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协调(精选7篇)
自然协调 篇1
一、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概括地讲, 从古代到近代, 从近代到现代,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使用手工工具获取生产及生活资料和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这样两个阶段。目前, 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阶段是使用手工工具对抗自然、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了从人类产生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前的原始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这一阶段中人类处处受自然力量的控制和支配, 以调整自己的活动适应自然为主。起先, 人们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的环境而迁徙, 当人类的某些集团碰到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时, 他们就定居下来发展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富饶的大河流域, 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的工具, 无论是石器、金属工具, 或是复合的手工工具, 甚至是简单的机械装置, 充其量只是初步延长了人的肢体, 只能以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要动力基础去作用和改造自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初级必需品, 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自然界影响微小,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冲击很难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 所以此时自然生态系统凭借自我调节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平衡。总之, 在人与自然关系矛盾与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 自然居于主导地位, 人类在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面前, 更多的表现了其受动的一面, 处于严重的依赖、屈从和被支配的状态中。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阶段是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时代。这是人的主体性突现的时代, 人的能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革命性变化, 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支配地位空前提高。
伴随工业时代的来临, 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大大提高, 对自然的干预逐渐增强, 以至强大到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伴随着近代历史所发生的两次科技革命,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依靠被建立起来大机器生产系统, 人类开始突破自身自然力的限制, 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界的被动依赖, 创造出大量人工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由利用地表资源转向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资源, 使不可再生的地下资源———矿产资源纷纷进入了生产过程, 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
但由于人类盲目发挥其能动性, 人类自身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开始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人类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土地荒漠化、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等, 严重危害了人类的健康, 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使用高新科技成果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 在取得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的同时,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现代社会, 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关系, 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高度增强和发展的同时, 人类开始注重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面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过去人们片面地强调了自己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 向自然界无度索取, 却忽略了人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 也有受制约的一面。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 人在自然界里能获得多大的自由, 不单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还要取决于人类对自己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力。人类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人类逐渐认识到只有营造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目前, 实现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已确立起来, 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接受。
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类是在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正是由于自然界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界有绝对的依赖性, 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先定条件, 否则人就无法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界孕育了人类, 且迄今为止, 地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适合人类这种智慧生物生存的场所。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空气、水、食物、阳光、温度等条件, 还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森林、平原、地下矿藏以及风力、水力、地热、太阳能等各种资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 说到底都是从自然界获得的, 无论是自然界自然生产出来的, 还是人类利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加工变革而来的。人类正是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 离开了自然界, 人类就无法生存。
此外, 自然界还是人类获取科学认识的基础, 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提供原材料。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人类具有能动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人类正确认识的获得, 是无法离开自然界的, 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人类的全部科学也都是对自然界不同方面的相对正确的认识。一旦离开了自然界, 离开了认识的对象也就谈不上认识, 更谈不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而且人类只能在认识规律、驾驭规律和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去改造自然界, 才能使自然界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历史已经证明, 如果人类不依照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界, 不但无法取得自己预想的效果, 还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才谈得上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也是保证人类健康的生存环境、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依靠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科学技术在人类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到主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作用。现在人类要实现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仍然要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一) 科学技术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基础。
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 必须要顺应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性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因此, 研究自然规律, 认识自然规律, 使人类的活动符合自然规律, 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重要前提。而科学技术揭示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 它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手段。尤其是现在, 高新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使人类可以借助有力的科学技术手段, 综合利用自然资源, 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活动。因此,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提供的正确认识,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 帮助人类更好的改造自然。
劳动工具使人类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作用和改变自然界, 而劳动工具的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 这也正是科学技术变革自然的功能最突出的表现。从最初使用手工工具, 到使用各种机器设备、自动化的生产线, 转变为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体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力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既要对自然越来越有效地进行改造和利用, 又要尽量将对自然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并对已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有效治理, 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而这一点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发展的力量, 即其物化的手段和工具。
(三) 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改变其智力结构。
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人类, 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体。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相比, 智力更为重要。现代化程度越高, 越需要有更丰富知识、智慧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科学技术通过“智化”在劳动者身上, 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尤其是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 由此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并且在实践中付诸实施。高素质的劳动者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 科学技术使人类劳动对象日益丰富, 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能源不断增多。
劳动对象主要指人类能够利用的那部分自然资源, 事实上在自然界中还存在大量的人类目前还未能认识, 或无法利用的资源。一些过去作为废物不能利用的东西现在也作为新的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 而且运用科学技术还可以研制、开发出越来越多新的物质形态, 如各种新型的人造材料、复合材料和合成材料等作为劳动对象, 特别是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和清洁生产工艺等。科学技术还可以通过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切都使人类更加合理、无浪费地开发和利用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五) 科学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见能力。
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掌握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规律, 进而帮助人们预测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种种后果。人类与自然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失调,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 看不到自己的活动将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特别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露出来的不良后果。因此, 科学技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类对自身行为的预见能力, 从而为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证。
四、小结
人类所面对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虽然是人类滥用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造成的, 但归根到底, 实质上是人的问题, 是人类对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的两面性缺乏认识, 科学技术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的目标的强有力工具, 但是这把“双刃剑”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 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因为科学技术, 归根到底还是受制于人的, 是为人类的力量所掌握和控制的。因此, 人类必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 提升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道德水准, 从而全面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类才能更好地驾驭科学技术, 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用好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促进作用, 使之真正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薛德合, 杨文圣.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沧桑, 2006.1
[2]娄文月, 李宏伟.从科技的发展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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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小谦.关于技术发展本质的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4.
自然协调 篇2
试论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
概括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统一性和矛盾,分析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总结了一些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有效模式,包括政区合署模式、协调机构模式、保护与扶贫相结合模式、经济上双赢模式和公众参与模式.
作 者:吴小敏 徐海根 蒋明康 刘鲁君 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42刊 名:农村生态环境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RURAL ECO-ENVIRONMENT年,卷(期):18(2)分类号:X36 S759.9关键词:自然保护区 社区 协调发展 对策 有效模式
自然协调 篇3
[关键词]自然界;沙地生态环境;沙漠化
一、研究依据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长时间的演化发展中,人和地的关系会逐渐稳定,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打破这种平衡状态,使的生态环境处于脆弱状态中,并且不断地向恶化方向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使的生态系统出现退化,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资源和能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等。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利益,导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生态环境退化是内蒙古自治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研究地区概况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左后旗)地区位于通辽最东南部,以辽宁、吉林等地邻界。科左后旗以东部系辽河冲积平原外,都是沙丘、沙地为特征的地貌。陀甸相间交错,洼地纵横分布,沙丘连绵起伏。地处中温带亚湿润边缘地区,位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沙天气;夏季温热多雨,雨量集中,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6至8月份。秋季短暂温凉;冬季漫长,寒冷少雪。1月最冷,7月最热,因为受到季风影响,季风分布不均。作物生长期稳定,农业生产是科左后旗农村牧区主体经济之一。主要生产玉米、大豆、水稻外,种植花生、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成为自治区商品粮基地。
三、存在的问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为了自身的利益由于过渡利用自然资源,会忽视自己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导致科左后旗环境的日益恶化,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沙漠化等问题日渐严重。
首先,科左后旗生态环境的自身特征和草地的不合理利用程度加剧土地沙化。由于科左后旗土质粗疏,在风里吹蚀下易发生风蚀沙化,加上不合理的活动如盲目的开垦、过度的放牧、滥挖以及重用轻养和粗放经营等现状。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当地农牧民的“致富”错误的意识,引起更大范围的土地开垦和牲畜头数的盲目追求。这一行为造成科左后旗耕地面积急速增加,同时土地质量的进一步退化,植被退化、土地沙化日渐严重。
农牧民认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理解上比较片面。农牧民的意识仅限制于秋收和收入能够为一年的人畜消费和第二年开春春耕的基本投入就即可。因而农牧民盲目过度的使用化肥、农药来保证农作物的产量将会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忽略了最根本的资源—土地的保养。从而引起耕地质量下降,植物多样性减少。植被退化、土地沙化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失调,限制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其次,人口密度和牲畜头数的从自然索求的程度。人口密度和生态压力是正相关关系的。科左后旗土地沙化与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很大关系的。人口增长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科左后旗总人口以达到406457人。土地总面积11476平方千米。过度的放牧又是生态环境沙化的原因之一,使草原失去了恢复机会,进而草场退化。
最后,降水量稀少,降水时间分布不均匀,尤其近年的连年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地下水源下降,发生了生态恢复缓慢。
四、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旦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要明确科左后旗的生态环境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选择合理利用资源方式、有效整治生态环境。
第一是采用改变的措施。对农牧民进行培训,了解自身生态环境特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让人们知道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牧民对土地的压力和依赖性,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从而粗放的经济方式中解放出来。
第二是采用生态保护措施。对已经植物多样性减少、草地退化、沙漠化、盐渍化地区的治理,依靠科学技术方法,稳步治理。努力寻找适合科左后旗的方法,对于使用别的地方的经验和方法的时候,先做好科左后旗地区基本条件的调查和研究后,再因地制宜的使用,以免走弯路,减轻人类对生产环境的压力。
第三是实施生态补偿,提高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坚持做好生态保护工程,落实好退耕还林、退牧还林、粮食补贴等各项补贴和优惠政策。发现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有少发或不发各种补贴和不实行优惠政策的情况要依法严惩。制定和完善有关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区的相关法律法规。
五、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有利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引起的资源耗竭。自然界是提供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天然来源,是社会依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前提。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开发和利用是有限度的,如果在不能很好的利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过度开发资源,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加剧资源的短缺程度。
其次,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还给人类社会一个健康的自然界。在工业革命后,人类文明逐日发达,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了。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污染等。这些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应该以污染环境、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自然灾害。自然界是由各种自然条件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搞好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防止环境污染,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改造自然环境,实现自然界和人类协调发展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万高娃.科尔沁沙地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研究—以科尔沁左翼后旗为例.中国知网.2011.6.16
[2]刘松涛.访问学者.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困境及其出路——重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期.
自然协调 篇4
一、问题的缘起: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自然垄断行业指那些规模经济 (1) 效益明显, 单独一个企业能够比多个企业更有效率地提供全部产出的行业。通常包括电力、电信、航空、邮政、能源等行业。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 这些业务的垄断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但由于具有的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资本沉淀性、生产运营的网络性等特点 (2) , 使得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 加之自然垄断行业所固有的弊端, 如高价格、低效率、信息不对称等导致自然垄断行业所处的领域被认为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要解决这类市场失灵问题, 行业监管不可或缺。行业监管是专门针对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特殊领域的监管, 它由独立的监管机构, 以行业法为主要依据, 对企业行为直接规制, 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实现有效竞争。其作用与目的一方面在于减少资源浪费和过度的市场进入;另一方面在于抑制垄断定价, 维护消费者利益。相应的, 监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市场的竞争性程度控制市场进入, 防止企业滥用其支配地位, 并引导其定价行为, 即市场进入监管和价格监管。
而反垄断法则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 当然也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 由此在限制竞争问题的规制上, 反垄断法与针对特定市场领域的行业监管制度就产生了交叉、重叠, 从而引发了如何适用这两种制度的问题。另外, 从两种制度建立的直接目标和法律任务来看, 反垄断法的直接目标在于促进自由竞争, 而监管制度则往往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 因此, 行业监管必然与反垄断法的适用形成一定冲突。
从各国规制经验来看, 在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现阶段, 若是过分依赖监管, 可能会导致对垄断规制的不足;两种制度并行适用, 则可能产生重复规制或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裁判的风险;单纯由反垄断法规制, 则常常因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而陷入困境。 (3) 因此, 协调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比较法考察:各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比较
各国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模式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 又称为除外适用, 是指自然垄断行业内不适用反垄断法, 由行业监管机构适用行业法。这一模式普遍适用于技术落后、整个行业都不具备可竞争性的情况。一方面, 国家为了维护垄断经营状态, 克服垄断定价等问题在这些行业实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 又将自然垄断行业整体列入反垄断法除外适用的范围。比如美国《克莱顿法》第七条规定了基于美国民航局、联邦电力委员会等授权完成的交易不受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审查。
但这一模式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一些弊端, 如因不存在竞争, 企业内部甚至整个行业的运行效率低下, 亏损严重, 国家不得不给予巨额补贴以维持其稳定经营;同时相关产品价高质低, 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巨大。于是, 当自然垄断行业的业务具备了可竞争性后, 这种模式基本丧失了合理性, 只能在不适宜竞争的业务领域内存在。比如美国地面交通委员会 (STB) 组织的会议上铁路运营商达成的合作协议则不适用反垄断法。
(二)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双重适用模式
这种双重适用模式下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1. 并行适用
是指在自然垄断行业领域, 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反垄断法, 行业监管机构执行行业法, 二者分别同等适用。此种模式以美国在能源、电信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的规制最为典型。例如,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和司法部对企业集中享有平行管辖权。FCC和FERC根据电信法、能源法, 以“是否损害公共利益”的标准审查企业的合并行为;司法部则根据在任何相关市场中“是否实质性地减少竞争”的标准禁止有关合并。 (4) 虽然这种模式力图兼顾多重政策目标, 但易导致两类机构在执行过程中的争执, 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且会造成执法重复, 加大了执法成本。
2. 补充适用
即指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不作区分, 一般适用自然垄断行业, 行业监管制度则补充适用。这种模式将两种制度的优势最大化, 以期达到最好的规制效果。但这需要将两类机构的职能清晰划分, 以便二者能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德国对电信、铁路、能源等行业企业滥用支配地位和限制竞争的规制, 非常接近于这种模式。例如德国将联邦卡特尔局 (Bkart A) 与电信邮政监督管理局 (Reg TP) 间的权限进行了划分。在自然垄断行业, 联邦卡特尔局因对成本分析、价格比较、相关市场界定等方面存在困难, 因而规制如拒绝平等接入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显得力不从心;而行业监管机构因在获取相关信息等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 其在不排斥联邦卡特尔局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管辖权的情形下, 对平等接入等问题享有决定权, 从而作为对联邦卡特尔局职权的补充。此外, 联邦卡特尔局与电信邮政监督管理局之间还存在紧密合作, 例如对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意见征询等, 以此形成一致的评价标准, 降低裁决冲突的风险。
综上, 此种模式有利于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势, 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以及提高规制的效率, 但难以协调两类机构各自的权限。
(三) 反垄断法统一适用模式
反垄断法统一适用模式, 是指自然垄断行业由反垄断法统一规制, 行业监管机构不再监管。这种模式基于自然垄断行业转变为一般竞争行业的前提。当自然垄断行业的全部业务都具有了可竞争性后, 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目前, 采用这种模式的只是个别国家和地区 (如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欧盟等) 或个别限制竞争事项上 (如德国对企业合并问题的规制) 。 (5) 以新西兰为例, 其没有设立负责电信、电力等行业监管的专门机构, 而是全面适用竞争法, 由其竞争执法机构 (商业委员会) 同时负责执行竞争法和《电力改革法》、《电信法》等;其行业法只要求企业披露服务和经营业绩信息, 而对于互联互通的费用等, 政府是不干预的, 均由运营商之间达成的商业协议来确定, 若协议违背自由竞争精神, 则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这一模式虽然保证了反垄断法的统一适用, 减少不同执法机构间的冲突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 但相比于监管事前规制的特点而言, 这种事后规制增加了不确定性, 其执行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基于此, 德国也只是在企业合并的问题上由联邦卡特尔局统一管辖,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四) 小结
由上述对各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比较来看, 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都有其适用空间。就目前而言, 绝大多数限制竞争问题都适用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双重规制, 极个别问题上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或反垄断法统一适用。从各国实践来看,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的空间逐渐缩小, 而反垄断法的适用在逐渐加深。
三、中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关系现状
(一)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的改革
中国自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 等等这些都弱化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性, 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由此, 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引入竞争的改革。以电信业为例, 上世纪80年代之前, 我国电信业一直由政府垄断经营。随着垄断弊端的凸显, 我国开始对电信业进行改革, 引入竞争。目前电信业已不再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 其自然垄断属性已弱化, 但还是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再以铁路行业为例, 到2003年年底, 除了铁路行业外, 其他行业经过改革后逐步形成了政企分离、市场竞争、产权多元化以及相对独立监管的格局。直到2013年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 铁道部被拆分重组, 拉开了铁路行业改革的大幕。同时, 电力行业的改革也重新启幕, 2003年成立的独立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被并入了国家能源局。等等这些改革都对中国新形势下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即要将垄断行业监管真正建立于法治的基础上。
(二) 中国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
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实施, 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 维护消费者利益, 促进技术进步。”根据立法者的解释, 其中“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应当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可见, 该条不仅强调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保护, 而且也明确了这种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除外适用。事实上, 中国《反垄断法》没有专门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豁免和除外规定。因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一样, 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反对, 但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行为进行规制, 因此诸如电力、铁路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所进行的垄断高价、搭售, 进行垄断协议等限制竞争行为, 将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此, 中国反垄断法是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
(三) 中国反垄断法与行业法 (6) 的关系
目前, 中国现行大部分行业法中部委规章居多, 立法权威性不够, 立法形式也不统一甚至冲突;同时, 这些行业法都不能体现科学监管的要求, 且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行业保护或行业性垄断的特点。因此, 现行的行业监管规范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是非常有限的。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零散地规定了供电企业“不得拒绝交易” (第26条第1款) 、“不得歧视” (第41条) 、“不得滥收费用” (第43、44条) 等规制垄断行为的条款。因此, 当这些行业法对垄断行为没有规定、规定不明或与《反垄断法》发生冲突时, 怎么办?中国《反垄断法》对于其与行业法间的关系, 并未明确规定。
由前文可知, 目前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 反垄断法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有效适用就是要实现垄断与竞争的合理组合, 而该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在适用反垄断法时更多地考虑到垄断的合理性。同时, 这类行业又受行业法的规制。在这种既受行业法又受反垄断法的双重规制下, 很可能引发规制标准的双重化与复杂化, 从而导致判断上的矛盾, 进而损害规制的有效性和可预测性。 (7) 由此, 在该领域协调好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四、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协调, 首先应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 其次根据各自的目标、优势等构建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
(一) 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
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度功能和目标不同。监管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适度引入竞争, 在不具备竞争的条件下, 严格市场准入, 维护合理垄断。在改革的初级阶段, 通过按照业务类型的拆分, 打破一体化的市场结构, 为竞争创造条件。反垄断法的功能在于维护竞争, 它一般不会容忍一个垄断性行业的存在, 却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促进垄断性行业向竞争性行业转变。企业完全可以在不触犯反垄断法的情形下取得优势地位。即使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很少通过拆分来恢复一个行业的竞争性。 (8)
第二, 规制时间不同。行业监管制度通过市场准入、规定价格上限、界定平等接入与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 侧重对企业行为的事前 (ex ante) 引导, 构建竞争秩序。而反垄断法更侧重于事后救济, 即在证明企业行为违法后对企业进行处分, 也就是通过对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禁止来维护竞争秩序。
第三, 规制机构各有优势。一般来讲, 行业监管机构基于与被监管行业长期的密切联系, 掌握有关这些行业丰富的安全、技术、发展动态等方面的信息, 其专业性更强, 但因其只执行行业竞争规则, 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发生冲突时, 往往更重视产业政策, 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而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缺乏足够的技术、信息资源, 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规制不断变化的相关行业问题而陷入执法困境, 但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法在市场各个领域的适用, 有丰富的执法经验, 在适用反垄断法方面更具权威性, 独立性更强, 因此不易被“俘获”。且反垄断执法机构拥有行业监管机构所不具备的救济方法, 例如刑事处罚、三倍赔偿等。可见, 两种制度各有优势。
(二) 协调机制的构建
尽管两种制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 但其目标均是要实现有效竞争和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 由此使得它们的协调成为必要和可能。在当前垄断和竞争并存的阶段, 既需要加强反垄断法的适用以弥补行业监管制度的不足, 也需要行业监管制度来克服反垄断法适用所面临的困境。因此, 在进一步深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和加强反垄断执法的过程中, 我们有必要在中国《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的框架内建立两种制度之间的具体协调机制。
第一, 确立以不违反反垄断法立法宗旨的冲突解决原则。如前文所述, 中国《反垄断法》是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 但该法并没有规定在其与行业法竞合时如何适用的条款。其实, 该法草案第2条第2款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但审议时该款备受争议而被删除。因为一方面按照《立法法》第83条的关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规定 (8) , 其适用是有条件的:即二者是同位法, 且须由“同一机关制定”。而该草案不加限制地规定行业法优先于《反垄断法》的适用, 违反了《立法法》。另一方面, 按照《立法法》的这一规定, 像《电力法》、《电信法》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包含的反垄断的条款与《反垄断法》不一致时, 应优先适用,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了。因此, 从立法角度, 可以考虑借鉴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6条的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 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 与不抵触本法立法宗旨之范围内, 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这样规定既可以保证《反垄断法》普遍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 同时又使得有关行业法的特别规定可以优先适用。当然, 这并不排除根据市场竞争结构和行业经济发展情况对行业法的有关内容予以适时修改, 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协调。
第二, 建立两种制度分工合作机制, 合理划分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管辖权。
首先, 在制度模式的选择上, 从前文对各国关于两种制度关系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就绝大多数限制竞争问题, 各国都适用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的双重规制, 只有在极个别问题上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或反垄断法统一适用, 并随着行业竞争性的不断提高, 反垄断法的适用逐渐加深。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 一方面, 我国现有监管制度存在较多缺陷:如监管机构不够独立、不具备足够监管权限、监管内容、方式落后等;另一方面, 我国《反垄断法》只有短短57个条文, 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对除外适用条件的限定, 缺乏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抗辩理由规定的可操作性等 (如未明确“正当理由”) , 加之颁布实施时间不长, 也不具备足够的执法经验等。因此, 在制度模式上, 应由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双重规制。具体而言,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 《反垄断法》一般适用, 起基础性作用, 行业监管制度的适用则为必要的补充。
其次, 两种制度之间尽管如上文存在种种差异, 但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有效竞争和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而实现这样的目标, 需要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行业监管机构在专业知识、信息对称、熟悉企业行为等方面具有优势, 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拒绝交易、严重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等, 可通过事前监督督促垄断经营者履行其平等接入、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 引导其行为, 从而使反垄断法事后规制垄断经营者拒绝交易或实施歧视性待遇的负担减轻;而反垄断法在对企业集中的规制上则具有优势, 因这种规制主要是分析市场结构变化对竞争造成的影响, 较少以行业信息为基础, 且反垄断执法机构适用竞争规则也使得监管机构被俘获的风险降低。由此可见, 两种制度优势互补, 须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基础上, 进行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在自然垄断行业, 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由行业监管制度对反垄断法的一般适用进行补充;对于这些行业中不具备可竞争性的特定事项, 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 当然应针对不同行业具体规定该些特定事项;对于企业集中 (合并) 问题, 由反垄断法统一适用。具体在行业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权上表现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反垄断执法机构享有对自然垄断行业内的限制竞争案件的管辖权, 相关行业监管机构享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案件的管辖权, 但该管辖权不排除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 而只限于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权的补充;对于企业集中的竞争审查权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专属管辖, 而行业监管机构专属管辖的事项则针对不同行业具体规定。
最后, 对于共同规制的案件, 两类机构应相互合作, 合作的方式可以为共同制定反垄断工作指南, 建立双方之间的程序合作和信息共享。例如可以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为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法提供咨询意见, 统一竞争问题上的标准, 确保二者追求的目标一致;在决定特定事项前,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征询对方意见, 使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获得一致的适用效果。
第三, 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监督。在法律适用上, 由于市场竞争具有普遍价值, 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 行业法的适用应在不违反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的范围内, 才能优先适用, 因此, 一般而言, 行业监管处于反垄断法的审查之下。虽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在特定垄断行业更多地考虑垄断的合理性, 但若其本身实施了如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时, 自然要适用《反垄断法》第51条的规定, 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虽然该些规定约束力度不够, 但毕竟反映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反竞争行为有一定的法律监督权。此外, 对于垄断行业监管机构对竞争主体进行的处罚, 应进行司法审查, 审查的重点应为法律适用问题, 从而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
摘要: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制度作为一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尽管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保护和扩大经济和社会福利, 但建立的直接目标和法律任务是不相同的。反垄断法在于促进自由竞争, 而行业监管制度往往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 因此, 反垄断法的适用与监管之间形成一定冲突。但中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其与行业监管制度之间的冲突做出任何合理解释。总结各国的立法和经验, 文章提出确立以不违反反垄断法立法宗旨为原则的思想, 建立二者分工、合作机制、合理划分各自的管辖权, 并加强对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监督及规范, 从而协调二者之冲突。
关键词:自然垄断行业,行业监管,反垄断法,冲突,协调
注释
1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增加, 产品和服务的每一单位的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
2成本弱增性:是指某行业中某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若干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的情形.资本沉淀性:是指传输网络及相关设备等固定投资只能用于特定行业的产品或服务, 投资一旦形成就难以用于其他行业.
3张占江.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建构——以自然垄断行业内限制竞争问题的规制为中心[J].当代法学, 2010 (1) .
4张占江, 徐士英.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规制模式构建[J].比较法研究, 2010 (3) .
5此处的行业法包括有关行业反垄断的各种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等.
6王先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295.
7张占江, 徐士英.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规制模式构建[J].比较法研究, 2010 (3) .
自然协调 篇5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发展必须与自然保护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动力机制、制度机制、市场机制、参与机制和补偿机制共同作用下运行.
作 者:黄晓园 罗辉 作者单位:黄晓园(西南林学院)
罗辉(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自然协调 篇6
1 指标选取和评价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协调评价的目标确定见表1的指标体系。在保护性评价中,由于保存现状、管理情况和环境指标能直接反映保护水平,因此采用了完整性和真实性、遗产地管理和区域环境保护三个变量。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大熊猫保存数量与活动空间直接反映了遗产地的保护现状,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子;保护管理机构是保护工作的组织者,起到防止破坏、落实防护措施的作用;保护规划反映对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对遗产保护的先期科学安排,将使保护有章可循,也对不合理利用进行约束;保护经费决定了保护的预期效果和实施的可能性;专业人员配置反映的是保护规划的具体落实程度,是有效保护的补充指标;区域环境保护现状是保护效果及自然遗产价值的集中体现。在旅游发展评价中,选取了旅游效应、科研科普和旅游发展可持续性3个指标。旅游效应主要体现在游客数量、旅游经济收入等方面,旅游接待能力反映了边缘带的基础设施水平;科研、科普教育是自然遗产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直接关系到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是衡量利用好坏最重要指标;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反映了利用适度与否、方式合理与否,着眼于利用潜力和发展前景。
1.2 评价方法
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遗产保护与边缘带旅游发展协调性评价采用环境经济领域常用的模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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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BP+a2B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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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Bp、Bt分别为遗产保护水平和边缘带旅游发展水平;T为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综合水平;k为调节系数,k≥2,本文取k=2;a1、a2分别为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权重。
权重、变量分值及综合评分:各指标(变量)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首先根据上述评价指标构建判断矩阵,然后采用两两比较分别得出各级指标(变量)的权重,所有操作在软件yaahp v 0.4.0中实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保护性评价和旅游发展评价内容,如“遗产真实性”等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便采用精确的变量数据表示。因此,本文采用对每个评价等级标准而言隶属程度最高的隶属度,隶属度由专家询征法获取;同时根据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各种实际调查访问材料、各种实验与研究数据初步评判专家评分的有效性。限于相关领域研究专家较少,本文主要问卷调查了世界遗产、生态旅游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到过遗产地的旅游者。收集评价表,对评价遗产地的各评价指标分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由于各评分人员对单一变量评价分值差异不显著,文章利用专家评分的平均值作为各变量的最终分值。变量分值和权重确定后,遗产保护、旅游发展水平采用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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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为总得分;Rn为第n个单项指标的分值;An为第n个单项指标的权重;Aj为第j个变量的权重;n为要素个数,遗产保护评价取8,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取7;m为指标个数,遗产保护评价和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均取3。
2 结果与讨论
2.1 各级指标(变量)权重与评价分值
各项指标(变量)的权重确定时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各指标(变量)权重见图1。本文认为,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同等重要,因为保护好世界遗产是开发利用的物质基础,而有效的利用是促进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因此一级权重都取0.5。在二级权重中,遗产保护部分的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权重较高,是因为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所在,失去真实性或完整性都可能面临被除名的危险。而旅游发展部分的旅游效应是遗产地边缘带开发利用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权重也较高。
根据被调查人员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和旅游发展评估情况,最终确定各变量的分值,具体情况见表2。
2.2 评价标准与综合评价
利用上述评估模型,可分别计算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各指标得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两个准则层分值和协调性分值。为了便于纵向和横向比较,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状况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表3)。
遗产地保护评价得分:undefined;边缘带旅游发展的评价得分为:undefined;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协调性评价总得分:undefined。从评价结果中可知,四川省大熊猫栖息地遗产地保护得分0.688,属中等水平(Ⅲ),旅游发展得分0.382,等级为差(Ⅴ)。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协调性得分为0.67,属中等水平(Ⅲ)。
在保护性评价中,“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分较高,“遗产地管理”、“区域环境保护”得分相对较低。遗产地在大熊猫及其生境保护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遗产地的植物总数超过5000种,其中有花植物超过4000种。遗产地记载的动物物种也非常丰富,有365种鸟类、132种哺乳类、14种鱼类、32种两栖类、40种爬行类和1700种昆虫[11]。在遗产地管理经费方面,2001—2005年管理经费总额7500万元,年均1500万元。根据卧龙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水平调查,全局在编202人、高级技术人员11名、中级技术人员8人。尽管国家和主管部门在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上做了很大努力,但大多数保护区仍存在资金、装备缺乏和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管理的高效性。作为自然遗产地最基本的单元,提高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有效性也是遗产地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遗产地社区经济比较落后,为改变贫困而出现与大熊猫争地、争夺生存空间的状况,导致栖息地的岛屿化。国家的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计划可以提供一定的经费补偿,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熊猫栖息地在保护监测、保护投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相对《公约》中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期更有效地保护世界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
在旅游发展评价中,“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得分稍高,“旅游效应”、“科研科普”得分较低。大熊猫栖息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旅游流有了较大增长。卧龙自然保护区2005年旅游流量20.6万人次,在过去的3年里,旅游者增加了48%(从43万人增长到64万人)。已开发旅游的一些地方游客人数猛增、旅馆与道路等设施无序建设、垃圾和污水管理不善等一系列问题对环境和野生动物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规范旅游管理是今后遗产地保护管理的一项主要任务。在科普、科研方面,大熊猫博物馆投入1200万元,年接待5万人,保护站(含五一棚研究站)投入548万元,监测设备投入25万元[11]。在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当地已经很贫困的社区在农耕与放牧方面受到进一步限制后,贫困将更加加剧。而通过积极地支持一个致力于不以破坏为代价,提倡可持续的生计发展目标,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有必要为此进行评估,提出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社会可接受的边缘带发展模式。
3 结论
世界遗产地与边缘带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保护好世界遗产、确保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可带动边缘带社区产业发展。而边缘带的有效发展对遗产保护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管理。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和旅游发展协调性进行了评价,该遗产地的保护程度得分0.688,属中等水平(Ⅲ),旅游发展程度得分0.382,等级为差(Ⅴ),遗产保护与边缘带旅游发展综合协调性得分0.67,属中等水平(Ⅲ)。评价结果表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两个方面比较协调但旅游业发展滞后。应在全面了解大熊猫栖息地自然环境、景观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做好各功能区定位,合理、有序开发边缘带旅游,有效、有利、有力地保护管理好世界遗产,实现遗产保护与边缘带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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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协调 篇7
福建省海澄“月港”是一个在周边区域城镇化过程中,自然生态资源与文化景观特征逐步消亡与缺失的典型村镇区域。其地域特征逐渐不再明显,有着被城镇化发展的普遍性取而代之的趋势。然而“月港”区域自然生态资源与文化特征尚有遗存,二者的整合与协调仍然具备可能性。 因此,进行自然生态要素与文化景观要素的整合,不仅是对于当前,更是为今后的城乡关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寻求未来的协调、平衡与统一关系,避免现有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在未来城镇化的多方面压力下消失殆尽。
1丨海澄“月港”区域现状环境条件
1、“月港”区域自然与文化景观现状
1.1、“月港”区域的研究范围
考虑到“古月港”的历史区域范围,以及周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压力,本文讨论的“月港” 区域限定于海澄镇、浮宫镇至厦漳大桥一带, 以S208省道及招商大道围合的区域(图1)。区域内由具有文化特征的村镇景观、半自然景观(即鱼虾塘、水塘、灌溉地、农田等人工湿地部分)、红树林自然湿地及人工造林部分、滨水景观构成,与相距不远的棣尾古厝群,共同形成一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交融共存的独特区域。
1.2、“月港”区域的自然生态资源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厦门市逐渐向海湾型城市转变,其快速城镇化过程异常迅猛,耕地、林地不断被侵蚀,填海造陆蚕食绵延的自然海岸[2]。 “月港”区域东侧存在来自招商局中银开发区的环境与发展压力,景观基质逐渐地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图1)。
如今“月港”区域最具典型自然生态特征的是目前仍留存的一部分滨海红树林湿地类型, 在区域内呈带状及块状分布,构成了“月港” 区域独有的生态特征。作为省重点保护区的一部分,却难有相关保护恢复措施,也未有相关的展示、教育等利用策略与途径。然而,随着近几年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逐渐关注,红树林作为一类重要的湿地类型,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除了红树林湿地区,南溪作为九龙江支流之一,也是活跃区域生态景观的重要元素之一,是未来滨水一带景观逐步完善,进行水岸开发的重要区域。
1.3、“月港”区域的文化景观特征
自古至今,人类临水而居,临水而筑城。海澄,依托“月港”而兴起,一时“市镇繁华甲一方”,是为“小苏杭”,于明朝开禁之后成为了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重要港口[3,4,5]。 而今繁华不再,虽有几处码头的遗存,但“月港”的踪迹几乎消失殆尽,几乎仅存留于人们对昔日的回忆之中。
人类与自然叠合的关系反映了一个区域特有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特征[6],反映于地表即村镇区域的农业景观、自然村庄聚落等有着区域真实而唯一的场地肌理(图2),而这往往成为今后所能提炼的区域特色元素之一。
不仅区域独特的文化景观特征是设计思想的源泉,那些耳熟能详的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基本方法往往也是最具朴素的生态适应性,常常是今后规划设计中所能借鉴的技术来源。除此以外,区域内独具闽南风格的建筑分布与空间特征,以及仍留存村镇自身特征的社会交往与生活空间整合、环境的整改等,在未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理应成为思考的方向。
2、平衡与协调几个关系
2.1、自然资源保护与周边城镇发展的关系
“月港”区域目前面临周边城市未来发展的压力,但其良好的自然基底仍在,决不可一味地再走传统城镇化的模式而不兼顾宝贵的自然资源。“月港”区域的红树林湿地系统作为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保护区的一个补充[7],虽然面积不大,但有限的自然资源对于该区域而言仍然具有极大的生态服务、教育科研与旅游开发价值,在促淤造滩、防风消浪、护堤护岸、消除污染、维持生物多样性而言仍然具有很大的作用[8]。现有的红树林区域在保护的同时可以有选择地扩大化,恢复部分湿地资源, 以求原有红树林自然湿地资源整体范围的扩大化, 以配合相关学科的考察研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开展教育科研与展示活动,作为当前湿地的抢救性保护工作的一部分[9]。
2.2、村镇的改扩建与地域特征延续的关系
地域特征,包括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是一个区域具有唯一性、真实性的独有特征,是展现一个区域个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一个区域环境的特有标识,是环境改造过程中设计的根据与来源之一。“月港”,不仅具备独特的自然湿地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意义,从生态到人文,从实体到意识,承载着古往今来几个朝代的政策变迁带来的变化,也承载着随时代而积累的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科学层面的研究意义[3,4,10,11]。
在未来的村镇改扩建当中,须适时、适地改造村镇公共空间,运用适当的设计手法延续 “月港”的地域特色。首先,对于现存的遗址例如晏海楼、城隍庙、文庙及其周边环境的改善,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保持其原有特色,提取历史信息,有控制、有指引地进行设计表达,进行居民生活空间、交往空间的整合。其次,一些商市街、商港码头遗迹虽面目全非,但其存在感,并非一定需要实体来体现,简单的空间或者设计细节也可承载厚重的历史,并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化同时作为镇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能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实现城市所没有的村镇邻里氛围,创造具有园林式宜居生活环境的村镇区域。
3、“月港”区域自然与文化特征整合与协调发展的模式
3.1、两个核心
综合以上两个关系的平衡,“月港”区域环境协调发展需要把控两个层面的发展,即自然景观层面与文化景观层面。
首先需以区域内现有红树林湿地区域为自然景观核心区域,维持区域特有的自然景观特色, 以红树林自然湿地区为中心,向外围扩展,遵循生态保护的“核心保护——缓冲过渡——外围开发”的经典保护与利用模式。根据现状条件科学地选择与划定保护与恢复区域,配合相关学科研究,有效划定缓冲过渡区域,以求原有红树林自然湿地资源整体范围的扩大化,可为将来的生态教育与科研提供一定设施配套的可能性。
其次,考虑到现有的地域文化景观特征, 以意识可持续为导向,以海澄“月港”镇区为人文景观核心区域,强调镇区绿地的有序开发,结合现有条件,进行公众开放空间的再设计,以求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保护与修缮原有历史遗迹,在细节处理中融入独有的历史元素,从码头到桥梁,从绿地到设施,从遗迹到现有环境条件,体现“月港”独有的历史特质。
3.2、三个层次
由于对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与恢复需要一定的缓冲范围,湿地周边以鱼虾塘、农田等人工湿地为过渡、结合现有的自然村落,形成一带半自然景观过渡带,最后结合海澄、浮宫镇区发展,实现由内到外、由自然到人工、由保护到开发的过渡发展模式,避免今后城镇发展过程中对生态资源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有控制、有选择地协调生态保护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综合两重核心叠加,形成以生态与人文为核心区域,半人工条件为过渡,在条件允许下,还可以配合设计人工湿地来调蓄雨洪,以自然的方式配合来净化水质,根据生态保护与利用的规划需求逐步有计划贯通游憩路线,实现有控制的区域环境协调发展模式。
4、小结与讨论
目前“月港”区域虽然虽尚处于未开发阶段,但近几年来“月港”区域及其周边城镇逐渐呈现一体化趋势,发展压力逐渐迫近,因此,有必要为该区域在未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村镇景观特色保持与营造提供风景园林视角上的建议, 实现未来独具特色的新型村镇区域景观。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月港”区域的探讨虽是个案, 但可以反映出众多逐渐被蚕食的乡镇区域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并且提供从宏观到微观的可选择、 可参考、可操作的现实发展路线,走不同于城市环境建设的地域性、节约型、可持续发展之路, 适时发展,以提升乡镇区域的吸引力。
2丨海澄“月港”区域部分现状肌理图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