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协调

2024-06-27

规范协调(通用9篇)

规范协调 篇1

就在欧盟委员会第3版外部电源能效规范行为准则 (CoC) 正式生效的数个月内, 该规范再次进行修订, 将升级至第4版。尽管当初第3版的内容与提议中的能源之星第2版EPS规范的能效要求基本一致, 但二者的发展并未保持同步, 因为能源之星在CoC规范发布后不久便对其标准进行了修订。但在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建议之下, 欧盟委员会最近同意将其现行的EPS CoC带载效率要求与能源之星最终的第2版规范保持一致。此外, 新的第4版规范中还包括了能源之星对低压 (≤ 6 V和≥ 550 mA) EPS所规定的值。

(摘自电源网)

规范协调 篇2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诉求分类和分流处理——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上

李文斌

有信访行为,就必有信访诉求。

涉诉信访之诉求,是涉诉信访人以法院受理的诉讼、执行案件为指向,不服生效裁判,或认为执行不作为、乱作为,或对案件承办人职业行为和职业品质提出质疑,要求案件承办单位或承办个人承担上述行为的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之请求。涉诉信访诉求从初访到息访,随着处访时间的推移和处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诉求值增加;二是诉求量扩展。诉求值增加,即单个诉求增加诉求值,从初访的低要求,提升为高要求,从正常要求附加上非理性要求;诉求量的扩展,即增加诉求数量,从单个或仅针对诉讼案件提出诉求发展为超出诉讼案件范畴的、不属于法院职权处置的多种社会性诉求。无论是诉求值的增加,还是诉求量的扩展,都将增大息访难度。

现行涉诉信访的处理,是以信访人确定涉诉信访个案,以被访对象——法院作为处访主体,而不是以诉求指向确定信访个案并确定接访、处访责任主体,因此无论是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还是不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都由法院接访并 捆绑处置。事实上,法院除能解决诉讼案件以内的涉诉诉求以外,由于并不承担,也无能力承担其他社会职能,为达到涉诉信访个案息访目的,一方面迫使具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放下法律尊严的架子,寻求其他社会管理部门的协助,涉法诉求和其他信访诉求都混同用行政方式解决,不仅其他信访诉求不能用司法审查做出终局性结论,连同法院已经终局的裁判也失去了终局性,重新回归纠纷状态,甚至是更加冲突化了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因受制

于部门帮助的力度,造成法院处理涉诉信访异常困难,产生大量缠访、闹访事件,既困扰党委和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又严重干扰正常司法和执法,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本文根据对涉诉信访诉求的实证分析,非难捆绑处置涉诉信访之方式,拟将涉诉诉求进行分类,并提出按照诉求指向,依据不同职权和职责分流处置的建议,求教于同仁。

一、个案——探析诉求变化和特点

案例A 孙某丈夫2004年5月10日患感冒,在彭某所开个体诊所就诊,因药物过敏而死亡。检察机关以彭某犯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孙某和女儿等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彭某有行医执业证照,未年检是行政违法行为”,故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检察机关随之撤回起诉。孙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表示强烈不满,纠缠检察机关,同年11月22日检察机关再次以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向法院公诉。法院在审理中,就民事赔偿部分组织孙某等与彭某等达成调解,彭某赔偿6万元;之后法院以医疗事故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判决后,彭某未提出上诉,但彭某因服刑没有履行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

孙某以彭某赔偿没有按期到位,提出调解反悔,同时认为对彭某刑事判决“定性错误,判刑过轻”,开始到各级机关上访。其上访最初诉求是:案件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

孙某的不服获得检察支持,检察机关对该案提出抗诉,致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对彭某的刑事部分“维持原判”,民事赔偿在彭某亲朋的帮助下到位3万元。

孙某对再审不服,继续上访,同时新增加两个诉求:一是为女儿筹措5万元(含执行款3万)治疗眼疾;二是为孙某安排岗位,解决生活出路。孙某的信访诉求在基层法院和中院没有得到满足,孙进京上访,县乡领导多次接访,孙于是又增加一个诉求,即追究法官错判责任,同时增加治疗女儿眼病诉求值,由原来的5万增加为10万元。

该信访案历时5年,信访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5个,其中的单个诉求值从5万增加到10万。

案例B 林某开店,向刘某借款6万余元,后经营不善歇业。法院判林某偿还刘某借款本息,林某没有依判决履行,法院多次执行未果。刘某组织人将林某店里有关物质搬走。法院得知后,为防止事态扩大,将刘某搬走的物质予以扣押。此时林某正就店子经营问题与外商洽谈转让,因为此,导致转让未果。林某认为法院的扣押行为影响了他的经营权益,就此信访并进京,信访诉求为:返还扣押物质并赔偿8万元的经营损失。其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林某在奥运期间进京上访,因行为过激被拘留,林某更加不服,在其后组织的听证会上,对原诉求的8万元赔偿增加为80万元。法院委托对扣押物质进行价值鉴定,并抵债给刘某,林某认为鉴定价格低,不服执行,国庆前夕,采取更加过激行动,同时增加两个新诉求:一是解决两个女儿的工作;二是允许他承包一个县重点工程项目。

林某的涉诉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4个,单个的赔偿诉求值从最初的8万元增加为80万元。

案例C 黄某大儿子是乡村医生,与邻居发生纠纷,被邻居刘某及俩儿子致伤,县级鉴定为轻伤,黄某大儿子自诉到法院,刘某俩儿子外去下落不明,案件中止审理,黄某开始在县级有关部门上访。诉求非常简单直接:督促法院开庭审理。期间,刘某对伤情有异议,后市、省两级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黄某大儿子的伤情变更为轻微伤。因不符合自诉案件受理条件,建议黄某撤回自诉,民事部分缺席审理,但黄某坚持不撤诉,并上访北京。后来,黄某小儿子也与他人发生纠纷,致他人轻伤而外逃,被公安机关通缉。黄某第二次上访北京时,是县委书记亲自接访,黄某将诉求变更为四项:一是开庭审理大儿子的自诉案;二是撤销对小儿子的通缉;三是解决大儿子因为多年未年检而被废止的医生从业资格;四是返还1987年政府对其女儿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五是撤销1987年其大儿子因妨碍政府执行其姐的计划生育处罚而受到拘留,并赔偿名誉损失3万元。

黄某的诉求量从最初的1个,逐渐发展为5个。

以上是某基层法院3件进京上访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分别都有三个以上的信访诉求,仔细研究这些案例的诉求,可以做出如下分类:

从诉求与诉讼案件的关联性分类为:直接诉求与间接诉求。直接诉求是指基于对法院受理、审理或执行的诉讼案件不服,提出纠正或作为的请求。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针对诉讼案件的裁判和执行提出诉求;二是属于法院职权解决范畴。引起信访人向法院提出直接诉求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判决已经生效,甚至执行,但由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导致法律的修改,政策的变化,新法或新政策较之旧法或旧政策处理幅度不同,故诉请案件改判;或者审判人员职业道德问题曝光,或当事人对周边同类案件裁判结论比较出差异性结论,要求复查、再审改判案件;二是由于义务人履行法律义务困难导致判决未兑现,权利人利用信访影响,由上向下施加压力,促使责任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或向基层党委、政府施加综治维稳压力,通过其他渠道垫付执行。案例A之“检察启动抗诉程序促使法院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的两项诉求、案例B之“返还扣押物质并赔偿8万元的经营损失”、案例C之要求法院“开庭审理其儿子的诉讼案件”的诉求,均与法院受理的诉讼、执行案件相关连,而且系属于法院职权范畴解决的诉求,是典型的直接诉求。

间接诉求是指因裁判或执行引起,与诉讼案件裁判和执行相关联但不属于案件裁判法院职权处理的其他的诉求。间接诉求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诉求指向是诉讼裁判和案件执行;二是诉求处理不属于法院职权解决。案例A之“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案例B之“赔偿经营损失”之诉求,就与诉讼裁判和执行相关联,且不属于法院职权解决。所谓相关联,就是违法审判、执行了,就要追究审判、执行人员的责任,但追究违法责任职权为检察机关和人大,是职务性违法,应由检察机关侦查确定,未构成违法审判和执行的责任追究,人大启动罢免程序追究责任。赔偿损失的诉求,则是国家赔偿范畴,须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由裁判法院的上级法院裁决,因此均属于典型的间接诉求。

从诉求的正当性分类为:合理诉求与附加诉求。合理诉求是完全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诉求,或者以诉讼案件为由头但确属于其他部门应该解决的请求,基本特征是符合法律、政策规定,具有正当性。案例A之“申请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案例B之“返还扣押物质”,案例C之“要求法院开庭审理其自诉案

件”,都是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也是属于法院职权范畴内应答复和解决的问题,是合理诉求,凡直接诉求,即为合理诉求。

附加诉求则是合理诉求的扩张,是在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直接或合理诉求的基础上附加上本应向地方政府答复和解决的诉求。附加诉求需要认真分析,区别对待,附加诉求中,往往包含有合理诉求成份,即其诉求是应该由政府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请求,要慎重处置,切不可将附加诉求一律归类为无理诉求,在处访中不加重视。比如,案例B之“赔偿因错误扣押造成的损失”,是针对案件的执行提出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之规定,信访人要求获得赔偿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正当诉求,具有合理性,处访中应告知申请国家赔偿或主动承担赔偿责任;案例C之“办理执业证照”这样的诉求,也具有合理性,即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做出准许与否决定。附加诉求亦有无理性的一面,即根本不是诉讼案件引起的,或本也不属于政府解决的问题,而是借涉诉信访要挟党委、政府、法院,达到其获得非法利益目的诉求,俗称“捞油水”。案例A之“安排工作” 之诉求、案例B之“解决儿女工作和承包工程”之诉求、案例C之“撤销对小儿子的通缉令和撤销计生处罚”之诉求,是对诉讼裁判、执行不服提出信访诉求时,附加上的其他诉求,想通过接访人处访一并解决,从而获得额外利益,由于与诉讼案件无关,具有无理性。

从诉求数量上分类为:单一诉求和多元诉求。诉求纯粹从数量上划分,可分为单一诉求和多元诉求。单一诉求,即是诉求只有一个,而且是直接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诉求。涉诉信访诉求表现为单一的情况很少,即使有也一般是在初访阶段。多元诉求即两个以上的诉求,是针对诉讼案件提出信访诉求的同时扩展提出要解决的其他社会问题的请求,即是直接诉求、合理诉求、无理诉求的聚合。

诉求变化状况表

案例 诉求数 与诉讼案件关联性诉求(正当诉求)与诉讼案件无关性诉求(非正当诉求)诉求变化状况

初访 重访 单个诉求值增加

案例A 5 3 2 2 3 5万

案例B 4 2 2 2 2 75万

案例C 5 1 4 1 4

根据以上案例及分类,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结论:一是初访诉求具有直接性、正当性、合理性、适量性特征,重复访则往往掺杂进附加、无理、多量诉求;二是信访人不会固守初访诉求,而是随着处访的进程发生变化,增大单个诉求值,扩大诉求量,导致信访复杂化,从而产生息访“难”。

引起诉求变化大概有以下四大因素:

一是重复信访导致诉求变化。涉诉信访人在初访阶段,其诉求值和诉求量基本是理性的,往往具有单一性、直接性和合理性,一般是仅针对判决裁定提出不服,要求复查再审,或认为执行不作为或乱作为,要求作为或纠正,或对案件承办人职业品德产生怀疑,要求追查和追究责任。初访诉求得不到解决和满足,形成重复访后,因为失望和严重地不满情绪,特别是通过其他信访案件处理的类比效应,信访人就会提高诉求值,增加诉求量,并将应该属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解决的诉求附带在涉诉信访中提出,形成多元和无理诉求。

二是信访人结成联系导致诉求变化。现代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联系交往异常紧密的社会,单个信访人很容易因为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形成抱团式信访。单个信访和共同信访在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上显然有天壤之别:抱团式信访必然引起上级部门和领导重视,抱团式信访必然给管辖地社会综会治理工作以巨大压力。重视和压力的后果是处访责任单位和地方政府在处理上的高度重视,处访单位和地方政府为息访往往迁就于信访人,在处理正当、合理诉求时,连同其无理诉求也一并满足。上级的考核和考查是只看息访之结果,不问息访之过程和后续影响。比如,案例A就曾经联系了4案当事人共同上访北京,在政法委和

法院处访期间,4案信访人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信访处理情况,商讨行动计划,上访时经常一同行动,诉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是领导接访批示导致诉求变化。行政上下级之间有着强力的权力制约,下级服从上级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上一级对下一级政绩的评价和认可直接关系下一级行政职务的升迁,在一定程度上说,上一级行政领导的批示或指示是下一级行政领导行事的圭臬,遵循的“效力”甚至强于法律和政策,老百姓心理的“青天”情结也即缘于此,尽管有深入的法治宣传和人性的觉悟也不能抹失,有纠纷不是先寻求法律救济,而是寻求权力干预。实践中正是如此,对政府和法院的诉求只要有领导批示了,办理起来就相对容易,就能快速实现利益。因此信访人利用这一特征,在得到领导批示后,信访诉求就随之变化,从直接、合理变化为附加、多元或无理。涉诉信访中领导个人行为的接访和批示,更具负面效应,案件审判做出裁判,是根据程序法设置的程序规范,通过庭审的诉辩对抗,对法律真实的判定,领导并非参与了案件的直接审理,其对是非判断是基于对信访人陈述的单方事实真实的认知,具有片面性,在此基础上领导做出的对裁判案件的任何评价,都不具有法律性,但信访人却以此为尚方宝剑,成为信访人诉求满足的依据,要挟处访人,使信访复杂化。

规范协调 篇3

关键词:继电保护 故障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规范 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TM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2(b)-0119-01

目前由于国内外不同厂家对装置信息、时间同步实现方式、和数据输出格式的不同,造成了在电网故障中,各种装置反映的信息体现了“孤立事件”的特点[1]。使得调度人员,甚至于继电保护专业人员都不能及时判断复杂故障的真正原因。故障信息只能分散、局部地描述电网故障状况。这表明目前各种保护和故障录波器等设备对于故障信息处理的规范性远不能满足现代电网故障分析、信息处理有效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从而说明了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信息的分类

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信息主要来自于继电保护装置和故障录波器[2]。目前,继电保护装置和故障录波器信息分为以下四类:保护定值信息、开关量信息、模拟量信息、保护动作信息。

2 信息通信规范

由于继电保护微机化普及在先,故障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在后,所以存在如何与已投入运行的继电保护和故障录波器规约规范的问题[3]。

3 信息建模规范

目前,当电网发生故障时,尤其是复杂故障时,保护和故障录波器所上送的信息量十分庞大,必须对这海量信息进行分优先级上送,避免出现信道阻塞[4]。由于保护和故障录波器生产厂家繁杂,对电网的要求理解参差不齐,所上送的装置信息不严谨,不规范,有些信息甚至继电保护专业人员都看不懂。

对所有保护动作和故障录波器开关量信息进行详细研究和分析后,针对调度运行人员对故障信息的要求,分别制定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220kV线路和变压器动作信息规范样表,110kV及以下等级参照执行。220kV线路动作信息规范样表见表1(以保护装置采用RCS和CSC系列保护为例)。动作信息优先级划分如下:

第一级:主要是断路器、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出口动作信息和保护退出(闭锁)信息。

第二级:主要是保护启动、断路器操作或者其他与保护动作相关联的信息。

第三级:主要是保护和故障录波器的告警信息。

对所有保护动作和故障录波器模拟量信息进行详细研究和分析后,针对调度运行人员对故障信息的要求,分别制定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220kV线路和变压器模拟量信息规范样表,110kV及以下等级参照执行。模拟量信息优先级划分如下:

第一级:重要的反应电网系统运行的电压、电流。

第二级:监测电网和设备的其他状态量。

4 信息发布规范

信息发布规范有如下几点:

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发布应体现层次性,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处理应体现智能性。系统应具有专家系统模块,在电网故障时,系统对收集到的保护动作信息、开关变位信息、录波文件等信息,自动进行整理和关联,形成故障报告,同时对包括保护和开关的动作是否正确等进行评价。

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发布处理应体现差异性:系统要同时考虑调度人员、继电保护人员、保护管理人员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林钢松,杨先贵,杨勇.湖北电网继电保护运行管理系统[J].电网技术,1997,21(8):49-51.

[2]李智星,涂光瑜,陆俭.网络化继电保护管理系统.电力自动化设备,2003,23(12):43-46.

[3]高湛军,潘贞存,卞鹏,等.继电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数据模型的构建[J].继电器,2005,33(2):50-53.

论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惯例的协调 篇4

1 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异分析

1. 1 关于计量属性方面

近二十年以来, 我国的会计规范经历了改革与完善, 当今我国的会计规范已经形成了准则与制度共行的体系。然而, 在许多方面仍与国际惯例中对会计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计量属性方面, 我国在会计计量方面制定了以“账面价值”来代替“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 以此来避免人为对利润的操控而造成的会计计量的现象。而对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例如高估产值现象。作为企业会通过相应的多提减值准备来抵消资产过高的现象, 或者是利润虚增而带来的税金增加等; 另外的问题是, 对于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 ( FASB) 已经为会计计量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指导框架。FASB认为, 对于现值计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对未来现金流量之间差异的反映, 以此提供相关的经济决策。因为如果缺少现值, 明天到期的1000 美金的现金流量与10 年后到期的1000 美金现金流量看来是一样的。所以, 一项基于估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能够提供一项基于那些现金流量的未折现金流量的计量所提供不了的相关信息。因此, 要想在财务报告中提供相关信息, 作为现值就必须要体现资产或负债的某些可观察的计量属性, 而且还要积极提供计算现值的两种方法: 传统方法与期望现金流量法, 从而更好地为企业的资信状况提供保障[1]。

1. 2 关于财务报告方面

尽管国际习惯使用的报表中已经被我国部分的引用, 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我国的会计规范比较完整, 随着我国的企业已经走向跨国发展时代, 而我国的会计规范方面仍存在着许多不足, 如披露规则以及环保报告等。当前我国的披露规则中对于权益变动表、投资性房地差的公允价值、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以及终止经营与稀释的每股经营等没有进行建立, 而在西方国家则早已经在年度报告中具有对环保政策方面进行披露,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环保报告方面尚且空缺, 这就是我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1. 3 关于会计环境方面

会计环境方面,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因为作为会计规范的发展是受国家特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这里主要有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等。然而, 我国当前在市场机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许多如金融、产权以及生产资料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会计规范的进程[2]。

2 影响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协调的原因分析

2. 1 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国家的经济领域等各方面都必须合理的融入国际一体化潮流中, 这都要求国际会计惯例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才能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 社会经济结构对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管理之间的协调有重要的作用。

2. 2 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会计规范方面急需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自从加入到WTO之后, 随着国外企业的涌入, 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 开放的资本市场状况下, 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 如果想让中国的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谋求不败之地, 就要积极地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 国外的企业也必须积极与中国的企业进行合作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因此, 想要达到国际惯例的要求, 就需要满足国内外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需求, 使企业做出正确的经营、筹资以及投资决策等[3]。

2. 3 财力情况与法律法规

国家的财力支持与政府机构及企业的有效积极工作能够积极保证国际间的会计协调工作。国际的会计协调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 因此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应该在合理的条件下, 在不影响国家法律制度的维护前提下, 努力推进会计的国际协调过程, 更好地为我国的会计规范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我国会计规范国际协调的基本内容

3. 1 会计计量与确认方法

从中国加入WTO之后, 已经渐渐跻身于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 而且也拥有了许多贸易往来的伙伴, 贸易方式也更加的复杂多样。因此, 作为国内的企业应该不断地进行自身潜力的挖掘, 努力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另外,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时代的不断发展, 作为人力资源与无形资产的价值将会成为企业的会计计量中的新课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就急需我国传统的会计计量与国际进行接轨[4]。

3. 2 会计的核算技术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上的实体出现使得贸易往来与资本决策在瞬间得以实现, 这种现象被称为是“无纸化”交易, 而这样的情况也为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 许多的西方国家已经向会计信息化方向渐渐迈进。而我国的许多企业尽管一些已由手工操作转变为电脑操作, 但是却仍以手工操作为主, 而且财务软件的开发也比较陈旧与落后。因此, 再加入到世贸组织之后, 就必须加紧现代信息技术与会计的有机结合, 才能积极的推进会计发展的进步, 为人们更好地服务。

3. 3 会计的体系与工作职能

作为国际上的一项管理活动, 会计职能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核算型。由于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所以在决策、预测以及控制与抗风险能力方面, 我国的会计都处于劣势地位, 这样我国低层次的会计职能就导致了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与国际之间的差距拉大。所以, 我国必须要在加入世贸以后, 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会计体系与制度, 从而促进我国会计的发展与进步。

4 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惯例协调的积极举措

4. 1 积极遵守国际协调原则, 保持端正的国际化态度

首先, 在我国会计规范进行国际化协调时, 必须要保持一种明确的态度, 而且要避免发生两种类型的错误: 一是过于保守, 一味强调中国特色, 而对国外会计规范的排斥, 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 只能够进行自我创新与发展, 发展的道路不会长远; 二是过于崇拜国外的会计惯例, 而进行片面的自我否定, 忽视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及会计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 要想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首先应该保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积极看待国内外差异。每个国家的国情特点都不同, 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不能采用“拿来主义”。中国式的会计规范应该在适应本国社会历史背景来拟定, 只有通过求同存异, 才能够使中国会计规范与国际管理协调统一; 其次, 也应该正确对待国家化, 对于国际会计惯例中的内容要进行有机的“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批判地继承才能真正学习到国外先进的会计技术与经验; 最后, 还要立足于具体实际, 努力加强会计规范与会计法律法规的建设。尽管当前我国的国家会计规范与准则相对比较完善, 但是在法律法规的建设上还存在着缺陷。然而这种会计规范必须利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才能规范整个行业的行为, 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积极与国际会计接轨[5]。

4. 2 积极采用“协调———推行———统一”的方式进行协调

作为国际间的会计协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就需要进行规划与设计, 可以采取“协调———推行———统一”的方式来进行。首先, 作为协调, 应该将国际会计准则作为依据, 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有机结合, 以此来制定与完善会计制度与准则, 在不断地求同存异中达到会计的标准化; 接下来, 对于推行问题, 政府在全国统一推行的会计制度与准则应继续发挥作用。因为这两者作为我国现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所以需要进行政府的直接推广。当两者内容不能达到相统一且存在异议时, 应该参照相关国际会计准则来协商并合理解决此类问题; 另外, 作为一些经济业务, 在国际会计惯例中没有具体依据时, 应该按照我国的会计制度来协商处理; 最后, 关于统一问题。因为随着会计制度与准则的两者并行, 二者将会逐步进入完善与统一阶段, 并能够相互渗透以此达到兼容与一体化, 从而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准则的相互协调统一[6]。

4. 3 积极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性的会计从业人员

对于我国会计的从业规范与国际惯例相协调, 对于会计实务体系的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需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型人才, 培养他们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的判断力。另外, 作为会计从业人员还要对跨国公司的经济业务与国际会计业务准则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具体说来: 首先, 应该为人才创建实务体系教育的新环境。作为各类会计培训机构应该与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建立长久的学习与合作关系, 积极请教熟悉跨国经济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一些国际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还可以通过跨国企业的会计人才的相互交流中提升国内会计人员的能力水平。依据自身的发展状况, 积极开展跨国交流培训活动, 对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积极地了解与学习, 尤其是关于跨国贸易与资本流通的国际会计处理方法的学习等, 从而促进我国会计规范以及行业的积极发展。

5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会计规范与准则必须与国际惯例达成协调关系, 才能使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更加便利, 也能够促进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因此, 通过有效的方式与措施, 达成两者的协调需要经过不断地分析探讨与践行, 从而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提供坚实的保障。

摘要:当前,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的会计制度积极与国际会计惯例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这是一种时代潮流, 也是顺应形势而做出地选择, 标志着我国未来的会计发展方向将走向国际。本文主要在分析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基础上, 在论述与阐释影响两者之间协调的因素与协调内容的基础上, 提出了如何有效达成两者之间的协调, 从而积极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规范的制定与发展。

关键词:会计,规范与制度,国际惯例,协调

参考文献

[1]赵一伟.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及趋同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 06:723-724.

[2]牛朝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03:69-70.

[3]庄景贤.浅谈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要性及存在的差异[J].金融经济, 2010, 18:55-57.

[4]杨敏, 等.当前国际会计趋同形势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选择[J].会计研究, 2011, 10:86-88.

[5]孙向锐.我国会计国际化难点及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1, 08:68-69.

规范协调 篇5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法规名称】邢台市政府印发《全面清理规范行政职权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颁布单位】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颁布文号】邢政〔2010〕8号

【颁布时间】2010-3-29

【失效时间】

【正文】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清理规范行政职权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邢政〔2010〕8号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全面清理规范行政职权的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0一0年三月二十九日

全面清理规范行政职权的实施方案

为规范“职权行为”,推行“阳光权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切实优化发展环境,根据《河北省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定》,市政府决定对市级行政职权进行一次全面清进规范。为保证清理工作有序进行,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总体目标,对市级行政职权进行全面清理,目的是“摸清权力底数、明晰职责分工、编制运行流程、规范职权行为、加强权力监督”,确保行政职权“依法、公开、规范、高效、廉洁”运行,为推进邢台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市提供制度保障。

二、清理原则

此次清理,主要把握三项原则:

(一)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职权事项的确定,要以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职能为依据,防止出现越权或缺位现象。

(二)精简效能原则。对应当保留的职权运行环节,能精简的精简、能压缩的压缩,做到流程简明。

(三)属地管理原则。国家垂直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一并纳入此次清理规范范围。

三、清理依据

(一)现行有效和新颁布尚未施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于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行政职权,一律予以取消或废止。

(二)部门“三定方案”。对于个别部门已按机构改革方案作出调整,而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及时修改,以及市政府根据法律、法规授权确定给有关部门的行政职权,均以“三定方案”为准。

(三)具有相应等级的规范性文件或有权机关的批准文件。

四、清理范围

(一)主体

所有市政府部门和实行垂直管理的驻市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附件1)。

(二)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收费、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

非行政许可审批;

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监督检查;

其他行政管理权。

五、方法步骤

清理规范工作自4月初开始,6月底结束。具体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行清理(4月1日—4月30日)。各部门按要求自行清理行政职权。清理完毕要出具清理报告,连同清理表及流程图一并报市清理办审核。

第二阶段:审核确认(5月1日—6月20日)。由市清理办负责对各部门上报的行政职权清理表和流程图进行审核确认。

第三阶段:审定。审核确认后,于6月底前由市清理办将市政府和各部门行政职权清理规范结果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第四阶段:公布实施。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向社会集中公布。各部门还要将行政职权目录及流程图编制成静态信息,建立数据库,辑印成册,公布社会,接受监督。

同时,建立行政职权动态调整长效机制。今后,凡行政职权依据发生变化或机构职能调整的,各部门应在法律法规规章公布或者机构职能调整确定后10日内,按要求向市政府法制办申报审核。市政府法制办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予以回复,部门自接到回复之日即调整行政职权数据库,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专人负责。各部门要对此次行政职权清理工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专门清理小组,“一把手”要亲自抓,法制机构要充分发挥作用。对清理上报的行政职权清单,部门要集体讨论决定,最后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二)全面准确,避免遗漏。行政职权目录应当“依法、准确、完整”地表述,注明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和具体条款以及行政职权运行各环节的主办、协办机构和联系方式。

在行使行政职权中按规定应当收费的,行政职权目录还要注明收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具体条款及收费标准。

各部门要对行政职权事项“找全、核准”,做到不遗漏、无错误。凡未列入公开目录的行政职权,今后不得再继续行使。

(三)分类清理,逐项填报。各部门要参照《邢台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样式,对由市政府行使部门具体承办的行政职权和本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分别清理,按要求逐项填报表格(附件2和附件3)。

(四)科学设计,制作流程图。各部门要按照不同类别的行政职权行使程序,制定运行流程图,并载明主办机构、运行程序、办理时限和投诉举报、监督方式等内容。

(五)统一格式,规范图表。做到“四个一”,即:“一表、一图、一盘、一依据”。“一表”即本通知的各项附表;“一图”即各类行政职权的流程图;“一

盘”即“一表和一图”的电子版(一表要使用excel表格,一图要使用word文档,不得使用其他格式);“一依据”即每项行政职权所依据文件的复印件。“一表和一图”要使用A4纸打印填写,并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六)确保质量,按时完成。此项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要求严格,时间紧迫。各部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细致工作,保证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

(七)严肃纪律,明确责任。各部门要严格按要求做好清理规范工作,不遗漏缺位,不隐瞒越权,高质量高效率。对工作拖拉,敷衍塞责,要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人或责任人要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七、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邢台市行政职权清理规范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秘书长任副组长,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市编办、市行政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全面负责本次清理规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清理办),设在市政府法制办,具体负责清理工作的牵头、组织、协调,以及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职权清理规范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戴占银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盖凤安 市政府秘书长

成 员:郭运兴 市监察局局长

董志军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郭文学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丙雪 市编办主任

康玉魁 市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市清理行政职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董志军同志兼任

附件:1.清理行政职权单位名单

2.市政府行政职权清理登记表

3.市政府部门行政职权清理登记表

附件1:

清理行政职权单位名单(共77个)

规范协调 篇6

1.1 会计与法律规范缺乏协调性

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会计法规之间的有关规定相互重复、抵触,如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与财务部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就有诸多不协调的地方。二是会计法规与其他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性,表现为会计法律法规得不到其他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持,如《会计法》仅规定对违法者构成犯罪的重要依据其刑事责任,但在《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却找不到对应的法律依据,使《会计法》的规定成为无源之水,这也势必令其威慑力大打折扣。

1.2 部分会计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

会计制度在涉及法律规范方面,其概括性和纲领性特征比较明显,较多地使用“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模糊性的词汇,而少有定量标准,并且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使法律条文缺乏可操作性。如《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对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负责”,但会计资料涵盖面广、来源复杂,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不可能一一掌握。

1.3 会计法律法规更新滞后

实践证明,法律规范建设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但是我国的《会计法》只做了两次修订,难以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明显落后于经济现实,我们往往很难在现行会计法律规范中找到处理某些新事项、新业务的合理法律依据或者制度方法,从而使会计法律失去时效性。比如信息化技术在财务会计领域中的发展与运用,尤其是网络财务或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必将对现行的一系列会计法规的建设与完善产生深远的影响。

1.4 地方会计法规建设薄弱

具体表现为:对地方跨级法律建设的理论研究不够,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地方会计法规的制定、修改不及时,地方会计法规的内容缺乏针对性,没有很好地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大多数地方会计法规基本上是国家有关会计法规的翻版或若干法规内容的简单堆积。

1.5 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对责任的追究处罚偏松

在会计法律制度中对违法责任的追究往往偏松,只要没有构成《刑法》中规定的那几种经济犯罪,大多对责任人员以罚款、行政处分作为处罚手段,而且在执法中存在诸多影响执法的因素,致使应受到追究、处罚的责任人员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由于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2 造成两者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2.1 协调机制不健全

协调机制是指在会计法律规范之间达成的有关协调行动的一系列临时性和制度性安排。由于没有建立科学完善的协调联动机制,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的矛盾。就目前现状而言,财政、审计、证券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基本上处于分类把守、各自为政的情况,财政同其他部门如税务、工商、监察之间也缺乏明确的分工和有效的协调,政策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复检查、重复监督的情况也比较常见。

2.2 协调标准不明确

对会计法规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的或冲突的法律条文如何进行协调修改,应确定协调依据的问题,即法规之间发生抵触以何法作为标准以修正其他法规。没有明确依据的协调只是表面化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混乱的,也很难达到深层次科学合理的协调目的。

2.3 法律规范指导思想的不确定

会计立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受“成熟一部,制定一部”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会计法律制定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更缺乏科学合理可行的立法规划。此外,我国当前经济处于社会主义改革转轨的重要时期,社会现实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会计法律制定者无法预见新情况发生,容易导致立法指导思想缺乏连贯性和协调性。

2.4 法律规范部门的不一致性

由于不同领域的法律起草和制定主体不同,各会计法规部门只注重本领域的立法工作,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导致法规之间的不统一,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行业之间立法相抵触的情况时有发生,往往使得会计主体无所适从。同时,即使在同一部门内部,会计法规文件的起草也是由不同的内设机构来完成,缺乏与有关部门的足够沟通、协商,这样势必又增加了会计法规之间的不协调性。

2.5 法律规范程序的不完备性

我国现行会计法规的起草和制定,特别是会计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起草制定工作基本上是由财政部门完成,但是财政部门在具体会计法规和规章的规划、选题、调研、起草、征求意见、修改、通过等环节往往缺乏严格而具有约束意义的操作规则,使得法规及规章在生成程序上缺乏科学保证。

3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与法律规范协调的原则

3.1 统一性原则

从形式上看,我国的会计制度和法律规范都是由全国人大等政府部门统一制定和发布的。但从制度的实际来看,政府部门只是牵头起草制度制定事宜,由于制度制定过程中对专业性要求很高,所以在会计制度与法律规范的协调性方面则往往难以保证。例如,《会计法》由财政部制定、《银行法》由人民银行制定、《证券法》由证监会制定等。同时,上述各部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对于其他部门业务不了解而导致视野狭窄,使得这些法律在实践上或具体内容上产生差异甚至冲突。

3.2 层次性原则

由于我国对会计立法的协调性认识不够以及“法出多门”,使得会计立法体系比较混乱。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首先在于它的层次性。因此,应在我国众多的有关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准则、制度等会计法律规范当中建立一个比较清晰、严格、合理的层次架构,明确规范各种会计法规之间的“君臣”关系,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建构。否则,会计法规的权威性、协调性将无从谈起。

3.3 对等性原则

《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税法》等相关会计法律规范,在涉及有关会计的立法方面应具有一定的平行性,这一般需要通过明确这些法律规范的适用主体、权限和规范的范围,来实现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等性。

3.4 对接性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步伐的加快,国内会计法律规范迫切需要和国外对接。这就要求按照国际的通用规则来制定国内的会计法律规范,逐渐实现国内与国际会计法律规范的兼容和协调。

3.5 动态协调原则

改革是渐进的、长期的,在这个过程中,会计法律规范的不协调、不规范、不合理是客观存在的,且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走向协调、规范和合理,因而协调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要根据会计实践的要求,不断调整会计法律规范中不适应会计实践的内容,在动态协调中使会计法律规范得到发展。

4 促进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与法律规范协调发展

4.1 加快会计法律规范建设步伐

随着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发展规律,只有及时改进会计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要抓紧对现有会计法规的清理工作,对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关法规,该废除的要及时废除。同时要加快相关会计法规的实施细则或具体办法的制订。

4.2 制定制度要结合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国情,使会计准则尽量能为我国企业的良性发展服务,并要加快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国际业务等方面的具体会计准则的研究步伐。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加入WTO,WTO要求各个成员国的内立法要与相关规则和成员国自己的承诺相一致,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WTO规则转换为国内法律,而不是直接应用。并且要在体现我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用成分,使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起来。

4.3 会计法律规范建立程序

坚持以现代博弈理论为指导思想,会计法律制度的最终落实过程也变得复杂多变。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必须经过反复多次“博弈”,最终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社会契约。针对现阶段我国博弈主体不到位的问题,应在会计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和论证,最终被博弈各方所接受。由此引申出“博弈主体应当由哪些利益主体组成”的问题。

4.4 做好我国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内在协调

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在立法上,尽量防止和减少会计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应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明确立法主体的权限,避免立法权限上的过多交叉与重叠;二是进一步理顺会计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三是进一步严格立法程序。目前,我国的立法主体虽然就各自的立法活动各自制定了相应程序和规则,但这些程序和规则各具特色、不尽相同,而且对于这些程序和规则因是自己制定、自己执行而很难发挥其应具有的作用;四是进一步完善立法的标准。统一立法的名称和术语,使会计法律规范的立、改、废更加及时、协调。

4.5 凸显法律规范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为了防止会计人员利用会计法律制度内容方面的不足而提供质量不高甚至虚假的会计信息,应重点规范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必要的修订,加紧具体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出台步伐,使得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业务尽量能够从具体法律制度上找到反映方法;二是减少对同类业务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使会计人员的主观估计判断因素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三是对会计法律制度中特别是《企业会计准则》的某些释义和定义要有精确的分析和解释,尽量增强会计人员的可操作性;四是对于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要进行科学的超前分析和预测,尽量使会计法律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参考文献

[1]蓝园园.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法律规制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

[2]俞国栋,周开国,郑倩昀.法律诉讼与公司财务政策[J].证券市场导报,2015(12):27-35.

规范协调 篇7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墙体材料产品也是日新月异, 新产品不断推出。比如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产品, 以及混凝土砖系列产品, 但这些产品是否与相应的设计、验收规范相一致, 值得关注。

2 有关墙体材料产品标准

根据市场需要, 现将有关墙体材料产品标准列举表1。

3 相关设计规范对墙体材料的要求

在GB 50003-2011《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的第3.1条规定。

在GB 50003-2011《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的第4.3.1条规定:砌体结构的耐久性应根据表4.3.1的环境类别和设计使用年限进行设计。详见表3。

在4.3.5条规定,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时, 砌体材料的耐久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详见表4。

注: (1) 在冻胀地区, 地面以下或防潮层以下的砌体, 不宜采用多孔砖, 如采用时, 其孔洞应不低于M10的水泥砂浆预先灌实。当采用混凝土空心砌块时, 其孔洞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b20的混凝土预先灌实; (2)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大于50a的房屋, 表中材料强度等级应至少提高一级。

4 相关验收规范对墙体材料的要求

在GB 50203-2011《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5.2.1条规定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5 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对块体材料的要求

第3.2.2条规定中块体材料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a.产品标准除应给出抗压强度等级外, 尚应给出其变异系数的限值;

b.承重砖的折压比不应小于表3.2.2-1的要求, 详见表7。

注: (1) 蒸压普通砖包括蒸压灰砂实心砖和蒸压粉煤灰砖; (2) 多孔砖包括烧结多孔砖和混凝土多孔砖。

c.蒸压加气混凝土劈压比不应小于表3.2.2-2的要求, 详见表8。

d.块体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表3.2.2-3的规定, 详见表9。

注: (1) 防潮层以下应采用实心砖或预先将孔灌实的多孔砖 (空心砌块) ; (2) 水平孔块体材料不得用于承重砌体。

6 相关规范与产品标准的比较

通过比较发现, 蒸压灰砂砖和粉煤灰砖的MU10等级砖不能用于承重结构, 烧结空心砖和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MU2.5等级砖不能用于自承重结构。另外, 从表7、表8可以看出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对承重砖的折压比和蒸压加气混凝土劈压比提出了要求, 而在承重砖产品标准中只有GB 11945-1999《蒸压灰砂砖》和JC 239-2001《粉煤灰砖》对抗折强度有要求, 其余产品均没有抗折要求, 因而无法与GB 50274-2010的要求相吻合。在GB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标准中没有劈裂抗拉强度要求, 因而劈压比也就没有要求, 建议相关标准完善。

7 结语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对承重结构和自承重结构用墙体材料都提出了相应的强度等级要求;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对块体材料的强度等级提出了要求, 同时对承重砖的折压比、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劈压比也提出了要求, 但相应产品标准没有此方面的要求, 需要完善。

根据设计规范, 蒸压灰砂砖。粉煤灰砖的MU10等级砖不能用于承重结构, 烧结空心砖和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MU2.5等级块材不能用于自承重结构。

参考文献

[1]GB13544, 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S].

[2]GB26538-2011, 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S].

[3]GB26541-2011, 蒸压粉煤灰多孔砖[S].

[4]GB/T21144-2007, 混凝土实心砖[S].

[5]GB25779-2010, 承重混凝土多孔砖[S].

[6]GB/T24492-2009, 非承重混凝土实心砖[S].

[7]GB/T24493-2009, 装饰混凝土砖[S].

[8]GB50003-2011,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S].

[9]GB50203-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S].

规范协调 篇8

一、行为“质”之协调

只有对于那些既可能具有行政违法性又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侵权行为才需要解决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协调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要分析的是哪些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可以构成犯罪。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可以予以行政处罚的八种侵权行为,而对于哪一种侵权行为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则只是笼统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等行政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罪,其行为犯罪性或者说刑事违法性的具备,必须以行政违法性的存在为前提。不具有行政违法性的行为,无论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多么严重,也不能以犯罪定性处理,否则,即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和违反。(1)那么,反过来当侵权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而且相关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时,是否就可以直接依此来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呢?笔者认为具体侵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结合刑法规范来认定。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附属刑法规范,只是在民事、行政法规中简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并不能仅依此来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由于《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的四种行为方式(2)与《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的八种著作权侵权行为(3)并非完全一致,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分析哪些行为可以相互衔接。

首先,行为方式完全相同的为《著作权法》第48条第2项与《刑法》第217条第2项,即“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对于此种行为是予以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其差别仅在于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

其次,《著作权法》第48条第8项与《刑法》第217条第4项规定之行为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而刑法的规定仅仅是美术作品。当行为人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为美术作品以外的其他作品时显然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再次,《著作权法》第48条第1、3、4、5项与《刑法》第217条第1、3项规定之行为存在交叉关系,适用时需要结合两法在一些概念理解上的差别,注意甄别与转化。

第一,这几项的行为违法前提均为“未经……许可”,所以需要分析行为所侵害的权利主体的异同。《著作权法》这几项的权利主体分别为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者,《刑法》这几项的权利主体分别为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那么相应的著作权人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著作权法》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基本规范,其概念规定得较为详细与精确,在第48条所规定的权利主体中“著作权人”则采纳的是狭义概念,即与邻接权人相并列的概念。而对于《刑法》第217条第1项规定的“著作权人”是可以将其解释为除第3项“录音录像制作者”之外的广义概念。由此可知这几项规定的受侵害权利主体是相一致的。

第二,行为方式分析,这就涉及对《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的理解。首先,对于这里的“复制发行”行为究竟是复合行为还是并列行为,理论上有不同的见解。(1)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也就是说司法解释把“复制发行”看做并列行为,只要实施复制行为或发行行为之一即可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其次,“发行”的含义。根据《著作权法》中对发行权的界定可知,“发行”是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由此可知《刑法》第217条的“发行”的含义要大于《著作权法》中的特定含义,其还包括了网络传播、出租等在《著作权法》中与发行并列的概念。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知同一概念在两法中含义并不一致,有学者指出:著作权法是专业性很强的法律,不少名词在著作权法中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丰富的内涵,著作权法也专门对复制、发行、出版等术语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有些术语的含义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对于刑法条文涉及的著作权法上的专门术语应当如何理解在一些情况下影响到刑法条文的适用,从与著作权法的协调角度看,无疑应当遵循用语特定的含义,而不应局限于该名词的通常用法,不能只从汉语字典中寻找该词的普遍定义。(2)当然,《刑法》与《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规定如若用语相一致则是最为合理的模式,但就目前刑法规范并未作出调整之前,我们也只有通过合理的扩大解释来尽可能地将一些严重的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之内,那么这样造成的两法在一些概念上的不完全一致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法》第48条第3、4、5项规定之行为方式虽然与《刑法》第217条第1、3项规定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可以解释进侵犯著作权罪中的。而对于《著作权法》第48条第1项中“表演、放映、广播、汇编”等行为却不能解释进侵犯著作权罪。

最后,对于《著作权法》第48条第6、7项规定之行为与《刑法》第217条规定之行为性质完全不同,自不能将其按照侵犯著作权罪予以犯罪化。但是,对于这种侵权行为如若触及其他刑事法条文,则可按照相关罪名进行认定。例如,行为人通过侵入权利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来破坏权利人为保护其作品的技术措施,如若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285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

通过本部分分析可知《著作权法》和《刑法》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规制并不相一致,对于此,有观点认为:这种立法不协调直接导致了理论上的困惑和司法实践中的难以操作。就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只依照《刑法》的规定认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那么《著作权法》的规定就大部分失去了意义。就刑法理论而言:如果不认定《著作权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将极大地缩小对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行为的打击范围,这与中国加入WTO后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旋律难以符合。(3)这种观点有合理之处,也反应了当前侵犯著作权罪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但同样在现行刑法不做改变之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均予以犯罪化,否则即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

二、行为“量”之协调

由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可知,著作权侵权行为中只有部分行为既可以构成行政违法又可以构成刑事违法。那么这两种不同性质违法的界限在哪呢?从理论上讲,由于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完全一样,要做出区分也只能依据行为危害程度之大小,即“量”的不同。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之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与此相应的是,侵犯著作权罪也会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损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应大于轻微的民事侵权行为,但又小于著作权刑事犯罪行为。(4)也就是说,当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一定标准时,就构成犯罪,依照刑法处理;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的,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要“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即可由行政法予以规制,进行行政处罚。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未经许可公开作品的数量、次数以及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等一系列条件来综合考察侵权行为是否侵害公共利益。国家版权局公布实施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31条(5)对于情节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作出了“量”的规定,不过其意在使不同程度的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有轻重之分。而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相关司法解释则对行为的“量”予以了明确的下限规定。(6)那么著作权侵权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应该就是侵犯著作权罪的“量”的下限。即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经营侵权复制品在五百张(份)以上的构成刑事违法,在其以下的则仅构成行政违法。这样就做到了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的衔接。

司法解释对侵犯著作权罪作出了明确的“量”的下限规定,这为司法机关认定犯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我们指明了著作权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但在实践中,著作权刑事案件相对行政案件所占比例极少,许多案件仅仅是按行政违法来处理,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即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于同一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解决的出路关键在于最高司法机关与最高行政执法机关统一执法理念和对同类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的认识,以便制定能够相互衔接的处罚标准。其中,对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标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认可,并将其作为构成犯罪、移交刑事案件的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由行政执法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达到或高于这个标准的,就应当无条件地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认为虽然存在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退回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1)这样通过行政执法机关对司法机关制定的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标准予以明确认可,就能使得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做到较好的协调与衔接,从而也能使著作权侵权行为得到相应程度的惩戒。

三、行为“果”之协调

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相关法律分别规定了行政制裁措施(2)和刑事制裁措施(3)。不同危害程度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执法机关须按照其性质给予相应制裁措施。当侵权行为仅仅是行政违法行为时只能适用行政法规予以规制自不用说。那么当著作权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时对其是否可以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又追究行政责任呢?

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有三种观点,即选择适用、附条件并科、合并适用。(4)笔者赞同合并适用原则。侵犯著作权罪为行政犯罪,其具有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双重违法性。这种双重违法性决定了行为人要承担双重责任,即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合并适用。这种双重责任的追究也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违法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评价和确定主体分属于相应的行政机关和法院,而其反映出的权力性质分别为行政权和司法权,两种权力性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行政责任评价基本上不带有对责任人人格内容进行评价的功能,刑事责任则直接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并进而基于这种评价施以刑罚,以达到报应和预防的目的,其功能集中表现为对人格的评价。(5)正是由于这两种责任的性质不同以及评价基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在当著作权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时对其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行政责任。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执法机关并未对侵犯著作权罪均又追究行政责任。

不过,执法机关在同时追究行为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时要注意对于类似罚的折抵。对此,《行政处罚法》第28条也有相关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我们要明确的是,对于这种折抵并非是责任的折抵,而仅仅是类似处罚措施的吸收。

四、结语

规范协调 篇9

一、注重组织领导, 不断强化争创活动的积极性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提升中心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的有力手段。为此, 中心领导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 始终把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摆在首位, 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重点抓, 使中心成为我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排头兵。

1. 强化组织领导, 完善工作机制。

为全面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中心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每年都制定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 并列入中心重点工作, 定期召开全体大会进行安排部署, 半年督促工作进度, 年底汇报总结考核, 做到三个文明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检查、统一考核。

2. 强化学习培训, 完善教育机制。

几年来, 中心始终从创建文明机关入手, 狠抓素质教育, 努力打造依法行政、热情服务干部队伍。一是政治思想过硬。领导班子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把“八荣八耻”作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核心, 努力提高政治素质,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优秀“班子”称号。中心全体干部采取不同形式认真学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理论知识, 为依法行政, 搞好行政审批, 提高审批效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业务水平过硬。全体干部主动适应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需要、新变化, 自觉更新知识结构, 利用周学习、月讲评结合自身工作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熟练掌握专业技能,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中心120多名公务员中, 90%以上达到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每位工作人员都能成为问不倒、难不住的行家里手。在依法行政中, 行政效能投诉率始终为零, 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做出了贡献。三是道德建设过硬。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恪守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遵纪守法, 能够经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在日常工作中, 着装整齐, 语言文明, 待人礼貌, 热情周到, 得到群众和社会的赞扬。

3. 强化典型教育, 健全激励机制。

中心常年坚持强化“人人都是投资环境, 事事都是发展环境”的理念和“审批就是服务”的意识,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争先创优”活动。定期开展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巾帼建功、标兵窗口、标兵单位、文明服务示范岗等各项评比活动。同时, 加强对受表彰部门及个人先进事迹的宣传, 以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营造弘扬正气, 积极向上的氛围。

二、注重服务创新, 建立高效的政务体系

为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中心以提高办事效率, 营造一流环境, 建设全国办事效率最高地区之一为工作目标, 以“一切都在服务之中”为原则, 始终坚持把投资者、企业和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服务质量和办事水平的唯一标准, 在落实“一站式”集中审批、现场审批和推进联合审批上,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首先在服务功能上, 中心着重在规范依法行政、简化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限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实施了即办事项直接办理、一般事项承诺办理、重大事项联合办理、特急事项特别办理等模式,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对市区确定的重点招商项目, 建立绿色通道加强服务, 指派专人全程跟踪督促项目审批进度, 召开项目协调会及时解决项目在审批中的问题, 帮助企业提前完成各项审批。同时, 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项目, 实行集中协调快速办理机制。在审批前期组织相关部门指导项目申办人做好审批基础工作。在报批过程中上门服务, 送建议、送政策, 直至审批手续全部办结。去年, 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的项目已有61家, 投资总额达300亿元, 推动了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在服务质量上, 中心实行了一次性告知制、内部流转制、联合审批制、限时办结制等多项服务承诺, 体现了人性化服务理念。一是推行首席代表负责制。中心对驻厅窗口单位实行了首席代表负责制, 30个进厅部门全部下达了首席代表委托授权书, 明确首席代表负责办理的审批事项和权限, 提高了现场审批办结率。只要申请报告材料齐全, 符合审批条件, 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就可以进行审批,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审批体外循环的现象。二是推进了联合审批工作。联合审批是建立高效审批机制, 破解行政审批难题,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的重大举措。今年我们按照市政府下发的《天津市联合审批办理工作实施方案》总体要求, 认真抓好了联合审批各项工作的落实。设立了联审服务窗口, 选派了3名能力强、素质高、有责任感的工作人员负责协调联审相关工作;进一步强化了联审部门进厅力度, 确保联审事项全部进厅办理。对不能胜任联审工作的人员进行了调整, 使联审工作能够顺利实施;推出了联审项目会商制和超时默许制, 审批时间有了强制性约束, 各部门由过去的等客上门到主动服务, 杜绝了超时办件问题, 使审批效率较前提高了3倍。三是建立了行政许可综合窗口。针对个别单位行政审批事项少, 审批工作量不多的特点, 在中心设立了综合审批服务窗口, 各部门的审批事项在规定时限内委托综合窗口办理, 做到“一门进一门出”, 使中心的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

在服务水平上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便民、高效、诚信”的宗旨, 坚持做到服务行为规范, 服务运转协调, 服务程序透明、服务效果优良。几年来, 中心始终以服务企业作为审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化政务公开建设。各驻厅单位最大限度地调整充实完善了审批依据、申报条件、办事流程、申报材料、审批时限等内容, 采取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公示, 让企业知道自己的事找谁办和怎么办。为不让投资者多跑一个门、多找一个人、多花一分钱, 中心不断创新行政审批机制, 坚持集中审批、现场审批和联合审批, 使我区行政审批现场办结率由过去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

三、注重严格管理, 实行完善的监督机制

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是政府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集中、联合办理行政审批的场所, 是行政审批的前沿。因此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是确保行政审批依法、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全面提升中心行政效能的有效措施。为此, 中心始终坚持以制度监督为基础, 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同时, 把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与争创文明单位相结合, 力求中心整体建设有明显提高。

1. 在内部管理上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相继制订和完善了中心人员办事规程、工作人员十不准、廉政守则等若干规定, 防止推脱扯皮现象的发生。规范了文明服务标准, 从着装到岗前准备直至在岗开展工作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检查。严格了考勤制度, 防止工作人员无故离岗、迟到和早退。加强了岗位责任、考评奖励、请示报告、窗口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在此基础上, 制定了《塘沽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管理工作汇编》, 出台了《塘沽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行政效能综合考评办法》。按照科学、量化、易操作的要求, 去年对考评工作又进行了完善, 将驻厅单位开展文明创建工作一并纳入考核范畴, 统一进行量化并大力推行严格实施。健全的制度不仅对中心工作人员起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作用, 而且使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极大地促进了行政效能的快速提升。

2. 在业务管理上规范了行政行为。

中心成立之初, 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梳理, 全面清理了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的各项政策和文件, 纠正工作中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做到审批事项公开、法律依据公开、审批程序公开、申报条件公开、审批时限公开、申报材料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办件结果公开的“八公开”, 并在中心网站、大屏幕、触摸屏、办事指南上进行公示, 既方便了申请人办事, 也有利于监督和规范工作人员的审批行为, 避免暗箱操作, 堵住了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 受到企业的欢迎。我们在梳理审批事项的同时对行政审批程序也进行了规范。将行政许可受理、初审、收复和发证等四个环节严格要求在大厅完成, 为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了保障。

3. 在监督管理上强化了效能监督机制的建设。

几年来, 我们在行政效能监督上实施了立体的监督管理机制, 真正做到权利运行到哪里, 监督就延伸到哪里。一是对中心审批时限进行监督, 以时限保实效。通过窗口受理, 网上登录、限时办结的方法, 对需要现场勘察、审核验收和检测检验等审批事项, 采取锁定内部流转审批时限, 按照对外承诺的审批时限, 对将要到期的审批事项启用网上效能监督系统, 对中心承办的审批事项实行全过程实时监督。二是对中心履行审批程序进行监督。对内审批程序由窗口负责催办、对外由行政效能中心负责督办, 确保了审批工作的实效性, 杜绝了超时办件问题。三是对中心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区监察局在中心设立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并派驻监察室, 在大厅入口设立意见箱, 向社会公布了投诉电话, 负责行政效能监察和受理群众投诉。同时积极发挥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用, 不定期对中心工作进行明察暗访, 加大督查力度。四是中心办公室、监察局组成巡查小组, 对中心各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健全的监督体系, 使我区行政效能监督工作实现了四个转变:行政监察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察转变;行政监察由个人监督向行政程序监督转变;监督监察由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行政审批由内部进行向公开操作转变。

四、注重协调发展, 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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