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政策（共12篇）
协调政策 篇1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两大类公共政策。两者的关系最终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且明确表示将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进一步发挥市场竞争和市场价格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更加尊重市场规则。所以,确立竞争政策在公共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必然是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一般关系
(一)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概念界定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和政策①。现实中,我国产业政策的侧重点在于政府有形之手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产业政策可以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 而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和支持的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强调政府配置社会资源,因此,常常会挤压甚至代替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指为弥补市场缺陷,政府通过研发补贴、人力资本投资等形式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没有特定的产业指向,是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基本相容的产业政策。
竞争政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竞争政策,主要是《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政策②。它主要规范垄断协议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行为。广义的竞争政策涵盖了为维持和发展市场竞争机制所采取的各种公共措施,包括产权改革政策、垄断行业管制政策、政府补贴政策、贸易自由化政策等③。竞争政策是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它保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竞争政策是基本经济政策④。
(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一般关系
1.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容性。首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公共经济政策,两者最终目标就是要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运行协调、稳定与发展等社会公共利益⑤。政策的理论基础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此外,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特定情况下,有一定的互补性。比如,产业组织政策通过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控制市场结构,实现产业的有效竞争。在这一点上,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致的、交叉的。其次,一般来说产业政策主张扩大企业规模,鼓励产业集中,追求规模效益。而竞争政策虽然反对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其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但并不反对企业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也就是说,它并不否定,也不可能否定规模经济,它不反对在竞争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因此,在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相协调的“有效竞争“状态下,两种政策可能实现协调⑥。
2.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产业政策,尤其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首先,政策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竞争政策,尤其是其核心《反垄断法》是为了修正近代民法所维护的形式上的合同自由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限制合同自由与营业自由的结果,而通过保护市场竞争自由,以保障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经营者的实质合同自由和营业自由⑦。政府实施竞争政策的目的是,反对由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权力而产生的各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正常运作,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产业政策,尤其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目的常常是实现国家的赶超经济战略。它试图依托政府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市场,依靠后发优势,使本国产业结构趋近于现代国家的产业结构。
其次,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竞争政策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适应性干预,是体现市场规律的干预,目的是让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本质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是基础性的经济政策。而产业政策往往是政府计划对市场的替代,是政府对特定行业和地区的直接促进、扶持或者限制,本质上是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
再次,竞争政策更多体现竞争和自由,产业政策更多体现政府的计划和偏好,作用范围往往彼此消长。竞争政策最早产生于美国,它是由下往上,是基层人民争取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反对垄断的产物。美国把竞争政策的核心反托拉斯法,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产业政策产生于日本,作用方向是由上往下,它往往有意无意地限制了民间的经济竞争和自由。产业政策向每个行业和地区政策倾斜的做法,对其他行业和地区构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产业政策往往伴随着鼓励产业内的垄断协议等限制竞争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两者表现为上述的互补相容的关系。但更多情况下,竞争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竞争政策的作用范围大,则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就小,反之亦然。
二、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自1986 年我国“七五”计划正式提出“产业政策”的概念以来,利用发达国家在产业的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借助后发优势,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产业政策仍然在我国经济政策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产业政策仍然在经济政策领域占重要地位,就带来许多问题。
1.导致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而且抑制创新。我国目前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它往往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替代,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同时也抑制创新。譬如,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对部分行业项目提供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结果严重扰乱了市场价格,扭曲了市场供求,造成社会资源的误配,行业产能过剩,也达不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而且这种产业政策还使企业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夺政府资源上,从而忽视了创新。
2.受困信息问题。产业政策预设一个全知全能的设计者,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等信息有着充分的掌握,但由于信息分散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及时、充分地掌握重要的市场需求信息,也就是说,全知全能者是不存在的。为此,类似的产业政策很难保证可行性。实践也证明,我国的许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例如,我国汽车行业长期执行向大厂倾斜的产业政策, 而现在在市场最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却是当年无法受产业政策支持,甚至受产业政策限制的小型民营企业⑧。
3.行政垄断问题。行政垄断是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行政垄断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反垄断法》37 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实际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往往构成了对其他经营者的竞争限制,从而构成了行政垄断形成及维持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竞争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2007 年颁布的《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提出了“竞争政策”的概念。从近几年反垄断法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要碰到以下难题⑨。
第一,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的对象,一般都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而行政垄断主体又是政府,因此,统一、权威、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行政执法的保证。而按现行《反垄断法》规定,实践中,真正的行政执法机构分别是,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和商务部反垄断局。这些执法机构均隶属国务院部委,级别低,权威小、独立性差。很难满足反垄断执法的实际需要。
第二,行政垄断处理难度大,案件少。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针对各类企业的限制竞争性为,执法机构处理了不少典型案件。可与对企业的垄断行为执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禁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由于政府介入经济较深,实际中行政垄断行为很多,但这方面处理的案件却极少。
三、日本、欧盟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
(一)日本
1947 年美国主导日本颁布了反垄断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但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状态后,从1952 年到1977 年,日本政府不断强化产业政策,弱化竞争政策。采取的具体措施有: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协调企业达成垄断协议;制定相关法律引入反垄断法除外适用制度,鼓励企业联合合并;通过修订反垄断法放松对垄断行为的规制,大力实施产业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逐步意识到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从1977 年开始,日本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相应弱化产业政策。为了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政府开始逐步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修订反垄断法,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量废除适用除外制度;不断强化公平交易委员会职责;逐步弱化产业政策的作用。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只限于确立经济发展规划和对全局性基础性问题的统筹与引导,尽量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运行,从而使经济运行从“官主导”变为“民自律”⑩。
日本为确保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有:(1)明确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取消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日本目前取消了绝大多数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除非有法律规定,行业不能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2)建立经济政策事前协商机制。在制定或修订有关法律和政令时,如可能有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内容,其主管部门应当与公平交易委员会相协调,确保竞争政策的主导地位。(3)反垄断执法机构研究发布竞争评估报告。执法机构根据最新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相关领域的竞争状况进行评估。
(二)欧盟
欧盟的产业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援助控制制度。国家援助是指欧盟成员国及各级行政机关通过财政投资、低息贷款、优惠地价等各种形式,利用国家公共资源对企业或者产品生产给予补贴的行为11。首先,欧盟原则禁止国家援助行为。《欧盟运行条约》第107(1)条规定,“由欧盟任一成员国提供或者通过任何形式的国家资源,以任何方式对某些特定企业或特定产品的生产给予补贴,从而破坏竞争或者给竞争带来威胁,并因此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均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符。”其次,欧盟将国家援助行为严格控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可以给予国家援助的有两种情形:一是自动许可的情形,包括向消费者提供的无差别社会援助和为补偿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件损害而进行的援助。二是需要由欧盟进行审查的情形。包括:针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为推动符合欧洲共同经济利益重要项目实施或防止成员国经济严重动荡而实施的补贴、为发展特定经济活动或特定经济区域而实施的补贴,以及保护文化遗迹的补贴。再次,欧盟由竞争总司对国家援助行为进行审查。所有的国家援助措施均需向欧盟委员会提前申报,由后者对该项援助是否有助于实现欧盟利益、援助措施设计是否适当、援助措施破坏竞争的效应等进行评估,并作出是否允许援助的决定。
显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产业政策是在竞争政策的框架下发挥辅助的作用。
四、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一)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市场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配置社会资源。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就是维护良性的市场秩序。因此,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竞争政策居于基础和优先的地位,产业政策的设计及实施应当在竞争政策所确定的框架内进行。
(二)为保障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应当将三个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整合为一个统一、独立、专业的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法律形式,是实施竞争政策的直接载体。一定意义上说,反垄断法的实施也是与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相互碰撞和相互协调的过程。目前的三足鼎立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具体执法的反垄断司、局,缺乏独立性,而且这些机构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或者管辖权的冲突,执法成本必然过高,为提高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率,国家应当尽快整合商务部、发改委、工商总局三家的反垄断执法权,可以考虑建立直属国务院反垄断局,也可以考虑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充实、改造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强化其专业性,增强其反行政垄断的功能。
(三)通过适用豁免制度进行协调
豁免制度是各国实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基本方式12。各国反垄断法都规定了不同范围的豁免制度。豁免指的是对于违反竞争政策的行为,由于其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免责条件,因而反垄断法对其不予禁止。我国《反垄断法》第15 条规定了垄断协议的豁免、第27 和28 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豁免,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预留了空间。当然,法律对经营者赋予的证明责任(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消费者能够分享利益等),使产业政策考虑的空间有所限制,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止步于“未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的门槛之外。
(四)事前协商制度
在竞争政策处于优先政策地位的情形下,为了预防政策可能出现的冲突,保证两者的协调,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当建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进行协调的事前协商制度,事前协商可以在产业政策制定时或者执行前进行。
注释
1石俊华.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研究,2008(3)
2王先林.对近期我国反垄断执法的观察和思考.中国工商报,2014.10.15
3俆士英.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功能性挑战--兼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竞争.政策研究,2015(7)
4许昆林.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0)
5刘桂清.反垄断法中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6于良春,张伟.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与协调问题研究.中国物价,2013(9)
7黄铭杰.公平交易法之理论与实际---不同意见书.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页
8许小年.自由与市场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
9王晓晔.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成就与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9)
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竞争政策处.日本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4(1)
111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竞争政策与国际合作处.欧盟反垄断的有关做法及启示.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5(1)
1212刘桂清.反垄断法如何兼容产业政策---适用除外与适用豁免的协调机制分析.学术论坛,2010(3)
协调政策 篇2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市相继提出了并实施了接轨大上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和实行外向型经济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三大战略明确了我市经济的发展定位，为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温州模式又不同苏南模式的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去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既对我市经济继续保持科学稳定和快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指明了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市经济结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对银行业来说，更应深刻领会国家的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结合我市经济特点调整信贷投入方向，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信贷结构的调整。
一、国家产业政策与我市经济结构的矛盾
1、我市相对发达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皮革、木业、纺织、服装和造纸等传统行业，尽管不象当前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那样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但也不属国家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的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信息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上述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传统产业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对能源、环境的消耗较大，浙江又是能源小省，传统产业发展的能源瓶径将日益凸出。
2、从企业规模上看，我市上规模、在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较少，特别是服装、纺织、造纸等行业更是如此，大量存在的是贴牌产品、定单企业，产业链较短，产品收入弹性较低，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微型企业，管理水平、企业实力等都急待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开发能力不足，在促进产业自身升级过程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极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产业风险。
3、由于大多数企业还处于自身谋生存、找市场的发展低级阶段，产品档次不高，企业投入不足，生产设备、生产技术较为陈旧，不少企业使用的都是其他企业淘汰的旧设备，甚至是国家已公布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完全不能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加快产业技术装备升级、以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为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突破口，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产业整体装备水平将严重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产业自身的发展。
4、从投资主体上看，我市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市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经济增长和投资的主要来源，由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民营企业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下，对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往往出现错误，这就必然导致部分民营企业的投资是非理性短期行为，往往通过上马低成本、低技术含量、小规模、甚至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项目，以求达到降低投资成本，缩短投资期，尽快实现盈利的目的。因此，在这轮经济过热增长中，新上的有不少项目是低水平、带有一定盲目性质的重复投资项目，是单纯的量的扩张，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政策要求。
5、农业产业投入相对不足，发展较慢。农业是我国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但长期以来，由于农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问题以及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和小作坊形式，农业一直是低效益产业，农业劳动力流失严重，土地大量抛荒，资本在追求高效益的引导下也一直不屑投入农业产业，我市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三农问题也一直难以较好解决。
二、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关系及存在的矛盾
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国家有关部门灵活科学地组合使用了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利用经济、行政及法律等手段，通过对热点行业、相关产业及重点企业的直接作用，达到了经济软着陆的目的，有效地遏制了宏观经济的局部过热，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业政策是信贷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信贷政策服务于产业政策，是保障产业政策落实的有效手段，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有机组合和协调作用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需要。
但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在制定主体、目的、作用客体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制定主体不同，目前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产业发展情况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组织、协调和制定专项产业政策，监督产业政策落实情况，提出国家鼓励、限制和淘汰的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指导目录，研究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服务业发展，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政策建议；而信贷政策则是由中央银行、银监委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和要求制定。其次制定的从目的上看，制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引导产业资源的流向，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同时重点解决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促进资源配置的均衡，提高产业资源的经济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行为，其主要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而信贷政策则是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量、投向和质量进行适当的引导、调控和监督，使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在总量上适度，在结构上合理，在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防范信贷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三从作用的客体上看，产业政策作用于所有的经济主体，要求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投资、科研等企业行为遵循相应的市场准入、税收政策、贸易规则等产业政策；而信贷政策主要作用于银行业，通过银行业执行信贷政策来控制信贷投量和投向，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配合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三、银行如何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在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金融业更应深入理解和积极贯彻好信贷政策，有进有退，控制信贷总量、信贷投向，有效进行信贷结构的调整，避免出新的金融风险，推动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
1、进一步强调我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坚持以科学的信贷市场定位为基础，积极进行信贷结构调整。科学的市场定位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对信贷客户进行筛选的重要标准，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来说服务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但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地区、具有不同区域经济特色和经济结构的中小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时应结合市场定位及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信贷投入上应重点考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强风险抵抗能力的本地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中的龙头企业，并结合本地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信贷结构。
2、针对国家银根趋紧的趋势，适当调整全行的存贷款比例，以遏制信贷增长过快、存贷比过高的现状，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四季度，在对全行各支行及市行营业部的存贷款比例进行了适当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对市行营业部的存贷比从年初的100%调整到95%，根据各行年初存贷比状况、有关监管要求及我行存贷的管理目标，对各支行的存贷款都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除新开业的桐乡支行以外，对原存贷比较高的支行都要求调整到72%以下，力争逐渐将全行存贷比控制在70%以内。
3、对房地产企业贷款、开发区贷款、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城市基础设施贷款以及水泥和电解铝等热点行业及相关产业贷款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及人行和银监会的有关政策规定，规范操作、严格准入标准和合规性审查，有进有退，不搞一刀切。同时要积极组织全行信贷人员学习《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等国家产业政
策，把产业政策与对客户的分类管理结合起来，积极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信息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及第三产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在控制投入的同时应积极进行信贷控制和信贷退出。
4、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单户贷款比例管理的要求对企业进行授信，对单户贷款超比例的企业加强贷后跟踪检查，积极与有关企业进行沟通协商，要求企业尽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贷款下降计划，逐渐将贷款控制在单户比例之内，以合法合规经营，避免信贷集中风险。
四、如何在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1、积极进行信贷运作机制的改革创新，充分发挥一级法人体制在产权清晰、经营机制灵活、对市场反映快等方面的优势，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原则，立足市场定位，只要有市场、有效益、有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都一视同仁地积极予以支持。在当前宏观调控情况下，更应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区别对待，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计划地重点扶持能大量吸纳就业、节能降耗、有利于环境保护、有良好产业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而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授信政策中明确限制或禁入的行业的中小企业，不予以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
2、加强信贷管理，完善信贷制度，对信贷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素质培训教育，提高贯彻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能力，规范信贷操作，增强对信贷风险的识别能力、对客户服务能力及信贷运作的效率。在信贷调查上，进一步强化对中小企业经营者信用程度的调查、审查，在重视第一还款来源的同时，更加注重第二还款来源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切实做好以中小企业自有有效资产、个人财产以及第三方保证的担保手续。
3、加强对存量贷款客户特别是对信贷政策列明的控制类及以下行业企业的信贷调查和检查，及时真实地掌握企业资产状况和生产运作，从核实资产到核算生产必须的电费、税费及工资等其他方面的数据信息，判断中小企业的运作情况，积极探索有效的贷款管理新的方式和途径，防范信贷风险。
4、丰富完善信贷业务品种和信贷方式，推进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灵活配套使用，大力发展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积极为客户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个人和私营企业融资需求。同时，与嘉兴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配合好，解决好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论汇率稳定的政策协调 篇3
[关键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人民币汇率制度外汇占款货币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兼得的矛盾。后来，克鲁格曼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命题。他认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三个目标：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调节性（Adjustment）、对汇率的稳定性的信心（Confidence）、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理论上，这三个目标最多只能达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我国尚没有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国际收支持续巨额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大量流入，与货币政策这三者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矛盾，应该如何协调。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
二、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引致国际储备持续大幅度增長
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国际收支一直是双顺差，即经常帐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顺差并存。这可以解释为我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商品出口持续扩大，形成经常账户大量顺差；作为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国家，外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由此成为资本账户大量顺差的主要来源。2002年以后，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不仅来自于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同时净误差与遗漏也出现巨大的顺差（这项顺差，意味着大量外国游资内流），从而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急剧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统计数据整理
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在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主要被转化为国际储备，导致我国的国际储备迅速增加。可以看到，我国的国际储备持续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国际储备呈现急速增长态势，2004年更比2003年增长2000亿美元以上。这些都是与我国的国际收支的变化完全一致的。
三、冲销外汇收入，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
1994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责任。毫无疑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这项制度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很快出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以及合格境外投资机构（QFII）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等等，为外汇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要求货币当局从市场上吸纳外汇，从而使得这部分的外汇收入大部分转化成为国际储备。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吸纳外汇的外汇操作是通过投放等值的基础货币完成的。因此，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货币当局的外汇操作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之间形成一种正向联动关系。因此，从描述性的研究可以发现，维持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对货币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2005年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外汇冲销政策极大压迫我国货币政策回旋空间，我国货币政策重心向外汇冲销移动。
四、外汇操作对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
持续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了同样数量较大的国际储备。
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数量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整理
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央银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以及提高美元存款利率等等方法，来减缓外汇冲销对货币供给的压力。（见表，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外汇操作的金额增大，次数增多，净额呈现比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吸纳外汇操作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次数、发行金额、发行余额都同步增加，而且，中央银行票据的期限有向1年、3年等期限增加的趋势。从2003年起，中央银行先后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2004年采取差别准备金率，2005年采取调整准备金存款利率和上调美元存款利率等措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表示，冲销因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 。2004 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时监测外汇占款增长和财政在央行账户存款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分析和预测，按照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变化平缓的原则，灵活开展公开市场对冲操作，适时适度调控金融体系流动性 。显然，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心让位于消化冲销外汇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由此，我们从中证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收到严重影响。
五、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形成政策冲突的原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冲销、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外汇冲销移动，其主要原因涉及人民币目标汇率区间过于狭窄和汇率制度安排限制过严。
1.人民币汇率走势
早在1986年，IMF就把人民币汇率列入“其它管理浮动”类。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其汇率形成机制由原来的官定汇率，成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的一段时间，1994年～1998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符合制度的特征。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宣布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承担一个大国的义务。此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致使1999年IMF正式将人民币汇率列入钉住汇率类。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干预只能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可以看出，1997年下半年以后，人民币汇率保持“超稳定”状态。通过对1998年～2005年期间作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就可以发现汇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非常接近，标准差非常小呈现一种“超稳定的状态。
2.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
1994年1月1日开始到1996年底，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实行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承担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款规定的相关义务。同时，我国仍然保持对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的计划管理和审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包括:(1)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境内机构的出口外汇收入除了保留一定的收汇额 ，超出部分必须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2)实行银行售汇制，对于经常项目下的用汇则必须持规定的有效凭证由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售汇。(3)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市场交易者实行头寸限额管理。每家外汇银行都核定了外汇周转头寸的上下限：当一家银行持有头寸高于上限时，必须向外汇市场卖出；反之则买入，不得根据外汇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头寸 。(4)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的有限管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目前已经有大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目前，中央银行正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程。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制度安排，使得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人民币汇率水平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对于汇率水平的决策。同时，狭窄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间和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又给中央银行冲销外汇收入和维持国内货币供给稳定的要求带来沉重负担，甚至货币政策的重心偏向维持汇率稳定，冲销由收兑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协调内外经济平衡努力达到极限。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国际收支顺差继续大幅上升，并且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超稳定状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央银行的内外经济协调将难以持续的。
六、对策思考
1.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灵活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2.6%。同时，一系列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推出做市商制度；同时引入询价交易方式（以下简称OTC方式），同时保留撮合方式，等等。此后，人民币汇率出现双向灵活波动。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为中央银行协调内外经济平衡的金融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是非常积极的和有效的。
2.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增加机构和居民的外汇持有数量，藏富于民
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限制了机构和居民持有外汇的数量。虽然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推出做市商制度，将会使这些机构增加外汇持有数量，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够逐步放宽国内进出口机构、其它企业持有外汇数量，将会极大减轻中央银行冲销外汇的压力，同时也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
协调政策 篇4
一、利率与汇率关系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凯恩斯1923年在《论货币的改革》中提出的利率平价假说。后由艾因齐格等人完善了该理论, 由此产生了抵补的利率平价和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理论。弗兰克尔与卡甘提出弹性货币分析法, 指出本国与外国的国民收入水平, 利率水平会通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而决定汇率水平。多恩布什于1976年提出的超调模型, 指出商品市场价格的粘性, 即货币供给增加引起本币利率下降和汇率瞬间贬值程度大于其长期均衡水平。克鲁格曼在《汇率决定》中介绍了汇率的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中, 一国的利率和汇率与本国的支出、吸收和贸易密切相关, 并影响着两者的互动, 从而间接地说明了汇率与利率机制的产品市场传导。
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抛补利率平价, 其中弗兰克尔和利沃科 (1975) 的实证检验最为著名。哈克和汤恩德 (1981) 、库姆拜和奥伯斯菲尔德 (1981) 、戴维森 (1985) 、卢派斯科 (1984) 、泰勒 (1987) 等学者们分别对非抛补利率平价进行了实证检验, 然而实证结果均拒绝了非抛补利率平价。Berk, Knot (1999) 对上个世纪80年代前美国等国的长期债券利率差异与本国以购买力为基础的汇率关系来进行验证, 并得出了非抵补的利率平价的结论。Flood和Rose (2002) 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时期23个国家的日数据进行验证, 从而得到了非抵补利率平价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比金融稳定时期更加显著的结论。Chinn和Meredith (2004) 实证验证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在西方七国表现出了长期内成立, 然而在短期内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却不成立。
二、汇率政策是否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支持汇率纳入货币政策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Svensson (1999, 2000) 认为由于汇率途径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因此,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 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是有益的。Obstfeld和Rogff (1996) 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具有追随国和领导国的斯坦尔伯格寡头竞争模型。同时, 指出追随国如果使利率盯住领导国是很难以维持自身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与之相对应地, Benigno和Ghironi (2007) 建立了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利率规则, 使其能够保证追随国固定汇率水平的稳定性, 且不依赖于传统的货币供给路径。以Laxton和Pesenti (2003) 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把汇率纳入货币政策中, 原因在于, 通过利用全球经济模型 (GEM) 对开放经济国家进行分析表明汇率在全球经济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很弱。Zanetti (2006) 构建了具有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货币模型, 通过该模型发现了带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得出了经济波动主要原因在于理性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预期的改变。
国内学者王胜、邹恒甫 (2006) 认为外国经济对我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效果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的运用。艾洪德、郭凯、李涛 (2008) 认为利率规则必须以利率的内生性为客观研究依据, 同时指出我国运用利率规则的优势及劣势。邓创、石柱鲜 (2011) 构建了在开放条件下包含汇率因素的“混合型”泰勒规则, 并利用该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价。
三、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Basurta和Ghosh (2000) 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 紧缩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本币升值, 但没有证据表明实际汇率的提高会加大风险, 他们认为名义利率并不是货币稳定性的标准。Obstfeld (2004) 指出无论是价格弹性还是粘性, 面临冲击要求最优政策是给经济以相对更大的刺激, 相应名义利差和本币汇率更大的变化, 可以保证资产市场的均衡。Mckinnon (2005) 建议中国的货币当局要稳定汇率, 放缓实施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Giovanni和Shambaugh (2006) 指出经济发达的国家利率水平会影响到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 而且实行盯住汇率制度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受到削弱。Dong (2008) 探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行为的影响。Hsing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当局对当期汇率有负向响应, 而对其滞后的汇率存在正向响应,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当局汇率无响应。
我国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两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方面, 谢平、张晓朴 (2002) 利用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验证在弗莱明--蒙代尔模型的和三元悖论, 同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刘锦虹 (2004)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体现了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 因此放开资本项目, 增加汇率浮动灵活性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刘淄 (2005) 基于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的实际情况, 构建了资本不完全流动下的利率和汇率模型, 实证结论表明利率传导途径在我国是有效的, 而汇率传导途径存在阻滞。徐薛宏立 (2006) 通过引进制度摩擦系数进一步修正了模型使其更加符合本国国情, 探讨了金融市场动态开放中的利率-汇率联动问题。何慧刚 (2007) 认为应该增强我国利率-汇率联动协调机制, 从而实现我国内外经济均衡。孙丽娟 (2008) 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存在着较弱的负向长期均衡关系, 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互动关系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滞才能反映出来。鲁方生、陈恩情 (2009) 利用IS-LM-BP模型分析在内外均衡的目标下, 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机结合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曹强、虞文美 (2010) 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现存矛盾, 阐述了汇率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运用带来的影响。袁一堂等 (2011) 从货币错配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上的矛盾状况, 并就化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金娟、李富有 (2012) 人民币利率波动、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影响, 并在汇率改革之后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可知, 前述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部分成果实现了学术突破。但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以及中国经济二维转型的背景下, 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综合研究还远远不够丰富和深入, 针对这一领域还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研究:1) 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交互作用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 这种影响是否与货币当局的预期相吻合。2) 包含汇率政策在内的扩展的泰勒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适应性。3) 研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平, 刘斌.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新进展[J].金融研究, 2004 (2)
[2]盛松成, 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10)
协调政策 篇5
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密切,我国环境质量伴随工业发展逐渐下降,并呈加剧恶化之势.在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应注意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为此本文提出了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环保执法,促进环境保护产业化,发展生态农业等政策建议.
作 者：许云霄 郭建强 作者单位：许云霄(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郭建强(长治医学院,山西,长治,046000)
以差异化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篇6
/任务1/ 发展三大新兴增长极
——增强天府新区创新驱动能力，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按照建设国家级新区的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示范窗口，联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进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实现“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目标。
——提升川南经济区一体化水平，打造成渝经济区新兴增长极。抓住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机遇，加快川南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力争率先实现次级突破、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联结川滇黔渝的通道优势，着力提升长江航道等级，建成成贵铁路、川南城际铁路，完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建成川滇黔渝结合部综合交通枢纽。
——壮大川东北经济区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四川新的增长极。抓住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建设川渝陕甘结合部的区域经济中心，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城市经济。推动南充、达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特大城市。
/任务2/ 提升成都综合竞争力
——加快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支持成都领先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发展。优化发展中心城区，优化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卫星城。构建综合交通枢纽，巩固和强化双流机场区域性枢纽机场地位，加快成都新机场建设，建设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加快成都市轨道交通建设，积极发展智能交通。
——做大做强成都城市群。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提升成都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水平，加快成都城市群同城化建设。完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建成成都第二绕城高速、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建设、成都新机场高速公路和成绵乐客专，建成打造大都市圈 “一小时通勤圈”。规划建设天府航空港经济区，加快绵阳科技城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改革试验区建设。
/任务3/ 推动两大经济区特色发展
——加快攀西经济区发展。以攀西战略资源开发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加快安宁河谷经济发展带和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把攀西经济区建设成为以战略资源开发为特色的新兴增长极。深入实施攀西战略资源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发展钒钛新材料和稀土深加工应用，推进钢铁、钒钛、稀土企业兼并重组，打造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稀土研发制造中心。
——建设川西北生态经济区。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点状开发矿产资源，改进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建设特色鲜明、绿色生态的产业体系。积极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逐步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加强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任务4/ 扶持特殊困难地区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发展。贯彻落实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以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为重点，大力实施藏区、彝区重大民生工程计划，深入实施民族地区教育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和卫生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加快以交通、水利、供电、城乡公共设施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贯彻落实《川西藏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
——大力实施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实施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以高原藏区、大小凉山彝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大片区”为主战场，扎实推进“扶贫攻坚行动”，建立稳定扶贫投入增长机制，创新整县推进机制，完善对口定点帮扶机制，扎实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新村扶贫、能力扶贫、生态扶贫“五大扶贫工程”。
——扶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制订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切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任务5/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突出主体功能，分类推动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在主体功能属于重点开发区的89个县（市、区），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在主体功能属于农产品主产区的35个县（市），巩固和提升农产品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在主体功能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57个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深化县域综合改革，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颁证工作，推进农村产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两扩两强”改革，推动百万人口大县改革发展，开展县域经济改革试点。
nlc202309011515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全面改善县域经济发展条件。完善干线公路联网畅通工程和农村公路改善工程，实现20万人以上的县城通高速、乡镇通油路、建制村通公路。继续实施“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工程，加强大中型水利工程及渠系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县域基础电信网络、宽带通信设施建设，建立基本信息服务体系，推进“三网”融合。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则旅，大力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县域经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稳粮增收，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继续抓好现代农业畜牧业林业重点县建设，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坚持工业强县富县，大力发展城市配套工业，建设一批资源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建设，提高县城和重点镇规划建设水平，支持有条件的县城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加快实施“百镇建设行动”，建成一批宜居宜业的新型小城镇和富有活力的经济强镇。
/任务6/ 全面深化区域合作
——扎实推进经济区和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市（州）主体作用，加强省级统筹协调，进一步健全完善五大经济区区域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对接共享、生态建设共建共治。
——推动区域间产业转移承接和分工协作。把推进产业转移与承接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鼓励成都等地向周边地区和省内其他地区转移加工制造业，推动五大经济区之间的产业协作;以科技创新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重点，推进成都经济区与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产业协作。大力支持发展“飞地经济”，加强产业合作园区建设，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强化轴线联动和流域综合开发。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成德绵乐、成渝等主要交通干线，推动沿线城市分工协作，打造特色鲜明、集聚辐射能力的经济带。以长江干流、金沙江、岷江、嘉陵江、沱江等重点，建立跨区域的管理协调机制，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
——扩大与毗邻省区的区域合作。全面深化川渝合作，以环渝腹地区域为重点，加强“双核五带”建设，共同提升成渝城市群集聚辐射能力。积极推进西向开放合作，以原川陕革命老区为重点深化川陕合作，加快打通连接甘肃、新疆通向中亚、西亚、欧洲的西向开放通道。积极推进攀西、川南与云南、贵州毗邻地区次区域合作。
/政策1/构建差别化政策体系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依托区域特色优势，通过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发展。
——健全完善促进五大经济区发展的政策。成都经济区以提升区际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建立促进创新驱动、扩大内陆开放、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核心的政策支撑体系。川南经济区以提升人口和产业集聚力为目标，建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和有利于区域一体化建设为核心的政策支撑体系。攀西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以壮大经济实力为目标，建立促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加快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政策支撑体系。川西北生态经济区重点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建立有序发展生态产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支撑体系。“十三五”期间，重点围绕新兴增长极培育，制订实施支持天府新区、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发展政策意见。
——健全完善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政策。明确政府投资投向，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农业投资重点投向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投资重点投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投向重点开发区域的交通、能源、水利、环保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引导人口合理迁徙，在重点开发区域实施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鼓励城市化地区将流动人口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享有均等权益。
——细化落实针对特殊地区专项政策。针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问题区域，以及粮食及农产品主产区、资源开发地区、生态功能区等特殊区域，积极落实国家支持政策，同时制定实施省级专项财政、投资倾斜政策。
/政策2/ 完善区域发展体制机制
——建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制。“十三五”期间，要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大力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加大省级财政对相对落后地区基层公共财政的扶持力度，强化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切实提高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缩小各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二是突出加强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重点加快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三是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鼓励和引导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促进农村共享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健全完善促进区域合作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省级统筹协调，完善省级领导联系指导工作制度和五大经济区省级层面统筹协调机制。建立经济区市（州）党政领导参与的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和务实、高效的合作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执行工作机制。统筹制定实施经济区（城市群）规划，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生产力布局。创新要素市场管理机制，建立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对接共享。鼓励省内各市、县之间开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协作，共同推动区域重大领域改革，创新合作机制和模式，发展“飞地园区”，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开发利用资源，推进产业调整升级。
——建立健全对口支援合作机制。探索建立省内发达地区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定向援助机制。重点实施一批产业扶持项目，通过对口支援产业合作园区和“飞地”园区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动力。
——建立资源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机制。深化推动农村产权改革，赋予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完整的财产权能，逐步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规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探索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或吸纳外来人口数量挂钩试点。积极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自愿有偿流转和退出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允许满足人均宅基地不超标、住房处于集中居住区和质量达到商品房要求三项标准的农村住宅上市交易。发挥金融对市场经济的杠杆扩大效应，建立城乡一体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建立分类导向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强化对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合作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有效引导各地区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浅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篇7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由汇率政策、税率政策、信贷政策等组成的相互影响的政策体系。在旧的计划经济时期, 货币和信用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货币政策的所起的调控作用很小。随便市场经济的繁荣, 以市场为调节的经济格局的变化使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在整体宏观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为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他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一样, 为整个的国家经济起宏观调控的作用, 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运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其中重要的两项政策调控手段, 两者以货币运动为基础, 通过以总需求的影响实现导向的作用。货币政策通过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政策等工具对货币进行供应量和利率的调节, 以起到影响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国家预算、税收等手段影响总需求。尽管两种方式都能够对总供给产生影响, 但在运行方式和功能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所以, 两者在实际的运用中必须相互配合, 才能实现对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目的。
(一) 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 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 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 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 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 从财政政策调控看, 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 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 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 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 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 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 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 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 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 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 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 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分别起扩张需求和紧缩需求的作用, 但财政从根本上讲不会创造任何的需求。要创造需求、货币必须通过银行来实现。所以, 贷款方式引起财政的扩张与紧缩。而从更深次看, 银行有着自我的约束机制, 可能自行调控扩张与紧缩来约束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 银行贷款是扩大需求和缩小需求的关键。
(四) 在时效性方面的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时效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是两种时效性不同的政策调控方式, 财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 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通过经济方式介入, 通过银行信贷, 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政策适合于短期使用, 在在对付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效应, 但只适合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而货币政策适合于长期调控, 在控制经济过热与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起到积极的效应。因此发挥两者的长处, 协调配合, 取长补短, 发挥合力的作用。
(五) 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处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财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过税收的调节, 社会保障手段的介入, 来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 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果不加调控, 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 社会矛盾尖锐化, 长期将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使银行以盈利为目标的贷款投向, 通过信贷的投放, 吸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投放, 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因此说,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功能的长处, 不能互相取代, 只有相互协调配合, 最终形成全力, 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 政策工具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银行配套贷款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在财政投资中, 国家发行的债券和中央银行的调控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
2) 政策时效的协调。财政效应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微观调控领域, 货币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起到抑制经济过热, 有效调控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长效机制。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表现不足。财政政策以行政干预为手段, 在拉动内需, 促进产业发展, 拉动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效应。但财政政策的不当处理, 常会引起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 所以, 财政政策只适合作为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力因素, 只可作短期使用, 长期不太适宜。
3) 财政功能的协调。不违背银行经营的初衷基础上, 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 鼓励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发展, 减少财政政策给银行运营带来的信贷“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应与货币政策有所区别, 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规划项目以财政政策, 国家投资为主。而一些开发项目、高新技术等以货币政策, 银行贷款形式为主。两者协调, 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 使国家资源趋于合理化。
4) 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货币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宏观与中观层次。宏观层次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 起到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次是指贷款政策, 通过积极调整贷款数量和结构, 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1) “双松”政策———“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等方式来扩大社会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率、降低银行准备金率等方式扩大贷款支出, 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增长。2) “双紧”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纳税等方式来缩小社会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利率、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等方式缩小贷款支出, 抑制经济的增长。3) “一松一紧”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主要有:“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为了保持经济和金融的平稳秩序, 除特殊情况外, 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 财政、信贷政策本身松紧力度要适宜, 松中有紧、紧中有松, 两者相互间松紧搭配也应有所差异。这种宏观调控的灵活性, 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适时变化, 以收到良好效果。
摘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策的工具在稳定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市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在选择某种财政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相关经济变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不同的外部条件相对有效性也不同, 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两大政策有效协调配合, 发挥对经济的积极调控作用。
协调政策 篇8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 而这两大经济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过IS-LM模型得到清楚的说明。
在IS-LM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 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表1是建立在IS-LM模型基础上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影响的总结。
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物价增长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局面。然而, 在宏观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1.投资增长过快
投资增长由多种原因形成, 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 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国际、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 推动了原材料生产部门投资的快速增长;新一轮经济增长引发了工业投资的增长;信贷投放过快直接导致投资快速增长。
投资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投资的过快增长, 将加大对原材料的需求, 引发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进一步传导到消费价格的上涨, 将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我国能源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将导致产能过剩,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 而不是单纯的投资, 投资增长过快会扭曲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快于消费的增长, 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贸易顺差与负面影响
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增长, 都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否则就会形成贸易过度增长, 造成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影响国际市场供给, 造成更多贸易摩擦。近年来,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 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冲击, 引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和频发的贸易争端。
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一些行业产能过剩, 国内市场疲软, 企业销售依赖国外市场, 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高达80%,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在纺织品、鞋、玩具等行业, 缺乏自主品牌, 靠低廉价格销售, 利润微薄;粗放式外贸增长给国内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外贸出口的大量增加, 加剧了我国的外贸摩擦,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也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3.经济高位运行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经济增幅较高, 速度较快。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 比上年增长11.4%。国民经济增速确实较高、较快。同时, 工业生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税收等增幅都在加快。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继续加快, 经济运行有可能由偏快向过热转变。经济过热是指经济过度增长, 是投资和生产大大超过消费需求的经济状态。伴随经济过热而出现的经济症状常有高投资、高通货膨胀、能源资源短缺等经济瓶颈、虚假繁荣、产能过剩、经济泡沫等现象。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将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 随之出现通货紧缩。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选择上的对策
1.财政政策方面的对策
第一, 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稳健。
根据上面的分析, 为了抑制我国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 我国实施近7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逐渐淡出, 转向稳定的财政政策。虽然在方略上将财政政策定位稳健的政策, 但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 财政政策应在紧缩、中性和扩张的力度中区别对待, 既要做到抑制某些行业过热的局面, 又要加快发展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达到总量中性, 结构优化。
第二, 把准稳健财政政策的内涵。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核心是松紧适度, 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 要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目标。具体来说, 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就要保持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平衡, 在当前消费增长有限的条件下, 对投资的增长就必须给与控制, 以期保持供求平衡。
第三, 推进税制改革。
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税收政策相比, 我国现行税制中还存在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 因此, 应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为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推进增值税转型的步伐, 为企业创造技术改造的条件;在税收优惠上要体现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以减税为代价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扩张效应, 其与增支一样都可以带来财政的扩张效应。
第四, 调整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支出, 拉动社会消费增长。一是政府的支出应向科研、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和环保等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增加科技与开发经费的支出,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加对教育, 特别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支出。二是注重对不发达地区如偏远山区、农村和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发展动力的行业的扶持。解决这些地区劳动力转移问题, 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结构的转换。
第五, 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
首先, 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适当增加中、短期国债的数量, 改善国债的结构, 降低偿债风险。其次, 国债资金在使用上应该向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倾斜, 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再次, 可以将一部分国债资金贷给技术改造企业, 解决企业融资的困难, 有利于企业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
2.货币政策方面的对策
与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特点相比, 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的特点, 因此,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视货币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我国应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 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 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
中央银行应该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继续控制信贷规模, 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当前投资增长回落仅是初步的, 调控效果并不牢固, 投资冲动依然存在, 要防止投资增长再度反弹, 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手段, 把投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完善中央银行运用价格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 加强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 促进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
第二, 灵活运用利率杠杆, 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
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引导金融结构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完善利率结构, 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稳定。
第三, 加快金融企业改革。
首先,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商业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体制的改革, 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改革。其次, 继续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扩大直接融资渠道, 改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融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建立统一的互联的证券市场, 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 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协调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 引导民间融资的发展, 推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再次, 优化银行信贷结构, 增强银行的负债调节能力。
3.“双稳健”搭配的对策
根据IS-LM模型, 在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的不同区域,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不同的运用效果。在经济萧条阶段, 货币政策效果微弱, 财政效果显著;在经济复苏阶段, 货币政策效果逐渐增大而财政政策效果递减;在经济繁荣阶段, 货币政策效应显著而财政政策效应较小;在经济衰退时期, 货币政策效果逐渐减小, 而财政政策效果递增。因此,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应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上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应当:首先, 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和银行的配合机制, 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 包括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测算、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另外, 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作用, 而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 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为主;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两大政策手段的协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国债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通过发行短期国债, 又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国债, 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 发挥国债调节产业结构和货币流量的双重作用。第二, 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协调配合。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 通过财政贴息措施, 促进其健康发展。第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他手段的协调配合。如税率与利率的协调, 对某些产业奖励与限制的协调, 财政收支平衡与信贷收支平衡的协调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宏观政策的选择向“双稳健”政策转变。一方面财政政策要以松紧适度为核心, 要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 要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更加重视货币政策的运用, 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较为复杂, 因此选择“双稳健”的组合, 既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自身应讲究内部组合, 又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使用。
参考文献
[1]N.Gregory Mankiw.Macroeconomics[M].Fifth Edi-tion.
[2]陈佳贵.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郭庆旺, 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4]刘溶沧, 赵志耘.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6]姚大鹏.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一点看法[J].管理世界, 2005 (3) .
协调政策 篇9
近年来,在WTO的多边谈判中,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环境,这是因为,贸易使得一国开放国内市场或扩张利用非友好的环境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加污染。因此主张用污染税和绿色关税政策的组合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争论焦点。知识产权保护者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落后国家侵害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因而,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协调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中,Markusen(1993)第一个探讨了企业选址与环保政策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包括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个企业。企业通过比较在本国和外国的选址成本、运输成本和环保政策而决定在哪个国家投资建厂。此时企业有三种选择,或根本不进入市场,或在国内建厂而服务于两个国家,或在两个国家分别建厂同时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其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1]。而Michael Porter(1995)则研究了对于R&D的环保管制而产生的正外部性。他指出,环保政策通过所谓的竞争优势能促使国内企业开发绿色技术,以加强其长期盈利[2]。但C.Carraro和D.Siniscalcl(1994)则认为,更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对利润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增加生产成本的直接效应,一是通过刺激创新而降低可变成本的间接效应,通过比较这两个效应,他们得出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增强产业竞争力[3]。而Alireza Naghavi(2006)则把贸易自由化、各国环境政策的协调性、企业选址和减污R&D放入一个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的在规范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对称环保标准的两国模型来检验绿色关税或者环保标准的一致性是否能刺激更多的减污R&D投资和更洁净的环境[4]。分析表明,绿色关税能增加发达国家(环保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增加减污R&D投资,同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绿色关税能降低企业重新选址的激励并鼓励企业增加R&D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替代。由更高的减污R&D投资带来的更低的单位排放和更低的竞争程度以及由绿色关税引起的更少的全球污染,增加了人们对于环保协调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双重政策的有效性的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Alireza Naghavi的模型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进行减污R&D投资时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知识外溢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South)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完善,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以应对污染税、绿色关税时可能并不有效,South国企业能轻易的对其技术进行模仿或复制,从而使North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丧失,进而降低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二是没有考虑到两国间的成本差异,如果North国和South国的成本差异过大,足以弥补由于绿色关税所引起的成本差,那么North国仍然有重新选址的激励。因而,笔者在Alireza Naghavi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差异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使模型能更接近于现实并更具解释力。
在模型中,笔者通过构建南北双方的博弈论模型,比较了企业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的产出水平和减污R&D投入水平等行为。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讨了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在国际上是首次;二是用博弈论和赋值法相结合来求解相关问题,这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得到了一些富有价值并与现实相符的结论。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包括两个地区,North国(发达国家简称N)和South国(发展中国家,简称S),N国对产品征收污染税来实施环保标准,而S国可能征收,也可能不征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环境:政策Ⅰ为N国征收污染税,但S国不征收污染税,这时,N国对S国产品征收绿色关税作为惩罚;政策Ⅱ为N国征收污染税,如果S国征收同样的污染税,则N国对S国免征绿色关税;政策Ⅲ时,N国和S国都征收污染税,但N国需考虑S国是否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假设,S国并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故N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增加本国企业的减污R&D投资有可能采取措施对S国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即在S国征收污染税时,N国对来自S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模型同时假设有两家企业即N企业和S企业,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同质产品并以Cournot寡头形式竞争。N企业、S企业决定其在不同政策下的各个市场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减污R&D投资。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线性,即
i=N、S,Qi是第i个国家的总的需求量,N代表N国的需求量,S代表S国的需求量。每国的总的需求量为:
i=N、S;k≠i,j=E、F、D.第一个下标代表生产企业,第二个下标代表其产品销售市场。E(export)表示N企业在N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F表示N企业在S国进行FDI并供给S国,D(delocation)表示N国企业完全在S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到N国。在N国生产的非污染相关的单位成本为CN,在S国生产时其单位成本为CS,且CN≥CS(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与S国企业一样,成本被假设为固定,与规模无关。与单位产出相联系的污染排放为
i=N、S,且Ai≤e02.e0为每单位产出的基本排放,与排污投入无关,Ai为i国的减污技术水平。式(3)表示技术越高,污染排放越少。不存在技术外溢或S国有着严格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时(假设当N企业采取E即出口形式时不存在技术外溢),有
x为企业投入的减污R&D金额,A0为自然技术存量,为分析的方便,假设A0=0,Ai是个递减函数,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存在技术外溢(假设当N企业采取F或D形式或且S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时存在技术外溢),此时N企业的技术函数有:
但对于S企业来说,它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从而其技术函数为:
δ为技术外溢并被S企业模仿的程度。表示S企业的减污技术来自于自主投资和由于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进步.
3 企业在各种政策下的产出和减污R&D投入
3.1 政策Ⅰ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入
政策Ⅰ下,由于N国与S国政府未能就环保达成一致协议,此时N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对在该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τ,但S国由于环保措施较宽松,对本国产品不征收污染税。N国政府为平衡由于污染税带来的成本差和向S国施加环保压力,故对来自S国的每单位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税率为t,此时,N企业在E(即在本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
式(7a)表明N企业要为其全部产出支付污染税。当N企业在S国建立分厂,进行FDI时,它只对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支付污染税,此时,N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Γ为N企业在S国进行FDI时的固定投入。如果N企业完全搬迁到S国进行生产,此时它可以规避污染税,但其产品返出口到其母国N国时,每单位要被征收t绿色关税,此时,N国的利润函数为:
S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则为:
j=E、F、D;cN、cS分别为N国、S国企业的单位成本。可以据此求出企业在各种条件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资x.
(1)N企业采用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各自产出为:
N企业采用F方式时,它维持在国内的生产以供应国内需求,同时在S国投资以供应S国,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下,N企业完全在S国生产,而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也在S国生产,此时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且各自的市场供给为:
比较(8a)、(8b)、(8c)可以看出,当N国在国内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时,绿色关税t能降低从S国的进口并增加N企业在本国的生产;同时,在D下,绿色关税的存在能减少S国产品出口到N国,这就是说,绿色关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看出,污染税τ能降低E、F下N企业的产出,但会增加S企业的产出。但污染税在D下不起作用,原因是N企业搬到了不征收污染税的S国生产。在E、F下,成本方面的差异也对各自的产出有影响,对方企业的成本对己方的影响是正的,而己方成本对己方的产出影响是负的理由是对方成本越高,其产出越少,因而己方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低,从而可以产出越多,而己方的成本将直接降低己方产出。S国成本越低,产出由N国转移至S国的数量则越大,即从“洁净国”到“脏国”的产出转移越多,从而世界变得越不洁净,这从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可以看出。由此,得到
结论1绿色关税能降低从南方市场(“脏国”)的进口,使世界变得环保;而成本差异会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环境恶化;不对称的污染税亦恶化世界环境。
(2)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其减污R&D投资以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算式和式(8)的产出结果中,可以得出E时减污R&D投资为:
在F下,存在技术外溢效应,S企业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在S国的技术,如果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N国将降低减污R&D投资的激励,此时,各自的减污R&D投资为:
在D时,由于S国不征收污染税,此时企业都没有进行减污R&D投姿以减少污染排放从而降低成本的激励,故有
在E、F下,对于非污染密集产业来说,xNE和xNF关于τ呈单调递增,因为此时减污成本不高,且τ对于量只具有边际影响;但对于污染密集产业来说,减污R&D关于τ呈倒U型(1)。对xNE和xNF关于t求导,有,这表明,绿色关税能促使N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投资,其原因是t减少了从S国的进口,使得N企业在国内的供应增加,而进行减污R&D投资能降低N企业由于污染税而产生的成本。xNE和xNF关于cS求导,有,这是因为cS的存在降低了S企业的生产,增加了N企业的市场供应量,从而使N企业有激励通过环保研发投资来减少因污染税而带来的利润损失,但cN越高则会降低N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的激励。(1)由此,得到
结论2绿色关税能有效刺激N企业减污R&D投资,而N企业成本上的劣势却会减少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以应对国内的污染税。但绿色关税对于S企业锦污R&D投姿没有作用。
3.2 政策Ⅱ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如果S国与N国就环保政策达成一致,采取一致的环保措施,即对在本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此时,N国不再对S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此时N、S国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利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出D时的各自产出为:
(1)在N企业进行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通过计算有:
在F下,则存在技术外溢,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时,N企业全部在S国生产但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在本国生产并出口N国,此时,存在技术外溢,且各自的市场供应为:
比较(11a)、(11b)、(11c)可以看出,N企业在E、F、D下其国内的供给相同但考虑成本差异时,E、F下要低于D时其对国内的供应,原因是D时在S国的生产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减污技术的高低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减污技术越高,产出越高,因为由此能规避更多的污染税。由此,得到
结论3在环保政策协调一致即各国都征收对称的污染税时,决定各国企业产出的是成本差异和减污技术的差异,成本越低的国家其产出越高,减污技术越高的企业其产出也越高;同时,成本差异是导致污染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假设cN>cS)。
(2)在E下,不存在技术外溢,i=N、S,把它代入式(11a),可以得到。在F、D时,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F、D时,存在知识技术的外溢,外溢效应为δ,把式(6)代入式(11b)和式(11c),并把QFN、QDN关于δ求导,有,即技术外溢程度越大,N企业的产出越低,而S企业的产出越多,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外溢,使得S企业收益,从而降低其污染成本,增加其产出;而S产出的增加会导致N产出的降低。由此,得到
结论4在环保政策对称下,一国企业增加其减污技术投入,会增加自身的产出,而减少竞争国的产出。技术外溢程度越严重,技术领先国的产出会由于技术外溢而降低,而技术落后国的产出会因为技术外溢而增加。
(3)把式(11)和式(5)、式(6)代入式(10),通过求解,可以得出在E时企业的减污R&D投资xNE、xSE(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以及在F、D下,由于存在技术外溢,S企业能模仿N企业的排污技术,即S企业的每单位产出的排放为,经过计算可得出xNF、xSF、xND、xSD值的函数形式(2),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xNE和xSE关于τ呈倒U型(即在τ较小时,,但在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投资随τ的增加而减少),对xNF、xSF,xND、xSD关于τ的函数亦呈倒U型,原因与政策I时的论述类同。在E下,没有技术外溢,所以此时技术模仿程度不会影响企业的减污技术投资。对xNF、xND、xSF、xSD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原因是对于N国企业来说,技术外溢程度越高,它投资于研发的外部性越大,投资越多,并不能为其带来越大的竞争优势,相反还好因为技术外溢造就竞争对手竞争力的提升,使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故N国企业没有减污技术投资的动力;对于S国企业来说,模仿的可能性越大,其进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激励就越低,因为模仿比创新的成本低。在成本差异情况下,对xNE、xNF、xND关于cN求导,对xSE、xSF、xSD关于cS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对xNE、xNF、xND关于cS求导和对xSE、xSF、xSD关于cN求导,其导数也大于0。可得到
结论5在环保政策对称时,污染税的提高会加大各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资(在污染税率较低时),但技术外溢程度δ的提高会降低各企业减污技术的投资;同时,成本对企业的影响与环保政策不对称时是一样的。
3.3 政策Ⅲ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N国和S国实行协调对称的环保政策,都对单位污染征收污染税τ,此时N国不对S国征收绿色关税,但由于存在技术外溢问题,N国对S企业出口到N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η,但对N企业的返出口不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此时N、S企业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
(1)求解式(12),可以得出E、F、D下,N、S企业的产出为:
从式(13)可以看出,η对N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η的增加能促使N企业生产更多,而η却能有效的抑制S企业的生产,这是因为,η是针对S企业征收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税,能有效的保护N企业,抑制S企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得出,η的实施,会减少N国的产品供应,但对于S国的供应却没有影响,原因是η的征收是单向的,不对称,只对S国企业出口到N国的商品征收(考虑成本差异时,有QNE<QNF<QND,QSE>QSF>QSD.)。由此,可得到
结论6当两国采取对称一致的环保政策,为保护知识产权,N国对S企业征收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时,其影响是不对称的,能有效的降低S企业的出口,增加N企业的产出。
(2)求解此时的环保研发投资可以得到xEN、xES、xFN、xFS、xDN、xDS值的函数形式。并且,在政策Ⅲ时,对xEN、xES、xFN、xFS、xDN、xDS关于τ求导,可得出与政策Ⅱ下类同的结论,即在τ较小时各导数大于0,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原因亦与政策I/Ⅱ下类同。τ对xFN、xDN、xFS、xDS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这结果与政策Ⅱ下类同,原因亦类同。对xEN、xFN、xDN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大于0,即;对xES、xFS、xDS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7在政策Ⅲ时,污染税率和技术外溢水平对各企业投资的影响与政策Ⅱ下类同,即污染税的提高会使得各企业增加减污技术投入,技术外溢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投资激励。而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则会抑制S企业的减污投资,增加N企业的减污投入。
4 不同政策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企业的产出及R&D投资比较
不同的政策会使得企业出口选址的条件发生变化,为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和论文篇幅,假设企业进行选址的条件是满足的(选址问题,读者可参考Alireza Naghavi(2006)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为突出比较不同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略去对不同国家企业差异的分析,即假设cN=cS=0(当考虑成本差异时,结果并不受影响);且,假设污染税税率τ、绿色关税税率t、知识产权说税率η是相等的,即τ=η=t,a=1。
4.1 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比较
(1)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且cN=cS=0,τ=η=t,a=1时,比较式(9a)、(11a)、(13a),并对N国企业在政策Ⅰ、Ⅱ、Ⅲ下的投资进行赋值比较(1)。从中可以看出xEⅢN>xEⅡN>xEⅠN,即N国在政策Ⅲ下的减污投资大于政策Ⅱ下的,政策Ⅱ的大于政策Ⅰ的(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一般都较低,现实中不会超过20%)。同样的,对S国企业的投资也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xEⅠS<xEⅢS<xEⅡS,即S企业在政策Ⅰ的投入最小,政策Ⅱ下的研发投入最多。加总N、S国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减污投资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Ⅲ居中、政策Ⅰ最少。但随着税率的增加,Ⅲ政策下的总投资会逐渐超过Ⅱ的总投资。
(2)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时,由式(8a)可得出政策Ⅰ下企业N和企业S的产出:
在政策Ⅱ下各自的产出为:
在Ⅲ下各自的产出为:
对式(14a)、式(14b)、式(14c)中的N企业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产出分别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N企业在政策Ⅲ的产出最多,Ⅰ的产出最小;而S企业在政策Ⅰ时的产出最多,Ⅲ最小。这是因为,政策Ⅲ对N企业的保护最大,而对S企业的征税最严重,政策Ⅰ时则正好相反。加总N、S企业在三种政策下的产出并进行比较可得,政策Ⅰ、Ⅱ、Ⅲ的产出依次递减,这是因为政策Ⅰ、Ⅱ、Ⅲ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依次加重,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故会降低其产出。因而,可得到
结论8随着税收政策的加重,N企业的减污投资和产出会逐渐增加,但S企业的投资在政策Ⅱ时最多。加总的产出随税收政策的加重而递减,但减污投资会递增。
4.2 在F和D时,N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投资和产出比较
根据赋值法,得出和4.1节相同的结果,即N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减污研发投资依次递增(F和D情况下走势相同);而S企业在政策Ⅱ下的投资最多,Ⅰ下的投资最少。N企业在F和D时的产出与在E时的产出类似,都是在政策Ⅰ、Ⅱ、Ⅲ下其产出递增,而S企业在正好相反,其产出依次递减。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在F和D时都是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Ⅰ最少,政策Ⅲ居中。而总和的产出与E时的情况类同,都是政策Ⅰ产出最多,政策Ⅲ最少,政策Ⅱ居中,其原因与E下类同。因而以得出
结论9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N企业都会享受政策的保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产出会随保护的增强而增加,其投资的激励也会加强。但S企业的产出则会递减,其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时最多。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最多,总和的产出以政策Ⅰ时最多,政策Ⅲ最少。
5 各种政策下的世界总体污染水平的比较
5.1 E情况时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比较
世界的污染水平由各国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加总决定,加总的污染物越多,世界的环境状况越差,总体的污染程度越高。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计算出E情况下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PⅠE、PⅡE、PⅢE.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后,可以得出E时,政策Ⅰ、Ⅱ、Ⅲ的世界污染状况,其中,政策Ⅰ下的污染最严重,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而政策Ⅱ居中。这是因为,政策Ⅲ下的环保政策最严厉,政策Ⅰ下的环保政策最缺少约束力,故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这与直觉是相吻合的。
5.2 F情况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IF、PⅡF、PⅢF,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得出F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有PIF>PⅡF>PⅢF.
5.3 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ⅠD、PⅡD、PⅢD,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知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为PⅢD<PⅡD<PⅠD,原因同E时。由此得出
结论10世界的总体污染水平在政策Ⅰ时最严重、政策Ⅱ时居中、政策Ⅲ时最低,即随着政策的越来越严厉,世界会变得更加洁净。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合对于企业减污投资水平、产出水平和世界污染状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了10个具有很强逻辑及和现实一致结论,表明了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协调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使之既有助于世界污染的减少,也能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既能增加总产出和增加对技术的投资,又能促进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要努力协调好国内的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这三者间的冲突降到最小,同时,也要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加强理论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达有利于中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主张。
由于计算的复杂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分析企业在E、F、D之间进行选择所必要满足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假设了满足该条件;同时,本文也未能分析各情况时的各政策下的社会总体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政府税收和环境洁净水平)及政府应该选择的最优税率及各种税率间的组合,而这是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留给了后续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应该加入本文所忽略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以加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1]Markusen J R,et al.Environmental policy when market structure and plant location are endogennous[J].Journal of 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3,24:69~86.
[2]Michael E.Porter,Claas van der Linde.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1:1~16.
[3]Carraro C,Siniscalcl D.Environmental policy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4,38:545~554.
协调政策 篇10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 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 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 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 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 间接作用于经济,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 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 在一般条件下,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 只能作短期调整, 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 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 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 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 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 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 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 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 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 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 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 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 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 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 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 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 因而效果非常猛烈, 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 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 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 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 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 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 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 调控货币供应量, 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 实践表明,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 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 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 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 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要加强协调配合, 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 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 (或风险最小化) 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 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 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 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 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 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 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 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 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 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 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 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 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 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长期来看, 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 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 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 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 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 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 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 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 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 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 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 避免出现通货膨胀, 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 在调整结构方面, 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 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 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 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就要健全金融市场,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 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 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 内需不足, 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 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 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 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在当今各国经济中宏观调控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已经成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 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 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 无论对于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胡琨.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04.
[2]刘尚希.中国消费率下滑引致的经济风险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 2008 (6) :4-10.
[3]孙光辉.关于财政融资创新之策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研究[J].中国市场, 2015 (9) .
[4]李春顶, 夏枫林.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及中国政策抉择[J].中国市场, 2014 (7) .
[5]张静, 任彤.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机制研究[J].中国市场, 2014 (11) .
协调政策 篇11
一、上半年地区经济形势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和地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上半年我国地区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如下六个突出特征：
（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体现
上半年，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均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大多数指标增速接近或快于东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
从投资增长来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30.2%、37.7%、35.3%和2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总量占全国地区投资总量的比重超过了51%，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区域。
从消费增长来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6.1%、16.5%、16.7%和16.1%，东北和中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这是前所未有的。去年同期，消费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东北地区的增速差距为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各地区消费增长差距趋于减小，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进出口贸易增长来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同比分别增长了32.6%、28.8%、41.2%和22.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总额的10.9%，所占份额同比上升了0.9个百分点。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贸易顺差分别增长了71.2%、112.1%、38.5%和87.1%，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顺差增长过快的态势。东部和东北地区顺差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4和0.8个百分点，西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下降0.4和1.7个百分点。
（二）中部地区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继续保持近年来增长较快的良好势头
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了22.2%、20.4%、22.2%和19%，中部、西部地区增速分列超前。与上年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增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中部地区增幅最大。
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工业产品销售率分别达到了96.6%、96.5%、97.8%和97.7%，中部地区产销率跃居第一。
近年来，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水平。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了50.6%、35.3%、34.8%和52.2%，2006年以来增速在四大地区中一直保持了增速第一的态势。
（三）东部地区结构调整趋于优化，经济发展的集约性进一步体现
上半年，东部地区经济形势总体是比较稳定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幅同比分别提高了3.8、15.5和13.7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增长迅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结构继续升级，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不断扩大。
根据有关省市提供的资料测算，上半年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都市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了14.6%、15%和13.1%，均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三大都市圈占全国各地区生产总体的比重为27.1%，基本与上年持平。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迅速提高。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长三角16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66元，突破了万元大关，居民收入同比增长15.3%，这已是长三角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第三年上半年增速超过15%。
（四）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积极推进，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今年以来，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重点地区在促进区域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体现。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稳步推进。天津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有关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诸多省市陆续提出了重点开发开放地区的战略部署，如河北提出了加快以曹妃甸为核心的港口群建设，组织编制了曹妃甸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规划；广西抓紧加快北部湾开发建设的有关政策研究，重大产业项目的前期工作正在抓紧推进；福建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此外，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地区、昌九工业走廊、皖江经济带、关中城市群等地区加快发展，也都成为有关省规划和建设的重点区域。
（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中的作用突显
今年以来，内蒙古、西藏、广西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态势，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调整优化。上半年，内蒙古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全国第一的同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了4.8%，化学需氧量同比下降了5.2%。上半年，西藏经济增长创造了10年来的新高，由于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带动了西藏旅游业和消费的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西藏消费增速高达26.6%，名列全国第一。广西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5.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创了13年来的最高。
与此同时，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继续扩大。一季度，新疆口岸中哈原油管道输油量稳步增长，一般贸易出口123.4万吨，增长66.8%；云南省与东盟国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6.4亿美元，增长45.5%。上半年，广西与东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1.6亿美元，东盟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六）区域合作的深度广度进一步展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上半年，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趋于活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反映了东部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的态势。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实际吸引外资增长了21.7%，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相比高了9.5个百分点。
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质量有所提高。江西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高达209%以上；湖南机电产品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增长了75.8%和44.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增长了59.1%和29.7%。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多数省份的机电、纺织、高新技术产品增幅明显已成为进出口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因和最大“亮点”。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上半年地区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局部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较为突出。二是局部区域环境恶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太湖、巢湖等水污染事件给区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三是个别地方在推进城镇化方面仍有偏快的倾向，擅自调整规划增加建设用地规模、以租代征、未批先用、开发区擅自扩区等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仍较严重。
二、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态势与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积极发挥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性，避免“一刀切”。要进一步研究实施空间指向性更为明确的区域政策。从区域政策着力点来看，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产业结构和总体竞争力，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中部地区应着力优化发展环境，抓紧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接受东部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的能力；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东北地区应着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积极促进资源性城市可持续发展，抓好振兴装备制造业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二）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地区的监控力度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繁荣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各个地区只有将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才有望实现整个区域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缓解“三过”问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控制局部地区的投资增长过快。要对投资增长过快地区继续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适当控制重大项目的开工节奏，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发展。
（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重点开发地区规划建设的一哄而上
重点开发开放地区是各个省市的投资重点地区和产业重要布局地区，也是有可能导致投资增长过快的重点地区。要本着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合理开发的原则，重点做好区域规划，统筹考虑空间开发、产业布局、项目投资、区域合作等各个方面关系，并通过规划控制开发规模和节奏，坚决防止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包括经济带、产业带、城市群、城市带）缺乏论证、一哄而上。
（四）高度重视局部区域环境污染加剧问题
要加大水源地保护力度，扎实做好“三河三湖”、三峡库区和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搞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认真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继续推进水资源保护工作。全面推行清洁生产，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切实把节能减排工作抓紧抓实。加快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工作，研究建立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抵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五）继续严把土地闸门
要继续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供地政策，严格审批方式调整后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经济调控政策，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着力解决征占土地中损害农民权益问题。对各地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情况进行调研和督促检查。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积极调整供地结构。加强对房价上涨过快城市的地价和土地供应监测，及时督促指导地方采取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提高经济适用房的供地规模。
（六）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划的工作
要积极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础工作，争取尽早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时，要进一步研究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等具体方案与实现方式，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要研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中的职责，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做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政策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协调政策 篇12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企业合并领域内的冲突
自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产生以来, 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之中, 冲突似乎成了常态。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根本原因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企业合并领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政策的基本理念不同。竞争政策主要应用于微观市场, 调整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 致力于确立和保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宏观经济市场, 立足于维护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必要时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以期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如出于保护幼稚产业的考虑, 政府可能会通过实施一些保护措施来提升幼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 直接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开始走向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市场拓展为世界市场, 而世界市场使企业间的竞争范围由国内竞争拓展为国际竞争, 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扩张和跨国并购的出现。一些国内企业为了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也会主动联合或进行并购, 这些行为都会极大地提高市场的集中度。
二、日本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经验借鉴
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可以将日本对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适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产业政策为主导, 排斥竞争政策
从二战结束以后至1975年, 日本主要实行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相关措施如下:首先, 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协调企业达成卡特尔。其次, 实行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日本制定和修改了多部法律, 如中小企业安定法, 出口交易法等, 在相关领域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最后, 修改反垄断法, 放松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防范和规制。①
(二) 逐步重视竞争政策, 反思产业政策
20世纪60年代后期,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 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 再加上1972年、1973年的“石油冲击”, 使得日本的产业政策目标和措施都发生了变化。政策目标从过去追求增长型转变为利用增长型;政策措施从过去政府过多干预转变为尽量利用市场机制。
(三) 竞争政策为主, 产业政策为辅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金融危机大大减弱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 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美国的不断施压使日本企业陷入困境。鉴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 日本政府开始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 推崇市场机制的竞争政策也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三、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我国的适用
(一) 产业政策主导, 竞争政策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前的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此阶段, 从主导产业的发展到战略产业的选择, 都是政府通过直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实现资源配置, 选择战略产业并大力保护和发展, 在推动这些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并逐步实现了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二) 弱化产业政策, 重视竞争政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一阶段, 应该更多的地适用竞争政策, 产业政策作为竞争政策实施之后的例外条款, 对竞争政策起到调节和补充作用。因为产业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的干预和补救政策, 但当市场机制较为健全时, 政府的干预往往会变得多余, 而且政府失灵的现象往往会显露, 这就难以避免会出现某些产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反而不如那些没有被产业政策保护的产业有竞争力的现象。②
(三) 竞争政策优先, 产业政策补充
当我国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竞争政策应该也必须成为了我国经济政策的主导, 但与此同时, 产业政策也不能完全抛弃, 为了保护和复制一些特殊产业的发展, 也应同时制定一些补救性的产业政策。一般来说,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竞争政策优先的战略是一种主流。无论我国经济发展如何成熟, 竞争政策优先并不代表产业政策的消亡, 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产业均实行竞争政策优先。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且竞争力弱的产业, 适当实行产业政策对国家和对产业而言都会更为有利。
参考文献
[1]刘继峰.论我国反垄断法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J].宏观经济研究, 2008 (4) .
[2]赵伟.干预市场—当代发达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