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配置（共4篇）
协调配置 篇1
摘要：在园林中,植物和建筑之间的的配置是自然与人工美的互相融合,两者如果处理适当,就能够使园林向着和谐与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两者处理的不得当,整个园林就会让人有一种陌生与厌倦感。本文就对园林建筑和园林植物配置的协调关系做一些简要分析,以期能够真正塑造园林的整体美。
关键词：园林建筑,园林植物配置,协调关系,分析与探究
1 园林建筑和园林植物的内在联系
在园林中,园林建筑给与之相应的植物提供了固定基址,把影响植物的一些小气候给有效改善。园林景观中的一些建筑房顶以及外环境既能够给植物提供一些固定基址,还可以对植物进行必要的保护,为植物的良好健康生长提供了一个适当环境。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植物造景时,园林建筑可以做夹景以及背景使用,江南一些地区的私家园林都会用植物在墙壁上进行绘画,以墙做纸,一行翠竹、几块岩石、翠绿的小草,都可以用白色的粉墙当做绘画的背景,勾勒出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色。另外,各种不同形式的门窗以及洞口也可以起到一个框景的效果,从而形成一幅形态各异的“无心画”,与周围的植物一并形成优美的景观。通常情况下,所指的景色是说园林中植物的景观,而筑显而易见就是指园林中的建筑景观。园林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优美的景色就是景和筑的完美交融,它们之间有着和谐的内在联系。首先,园林植物的物种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衬托。因此,在对园林物种进行选择时务必要把物种之间的这种互相映衬的美予以重视,比如,在选择花类以及树木树种时,必须要考虑这两者的协调性,一般情况下,一些季节性花类可以与常青树的树种互相映衬,从而产生出一种对比和反衬的效果。其次,园林中的建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同的建筑物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在搭配建筑物时一定要恰当处理。
2 园林建筑和园林植物的外在联系
2.1 建筑与植物颜色搭配要协调
春嫩夏绿、秋黄冬白,在园林中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要想让园林中的四季景色都能充满绿意和生机,就必须对植物的不同颜色进行协调和搭配,从而形成不一样的韵味和精致之美。在春天,树木的新蕊要和园林中亭子上的蓝色琉璃瓦相互衬托,欣欣向荣之意就会油然而生;在夏天,茂密的树叶要和园林中假山上流动缓急的白色瀑布相得益彰,就会让人有一种自然清凉的感觉;在秋天,要让平静透明的湖水与金黄的落叶、静止的鹅卵石衬托的惟妙惟肖,让它们之间能够迸发出落叶临秋以及水落石出的自然情感;在冬天,要把一些常青树、落叶树与银装素裹的世界相对照,使它们之间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让人从中可以体验到生命的延续以及生命的轮回。
2.2 建筑与植物物种之间的比例要合理
园林中都有大景色和小景色之分,在搭配这些景色的时候要注重它们之间要相得益彰,能够体现出映衬美以及合理的比例,可以做到大景色衬托小景色,大景色中能够突显出小景色,从而产生出一种比较自然的审美视觉效果。为了能够把园林中的主题给有效体现出来,在进行植物物种配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在对园林的某一个景点进行命名时,可以根据植物来进行,让这个景点在园林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国园林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杭州西湖中著名的“柳浪闻莺”景点,它的命名就是依照植物来进行,让人们看到名字就能够知道这个景点的意思,原来在景点的重要位置中设有许多柳树,这些柳树一起形成了一个“柳浪”的自然景色。当然,在园林中一定要协调好景观之间的大小比例。在选择设置园林建筑以及园林物种中务必要注重它们之间的比例美,尽可能做到框景、远景和近景搭配的相得益彰,使之能够完美融合在一起。
2.3 景观与建筑物之间的联系要紧密
通常来说,建筑与植物物种之间在园林中有着必然联系。在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各个植物物种和建筑之间保持映衬和协调,在对植物物种进行选择时,既要把物种之间的联系予以重视,还要掌握植物物种和园林建筑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园林中的亭台轩榭搭配花草树木就能够把一种曲径通幽的视觉感受给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园林中的各个植物能够增加建筑的丰富性,形成一个界面。当前,许多建筑都注重运用植物来分界,以此来界定空间,植物如果能够做到疏密相间,既虚又实,相互衬托,能够和建筑物结合成一个整体,就能够呈现出和谐与健康之美。
3 结语
要想从根本上创建一个自然优美的园林景观,广大设计师务必要把园林建筑和园林植物配置的协调关系进行一个充分理解与认识,依照它们之间的内在和外在联系,科学进行因地制宜,最大化实现园林建筑和园林植物配置的互相衬托和协调,做到植物和山水的完美融合,形成自然和建筑的统一性,为人们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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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丽杰.城市园林绿化的作用与意义综述[J].中国科技博览,2013(9)
协调配置 篇2
一、改革开放前的财政均衡配置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区域经济差距、群体利益差距巨大。改变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极不平衡状况,均衡区域间、群体间利益,特别是围绕均衡群体间利益,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均衡政策。
一是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围绕人群利益划分阶级成分,施行了在城镇围绕剥夺资本家剥削的以均衡劳动者利益的阶层管理制度,在农村围绕剥夺封建地主剥削的以均衡农民利益的农村土地全民所有制度。这些政策围绕发挥以广阔农村巨大能量提携城镇发展能力的均衡指导思想,在执行中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哺育城镇、以农业哺育工业的城镇工资与农村工分分设的劳动报酬政策,这种政策把社会主义均衡思想推向了极致。应当说,这种政策的设计初衷是相对均等或均衡的,对具有生活资源的农村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按“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的农民将剩余的农副产品按规定价格统一卖给国家,由国家按计划统一供应以劳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的城镇居民[1]。按此分配制度,财力短缺的政府承担了供应城镇群体的“粮票”、“布票”、“煤票”、“肉票”等项“暗补”性质的财政支出,努力维持以挣工分直接分取农副产品等生活资料的农村群体和以挣工资购买生活物品的城镇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财政资源配置政策围绕均衡群体利益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二是平衡区域发展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围绕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工业集聚沿海地区70%、内陆地区30%的区域非均衡布局[2],在均衡区域发展上财政实行了以“统收统支”为主的财政体制,围绕区域间财政资源均衡调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财力供给,财政予以通力支撑,区域发展按计划通盘进行。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该时期只有六个年头实行了“统收统支”财政体制(1950—1952年,1966—1968年),大多时期实行了“分类分成”、“总额分成”等项财政体制,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始终不变的观点是缺乏分析的[3]。但“统收统支”体制作为中央集权的代名词,尽管1950—1978年预算管理体制多次调整,只是中央集中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企事业单位实行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4],以“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为衡量这个时期财政政策导向的主要依据应当不再有异议。作为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杠杆,这一时期财政体制政策的实施如果加剧在“分类”上弱化或否定均衡群体利益、均衡区域发展的财政职能作用,就影响了均衡治国方略、均衡发展制度的实施,这不是方法上的问题,而是路线上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均衡思想主导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学者所认为的“分类与总额分成”的体制不但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动力,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该时期倡导该体制的相关领导人的政治包袱,加剧了其政治风险。即使类似体制安排有益于经济的活跃,但作为经济基础的财政不能脱离政治要求。毕竟,财政体制安排难以脱离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再进一步的财政“分类”体制必定成为该时期均衡思想的“异类”体制。
三是事无巨细的财政保障制度。以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的财政管理体制和以“统收统支”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施,在均衡区域发展上围绕沿海工业过于集中的状况,在鼓励内地发展工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企业没有投资权,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包括基本建设拨款、企业流动资金支出等重要支出项目,财政的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60%以上的情况下,财政包揽了各项社会事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系,并与统收统支、高就业、低工资体制相适应,国有企业为职工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福利则建立了由财政直接支出的财政保障制度。[5]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制度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均衡制度的实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演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三次产业发展极不协调的格局,特别是追求区域发展齐头并进,致使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重点没有形成,群体生活改善幅度较小,“大锅饭”使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没有形成多大差距,贫困程度基本相似。这些情况表明,这一时期区域均衡理念、群体均贫富观念与实践,在政策实施中所带来的整体贫穷和城乡群体待遇差距过大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改革僵化了的社会福利政策、资源配置政策已经迫在眉睫。
二、改革开放后的财政非均衡配置政策
改革开放前中国财政经济资源均衡配置政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大锅饭”平均主义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民生活整体上处于艰苦状态,后代教育中“反潮流”、“白卷先生”成为时髦,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为解决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的讲话,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观点为标志,非均衡资源配置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
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非均衡财政政策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94年的非均衡政策实施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分灶吃饭”体制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非均衡财政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但“分权让利”体制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的同时,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并导致财政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
在改革开放初期,继承“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思想,首先确立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农业“大包干”政策为短缺经济注入了活力。继发的企业承包制度进一步释放了城镇职工的活力,平均主义分配思想、“铁饭碗”的打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形式所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激活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围绕改变农村按劳动日挣取工分和城镇职工按平均工作量计酬的“养懒汉”机制,以鼓励多劳多得为目的的劳动工资“大包干”制度从乡村扩大到城镇,调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制度逐步纳入了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轨道。
非均衡发展战略把推进东部沿海经济发展作为重点,在财政体制、资金投入、项目摆布、建设项目上实施了大力倾斜,先后创办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开辟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南岛等经济地带,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1994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投入东部地区的比例高达62.9%[6],区域发展重点更加明确。在财富增长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先富带后富”;在分配形式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7]。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放权让利”的财政资源配置政策一度发挥了巨大作用,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壮大财政实力的积极性,全国经济建设大局进一步活跃。
在这个进程中,财政在计划时期对经济社会事务事无巨细、无孔不入的资源分配职能逐步萎缩,对国有企业从流动资金供给到折旧和工资审批等具体事务的管理中逐步淡出,财政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的逐步减少为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同时,以行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从“分灶吃饭”到“包干上交”财政体制的实施,也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壁垒,阻碍了地区间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向地方过度倾斜的一系列非均衡政策逐步带来了以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双下降”为突出表现的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大幅度减弱的问题,成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的“瓶颈”,引发了1994年以经济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是1994—2003年的非均衡政策回调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围绕提高“两个比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政府间财政利益关系,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非均衡的财政资源配置政策进行了回调,努力使财政政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围绕规范市场与政府边界、各级政府间的利益边界,1998年进一步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并与围绕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紧密呼应,在扩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围绕改革财政支出管理方式、优化支出结构、实施部门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财政资源非均衡配置政策在“分税制”体制改革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并取得预期效果后,转为规范群体间利益关系。这种转变标志着以非均衡政策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围绕促进社会公平、群体和谐的协调理念和资源配置方式与结构的优化,正在向规范区域间、政府间、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创新上快步推进。
三、21世纪以来的财政非均衡协调配置政策
伴随着1998年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提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改革重点逐步转到改变财政支出管理方式上来。部门预算管理改革、政府采购制度的全面实施、国库支付制度等项财政改革相继推出,对于规范政府内部管理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长远意义。但只在管理方式上进行超前改革,还难以带来显著的即期效果,而财政支出所体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却不断走向复杂化。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进一步维持了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较高比重,但中央财政对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性转移支持等保障性措施没有相应跟上,导致在21世纪初发生了大面积的基层公教人员工资不能及时发放的问题;城镇群体间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失业下岗人员、低收入人员待遇反差较大;地区间不同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使区域壁垒问题出现了新动向,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出现了新的问题。因此,加大对区域之间、群体之间、政府之间利益的协调,已经刻不容缓。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围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围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自此,财政资源配置政策以“五个统筹”和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目标,由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非均衡政策转为协调。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财政作为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杠杆,统筹协调区域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在协调群体利益关系上,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在协调区域利益关系上,围绕国土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群体间的协调力度。财政投入向广大农村地区倾斜,财政惠农政策补助标准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体制加大了解决地区间不合理基数所带来的不均等对待问题,政府专款加大了向不发达区域的倾斜,围绕不同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正在谋划实施区别对待的财政体制政策。财政投入向困难群体倾斜,社会保障标准不断提高,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财政政策服务于社会各类群体的力度不断加大。均衡或均等目标作为非均衡资源配置政策的实施方向,已经贯彻到财政政策的实施之中。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财政均衡配置政策到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配置,再发展到新时期的非均衡协调配置,财政资源配置实践实际上已经走过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路径(见图1)。非均衡协调实质上追求的是均衡,但这种均衡不再是瓦尔拉斯的市场一般均衡,所蕴含的非均衡也不是凯恩斯的反均衡,而是着眼于社会和谐的非均衡协调。非均衡协调政策手段应当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手段,在社会经济运行的非均衡发展常态下,以非均衡手段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均衡,这应当是财政政策体制安排的恒久主题。
摘要：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西方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走向了古典均衡理论下的政府不干预和非均衡理论下的政府强力干预两个极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财政资源实行了计划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在保证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问题,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要求,对财政资源实行了非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等社会经济问题。为此,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五个统筹”的提出为标准,财政资源配置政策进入了非均衡协调时期。所以,非均衡协调应当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手段,在社会经济运行的非均衡发展常态下,通过非均衡手段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均衡目标。
关键词：财政,资源配置,非均衡协调,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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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深溪.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J].学习时报,2003,(6).
协调配置 篇3
关键词：交通资源,区域经济,协调性
1 引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运输服务的高效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前提, 是实现高效率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交通资源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生产要素, 是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必要条件。合理的交通资源配置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对交通资源的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板块, 已建立起了立体化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并存的交通运输网络。但同时, 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的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如何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充分发挥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 成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交通资源的经济影响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1776) 指出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增加会发挥很大作用,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良, 可以促进社会分工, 进而增加国民财富。田仪顺 (2014) 运用不同阶段的交通需求层次、交通需求匹配和交通需求竞争等原理, 分析了日本客货运输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以此研究交通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
本文运用DEA-BCC方法构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 将其应用于分析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在实证基础上从时空维度探究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交通资源配置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2 DEA-BCC模型
2.1 DEA方法概述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W.W.Cooper和E.Rhode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该方法运用多输入、多输出的指标数据, 对同类型的投入产出系统 (称为决策单元) 进行相对效率的评价。
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绩效评价中, 各指标可使用不同的量纲, 且不需要以参数形式规定生产前沿函数。该方法同时可以根据投入产出是否存在冗余的分析结果估计某个决策单元达到相对有效时, 其产出可以增加或投入可以减少的量,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
2.2 DEA-BCC模型
在目前的DEA理论体系中, 最具代表性的模型为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是基于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的假设, 为考虑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 Banker, A.Charnes和W.W.Cooper于1984提出了改进CCR模型的方案, 用BCC模型衡量可变规模报酬状态下各分析主体间的相对效率。
BCC-DEA的经济学含义可解释为, 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1, 则称达到了DEA有效;若二者均不为1, 则称是非DEA有效;若二者中只有其一为1, 则表明达到了弱DEA有效。
3 协调性评价的指标设置与模型计算结果
3.1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将DEA-BCC模型各决策单元效率值作为各城市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依据。将衡量各城市交通资源配置能力的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而将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作为产出变量。
在衡量区域交通资源配置能力方面, 选取城市客运量 (X1) 、货运量 (X2) 、旅客周转量 (X3) 、货物周转量 (X4) 、公路运营里程 (X5) 五个变量作为BCC模型的投入变量;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 (Y) 作为产出变量。
3.2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依据2010年5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界定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范围, 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
3.3 模型计算结果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DEAP 2.1对数据运算后得到的结果见表1。
4 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时空分析
4.1 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时序变动分析
将表1中长三角地区各省 (市) 以及地区整体平均协调度与时间序列进行拟合 (见图1) , 可以看出, 长三角地区整体协调度处在0.75~0.9之间, 说明长三角地区近十年交通资源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协调关系一直处于磨合阶段。虽然地区整体协调度较高, 但十年内持续的交通资源投入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未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加显著的推动作用。
近十年来, 尽管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的布局和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可达性水平, 但由于区域内缺乏整体的综合交通规划, 使得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方式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未能实现有效衔接, 无法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4.2 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分析
由图1可知, 近十年来上海市交通资源配置与城市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江苏省和浙江省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仍处于相互磨合的阶段。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在长三角地区始终处于领先, 而江苏省和浙江省两者间经济差距较小, 两省协调度波动趋势也较为相似。由此可见,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交通资源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注:其中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表2显示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13年交通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状况。从表2可看出,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扬州五个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为1, 达到了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五个城市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综合效率为1, 规模报酬不变, 意味着其交通资源配置合理, 利用得当, 产生了稳定高效的规模收益。
除此之外, 长三角地区其余11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小于1, 其交通资源配置属于非DEA有效, 未能与城市经济发展相适应。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DEA-BCC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从时空角度分析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从总体上看, 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协调关系尚处于磨合阶段。应整合地区内各交通运输方式, 构建多位一体、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网络的整体功能, 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如上海市) 交通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协调的水平。这说明区域经济与交通资源配置存在某种互动规律, 两者相互牵制, 相互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长远眼光, 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标准、功能设定等要充分考虑在较长时期内适应地区产业未来发展的要求,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度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 长三角地区交通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虽然整体处于相对协调的水平, 但地区内各城市间仍存在一定差异。各城市应结合自身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特点, 制定符合自身经济发展规律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 在地区间力求产业分工协作发展, 加强与其他城市间的空间联系。
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要求各城市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发展交通运输, 发挥区位优势, 扩大规模效益;又需要政府从整体出发统筹规划, 形成综合性、一体化的运输体系,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节约交易成本, 扩大市场, 加强区域专业化与分工协作的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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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配置 篇4
沾化县正处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阶段,需要有一个更加稳固的农业做支撑。近几年,沾化县加大各级财政投入,结合土地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多渠道、多元化筹资,加大田间配套工程建设力度,使农业自我抵御灾害能力得到有效大幅度的提高[1]。2011年沾化县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取得第三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格,又成功申报被升级确定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全力打造“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实现了灌排分设,沟、路、渠畅通,改善了生产条件,为研究区域农业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打下夯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准备。对区域农业水资源优化配置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农业水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对工业、农业及其他水资源分配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采用大系统分解协调法进行农业水资源优化配置,大系统分解协调法作为一种优化控制策略具有明显优势,即通过适当的途径把一个大系统划分成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由各自协调过程中信息的交换方式不同而形成各自的区别,可以减少计算机存储容量及计算时间,系统结构更灵活、易于处理[2]。
1 沾化县典型农业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典型农业区位于沾化县西南部古城镇和下洼镇境内,东至秦口河、西至北关河,南至两镇与大高镇交界附近,北至北三里村南排沟。典型农业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属于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水资源匮乏,地下水多为苦咸水,无法用于农田灌溉,降雨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各季分布不均匀且沿海滩涂面积较大,可利用降雨径流少[3]。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依靠引黄,水资源用水紧张。为了缓解典型农业区水资源用水紧张问题,对其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沾化县水利发展总体规划》、《沾化县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2012年度项目工程设计》以及《沾化县农田水利综合规划》和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分析,采用定额法计算需水量,坚持两项最基本的原则,即先保证生活用水再发展工业用水、先采取节水保水措施再寻求新水源,进行水资源平衡计算。结果如表1。
万m3
针对典型农业区的水资源短缺状况,应提高对区域内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的调整农业耕作制度、耕作面积、种植结构、灌溉定额、灌溉制度,同时大力开展节水灌溉技术,构建节水型社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水源消耗,确保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人畜饮水安全。
2 模型的建立
第一层为多作物水资源优化模型,以各作物在不同时空和数量上对水资源的需求为基础,求解不同作物在不同时期分配的水量,确定区域内作物的最优种植结构,其作用是把第二层农业部门分配给作物的灌溉水量进行优化配置,得到农业系统的最大效益,并将其反馈到第二层。第二层为区域水资源优化模型,以各部门的效益为基础(其中农业的效益由第一层模型提供),在一定总用水量的情况下,分配各用水部门的用水量,以求整个系统的综合效益最大。模型的目标函数是水资源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效益,约束条件包括水量平衡约束(供水量限制与需水量限制)、种植面积约束、粮食安全约束、区域水资源协调约束以及水质约束。
2.1 多作物水资源优化模型(第一层模型)
2.1.1 目标函数
在农业水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优化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各种作物净效益之和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多作物水资源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即:
式中:Zmax指各种作物的最大净效益,结果反馈到第二层协调;F(Qi)是第i种作物的效益指标,与作物供水量的大小密切相关;Ai为第i种作物的种植面积;Ymi为第i种作物的丰产产量;Pi为第i种作物的单价;C为单位水供水成本;Xik为i作物k时段的供水量。
2.1.2 约束方程
约束条件主要选取作物种植面积约束、产量约束、水源供水约束、作物灌水约束及非负约束,具体约束条件如下:
(1)种植面积约束。
式中:A为耕地总面积;Ai为i种作物最优种植面积;εi为i种作物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ai,bi分别为每种作物种植的下、上限。
(2)供水量约束。在区域水资源短缺条件下,水资源是地区种植业发展中最主要的约束条件,水源输出的水量不能超过同时段向农业可供的最大水量,即:
式中:Wk为k时段的农业可供水量,由模型的第二层提供的农业供水量约束,m3。
(3)灌水量约束。区域不同作物在各时段灌溉的水量之和应等于相应时段内引用的水量,即:
式中:▽为灌溉水利用系数;dik为i作物k时段单位面积田间灌水量。
(4)粮食安全约束。不同作物优化的种植面积必须保证区域内的粮食最低需求。
式中:t为区域内人口总量;QWi为i作物的人均最低需求量。
(5)非负约束。模型中的决策变量也就是作物灌溉面积及时段供水量应该是非负的,即:
2.2 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数学模型(第二层模型)
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应遵循高效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和最小破坏性原则[4]。水资源的高效性在追求经济高效的同时,也应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造成危害,并能给社会人民带来益处,比如增加人均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效益的高效性。
2.2.1 目标函数
水资源系统优化是多目标的,以期最大限度的实现区域最好的整体效益,遵循高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3个层面选择指标来反映整体目标。
其中,f1(X)为经济效益方面,目标函数为:
式中:F(Wj)为第j部门的效益函数,农业部门的效益由第一层模型反馈;C为单位水量供水成本,元/m3;Wjk为j部门k时段的供水量。
f2(X)为社会效益方面,将总缺水量最小作为社会目标,即:
式中:QWj为j用水部门需水量,m3。
f3(X)为环境效益方面,选择BOD的排放量最小来反映区域的环境效益,目标函数为:
式中:djk为j用水部门k时段单位废水中BOD的含量,mg/L;pjk为j用水部门k时段污水排放系数。
2.2.2 约束条件
(1)需水约束———用水部门最大、最小需水约束。
式中:Wjmin、Wjmax分别为j部门全年最小、最大需水量,m3,因代表年及典型年的不同Wjmin、Wjmax也会发生变化。
(2)可供水量约束。根据区内在不同时段内的供水能力不同,而实际供水量不应超过最大可供水量。各时段可供水约束以多年平均值为限。
式中:TW为可供水量,m3。
(3)区域水资源协调约束。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实现区域内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水资源协调约束条件为:
式中:μj=βj/β,其中βj、β的表达式如下:
式(13)和(14)中:μ*、μ*分别为j部门供水满足程度上、下临界值;Dj表示j部门全年最大需水量;βj为j部门供水满足程度;β表示区域内水资源供给总体满足程度。
(4)排水系统的水质约束———达标排放。
式中:cjk表示j用水部门在k时段排放BOD的浓度;c0表示BOD符合排放规定标准的浓度。
(5)非负约束:数学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即分配水量应保证是非负。
2.2.3 模型的求解
关联预测法和关联平衡法是两种常用的协调方法,本文运用关联预测法。关联预测法又称模型协调法,其基本思想是用指定子系统模型关联输出变量的办法将各子系统去耦。只需要指定关联的输出变量,而对于与其他子系统不相关的输出变量可不予指定,被指定的模型输出变量称为协调变量。然后,每一个子系统的决策单元可根据自己的控制性能指标和给定的模型方程与约束条件独立地来寻求自己的最优控制设定向量,而关联输入和关联输出向量都是指定的。再由协调器寻求一组最优的模型输出向量使得在这组向量下各子系统求得的最优控制向量,同时也是整个系统的最优控制向量,即能使整个系统的控制性能指标取极小或极大。
首先由第二层模型给出可行域,并给出各用水部门的初始供水量W1、W2、W3、W4,由初始值计算第一层模型农业的效益,反馈到第二层模型计算整体的效益。根据一定的方向调整各部门的供水量,重新计算目标函数,对比两次计算结果,如果改进则继续按照该方向调整供水量,否则,按照反方向调整供水量,直到整体系统的综合效益达到最优。
3 结果及分析
本次计算的水平年选择75%的偏枯年。
3.1 第一层模型的结果及分析
不同时段各作物的水资源分配量、水源供给作物的状况及作物优化种植模式,见表2、表3。
hm2
万m3
由表2可知,优化后的农业种植结构,小麦和玉米种植比例最大,棉花和冬枣的种植比例相差不大。根据表3不同时段向不同作物的供水量可知,偏枯年主要集中在3-6月份。
3.2 第二层模型的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大系统分解协调优化模型的求解,得出典型区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的目标值、供水量计算结果及用水部门各时段的供水分配结果。不同用水部门的供水量结果,见表4。
万m3
典型区工业、生活、生态各用水部门的月供水量相等,分别为12.33、5.39、0.62万m3。典型区农业用水部门在不同时段的供水量如表5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农业用水部门供水保证程度均大于60%,且都满足各部门的最低用水需求,除农业外各部门供水保证率均达到100%。在75%保证率的4月、6月、9月和11月供水满足程度较低,其他月份的供水满足程度在70%以上。
4 结语
(1)研究了沾化县典型农业区的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大系统优化分解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区域内水资源存在现状,建立了区域-农业两层次的大系统优化数学模型。结果实现了典型农业区内各水资源的综合效益最优。
(2)优化了区域水资源,农业用水部门的用水满足程度均大于60%,其他部门均能能达到100%,优化供水效果明显。
(3)优化了的农业种植结构,小麦和玉米种植比例最大,棉花和冬枣的种植比例相差不大。
经大系统分解协调优化,沾化县典型农业区水资源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分配得到有效协调,体现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优化配置模型的要求。沾化县典型农业区水资源优化配置不仅可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可以实现区域最大的综合效益,证明了其模型与方法是有效的、可行的,优化配置成果是合理的。此优化配置模型与成果为该区水资源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利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常艳丽.沾化县水资源需求预测及应对措施[J].山东水利,2012,(1):45-48.
[2]陈南祥,李跃鹏,徐晨光.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的水资源优化配置[J].水利学报,2006,37(3):308-313.
[3]梁团豪,谢新民,崔新颖,等.西辽河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J].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09,(4):291-295.