反战情绪, 美军创建新闻发布委员会, 通过向广大民众和士兵发布战争新闻、爱国广告、政治漫画、爱国电影, 宣传“为世界安全和民主而奋斗”;并在爱德华·芒森将军的努力下, 于1918年成立士气局, 制定了“获胜意志”教育计划, 每个团和每个训练营配备一名负责士气的军官。1921年美国陆军改组时, 撤销了士气局, 代之以人事部的福利局, 这样旨在培养爱国主义、信仰、信心、集体协作和共同目标的教育, 就让位于对娱乐设施、民事关系、图书馆和小卖部的经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美国采取“中立”妥协政策, 直到珍珠港事件后, 才被迫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由于实行选征兵役制, 美军再次面临维持士兵士气的问题, 虽然在1940年7月重设士气局, 但“士兵们还是对自己被迫服役而别人未被征召的现实以及国家一切照常的态度感到愤怒”, (7) 在许多部队, 反对劳工的情绪比反对纳粹还激烈。珍珠港事件后, 罗斯福总统以三军总司令的名义, 向全军发表《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 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 着重说明了德、日法西斯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方法发动侵略战争, 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 积极投入这场艰苦的战争。1943年, 美军仿效英军将国际形势课 (后改名为宣传教育) 列入部队每周训练计划, 目的是要士兵“了解我们为何而战, 了解我们的敌人, 了解我们的盟国, 了解部队和个人的使命并为之自豪。要了解时事及其意义。要了解美国及其前途, 并对之充满信心。” (8)

四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 美军保留了宣传教育体系, 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 恢复并加强了政治训练活动, 用条令的形式颁发宣传教育计划, 在部队开设每周一小时的讨论课, 主要内容是突出“反共”主题, 宣传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宣传为“自由”而战。陆军牧师队还制定了“品德指导计划”, 希望以宗教信仰的力量确保对民主的信念, 使每个军人具有良好的公民责任和义务感。20世纪70年代, “道德传统和自我修养”课程取代“品德指导”课程, 旨在维持有献身精神的公民的道德基础。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军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美军在汲取教训实施改革的同时, 更加注重伦理道德在增强部队士气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军人价值观的角度实施道德教育。美军认为, 军人价值观是美军的精神支柱, 由军人职业道德观和个人价值观两部分组成, 并将1986年定为军人价值观年。自20世纪80年代起, 美国每年都召开由国防大学牵头的三军联席职业伦理研讨会, 邀请军队和地方专家就军事伦理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 已经出版了《战争、道德和军事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9) 等多部军事伦理的著作, 空军军官学校还创办了《职业军事伦理学》期刊。美军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实践机制、研究教育等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系统。

注释

1[美]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56、79、97、108、135

2佟明忠主编.中外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通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257

3[美]摩里斯·贾诺威茨、斯蒂芬·韦斯布鲁克.军人的政治教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23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